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引領鄉村治理何以可能?
——基于歷史政治學的思考

別紅暄,焦義濤

〔河南大學 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應有之義,事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鄉村治理又是基層治理的核心元素,其地位不必贅言。但是鄉村治理中工作的復雜性與資源的稀缺性、村民訴求的多元性與實現途徑的單一性等相互交織疊加,往往導致鄉村基層治理陷入無所適從、應對乏力的治理困境,并形成鄉村治理場域內的“馬太效應”。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戰略的迅速推進,黨建引領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地位逐漸凸顯,越來越成為“中國之治”的核心元素。在日益增強的政策話語的激勵下,黨建引領鄉村治理也越來日益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1],越來越多的研究將黨建引領視作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破解鄉村治理難題的關鍵一招。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問題。黨建為什么能夠引領鄉村治理;黨建如何引領鄉村治理以及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困境與優化路徑等方面。其中關于黨建為何能夠引領鄉村治理的研究,存在如下若干視角:一是從歷史的視角解釋黨建的歷史邏輯[2]。這一視角著眼于黨建引領的歷史,并將其追溯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并在之后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等階段。在歷史的視野下,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是黨領導鄉村治理的百年經驗總結,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二是從資源汲取的視角解釋黨建引領的制度邏輯[3]。這一視角從屬于國家建設理念,認為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和國家建設的需要以及國際關系因素,不得不從農業中汲取資源[4],由此“超行政治理”打破了科層制組織,并形成了中國鄉村治理的“政黨整合治理模式”[5],這一過程中,鄉村成為國家制度建設的末端,產生了黨組織嵌入的需要。三是從中國共產黨本身出發[6],認為黨的獨特優勢使黨建引領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社會組織的強大的整合與動員力量。表現在鄉村治理中便是能彌補鄉村治理的碎片化弊病并滿足鄉村治理多元化需求,最大程度動員鄉村振興中的多樣性力量,具有現實的合法性。

以上三種視角依循著不同的邏輯進路,詮釋了黨建為何能夠引領鄉村治理這一問題,但是三種視角均存在不足。一是歷史的視角大多從黨建本身出發,將其放在中國百年鄉建的歷史中去解釋黨建引領的歷史合法性,但是中國作為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其視野不能局限于此。中國古代的鄉村治理理念、組織等要素,也可為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提供支撐。二是制度的視角重在從資源汲取出發,將黨建引領視作國家制度建設的附屬品,但是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資源汲取讓步于資源反哺,這一視角無法解釋新形勢下黨建引領的必要性。三是黨的優勢視角聚焦于黨組織的整合和動員作用,窄化了社會自主性的分析空間。此外,三種視角均是從單一角度分析黨建引領的合法性,缺乏系統化思維。事實上三種視角是高度關聯的,其邏輯思路具有耦合性,對黨建為何能夠引領鄉村治理這一問題的回答,還需要對三種視角進行深度融合分析?；诖?本文從歷史政治學的視角出發,整合三種視角,分別回答“為什么是黨建引領”“黨建為什么能夠引領”這兩個問題,在此基礎上對“黨建何以引領鄉村治理”作出回應。

作為一種本土化的政治學分析路徑,歷史政治學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內涵。一是強調將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植根于中國歷史中,在中國歷史中尋找現實問題的解決對策[7]。中國具有五千年的歷史從而形成了中國政治研究厚重的、不可脫離的基礎,中國問題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必須由本土化的方法去解析。二是注重從結構的角度去分析現實問題的因果關系。結構變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將其置于較長的時段中去考量[8]。中國歷史的跨度滿足這一要求,在中國較長的歷史中,結構的內在缺陷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推動了結構變遷,實現了中國政治文明的發展。在重塑鄉村治理現代化體系、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能力的當下,歷史政治學可以從中國幾千年農業文明中抽釋中國特色鄉村治理方式的一般性特征與規律,為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提供合法性基礎和可行性建議。

二、歷史進程與政權結構中的鄉村治理

從歷史政治學的視角來看,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既具有歷史過程的延續性,也具有政權結構建設的必然性,在二者的互動中,黨建引領實現了歷史繼承、結構需要和黨的領導這一政治要求的深度耦合(如圖1所示)。這也是為何歷史政治學可以整合上述三個視角從而回答“黨建何以引領鄉村治理 ”這一問題的依據。

圖1 歷史政治學如何解釋黨建引領鄉村治理

1.歷史進程中的鄉村治理:“引領者”的一線貫穿

從黨對鄉村治理的引領出發,鄉村治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是著眼于鄉村治理本身,可以將視野溯源到中國的封建帝制時期。從古至今,中國的鄉村治理經歷了“官政自治”“專政劣治”“集權統一”和“鄉政村治”四次轉型[9],歷次鄉村治理的轉型均對鄉村社會的秩序、功能等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四次轉型中可以發掘出一條主線——“引領者”貫穿中國幾千年的鄉村治理歷史長河之中。

第一個是封建帝國時期的“官政自治”。中國的封建帝國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之上,封建皇權面對著土地的廣袤、人口的眾多等問題鞭長莫及,國家權力無法延伸到每個村莊?；蕶嗖幌驴h,同樣皇權也不下村,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對鄉村治理的失控,也不意味著鄉村治理的無效。針對這一難題,古代皇權選用鄉村士紳、宗族長老等中間階層作為國家權力與村莊共同體之間的交接點并充當鄉村治理的主角。通過中間階層這一精英群體來引領鄉村治理,將國家治權和鄉村自治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獨特的“官政自治”模式。費孝通將這種模式稱之為“雙軌政治”[10],這種模式的核心就在于自上而下的皇權與自下而上的自治相契合,由此既突出了治權的集中性又兼顧了自治的主體性。在這種模式下,政治精英充當了皇權的代理人和鄉村向上訴求的引領者的雙重角色,在皇權和鄉村自治的雙向互動中,皇權用較低的治理成本實現了鄉村社會的治理穩定。直到封建王朝的崩塌,“官政自治”的鄉村治理模式也走向終結,但是鄉村治理中引領者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種角色進入鄉村治理新模式之中。

第二個是大致在辛亥革命開始新中國成立之前形成的“專政劣治”模式。辛亥革命之后,各軍閥政府為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而達到汲取財富和資源的目的,以一種暴力的形式使國家治權向鄉村社會延伸。相比于中國古代的鄉紳階層的善治,由于軍閥政府資源掠奪和壓榨的目的,國家依靠的是鄉村劣紳和無賴之徒的力量。由于國家一方面依賴劣紳和無賴之徒的力量實現掌控鄉村進而達到汲取資源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沒有辦法對這一群體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導致了國家治權和鄉村自治形式上統一而事實上脫軌的結果。盡管國家治權和鄉村自治事實上產生了背離,但是國家治權也并未從鄉村治理的場域中退出,反而由于土豪劣紳對政府的依賴性而有所加強。對于土豪劣紳而言,盡管其擔任國家權力代理人出于私利而非捍衛國家利益和村莊利益,但是其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地位確是“合法”的,仍起著領導或者引領的功能。

第三個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時期,是一種“集權統一”的單軌治理模式。新中國的成立打破了舊的國家機器,重構了國家與鄉村的關系,土豪劣紳和流氓分子被鏟除,鄉村治理從“專政劣治”轉向“集權統一”。國家治權滲透到鄉村治理的各個毛孔之中,鄉村由此成為高度行政化、組織化、集體化和政治化的社會單元。尤其是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村常規的權力運行邏輯被打破,政治忠誠、階級立場堅定的國家權力代表——工作隊直接主導了鄉村社會的改造和建設過程。由此,鄉村的自治組織屬性被打破,已經完全被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公社成為鄉村治理中國家治權的代理人并全面支配著農民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在這一模式之下,“引領者”的角色更為明顯,甚至農民成了人民公社的附庸。

第四個階段是改革開放的“鄉政村治”模式?！凹瘷嘟y一”的鄉村治理模式依賴人民公社形成了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控制導致了鄉村成為國家的附屬品,社會組織的活力不復存在,鄉村發展僵化。改革開放后,為了釋放鄉村發展潛力,進一步盤活農村經濟,黨和國家廢止了人民公社,轉之以鄉鎮政府為基礎的農村基層政權來行使國家治權,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從國家制度設計的初衷看,這一治理途徑的出發點是對農民政治權利的尊重,希望以國家治權和鄉村自治相分離從而實現善治,但是在實踐中這一理想圖景卻是“名實分離”。鄉村屬于國家一部分這一既有認識使得鄉鎮政府往往不將鄉村視作自治組織,在實際運行中,鄉鎮干部不僅利用政治權力直接參與鄉村自治,而且利用其國家代理人的角色直接向農村社會索取資源。這一模式是國家建構的結果,并非歷史自然生成的產物,也非農民自主選擇的結果,因此其內生的組織性缺陷在社會轉型階段無法承擔起社會治理的重任。因此在這一階段,“鄉政村治”模式緩和了國家和鄉村之間的張力,卻也引發了新的治理危機,歸根到底是鄉村中的“引領者”的缺位。盡管鄉鎮政府向農村汲取資源,但是村民自治的政治要求未變,鄉鎮政府沒有形成制度化的干涉方式,此外這種國家力量推動而非農民自主選擇的產物,也導致了農村村民自治的無所適從,因此鄉村潛力并未釋放,鄉村發展依舊方興未艾。

從中國鄉村治理歷史中的四次模式轉換,可以發現其中蘊含著“兩不變”與“一新”。一是中國鄉村的自治屬性沒有變,從“官政自治”開始,中國鄉村治理中的一個基礎認知便是鄉村屬于自治型社會組織。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實行鄉村自治是國家治理收益最大化的選擇,也是歷史的經驗。二是中國鄉村治理中必須存在“引領者”這一事實沒有變?？梢园l現“官政自治”“專政劣治”“集權統一”三種模式下,無論是鄉紳還是劣紳,是普通群眾還是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始終存在一個“引領者”。而在“鄉政村治”模式下,盡管順應了鄉村自治的歷史傳統,尊重了農村的運行規律及其獨立性,但是由于“引領者”的缺位,致使這一自治組織無法承擔轉型期國家治理的重任?！耙恍隆笔侵冈卩l村治理的現階段,“引領者”不是鄉紳、劣紳,也不是人民公社化組織,而是新時代先鋒隊性質的中國共產黨。

2.政權結構中的鄉村治理:黨組織嵌入的必然

杜贊奇認為,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鄉村的一大歷史進程就是國家政權建設的過程,也就是國家努力向鄉村社會擴張,企圖強化對鄉村社會的控制[11]。事實上,不光是20世紀上半葉,縱觀中國共產黨基層治理的百年探索,一個核心主題就是吸納基層社會組織以完成現代國家建構[12]。從政權組織建設的視角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治理探索歷經三個階段。

一是組織化時期,即1921年至1978年。這一時期包括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主要是探索階段,后一個階段是完善階段。在探索階段主要的抓手是土地革命,黨通過土地革命實現土地和資源的再分配,以此為中國共產黨動員和贏得農民的支持提供堅實基礎。土地關系的打破帶來的是傳統鄉土社會的權力結構的轉變,在黨領導的地區,以農民協會等組織為核心形成了鄉村組織結構網絡,使黨組織得以嵌入鄉村治理結構中。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整合分散的農業社會、集中農村資源以鞏固國家政權,黨通過新一階段的土地改革、農村公社化運動、政黨下鄉等形式推動國家對鄉村基層社會的再整合。這三種組織形式為鄉村治理奠定了深厚的組織基礎,通過黨對鄉村的滲透和下沉,實現了鄉村社會高度的組織化。

二是去行政化時期,即1979年至2012年。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政黨不分等諸多問題,我國逐步開始將黨和國家的力量從基層社會中抽離出去,我國的基層治理進入去行政化時期。在農村,這一過程伴隨著人民公社化體制解體而進行。人民公社解體后,鄉村基層治理朝著村民自治體制轉型。盡管村民自治從公民權利出發保證了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但是去行政化畢竟不合乎鄉村治理的歷史基因,由此造成了包括基層黨組織的“懸浮化”、村民自治的虛化、鄉村治理的內卷化等治理困境,鄉村治理呈現出無序狀態。

三是再組織化時期,即2013年至今。新時代以來,隨著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加速推進,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戰略也加速部署,但是去組織化的鄉村社會難以實現黨的戰略部署,同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注定基層治理不能一盤散沙[13]。于是這一階段,黨采取“以黨帶社”的再組織化戰略,加強對鄉村社會的再整合與再組織。值得一提的是,黨對鄉村治理的整合是伴隨著國家發展戰略而展開的,國家戰略實施對鄉村治理產生了新的要求,黨建引領滿足了國家戰略部署的需要。

總的來看,在鄉村治理中,黨組織存在一定的歷史基礎,隨著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轉變和國家政權建設的發展,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也是國家治理的需要。

三、黨建何以引領鄉村治理:對歷史和結構的回應

從歷史政治學的視角去觀察歷史進程與政權結構中的農村治理,可以發現鄉村治理離不開“引領者”的作用。同時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存在基礎,理應成為鄉村治理的引領者,這既是對歷史應然的回答,也是對結構必然的回應。但這只能回答“為什么是黨建引領”,而“黨建為什么能引領鄉村治理”還需要從如下三個方面回答。

1.黨的最高政治權威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的最高領導力量、最高政治權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中立足中國政治邏輯、凝聚廣大人民群眾理論并以先鋒隊性質的政黨逐漸奠定自身的領導地位和權威地位。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理論指導,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根本性問題[14]。黨的在鄉村治理中領導核心和最高政治權威地位的確立有兩條主線,一是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進行對抗中取得了領導權,并在建設和改革時期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樹立國家最高政治權威。二是黨引領廣大農民建立了農村新生態,前者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國家的領導權進而掌握鄉村治理的國家領導權的政治意蘊,后者主要是黨在土地革命等鄉村建設中取得了廣大農民的價值認同,兩條主線相互交錯,貫穿了黨的百年歷史。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圍繞著革命領導權問題與國民黨進行斗爭,同時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通過打擊豪強劣紳等形式進行土地革命,在局部確立了鄉村建設的領導權?？谷諔馉帟r期,在民族矛盾的掩蓋下,似乎停止了對領導權的爭奪。但事實上,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等抗日策略的成功,中國共產黨逐漸掌握了革命的領導權。在解放戰爭期間,通過更廣泛的土地革命使農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認同達到新的高度。解放戰爭結束,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并牢牢掌握了國家的領導權,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國家建設,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綜合國力逐步攀升一躍至今的世界強國前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斷鞏固。這期間,黨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隨著農民公社化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產到戶、鄉村振興等不同時期的變化,在農村中的領導地位和價值認同也得到穩固和漸進的提升。從歷史的進程中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鄉村治理中的領導地位是隨著國家領導權的掌握以及農村的認同發展而逐步樹立,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鄉村治理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決定性結構要素,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最高政治領導權和最高政治權威之后,便具化為中國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抽象為中國政治生活非制度化和非結構化的影響因素。這種結構要素體現在中國政治中就演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將黨的領導內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精神,將黨的全面領導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全系統、全要素、全過程。在鄉村治理中,隨著中國共產黨百年鄉建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已經內化為鄉村治理的結構要素和價值遵循,黨的領導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認同。隨著國家政權建設,農村成為國家制度的神經末梢,在事實上成為國家制度的最后一公里,農村的自治性組織名實分離。尤其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對鄉村治理新的要求使國家對鄉村治理采取了“再組織化”的模式,鄉村治理需要一個領導組織統帥全局。鄉村治理體系從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受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作為最高政治權威的中國共產黨理應成為這個鄉村治理的統帥。因此黨建引領滿足了國家制度建設、國家現代化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在鄉村治理中結構性的三位一體的需要。

2.新鄉賢與先鋒隊性質政黨的耦合

鄉賢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其原意是指品德和才學為鄉人推崇和敬重的人,是我國傳統社會表彰去世的為鄉村社會做出重大貢獻且有崇高威望的社會賢達或政府官員的榮譽稱號[15]。在封建社會,“皇權不下縣”,因此鄉賢成為鄉村治理的主要力量。新鄉賢是相對于古代鄉賢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生活在鄉村的,具有一定的知識、技能和社會地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農村賢能人士[16]。新鄉賢群體伴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發展而形成,在現代化建設中,城鄉一體化建設、農村村民自治建設、鄉村振興建設、現代科學技術等的發展為新鄉賢群體提供了經濟、政治、文化的土壤。由于新鄉賢往往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知識水平,因此往往也就成為鄉村治理中的積極參與者和引領者,在鄉村振興、農村發展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分析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引領作用,我們可以得出新鄉賢與中國共產黨在鄉村這個場域中存在耦合路徑(如圖2所示)。

圖2 新鄉賢與先鋒隊性質政黨的互動

一是黨對新鄉賢單向度的耦合。中國共產黨以其巨大的整合和組織優勢可以將新鄉賢吸納進黨的隊伍之中,于是新鄉賢與中國共產黨員存在角色融合。通過角色的吸納以及新鄉賢影響力的聚合,以此實現黨對鄉村治理的絕對領導。同時先鋒隊性質的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踐行群眾路線和不斷保持先進性的政黨,政黨吸納新鄉賢可以起到整合和賦能的作用,最大化實現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引領作用。二是新鄉賢對黨的單向度的耦合。新鄉賢進入黨組織,可以為基層黨組織建設提供豐厚滋養,在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人才支撐力、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社會號召力、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生態凈化力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新時代的鄉村治理離不開新鄉賢的支持,也離不開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引領,因此二者之中形成了交互融合、相互支撐、互為依靠的耦合聯系,并以此推動鄉村治理的組織化、系統化、高效化、精細化發展,黨建得以引領鄉村治理。三是新鄉賢和先鋒隊政黨雙向的耦合。這種雙向耦合是一種雙向需求的滿足,“再組織化”階段的鄉村治理,需要黨組織填補“去組織化”形成的結構的空白,同時在“去組織化”階段形成的新鄉賢群體也需要進一步實現自己的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在這種雙向需求的滿足下,產生了耦合的可能性。在這種耦合路徑中,新鄉賢獲得新的政治身份實現更高層次的價值,黨組織利用新鄉賢在鄉村社會中的影響力得以迅速展開工作,實現鄉村治理的“再組織化”。

先鋒隊性質的政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底色、政治方位和價值遵循[17],先鋒隊性質的新鄉賢群體也代表了農民、農業、農村的多元化需求和多樣化發展方向,二者不僅具有耦合的歷史基礎,更有實現耦合的現實要求和路徑,二者的耦合也是黨建引領得以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實現價值的重要依據。

3.黨建引領的獨特優勢

黨建引領何以可能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黨建引領本身去分析黨建引領的自身優勢,黨建引領本身就是對歷史和結構的回應。黨建引領以黨組織嵌入鄉村治理為抓手是對國家制度建設要求的回應,黨組織建設填補了去行政化造成的鄉村治理組織的空白,契合了國家政權建設的結構化需要。同時黨建引領突出的引領功能,也是對中國鄉村治理的歷史傳承、經驗總結和得失彌補。因此,黨建引領是新時代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既符合歷史又契合結構。因此,黨建引領對于鄉村治理是否具有優勢,便是其能否引領鄉村治理的回應。

概括而言,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具有政治性、社會性、組織性和社會性優勢[18]。首先是黨建引領具有引領鄉村治理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表現在鄉村治理中便是以黨建進行引領鄉村治理朝著正確的政治方向邁進、堅守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堅定正確的政治道路。農村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基層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在遵循中國鄉土傳統和百年鄉建歷史的產物,是適合中國鄉村治理的正確道路。黨建引領以黨組織嵌入的方式引領農村村民自治,是鄉村治理得以成功的政治遵循,也是黨建引領的優勢所在。其次是黨建引領具有保證鄉村治理的人民主體地位的社會性優勢。在“專政劣治”模式下,農村被豪強劣紳把持,農民主體性不顯,農村烏煙瘴氣,農業一片廢墟。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農民是鄉村治理的主體,也是鄉村制度正常運行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始終奉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黨建引領能夠鄉村治理主體權力、能力和能量并以此激發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活鄉村治理的內生性動力[19]。再次是黨建引領具有整合鄉村治理各方面資源的巨大的組織性優勢。新時代黨對鄉村治理的領導方式不是“集權統一”模式,其組織性優勢不同于“集權統一”模式下高度的集體化,相比于“集權統一”模式造成鄉村治理的僵化,黨建引領更加注重引領功能,以引領功能整合鄉村治理的多方主體、多種力量和多元需求,組織性優勢不僅體現在組織本身,而且體現在整合過程和結果之中。最后是黨建引領具有優化鄉村治理體系和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的功能性優勢。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發展和轉型期中國的結構性需要,鄉村被納入國家政權建設,鄉村治理體系也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黨建引領實現了鄉村治理的善治,完善了鄉村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為黨領導鄉村治理奠定了實踐基礎,其功能性優勢不斷彰顯。

從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優勢可以看出,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是歷史選擇和現實需要的統一,在新時代鄉村治理中起到的結構性、基礎性、政治性作用不斷凸顯,彰顯了黨建引領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從歷史政治學的視角看,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具有歷史和結構兩方面的可行性和合法性依據。從歷史的線索看,鄉村治理從古至今在事實上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組織屬性,但是鄉村治理同樣需要“引領者”的作用,即便是皇權不下縣的傳統帝制模式下,鄉村治理仍然需要鄉賢群體作為上下聯動的政治節點以引領鄉村治理。同時在歷史的進程尤其是黨的百年鄉建歷史中,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在農村的政治地位和認同。從結構的線索看,中國鄉村治理伴隨著國家政權建設尤其是轉型期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需要而被納入國家制度體系,同時由于“去組織化”模式影響,鄉村治理長期存在組織缺位的困境,由此鄉村治理產生了組織和結構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和政治權威的確立使其成為國家制度體系中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結構要素,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引領滿足了鄉村治理的需要。同時,黨建引領鄉村治理自身的獨特優勢,使黨建引領鄉村治理不僅具有合法性、必然性,更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由于鄉村治理中存在幾十年的組織缺位,加上鄉村治理工作的復雜性與資源的稀缺性、村民訴求的多元性與實現途徑的單一性等相互交織疊加的矛盾,黨建引領也面對著黨組織軟弱渙散、黨員角色沖突、黨員能力缺位、基層黨組織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問題。因此黨建引領鄉村治理需要不斷提升組織力,突出重點功能,優化組織設置,強化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具體而言,一是強化黨組織自身建設。著重提升農村黨員干部的政治素養和工作能力,理順農村黨員干部角色定位,以黨員能力提升助推黨組織的戰斗能力的提高。同時強化黨組織的凝聚力建設,優化組織設置,彰顯功能屬性,更好促進基層黨建工作與鄉村治理的高度融合。二是強化機制重塑,推動黨建引領與“三治融合”模式的構建。要重新理順基層隸屬關系和行政機制,突出黨建引領的角色定位和農村工作的覆蓋,以機構重塑推動黨建引領與“三治融合”模式的建構[20],理清基層黨組織引領鄉村治理的理路。黨建引領自身的政治定位決定了其在村民自治建設中具有制度優勢、在村民德治建設中具有引領優勢、在村民法治建設中具有政治優勢。三是構建起鄉村文化建設的科學之路,鑄就鄉村振興之強健魂魄[21]。以鄉村先進文化建設為抓手,促進村民文化素質提升,為黨建引領提供適配的群眾環境。四是強化技術賦能,構建智能化鄉村治理新模式?；鶎狱h組織應在保證自身技術能力不落后的同時發揮好其在互聯網時代的引領功能,發揮好互聯網技術賦能、技術引智的作用并以此推動鄉村治理智能化、高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