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視域下中國式現代化對“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張美亞

摘 要：自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以來，他始終視自由民主制為現代化唯一合理樣態。馬克思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入手揭示社會發展規律，試圖在批判中找到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其中便蘊含著對歷史終結思想的駁斥。中國式現代化以馬克思現代化理論為指導，遵循生產力生產關系辯證運動規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超越了西方資本邏輯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體制。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道路，從實踐層面證明了歷史不會終結于自由民主制，歷史終結論將走向終結。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現代化理論；歷史終結論；福山；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9 — ００73 — ０５

“歷史終結論”提出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為福山宣揚自由民主制的勝利提供了極大信心，一度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如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現代化實踐有機結合，“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在馬克思現代化理論視域下重新梳理福山“歷史終結論”典型論斷和理論本質，并進一步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生動實踐對其進行證偽，對展現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價值、堅定道路自信具重要意義。

一、福山“歷史終結”的典型論斷及理論本質

“歷史終結論”這一典型“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中既有試圖將馬克思拉入自己陣營的錯誤嘗試，也有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誤讀，其提出后的三十多年間，代表一種新現代化樣態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日臻完善，而宣稱在自由民主制下的部分國家頻頻陷入發展危機，福山不斷尋找新的理論切入點為自由民主制提供辯護。他借助偶然社會現象作出的論斷看似有一定合理性，但通過對其論斷背后理論支撐的剖析，不難發現福山的判斷籠罩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理論內核下。

（一）典型論斷：對“自由民主制”的鼓吹和對中國道路的誤讀

1989年，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制”，后發民族和國家效仿自由民主制才得以實現現代化，以此構成“歷史的終結”；聲名大噪后他一鼓作氣，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中進一步分析了蘇東劇變、拉美的民主制轉型、以及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再次強調各國現代化應以西方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以及民主政治為標桿，只有如此才能進入現代化的最終樣態；隨著中國崛起以及世界多極化發展的格局逐漸形成，2014年其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寫了新版序言，坦承“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2］4，但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后，中國在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上會逐漸向美國和歐洲靠攏。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不擁有長期的合法性資源，不具備能夠妥善處理其面臨的政治以及經濟問題的相應方案，“唯一享有廣泛合法性的一致性意識形態仍然是自由民主”［3］59。福山甚至認為中國會影響當前國際秩序，“中國崛起是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4］。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面對各國抗疫的不同舉措及相應效果，福山在其《中國挑戰：中國到底是哪一種政權》一文中說到建議西方國家逐步與中國脫鉤，他認為中國像20世紀的蘇聯，旨在建立“極權主義制度”，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倡議，歪曲為中國試圖將世界經濟中心轉入由自身主導的歐亞大陸體系。

二十多年來，福山不斷對其歷史終結于自由民主制的觀點進行修正和辯護，通過《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等書不難看出，他已逐漸轉入趨于保守的“政治秩序論”，但實質只是增加了對西方民主踐行方式的反思，未曾改變歷史結于自由民主制的理論本質，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誤讀甚至由中國體制特殊性上升到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二）理論本質：唯心主義的歷史發展動力和形而上學的歷史終結模式

其一，對待歷史發展動力問題，福山堅持“人的為承認而斗爭的欲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線這一唯心主義觀點。他認為，世界歷史發展方向的推動力量是科學技術，將科學技術視為社會始終朝一定方向變化的可行性基礎性機制，是“具有累積性和方向性的大規模社會活動”［5］99-100。誠然，自然科學的進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擴大社會分工、生產由個體化向社會化轉型，進一步帶來了城市化發展。但是經濟因素并不能徹底解釋民主的實現，于是，他巧妙援引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和科耶夫的普遍均質國家思想，指出將人類最終推向自由民主制的主線是“為獲得承認而斗爭”的欲望。他認為在自由民主制國家，普遍相互承認的人格與尊嚴在主人和奴隸之間也被實現了，“而這種尊嚴又通過權利授予為國家所承認”［6］15。因此，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水平發達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民主制度又可以使人們獲得普遍的尊嚴與人格，并且沒有任何一種其他制度可以超越于他，那么歷史也就于此終結了。福山把自己的主觀動機和期望強行嵌套在黑格爾和科耶夫的理論框架中，以為自己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這種唯心主義觀點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缺乏科學性。

其二，忽視不同國家具體國情，在歷終結問題和現代化道路選擇上具有形而上學色彩。

福山忽視歷史條件、現實國情、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對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影響，認為不論何種國家和民族，均可被改造為自由民主制，將自由民主制視作現代化最終樣態。福山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設定了雙重標準，在其“歷史終結論”的渲染下，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與資產階級無止境追求剩余價值、金融寡頭和政治精英勾結造成的階層分化、人的異化、環境惡化、殖民擴張、意識形態輸出等資本主義惡果被掩蓋，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維護世界和平的成就則被一概抹去，甚至被扣上極權主義的帽子。福山對社會主義歷史的肆意扭曲和對資本主義歷史的刻意粉飾，更讓我們清晰看到了“歷史終結論”的歷史虛無性本質。這種認為社會必然失敗、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樣態的觀點，實則是以“資本主義終結人類意識形態的歷史，謀求對人類現代化模式的終結，用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阻礙后發民族國家多元現代化轉型道路的求索”［7］。忽視了多樣性的人類文明形態，更忽視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濃厚的形而上學色彩。

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理論本質對“歷史終結論”的駁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盡管當今時代與馬克思所處時代已經產生了巨大且深刻的變化，但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進程看，我們依舊處于，“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8］?；厮莸今R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不難發現作為現代化見證者，他們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經典文本中，就已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巨大發展背后帶來的尖銳社會矛盾，試圖探尋社會發展的一般規侓，批判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化樣態，找到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其中便蘊含了對唯心史觀和形而上學發展模式的駁斥。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基石，“就是依據馬克思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在解決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社會基本矛盾中，推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9］，因此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源泉即馬克思現代化理論出發解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亦能進一步厘清歷史終結論的本質。

（一）生產力是現代化根本動力但并非唯一影響因素

馬克思恩格斯見證了現代化資本主義社會由技術革新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催生制度變革、社會結構調整，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他們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從社會實踐出發探析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馬克思多次論述物質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而為社會發展奠定物質基礎的根本條件則是生產力發展，他以此為考察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生產力的躍升推動人們生產方式的升級、生活方式的進步，進而催生人們之間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的改變，推動社會制度轉型?！罢缡止つギa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保?0］雖然強調了生產力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基礎性作用，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發展動力的分析所得出結論并不像福山所片面理解的“將經濟因素作為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恩格斯曾明確駁斥這個觀點，若有人將此觀點歪曲為經濟決定論，“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保?1］他們雖強調物質條件是基礎，但同時認為對整個社會發展過程發生影響，并且在某些時刻會決定這一進程的，還有由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的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

從實踐出發認識現代化的本質規律，可以看出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規律才是推動現代化動態發展的主線，無論是經濟因素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都只是影響歷史發展進程的某一部分，福山以“獲得承認的欲望”來決定現代化進程不僅具有片面性而且忽視了客觀歷史規律的作用，難以經受住實踐的檢驗。

（二）資本主義現代化具有進步性但被資本邏輯主導潛藏著對抗性生產關系

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驚人的生產力，加速了封建社會的瓦解，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但資本主義現代化被資本邏輯主宰，資本的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12］?，F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剩余價值機制、自由競爭機制等作用下帶來了多重社會矛盾。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為攫取最大的利潤將生產資料集中起來，而最廣大的工人階級不出賣自己的勞動給資本家進而與生產資料結合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他們就無法生存下去，生產者與生產條件強制分離，資產階級財富的積累與工人階級貧困的積累共存共生。生產力躍升與分工的發展帶來的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越發激烈，在該現實背景下，人權等現實概念“就可以像手套一樣地任意翻弄”［13］，人生而自由與平等，只不過是寫在紙上的法律規定，貧富差距擴大、勞資矛盾尖銳、社會階層分化才是尖銳的社會現實。在對工人階級剝削同時，資本家不顧自然規律，毫無節制的榨取自然資源，致使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難以為繼。在私有制下西方的自由民主只能是為實際上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服務，精神追求、社會穩定、生態保護、世界和平發展均是其可以犧牲的手段。最終導致這種狹隘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產生的對抗性矛盾無法解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再能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14］37。由此可見福山口中的經濟自由化會帶來多種社會發展問題，民主也亦只是金錢民主，因此需要有更高的社會形態來取而代之。

（三）共產主義是現代化發展目標但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現代化所追求的更高樣態應該是共產主義，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物質財富得到極大豐富，同時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充分協調，階級和剝削隨之消失，人與自然、社會的矛盾充分解決，為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充分的外部條件。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并不意味著某種形式的終結，共產主義社會只是使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對抗性矛盾被化解了，“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5］592。馬克思對各國是否要走同一條發展道路給出了明確回答，如果無視各個國家、民族的歷史環境等現實因素，認為其都會走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道路，“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16］。各國要結合自己的歷史環境、現實狀況選擇適宜自己的發展之路。馬克思晚年對印度、俄國的社會發展狀況分別進行了針對性研究，根據他們不同的歷史、國情和發展狀況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也啟示各國只有找到符合自身實際的道路才可以真正實現現代化。因此，福山認為“歷史的終結，在黑格爾那里是自由國家，在馬克思那里則是共產主義社會”［17］10也只是對自己蚍蜉撼樹力量的掩蓋，將自由民主制作為通向現代化的唯一道路也帶有鮮明的形而上學色彩。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對“歷史終結論”的證偽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以馬克思現代化理論為理論根基、以具體國情和特殊實際為根本立足點，堅持黨的領導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內在統一，遵循生產力生產關系辯證運動規律，實現了五位一體復合式發展的頂層設計。規避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異化、金錢民主、貧富差距等弊端。在西方國家頻頻陷入金融危機、民粹浪潮、對外戰爭等困境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穩致遠，走出了既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又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制的現代化新道路，從實踐層面再次證明了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制的形而上學性。

（一）中國式現代化遵循生產力生產關系辯證運動規律，經濟高質量發展超越了西方資本邏輯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

在世界現代化視域下，生產力發展是是現代化的普遍要求。然而回首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艱難求索，不難看出看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初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使我們迅速建成了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該體制限制了生產力大幅提高，有悖于世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視域下生產力發展的根本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進一步總結出了現代化的經驗，回到了唯物史觀的生產力標準上，厘清了解放、發展生產力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并審時度勢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積極融入世界現代化潮流之中。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對市場機制和社會主義關系的判斷更加明晰，認識到計劃與市場僅為資源配置手段，并不是決定社會制度的根本因素，進而逐步探索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充分發揮對現代化建設的積極作用。經由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對外開放，我國現代化進程大步躍升。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年均實際增長近10%”［19］，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樹一幟，到2021年，“我國經濟總量超114萬億元，占全球經濟比重預計超18%”［20］，經濟發展欣欣向榮。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使福山更加確定除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化之外“還沒有哪條通向全面經濟現代化的道路被證明是可行的”［21］116。但實踐證明，我國的市場經濟并未走向福山口中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市場經濟，更有效規避了資本邏輯主導下人的異化、環境惡化、殖民擴張等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結下的惡果。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性質是由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綜合所決定，生產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特殊的以太”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我國現代化遵循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無論資源配置方式幾何，始終保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地位不動搖，用社會主義制度規制資本邏輯使其正向發展。具體體現在社社建設方面，既注重效率讓創造社會財富的活力充分迸發，又貫徹“共享”發展理念，充分利用稅收調節、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慈善事業等措施，兼顧社會公平，2021年我國實現了9899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階段性目標，并達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就；文化建設方面，意識形態上捍衛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植民心，高度警惕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極力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生態建設方面，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在保護自然基礎上利用自然力，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在國際上，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旨歸，以一帶一路、亞投行建設等具體舉措為載體，為化解全球性發展危機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也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遵循生產力生產關系辯證運動的主線，用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又通過相應體制變革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良性互動，進入了經濟發展有效率高質量、公平可持續的發展新階段。在物質基礎、制度保障、精神發展、民生依托、和平發展等現代化建設的各方面維護人民利益，取得階段性成就。反觀自由民主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如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分析的自18世紀以來其財富分配的詳細數據中指出的那樣，“私人資本收益率長期高于收入和產出增長率”［22］。商品交換原則大行其道造成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忽視人民精神生活帶來的社會危機、環境惡化造成的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涓滴效應等資本主義現代化惡果疊加出現，也證明了福山以“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為模板對中國道路分析的片面性。

（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體制。

與福山唯心主義的抽象人性論不同，馬克思以現實的人作為考察社會發展規律的出發點，中國式現代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將“以人民為中心”視作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密鑰，在制度建設上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奠定了深厚的唯物史觀基礎?！懊裰髦剖菄抑贫鹊膶嵸|”［23］，不同于西方資本邏輯主導下民主形式、選舉形式、民主內容的各行其是，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下，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障、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要求，防止貪污腐化以及資本掌權，積極推動人民群眾參與民主實踐，致力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現。一方面通過黨的領導進行民主制度的頂層設計，保障人民民主的正確價值導向以及民主機制順利運行；另一方面完善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體系為人民當家做主提供堅實制度載體，確保人民行使權利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最后通過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確保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在法治軌道運行，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強大驅動力。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其順應歷史潮流、契合本國國情，確保了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人民利益充分表達、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確保國家治理效能提升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順利推進。

列寧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保?4］相關數據表明一次美國大選甚至要花費上百億美元，而普通民主只被限制在民主選舉的形式上，真正的話語權依然資本掌握。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既克服了西方民主制的黨派相爭、金錢民主、選舉民主等弊端，又有助于凝聚共識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合力，有力駁斥了福山對中國“極權主義”發展模式的誤讀?？朔烁Ｉ剿f的中國為順應經濟現代化的要求而解放思想、對方開放所帶來的“一黨制難以克服的腐敗和其他社會弊端”［25］55，完成了對資本主義金錢民主制度的內在超越。

（三）中國式現代化詮釋了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多樣性，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與福山空中樓閣式的歷史終結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以實踐至上為基本原則，以人民為核心價值旨歸，以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規律為推進主線，從現代化建設不同階段的具體國情和特殊實際出發倒逼制度變革，理論創新，進而用新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在改革發展中不斷完善、不斷鞏固、不斷提高，在實踐特征、理論本質、制度保障等方面均彰顯出鮮明優勢，擘畫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政治大局穩定、文化欣欣向榮、社會和諧美好、生態綠色宜居、世界和平發展的美好藍圖。

中國式現代化既不是“自由民主制”的翻版，更不是“蘇聯模式”的再版，中國式現代化用自身實踐出來的階段性成就終結了“歷史終結論”，為后發國家進行現代化探索提供了嶄新方案，證明了現代化道路要根據國情、歷史環境等綜合因素進行選擇的正確性。在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雙重視域下重新剖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厘清了其唯心主義以及形而上學的本質，以及用自由民主粉飾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假象，使我們看清了“歷史終結論”背后的理論實質和政治立場。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捍衛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進而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邁出堅實步伐。

〔參 考 文 獻〕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07-02（002）.

［2］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4．

［3］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59.

［4］福山，禚明亮，張歡歡.地緣政治挑戰時代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專訪［J］.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19（03）：69-75.

［5］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99-100.

［6］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5.

［7］賀銀垠，尚慶飛.中國道路與“歷史終結論”的終結［J］.人民論壇，2021（26）：55-57.

［8］習近平：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J］.共產黨員，2017（19）：4-5.

［9］孫正聿.從大歷史觀看中國式現代化［J］.哲學研究，2022（01）：5-11+125.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1.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4.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17］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0.

［18］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摘要［J］.當代經濟，2012（05）：4-5.

［19］世界銀行，公開數據［ＥＢ/OL］.https：//data.worldbank.org/.

［20］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人民日報，2021-03-01（010）.

［21］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16.

［22］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M］.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589.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1.

［24］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1.

［25］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M］.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55.

〔責任編輯：侯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