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起點、政策選擇與中美關系的另一種可能

【內容摘要】??中美關系的走向決定未來國際秩序。從結構現實主義出發，有觀點認為中美勢必走向沖突與戰爭。通過定位中美所處的結構起點并對其進行深入分析，發現在經濟、安全、意識形態和應對全球性問題上，中美關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戰”的特征?？傮w上，經濟結構是發展導向的，安全環境是和平導向的，意識形態是包容導向的，解決全球性挑戰是合作導向的。從特定的結構起點出發，中美關系走向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是優先選項，而走向沖突和戰爭代價巨大、成本極高。盡管如此，特定的結構起點及結構過程能否持續發揮作用，也取決于中美兩國的政策選擇?？傮w上，中美兩國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強合作，這有助于避免中美關系滑入“新冷戰”。無論未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如何變化，中國要更為積極地塑造中美關系，推進有利于發展、和平和多元的結構進程，提升結構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穩定性，借助結構的力量來限制美國對華“新冷戰”。

【關鍵詞】??結構現實主義??結構起點??中美關系??新冷戰

【作者簡介】??宋國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上海??郵編：200433）

【中圖分類號】?D822.37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1-0020-17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1002

中美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系，其走向將決定未來國際秩序的發展方向。但對于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悲觀者不少，特別是從美蘇冷戰的歷史案例出發，一些學者提出了中美正處于或正走向“新冷戰”“中美必有一戰”“中美難以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等觀點。?這些觀點的國際關系理論淵源大都可以從結構現實主義中找到。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中美在安全、權力和經濟利益上的競爭決定了兩國難以避免沖突甚至戰爭。?觀察中美關系發展，結構視角毫無疑問是重要的，結構現實主義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即使從結構視角出發，也需要認真思考結構的原初狀態和具體特征。如果在結構起點處就存在較大不同，那么很難完全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來理解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本文旨在探討中美所處結構的起點狀態，闡釋其特征，并分析中、美當前的政策取向，以便更為全面地展望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本文認為，從結構出發，中美關系未來的發展在沖突和戰爭之外，還存在著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可能。正如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2023年在舊金山會晤時所言，“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p>

一、理解當前中美關系的結構起點

由于國家是在特定的結構內互動，結構確實對國家間關系產生重要影響。而結構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即使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結構狀態也并非一成不變，也非千篇一律。這就需要考察一定時空背景下國家互動的結構起點問題。所謂結構起點，是指構成特定國際關系結構的初始狀態。體系的初始狀態不同，體系特征不同，國家間互動的演化邏輯也不相同。結構起點塑造結構演化的進程，并作為給定的條件，影響結構內不同行為體的互動模式。

當前中美關系所處的總體結構仍是二戰結束后所形成的結構。關于這種結構，美國更多地是以所謂“新自由主義秩序”來概括；但中國認為，二戰之后的國際秩序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管對于結構的秩序有何不同稱謂，二戰后所確定的基本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改變，然而在總體結構保持大致穩定的背景下，階段性結構出現了重大調整。

事實上，二戰之后的全球結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冷戰結構，即從1947年冷戰爆發到1991年蘇聯解體。在這個結構中，美蘇兩極對抗，軍事上對立，經濟上基本隔絕。在20世紀50年，中國加入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美國。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中美關系也尚未正?；?，中國保持相對獨立并置身美蘇對抗之外。為了贏得對蘇聯的冷戰優勢，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關系迅速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這標志著中美對抗蘇聯的態勢正式形成。在20世紀80年代，中美進入“準蜜月期”，兩國在戰略上協同，經濟聯系快速增加。由此，蘇聯在冷戰中逐漸處于被動地位。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戰之后的總體結構進入了第二階段。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從大國力量的角度看，一些學者將其稱為“一超多強”的時代，也有學者將其稱為“一超獨霸”的時代。在這一階段，尤其是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因此大力發展“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與此同時，中國加速推進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中國融入世界的標志性事件。同年，“9·11”事件爆發，美國隨即發動了全球反恐戰爭，中國總體上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由此，美國把戰略重心放在打擊恐怖主義上。隨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國力受到極大沖擊，為了應對危機，中美攜手合作，取得顯著成效。

2010年以來，國際體系結構進入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美國逐漸將中國定位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不斷對中國實施遏制、打壓政策。特朗普政府在經貿領域對華征收高關稅，通過各種手段打壓華為公司及中國其他高科技企業，并在涉港、涉疆、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挑釁。拜登政府執政后，開始將“合作、競爭、對抗”作為對華政策指導原則，延續對華高關稅措施，同時通過提升盟友關系持續對華施壓。此外，拜登政府還強化出口管制、投資限制，試圖贏得對華競爭優勢。

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確定結構起點，其中最重要的標準是在時間坐標上，起點前后的國際結構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具體而言，判斷階段性結構是否發生重大變化的主要依據有兩個。

一是結構內原有的關鍵行為體發生重大變化。在冷戰階段，美蘇兩國成為結構內最強大的國家，而之前結構內關鍵的塑造者（如英國和德國）不再具有原有的地位。在冷戰結束后的“一超多強”結構中，俄羅斯的實力急劇下降，美國“一超獨霸”，其他國家的實力都無法與美國匹敵。在當前國際結構調整的第三階段，美國繼續作為結構主導國家存在，同時中國國力快速上升，影響不斷增強，成為結構的關鍵塑造方之一。

二是推動結構演化的國家間關系發生重大改變。冷戰期間，國際結構內最主要的國家間關系是美蘇關系。美蘇兩國在全球爭霸，互有攻防。在第一階段，美國和蘇聯分別建立了以本國為中心的軍事聯盟，爭奪勢力范圍，打造以本國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同時，美蘇關系也塑造和影響著其他的國家間關系，并決定著國際結構的走向。在第二階段，美國以維護、鞏固和拓展其領導地位為目標，美國與多極化進程中的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成為國際結構中的主要關系。美國試圖打造霸權體系，這與結構中其他行為體希望推動國際格局多極化的訴求產生了沖突。在第三階段，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美國認為中國可能挑戰其國際地位，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地緣競爭對手”。因此，美國進行戰略調整，聚焦“印太”地區，遏制中國崛起。而中國堅決捍衛自身發展權利，反對霸權、霸道、霸凌行為。國際結構也由此發生重大變化，中美關系成為國際結構中的主要國家關系。中美兩國均認為當前的國際結構出現了重大調整，美國認為“后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中國則認為“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雖然當前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總體上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塑造，但具體而言，結構中的主要行為體和主要國家關系已經出現了三次重大調整。因此，將當前中美關系的結構起點定位到二戰結束、冷戰時期或者是冷戰結束之初，都不夠精確。準確地講，在二戰結束后的近80年間，中國和美國作為體系結構中的兩個關鍵大國應該始于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也一直保持上升態勢。一方面，中國持續擴大與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經濟優勢；另一方面，中國也不斷縮小與美國的經濟差距。例如，2019年中國GDP總量占美國GDP總量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但是在2021年，這一比例超過了四分之三。就力量而言，在后冷戰時期，美國“一超獨霸”的結構已經不復存在。如果要將某一具體事件作為中美關系成為結構中主要關系的標志，那么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這種標志性意義。這一事件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的重大調整，破壞力強，深刻改變了中國對美國的認知，也極大影響了中美關系的后續變化。

二、中美關系的結構起點特征

中美兩國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結構的關鍵行為體，中美雙邊關系的走向也決定著國際結構的未來發展。關于這一點，爭議不大。核心的問題在于中美所處的國際結構和美蘇所處的國際結構是否一致，美蘇冷戰的結構是否能夠自動移植到當前的中美關系中，或者更為直接的是中美是否難逃結構帶來的悲劇。這需要從結構的起點特征加以理解和闡釋。泛泛地認為中美所處的結構與美蘇所處的結構都是無政府狀態下的兩國對抗，而忽視結構起點的差異和后續進程的不同，不利于更為精準地分析中美關系。

當前中美作為體系內的關鍵行為體所處的結構起點的特征和冷戰爆發時期美蘇所處的結構特征有顯著差異。

第一，在全球經濟結構上，全球經濟具有連接性和互嵌性，中美兩國之間也保持著高度的相互依存。作為當前結構下的經濟體系，全球經濟高度連接和互嵌。在2010年前后，“超級全球化”大行其道，各國經濟開放度、國家間經濟聯系程度以及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數量達到空前的水平。從數據來看，從1870年到一戰前，全球貿易占GDP的比例從1870年的9%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4%。?從1914年一戰爆發到二戰結束，全球經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大蕭條，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層出不窮，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大為盛行。經濟全球化遭遇大逆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全球貿易占世界GDP的比例跌至5.5%。二戰結束后，美國在1947年推出了“馬歇爾計劃”，將西歐等盟友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體系；蘇聯也推出了“莫洛托夫計劃”，將東歐經濟與蘇聯經濟緊密捆綁。此后，世界經濟被劃分為兩大平行且對立的經濟體系。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國際貿易才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到1980年，與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在蘇聯對外貿易中只占四分之一。冷戰結束后，“超級全球化”進程開啟，國際貿易快速增長，其平均增速大大超過全球GDP增速，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15%上升至2012年的26%，2012年商品和服務出口約占全球GDP的33%。

中美關系所處的結構起點，不僅是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而且中美之間也深度相互依存。而在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經濟基本是相互隔絕的，以美、蘇為代表的兩個經濟體系之間的經貿聯系也較少。從1950年到1959年，美國對蘇聯的出口年均不到100萬美元，同期蘇聯對美國的出口年均為2?100萬美元。1960年，美國對蘇聯的出口額升至3?960萬美元，并在隨后的十年中迅速提高，在1968年達到5?770萬美元。1969年美國《出口管理法》通過，其當年對蘇聯的出口額達到1.055億美元，1971年達到1.62億美元。與此同時，蘇聯對美國的出口額一直保持在2?000萬美元左右，直到1965年才躍升至4?260萬美元，1970年達到7?230萬美元。但是雙方的貿易額與它們各自的貿易總額相比，顯得微不足道。1965年，美國對蘇聯的出口不到美國出口總額的0.2%，1970年這一比例也不到0.5%。蘇聯對美國的出口在1965年和1970年分別占其出口總額的0.5%和0.6%。1971年，美國與蘇聯的貿易總額為2.19億美元，但是遠低于美國與加拿大、日本以及主要歐洲盟國的雙邊貿易總額。?1980年，蘇聯對美國的出口只占其出口總額的0.2%，蘇聯自美國的進口占其進口總額的2.1%。

但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貿易聯系卻極為密切，供應鏈高度整合，互補性強，具有體系性對接、彼此間依賴的特征。以2016年為例，這一年美國對華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9%，美國自華進口占其進口總額的比重為20.9%。?同年，中國對美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為18.4%，中國自美進口占其進口總額的比重為8.5%。?由此可見，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度遠遠高于美蘇在冷戰初期和后續的經濟相互依存度。2016年，中國對歐洲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8.6%，中國自歐洲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總額的18.1%。?如果再把日、韓等美國盟友包括在內，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友的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

第二，在安全結構上，國際安全形勢大幅度緩和。中美兩國所處安全結構的起點，全球安全形勢整體好轉，和美蘇冷戰形成鮮明對比。1947年冷戰開始時，美、蘇都剛從二戰的殘酷現實中走出來，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和戰爭恐慌心理。對兩國而言，戰爭并不遙遠，因此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是它們的理性選擇。首先，從軍費來看，經過二戰之后的大裁軍，蘇聯的軍費開支從占其GDP的50%以上降為約20%，美國的軍費開支則從二戰期間占其GDP的40%降為6%左右。但隨著冷戰的爆發，蘇聯軍費開支占GDP的比重長期保持在高位，20世紀50年代的年均占比在20%以上；美國的軍費開支也快速攀升，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軍費開支占GDP的比例年均保持在10%左右。?而中國和美國的軍費預算在2010—2020年占GDP的比例分別低于1.7%和3.8%，?均大大低于美蘇冷戰初期的水平。其次，從軍隊規模來看，以1960年為例，美國和蘇聯的軍隊規模分別約為250萬人和360萬人，占其國家人口的比例分別約為1.4%和1.7%。?而中美兩國在2010年左右的軍隊規模遠不如冷戰期間的美蘇。尤其是中國在2015年裁軍之后，軍隊規模維持在200萬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到2‰；近年來美國的軍隊規模保持在140萬人左右，占人口的比例低于5‰。再次，從軍事聯盟看，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分別構建了由自己主導的北約和華約這兩大軍事聯盟，冷戰也直接表現為北約和華約這兩大軍事聯盟的對抗。當前，中國始終堅持不結盟政策，沒有與其他國家建立軍事聯盟關系，更沒有建立多邊軍事聯盟體系，因此，無論在全球層面還是在亞太地區都不會形成以中國為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美國雖然建立了多種形式的聯盟關系和聯盟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盟友并不支持美國對華實施軍事遏制。因此，冷戰期間的美蘇軍事同盟對抗模式在中美之間并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美蘇之間雖然爆發了冷戰，但能夠避免熱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也就是說美蘇之間的“核恐怖平衡”維持了結構的和平。在中美安全結構的起點上，這一因素繼續存在，也有利于避免中美陷入沖突。因此，相較于冷戰初期，當前中美結構起點的安全環境是顯著改善的。

第三，在觀念結構上，全球意識形態競爭相對弱化。當前，在觀念結構起點方面，意識形態更為多元和包容。而在冷戰初期，美蘇在意識形態領域高度對立。無論是作為客觀存在的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是美國主觀認為蘇聯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融入其擴張行動之中，美國都需要針鋒相對。而從蘇聯的角度看，“杜魯門主義”主張“全世界應該選擇美國制度”，進而認為美國二戰后對外政策的特征是反對共產主義，謀求世界霸權。美蘇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爭奪影響力是導致冷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但在目前的全球觀念結構中，美國雖仍極力推廣其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但中國并沒有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的意愿和行動。在相對寬松的全球觀念結構中，其他大多數國家也認為應根據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選擇政治制度。此外，在后冷戰時代，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各國歷史、文化、制度和發展水平的差異，具有交融性、共通性、普遍性和全球性，成為全球觀念結構中的主導理念，這也有助于抑制特定國家單一意識形態的擴張。

第四，全球性挑戰持續上升，需要中美攜手應對。對當前中美所處的結構起點而言，全球性挑戰的持續上升是一個重要特征。其中，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均受其影響，但又無法獨自解決。美國認為，氣候危機既是國內危機，也是影響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氣候危機正在重塑物質世界，目前氣候變化的速度比現代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快，極端天氣事件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中國也明確提出，“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應對氣候變化，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關乎人類前途命運?！?中美兩國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威脅的認識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研究進展是相伴相隨的。IPCC的評估報告認為，全球升溫幅度需控制在1.5℃，否則地球在2030年之后會出現毀滅性氣候。?如果中美之間缺少合作，按照目前的情況，溫室氣體排放可能會造成全球氣溫上升幅度超過預期。為應對氣候危機，中美需要加強合作。但在冷戰初期，美蘇之間基本沒有面臨類似的全球公共問題挑戰。

上述特征是當前結構的初始屬性，滲透到結構的各個領域，成為結構內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所有成員互動的基礎。結構的起點塑造體系結構的形態，進而產生結構壓力，傳導至結構內國家，塑造著國家的政策選擇。如果體系結構的起點是對抗性的，那么就會產生對抗性的結構壓力。但如上所分析的，中美所處的經濟結構是發展導向的，安全環境是和平導向的，意識形態是包容導向的，解決全球性挑戰是合作導向的。這種結構所產生的體系性力量對包括中美這樣的關鍵性國家在內的體系內成員都會產生影響，但是其指向更多的是和平和發展。要打破這種結構，回到沖突甚至戰爭，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三、結構塑造者的政策選擇

中美所處的結構起點雖然有利于和平、合作和發展，有利于避免中美陷入沖突，但是結構能否持續發揮作用，這又取決于中美兩國的政策。如果中美兩國選擇沖突，那么結構起點的有利因素會隨著沖突的持續和擴大逐漸消失，進而導致原有相對良好的結構瓦解。中美作為結構的塑造者，在雙邊關系上的政策選擇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維持結構還是顛覆結構，取決于體系內各關鍵行為體的選擇。從目前情況看，結構中的重要行為體的政策選擇考慮到了結構起點的作用，這有助于維護結構的穩定。

第一，中國的政策選擇。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標是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由中國的國家發展邏輯所決定的。對于美國損害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的行為以及美國的霸道、霸權行徑，中國的態度是堅決抵制且敢于斗爭。但這種斗爭不是所謂爭奪全球霸權的斗爭，而是國家之間的正?；?。為了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在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承擔大國責任，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下簡稱“三大倡議”）。無論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是“三大倡議”，都體現了中國外交的總體思路，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外交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特點，更是中國為應對百年變局提出的解決方案。全球發展倡議為全球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環境，明確要“加強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和美國的協調自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全球安全倡議倡導以團結精神應對全球安全變局，主張堅持合作之道，通過政治對話、和平談判來實現安全。這包括了促進中國與美國的良性互動，避免核戰爭，守住不沖突的底線。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主張各種文明開放包容和交流互鑒，主張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全球文明倡議既有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擊，也有與西方文明的對話、交流、溝通。

具體到當前的中國對美政策，中國的立場是一致的、連貫的，邏輯也是清晰的。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中國提出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中國主張以“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為基調推動中美關系發展；在拜登政府時期，中國強調“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中美正確相處之道。由此可見，中國對發展中美關系的立場始終強調三點。一是尊重，中國尊重美國的社會制度，同時也要求美國尊重中國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二是和平，中美之間有分歧、矛盾，這很正常，但不能用戰爭的方式消除彼此分歧；三是合作，合作是中美最佳的選擇，雙方要通過合作來擴大共同利益。

第二，美國的政策選擇。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合作和競爭兩個選項中搖擺。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合作相對更多一些。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氣候變化兩大領域，美國需要中國，也和中國積極協調。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在上述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合作成果是二十國集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持續上升和2015年《巴黎協定》的通過。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上升，奧巴馬政府后期對華政策中競爭的一面也在上升。在地緣政治上，美國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并推動美歐戰略協同。在地緣經濟上，美國積極推動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進一步增強。在政治安全領域，美國在涉港、臺灣和南海問題上不斷挑釁。特別是在特朗普執政的最后一年，中美關系中的不確定性、沖突性因素急劇增加。但從合作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時期中美在經貿領域也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避免了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所調整。美國對維持中美戰略穩定的考慮增多，對務實處理對華關系的考量增加。從2021年提出的“競爭、合作、對抗”舊三分法到2022年的“投資、結盟、競爭”新三點論，兩者最大的不同是美國將“合作”和“對抗”的表述都刪除了，只保留了“競爭”。但在具體說明時，事實上保留了“合作”的選項，“美國準備隨時和中國合作”，但希望避免對抗，“美國和中國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以防止競爭演變為沖突、對抗或新冷戰”。?2023年，在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期間，拜登總統在經貿領域提出“兩不”，“不尋求打壓遏制中國發展，不尋求同中國脫鉤”。?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國和中國需要思考如何管理競爭以緩和緊張局勢。?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也強調，要以務實的經濟戰略來應對復雜的中美關系，中美經濟關系不是零和博弈，美國尋求與中國進行良性的經濟競爭。

第三，關鍵第三方的政策選擇。中美是結構中的重要行為體，對結構有著直接且顯著的影響，但現有的結構并不只有中美兩國。2017年，中美兩國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40%，盡管如此也遠沒有達到冷戰初期美蘇兩國對全球經濟的主導程度。在中美兩國之外，其他的行為體的選擇也會塑造中美兩國的政策。在當前的結構中，如果第三方選邊站隊，將會加劇中美的對抗；如果第三方保持中立，將會抑制中美的對抗。這和冷戰期間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冷戰期間，處于對抗狀態的兩大陣營幾乎囊括了所有大國，即使存在獨立的第三方，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大國塑造第三方的政策選擇，而第三方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這種情況的出現也與結構起點的狀態相關。與冷戰時期不同，受益于復合相互依存的國際體系，當前結構中的第三方擁有較為獨立的行動空間，其典型代表是歐洲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

一是歐洲國家。歐洲國家多數是美國的傳統盟友。拜登政府非常重視盟友，美歐政策協調有所增強。與此同時，歐盟也希望實現“戰略自主”。?這種“戰略自主”在軍事上是力爭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在經濟上是能夠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在戰略上是在中、美之外發揮歐洲的規范和平衡作用，防止歐洲利益受損。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歐洲國家擔心過度與美國捆綁將會損害自身利益，甚至可能會被邊緣化。不僅如此，歐洲國家還希望與那些不愿卷入中美競爭的國家加強協調。在美國不斷拉攏歐洲國家打壓、遏制中國的情況下，歐洲國家的“戰略自主”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制約。正如布林肯所言，美歐聯合起來才可能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如果沒有歐洲的堅定支持，美國對華遏制政策無法取得實質效果。事實上，美國對華政策從“脫鉤”到“去風險”的轉變，也與歐洲國家不完全贊同對華遏制政策的立場有一定關系。因此，歐洲國家是塑造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第三方因素。

二是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有多種內涵，其不僅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而且是一個經濟社會概念。烏克蘭危機發生后，南方國家進一步覺醒，全球南方興起。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相對應，其已經被塑造為一個“抵抗空間”，不僅反對“北方”在國際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也反對新自由資本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全球霸權。?美國力圖拉攏全球南方國家，分化其與中國的關系。對于美國打壓中國，全球南方國家的立場是“不支持”。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對美國等北方國家長期以來的剝削和壓迫非常反感；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世界和平和道德正義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國家也反對美國對中國的打壓。

由此可見，無論是歐洲國家還是全球南方國家，它們都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希望中美能和平共處，拒絕選邊站隊。對于關鍵第三方的明確信號，中美兩國尤其是美國需要正視并予以積極回應。從結構角度看，關鍵第三方的政策選擇也是制約中美兩國走向沖突的重要力量。

四、中美關系的另一種可能與中國的主動作為

中美關系的結構起點不同于美蘇冷戰爆發時的結構起點，當前的結構現狀也遠沒有進入所謂的“新冷戰”狀態?；诮Y構起點和結構現狀，未來中美關系發展還有除冷戰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那就是走出一條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道路。當前，拜登政府也有意管控分歧，為中美關系設置“護欄”，客觀上有助于避免中美關系滑入“新冷戰”。但是，美國國內政治變化、領導人的更替以及外交戰略的調整，可能會沖擊結構，有把中美關系拉入“新冷戰”的風險。與冷戰時期相比，中國面臨著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也擁有冷戰時期蘇聯所不具備的多重優勢，中國要更為積極地塑造中美關系，推動有利于發展、和平和多元的結構進程，提升結構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穩定性，借助結構的力量來降低美國把中美關系推向“新冷戰”的可能。

第一，持續推動與美國的合作，擴大利益交集。中美關系能否健康發展，最終還是取決于中美兩國自身。從美國近些年的對華政策看，其已經意識到中國將長期保持世界主要大國的地位。中國也意識到，無法在短期內超越美國。中美戰略博弈注定是長期的、持久的。在這種趨同的判斷下，為保持中美關系穩定，中國需要主動作為，擴大中美利益交集。利益不存，穩定不再。一是維護經貿利益，維持中美相互依存的基本格局。經濟深度相互依存是中美關系不同于美蘇關系的最重要和最顯著特征。中國要在維護好中美經貿存量利益的基礎上，穩步擴大增量利益，拓展中美經貿合作，確保中美經貿關系繼續發揮“壓艙石”作用。二是回應美國的現實訴求。美國國內存在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盡管這些問題不是中國造成的，但美國政府希望中國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解決問題，如芬太尼問題。?中國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適度回應美國的訴求。三是在全球共同利益上的合作。中美兩國是全球性大國，在事關全球安全、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兩國承擔著大國責任。中美也可以在維護和擴展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增進信任。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氣候變化是中美合作的優先領域，人工智能治理也是重要的合作議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利益交集外，中美還要擴大互動的規范交集。一方面是中美兩國確定管控分歧的規則交集，如中美要就如何管控分歧確立規則；另一方面是確定中美互動的機制交集，要在協商的基礎上確定更多正式的合作機制。

第二，推動國際格局的多極化進程，創造復合化的結構均勢。其一，推動國際局勢緩和，助力國際政治多極化。美國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英國的戰略思想，即發揮自身相對孤立的地理優勢，大搞“離岸平衡”。?該戰略的核心是在關鍵地區制造矛盾、推動對立，借此維護自身利益。有鑒于此，如果能夠在美國實施“離岸平衡”戰略的關鍵區域如歐洲、中東、東亞地區推動實現局部緩和，則美國戰略的效果將會下降。因此，中國可高舉“大緩和、大團結、大和解”的旗幟，推動與周邊地區和其他關鍵地區的合作，增加在相關地區的貢獻，助力形成多元、穩定的全球結構，以此對沖美國的“離岸平衡”戰略。其二，著力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平衡美元霸權。美元霸權是美國霸權的最后堡壘，也是美國推行全球霸權的“錢袋子”。冷戰時期，蘇聯重軍事、輕金融甚至無金融，放任美元霸權持續發展，也被迫承受美元霸權帶來的后果。因此，國際社會可通過提升美元之外的其他貨幣的國際份額，約束美元霸權。中國也應借助自身經濟和貿易優勢，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發展。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長潛力巨大，應通過市場邏輯和戰略謀劃，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應對美國聯盟體系，防范美國打造對華聯合陣營。美國能夠在冷戰中勝出是因為其構建了強大的聯盟體系。當前美國政府也借助更為緊密的聯盟體系對華展開競爭。對此中國要尋求破解之道。在經濟上，中國要以擴大對外經貿聯系為主要方向，從戰略高度加強與歐、日、韓、澳等美國盟友的經貿關系，穩住既有的經貿網絡，優先拓展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利益，多措并舉確保與美國盟友在經濟上不脫鉤。在意識形態上，應吸取蘇聯在冷戰時期的教訓，不主動強調意識形態對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另外，中國還要高度重視國際社會中的新型大國和中等強國，避免這些國家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美國目前竭力拉攏印度，考慮到印度與中國的地緣關系以及印度未來的增長潛力，中國應穩住中印關系。

第四，努力打造和平環境，夯實民族復興基礎。冷戰期間，美蘇在軍事方面雖然高度對抗，但未發生直接戰爭，主要原因在于美蘇都是核大國?！昂宋淦骱推健被颉昂丝植榔胶狻倍稍谥忻乐g依然存在。中國和美國作為有核國家，彼此之間固然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著戰爭不會出現，第三方戰爭或者代理人戰爭可能成為消耗兩國國力的因素。冷戰時期，美蘇均對外發動過大規模戰爭，但兩國也因戰爭消耗了國力，導致經濟發展受到影響。越南戰爭消耗了美國的國力，使蘇聯在一個階段內獲得了競爭優勢，形成“蘇攻美守”的態勢；阿富汗戰爭則消耗了蘇聯的國力，幫助美國最終在冷戰中獲勝。就目前而言，一方面，中國應增強軍事力量以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國應堅持和平崛起，不搞軍事擴張，不主動發動戰爭。

第五，應始終將國內發展置于首位，尤其是做到政治要穩定、經濟要繁榮、社會要發展、安全有保障。中美戰略博弈的走向取決于各自國內的發展。當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對華競爭戰略都強調其國內議題的重要性，各種形式的“投資于國內”成為美國的優先選項。中國也要注重國內的發展。具體而言，一是政治要穩定，關鍵在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用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應對中美博弈的優勢來源。二是經濟要繁榮，當前中國應更加重視民營經濟的作用。同時，要營造法治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為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提供穩定的預期。三是社會要發展，要保持社會活力，回應民眾需求，增強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信心，切實提高民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四是安全有保障，要保障政治、經濟、社會的綜合安全，避免發生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當然，安全有保障并不意味著泛安全化，過分強調安全也會沖擊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

結?束?語

結構確實重要，各個國家都處于特定的結構之中。真正的結構主義理論不僅要看到理論意義上結構的趨同性，更要承認具體時空背景下結構的差異及其巨大影響。僅僅從抽象的結構出發，容易陷入新現實結構主義的窠臼，這是歷史主義貧困論的表現。如果只是僵化地看待結構，那么就會得出“循環和重復”的結論。在重視結構的同時，還要關注結構的起點和特征，這樣才會看到動態和變化。結構起點不同，結構進程不同，結構的發展方向也不同。結構的發展并不只遵循現實主義的邏輯，也遵循非現實主義的邏輯。

當今世界面臨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對中美關系而言，“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完全不可避免?！爸忻狸P系再也回不去了”，也并不意味著中美之間必然滑向“新冷戰”。中美關系所處的結構起點與歷史上特別是冷戰爆發時的結構起點有諸多不同，需要準確定位和把握。從特定的結構起點出發，中美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是優先選項，而走向沖突和戰爭的代價巨大、成本極高。在“再也回不去”和“新冷戰”之間，中美可以走出一條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道路。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塑造中美關系的另一種可能，也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努力，包括正確看待國家權力、引導各自國內民眾的情緒和做出理性的政策選擇。同時，中國也要主動作為，借助結構去重塑相互關系，不被舊的結構及其歷史所限制。

[責任編輯：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