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傳承與發展的科學態度與理論加工

張師偉 賀姣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項目：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現代轉換與創新發展研究”（22XZZ010）。

作者簡介：

張師偉，男，山西汾陽人，博士，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賀? 姣，女，陜西延安人，西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學術使命在學術界得到了積極回應，或立足于中國經驗，提煉政治概念，發展政治理論，或回歸歷史視角，訴諸傳統時代理論資源，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過去、現在和未來，一脈相承，政治實踐在發展中彰顯了突出的歷史連續性。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應立足在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自覺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不過，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既不能搞拿來主義，也不能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望文生義，必須要進行辯證認識，并在理論視角與思維方式層面上，傳承和汲取理論精華，努力實現理論創新，促進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進程。

關鍵詞：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傳承與發展；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D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23）06-0047-10

中國式現代化政治建設進程和成就，暴露了政治學知識體系國家自主性的不足，來自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的概念適用和理論解釋遭遇了理論挑戰，比如“以理性選擇主義方法論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必然把中國變成一個人面獅身的怪物”[1]。由于西方政治學知識在國際學術界還處于相對優越的位置，不論是學術成果發表數量、引用率及影響力比較，還是學術界重要學者國家間分布上，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的學術優勢都還毋庸置疑，以至于一些學者還存在著對西方政治學的“過分依賴”。[2]然而，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的局限性也越來越受人矚目。有的學者開始質疑西方政治知識體系的普遍適用性，把它看作是一種地方性特殊知識[3]，如機械地用以理解和解釋中國實踐，就會出現諸多解釋錯誤或理論無能。有的學者則進一步分析和批判了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主流缺乏歷史維度的缺點，主張依托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發展歷史政治學。[4]它能否實現歷史維度的中國政治知識體系建構姑且不論，但它面向歷史文化資源的路徑則是頗為可取的。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必須要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否則就很難完成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任務。

一、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歷史認識、辯證態度和理論剖析

有的學者在自覺進行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時，已明確提出了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歷史轉向，[5]試圖在縱向歷史維度上發掘和利用傳統資源，建構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雖然政治學研究的歷史轉向非常有理論價值，但在西方也并非空白，歷史社會學下的許多研究成果都屬于歷史維度的政治學研究，然而中國學術界在此項研究上卻存在諸多問題，或者以今釋古，或者試圖采取直接的“拿來主義”。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要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進行理論的必要加工才能予以完成。

1.歷史認識：準確、完整地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形成、發展及成熟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它固然具有跨越歷史時代的普遍屬性，展現著共同的民族精神，但僅是中國傳統文化內容體系的一部分，因為“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6]。就此而言，在歷史過程中，普遍共同的優秀傳統文化不會自動從歷史性具體文化內容中被分離出來，而是要由研究者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截取并展開周密細致的理論分析后，才能剝離出其內容體系，否則，就或者會把某個歷史階段特殊性的內容誤會為普遍共同的文化內容，或者在某個歷史階段的理論中，硬生生地楔入現代政治理論的某些內容，比如有學者在《周易》中解讀出了啟蒙的內涵[7]。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要條件。只有準確完整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才能真正促進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否則只能以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之名，行西方政治理論推廣之實，比如有些學者強調“君子是中國的公民建構進路”[8]。所謂準確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就是在理解和解釋上要如歷史之具體真實，比如“大一統”的歷史具體真實，在內容上就得如漢代公羊春秋所解釋的那樣，其核心內容在于“天子受命于天”以統萬民之一切的君主集權，而如果將“大一統”解釋成“一種國家體制或者說政治制度體系”，[9]無疑就背離了歷史的具體真實，使得研究者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意義解讀為“我愛歷史卻與歷史無關”的自作多情，如此便不能在理論上有所貢獻。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形態上具有一定的整體性，從而研究者就不能人為地把它理解成理論碎片，不論是它包裹在過去文化中的時候，還是它在普遍共同層面上存在的時候，它與其他部分的理論聯系都是不可忽略的。在這個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具體內容只有被研究者完整認識，其所蘊含的思想本質才能被真正把握，才不至于使研究者在對其進行理解和解釋的過程中失去起碼的歷史真實。比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10]，如果能將此命題置于黃宗羲政治思想的完整理論邏輯中進行分析，就能準確地解讀出其中的民本價值導向，而不會將其解釋成一個類似于人民主權的命題，更不會由此而得出黃宗羲已經開啟了“從民本走向民主”的歷程。[11]如果脫離了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歷史真實，就無從獲得這一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國色澤和中國智慧，甚至還會在實踐中阻撓中國政治學自治知識體系的建構進程。

2.辯證態度：一分為二地評價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評判具有根本的價值性，因其存在于特定的歷史階段，自然帶有相應的時代性特殊內容。首先，它的優秀表現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優秀，即在歷史短時段上對社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從而可以獲得價值上的積極評價。其次，它的優秀也可以跨越某個歷史短時段的局限性，在歷史的中時段上對國家持續發展及社會經濟繁榮、民生幸福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從而獲得價值上的積極評價。再次，它的優秀還會表現在普遍的民族共性上，從而使它的優秀能夠跨過歷史短時段、中時段的局限，而在長時段上表現出的優秀從今往后都要繼續下去。這就要求研究者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采取辯證的認識態度，既了解其所以優秀的原因和內容，也要清晰地知道其局限性和不足。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價值判斷，首先要關注其在歷史特定階段上的優秀，即要以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積極影響與作用效果等為判斷依據，有些在今天看來無法做出積極價值判斷的政治文化，在當時恰恰很優秀，比如中華文明不僅具有突出的歷史連續性，[12]而且它的國家治理水平、社會經濟繁榮程度、文化先進性及民生狀態，曾長期優越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正是因為中華傳統政治文化始終具有相對意義上的先進性，表現出明顯的優秀特質。比如中華傳統政治文化中“為天下”“為萬民”的民本理念，[13]既有利于將民生幸福置于國家治理目的的位置上，為民著想，給民謀利，教民為善，也有利于國家治理全方位尊重和吸納民意，不僅“民之所欲，天必從之”，[14]而且國家內部各級治理也要“從民所欲”。盡管當時民本理念促使國家治理對社會和民眾發揮出積極影響并獲得良好效果，但在今天和民主相較而言，它程序和價值方面的瑕疵就非常明顯，其優秀性也就遜色不少。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價值判斷，還要關注優秀的有限性，即所謂優秀政治文化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表現優秀。比如西漢文景之治所用的黃老治國方略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確實取得了治理的高效，表現出了它的優越性，但在社會已經積累起貧富分化等一系列“治安”問題的情況下，[15]它的優越性就無從繼續。如今研究者在評價優秀政治文化時，要注意優秀是有條件的，避免犯形而上學的方法論錯誤。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歷史上曾支撐著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等長期優勢，有力地保證了歷史發展中的突出連續性及創新性等，但在今天其能否繼續優秀或保持以往的優秀程度等，還需以現實為考量，既以是否有利于現實發展的標準進行考量，也要以能否與現在的情境及制度相吻合來評判。在政治學領域，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具體判斷標準之一，就是其內容是否有利于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3.理論剖析：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要通過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來實現，但它不能提供現代政治知識建構的充分理論條件。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國家主體性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對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理論加工，就是要從歷史具體特殊的政治文化內容中分離出抽象普遍的學理性內容，以達到取舍得當的工作目的，否則就不能完成建構任務，或者照抄照搬優秀傳統政治文化，脫離了時代性理論需求，走上復古老路，“借助經學構建當代中國之政治哲學”[16]，或者完全拋棄了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脫離了民族共性政治思維特點，以為“古代中國根本就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思想”。[17]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具體地形成和發展于特定歷史階段，并在此期間產生積極作用和影響，從而確立了優秀的屬性定位。就此它的存在狀態主要展現為某個歷史階段的文化特殊性，比如先秦諸子政治文化在先秦時期就是回應和滿足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特殊內容體系，其中許多具體內容都有著較強的時代局限性。實際上，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均是形成和發展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并率先回應和滿足各自時代的政治問題，其概念、命題及理論結構等都莫不如此。因此，它是否優秀根本上取決于政治文化在自己的歷史時代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以及產生的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歷史具體層面上的內容呈現，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歷史事實的具體呈現，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實事求是，完整、準確、客觀地呈現政治文化的具體歷史事實，并據其作用、影響或價值來評判其是否屬于優秀政治文化。

一般來說，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某個歷史階段的具體內容，如果客觀上發揮積極作用和影響，表現出正面價值，并產生有利于歷史發展及民生和幸福等結果，那么它在具體特殊性這個層面上就屬于優秀文化，反之就不屬于。普遍共同的優秀文化內容只能寓于具體特殊的優秀文化之中，而具體特殊優秀文化內容之中又必須經過相應的理論抽象，才能從中獲得具有普遍性的優秀文化內容，使其在今天的理論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今人如以“拿來主義”的態度，試圖從傳統時代選擇最優政治概念，[18]就很可能會遭遇刻舟求劍之憂，從而必須要在將優秀傳統政治文化應用于今天時，進行必要理論加工，去粗存精，提純出其中具有普遍價值的民族性共同部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就在于“闡發政治的民族共性”[19]。只有民族性共同部分才能超越某些歷史階段的時代局限性，表現出理論價值上的普遍性，從而融入到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中，鞏固和強化民族性特質，傳承和發展民族性政治智慧。

二、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理論視角、思維方式、共同價值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對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不可或缺，但也絕不可以直接拿來。這一方面是因為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內容體系和理論邏輯上，并不能完全滿足現代政治的理論訴求，另一方面它還存在歷史的局限性，未經理論加工，不能普遍適用于當代中國。所以有的學者試圖從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遴選足夠的概念體系和發現相應的理論觀點，來完成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20]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確實蘊含有益于自主政治學知識體系建構的普遍性內容，并且可以用中國政治智慧和理論思維優勢，矯正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的某些偏頗并彌補其不足；但也由此決定了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必須要著力于較為普遍的層面上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傳承與發展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并不意味著政治學研究要在整體上進行歷史學的轉向。

1.理論視角：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如何界定政治

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根源于西方文明，沿襲了古希臘以來的政治理論傳統，在如何界定政治上，凸顯了西方政治實踐的特點。自古希臘以來，政治不論采取何種組織形式及運行原則，其核心內容就是公民群體內部權威性地進行價值分配，其結果是否正義由此成為重要的政治理論問題，政治能實現何種正義，實質上決定于公民群體內部政治權利分配。這個理論觀點體系自近代以來，就立足于公民本位，堅持著以權利制約權力和在政治權力中搞相互制衡，把政治理論的焦點對準了政體，并日益將民主共和政體看作最優政體，甚至還據此將世界各國依照政體類型進行了優劣排序。中國學者在引入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時，也引入了這一政治理論架構并深受其影響，比如將“政治看作必不可少的惡”及主張“小政府”等。但以此并不能合理地解釋中國政治現實，“對于一個初到中國的西方觀察者而言，從西方政體類型學理論的角度來分析21世紀的中國，無疑像一個謎團”，“無法用現有西方世界的政體分類方法去界定中國現行政治制度”[21]。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對政治的思考視角來矯正西方政治學的偏頗，重新進行政治概念的界定，使其吸納中國智慧，比較合乎中國特殊國情。

中國傳統時代在政治理論上自成一體，且能夠滿足不同時代的實踐需要，既有效維護了政治權力的權威，又以價值及神道等約束了政治權力，更提供了有效治理的方式，從而能夠較長時期地進行持續性發展，在古代世界創造出國家治理的佳績，使中國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觀察政治的理論視角頗不同于西方。一方面，它把政治看作一個有益于絕大多數人的積極存在，政治不僅并不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反而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善，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絕大多數人成為真正的人，即倫理至善的人[22]，其起碼的目的則在于養民和教民。[23]另一方面，它對政治的功能界定也不僅是被動進行公正分配，還要主動履行生產職能，既要積極地支持發展生產，比如分配土地、獎勵生產、推廣先進技術、興修水利工程、引進新品種等，也要注重政策法令的調整，比如為不耽誤生產而使民以時、在災荒之年減免賦稅、為促進生產而有各種勸農舉措等。[24]從古至今的發展奇跡，根本上都體現著中國傳統政治觀的獨特優勢。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傳統的觀察政治問題的視角，才能真正獲得整體性進步。

總的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注重觀察政治的理論視角及其對政治含義的特別界定，使得它擁有了一種迥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生活，彰顯中國政治體系在國家治理、社會穩定及民生幸福等方面的優勢。西方政治學在解釋中國發展方面的乏力，恰恰在于中國實踐實質性地延續了傳統的觀察政治問題的視角及相應的政治含義界定。當然，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以何種理論視角來分析并界定政治，既不必也不能完全抄襲傳統政治文化，更不能完全排斥西方政治學的合理性內容，而是要在理論上將本來的傳統與外來的西學進行結合。

2.思維方式：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實踐理性思維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套科學認識和合理解釋中國政治的理論邏輯。實踐已經表明：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的理論邏輯不能滿足上述需要；中國傳統時代的政治學知識體系亦是如此。因為中國在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較多地移植了西方，所以按照西方政治學理論邏輯來理解和解釋中國政治，在學術界有一定的流行度，雖然已經有人對“以西釋中”的“西主中附”理論邏輯提出了批評[25]，但它在學術界的強勢影響依然沒有太大變化，有學者以為“以中國解釋中國”“是一個幻想”，且“最終還是在傳統泥沼之中”[26]。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從概念界定、命題假設，到論述論證的嚴謹細致周密，均展現了一種邏輯縝密的理論魅力。中國學者向西方學習政治學，其中能以西方政治概念為基礎，以某個理論觀點做推論前提，認識、解釋和評價中國政治，做到自圓其說并非難事；但若認為這就是關于中國政治的科學認知，又難免失之于偏頗。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只有充分發揮中國自身的理論傳統，才能在體系建構中充分展示中國色澤和中國智慧。中華文明數千年來發展出了一套自成一體的成熟理論學說，支撐了中國歷史的持續性發展和系列創新，在包容性發展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傳統文明，[27]其所以如此的關鍵，就在于中華傳統文明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獨特的理論思維，就如何認識世界而言，中華傳統理論思維方式的根本特點就是它的實用性或實踐性，有學者并由此而將中國傳統的理論理性稱為實踐理性。[28]這一思維方式起源甚早，在最早政治概念界定及命題、判斷中就已經有所體現，并由此而奠定了它提煉概念和凝練命題的特別方式，先秦諸子的政治理論就是這種實踐理性的第一次精心展示，秦漢以后，伴隨著中國傳統理論體系的進展及思維方式的漸趨成熟，其實踐理性的特征也得到了深入發展和完整展示，而明清實學更是達到了實踐理性的爛熟狀態。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實踐理性思維方式，關注實踐中的必然規律和剛性規范，注重在二者之間建立學理化的理論聯系，提出命題，得出結論，以科學認識和合理解釋現實政治問題。

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產生于西方特定的政治環境中，與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其在科學認識和合理解釋西方政治方面有較高的效益，能博得科學的名號，也有其基于現實的合理性。但它在中國并無現實的基礎，其概念、命題、判斷等來到中國就都成為脫離實踐的純粹知識，如果滿足于從純粹知識出發來認識和解釋中國政治，那就難免會陷入從理論到現實的唯心主義認識陷阱，得到一些教條主義的結論，雖然在邏輯上很嚴謹，卻又嚴重脫離事實，從而缺少說服力。比如有的學者特別執著于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找到西方democracy的對應物，并自以為發現了從民本走向民主的開端。[29]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必須充分立足于中國政治現實，努力發掘和充分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實踐理性思維，從中提煉概念和凝練理論。

3.共同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倫理訴求

任何一個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包含著特定的價值性認識，一方面它需要對現實政治進行價值性的規范解釋，既提供政治秩序、政治目的、政治權威等正當性證明，也給政治角色與政治行為以一定的自律性規范，另一方面它也在根本上區別了不同政治知識體系的意識形態本質，政治學知識體系之間的優劣比較在很多時候都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的，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對政治實踐的影響極為巨大。西方近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中的政治價值觀雖然有利于現代性政治身份的建立和鞏固，但也存在著個體權利本位缺陷，“權利機制遲遲沒有形成”[30]，缺少對共建、共治和共享等共同體本位的價值支撐。中國引入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時也引入了個體本位，在以個體利益為基礎來論述政治學知識體系理論邏輯時，政治在某種程度上也就被理論看作了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分配和成本的權威分攤系統，而不同利益訴求間的博弈也就順理成章。西方的個體權利本位，遵循著一套資本的政治邏輯，中國政治“以人民為中心”[31]，并不遵循這一邏輯，因而也就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價值觀，必須予以適度矯正。

中國傳統政治體系及相應政治價值觀比較凸顯共同體本位的立場，不論是在家族、鄉里還是國家層面上，都傾向于維護共同體的和諧秩序與共同利益，而個體的需求與利益則受到較大壓抑。一方面，社會個體在任何時候都屬于一定的共同體，并要在共同體內部仁愛及于他人，愛人如己，舍己為人，“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32]，以實現共同體的整體和諧。另一方面，社會個體雖然不爭私利，但也存在著利益分配，共同體內部利益分配的基本準則就是禮，尊卑貴賤上下親疏遠近，決定了利益分配結果，自覺維護禮的尊嚴，以禮約束和規范個體，不僅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33]甚至還“舍生而取義”。[34]因此，不同層級與類型的共同體都在價值上優先于個體，政治價值觀在根本上就是嚴格地要求一切個體都要在共同體中履行服從義務，不得損公肥私，不得結黨營私。中國傳統政治價值觀的目的是把人安放在倫理至善目的上，共享終極價值，“止于至善”。[35]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在政治價值觀上要辯證對待共同體價值與個體價值，一方面共同體價值是個體價值實現的前提，如果共同體價值完全被排除或泯滅，個體價值的實現也就失去了起碼的社會條件，國家衰落或衰亡對個體價值的顛覆性破壞有目共睹，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另一方面個體價值也是共同體價值的落實點，共同體價值如果不能落實在個體價值上，那么它的價值正當性也就讓人懷疑，以個體為工具，不惜代價追求共同價值的悲劇也是人所共知。但目前因為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中個體本位價值觀的強勢影響已經發生偏頗，所以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就需要有意識地從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汲取注重共同價值的內容，強化倫理歸宿意義，以削弱和淡化唯利是圖在政治價值觀領域的消極影響，以有利于中國式現代化辯證地處理好共同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

三、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概念轉換、命題新解、理論重構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通過汲取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內容的方式，來實現其知識體系自主并展現國家主體性；但汲取優秀既不能生吞活剝，也不能采取簡單的拿來主義，因為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畢竟形成于傳統時代，沒有或不能針對現代政治給出必要的理論解釋。研究者不能寄希望于從孔子等古人，或《周易》等典籍中，獲得現成的現代政治理論內容，如啟蒙精神等[36]，也不能奢望現代政治體系能在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獲得完全理論滿足，以為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可以提供完整的現代政治理論要素，[37]也是不恰當的，不能以為中國政治學研究只要進行了歷史轉向，就能實現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要注意在汲取優秀傳統政治文化時結合當下政治實踐及政治價值觀要求進行理論加工，還要對汲取到的優秀傳統文化內容進行理論重構，使其能融入到現代政治知識體系中，既實現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也在客觀上實現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建構。

1.概念轉換：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概念的涵義重組

中國傳統時代在政治概念體系上自成一體，不僅涵義完全出自于本土經驗的歸納，而且其涵義的理論組合也頗合乎中國傳統理論思維的陰陽組合特點。[38]正因如此，中國傳統時代才創造出具有突出歷史延續性的政治文明。中國現有的概念絕大多數來自于西方經驗的歸納，在理解和解釋中國政治實踐方面有較為明顯的不適應性，既表現以西釋中時涵義描述上的不準確不客觀，比如中國政黨的獨特性在西方政黨涵義及其類型劃分就得不到準確描述和客觀分析[39]；也表現在以西釋中時價值評價上的明顯偏頗，比如西方政治學概念中政體的涵義界定，就對中國的政體進行了價值上頗為貶義的類型歸屬，“西方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貼上‘非民主’的標簽，貶低甚至妖魔化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與發展成就”[40]。西方政治學概念體系的涵義不準與價值偏頗，要求中國政治學界除了直接從經驗中進行歸納、提煉進行概念創造外，還可以訴諸于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概念的現代轉換。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概念的現代轉換，在理論上主要就是進行涵義的重組。這是因為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概念雖然體現了民族政治思維的共性，并在長時段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它畢竟產生并服務于過去的某個時代，并以描述和分析特定歷史階段的某些政治現象見長，所以要能夠準確描述和客觀分析今天已經發生變化的中國政治相關現象，就必須要對概念的涵義進行調整性重組。因此，中華傳統政治概念涵義的準確解讀就非常重要，只有準確地解讀其原始涵義，才能明確其在現代政治概念體系中的地位，充分發揮其積極性，避免與現代政治體系產生價值性沖突。比如民本理念的積極作用，就只有在與民主不沖突的情況下才能充分發揮出來，而涵義重組對民本來說也主要是角度與范圍的調整，民本既不是民主的同類物或替代物，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也不是民主的修飾物，所謂民本主義民主[41]難以成立。民本只能是民主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同行者。民主概念有了民本這個同行者，就在很大程度上染上了中國色澤，既能有效地解釋中國之治的科學性，也能借此展示政治學概念體系的中國屬性，更能以理論上的獨特性展現中國智慧。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概念體系在進行涵義重組的時候，必定要進行概念涵義的初始檢驗，并在檢驗基礎上進行涵義篩選。一方面，通過涵義篩選，將政治概念的涵義進行區分，使其普遍共同的抽象涵義能夠從具體特殊中分離出來。這部分普遍共同的抽象涵義，或者呈現了中國傳統時代獨特的宇宙觀、歷史觀、價值觀及人生觀，或者展現了中國傳統時代所產生的跨越時代的民族政治共性。[42]另一方面，通過篩選，將那些包含在優秀政治概念中不合時代要求的內容剝離出去，尤其需要剝離那些表示君臣父子夫婦等級化的概念涵義，如三綱五常等。中國優秀傳統政治概念的涵義重組，還需要將其普遍共同的抽象涵義與今天的時代性要求相結合，以避免概念在涵義重組中發生價值性沖突；也要與今天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相適應，使優秀傳統概念的現代轉換能夠真正有利于提高現代政治生活的質量，更要以現代科學的理論工具與知識對之進行必要的涵義淘洗與提煉加工，洗掉原有概念中的神秘性，增強其科學性，提升其理論層次，比如道的現代轉換就迫切需要進行這樣的涵義重組。

2.命題新解：中華優秀傳統政治命題的時代解讀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目的，是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及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雖然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未曾中斷，但是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畢有本質區別，其中價值體系存在根本性差異。這種差異使得傳統時代的優秀政治文化在不能完全適應現代社會的情形下進入現代社會，雖然這不是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外國影響造成的”[43]。中國曾經有著輝煌燦爛的傳統政治文化，一度排斥外來現代現代文化，但其結果卻是造成了現代政治文化成長的挫折，而傳統政治文化仍然不能擺脫被現代政治文化取代的結果，20世紀下半葉，“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已經解體了”[44]。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命題如何進行現代解釋始終是一個理論難題，如果研究者將其解釋得較為現代，就會脫離歷史真實，如果執意把命題的歷史真實移植到現代，又不免陷入復古的泥淖。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擺脫了對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亦步亦趨模仿或移植，要在知識體系中展現中國固有的思維優勢和理論特點，就要注意對傳統政治命題等進行理論加工。相對于概念體系的理論加工來說，命題的理論加工則主要是重新進行理論解釋，即命題新解，以使命題能夠脫離舊價值體系的羈絆，而與今天的政治價值相協調。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命題，絕大多數都是規范性而非規律性的，從而都與政治價值體系有著密切聯系。比如傳統價值中的尊君旨在確立君主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和倫理權威，其目的在于維護君權的神圣，而君權神圣又是國家有效治理的必要前提。在這個情況下，“天人合一”的命題就包含著尊君的價值內容，即“天人合一”的一個重要層面就是“天王合一”，“天王合一”既是在價值上維護君權神圣，也是以天來約束君權。[45]中國進入政治上的現代以來，天的神性、神秘性、權威性等漸漸抖落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命題也在涵義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維護君權神圣的內容被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淘汰，只剩下人類在政治上要妥善處理好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既要注重科學所揭示出來的自然規律，更要自覺地在政治上堅持環境友好型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命題的重新新解，一方面是因為它本身具有超越一定歷史段的普遍性理論價值，它雖然產生和存在于特定歷史時代，但又確實可以從中被分離出來，與其他時代精神相結合，產生新的理論涵義，發揮新的理論功能；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只有經過當下時代精神的理論淘洗，才能洗去歷史性的具體內容，而呈現出超越歷史階段的普遍性內容，露出能夠與當下時代精神及需求相結合的理論榫接點。比如中國傳統時代的“大一統”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命題，涉及到了從宇宙萬物到人間秩序的各個環節，其中既有維護君權神圣的內容，也有維護綱常倫理的內容，更有展現“華夷之辨”的內容，核心要義則在于維護君權神圣，強調王權“大一統”。[46]今天，研究者要重新解釋“大一統”的涵義，不能忽視原始涵義，只有在準確解讀原始涵義的基礎上，才能在理論新解中有所依據，并使命題煥發出新的生機，如果把“大一統”僅僅理解為國家的統一，[47]就未免忽視了“大一統”命題的精華所在。

3.理論重構：中華優秀傳統政治理論的時代融入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傳承和發展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當然包含著它在理論上要充分吸納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能表現中華民族政治共性內容的要素，如概念、判斷、命題等。但又不僅如此，這種吸納還應該具有一定的理論完整性。同時，在完成吸納時要接受當下時代精神的淘洗，進行時代性的理論融入。所謂融入，就是指來自于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內容體系要在理論上與現代政治知識體系融而為一，不分彼此。一方面，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因為有了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整體性融入，而在理論視角、分析方法及價值導向上具有了更強的中國色澤，得以進一步展現中國的政治智慧與理論創造；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也在融入后實現了時代性的理論創新，在分析和解釋現代政治現實的過程中，展現了它在理論上的普遍性價值。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歷史上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并且不論是在解釋政治現象以進行價值性支撐上，還是解決政治問題以改進政治生活上都表現很好。但它在傳統時代的主要理論目的與功能，始終圍繞著君權的合理性、有效性及規范性展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它概括為君主論，其總趨勢是“君主專制主義政治理論的日益完善”[48]。中國進入近現代以來，傳統君主政治已經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服務。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被吸納進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中時，必須接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整體性改造。一方面，它要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整體性改造，既要把與之相沖突的內容要素過濾干凈，還要把不相符的理論邏輯改造過來；另一方面，它還要接受民主政治程序性規則等的整體性改造，將優秀傳統政治文化中與民主政治程序性規則相背離的內容予以淘汰。這里所謂過濾和淘汰，就是一種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批判性認識，非經這種批判性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時代性適應就不能實現。

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融入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在結果上就是要實現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的中國化，而中國化特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就來自于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整體性時代融入。這種融入，在過程中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必要的理論重構。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理論視角、思維方式及部分政治價值傾向得到了傳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在理論視角、思維方式及政治價值傾向上的偏頗，拓展和深化了政治問題的理論范圍和問題層次，對政治反作用于社會、經濟、文化等給予了充分關注，彌補了僅注重分析政治過程及形式規則等的不足，在理論內容上平衡了政治的內部與外部。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理論邏輯與命題體系也在經歷了批判性認識之后，呈現了它作為民族共同政治性的普遍性，不僅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理論邏輯上的辯證性，“用對立項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從而便于掌握住事物的本質”[49]，有利于科學分析處置貌似矛盾的內容要點；而且一系列強調和諧的命題體系，也有利于處理現代政治中密切聯系的復雜問題，充分發揮政治求同存異的現實功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50]，而不至于陷入西方政治學知識所揭示的諸種陷阱。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中關于陷阱的一系列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缺乏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和諧命題體系支撐造成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吸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在理論成果上具有全球范圍的普遍意義，有利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全球治理的有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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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勤美? 郭? 蕓）楊? 洋? 楊? 波，張? 婭，王勤美，蒲應秋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Theoretical Processing

ZHANG Shiwei，HE Ji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Shanxi，China，710063）

Abstract：

The academic mission of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has received positive respons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This mission is either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refining political concepts，developing political theories，or returning to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relying on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times，to construct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are continuous，and political practice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its developmen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is based on historical continuity，and as a result，it is necessary to consciously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However，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since we cannot simply adopt everything from it，nor can we interpret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simply from words，we must have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and at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mode of thinking，we must inherit and absorb the essence of theory，strive to achieve theoretical innovation，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 science.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