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

張躍勝,翟雨桐

(天津城建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天津 300192)

一、引言

產業結構是一國經濟的基礎,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把“產業結構升級”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深刻把握發展的階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堅持把做實做強優化實體經濟作為主攻方向,一手抓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一手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2)《把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作為主攻方向》,《人民日報》2020年8月24日。https://baijiabao.baidu.com?id=1675850745824253012&wfr=spider&for=pc.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發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由最開始的“一二三”轉變為“三二一”的高級產業結構,但產業間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依然存在,東部地區已經初步建立了與全球生產非一體化及區域產業集聚化發展趨勢相適應的地方產業集群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外向型產業發展模式,而西部、東北和中部地區,由于經濟基礎、區位等因素的制約,未能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進而通過地方產業集群的發展形成區域競爭優勢,各地區產業發展差異較大。因此,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

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從國內視角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偭砍^50.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已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其占GDP比重為41.5%。從國際視角看,《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3》指出,2016年-2022年,美國、中國數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數字經濟規模分別增加6.5萬億、4.1萬億美元;中國數字經濟年均復合增長14.2%,是同期美中德日韓5國數字經濟總體年均復合增速的1.6倍。數字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為活躍的領域,在促進新舊動能轉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在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和產業革命的中堅力量(4)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1期,第85-92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5)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第65-76頁。。因此,如何有效釋放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助推力量,成為近年來政府和社會各界廣泛討論的行動議題。

聚焦區域層面,京津冀作為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之一,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新增長極的重大國家戰略(6)鄒偉,樊曦,魏玉坤:《習近平總書記引領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紀事》,《中國產經》2023年第11期,第62-69頁。。目前京津冀地區整體面臨經濟疲軟、區域發展失衡等多重問題(7)管寧,何皛彥,李博雅:《京津冀數字服務經濟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研究》,《宏觀經濟研究》 2022年第7期,第105-119頁。,產業結構失衡是制約京津冀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數字經濟是否賦能產業結構轉型以實現京津冀地區的高質量發展呢?其在空間上的特征如何?本文將站在數字經濟的角度上,研究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機制,進而為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

多數研究證實,數字經濟能夠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張楊、范迪認為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快速融合,數字經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新動能(8)張楊,范迪:《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發展模式探究》,《管理學刊》2023年第4期,第146-158頁。;陳曉東,楊曉霞提到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產業結構持續升級的動力源泉(9)陳曉東,楊曉霞:《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改革》2021年第3期,第26-39頁。;Tingli Wu和Wei Shao認為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中國地級市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且主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溢出驅動轉型升級(10)Wu Tingli,Shao Wei. How does Digital Economy Driv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4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PloS ONE, 2022, 17(11): 1-16.。也有不少學者指出,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存在非線性關系,如劉洋、陳曉東提到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特征,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存在邊際效應減弱的趨勢,而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具有邊際效應遞增的特征(11)劉洋,陳曉東:《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年第8期,第15-29頁。;馮素玲、許德慧認為數字產業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正向促進作用,且該促進作用具有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特征(12)馮素玲,許德慧:《數字產業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東岳論叢》2022年第1期,第136-149,192頁。;闞文策采用層次系數法測度產業結構升級整體水平,當產業結構達到一定層次時,數字經濟才能釋放積極影響,產業結構層次越高,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越強(13)闞文策:《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合作經濟與科技》2023年第3期,第13-15頁。。此外,也有學者圍繞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異質性影響展開研究,如田秀娟、李?；凇皠撛煨詺纭睓C制,建立引入數字技術發展因素的多部門熊彼特內生增長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數字技術在實體產業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應用轉化對產業結構轉型及經濟增長的異質性影響(14)田秀娟,李睿:《數字技術賦能實體經濟轉型發展--基于熊彼特內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第56-74頁。;陳小輝等介紹數字經濟對中國產業結構水平的邊際遞增提升作用具有區域異質性,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提升作用大于東部地區(15)陳小輝,張紅偉,吳永超:《數字經濟如何影響產業結構水平?》,《證券市場導報》 2020年第7期,第 20-29頁。;Haipeng Cao利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測度,認為數字經濟總體上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且數字經濟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16)Haipeng Cao.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conomics, 2022, 3(3): 7-19.。

(二)數字經濟與技術創新

隨著數字經濟的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術界更多討論數字經濟帶來的具體影響,研究熱點也逐漸聚焦于技術創新這一領域。有學者指出要想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如陳治、張少華認為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區域創新能力提升(17)陳治,張少華:《數字經濟、空間溢出與區域創新能力提升--基于中國274座城市數據的異質性研究》,《管理學刊》2023年第1期,第84-101頁。;Dou Qianqian,Gao Xinwei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分析了數字化轉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及其異質性和非線性特征(18)Dou Qianqian,Gao Xinwei.How do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s affec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ymmetric effects and structural breakpoint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3, 428.;溫珺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能夠促進創新能力的提升(19)溫珺,閻志軍,程愚:《數字經濟與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經濟問題探索》2019年第11期,第112-124頁。。也有學者基于新的視角考察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如熊勵和蔡雪蓮(20)熊勵,蔡雪蓮:《數字經濟對區域創新能力提升的影響效應》,《華東經濟管理》2020年第12期,第1-8頁。從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的角度,研究發現長三角城市群的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張國勝,杜鵬飛,陳明明(21)張國勝,杜鵬飛,陳明明:《數字賦能與企業技術創新》,《當代經濟科學》2021年第6期,第65-76頁。從微觀企業視角實證檢驗數字賦能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結果表明數字賦能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了顯著的促進效應。

(三)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是指國家經濟中不同行業之間的生產、技術和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比例關系。技術創新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和關鍵所在,不少學者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證實技術創新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如:鐘詩韻等提到技術與制度互動是提升創新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發展轉型和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主要驅動力(22)鐘詩韻,徐曄,譚利:《雙輪創新驅動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管理學刊》 2022年第1期,第70-85頁。。張躍勝等認為技術創新能夠通過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提高城市經濟發展質量(23)張躍勝,張寅雪,鄧帥艷:《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與城市經濟韌性--來自全國278個地級市的經驗考察》,《南開經濟研究》2022年第12期,第150-168頁。;孫學濤、張廣勝指出技術進步偏向資本會促進東部和中部城市結構紅利的釋放,但很難對西部地區產生影響(24)孫學濤,張廣勝:《技術進步偏向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結構紅利的視角》,《管理學刊》2020年第6期,第36-47頁。。

綜上所述,目前學者對數字經濟影響技術創新等相關問題作出諸多有益探索,也深入分析了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為本文研究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實證經驗,但鮮有學者將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聯系起來。本文基于數字經濟角度,選取京津冀城市群為研究樣本,構建數字經濟產業水平指標體系,從直接影響與間接驅動兩方面揭示其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機制,并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可為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提供借鑒思路。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研究假設

1.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直接效應

數字經濟通過賦能傳統產業(25)朱智猛,吳宏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研究》,《現代商業》2022年第31期,第109-112頁。,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首先,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產業的生產方式。傳統產業通常以人工勞動為主,數字經濟的崛起使得信息技術、互聯網和大數據應用成為生產的主要部分,由此傳統產業可以實現生產過程的智能化和高效化,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數字技術推動傳統產業內部流程再造(26)遲明園,石雅楠:《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機制》,《經濟縱橫》2022年第4期,第122-128頁。,提高產業效率。其次,傳統產業內部流程通常繁瑣、低效,而數字技術可以提供諸如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工具,幫助企業實現物流、供應鏈和生產管理等方面的數字化轉型和優化。此外,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產業的組織方式。數字經濟的興起促使傳統產業探索新的組織形式,例如共享經濟。通過共享經濟,傳統產業與外部資源進行連接,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化利用。最后,數字經濟的發展,突破傳統產業無法跨越時間障礙來獲取數據資源與要素的壁壘,使其與傳統產業進一步融合,有效實現資源合理化配置,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

數字經濟催生新的產業,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數字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產業的邊界,促進了不同產業之間的延伸融合。隨著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許多傳統產業開始與數字領域相結合,創造出全新的商業模式和產品,例如: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實體店與線上商城相結合,形成了線上線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數字技術憑借其高創新性和強滲透性加速了產業融合,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應用推動了各個產業的創新和發展,創造出更加智能、高效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數字經濟加快了產業鏈上下游的產業融合,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可以更加緊密的鏈接在一起,形成更加協同高效的生產環境,擴大產業范圍,增加產業層次(27)吳錦舟:《數字經濟對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年。,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數字經濟通過重塑需求端,拉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數字經濟改變了消費者的傳統消費習慣,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消費者開始更加依賴移動設備、電子商務平臺和在線服務來滿足自己的購物需求。數字化服務成為消費者的新期待,推動形成以消費者為核心的市場格局。數字技術提高了相關產業的效率,數字技術不僅使生產流程更加智能、高效,還通過加強供應鏈管理和物流配送等環節的協同作用,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而數字化的數據分析和預測能力也使企業更加精準地了解市場需求,進而優化產品設計和市場營銷策略,實現對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假設1:數字經濟發展對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

2.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間接效應

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產生了技術創新效應。數字經濟以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不斷推動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的出現。數字經濟領域的企業多為高新技術企業,聚集了大量的高級人才和基礎設施,技術創新條件和能力遠強于其他傳統企業,從而促進了企業的創新活力。數字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創新資源和信息的流通效率,增強了知識的外溢效用(28)張淼鑫:《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同時,網絡的信息傳播和披露功能,也使企業的研發效率得到了提升,企業將研發數據布置在云端,使得創新成果的流動性不斷增強,方便其開展更為深入和廣泛的創新合作,縮短產品的研發周期,提升創新績效,實現對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假設2:數字經濟通過產生技術創新效應,進一步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二)模型構建

1.面板數據模型介紹

本文通過構建面板數據模型,分析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面板數據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2.面板數據模型構建

被解釋變量為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與產業合理化水平,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分別建立如下面板模型式:

lnTNit=c+β1lnDEit+β2lnFDIit+β3lnGOVit+β4lnTotalit+β5lnFAIit+εit

lnTLit=c+β1DEit+β2lnFDIit+β3lnGOVit+β4lnTotalit+β5lnFAIit+εit

模型中i和t分別代表城市和時間,β為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ε為擾動項。TNit代表產業結構高級化,TLit代表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DEit、FDIit、GOVit、Totalit、FAIit分別代表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水平、外商投資水平、政府干預水平、消費水平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

(三)變量測算

1.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水平測度

(1)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評價指標體系

為有效測度衡量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本文借鑒學者張淼鑫在《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研究》一文中選用綜合評價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運用熵值法(29)章秀琴,施旭東:《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測度及時空演變研究》,《財經理論研究》2023年第1期,第19-34頁。對數據進行處理,具體測度指標如下表1。

表1 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發展水平測度與分析

為避免量綱差異對結果產生負面影響,本文采用熵值法對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水平進行衡量與評價。具體熵值法操作如下:

①構造全局矩陣

其中,n和T分別代表地區和時間,q表示評價指標的數量。

②數據標準化處理

式4-5中,i表示城市,j表示指標變量,Xij表示原始指標值,Yij表示標準化后的指標值,并對數據進行平移處理,每個標準化后的基礎上加0.0001,即Yij+0.0001得到新的Yij,即Yij=Yij+0.0001。

③計算Yij的信息熵Ej

④測算指標權重

⑤計算綜合得分

對原始數據進行熵值法處理后進行線性加權,所得結果對應各年各地級市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水平,如下表2。

表2 京津冀13個地級市2011-2021年數字經濟水平

從整體上看,京津冀地區數字經濟產業水平穩步上升,但各區域發展依然存在較大差異。北京歷年數字經濟水平指數顯著高于其他城市,處于領先地位,天津擁有完備的數字制造基礎,河北資源投入規模較大,形成了區域間強大的合作關系,但仍未能實現真正有效的協同發展。京津冀三地之間的要素市場存在明顯分割,沒有形成統一的商品物流、土地儲備交易、人力資源、信用征用、金融等市場,這使得各類要素無法跨越地域的限制,實現自由流通。由于缺乏一體化平臺體系加持,雄安新區、臨空經濟區等協同發展示范區雖然存在較大潛力,但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此外,“黏性”缺乏,也是導致三地間產業無法實現深度融合的重要原因。

2.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發展水平測度

(1)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度量

本文根據高遠東(30)高遠東,陳迅:《FDI對中國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作用的差異化分析--基于東、中、西部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軟科學》2010年第9期,第62-66頁。等學者的學術經驗,利用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產值之比,可以更加準確地反映出產業的高級化水平,從而更好地指導產業結構的變革。

從表3數據可看出,北京產業高級化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唐山產業結構高級化較為落后。產業結構高級化不斷優化,但依然存在不均衡現象。北京為資源人才聚集地,高新技術發展快,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有助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

表3 京津冀13個地級市2011-2021年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

(2)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度量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文獻研究,本文借鑒學者張佳佳(31)張佳佳,汪洋:《數字經濟對安徽省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研究》,《價值工程》2023年第4期,第32-34頁。所選方法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進行測度,用泰爾指數度量產業結構合理化。

泰爾指數可以有效地衡量產業間比例是否均衡、發展協調程度與要素投入產出耦合程度高低,是度量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有效指標:

Yi代表第i產業的產業增加值,Y表示產業增加值之和,Li表示i產業的就業人數(勞動投入),L表示產業就業總人數,用就業人數表示勞動投入。古典經濟學假設指出,各產業部門的生產率水平持平,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此時

當泰爾指數接近0時,表明產業結構的合理性越高,可持續發展的潛力越大。故從表4整體角度來看,北京天津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一直保持較高水平,河北11省份的合理化發展參差不齊,秦皇島、衡水市合理化水平較低,反觀唐山市合理化水平近年來一直居于河北省內高位。各地經濟發展速度各異,勞動素質較高、科技化程度更高地區的資源能夠得到較大程度的優化配置,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做出貢獻;相對落后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發展相對落后,創新能力不足,協調能力不強,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差異有縮減趨勢。

(四)變量說明

本文使用2011-2021年共11年我國京津冀13個地級市數據作為樣本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地方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及數據庫。采用前文得出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TN)、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TL)作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作為解釋變量,選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地方財政支出(COV)、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Total)、固定資產投資(FAI)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技術創新水平(Inno)為機制變量。

外商投資水平用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與當年生產總值比值表示;政府投資水平用地方財政支出(億元)與當年GDP比值表示;消費水平用當年社會消費零售品總額(億元)表示;固定資產投資用當年固定資產投資(億元)表示;技術創新水平用當年R&D投入(億元)表示。

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表5所示。

表5 變量描述性統計

在進行基準回歸之前,以防數據序列不平穩,使得后續得出的結論存在偽回歸情況,造成結果不可靠,對面板數據采用LLC(檢驗同質單位根)與ADF檢驗(檢驗異質單位根)檢驗其平穩性。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表6,可見數據通過平穩性檢驗,序列平穩。

表6 平穩性檢驗結果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文通過逐步在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的方法,驗證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驅動作用是否穩健。由于模型截面數大于時序數,即T

表7 面板模型1回歸結果

表8 面板模型2回歸結果

解釋變量方面,模型(1)～(5)中隨著控制變量逐步加入,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影響方向沒有因為其他變量的加入而發生變化,始終保持正向影響。從回歸結果(5)中可以看出,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數字經濟每增長1%,產業結構高級化將提高0.2428%,證明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有穩定驅動作用,模型整體擬合度較好。說明數字經濟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中做出卓越貢獻。推動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

控制變量方面,外商投資、地方財政支出、消費需求與固定資產投資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外商投資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有消極影響,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帶動產業結構高級化變化,其每增加1%,產業結構高級化便隨之減少0.0872%,原因是我國外商投資主要被第二產業吸納,對第三產業投資較少,投資傾斜。地方財政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且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影響程度最高,其他變量不變,地方財政支出增加1%,產業結構高級化增加0.5582%,說明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有效支持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固定資產的投入、消費水平的提升也可以有效地推動各行業升級,改善企業的經營狀況,并為其未來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撐,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

解釋變量方面,模型(6)～(10)結果顯示,控制變量的考慮與否并未影響數字經濟水平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趨勢,系數始終為負,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擬合度極佳。但由于被解釋變量的衡量指標為泰爾指數,而泰爾指數可以被視為一種反向指標,它表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程度,而當數值趨于0時,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便越高。逐步回歸結果可見,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且模型較為穩定。模型(10)的結果顯示,其他變量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產業結構合理化隨著數字經濟變動1單位,其提升1.7019%。因此,制定鼓勵數字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吸納優質技術人才,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優質土壤,可促進資源有效整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進一步提升。

控制變量方面,地方財政支出、社會消費零售品總額與固定資產投資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商投資在5%水平下顯著,且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有顯著反向影響,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1%,產業結構合理化降低0.0906%。這表明近年來,外商投資質量有待提高。

(二)機制檢驗

本文引入技術創新指標作為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起到驅動作用的機制變量,進行機制影響回歸。此處為使得到的結果更加穩定,仍然使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方法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9。

表9 機制檢驗回歸結果

由模型(11)～(15)結果顯示,隨著控制變量的逐步加入,數字經濟始終顯著促進技術創新水平進一步發展,且均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模型(15)可見數字經濟每提升1單位,技術創新水平提升0.9863%,可見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水平起到顯著驅動作用,技術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在諸多文獻中已經得到證實,本文正文部分不再過多贅述。由此可證,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來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三)異質性分析

由于13省市的資源稟賦各有不同,每個地域數字經濟產業化明顯,故此節將從第三產業產值占比角度進行分類,將13個地級市分為弱第三產業城市與強第三產業城市兩組進行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異質性分析結果

由表可知,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均有顯著影響,不論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高低,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符號為正)和合理化(符號為負)均有影響,且在10%顯著水平下顯著。

第三產業產值占比較高的城市,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且影響較占比低地區更大,同時外商投資對高級化負向影響顯著且影響系數更大,說明在第三產業比重較高城市外商投資傾斜較為嚴重。政府投資仍為影響系數最大的變量,說明政府支出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數字經濟在1%的顯著水平下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正向影響很大。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均起到顯著促進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第三產業產值占比較高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較為均勻,資源配置效率較高。

第三產業占比較低的城市,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力度較小,但仍為正向影響;數字經濟對這些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系數為正,這說明在第三產業產值占比較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沒有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反而加劇產業之間發展不協調的情況。而政府投資對其合理化影響系數為負,說明政府投資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為有效投資。

(四)穩定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由于指標的選擇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影響,為了證明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借鑒學者胡本田(32)胡本田,沈曉東:《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研究--以長三角地區為例》,《大連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87-95,105頁。做法,替換被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重新回歸,進而進行穩定性檢驗。

產業結構合理化測度改為:

產業結構高級化測度改為:

式中qi為第i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更換衡量被解釋變量后,對所得新數據重新進行基準回歸,回歸結果如下表11。

表11 更換被解釋變量的面板基準回歸結果

由表11可知,控制變量的加入與否并不影響回歸結果所呈現的趨勢,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一直保持原有影響方向,且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與合理化效應并未受到被解釋變量測度改變的影響,穩健性檢驗有效支持了本文結論。

2.刪除樣本

由數字經濟測度水平可知,北京數字經濟水平遠高于其他城市,故剔除北京市數據重新對基準模型進行回歸,檢驗其穩健性。

由表12可知,控制變量的考慮與否不影響回歸結果呈現的趨勢,刪去北京數據后的估計結果顯示,其影響方向并未發生變化,且結果均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經濟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結論是穩健的。

表12 刪除樣本后的面板基準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深入探究了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在機理和實證關系。研究結論如下:

1.數字經濟發展對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

2.數字經濟通過產生技術創新效應,間接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3.通過實證分析與進一步探究可得:

(1)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存在顯著的正向驅動作用,數字經濟發展將會大大賦能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2)數字經濟可以通過助力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政府及相關部門可依據此機制效應制定進一步發展戰略。

(3)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驅動效用存在異質性。在第三產業占比較低的城市并未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說明在這類城市中資源的配置效率仍然處于較低水平。

(二)政策建議

基于前文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探討,本文從驅動數字經濟發展角度,提出關于促進京津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政策建議,具體如下:

(1)加大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拓展數實融合的深度與廣度,提高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效率和競爭力。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關鍵在工業,持續加大工業互聯網網絡、標識、平臺、安全基礎設施體系化建設力度,拓展“5G+工業互聯網”支撐能力,完善國家互聯網安全監測和保障體系。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推動建立多層級數據要素市場,以打造可信任、可控制的數據空間為方向,探索形成體系化技術保障的安全數據流轉環境。構建多元產業鏈,加快重點領域智能化改造,打造共享經濟產業生態鏈。

(2)深化技術創新改革,以技術創新為關鍵抓手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技術創新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增加對科研機構和企業的科研經費投入,鼓勵科研人員進行前沿技術研究和創新實踐。建立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鼓勵高校和企業加強合作,培養具有創新能力和創業精神的人才。制定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給予稅收、財務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支持。加強企業和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應用,推動技術創新在產業實踐中的落地。優化營商環境,簡化行政審批程序,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為企業創新提供便利條件。加強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保護技術創新成果的合法權益,提高企業創新的積極性。

(3)以產業轉移與聯動升級促進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新格局。打破產業發展中的同質化傾向,保障產業安全,京津冀三省市應按照各自比較優勢發展具有特色的優勢產業,對產業發展進行準確定位、適度協調和錯位發展。不斷提高產業轉移效率與三地產業聯動協作水平,重視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對京津冀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完善產業聯動形式和政策,提高產業聯動效率,將北京高新技術等優勢產業的空間溢出效應與輻射帶動作用發揮到最大,以產業轉移承接等途徑優化京津冀地區產業空間再布局。從整體利益出發,統籌規劃,強化產業協同總體設計,京津冀地區應通過產業有序轉移和聯動升級,構筑區域競爭新優勢,增強產業供應鏈韌性,建立起綠色、循環、低碳的現代化產業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