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動態調節與空間效應檢驗

許瀟丹, 劉俊霞

(1.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西安 710127; 2.西安翻譯學院 國際商學院, 西安 710105)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長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奇跡,但同時也產生了高污染、高排放等嚴重問題。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突出短板。習近平在2018年5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會議上指出,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目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環境問題的窗口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明確了我國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任務,總基調是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此發展機遇期,選擇何種途徑以最小的資源環境消耗換取最大經濟產出、從而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是現階段需要重點關注和解決的難題所在。數字經濟時代不僅信息通信產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傳統的生產方式也被逐步改變,以往單純依靠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驅動的生產方式正在向信息和數據要素驅動的創新發展方式轉變。(1)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中國能否借助數字經濟來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越來越成為學術界和決策部門關心的問題。

國內外學者就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應展開了較為豐富的討論。Aaron &Jason 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產權制度變革和技術創新,從而降低生產的負外部性,最終能夠保護自然環境、節約生態資源。(2)P. Aaron &S. Jason, The End of Ownership:Person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Econom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6).Zhang &Liu研究發現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的廣泛應用可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3)C. Zhang &C. Liu, “The Impact of ICT Industry on CO2 Emissions: A Regional Analysis in China”, Renewable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44(2015):12—19.許憲春等認為大數據能夠通過資源整合、科學決策、平臺建設和環境監管,實現提質增效、加快技術創新、幫助環境治理,最終促進了綠色發展。(4)許憲春、任雪、常子豪：《大數據與綠色發展》,《中國工業經濟》2019第4期。鄔彩霞和高媛關注到數字經濟通過能源流和資源流兩個路徑驅動了低碳產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產業結構生態化進程。(5)鄔彩霞、高媛：《數字經濟驅動低碳產業發展的機制與效應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龐瑞芝等驗證了數字化能夠對環境治理績效產生正向影響,且這一影響具有邊際效應遞增的特征。(6)龐瑞芝、張帥、王群勇：《數字化能提升環境治理績效嗎?——來自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魏麗莉和侯宇琦基于上市公司企業數據庫,從微觀視角證實了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的積極影響。(7)魏麗莉、侯宇琦：《數字經濟對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影響作用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年第8期。楊剛強等發現數字經濟促進了技術多樣化,從而有助于促進碳減排。(8)楊剛強、王海森、范恒山等：《數字經濟的碳減排效應：理論分析與經驗證據》,《中國工業經濟》2023年第5期。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發現少有文獻關注到動態條件下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作用特征,尤其是缺乏對外部環境調節下呈現出的動態非線性作用機制和動態空間溢出效應的研究。本文試圖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貢獻：一是以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方法探究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作用機理和影響效應,并考察該影響是否存在空間異質性;二是探究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動態調節特征,了解產業結構、教育水平、科研投入、制度環境等外部環境對數字經濟的賦能效果產生的非線性影響;三是基于數字經濟的外部性和網格化特征,利用動態空間杜賓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明確短期和長期兩種情形下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有何差異。

二、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的直接影響機制

推動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實現最高經濟產出,是我們直面生態環境現實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9)鄧榮榮、張翱祥：《中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及機理研究》,《南方經濟》2022年第2期。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機理可以細化為數字經濟對產出效率、要素配置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環境治理效率這四個方面的效率提升。

第一,數字經濟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提高產出效率。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繼資本、勞動和土地之后的第四大生產要素,傳統企業規模不經濟的困境逐漸被打破。數據的易復制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其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同時網絡作為數字時代信息傳遞的介質具有強外部性和正反饋機制,用戶越多價值越大,數字技術的網絡外部性使得生產規模擴大不僅均攤到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會減少,產品邊際成本也會下降。由此,規模經濟效應的存在提升了企業產出效率。(10)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年第2期。另外,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網絡經濟基礎上的市場占有率和龐大的用戶群體,使得網絡化的平臺企業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范圍經濟,除了批量生產滿足大眾需求的產品,還能生產定制化產品,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形成“長尾效應”。數字技術的發展顛覆了傳統認知,不再需要一味地犧牲個性化換取規?；?證明了差異化生產依然可以有經濟效益。(11)P. Thompson, R. Williams &B. C. Thomas, “Are UK SMEs with Active Websites More Likely to Achieve Both Innovation and Growth?”,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4(2013):934—965．

第二,數字經濟的平臺效應和匹配效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大量信息被編碼成數據,信息獲取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對稱問題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從而有利于實現供需精準匹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12)王夢菲、張昕蔚：《數字經濟時代技術變革對生產過程的影響機制研究》,《經濟學家》2020年第1期。例如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工業經濟時代長期存在并難以有效解決,而如今數字經濟時代多種金融工具的出現使得這一問題出現了轉機。資本市場中的閑置資金可以借助互聯網平臺快速、準確的流入需求企業,從而高效發揮了金融資本的作用。同時,數字時代產生的購物網站、社交平臺等應用的普及,一方面使得生產者及時捕捉到消費者的需求,進而制定合理的資源配置方案;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突破了地域限制,只有生產效率高的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從而實現要素配置效率提升。(13)戴翔、楊雙至：《數字賦能、數字投入來源與制造業綠色化轉型》,《中國工業經濟》2022第9期。

第三,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和協同效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數字經濟催生出眾多數字型低碳技術、能源技術和環保技術,這類技術的發展有助于提升單位能源的產值,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研究表明,僅是信息技術的推廣利用就能降低13%～22%的碳排放量。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還可以激勵廠商革新傳統的產品服務創造方式,塑造資源節約型經濟發展新模式。(14)繆陸軍、陳靜、范天正等：《數字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基于278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分析》,《南方金融》2022年第2期。另一方面,通過在能源領域建立數字化技術平臺,可以對多種能源進行綜合管理,方便實時了解能源數據,掌握能源市場的供需情況和價格走勢,引導能源要素實現高效率配置。此外,數字技術能夠幫助有限的資源在各區域各主體之間合理調度和分配,推動數字化節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利用率。(15)徐維祥、周建平、劉程軍：《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碳排放影響的空間效應》,《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

第四,數字經濟的資源整合效應和監督約束效應提高環境治理效率。一方面,數字技術打破了數據信息壁壘,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各個部門碎片化的生態環境數據整合起來,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生態環境數據信息系統,解決了長期以來政府、企業等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信息資源不能有效共享的問題,使得大量數據資源閑置浪費的情況得以改善,對于環境治理相關決策的科學性、精準度和及時性都會有明顯提升。(16)張杰、付奎、劉炳榮：《數字經濟如何賦能城市低碳轉型——基于雙重目標約束視角》,《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2年第8期。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實現了對生態環境的實時監控,通過數字化平臺采集的數據能夠準確把握當下生態環境的變動情況,便于及時采取有效手段進行治理,從而提高環境治理效率。此外,數字技術有助于碳交易市場的成熟和發展,碳交易可以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碳減排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降低全社會減排成本,引導資金流動,而數字技術則是其得以存續和發展的核心技術。而且,數字技術還能夠協助政府進行環境信息公開、環保宣傳等活動,為政府的環境治理工作提供便利。(17)王帥：《數字經濟對區域綠色發展的影響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1：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提升地區綠色發展效率。

(二)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動態調節機制

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產生的新型生產要素,因其可復制性和易于共享的特質,使得傳統高投入、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被打破,數字經濟對經濟綠色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促進作用。同時,受“梅特卡夫法則”的支配,隨著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創新氛圍和制度環境等外部因素發生改變,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促進作用可能會呈現出非線性的門檻特征。

在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的比重對數字經濟作用的發揮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數字技術與第二產業的融合要求較高的改造成本和技術門檻,而第三產業因為形式較為靈活、不過多受場地限制,與數字技術融合有著天然的優勢。同時,第三產業本身對環境相對友好,經過數字化改造后第三產業對資源的消耗進一步降低、非期望產出進一步減少,從而經濟綠色化水平得以提升。綜上,當區域第三產業比重過低時,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作用比較有限;當第三產業比重到達一定程度,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促進作用會大幅提升。(18)葛立宇、莫龍炯、黃念兵：《數字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與城市碳排放》,《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2年第10期。

在教育水平方面,數字經濟作為新經濟的代表,存在一定的認知和應用壁壘,公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對數字經濟的作用效果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地區,新技術、新理念的推廣實施往往更加困難,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面臨較大的阻礙;在平均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社會對新事物的包容性更強,企業員工掌握新技術所需的時間成本和培訓成本更小,使得數字化的新興技術能夠更快速地被推廣應用,企業的數字化綠色化轉型更容易;同時政府也普遍擁有更加先進的理念,愿意投入更多的財政預算用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公民也更易于接受綠色的生產生活方式。綜上,當公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到達一定水平后,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能才能充分釋放。(19)韓晶、陳曦、馮曉虎：《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改革》2022年第9期。

在研發投入方面,每一項技術的突破和革新都需要研發投入的支持,數字經濟作為新興經濟的代表和核心,其創新發展更離不開R&D投入,研發強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的賦能水平。研發投入過低意味著傳統企業沒有足夠的經費進行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高技術企業也沒有經費支持進一步的數字基礎設施節能化研發,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應無從談起;只有當研發強度跨過某一門檻值后,數字經濟才能夠真正促進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20)高星、李麥收：《數字經濟賦能經濟綠色發展:作用機制、現實制約與路徑選擇》,《西南金融》2023年第2期。

在制度環境方面,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的促進作用必然會受到財政分權體制的影響。適度的財政分權能夠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可以根據本地經濟發展狀況和排污特點,扶持個別行業與數字經濟加速融合,提高綠色發展效率;但過度的財政分權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為提高財政支出的經濟效益往往會提高對轄區內企業在環保指標上的包容度,同時財政支出結構也會相應調整,節能環保類支出會縮減,一定程度的削弱了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應。(21)王?；?、譚欽瀛、李燁：《數字技術應用、綠色創新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制度壓力的調節作用》,《科技進步與對策》2023年第7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2：數字經濟賦能經濟綠色發展的過程存在顯著的動態調節機制,在產業結構、教育水平、科研投入、制度環境等外部因素的調節下,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的影響呈現出一定的非線性特征。

(三)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空間溢出機制

數字經濟的外部性和網格化特征使其有能力突破地理空間對傳統經濟活動的束縛,使得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應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特征。首先,數據要素天然具有流動性和可復制性,加上網絡平臺的加持,不同區域可以實現瞬時的數據共享,地理空間的限制被大大弱化。(22)張焱：《數字經濟、溢出效應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貴州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其次,數字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帶動技術、資本、人才等要素的全面集聚,還匯集了科研機構、相關企業、政府部門、中介機構等,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數字經濟網絡,極大地縮小地域間的距離,使得跨區域、跨行業的經濟合作交流變得日益廣泛和深入。(23)魯玉秀、方行明、張安全：《數字經濟、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經緯》2021年第6期。最后,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更加透明化、公平化,倒逼企業通過綠色創新謀求持續發展,通過向前向后的關聯效應產生的市場信號引領和帶動產業鏈上的創新主體也相應進行綠色化轉型,進而形成區域產業集聚。產業區域集聚基礎設施可以共享共建,集中環境污染治理設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量。在數字產業集聚區,各行為主體之間通過有效的溝通、學習和協調,使綠色理念、綠色技術和知識的擴散傳播具有更強的空間溢出特性。(24)徐維祥、周建平、劉程軍：《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碳排放影響的空間效應》,《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H3：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應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

三、模型構建、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構建

1.基準回歸模型。為論證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GTFPit=β0+β1DIGit+∑βjXjit+μ-i+εit

(1)

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年份),GTFP表示綠色發展效率,DIG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指數,β0表示模型截距項,β1為數字經濟變量系數,Xj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μi表示i省份不可觀測的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2.動態調節效應模型。為深入揭示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動態調節機制,從產業結構、教育水平、科研投入和制度環境等多重維度進行考察,具體構建的面板調節模型(以雙門檻為例)如下：

GTFPit=?1DIGit*I(Tit≤γ1)+?2DIGit*I(γ2≥Tit≥γ1)+…

+?n+1DIGit*I(Tit>γn)+∑βjXit+μi+εit

(2)

其中,Tit表各維度的門檻變量,γ1～γn表示n個門檻值,I(*)表示指示函數,括號內所有條件滿足時取1,否則取0。

3.動態空間杜賓模型?？紤]到綠色發展效率本身的動態性和內生性,傳統的靜態空間計量模型很難準確刻畫其空間特征,本文引入GTFP的時間滯后項GTFPit-1、時空滯后項W*GTFPit-1,構建了雙向固定效應下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如下：

GTFPit=α+δ1GTFPit-1+δ2W*GTFPit-1+ρW*GTFPit+β1DIGit

+β2W*DIGit+γ1Xit+γ2W*Xit+μi+vt+εit

(3)

其中ρ表示空間自相關系數,表示空間依賴性的方向和大小;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W*GTFPit為GTFP的空間滯后項,W*DIGit為數字經濟的空間滯后項,W*Xit為控制變量的空間滯后項,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v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當δ1=δ2=0時,退化為靜態空間杜賓模型。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綠色發展效率(GTFP)。選擇SBM-GML指數進行測度,要素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如下：

(1)要素投入：包括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和能源投入。資本,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作為地區的資本量。按照公式：K-it=K(it-1)(1-δi)+lit,其中,K表示資本存量,l表示實際投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固定資產價格平減指數計算得出。δ為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折舊率,設定為9.6%?；谖镔|資本存量選用張軍等估算出的2000年物質資本存量。(25)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2004年第10期。勞動力,以各省份從業人員數代表勞動力投入。能源,用折合成萬噸標準煤的能源消費總量反映各省份能源投入。

(2)期望產出：用各地區的實際生產總值衡量(以2000年不變價計算)。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結合數字經濟的基本特點和我國發展實際,從數字化基礎發展水平、數字化產業發展水平、數字化應用發展水平三個維度,共選取了9個指標,運用熵值法對我國各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測度。詳細指標見表1。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測度體系

3.動態調節變量：產業結構(STR)。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來衡量;教育水平(EDU)：用6歲以上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研發投入強度(RD)：用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財政分權度(FQ)：用地區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之比來衡量。

4.控制變量：金融支持(FIN)。用機構存貸款余額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政府干預(GOV)：用公共財政預算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OPEN):用貨物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環境規制(ENV)：用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來衡量。

(三)數據說明

本文選用2011—2020年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由于西藏和港澳臺地區的相關數據存在明顯缺失,故予以剔除)。根據我國傳統區域劃分及地區發展狀況,將全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區域。東部包括北京、天津等9個地區;中部包括河北、山西等10個地區;西部包括內蒙古、廣西等11個地區。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部分地區統計年報。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N=300)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基準回歸檢驗

經過Hausman檢驗后選用雙向固定效應進行估計,并進行了穩健標準誤處理以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3。列(1)中僅有數字經濟一個解釋變量,結果顯示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且回歸系數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列(2)在列(1)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可以看到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同時R2有所提高,說明加入控制變量后模型的擬合度更高,假設H1得以驗證。

為分析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是否存在地區差異,將研究樣本分為東、中、西三組進行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3中列(3)—(5)所示,數字經濟的發展顯著促進了東部和西部地區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但對中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互聯網發展起步較早,擁有較為完善的信息基礎設施、充沛的人才儲備和前沿的高新技術,有了這些先發優勢助力,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更為成熟,能夠更好地賦能社會經濟系統,從而促進綠色發展。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雖然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但受益于“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等政策紅利,西部地區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期,近年來得以發揮后發性優勢,加快數字經濟建設進程,并通過釋放數字紅利提升綠色發展水平。而中部地區既沒有數字經濟發展的先天優勢,也缺少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導致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速度相對緩慢,進而其對經濟綠色發展的賦能效果也不甚理想。

表3 基準回歸檢驗

(二)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動態調節效應檢驗

隨著產業結構、教育水平、研發強度和財政分權度的提升,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可能會發生一定的改變,因此需要采用面板門檻回歸模型進行動態調節效應檢驗。首先用Hansen的自舉法經過500次反復抽樣確定門檻的個數,四個變量均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接下來分別估計四種約束機制下的門檻值。表4呈現了不同門檻約束條件下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梢钥吹?當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和研發投入強度跨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賦能效果明顯提升,當財政分權度跨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賦能效果有所減弱,完全符合上文理論部分的分析預測,假設H2得以驗證。

表4 動態調節效應檢驗

(三)動態空間溢出效應檢驗

選取地理距離權重矩陣作為本文的空間權重矩陣,用Moran's I指數對2011—2020年中國各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發現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數全部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中國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綠色發展效率均具有一定的空間相關性。由表5可以看出,空間自回歸系數為0.176,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綠色發展效率(GTFP)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性,即地理臨近地區GTFP的提高,會帶動本地區GTFP的改善。GTFP的時間滯后項和時空滯后項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選擇動態空間杜賓模型能夠充分解釋數字經濟與GTFP的空間相關關系。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的系數為0.569,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發展數字經濟有利于GTFP的提升,數字經濟的空間滯后項系數為2.884,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經濟對GTFP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

表5 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由于參數的點估計對空間溢出效應進行檢驗可能存在偏誤,估計系數不能反映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邊際影響。針對此問題,本文借鑒LeSage &Pace的做法(26)J. LeSage &R. K. Pace,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 (CRC Press, 2009).,運用偏微分方法進行分解。其中,直接效應表示數字經濟對本地區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間接效應又稱空間溢出效應,指數字經濟發展對鄰近地區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總效應為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之和(見表6)。短期來看,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總效應都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短期內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長期來看,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由正轉負,直接效應尚不顯著,但間接效應和總效應顯著為負。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信息通信產品的推廣應用和快速更迭涉及稀土元素的開采和廢棄物回收問題,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稀土元素的開采和大量電子垃圾會對環境帶來日益嚴峻的挑戰;二是數據中心等大型數字基礎設施尚存在能耗過大的問題,2018年國家數據中心的用電量甚至超過了上海市的用電總量,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長此以往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優勢會被抵消掉,導致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表6 動態空間杜賓模型總效應分解結果

(四)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為了盡可能克服內生性問題并考察滯后效應,本文進一步采用差分GMM方法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體結果如表7中列(1)所示。數字經濟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與固定效應回歸檢驗的結果吻合,說明這一結論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健性。

2.穩健性檢驗。為驗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選用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改變被解釋變量測度方法?；贕ML指數對綠色發展效率進行測算,將測算結果重新回歸,如表7中列(2)所示,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第二,更換核心解釋變量?？紤]到數字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地區往往是互聯網普及率較高、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較為成熟的地區,因此本文借鑒石喜愛等的做法,采用互聯網普及率和每平方公里長途光纜路線長度的乘積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替代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具體見表7中列(3),結果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27)石喜愛、李廉水、程中華、劉軍：《“互聯網+”對中國制造業價值鏈攀升的影響分析》,《科學研究》2018年第8期。第三,進行縮尾處理。對模型中的各個變量均進行雙側1%的縮尾處理后再回歸,結果如表7中列(4)所示,數字經濟的系數估計值、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均沒有明顯變化,以上檢驗說明本文得出的主要結論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表7 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省級面板數據,運用SBM-GML指數測算了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并從數字化基礎發展水平、數字化產業發展水平、數字化應用發展水平三個方面出發構建指標,運用熵值法測度了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在此基礎上,運用雙重固定效應模型、面板門檻模型和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實證探究了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賦能作用。主要結論如下：(1)數字經濟能夠有效提升綠色發展效率,相較于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對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影響更為顯著。(2)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過程存在顯著的動態調節效應,當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和研發投入強度三個變量跨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的賦能效果明顯增強;當財政分權度跨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的賦能效果明顯減弱。(3)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動態空間溢出效應,但目前短期效應明顯大于長期效應。在經過一系列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后,本文的核心研究結論仍然成立。

(二)政策啟示

第一,實施差異化數字經濟戰略,提升各地發展的協調性與均衡性?？紤]到數字經濟對中部地區綠色發展的促進作用有待加強,政府應該給予適度的政策傾斜,引導數字資本與要素有序流入到中部地區,幫助中部地區發揮本土后發優勢。中部地區可充分發揮自身交通、人口和教育優勢,注重數字化專業人才的培養,加強產學研合作,同時加大力度發展綠色可持續產業,實現“中部綠色經濟崛起”。西部地區應當抓住“一帶一路”政策利好,利用自身資源優勢,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數字化產業,努力縮小數字鴻溝。另外,應當利用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有效發揮數字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并借助于數字經濟構建區域協同發展網絡,實現跨地區的分工與合作,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第二,重視外部環境因素的調節作用,最大限度地釋放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潛能。在大力發展新興技術的同時,還需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努力提升全民教育水平、持續增加科技研發投入、控制財政分權度。不同省份也應根據自身狀況調節以上各維度的發展水平,選擇最適宜的實踐策略。若忽視上述因素的調節影響,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應可能會被低估。

第三,加快數字基礎設施的節能技術研究,建立綠色發展長效機制。數字基礎設施不僅自身是節能減碳的重要領域,更是賦能千行百業進入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的助推器。長期來看,要解決數字經濟的綠色發展效力損失問題,就要從數字基礎設施出發進行綠色轉型,促進新型基礎設施的能源供給從傳統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逐步向非化石能源轉型,并且大力推進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技術和綠色技術研發及應用,建立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發展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