滇式銅鼓的文化傳播與百濮的歷史變遷

摘 要：銅鼓是古代中國西南和嶺南地區及以中南半島為主的東南亞地區少數民族廣泛使用的最重要的青銅器物種。我國古代銅鼓源遠流長，絢麗璀璨，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發展演變系統。銅鼓也逐漸被賦予了祭祀、軍事指揮、王權象征、財富功能等多重社會文化功能。鑄造和使用銅鼓己經成為這些地區一種具有特殊社會意義的傳統文化，也是我國南方少數民族政治、文化、宗教觀念和社會習俗的具體反映，并孕育了璀璨奪目的銅鼓文明。

關鍵詞：滇式銅鼓；文化傳播；百濮；歷史變遷

中圖分類號：J5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44X（2023）06-0045-010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ysb.2023.06.006

銅鼓由作為炊具使用的銅釜衍變而來，在中國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地區及整個亞洲東南部地區分布范圍及功能用途非常廣泛，尤其在我國秦漢以來南方諸多民族中扮演著多重角色，往往蘊含著宗教文化的價值功能，被古代先民作為打擊樂器、禮器、神器和重器使用，產生了內涵極為豐富、特征非常鮮明的銅鼓文化。從考古學的文化面貌和發展序列來看，各個地區和不同年代鼓的大小、形制、造型和紋飾有一定的差異，但作為樂器使用是其必備功能。而生活在我國嶺南及云貴川地區的百越先民所使用的銅鼓，除了在樂舞演出中使用外，在先秦時期，云南“鳩僚”從造型、紋飾等方面對銅鼓平面裝飾進一步補充和烘托，產生了久負盛名的石寨山式銅鼓。銅鼓也逐漸被賦予了祭祀、軍事指揮、王權象征、財富地位等多重社會文化功能。此類型銅鼓流傳歷史悠久、分布范圍很廣、使用者屬于多個民族。研究此類型銅鼓的地理分布、紋飾特點、衍變趨從性具有重大學術價值，有利于理清嶺南地區和云貴川少數民族聚居區乃至整個亞洲東南部地區主要民族的分布遷移、交錯居住、彼此融合的來龍去脈。

一、滇式銅鼓的地理分布區域

滇式銅鼓，最早出現于滇中、滇西地區，大體分為A型、B型。A型也稱萬家壩型，以楚雄舊城址萬家壩地區出土的銅鼓為典型，該地區出土的銅鼓年代在公元前690年，是迄今為止境內外出土的年代最為久遠的銅鼓（濫觴期）。B型也稱石寨山型，以滇中晉寧縣石寨山西漢墓葬群出土的銅鼓為典型器。A型作為“原始銅鼓”，是B型銅鼓的起源，二者前后相承的脈絡非常清晰。[1]86而且，我國從事民族考古的研究人員多數認為，A型銅鼓是原始銅鼓，B型銅鼓是在A型銅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演變而來的。眾所周知，云南是我國銅鼓的主要發祥地之一，滇南澤一帶是原始銅鼓出土數量較大的地區，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晉寧、牟定、祿豐、江川、彌渡、西盟等地出土了一批秦漢前后的銅鼓。滇式銅鼓自滇中西部地區出現之后，在云貴川地區諸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融合的語境下，逐漸打破了地域、時空、資源的局限性，向滇東地區和兩廣地區傳播擴散，大約在廣東與廣西交接的西江流域一帶，在與中原地區青銅文明的交流碰撞后，最終誕生了一種在形制與紋飾等方面有別于早期的新式銅鼓。

滇式銅鼓的地理分布區域。A型銅鼓出土和發現的共計22面，全部于云南地區發掘或向社會征集而來。當中7面是由云南省級文博部門與文物商店通過有償征集而得，因而其出土地位置無法確定，其余15面銅鼓的出土位置準確。其中楚雄萬家壩青銅時代墓葬M17出土3面，M4發掘2面，楚雄蒼嶺水電站工地出土2面（通過征集途徑而得，經文物主管部門調查出土銅鼓的地點同時出土青銅劍、青銅斧、青銅鎬、青銅盾牌等，顯然屬于陪葬品），祿豐石龍后山一帶戰國墓葬遺址出土1面，祥云大波那龍山戰國銅棺墓出土2面，保山昌寧大甸山墓葬群出土銅釧、銅盒、銅彎刀、銅鐘伴出1面，1992年江川李家山69號墓出土一批貯貝器、俑、編鐘伴出1面[2]25。此外，1974年德欽永芝戰國末至西漢早期的古墓葬出土3面，1995年彌渡合家山窖藏遺址發掘1面[3]，2008年紅河州瀘西縣大逸圃墓葬出土有戈、劍、銅矛、箭鏃、銅劍鞘等伴出1面，1988年個舊黑螞井漢墓群出土一批青銅燈伴出2面，1977年至1981年曲靖八塔臺墓地出土一批有帶耳罐、鼎和盤等陶器伴出3面。[4]上述22面滇式銅鼓A型鼓中，19面為墓葬出土的隨葬品，為隨葬品組合；3面為遺址挖掘出土，未發現有其他器物。

綜上所述，滇式銅鼓A型鼓的出土地點大多數位于滇中一帶。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隨葬品組合的墓葬中出土的19面銅鼓中有13面出土地點在昆明、曲靖、紅河州境內，另外6面的出土地點也位于滇中偏西一帶的祿豐、南華、元謀、牟定等地。

滇式銅鼓B型鼓，迄今為止國內共發現83面。除了云南省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商店等文博機構收藏的7面銅鼓具體出土位置無法確定之外，其余銅鼓的出土位置均有明確記錄。出土地點在云南省內的有36面，其中昆明市晉寧石寨山戰國至漢代古滇國墓葬遺址群出土B型銅鼓22面（伴出有銅鼓形貯貝器37具）。1972—1992年玉溪江川李家山戰國至東漢初期的墓葬群出土9面（伴出有銅鼓形貯貝器5具）。1977年曲靖八塔臺等墓地出土一批陶器、銅鐵合制器、鐵器、鉛器，伴出銅鼓3面，陸良、羅平、會澤等地各出土1面，騰沖張家寨芹菜塘出土銅鼓1面[5]。

此外，1954年至198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廣西賓陽思隴、新橋、蘆墟、黎塘等地發現銅鼓7面；20世紀60年代末，在百色西林境內銅棺墓葬出土銅鼓1面；遵義地區播州楊氏墓葬出土銅鼓2面；1996年，涼山鹽源老龍頭墓葬進行搶救發掘出土編鐘、銅劍、陶器等伴出銅鼓1面，田東縣祥周鎮和林逢鎮戰國時代墓葬出土銅鼓2面。

在越南、泰國、緬甸、老撾等東南亞國家也曾經出土過一批滇式銅鼓B型鼓，尤以中越邊境一帶出土數量較為密集。據筆者統計，有北流Ⅰ、Ⅱ號，靈山Ⅱ、Ⅲ號，冷水沖、武鳴、扶綏、大新、天等、平果、德保、靖西、那坡等鼓27面（作為明器使用的銅鼓不列入統計范圍）。[6]

顯而易見，滇式銅鼓B型鼓的地理分布區域比較廣，傳播路徑復雜，甚至在東南亞地區也很流行。西至保山騰沖的中緬邊境一帶，北面達涼山州會理縣，東北方位與畢節赫章重疊，東南邊至今廣西貴港，南面則遠至今東南亞地區的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上文所指的滇式銅鼓B型鼓中位于我國境內以墓葬出土隨葬品組合形式呈現的約54面銅鼓中，以云南境內分布最為密集，達36面，而且以滇南澤一帶為核心區。與云南接壤的廣西地區則以百色澄碧河口——南寧左江河口流域、畢節赫章——中越邊境一帶出土數量最多。

與此同時，曲靖珠街街道董家村八塔臺古墓群出土有2面（同時出土有青銅劍、鐵器、陶器、玉石器等隨葬品）[2]29，2011年廣南牧宜古墓群出土大量的鎏金銅器、漆器、銅鐓、鐵矛伴出銅鼓1面，均屬于萬家壩A型鼓與石寨山B型鼓的過渡器。[7]此種形制的過渡器也曾出現于越南中北沿海地區清化省一帶，1924年法國考古隊在當地叫東山的小村莊進行長達7年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銅劍、銅鋤等青銅器，其中就包括石寨山B型鼓的過渡器3面。[8]上述6面過渡性銅鼓，考古學者在對其進行分類時，有的認為應屬于滇式銅鼓A型鼓，有的則將其歸為滇式銅鼓B型鼓。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并無矛盾，因為該6面過渡型銅鼓既是滇式銅鼓A型鼓的最末階段的器物，又是滇式銅鼓B型鼓的前期器物，它們對于探索當時使用該器物的民族的生活習俗、文化藝術、工藝美術、宗教信仰、審美觀點等一系列的問題，對研究當地的民族歷史與分布、生活習俗、人文歷史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考古價值。

綜合以上所論述的關于滇式銅鼓的地理位置、分布區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和相關問題：

1.滇式銅鼓A型鼓主要出土于滇中附近一帶，滇式銅鼓B型鼓主要見于滇東的滇南澤一帶。顯然，滇中地區的楚雄、曲靖是滇式銅鼓的發源地，之后其制作技藝逐漸傳播到滇南澤附近的晉寧、祿勸、宜良等地。由此可見，滇式銅鼓從濫觴期到成熟期，大體傳播擴散路徑系從西往東的同時往東南邊及西北面擴散。

2.滇式銅鼓B型鼓的地理分布區域，尤以滇南澤一帶出土數量最為密集，廣西及貴州的南盤江、紅水河、黔江、潯江流域，甚至越南北部地區紅河三角洲一帶的萊州省、和平省、奠邊省也較為常見。存在的問題是，上述三大地區滇式銅鼓B型鼓屬于早期的亦或是晚期的？與滇中一帶的A型鼓和滇南澤附近的B型鼓是否存在相互發展關系？

3.遺址出土的無其他器物組合的銅鼓，不區分它的型與式，其地理分布區域要明顯大過墓葬發掘的銅鼓，特別是B型鼓范圍覆蓋更廣。這里存在一個問題：遺址出土的與墓葬出土的器物之間在形制、紋飾及源流等方面存在何種關系？

4.理清古代銅鼓的地理分布區域，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和確定鑄造、使用、收藏該器物的先民所屬民族的族屬，以及秦漢前后當地銅鼓文化的擴散網與土著民族的延續、變遷及發展的關系。

理清上述諸問題對于我們建構、豐富當地青銅文明逐漸深度融入中華文明滾滾洪流之中的歷史圖景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二、滇式銅鼓所使用人群的族屬

最近幾年，史學界圍繞我國西南的云貴川地區古代民族的分布、遷徙和延續問題展開了諸多相關研究與討論。多數學者認為，秦漢前后生活在云南一帶的先民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民族，即氐羌、璞人和西甌。此外，確定鑄造、使用、收藏滇式銅鼓的先民所屬民族的族屬也吸引了許多民族研究者的注意，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其中就包括濮族說、勞浸說、靡莫說、僰人說、俚人說等。[9]筆者更加傾向于靡莫說。該觀點認為，是生活在今滇中尋甸一帶的靡莫先民最早發明了滇式銅鼓A型鼓，即以萬家壩墓葬出土的銅鼓為典型器的濫觴期銅鼓。

經過半個多世紀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云南中部一帶發現了大量的銅鼓，其中又以萬家壩型銅鼓（A型鼓）為甚，而最具研究價值的以隨葬品形式呈現的A型鼓又主要分布于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等地。因而將上述地區作為滇式銅鼓的發源地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其制造使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即公元前770年左右。因而當時棲息在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等滇中一帶的民族，是滇式銅鼓的制造使用者。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說西南夷部落的首領數量多得要用十來計算，其中夜郎一帶部族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力量最強大。位于夜郎國西邊的靡莫族數量也多得要用十來計算，其中尤以滇池一帶的部族勢力最為龐大。

唐朝張守節所撰的《史記正義》記載：靡莫族生活在蜀國西南一帶，靡非活動在姚州（今云南姚安縣境內），即在長安城西南邊4900里的地方。清末王先謙撰《漢書補注》說弄棟節度為南詔國六節度之一，政府駐地在今姚安縣西北舊城。管轄范圍相當于今云南祿豐、武定、大姚、牟定、元謀、雙柏及四川攀枝花等地。顯然，靡莫族乃是秦漢前后棲息在今云南省中東部地區的勢力較大的土著民族。諸多相關史料已載明，靡莫族是棘竹、勞涅、邛都、昆明、甘人等諸多部落的聯盟集體，其中尤以滇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力量最為強大。有的學者認為，戰國時期楚國將軍，楚莊王之苗裔莊蹻建立了滇王國，當地的土著與漢民族長期不斷地交流交往交融后逐步形成了靡莫族。筆者認為該觀點有待商榷，理由是《史記·西南夷列傳》曾說，戰國時期楚襄王派遣將軍莊蹻在奪取巴郡和黔中郡后一路向西南進攻，一直打到滇南澤一帶，因交通不便莊蹻只好在滇定居下來，并要求改變著裝方式與舊的風俗習慣，逐步建立了滇王國。既然定居后莊蹻無法推動滇中、滇東一帶的風俗制度變化，顯然司馬遷所說的“靡莫之屬”是沿用了莊蹻入滇定居前當地土著的族稱。1979年，考古工作隊在呈貢一地發現了戰國中期的墓葬群，其年代與莊蹻入滇的時間總體是吻合的，結合墓葬隨葬品的器物組合及規格、形制等，考古學家確定這是莊蹻墓。墓葬的規格、形制，所出土禮器的種類、數量也與越墓相似。我們可以斷定，莊蹻入滇之前當地流行的土著文化以越文化為主，之后受到楚文化的滲透浸染，逐漸吸收了楚文化的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靡莫族自身的文化面貌呈現出多樣性、獨特性和統一性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從莊蹻入滇建立王國至司馬遷撰寫《史記》，僅過去一百多年，滇南澤一帶的土著文化雖然遭受多次內部外部的強烈沖擊，仍然頑強生存并不斷地尋求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間。因而，靡莫族的族稱在較短時間內當不會發生演變，應該是沿襲莊蹻入滇之前的稱謂。再者，莊蹻攻入云南時所帶領的楚國軍隊規模較小，而且從當地墓葬出土的一批隨葬品也保留有濃厚的靡莫土著元素。

那么，靡莫族的族屬如何確定？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曾說，秦漢早期活動在今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等滇中一帶的先民可以分成文化面貌差異較大，發達程度并不一樣的兩個民族。其中一個是由僰、滇、叟、勞浸、靡莫等“同姓相扶”的各部落組成的永久性的聯盟的社會組織，稱為“靡莫之屬”。這里的人習慣把頭發攏上去結成發髻，世代耕種田地，實行的是村落定居的農業耕作制度，有若干個較大的村落，并選出部落聯盟的首領。另外一個可以稱之為“越巂”“昆明”，通常結發為辮，隨牲畜遷徙，沒有定居下來，也沒有確定部落的酋長，但是活動范圍卻極為廣泛，寬達數千里，屬于典型的游牧民族。兩個民族并沒有明確的活動范圍，而是呈現出大雜居、小聚居和相互交錯居住的分布狀態。根據祿豐石龍后山一帶、保山昌寧大甸山出土滇式銅鼓A型鼓的墓葬的構造、形制、規格、規模、年代，長方形豎穴土坑偏室墓、翁棺葬、干欄巢居、頭發結成發髻以及大規模制造并使用青銅農具這些墓葬及隨葬品所呈現出來的文化面貌，上述墓葬的主人顯然應屬于靡莫各部落。晉寧石寨山、玉溪江川李家山、騰沖張家寨芹菜塘等地出土的滇式銅鼓B型鼓的墓葬，在形制、葬俗、葬式、規格等諸多方面與祿豐石龍后山一帶、保山昌寧大甸山的墓葬具有相似性。而且出土的青銅器在器物制作工藝、紋飾、形制和風格等方面也與祿豐石龍后山一帶、保山昌寧大甸山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頗具相似性，顯而易見，后者出土的青銅器是早期階段的器物，前者出土的青銅器是晚期階段的器物，兩類器物存在著衍變與傳承的關系。在此基礎之上逐步在云貴川地區形成了獨特而發達的青銅文明。

此外，在晉寧石寨山、玉溪江川李家山、騰沖張家寨芹菜塘等地墓葬出土的隨葬品中，我們還可以窺探到當時當地人們的生活痕跡與社會習俗。毋庸置疑，從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上看，他們與越巂、昆明、叟族等氐羌系統民族存在較大的差異，另一方面卻與嶺南地區的古百越族群頗有相似之處。靡莫部族在族屬區分上是否可以歸為古越族的族支？據相關史料記載，秦漢前后棲息在該地區的先民主要是“濮族”，或稱“仆人”，是生活在滇中和滇東一帶的最早的土著民族，而并非是嶺南地區古越族的某個族支。班固所撰的《漢書·嚴助傳》說，南方地區的百越先民長期活動在中原以外的偏遠地區，身上罕見有長發，皮膚上?？逃懈鞣N紋飾，并被蔑稱為野蠻民族，不能簡單地用講究禮節和儀式的國家所實施的法令制度去管理他們。春秋時期軍事家管仲所撰的《管子·霸形》記載，相當于今重慶、貴州、廣西、湖南辰州、江西、滇西南、滇西北、鄂東一帶的土著把牙齒染成黑色，在額上刺花紋，再涂上丹和青兩種顏色?？梢?，留短發、皮膚刻紋、染著黑齒是南方古越族的生活、風俗習慣，也是其文化特征之一，顯而易見，這與土著俚濮人的盤發刺青有所差異。

關于百濮的活動范圍在今云南省的史籍記載比較豐富。東晉時期成漢常璩所撰的《華陽國志·南中志》將“滇”“濮”二字合并而稱為“滇濮”，意在闡明滇國中勢力最大的民族為濮人。又說句町國人在族屬上是濮人的分支，而這個出現在夏商時期的稱謂“濮”，與羌、蜀、俚、僚等名稱類似，均屬于中原人對南方落后土著的蔑稱。在西漢時期統治者攻打西南夷的戰爭中，句町部族首領毋波發現西漢王朝的異常強大使其無法攻克，因而在主動歸順西漢王朝的同時協助鎮壓其他部落聯盟，戰爭結束后西漢統治者在原句町國的管轄地設置郡縣，不過其國王仍然享有在該地的特權，這也與兩漢統治者推行的郡國并行的制度吻合。同時，該書在記載“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東南）、“牂牁郡”（今貴陽、福泉一帶）、“興古郡”（今云南硯山縣西北）、“建寧郡”（今云南曲靖西北）、“云南郡”（今姚安縣西北舊城一帶）、“永昌郡”（今云南哀牢縣、博南縣一帶）時都有關于“濮”的文字記載，但極少見到單獨“濮”的記載，而是經常與其他族名同時出現，譬如“閩濮”“越濮”“濮僚”等。毋庸置疑，當時滇國中人口數量最多的就是百濮了，而且滇池一帶在秦漢前后就有濮人在那里生活了。唐代以前的史籍《永昌郡傳》說永昌郡位于今曲靖的西南面，政府駐地在今祥云縣一帶。生活在該地的人有許多是“夷越”（又稱“夷濮”），與當地其它民族交錯雜居。又說在距今曲靖西南邊500公里外的地方，當地人身上長著三四寸的尾巴，坐地之前需先挖洞，以保護其尾巴，稱之為“尾濮”。西晉史學家司馬彪所撰的《續漢書》說滇池一帶的冶鐵技術與制鐵工藝極為發達?！度A陽國志·蜀志》說今會垣縣一帶是濮人活動的區域，經?？梢砸姷藉怂廊ズ笏⒌牟环忾]的墳墓，墓穴里面有青綠色的玉石，當地人一般視其為不吉利的物品。又說在今昆明一帶曾有金馬、碧雞二山，仆水流經該地區叫鹽官的地方，有大量的濮人居住在那里。西晉杜預所撰的《春秋釋例》記載了當時濮人的地理分布情況。說建寧郡的南邊生活著大量的濮人，還沒有選出部族的首領，以村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分布著大量的規模不一的村落，所以又稱之為“百濮”。宋濂、王祎主編的《元史·地理志》記載今楚雄州南華縣一帶，政府駐地在路北，在當地生活的人大多是昔樸和落蠻。又記載了開南州（今景東彝族自治縣一帶）在路（上一級行政區）的西南邊，昔樸、和泥二蠻在該地區混合居住。唐代樊綽所著的記載南詔史事的史書《南夷志》記載：白崖城位于今彌渡西北兩公里一帶，定西嶺南面，迤西古道北側，為公元3世紀建寧國首領所建造。北宋宋祁、歐陽修等合撰的《新唐書》詳細記載了弄棟的具體地望，東鄰今牟定，南臨今南華，北靠今大姚，西接今祥云。祥云一帶出土滇式銅鼓A型鼓的大波那青銅文化遺址，該地名與“大勃弄”諧音，顯然是由該地名演變而來的。而“勃弄”與“樸落”均為濮人的不同稱謂，之后逐漸轉為地名使用。

綜上所述，濮族是秦漢前后棲息在我國云貴川一帶的土著，由多個部落組成，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因而史料記載上又有“百濮”的稱謂。其地理分布區域極為廣泛，北至自貢、瀘州、內江、宜賓等川南地區，南抵昆明市以南地區，東邊與安順、畢節、六盤水等接壤，西邊則靠近楚雄、大理、保山等滇西一帶，經諸多史料的考證，今云南全境在古代都是百濮的活動區域。他們與屬于氐羌族和百越族的當地居民共同生活，形成大雜居小聚居和交錯雜居的多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上述情況恰恰與滇式銅鼓的地理分布區域大體重合。此外，靡莫部族的活動范圍，也正處于百濮的活動區域內，顯然靡莫部族屬于夷濮系統的分支。自然而然，活躍在今楚雄一帶的土著靡莫制造了滇式銅鼓A型鼓，并在其活動范圍內推廣使用。當該銅鼓制造技藝流傳到滇池一帶后，生活在該地區的靡莫人逐漸提高了銅鼓的研制水平，進而產生了滇式銅鼓B型鼓，之后其使用范圍逐步覆蓋至整個百濮的活動范圍。

自先秦以來，我國南方歷經了數千年的民族遷徙、分化、融合?！锻ǖ洹贰赌现兄尽贰度A陽國志》等史籍記錄的主要是當時各地民族的分布格局及演變過程，是我們探索先秦以來南方地區民族遷徙、分化、融合的重要史料來源。其實在早期的相關歷史文獻中，就有“濮人”的記錄。先秦諸子所撰的《尚書·牧誓》中曾說參加周武王“伐紂”會盟的西南夷諸部族中就有濮人。戰國人寫的《逸周書·王會解》就有關于濮人向周王室呈獻禮品，包括朱砂、茶葉等方面的記錄?！妒酚洝こ兰摇氛f楚國君王熊霜去世之后，他的弟弟忙著爭奪帝位。仲雪死了，叔堪曾到濮人勢力范圍躲避迫害。唐人劉伯莊認為濮族的活動范圍在楚國的西南邊。據左丘明《左傳文公十六年·文公》記載：公元前616年，楚在今房縣打敗麇之后，強迫麇人遷徙到與濮人活動范圍相鄰的巴陵一帶。濮族應該在成湯時期就歸順于商王朝了，并不定期向商朝統治者納貢。后來濮族加入了周武王姬發討伐商王帝辛的隊伍以及成周舉辦的諸侯大會，并向當時的西周王室呈獻禮品（丹砂），之后又攻打過楚國，可見當時濮族的勢力還是比較強大的。同時，百濮作為我國南方的蠻夷之一，活動區域很廣，集中分布于長江上游一帶的云南、四川、貴州、重慶、湖北等地。因而，秦漢前后的夜郎、句町、滇、葉榆、桐師等國，其地理范圍均應在百濮的活動區域內。顯然，這些國家的臣民都是百濮族群的后代，靡莫也不例外。

三、滇式銅鼓的傳播與濮族的變遷歷程、邏輯

上文已經理清了制造使用滇式銅鼓的民族。滇式銅鼓發源于滇池一帶之后在周邊地區迅速得到推廣使用，有些地區在滇式原始銅鼓的基礎上創制鼓面帶有立體裝飾及紋飾高度圖案化的石寨山型銅鼓。那么如何確定滇式銅鼓的傳播方式與傳播路徑？參與制造、使用滇式銅鼓的都有哪些民族？

要弄清楚上述問題，我們必須掌握當時滇式銅鼓的傳播路徑。筆者認為當地民族的不斷變遷、演變，滇式銅鼓才能夠被南方地區的先民所接受并廣泛使用。銅鼓作為古代的一類極富特殊社會意義的器物，其最早的屬性是打擊樂器，之后又被賦予了權力、財富和地位的象征，往往與其他重要禮器一起，作為古代等級森嚴的禮制文化的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因此它通常只出現于祭祀、戰爭等重大場合。據史料記載和田野調查，部落的首領或部落聯盟大酋長負責銅鼓的創制、流通和管理。通常建有鼓房用于存放本族的銅鼓，遇到重大宗教活動或有緊急戰事時，必須履行完規定儀式后才能動用銅鼓。部落為了生存發展需要進行遷徙時所攜帶的重要器物就包括本族的銅鼓，因為它代表著本族的宗教精神。其次，族群之間日益頻繁的買賣、贈送、交換以及賞賜也是銅鼓文化得以傳承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自然科學并不發達的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不平衡，不可能大規模地鑄造銅鼓，因而族群之間將偶然剩余的器物相互贈送或交換，其數量是極為有限的，交易與贈送一般僅存在于族群內部之間?？梢姷崾姐~鼓的制造與流通，多數限于本地本族內部，其流通與衍變的方式與路徑，也體現了使用該器物的民族的歷史變遷與遷徙路徑。

相關史料記載和考古發掘報告顯示，滇式銅鼓A型鼓是自滇西往滇東一帶流通和傳播的，這也符合氐羌系統的昆明族、僰族、叟族等往東遷徙擴張的總趨勢。昆明族、僰族、叟族自滇西向兩廣遷徙擴張使得長期生活在滇池一帶的靡莫部族向滇東遷徙，在遷徙的過程中并未落下自己經常使用的禮器——銅鼓（滇式A型），因為遷徙的路途遙遠，部分銅鼓只能埋入地下。滇中雙柏、牟定、南華、姚安一帶出土的滇式銅鼓A型鼓之所以被埋入地底下極有可能是基于上述原因。此外，有一部分被占領者發現的銅鼓，由于昆明族、僰族、叟族等土著不善于制造使用銅鼓，要么被人為毀掉，要么被重新鑄造成戰場上使用的兵器。目前在當地遺址出土的該類型銅鼓是作為部落首領、酋長的陪葬品或者因攜帶不便而埋入地下的。編扎頭發的昆明族、僰族、叟族與頭發綰在頭頂的靡莫族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長期的大規模戰爭，參考戰國后期至東漢初期石寨山滇族墓葬發現的戰斗模型，就可見一斑。[10]

鑄造使用滇式銅鼓A型鼓的滇中一帶的靡莫人，早在戰國初期迫于生計東遷至今滇南澤一帶，與在該地區活動的靡莫土著一起將滇式銅鼓的制造技藝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產生了滇式銅鼓B型鼓。該器型在鑄造數量或精美程度上均超過了A型鼓，因而滇南澤一帶也成為滇式銅鼓B型鼓鑄造技術最成熟，使用最為頻繁的地區。上述所體現的滇式銅鼓A型鼓與B型鼓之間的繼承與創新關系，集中體現在楚雄祿豐廣通甸尾出土的1面A型鼓向B型鼓過渡的銅鼓上。滇式銅鼓A型鼓與B型鼓的繼承演變關系已經明確，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同一地區同時出土上述兩種器型的銅鼓。在A型鼓分布最為密集的滇南澤一帶，靡莫人在A型鼓還未演變到B型鼓就被迫往滇東一帶遷徙，所以在滇中一帶很難見到A型鼓。在B型銅鼓分布最為密集的滇南澤一帶，端莊凝重、鑄造精細、紋飾華美的B型鼓明顯比A型鼓更受當地人青睞，而作為原始銅鼓的A型器則被重新熔鑄制作成其他類型的器物，所以在該地區很難見到A型器。到目前為止，只在保山龍陵一帶發現滇式銅鼓A型鼓和B型鼓，雖然出土兩類器物的地點是挨著的，但并非是隨葬器物組合?？梢?，保山龍陵一帶的A型鼓從滇南澤一帶擴散傳播是有可能的，而B型鼓則是南詔國從西爨遷徙20萬戶到今保山一帶定居的過程中傳播過去的。[11]

滇式銅鼓B型鼓的創制與使用主要集中在滇池一帶已經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可，它與黔西南、桂西北以及中越邊境一帶出土的B型鼓存在何種聯系？民族的遷徙流動所帶來的銅鼓文化傳播仍是主導因素。滇南澤一帶雖然戰亂頻繁，這一時期活躍在該地區的主要部落仍是靡莫部族。其中氐羌族群中的昆明族、冉駹向滇東一帶擴張的步伐從未停止，而僰人的人口越來越稠密，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也由滇東北向滇南一帶擴張勢力。同一時期，滇國南邊的句町國統治者帶領境內的居民反抗外族的入侵，凡是抓住敵方首領或將其砍頭的有獎賞，當時的漢朝統治者因此封句町國的首領為句町王。此后的史料中再也沒有發現有關“滇王國”的記載了，滇王國之名隨著戰亂的結束也湮沒于歷史長河中。在持續動蕩戰亂頻仍的環境下，擅長鑄造使用滇式銅鼓B型鼓的靡莫部落迫于生存需要不得不頻繁地向滇東和滇南一帶不停地遷徙，以尋求適于休養生息的環境。1976年2月，涼山州會理縣羅羅沖村民曾經在廢棄的耕地內發現一面銅鼓，經過考古工作者鑒定，其屬于滇式銅鼓B型鼓，因此靡莫人也可能向滇北一帶遷徙。此種類型的遷徙應屬于多次進行的局部遷徙，部分靡莫土著選擇繼續生活在原來的活動地帶。他們在與僰人的長期交往生活中大約在東晉時期逐漸形成了白蠻。經過一番遷徙后的定居地點仍屬于同一文化面貌的民族地區。向東遷徙的那支靡莫部族到了黔西濮族的活動地區，1967年在畢節赫章輔處公社羅鍋寨出土了一面滇式銅鼓B型鼓。但是靡莫部族遷徙的主流方向當是滇南一帶。正是在靡莫人遷徙的過程中，句町王亡波打敗了滇王，而亡波又是濮人的后代，因此滇南澤一帶的靡莫人主動歸附句町王不難理解。作為滇式銅鼓B型鼓典型器的廣南鼓和開化鼓（均系墓葬出土），就是靡莫部族在往滇南一帶遷徙的過程中傳播過去的。1979年，文山州丘北縣草皮村出土一面滇式銅鼓B型鼓的早期器，進一步印證了上述觀點。靡莫部族繼而向南傳播直抵中越邊境，也促進了越南北部銅鼓文化的發展。

滇南澤一帶的靡莫部族，其中的一支往滇東南一帶遷徙，最后到了桂東北繁衍生息。在今天桂西北的那坡、樂業、德保以及今桂東的貴港一帶，出土了較多的滇式銅鼓B型鼓（除了在百色的一面為遺址出土外，其余全部為隨葬品）。尤其是凌云、德保、那坡一帶墓葬出土的滇式銅鼓B型鼓往往有伴出物，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銅制羊角鈕編鐘，應為鑄造滇式銅鼓的靡莫人所創制的特有的器物類型。而此種類型的編鐘恰恰在南華、牟定、元謀等楚雄一帶墓葬出土滇式銅鼓A型鼓時是作為伴出物出現的。廣西樂業、那坡、平南等地出土滇式銅鼓B型鼓的墓葬，其伴出物的形制與紋飾，也與云南出土A型鼓的墓葬伴出物相似。

滇式銅鼓B型鼓在廣西的分布范圍與兩廣型銅鼓在該地區的分布范圍并未交叉，滇式銅鼓B型鼓在廣西地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郁江流域的西邊，尤其在西江上游的馱娘江兩岸。從田東鍋蓋嶺墓葬出土的滇式銅鼓B型鼓到貴港羅泊灣墓葬出土的滇式銅鼓B型鼓，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滇式銅鼓B型鼓的傳播路徑，即該類型的銅鼓文化傳播到滇南澤一帶之后繼續向東南方向擴散至桂西北的郁江中游。從兩廣型銅鼓早期階段的北流型、蒙山型到晚期階段的靈山型、隆安型，我們可以發現兩廣型銅鼓從桂東南向桂西南傳播的大體路徑。二者傳播范圍的地理界線就在右江和潯江沿岸。在早期階段，滇式銅鼓與兩廣型銅鼓的傳播并未突破各自相應的地理范圍。從二者的地理分布范圍看，都是獨立性發展，自成體統的。[12]部分靡莫人帶著自己創制的滇式銅鼓B型鼓在滇東南及兩廣地區遷徙，止于今貴港一帶，因為該地區已經靠近了兩廣型銅鼓的分布范圍，明顯是迫于創制使用兩廣型銅鼓的西甌土著的強烈抵制。但是民族之間文化交流互鑒的潮流無法阻擋，二者之間相互取長補短，共同推動了銅鼓文化的發展。到了東漢末期，伴隨著靡莫族與西甌族的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出現了融合了滇式銅鼓與兩廣式銅鼓的形制與紋飾的交流型銅鼓，即岑溪型銅鼓。因此，滇式銅鼓也在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動了銅鼓文化的繁榮，交流型銅鼓（岑溪型銅鼓）是百濮與百越兩個文化面貌相異的民族持續不斷的交流交往的標志性文化產物。雖說百濮與百越的文化面貌差異較大，但是二者之間的活動范圍是比較靠近的，在日常生活習俗等方面也存在某些相似之處，這也有利于二者之間的交往和交流。

在濮族多次被迫舉族遷往異地和滇式銅鼓的傳播、擴散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是璞人擅于借助當時的航運便利。部分滇式銅鼓的器表常留有精美船紋圖案，從側面反映出璞人擅于利用天然河流的水上交通所帶來的便利。在靡莫部族的長途遷徙和銅鼓文化傳播的眾多路徑中，馱娘江——潞城水——邕江——南江、綠汁江——元江——李仙江、溫水——隘洞江等河道的水上交通，是最主要的。

因而，銅鼓的形制衍變和傳播路徑，也反映出民族之間的互動、遷徙、融合。我們從滇式銅鼓的傳播擴散可以窺探到靡莫族的變遷歷程，進而可以看到百濮在傳承融合發展中的枝繁葉茂。另一方面，百濮復雜的歷史變遷歷程對于我們梳理百濮族群的后裔及民族之間的分化、重組與融合增加了難度。但據相關文獻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如今生活在黔西南一帶的德昂族、布郎族、仡佬族系百濮的后代。因為這些民族的活動范圍恰好處于古代百濮的分布區域，而當時的氐羌族還未遷徙和擴張至該地區。因為黔西南一帶在古代交通極為閉塞，長期與外界隔絕，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較小，原始的生活文化習俗得以保留下來。如今滇東與黔西南毗鄰的水富、鎮雄、彝良、宣威、盤州等地還生活著一定數量的布依族，這些地方也曾經是古代靡莫人遷徙和生活過的地方。由于靡莫部族的活動范圍比較廣，各個族支之間的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發展水平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加上歷史上多次外族的入侵，各部族被迫或主動地與異族交往與融合，形成大雜居與小聚居的格局，導致靡莫族各分支之間的經濟文化面貌差異越來越顯著，也產生了更多的支系和族稱。很多學者提出，部分史料中出現的“閩濮”系孟高棉人的祖先，與本文所述的“百濮”族稱相似，而族屬不同。其實結合史料記載和地方志類文獻可知，閩濮系百濮的一個分支，社會發展程度遠落后于百濮其他分支，后來逐漸融入孟高棉族。因此，現在云南境內的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在古代已經滲入了不少閩濮人的血液。

越南北部與中國的云南接壤，屬于紅河流域，兩者由于地理位置的緣由，歷史上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極為頻繁?？脊艑W者在越南北部清化省東山一帶曾出土了一批滇式銅鼓，但近年來部分越南研究者有悖學術倫理，不尊重學術和事實，認為清化省東山一帶是銅鼓文化的發源地，原始銅鼓（滇式銅鼓A型鼓）就是在該地區發現的。其制造和使用者系當時生活在越南北部清化一帶的駱越人?！逗鬂h書·馬援傳》：“（馬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盵13]又說銅鼓是最能代表越南古文明的典型器物，越南的銅鼓文化先是傳播到中國的云南、四川等地，而后又向南擴散到東南亞的馬來半島地區。[14]銅鼓文化的起源、發展以及傳播路徑，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問題，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準繩。即使越南北部地區出土的銅鼓數量較多，是越南國鑄造生產銅鼓的主要產地，但不可否認的是該地區鑄造的最早的銅鼓（松林鼓）從器物的形制和紋飾上看明顯是滇式銅鼓A型鼓向B型鼓過渡的過渡型器物。另一方面，該地區很少見到滇式銅鼓B型鼓，出土的數量不到10面，而且迄今為止沒有出土過年代上早于滇式銅鼓A型鼓。顯然，那種認為滇式銅鼓系由越南北部傳入中國云貴川一帶的觀點與史實不符，是經不起推敲的。

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學者戈鷺波就指出，越南國銅鼓的創制工藝系靠近中越邊境的中國人傳給越南當地人的。他說中國人教會了東南亞地區的土著冶金技術以及相關的銅器創制工藝，他們在掌握先進技術之前只學會了用不易保存的材料來制作相關器物。[1]73在20世紀70年代簽訂越南恢復和平的協議之后，越南本土發表的第一篇有關銅鼓文化的文章《銅鼓與越南的奴隸占有制度》指出，銅鼓是中國南方部分少數民族與越南北部地區的土著居民共同創制的器物，而越南本土的冶金技術與銅鼓的創制工藝明顯受到與其接壤的中國的影響。[15]該觀點應是比較中肯、客觀的。

中國的銅鼓創制工藝是什么時候傳入越南北部地區的？主要的傳播者是哪個民族？如何確定其傳播路徑？綜上所述，鑄造滇式銅鼓A型鼓的靡莫人，在戰國時由滇中一帶向東遷徙至滇南澤。與此同時，另外一支靡莫部族則利用了當地比較發達的水上交通條件，通過禮社江進入元江，之后沿著紅河一直南下遷徙，到了今越南北部地區后才定居下來。往越南北部地區遷徙的靡莫人數量并不多，但靡莫人所掌握的滇式銅鼓的創制工藝也隨之帶去了越南北部地區。越南本土的銅器鑄造技藝在吸收了中國先進的銅器創制工藝之后，便產生了滇式銅鼓過渡器（松林鼓）和屬于滇式銅鼓B型鼓的越南東山銅鼓。南遷句町國的靡莫人迫于生存，以后又持續向南邊遷徙，不斷改進的銅鼓創制工藝也持續傳入越南北部地區。因而越南北部地區的清化一帶成為越南生產滇式銅鼓B型鼓的主要產地。自西漢時期以來，越南北部地區屬于交趾郡的管轄范圍，與我國云貴川地區和兩廣地區在文化面貌上有諸多的相似性，生活在越南北部地區的駱越人與我國兩廣地區的駱越人均系百越族群的分支。而百濮與百越在社會生活與文化習俗等方面是相通的，因而在越南北部地區定居下來的百濮系統的靡莫人，在與越南當地土著長期的交往融合之后，伴隨銅鼓的衍變，也逐漸融入當地的駱越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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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 飛 涂 艷）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Bronze Drum with Dian （Yunnan Province） style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Baipu People

Hong Kairong/Yunfu Museum， Yunfu， Guangdong 527300，China

Abstract：The bronze drum is the most important kinds of bronzeware widely us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s and Lingnan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as well as in Southeast Asia， mainly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he ancient bronze drums in China enjoy a long history with brilliance. After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y have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Bronze drums have gradually been endowed with multipl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such as sacrifice， military command， symbol of royal power and wealth. The casting and use of bronze drums have become a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special social significance in these regions， and it is also a concrete reflec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religious concepts， and social custom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ern China， which has nurtured a dazzling civilization of bronze drum.

Key words：bronze drum with Dian （Yunnan Province） styl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aipu people; historical evolution

收稿日期：2022-10-20

作者簡介：洪開榮，云浮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民族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