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眠風雅》的編撰及其地方文化權威的建立

張會會，查思揚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潘江（1619—1702），字蜀藻，號木厓，桐城文壇盟主，極善詩文，性淡泊好交友。馬其昶稱其為：“生而天才雋妙，十歲試文郡邑，群士推為圣童。后益博極群書，歷游齊、岱、京、楚，與海內名流相結，主盟壇席者三十余年?！盵1]219潘江作為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在古文和詩詞上均有建樹，且熱衷于鄉邑文獻的搜集與整理。他于順治五年（1648）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編撰的《龍眠風雅》分為正、續兩編，合計92 卷，共收錄桐城鄉賢553 人及其詩作，共14874 首。目前，對于《龍眠風雅》的研究，主要針對其詩歌選本主張、文學特色，或是在潘江的藏書著述等人物研究中略有涉及?！洱埫唢L雅》一面世，便受到同鄉張英、戴名世、方孝標、方東樹等一眾文人的推重，這固然有潘江與桐城諸文人交流廣泛、興趣相投的原因。但是，《龍眠風雅》能在桐城戶習家傳，奠定了經久不衰的文化權威，它非因人而顯，當有其特殊的文化意義。且桐城一地的鄉賢文獻是一個連續性的編撰過程，從萬歷年間（1573—1620）方學漸編撰《桐彝》《邇訓》開始，終于光緒年間（1875—1908）馬其昶所編的《桐城耆舊傳》?！洱埫唢L雅》的編撰正處于明清交替之際，在體裁、收錄與內容上，不僅與地方家族的權力變動相結合，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后世鄉賢文獻的編撰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此書理應放在桐城鄉賢文獻編撰的整體脈絡中，并結合當時的地方權力變動以及桐城學術變遷的背景作立體考察，見微知著，才能明確桐城士人對《龍眠風雅》推崇的真實含義。

一、明末清初桐城的文化氛圍與鄉賢文獻的編撰

桐城在明代以前，聲名不顯，其文化一直處于比較落寞的狀態。明清以降，桐城異軍突起，據《桐城縣志》記載：“桐，仕國也。人文秀出，炳炳麟麟?；蛄忻菖_，或觀光上國，以至韜略素嫻、奮跡鷹揚者，代不乏人?！盵2]其地人文之盛讓人嘆服。然而，桐城一地自明以來屢遭兵燹，史籍載之不詳，文獻缺失，讓一地之風俗盛美、文人義士，湮滅沉淪。因此，為了發揚桐城一地優良的人文傳統，書寫鄉賢，成為地方士人自發的責任意識。明萬歷年間（1573—1620），桐城人方學漸“自郡邑志以及父老之口，征所見、征所聞、征所傳，聞有一言可采、一事可表者，悉筆而藏之，久乃成帙?！盵3]編為《桐彝》《邇訓》二鄉賢傳。作為桐城最初的鄉賢文獻，此兩部鄉賢傳記的編撰在桐城一地有開拓之功。入清以后，以桐城詩學和古文創作為中心的地域文化發展日漸繁盛。戴名世稱“江淮之間，士之好為詩者，莫多于桐?！盵4]方孝標言：“吾鄉重名教，恥輕肥。父兄之教子弟，不僅制藝，自其初學，即訓以音切對偶，為詩賦古文之學。故自城邑以達，鄉里雖婦人童子，多能操觚吟詠?！盵5]13可知，桐城上自朝廷大員，下至普通文士，乃至閨閣女子，無不追慕風雅、不廢吟詠?？芍^“其以詩古文詞，聞于藝苑者尤多?！盵6]而《桐彝》《邇訓》僅為單獨的人物傳記，姚永樸稱：“雖收錄甚簡，然吾鄉正嘉以前之文獻，實賴是而僅存?！盵7]可見，此二書雖有保存人物之功，然而對于文化昌盛的明末清初時期的桐城來說，收錄甚簡，體例不詳，并不符合入清以后的桐城士人希望表彰地域鄉賢的初衷。錢謙益曾編選反映明代文學與歷史的《列朝詩選》，影響廣泛。然而，該書在桐城士人眼里“龍眠詩登載寥寥?！盵8]5桐城錢澄之曾與錢謙益論及《列朝詩選》對龍眠詩作收少且不精：“選之不足以盡詩明矣?！盵9]299錢謙益認為“子鄉有佳詩，而無傳本，吾烏乎得而選之？”[9]299在此提到了桐城一地僅有人物傳記，卻沒有地域性的詩集傳本，才是流傳受阻、文化不顯的原因所在。

清朝順治五年（1648），方授曾和潘江一起編選《龍眠明詩選》一書，未及完成，方授便撒手人寰。于是，錢澄之毅然和姚文燮合作續編《龍眠詩選》《龍眠詩傳》二書，此二書也是將人物與其著作合編的大型地域鄉賢文獻。然而，未能付梓，原因便是其編撰者錢澄之和姚文燮對于詩編命名取義的分歧：“姚曰《詩傳》，盛推昔人著作；錢曰《詩存》，嚴持一己權衡?！盵8]16兩人對于“寬選”和“嚴選”的分歧其實有跡可循，錢澄之與姚文燮曾共同在建寧縣任職，主修建寧縣志。錢澄之寄長文與姚文燮詳談修史事宜：“今天下修郡邑志者，類取于學宮之諸生領其事，往往一二無籍者祿竄入其中，惟上是奉，惟勢是趨，惟賄是求，黑白倒置，致令真正節婦、義士皆以與民其書為恥?！盵9]77因此，錢澄之編史志首要原則便是“據之以紀實?！盵9]74而姚文燮卻希望其“委曲以從當事之意指?！盵9]74認為對于人物收錄，理應盡收以示表彰之意。因此，在《龍眠選傳》的編撰中“姚子主寬，欲更加廣焉?！盵9]299事情因而擱置，合作未成。不僅如此，康熙十二年（1673），桐城縣令胡必選主修《桐城縣志》，潘江曾參與編修《桐城縣志》，并將錢澄之的亡妻編入了邑乘，錢澄之因此稱：“故雖紀有未詳，誠以足下鄉邦名宿，得一字褒稱，足以不朽?！盵9]82而潘江晚年自述：“常怊悵于邑志之役，以牽于共事，不得行其志?！盵8]10錢澄之的亡妻方氏最終被從方志《節烈傳》中削去，合邑多為不平。這便顯現出潘江無法左右縣志人物的去留，以至于被胥吏操控舞弊。錢澄之因此稱：“吾邑志書不數年一修，無關重輕。獨怪鄉稱節義，邑有縉紳，而以宗族鄉黨素所不齒、至俗無文之人，居然司筆削之任，豈不羞龍眠而貽四方之笑乎？”[9]83充分體現了清初方志的編撰遵循國家統一的編撰原則，內容施教化而失史實，編選時又受制于庸吏，桐城士人幾乎無法左右地方史的書寫，完全處于一種“地方失語”的狀態。

《龍眠詩選》與《龍眠詩傳》均未付梓成功，可以說錢澄之和姚文燮的主觀立場，都是要為桐城鄉賢前輩保留文獻，而錢澄之所謂的“嚴選”之論，受到其家族在地方失語的不公正對待和其自身修史觀的影響。然而方孝標謂：“吾鄉自有明三百余年來，詩人林立，其專稿、選稿行世者多，而匯而集之，則自《龍眠詩傳》始?！盵5]13其合集文獻的編撰行為確實代表了清初桐城士人保存地域文化的初衷。因此，潘江接續地域鄉賢文獻的編撰活動，籌措編撰了《龍眠風雅》一書。潘江云：“昔邑治遷徙靡常，宋元以前，湮沒莫考，斷自洪永，漸有聞人……而先正鴻儒，著書滿家，又皆恥釣浮名，只用自悅，坐是流傳益尠，全集罕聞?！盵8]1表明了為已故鄉賢搜羅遺文,保存文獻的初心?！洱埫唢L雅》以人物傳附詩歌作品的方式，共收錄桐城詩家553 人，作品14847首，是一部真正將人物與作品合二為一的大型鄉賢文獻總集。因此，吳道新、湯日父在為《龍眠風雅》作序中提到：“吾鄉方明善先生師此意，撰《邇訓》諸書，桐先哲之芳規懿績，粲然彪炳。予惜其未附以詩文……詩文之遴梓，可以萃眾甫而播之廣遠也?！盵8]3而后，潘江又編撰了《桐城鄉賢實錄》，并協助李雅、何永紹編撰了《龍眠古文》，也對應著桐城古文創作的傳統。馬其昶因此稱：“鄉先輩詩文不得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盵1]220可以說，清朝初期潘江鄉賢文獻的編撰，實是為了應對明末清初桐城文化急速發展而文獻缺失、地方失語的尷尬處境。

二、承宗祧、繼嗣續：《龍眠風雅》的編撰與鄉族參與

如前文所述，錢澄之與姚文燮的爭論之處，便是“嚴選”和“寬選”。其實就是鄉賢文獻中人物收錄的問題。桐城一地家族眾多，鄉賢傳記作為一鄉的地方文獻，人物入傳可以說是莫大的榮譽，因此收錄往往是一大難題。早在明末，方學漸《桐彝》一書就招來讀者“濫收與不盡收”[10]之疑。方氏后裔在《桐彝續》中有如此辯解：“春秋之作筆甚嚴，故能為袞斧于邦家?！盵10]《桐彝》作為桐城第一部地方人物傳記，其采用“嚴選”的收錄方式，雖然其人物傳記的書寫做到了詳實有序，但正、續二編僅收錄桐城54 人。而后，《邇訓》一書雖然收集600 余人次，但卻涵蓋安慶一府六縣，未能將重點關注在桐城一地，且“取節執中，簡汰華實”[3]的書寫排列和以“訓吾兒曹耳”[3]的家訓性質，決定了其內容導向帶有方學漸明顯的家學傳承，更似是一種理學通俗讀物。并且這兩編書均只收錄到明正嘉年間（1506—1566）以前的桐城人物。但明中葉以后，桐城地方家族的權力結構逐漸發生變化，方東樹稱：“中葉以后，乃遂有吳氏、張氏、馬氏、左氏數十族，同盛遞興，勃焉濬發?！盵11]304據徐雁平統計，“清代桐城21 個家族643 次聯姻中，有526 次皆為桐城家族內部聯姻?！盵12]桐城地方社會已不再是方氏一家獨大，諸多家族通過聯姻、交友、師生等關系，形成了錯綜復雜的交流網。

因此，潘江《龍眠風雅》的編撰，除了基于人文昌盛的地域文化氛圍的考量外，還必須兼顧桐城一地家族眾多，聯姻密切的現實基礎。他毅然采取“寬以收之，嚴以選之”[8]10的采擇方式。正如前所述，《桐城縣志》對于前賢事跡多有遺漏，為桐城士人所詬病，私修人物傳往往以補邑志收錄人物之缺為主要目的。因此，《龍眠風雅》人物后列小傳：“于各姓名下敘其爵里，檃其事實，凡以闡揚當代，近而易稽；美行嘉言，均無攸伏?！盵8]16小傳對于鄉賢傳記的史料來源，通常遍采史傳、志乘、諸家文集、筆記和口耳相傳的鄉評輿論，具有“考據典核，予以補邑志之闕”[8]10的明顯目的。潘江選人、選詩秉持“姚子所欲傳者俱傳，錢子所欲存者俱存?！盵8]5此編選方式，不僅滿足了姚文燮“主表彰”的理想，也追承了錢澄之“據之以紀實”的修史原則，并且潘江采用了“選本以著合集”的方式，施潤章說：“蓋全集繁而易失，選本合而易行也?！盵13]58潘江此舉不僅是為了方便流通，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在人物上廣泛收錄，以求盡顯鄉族，所以《龍眠風雅》呈現出明顯的以家族為中心的收錄特點?，F以桐城的主要家族為對象，考察他們在《龍眠風雅》中被收錄的具體情況，詳見表1。

表1 《龍眠風雅》收錄桐城家族人物與詩作的統計

由表1 可知，桐城諸多家族在《龍眠風雅》中，不論是人物還是詩作收錄，均累計占據了超過半數的篇幅。例如，《龍眠風雅》全編以桐城方氏的五世祖方法開篇，共收錄方氏人物96 人，詩作共3143 首，居全書之最。陳正璆在閱讀《龍眠風雅》時，便提到：“潘木崖先生手訂詩也，前編以斷事公始，太史公終，其論定方氏不綦重哉?！盵14]方孝標也對潘江將其族人放置于卷首、收錄甚多，表示了肯定：“首以先斷事之忠貞，終以家密之苦節，于衰宗先后能詩者網絡略盡，而以先君子與先兄環青、亡弟子留各為一全卷，且云此家國之光，不徒桂林之盛?！盵5]14可知，方孝標認為，方氏以忠孝節義傳家的家族文化通過《龍眠風雅》的傳承早已上升為一種足以標榜地域的“家國之光”。除此以外，像桐城望族諸如姚氏、張氏、吳氏家族，都在《龍眠風雅》中占據了相當大的篇幅。如姚氏家族，自姚希濂子侄輩開始，由其子姚自虞至姚之騏、姚之蘭兄弟，再至姚文然、姚文燮兄弟輩等，共收錄詩作1000余首，一門人才之盛，彰顯備至。馬氏家族在明代聲名不顯，然而，九世祖馬之瑛與其叔伯、兄弟六人，在其祖父的別業“怡園”互相唱和，詩酒風流，稱“怡園六子”，盛極一時。所以，馬氏家族雖只收錄重點人物8人，卻總收錄詩作471首。齊氏家族的齊之鸞善作詩，錢澄之認為，他遂“開吾鄉風氣之始?！盵9]218潘江也譽其為桐城詩學的開創性人物，其家族也被冠以重要地位，共收錄詩作555首。左氏家族的左光斗為明天啟年間（1621—1627）反閹黨的忠臣，《龍眠風雅》錄其詩106首，其曾筑別墅于龍眠山口，其子國柱、國棅、國林、國材也先后居此吟詩作賦，稱“龍眠四杰”。此四人詩集均已沒有流傳，所存詩歌也僅見于《龍眠風雅》。為了表彰鄉族人物，《龍眠風雅》中還有很多家族之人只收錄詩作一篇，對于一些小姓，或數姓一卷，或一姓一人一詩。據統計，《龍眠風雅》中僅存詩一首者，共達78 人。人物小傳中除對鄉賢本人列傳外，兼附其兄弟、子孫，家族世系亦清晰明了，源流自具。

桐城宗族發達，地方士人的宗族意識極強。他們認為，“凡拾人遺編斷句，而代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棄之嬰兒，功德更大噫?！盵15]77且《龍眠風雅》又可比肩地方志，是構建地方歷史的重要文獻并具備廣泛的流通性。張會會指出，“鄉賢傳與地方志雖然立意相同、內容相近，但因為地方志所具有的官修性質，只是作為存史及為政參考，而被束之高閣。鄉賢傳作為私家撰述，作傳除有補充地方志人物之缺失，防賢者久而湮滅的意義外，更加強調為鄉賢著書立傳以此興起后學的功用，因此具有廣泛的流通性”[16]。所以，能在《龍眠風雅》這部地域文獻中被廣泛收錄，彌補了桐城家族在方志中收錄不足的遺憾，他們均希望能在流傳性廣泛的鄉賢傳記中公開記錄自己親屬的美德學行，以為他們今后獲得官方認同奠定基礎。這種為先祖保存文獻，以備流傳的責任感與孝親感便連為一體。因此，《龍眠風雅》便具有“賢裔揚扢前人，義舊表襮亡友”[8]17的現實意義和廣泛流傳，以備史志采擇的文化價值。作為桐城一地最大的鄉賢文獻，其“承宗祧、繼嗣續”的編撰目的，配合“寬選”的收錄原則，滿足了桐城士人“子孫表章父祖”的現實需求。也正因為如此，《龍眠風雅》的編撰與《桐彝》《邇訓》等鄉賢傳記編撰的獨立操持不同，其受到桐城鄉族的廣泛支持。關于初編的編纂過程，在資金籌措方面，潘江自述：“前集之刻，實賴姚端恪公龍懷、程太常公立庵，軫念桑梓文獻散佚多年，慨然捐資首倡，共節俸入襄梓，仆始敢任事開局?！盵17]6而在后期的史料搜集和校對中，“至友人方子爾止、楊子古度、方子還青、鄧子顛厓、陳子子垣……皆曾目擊收緝，各出家笥，廣為搜羅，相與昕夕揚搉者也”[8]19。姚氏家族的姚士塖也數次“郵其詩稿，貽書諈諉”[17]5，促成了潘江“遍征戊午后新逝諸公雅什，匯成巨觀”[17]5，維系了表彰鄉族的功能?？芍?，桐城鄉族通過“盡發夙藏”“廣為搜羅”和“捐資開局”的方式，廣泛參與到《龍眠風雅》的史料搜集與刊刻過程中，表現出對于《龍眠風雅》成書的絕對支持。

在多方努力之下，經過從順治五年（1648）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長達四十多年的搜集整理，《龍眠風雅》正、續兩編終于完成，并刊刻92卷，共收錄桐邑553 人的詩作。書成后，其書、其人受到同邑文人的廣泛推戴。方孝標首先將錢謙益《列朝詩選》與《龍眠風雅》相比，認為《列朝詩選》“體裁頗與足下此書合，但其客氣未除，宅心未厚，于索般隱刺之言則詳，敷揚盛美則略?！盵8]13而《龍眠風雅》則“傳賢貴者既詳悉有度，而于隱逸之老、窮約之儒尤加揚詡，訪咨遺跡極備，而又皆芟繁辨偽，扢善闡幽?！盵5]13充分體現了桐城一地文人墨客的風采，闡幽發微，表彰了桐城的詩學成就。吳道新也稱：“潘子闡揚鄉先哲之功，不既大矣哉?！盵8]5許來惠為了表達潘江在《龍眠風雅》編撰過程中搜羅甚廣、成人之美的成書之功，稱“潘子之功于維桑梓者大也?！盵8]9顧有孝、錢澄之、戴名世、張英等人皆與潘江交往密切，且多次給他的詩文作過序，均將《龍眠風雅》的編撰作為其才學品行的一大標桿。大學士張英甚至稱：“吾友潘子蜀藻，海內所稱！”[18]這類文字的表達傾向，雖然有某種文學寫作套式的推促，但是也不乏士人借編撰文獻之際自我標榜的意圖。鄉賢傳記由鄉邦士人撰寫，總序作為一種副文本，也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同鄉之手。他們悉數桐城人文興盛，如數家珍式地陳列地方著姓望族、忠臣孝子、文學傳承，以顯示桐城一地人文薈萃、同盛遞興。因為這種敘述策略，序文中所關聯的桐城家族及士人典范，便被置于地域范圍內?？此浦鞔沃?，實則在彼此映照。一些桐城士人或小族就算隱晦未彰，經此推揚，也能融入桐城“文化節義之邦”這一固定的歷史記憶中。由此可知，康熙年間（1662—1722），《龍眠風雅》的地方文化權威是在桐城眾多家族的內部支持與外部宣揚中被初步建立起來的。

三、追溯風雅：《龍眠風雅》與清中期桐城地域認同的建立

《龍眠風雅》在清中期時流傳受到一定限制，主要源于康熙五十年（1711）的《南山集》案。主犯戴名世，安慶府桐城人。因其文集《南山集》中，多有引用同鄉方孝標《滇黔紀聞》中載南明桂王史事的永歷年號，且多忌諱之語。案發后，其文集遭禁毀，牽連桐城士人甚多。而潘江為戴名世師，對其多有教導，馬其昶稱：“戴編修名世，初未知名，先生奇其才，悉發藏書資之，卒傳其學?！盵1]219由于這層特殊的師承關系，再加上南山集案中主犯之一的方孝標曾為《龍眠風雅》作過序。因此，在乾隆朝（1736—1796）焚書期間，《龍眠風雅》被列入禁毀書籍，此書被禁毀，流傳也十分困難。許結先生因此認為，“《龍眠風雅》在桐城詩學中的地位遠不及《桐舊集》影響之大?！盵19]可是，嘉道時期（1796—1851），桐城興起了第二輪鄉賢文獻編撰的高潮，在士人的議論和文獻的編撰中，能顯而易見地發現桐城士人對于《龍眠風雅》一書的推崇和體例的借鑒延續。如周成強曾考察清中后期桐城鄉賢文獻對于《龍眠風雅》的采擇，認為“《龍眠風雅》依舊以殘本的形態在桐城地區流傳，凡是輯錄桐城詩之選家，都對其非常重視，并多所引用”[20]。而《龍眠風雅》之所以能在文字獄后的桐城，依然起到極廣泛的影響力，就不得不考察當時的社會與學術背景。

在清前中期，“漢學”不斷發展，“宋學”呈衰退之勢，而桐城家學以崇尚“宋學”為主，姚永概在《童氏宗譜五修序》中說：“蓋吾邑盛自前明，仕于朝者立氣節，官于外則多循吏，居家則重理學，一時風氣尚然也?！盵21]因此，桐城學者大都篤守宋儒遺說，主張“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22]906-907。與此同時，以古文為主場的桐城派開始大顯于世。桐城古文大家姚鼐在《古文辭類篆》的選本中，就有意構建“桐城文派”，姚鼐將桐城人方苞、劉大櫆置于唐宋文學傳承的繼承人之列，向天下表明桐城文士為古文正統之傳人。清代文人李慈銘便指出，“《古文辭類篆》……自唐宋八大家外，唯有《國策》《史》《漢》、騷賦，后及明之歸有光、國朝之方苞、劉大櫆，余不入一字，蓋一家學也?！盵23]桐城學者所編選本如《國朝古文所見集》《國朝文錄》《國朝古文正》，均竭力鋪陳桐城士人與桐城三祖之間的師承關系，推尊其為學術正宗，均是為之進入桐城文統的張目。像這些涵蓋一朝的通行選本卻也只偏向桐城文人，這種看似畫地為牢的自我封閉，實際代表了此時桐城地區戶習家傳、師承緊密、互為姻親的學術傳承。

因此，在受到“漢學”打擊時，桐城士人才迫切希望恢張門戶，既是為了抵制“漢學”，也是為了桐城學者建立一種地域顯學。而像《龍眠風雅》這種地域性的鄉賢文獻，與涵蓋一朝的合集通行選本不同，其以鄉人為收錄主體，以弘揚地域文化為核心主旨。所以，桐城的鄉賢文獻在編撰時，不僅少去了道德攻訐，也在無形中增加了桐城士人的地域認同。作為桐城第一部付梓成功的大型鄉賢文獻《龍眠風雅》，方東樹就曾言：“吾始讀《龍眠風雅》，固以嘆桐城人文之盛?！盵11]318方東樹是嘉道時期（1796—1851）桐城著名的古文大家，也是桐城派的中堅人物，他在為《古桐鄉詩選》作序時，就首次提到“為學者，不以地域，方能推之古今、上下、百世而無間?！盵11]317他認為，桐城學術不可囿于一鄉，而應將其推至天下。蕭穆也曾言：“吾邑自明以來，詞章最盛。鄉先輩如錢田間、方嵞山、姚羹湖、潘蜀藻、馬湘靈，諸先生各有選本。然而，所謂詩選四十家詩，《詩傳》《詩鈔》皆就散逸，獨潘氏《龍眠風雅》一書稍類于世，年久亦漸漸漫，其后王悔生學有《樅陽詩選》、方拳莊明經有《方氏詩輯》、馬公實通守有《馬氏詩鈔》，此三書頗為精核，然或只及一隅或為一族而設，皆不若《龍眠風雅》一書之能包一邑之人才?！盵15]78上述或為一族之家集，或為桐城縣下一鄉鎮之詩歌總集。因此，蕭穆認為《龍眠風雅》作為能包攬一邑人才、恢弘一地學術的大型合集文獻，應是后世桐城鄉賢文獻效法的范本?？芍?，在“漢學”逐漸興起，桐城家學衰落的大背景下，清中期的桐城士人已然萌生了由“表彰宗族”轉向“地域認同”的思想趨勢。陳焯《龍眠風雅序》早在清初就已提出“以地著者，又因以派分矣”[8]6的明確觀念，宣城早在明隆萬年間（1567—1620），梅鼎祚便著有合集鄉賢傳記《宛雅》，康熙時期（1661—1722）施潤章續編為《宛雅續》。然而，施潤章卻評價《龍眠風雅》：“所謂羅遺文于既墜，發潛德之幽光。雖限以韻語，不過一邑之書，而知人論世，殆與《汝南先賢》《襄陽耆舊》相伯仲矣?！盵13]59在攀附桐城文化的同時，也標榜其鄉宣城詩派，稱潘江“獨以《風雅》張龍眠”[13]59，顯然是將《龍眠風雅》的成書作為桐城地域文化流派建立的典范。

繼《龍眠風雅》之后，嘉道年間（1796—1851）桐城第二部大型鄉賢文獻的《桐舊集》的編撰，便追承《龍眠風雅》稱：“吾桐之詩，康熙間木厓潘氏曾輯之。今歲二百年，詩家輩出，而卷帙浩繁，或有選輯一鄉一族之詩，而合邑通選，未有續其事者?！盵24]5于是，“廣為征采，合潘本而并選之?！盵24]7在編撰時，例溯源流：“齊蓉川廉訪，以詩著有明中葉，錢田間振于晚季，海峰出而大振，惜翁起而繼之?！盵24]1徐璈不僅歷數桐城詩學的發展，最后更直接言道：“海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有然哉！”[24]1與清中期桐城士人開宗立派的學術潮流相呼應，在桐城古文派大出于世的同時，赫然樹立了“桐城詩派”的概念。嘉道年間（1796—1851）至光緒年間（1875—1908），《桐舊集》《桐城文錄》《龍眠叢書》《國朝桐城文征》《國朝桐城文征約選》等大型桐城鄉賢文獻層出不窮，其收錄方式均采用“寬選”，總序書寫中也明顯具備“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點。古文收錄“以有關于義理、經濟、事實、為主?！盵25]這些桐城鄉賢文獻在編撰過程中，都明言此舉是對《龍眠風雅》的賡續傳承?？梢哉f，在清中期，桐城士人逐漸將地域與文學流派契合起來，這在桐城地域文化觀念認知的層面上，是一個莫大的進步。正因為如此，《龍眠風雅》《桐舊集》《桐城文錄》《桐城古文約選》《桐城文征錄》等桐城地方文獻的編纂歷程，與桐城學者開宗立派的形成路徑基本呈現出并行的軌跡，表現出了強烈的地域意識。

其次，清朝嘉道年間（1796—1851），桐城士人的目標主要集中在“宋學”的道德建設與經世致用方面?！洱埫唢L雅》也是桐城第一部具有獨立選本價值觀的地方文獻，其“清真雅正”的選本觀，也讓桐城士人對其多有追溯。近代劉聲木言：“實則桐城文學兼言程、朱之學，大體皆言行足法，不獨文章爾雅，堪為師表?！盵26]作為鄉邑文獻總集的《龍眠風雅》，雖受到南山集案的影響流傳受阻，但其選本精神符合這一時期桐城士人發揚“宋學”道德重建的目標。桐人認為，“纂次郡邑之詩，必學深識明，始得品第公允，去取精當也?！盵24]5這便是要重視鄉賢文獻編撰者的選本觀?？娷鯇O在重刻潘江《木厓文集》時，便溯源桐城文脈傳承并稱：“近世之言散體文者，必曰桐城。師桐城者，必曰方望溪侍郎，一得而劉，三傳而姚，凡讀書人，無不知之。然方氏之友，文名頡頏者，曰戴潛虛，而潛虛則師事潘蜀藻先生?！盵27]戴名世主張古文要立誠有物，率性自然，提倡道、法、辭并重，精、氣、神合一，縱橫百家而成一家之文，奠定了桐城古文理論的基礎，被尊為“桐城派”之先驅。而繆氏此言不僅認可了戴名世是為桐城派先驅，而且指出戴名世的治學思想源自潘江，肯定了潘江的學術立場屬于桐城正統派。這為清中后期桐城鄉賢文獻繼承《龍眠風雅》“清真雅正”的選本觀提供了理論支撐。

早在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文獻編撰者就對詩歌選本的“風雅”標準多有關注，以“雅”命名的就有《皇明風雅》《友雅》《國雅》《梁園風雅》《四明風雅》等?！睹娦颉范x風雅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盵28]潘江以風雅命名其書，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摛詞之家，取法乎上，風雅二字，盡之矣。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亦曰：此吾龍眠之風雅云爾?！盵8]16可知，潘江取名《龍眠風雅》之義，便是追承“宋學”的道德教化目標，以“革風俗，正人心”為要旨，這讓《龍眠風雅》具有了極強的“宋學”編撰理念。宋實穎認為，桐城“人尚實學，不競浮名?！盵8]6故有明三百年來詩體三變，而龍眠之名卿學者，則“堅守樸學，一以正始為歸者?！盵8]7桐城人在詩歌內容上重“學理”，在審美上尚“雅正”，均來源于對“宋學”的堅守。對于女性，《龍眠風雅》為女性列傳，收錄詩篇，也是為了配合儒家傳統的列女旌表，其中提到方維儀搜集古今名媛詩作，刪定編輯成《宮閨詩史》一書，全書分正、邪二集。潘江認為，此書“主刊落淫哇，區明風烈，錄正擯袤，尤裨風教?！盵8]18，展現出女性明忠孝節義，睦族親情，淡雅和美的詩歌特點。吳道新因此認為，《龍眠風雅》“觀其命篇，則知以操選之旨：渾而正，公而平”[8]4。方苞作為桐城的古文大家，一直視詩歌為“小道”，但其也認為“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22]605。就詩歌來說，他們推崇儒家的詩教觀，強調詩歌“助流政教”的功能。桐城派雖為古文派，但他們在思想上也多為“闡道翼教”；在文風上力求“清真雅正”。光緒年間，蕭穆編撰《國朝桐城文征約選》是一部古文選本，以“清真雅正、文從字順者為宗”[15]49的選本觀，選錄清初至同治年間（1616—1875）桐城作者57 家、文580 余篇。桐城的古文選本觀便與詩歌的“風雅”傳統緊密聯系在一起。所謂的“風、騷、樂府，戶習家傳?！盵8]6也正是《龍眠風雅》賴以編纂的鄉邦文學氛圍與文化基礎。因此，作為第一部大型鄉賢文獻的《龍眠風雅》，其“清真雅正”的選本觀，始終未脫離桐城士人崇尚“宋學”的價值理論范圍。

桐城士人既有維系儒學正統、傳承家族文化的宗族使命感，更有教化世風人心、維護社會穩定的責任心與理想?！洱埫唢L雅》作為一部大型鄉賢文獻，其雖不具有像姚鼐、劉大櫆“熔鑄唐宋”并以“文法通詩法”的獨特的詩學理論，也并非像《昭味詹言》是一部專門闡論桐城學術的著作，更不是《歷朝詩約選》《明詩別裁》《國朝詩別裁》等涵蓋一朝的大型選本，其“風雅”選本觀也是個較為寬泛的概念。但是，其以崇尚“宋學”為基本理論指導的編撰理念和“寬征恕取”以鄉人為核心的收錄方式，符合這一時期桐城地區的學術變遷和建立地域認同的現實需求。因此，命途多舛的《龍眠風雅》雖然受到南山集案的影響，流傳受阻。但其編撰精神的傳承，也讓桐城后續鄉賢文獻的編撰逐漸勾勒出一個脈絡清晰的地域流派。

結語

明末方學漸編撰的《桐彝》《邇訓》收錄甚簡，體例不詳?？滴酢锻┏强h志》又款類不符，被置于清廷的統一控制下?！洱埫唢L雅》編撰于明清易代之際，正面臨著兵燹頻發，桐城文獻不足而讓“地方失語”的的尷尬處境。所以，《龍眠風雅》使用合集的編撰體例，將人物傳記與詩文著作合二為一，以烘托桐城的詩學文化成就，其“寬征恕取”的編選方式，也滿足了清初桐城士人“表彰父祖，顯親揚名”的現實情感，具備“傳鄉賢文獻，以備國史采之”的巨大文化意義。因此，康熙年間，《龍眠風雅》的背后受到集整理、保存、刊刻于一體的鄉族文化網絡的廣泛支持。清中期，“漢學”的興起，桐城作為文化重鎮，其賴以生存的“宋學”理論傳統受到破壞，此時桐城士人鄉賢文獻的編撰目的已然由“宗族競賽”轉向“地域認同”?！洱埫唢L雅》這種地域性鄉賢文獻合集的編撰行為，符合這一時期桐城地區的學術變遷和建立地域認同的現實需求，其“雅正”的選本理念，也始終未脫離桐城崇尚“宋學”的價值理論范圍。因此，清中后期《樅陽詩選》《古桐鄉詩選》《桐舊集》《國朝桐城文錄》《桐城耆舊傳》賡續傳承了《龍眠風雅》用書籍構建地域文化的書寫傳統，在書寫中考證學術源流，在選本中傳承桐城文脈正統，彰顯桐城“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的文化特質，以此達到確立其鄉里傳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