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 機制、 挑戰與路徑

李宏兵 張少華

作為未來全球化進程的核心特征之一, 國際經濟合作的“數字化”趨勢正加速演進, 并深刻影響著各國對外貿易的模式與路徑。 我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也提出, 要有效拓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加快貿易數字化發展, 推動“數字絲綢之路”深入發展, 積極構建良好的國際合作環境。 形成上述主張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 迫切需要數字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動能。 世界各國應通過構建開放型數字貿易格局, 打造數字自由貿易區, 深化合作對話機制, 促進數據、 技術及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動, 實現數字紅利全球共享。 另一方面, 得益于龐大的數字經濟市場規模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 我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處于第一梯隊, 使得我國有能力為世界數字化轉型提供經驗、 為世界數字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因此, 堅持深化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不僅是我國作為多邊主義支持者和推動者的重要體現, 也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經渠道。

與此同時, 上輪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逐漸消失, 世界正處在由價值鏈貿易到數字貿易的轉型時期(裴長洪等, 2020), 我國既面臨國外需求減少、國內低成本要素優勢削弱、 貿易增速下降等經濟轉型“陣痛”, 也將迎來貿易結構轉型升級等新機遇。對外貿易在我國傳統經濟發展中貢獻巨大, 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由此可見, 深化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與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戰略目標高度一致。 目前, 學界對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產生的貿易效應進行了深入探究, 分析了中國與東盟國家、 拉美國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在數字基礎設施、 貿易規則制定、 數字治理方面的合作現狀、 面臨的挑戰及中國可選擇的合作路徑(蔡翠紅等, 2023; 林杉杉等, 2022; 邢劭思,2022), 并主張強化數字經濟多邊合作機制是促進世界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必然選擇。 綜上所述, 現有研究對數字經濟合作協同貿易增長的促進效應作出了肯定, 但鮮有研究回答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如何影響貿易高質量發展這一問題。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作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劃方向, 必然會對我國外貿產生積極作用, 進而影響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進程。 因此, 有必要深刻分析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外貿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并為我國外貿優化轉型與高質量發展提供路徑支持。

一、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分析

貿易高質量發展是指在現有貿易基礎上不斷升級與優化產生的高級狀態(馬林靜等, 2020), 其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創新驅動貿易發展,牢筑貿易產業基礎; 二是貿易結構不斷優化、 貿易模式發生變革; 三是貿易環境不斷改善, 貿易話語權得到增強。 而目前學界對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缺乏統一的概念界定, 林杉杉等(2022)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數字規則為切入點, 指出要重點圍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發展電子商務、 構建數字治理框架等方面推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李猛等(2023)認為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促進數字跨境貿易、 健全數字治理體系是數字經濟合作發展的重要保障, 上述研究雖對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闡釋各有側重, 但相關討論總體上仍屬于基礎設施、 貿易和治理的范疇。因此, 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將在數字基礎設施、 數字貿易、 數字治理三大領域協同發力, 賦能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①本文按照數字經濟的“四化”框架選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主要方向, 并以此分析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影響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挑戰與政策路徑。 “四化”包括數字產業化、 產業數字化、 數字化治理與數據價值化, 目前全球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主要集中在前三個領域。(見圖1)。

圖1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一)數字基礎設施合作

數字基礎設施合作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重要保障。 加速數字技術在世界范圍內流轉、 提高數字技術應用率和縮小世界“數字鴻溝”是基礎設施合作要達成的重要目標。 基于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國際合作通過促進創新、 暢通外貿產業供應鏈與降低貿易成本等路徑擴大國際貿易規模、 維護貿易地位、增加貿易收益。

1. 數字技術創新能夠驅動貿易新舊動能轉換,催生新的貿易增長點

在實現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過程中,創新是第一驅動力, 良好的國際合作可以推動數字技術創新發展。 一方面,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可以帶動國內數字經濟主體有序分工, 加強要素配置能力,增加產出并提升國內創新水平。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 數字企業在參與國際循環時, 企業會與來自國外的上游生產要素與中間品出口商形成后向產業關聯, 從而增加企業的模仿創新能力。 而當企業參與國內循環時, 企業會與國內下游銷售商形成前向產業關聯, 前向產業關聯有助于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李惠娟等, 2022)。 因此, “雙循環”框架下的數字經濟合作能夠提升國內創新水平。 另一方面,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能夠解決創新不足的難題。 我國在國際數字經濟“博弈場”上的優勢在于完善的基礎設施、 優厚的產業基礎與具有潛力的國內市場, 應用端優勢明顯, 國際合作可以通過開拓國際市場與開辟新的應用場景, 加速技術、 人才和信息等創新要素在國際上流動, 將我國在應用端的優勢反饋到創新端, 拓展出新的貿易市場, 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促進對外貿易的進一步增長。

2. 暢通運轉外貿產業供應鏈, 維護貿易網絡核心地位

產業是貿易的根本, 維護外貿產業供應鏈安全穩定, 暢通運轉外貿產業供應鏈, 加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是在全球競爭格局下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 發展中國家落后的數字基礎設施水平,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深度與廣度,同時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的“數字鴻溝”也進一步加劇了兩者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地位不平等(楊繼軍等, 2022)。 數字基礎設施合作能夠加速數字技術在世界范圍內流動, 利用數字技術可以有效對接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潛力, 使上游供應商與下游銷售商共同接入到數字共享平臺上, 避免供應鏈中的“孤環”與“斷環”, 暢通供應鏈運轉。 此外, 縮小“數字鴻溝”是國際數字基礎設施合作要實現的重要目標, 也是破除世界數字經濟發展“馬太效應”的有效手段。 數字創新技術的流動可以極大緩解來自上游供應商的技術壟斷, 加強供應鏈韌性并有效避免“斷鏈”風險。 因此, 基于數字技術的新型基礎設施合作有助于打造安全可靠的產業鏈、 供應鏈國際分工體系, 鞏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核心地位。

3. 降低貿易成本, 擴大貿易收益

傳統貿易活動中客戶對接、 相互磋商、 海外運輸、 辦理合規手續等環節均會產生大量額外成本,利用數字技術降低貿易成本, 擴大國際貿易收益空間, 是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字基礎設施合作能夠顯著優化國家間的互聯互通能力、強化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力。 第一, 發展中國家互聯網、 大數據等技術的進步提高了將本國產品推廣給國外的便利程度, 降低了信息搜尋成本(Chaney, 2014; Goldfarb et al., 2019)。 第二, 基于人工智能、 虛擬現實等技術可以實現買方賣方的跨境線上溝通, 減少線下磋商成本。 此外, 工業智能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貿易產品質量與擴大服務貿易規模, 能有效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趙春明等,2023)。 第三, 對智能物流技術的應用可以提升海外物流運輸效率、 降低運輸成本與跟蹤成本。 第四,利用ICT 技術可以通過提升政府的信息化程度以優化辦理合規手續的效率, 降低通關成本(范鑫,2020)。 在此意義上, 以數字技術為主的基礎設施合作成為降低國際貿易成本的重要支撐, 能有效擴展貿易收益增長空間。

(二)數字貿易合作

數字貿易合作是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的重點領域,得益于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取得的良好成效,以全球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為全球信息互聯互通提供了有力支撐。 國際數字貿易合作通過推動貿易主體轉型、 實現貿易標的多元化與貿易方式變革等路徑, 持續提升全球貿易數字化水平。

1. 促進貿易主體轉型

一方面, 與傳統貿易不同, 數字貿易環節中不存在諸如中間商、 代理商等中介機構, 新一代數字技術如大數據、 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的應用極大減小了搜尋成本與信息不對稱, 使得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能夠及時溝通與快速反應, 提高跨境交易效率;另一方面, 消費者的貿易主體地位愈加穩固, 消費者需求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視。 在傳統生產模式下, 規?；?、 標準化的大機器生產與個性化需求是相沖突的, 數字時代消費者個性化、 多元化的需求能夠被充分挖掘出來, 海量的數據可以使生產者精準把握與預測市場需求, 通過合理配置各項生產要素組織生產、 減小無效供給等手段使產出效益最大化, 滿足大規模的差異化需求, 推動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 同時, 為了精準把握消費者需求偏好, 生產商也會進一步投資研發大數據搜尋等數字技術, 以尋找潛在的交易機會, 個性化定制的交易訂單不斷增多, 使得國際貿易邊界不斷擴大。

2. 促進貿易標的多元化

數字貿易標的包含傳統貿易的實體標的, 也包括以數字化產品與服務、 數字化信息與知識為主的虛擬標的。 其中, 除實體標的自身的商品屬性外,一些非商品屬性如售后服務等附加值的重要性逐漸凸顯, 實體標的也在朝著虛擬與現實結合的綜合標的不斷轉型。 隨著數字技術不斷與實體行業融合, 越來越多的傳統行業變得可貿易化, 依托數據要素與數字技術衍生出了各式各樣的服務貿易類型, 如教育醫療、 新聞媒體、 文化娛樂等, 愈加寬泛的服務貿易種類導致虛擬標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會不可避免地推動貿易標的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多元化的貿易標的不僅提升了國際貿易數字化與便利化水平, 也極大擴展了國際貿易的廣度。

3. 促進貿易方式變革, 提升國際貿易數字化水平

在目前國際數字貿易合作領域中, 以跨境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發展較快, 電子商務平臺與跨境物流、 海外倉儲的建設推動了電子商務合作的快速增長。 跨境電子商務打破了傳統貿易的時空限制, 成為數字貿易主流運作方式之一(馬述忠等,2018)。 一方面, 跨境電商平臺降低了企業參與數字貿易的門檻(Fan et al., 2018), 豐富了企業貿易國別、 擴大了貿易范圍, 縮短了全球貿易距離、 增加了貿易頻率, 有利于在傳統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的欠發達國家積極參與到國際貿易中, 發揮要素成本等比較優勢; 另一方面, 跨境電商能夠降低搜尋成本從而擴大中間品搜尋范圍, 通過提升進口中間品質量來提升出口產品質量(魏悅羚等, 2022), 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

(三)數字治理合作

數字治理合作是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數字技術流動與數字貿易變革產生的積極影響會惠及整個世界, 這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因此數字經濟國際合作需加強對數字技術與數字貿易的國際治理。 數字治理合作通過創造良好國際貿易環境、 共商共建數字經貿治理體系、 促進制度型開放等路徑, 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

1. 創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

貿易高質量發展始終強調開放、 多元、 普惠、包容的理念, 實現高水平對外貿易離不開便利自由的國際環境。 近年來,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 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生產關系發生了重構,導致國際數字治理體系發生了重大變革。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奉行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 拒絕與新興國家進行合作, 在爭奪數字治理話語權方面采取了激烈的競爭措施, 試圖構建以自身為主導的單極數字治理體系, 這導致全球“信任赤字”不斷加劇,國際貿易難以健康發展。 在此背景下, 加強國際治理合作成為打破單邊主義、 強化伙伴關系的最優解。一方面, 得益于數字技術超越時空限制的特性, 數字合作可以全方位、 多層次地增進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 削減在治理理念上存在的分歧與摩擦, 從而拓展和深化經貿合作關系; 另一方面, 受西方國家封鎖的影響, 新興經濟體之間更有動力促成彼此之間的相互合作, 在此基礎上深度參與數字合作能有效化解外國封鎖風險, 并全面了解不同國家在數字經貿領域的利益訴求, 有助于形成包容互惠、 安全有序的國際合作環境, 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

2. 構建制度型開放新格局

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 隨著各個國家經濟發展差異化特征不斷凸顯、 國際貿易談判議題不斷深化, 多邊貿易體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協商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問題, 這促使區域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變得迅速, 不斷簽訂的區域自貿協定成為全球數字治理及規則的重要載體(王金波等, 2022)。 在此背景下, 積極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 打造同數字經濟時代相匹配的對外開放制度, 加強區域數字貿易規則談判與治理合作, 是構建制度型開放新格局的必要路徑。 2019 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中, 充分強調了制度型開放對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 一國所使用的生產要素等級決定了一國貿易發展的質量, 使用先進生產要素是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制度越優越的國家對先進生產要素的吸引能力越強。 隨著全球生產關系不斷重構, 傳統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優勢已經無法支撐貿易發展新需求, 只有穩步擴大規則、管理、 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不斷完善國內頂層設計,同時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過程中分享實踐經驗, 才能夠吸引先進生產要素, 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

二、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挑戰

數字基礎設施合作、 數字貿易合作、 數字治理合作在賦能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同時, 也伴隨著一定程度的數字鴻溝、 設施薄弱、 地緣博弈和治理赤字難題。 國際視閾下的現實挑戰制約著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對于貿易高質量發展推動作用的發揮。

(一)數字鴻溝難以彌合, 限制數字經濟競爭優勢的發揮

從數字經濟發展規模來看, 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50.2 萬億元①資料來源: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 處于世界前列。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 年)》,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差距依然存在, 且基本形成了以美、 中、 歐為主的數字經濟發展三極格局。 目前, 在與我國開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主要地區中, 東盟、 中亞、 阿拉伯等地區內部均存在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 如新加坡、 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 沙特阿拉伯、 阿聯酋等海合會國家憑借著較高的收入水平與對數字化較早的布局,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全球范圍內較為領先,而其他東盟國家與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資金短缺、 技術落后以及數字化人才供應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導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中亞國家整體經濟實力較弱, 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建設與規劃起步較晚, 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 由此可見, 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數字經濟參差不齊(見圖2), 這種差異不僅會影響我國與上述國家地區之間的數字經濟合作, 還會造成合作進程中合作訴求與合作理念的差異, 對我國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產生影響, 從而削弱了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對彼此之間貿易高質量發展賦能的效果。

從數字經濟人才培養情況來看, 由于各國教育資源與教育水平不均衡, 全球普遍存在數字經濟與數字技術人才短缺的情況。 與高收入國家相比, 中等收入國家與低收入國家在數字人才方面的優勢仍處在下游應用端, 產業鏈上游高端芯片的設計與制造、 大型人工智能開發與應用等領域人才較為稀缺。產業數字化的持續推進使得對數字人才的需求不斷上升, 但人才供應趨于平緩(郭克莎等, 2023), 人才缺口將會持續放大。 人才短缺導致欠發達國家數字化轉型不暢, 對其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造成了障礙。 同時, 人才不足還會造成核心技術出現短板,進而使欠發達國家難以在國際貿易中產生技術比較優勢, 獲得貿易競爭力。

(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平衡, 提高數字合作賦能貿易發展成本

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來看, 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表現出極大區域差距, 而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暢通的數字化信息傳輸渠道是實現良好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的先決條件。 根據《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2》數據, 新加坡、 挪威、 韓國、美國和中國的信息基礎設施得分全球領先, 在網絡平均下載速度、 寬帶訂閱率、 IPv6 數量等方面發展較快, 但肯尼亞、 埃塞俄比亞、 尼日利亞等欠發達國家網絡速度慢、 使用資費高、 互聯網普及率低等現象依然存在, 數字基礎設施有待完善(見圖3)。由此可見, 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區域間不平衡, 同時同一區域內不同國家間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也不平衡, 造成了數據要素流動不暢, 這使得全球數字經濟合作缺乏保障, 難以使數字基礎設施成為重塑國際貿易的有力支撐, 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數據要素與數字技術在貿易過程中的使用成本, 降低了合作效率。

圖3 2022 年全球48 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指數得分

(三)地緣政治摩擦不斷, 加劇區域數字貿易惡性競爭風險

近年來, 單邊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逆全球化進程中數字技術的“國別化”“政治化”屬性愈發凸顯。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數字經濟發展的引領者, 受到地緣政治與所謂戰略目標的影響, 美國頻繁挑起與我國的數字技術摩擦, 而這種摩擦也逐步延伸到了對外貿易領域。 數字產業作為數字經濟發展與驅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基礎, 非常依賴本國的數字技術強度, 其本身并不能像傳統產業一樣存在上下游的國際合作商, 因此數字產業具有顯著的排他性與互斥性, 這就決定了處于相似產業鏈上的國家競爭屬于“零和博弈”。 一般來說, 一國越倚重一類產業, 則對該產業的保護傾向越高, 在國際環境中越傾向與同類型國家進行競爭而不是開展合作(蔡翠紅等, 2023), 這種競爭現象在數字貿易領域廣泛存在, 自2018 年以來, 我國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中, 電信、 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增速在波動中有所下降(見圖4)。

圖4 2011—2022 年中國電信、 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規模與增速

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后, 美西方對俄羅斯進行了多輪次全方位的制裁, 其中就包括芯片禁令與對中國數字企業的次級制裁。 芯片禁令明確要求禁止向俄羅斯出口美國公司制造的或包含美國公司技術的半導體產品, 由于我國國內企業暫時無法完全實現相關半導體產品的自主生產, 因此芯片禁令會影響我國大部分移動通信設備制造商, 此舉無疑造成了我國企業在俄羅斯市場的出口下降, 嚴重影響兩國貿易。 同時, 美國制裁對我國數字企業存在一定制裁溢出風險, 我國部分數字企業的上游供應商都來自美國, 若違反美國禁令, 則我國企業可能會面臨上游斷供的風險, 在供應商壓力之下, 我國企業不得不選擇暫停在俄羅斯市場的業務或選擇完全退出俄羅斯市場, 以規避潛在的經營風險。

自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實施以來, 東南亞地區一直是多國博弈的核心對象。 美國多次利用行政干預, 并聯合其盟友通過出口管制、 限制投資、 禁止采購等手段打壓中國數字企業。 例如, 將從事5G 研發、 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單”; 聯合其盟友在相關產業供應鏈條上實行“去中國化”, 實行供應鏈上的“切割”與“脫鉤”, 建立將我國排除在外的生產和貿易體系(顧寶志等, 2022); 積極布局美國企業與資本進入東南亞, 大規模向東南亞國家進行產業轉移等。 由于我國企業和美國企業在東南亞市場上屬于零和博弈關系, 這一系列數字技術競爭措施嚴重損害了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利益, 也破壞了東南亞地區產業供應鏈的安全與有序, 使得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成本與風險持續上升。 中美博弈無疑會增加東南亞國家在選擇經濟合作伙伴時討價還價的可能性(全毅等, 2023),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與開展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持續上升。

(四)數字規則碎片化特征明顯, 增加一體化數字經濟市場治理難度

數字治理已經成為大國爭奪數字貿易規則制定話語權的主要陣地, 掣肘于世界各國不同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各國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對數字治理的偏好產生了明顯分歧, 導致全球數字規則治理呈現出明顯的碎片化與分裂化趨勢。 盛斌等(2023)將區域視角下雙邊貿易規則歸類為以美日為代表的美式模板、 以歐盟為代表的歐式模板、 以中國為代表的中式模板和以澳新為代表的南太平洋模板。 美式模板布局較早, 并對南太平洋模板具有一定影響溢出, 兩者更加倡導數據自由跨境流動與反對數據本地化。 歐式模板關注對跨境數據流動與數據存儲“有條件的監管”, 即保護個人隱私與數據安全。 中式模版的理念注重于跨境電子商務平臺,強調數字主權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 全球統一的數字治理框架與協調體系尚未形成。

碎片化的全球數字治理將進一步加劇數字貿易結構失衡。 數字經濟時代, 數據具有巨大經濟潛力, 決定國際貿易收入分配的不再是數據的所有權而是使用權, 只有充分流動的數據才能為國際貿易帶來收益,即使是擁有數字技術的中小型跨國服務提供商, 只要能獲得大量東道國的原始數據, 企業就能基于母國的數據處理能力, 通過使用相對較少的外國資產, 從而收獲巨額的海外銷售收入(Alschner et al., 2017)。 在貿易實踐中, 各國根據自身利益需求建立了不同標準不同原則的數據本地化與數據跨境流動限制規則, 這些限制措施大大降低了數據要素的流動性, 不利于數據“貧瘠”國參與國際數字貿易(李宏兵, 2023)。 若不能建立統一的數字治理規則、 建立數據“確權”共識, 過于約束或毫無約束的數據跨境流動必定會造成東道國與母國的貿易利益分配不均(沈玉良等,2023), 引起人們對數據交易“巴爾干”化的擔憂,進一步加劇數字貿易結構失衡。 此外, 世界各國面臨的網絡安全事件層出不窮, 為應對潛在的網絡安全風險, 各國不可避免地推進數據本地化進程與高筑數字貿易壁壘, 進一步加劇了貿易摩擦與貿易保護, 阻礙一體化數字經濟市場的形成。

三、 我國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新發展格局下, 數字經濟是強化貿易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開展廣泛而深入的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是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著力點。 因此, 有必要圍繞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針對制約上述作用發揮的現實挑戰, 提出有利于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中國方案。

(一)多層面助力數字技術創新與人才培養, 強化數字經濟競爭優勢

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人才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加強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人才的培育投入、強化其外部性是壯大數字經濟規模、 消除數字鴻溝的重要保障。 我國要形成以國家、 企業、 個人三個層面為主的技術與人才培育環境, 憑借先進數字技術與優質人力資本破解創新瓶頸, 構建高質量數字產業體系, 提高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貢獻率。 國家層面, 首先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 強化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作用,為具有重大顛覆性技術的研發提供額外的制度與補貼保障, 鼓勵與扶持小微企業參與到創新當中,使其成長為專精特新的創新主體。 其次要堅持產教融合協同育人的工作方法, 形成政府企業高校社會協同育人的工作格局, 著力培育具備數字技術與數字素養的高質量復合型人才, 滿足創新發展需要, 為發展高質量貿易打下技術與人才基礎。企業層面, 要堅持發揮自身領先技術優勢, 堅持走自主創新道路, 不斷加強研發投入以突破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外部封鎖。 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會提高企業競爭力, 激勵行業創新從而引起全行業的良性競爭, 有助于減少外部科技依賴以增強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與競爭力, 強化在國際貿易當中的地位。 個人層面, 社會大眾要主動通過數字共享平臺學習掌握數字技能、 積極使用數字化工具、 關注數字安全, 保持自身發展與數字經濟發展政策、 戰略相同步, 構建數字思維, 提高個人數字綜合素養, 拉動對數字產品與服務的消費需求,促進數字化貿易發展。

(二)發揮“數字絲綢之路”引領作用, 持續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合作

當今世界數字經濟發展極化問題依然嚴重,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充分不平衡現象依舊突出, 促進全球數字經濟均衡發展成為數字經濟國際合作進程中亟須解決的一大難題。 數字“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中國方案, 已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投資與數字貿易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要使得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惠及世界經濟發展,就要繼續發揮“數字絲綢之路”的引領作用。 事實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仍是我國進行數字經濟合作的良好市場選擇, 我國應積極向沿線國家展示數字化轉型為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帶來的益處, 提升沿線國家加入“數字絲綢之路”的意愿, 并基于合作成效的國際宣傳, 不斷吸引“一帶一路”以外的國家加入“數字絲綢之路”, 加深我國與上合組織國家、金磚國家之間基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區域性數字合作。一是加強數字基礎設施軟硬件合作。 目前東南亞、中亞、 西亞、 拉美和非洲等地區的數字經濟正處在發展初期階段, 對數字基礎設施的需求程度較高,中國信息科技企業應利用自身低成本優勢, 實現在5G 通訊、 互聯網、 物聯網等領域的快速布局, 從數量和質量上提升東道國數字基礎設施易獲得水平,同時還要在有協商的前提下, 將合作領域逐步擴大到醫療、 教育等行業, 幫助后發國家提升相關行業的數字化水平, 為數據與信息的互聯互通打好軟硬件基礎, 進而降低對外貿易成本。 二是要加大對數字經濟欠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 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降低金融風險, 豐富基礎設施投資合作模式,減少不必要的監管, 提升我國對外投資的便利化程度。 三是加強對數字經濟發展落后國家與地區的數字技術與人才培養投入, 根據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現實狀況培育數字經濟新模式與新業態, 在支持當地跨境電商與數據中心運營發展的同時, 進一步提升我國貿易發展質量。

(三)打造與數字化緊密融合的產業體系, 創新一體化數字貿易機制與方式

先進的產業體系是增強外貿競爭力的重要基礎,數字經濟所開創的新模式新業態能實現全產業鏈條的降本增效, 數字化轉型成為貿易企業獲得全球競爭力的新途徑, 能夠有效實現產業鏈份額與上下游利潤最大化(Nayal et al., 2022)。 因此, 我國應以信息化、 智能化和數字化為抓手, 加快實現國內產業體系與貿易各環節的數字化轉型。 對內加強國內數字資源統一管理, 通過建立大數據管理局提高數據要素在國內市場的流動性。 對外支持大型數字平臺提升國際化水平, 提高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與外向參與度, 強化其貿易主體作用, 增強競爭優勢以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 一是, 我國應搭建區域合作機制, 加快構建以中國為核心的數字貿易區域價值鏈。 在發達國家不斷回流高端制造業, 發展中國家不斷進行產業承接的背景下, 全球價值鏈正加速轉向區域價值鏈。 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具有數字經濟發展優勢與數字技術優勢, 完全有能力主導“一帶一路”數字貿易價值鏈分工體系, 我國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貿易合作, 推進數字經貿規則的制定, 帶領沿線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 形成以我國為核心的價值鏈嵌入模式, 推動我國對外貿易向高附加值攀升。 二是, 我國應創新合作機制, 數字貿易合作應充分結合數字經濟“數據價值化”的特點, 依托“數字絲綢之路”積極與周邊國家拓展數據交易合作, 推進跨境數據流動安全有序, 打破國際數據“孤島”現象。 三是, 我國要針對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 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 例如, 對于跨境電商產業已初具規模的國家, 我國應加強彼此之間的數字金融合作, 為東道國提供低成本的數字金融服務。 對于數字經濟起步緩慢的國家, 我國應利用好數字貿易博覽會、 數字貿易港、 數字貿易示范區、 跨境電子商務等合作平臺, 為我國數字企業與東道國制造業搭建“橋梁”,在東道國推廣可復制的數字商業模式, 促進貿易方式數字化轉型升級, 充分發揮我國數字化賦能外貿新優勢。

(四)以發展和包容為導向, 積極參與深化全球數字治理合作

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促進綠色發展與維護公平競爭, 是具有普適性的數字貿易頂層設計。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長期處于世界前列, 但較少參與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一直是我國貿易發展過程中的短板, 不統一的國際經貿規則將會給我國企業“走出去”帶來極大的額外成本。 事實上, 世界各國都力求在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框架下達成數字貿易協定, 以消除數字貿易壁壘和擴大開放。我國應以發展和包容為導向, 積極參與區域數字治理合作。 一是要穩步開展規則、 規制、 管理和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落實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與《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在自貿區等先行先試, 積極參與數字貿易與電子商務議題談判, 擴展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合作與交流,利用我國在數字“應用端”的經驗優勢, 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端”提高影響力, 爭奪更多話語權。二是拓展數字治理模式。 近年來, 新冠疫情、 地緣政治博弈、 國家戰略競爭為世界發展帶來了多重不確定性, 全球數字治理受到挑戰。 我國應積極推動區域與全球數字治理合作, 在網絡安全、 數據跨境流動、 數字平臺監管、 數字技術應用與數字知識產權等方面建立有效溝通與爭端解決機制, 為我國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三是不斷探索符合中國利益的適用性數字規則。 我國應利用在數字優勢領域探索出的先進經驗, 立足我國數字產業發展與數字安全利益, 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推廣數字治理“中式模版”, 將中國標準轉化為世界標準, 建立互利共贏的多邊合作對話機制, 共同構筑“數字命運共同體”, 為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賦能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