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群落結構特征及其環境因子相關性研究

蔣文良, 陳勝林, 李永明, 張德普, 劉 棟, 李 敏, 高夢娟, 呂振波, 任中華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群落結構特征及其環境因子相關性研究

蔣文良1, 陳勝林2, 李永明2, 張德普3, 劉 棟1, 李 敏1, 高夢娟1, 呂振波1, 任中華1

(1. 魯東大學 濱海生態高等研究院, 山東 煙臺 264003; 2. 濱州市海洋發展研究院, 山東 濱州 256600; 3. 上海海洋大學 海洋科學學院, 上海 201306)

本研究以渤海灣南部(濱州)灘涂為研究區域, 設置6個斷面共36個采樣站位, 覆蓋潮間帶(高潮帶-中潮帶-低潮帶)和潮下帶, 研究該區域貝類資源群落結構特征及其環境因子相關性。結果表明: 整個調查區域常見貝類總共有30種。潮間帶共有23種常見貝類, 優勢種為光滑籃蛤(Hinds 1843)、四角蛤蜊(Reeve 1854)、短文蛤(Lamarck 1799); 潮下帶共有26種常見貝類, 優勢種為中國蛤蜊(Philippi 1846)、等邊淺蛤(Sowerby 1825)、朝鮮筍螺(Yoo 1976)、紅帶織紋螺(A. Adams 1852)、縱肋織紋螺(A. Adams 1851); 潮間帶貝類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顯著高于潮下帶, 而豐富度指數()則相反; 潮間帶貝類生物量(710.16 g/m2)和棲息密度(4 523個/m2)遠高于潮下帶(17.10 g/m2, 35個/m2)。群落結構多元統計分析將貝類按照站位劃分為5個組群, 包括東側潮下帶、西側潮下帶、西側潮間帶、東側潮間帶以及D4站位。冗余分析(RDA)結果表明, 對潮間帶貝類影響較大的環境因子主要為沉積物的粒徑以及砂、粉砂含量, 而對潮下帶貝類影響較大的主要為浮游植物密度、沉積物的粒徑以及砂、粉砂和黏土含量。渤海灣南部(濱州)灘涂貝類資源較為豐富, 但應從不同灘涂區域生態特性的角度出發, 加強貝類的保護和資源修復, 本研究可為該區域貝類的資源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提供數據基礎。

渤海灣南部; 濱州; 灘涂; 貝類; 群落結構; 環境因子相關性

渤海灣南部近岸入海河流眾多, 如黃河、大口河、套爾河等[1], 河流攜帶大量泥沙在此處形成極大面積淺灘, 同時攜帶大量營養鹽和有機質入海, 為近岸海域和河口生態系統補充了充足的營養元素, 促使初級生產力提高, 為灘涂貝類生物提供了充足餌料[2]。因此, 自古以來此處就是優良貝類產地[3], 為我國北方貝類產業的發展以及“渤海糧倉”建設助力良多。

貝類的代謝過程可實現對有機質和懸浮物的沉降, 對于改善海域富營養化效果顯著; 同時, 貝類也能通過沉降作用使水中的顆粒物實現從水中向底層搬運的過程, 對維持底棲環境生態系統平衡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4-5]。渤海灣南部海域灘涂貝類資源豐富, 盛產短文蛤(Lamarck 1799)、四角蛤蜊(Reeve 1854)和中國蛤蜊(Philippi 1846)等優質貝類海產品, 而貝類增養殖活動不但能促進漁民增收, 也在維持海洋生態系統平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6]。然而近幾十年來, 石油開采、港口工程建設、河道疏浚、工農業污染排放等人為活動極為頻繁[2], 嚴重破壞了貝類繁育棲息地, 迫使貝類資源持續衰退[6],從長遠來看會造成本土貝類種質資源退化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

目前, 已有學者針對我國近岸海域貝類資源群落結構變化及其影響因素開展了相關研究, 例如, 趙云龍等[7]通過調查掌握了2009—2010年遼東灣高家灘的貝類群落組成及資源量現狀; 段秀娟等[8]對比分析了2008年和2013年天津漢沽鯉魚門區域潮間帶經濟貝類資源分布及群落結構特征差異; 李永仁等[9]探討了2012—2014年引起天津潮間帶貝類群落結構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 包括底質類型、含沙量、沙粒粒徑等。然而, 作為黃河三角洲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渤海灣南部灘涂的貝類資源群落結構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尚未有全面報道。濱州市(主要是無棣縣和沾化區)灘涂作為黃河三角洲的重要組成部分, 區域遼闊、生境優良[10-11], 系統研究該區域灘涂貝類的種類組成、資源分布及其環境因子相關性, 對貝類多樣性及其生境的保護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于此, 本文從貝類群落結構特征及其環境因子相關性的研究主線出發, 分析渤海灣南部灘涂(潮間帶和潮下帶)的貝類種類組成及優勢種, 研究貝類資源密度、生物多樣性和群落結構聚類特征及其區域差異, 分別探討與潮間帶或潮下帶貝類群落結構變動相關的環境因子。本研究旨在通過調查研究, 為貝類資源的合理利用、資源養護與修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數據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站位設計

本文以渤海灣南部的濱州市(主要為無棣縣和沾化區)灘涂為研究區域, 包括潮間帶(高潮帶、中潮帶和低潮帶)和潮下帶(水深<15 m)兩個區域。按照均勻設站、重點加密的原則, 在研究區域設計8個樣品采集斷面(A—H), 在每個斷面的低潮帶、中潮帶、高潮帶各設1個貝類樣品采集站位, 在潮下帶沿水深由淺至深設2～3個站位, 因沾化區灘涂部分區域(以E和F開頭站位)基本無潮間帶, 僅在潮下帶設站位。如圖1所示, 本研究共設貝類樣品采集站位36個。

圖1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樣品采集站位圖

1.2 樣品采集與分析

貝類樣品采集與分析按照GB/T 12763.6—2007《海洋調查規范第6部分: 海洋生物調查》[12]的有關要求進行。其中, 潮間帶貝類采集使用樣方框法(長度50 cm×寬度50 cm×深度25 cm), 在每個站位附近采集3次, 并使用網篩(孔徑150 μm, 直徑21 cm)對貝類進行沖洗、篩選, 挑選出貝類樣品置于密封袋, 低溫保存帶回實驗室進行鑒定及分析。潮下帶貝類采集使用拖曳式泵吸底表貝類專捕網具(無粑刺)進行, 網具寬度1.2 m, 拖速2 kn, 每站位拖曳10 min, 采集后的貝類經沖洗、篩選后, 置于密封袋, 低溫保存帶回實驗室鑒定及分析。實驗室分析中, 貝類物種鑒定以《黃渤海軟體動物圖志》[13]為準; 使用游標卡尺(精度0.01 mm)測量貝類的殼長、殼寬和殼高, 用電子天平(精度0.01 g)測定貝類的濕重。最后將鑒定貝類物種的數量、重量統一標準化為密度(個/m2)、生物量(g/m2)。

貝類采集過程中同步進行環境樣品采集或環境因子直接測定, 潮間帶采集沉積物樣品用于測定沉積物類型和中值粒徑, 潮下帶測定沉積物類型和中值粒徑、海水鹽度和pH、葉綠素、浮游植物密度和浮游動物生物量。其中, 沉積物樣品的采集和分析按照GB/T 12763.9—2007《海洋調查規范第9部分: 海洋生態調查指南》[14]的要求進行, 分別使用樣方框(采樣面積0.25 m2)或抓斗式采泥器(采樣面積0.05 m2)采集潮間帶或潮下帶表層沉積物樣品, 使用激光粒度分析儀(Mastersizer2000, 馬爾文, 英國)測定沉積物粒度參數, 計算中值粒徑, 并結合文獻資料分析沉積物類型。海水鹽度和pH使用多功能水質參數儀(YSI; ProDSS, 美國)進行現場測定; 葉綠素(chl-)樣品采集及分析按照GB/T 12763.6—2007《海洋調查規范第6部分: 海洋生物調查》[12]的有關要求進行, 使用葉綠素熒光儀(HM-SYZ, 恒美, 中國)測定葉綠素濃度; 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和浮游動物(Zooplankton)的采集按照GB/T 12763.6—2007《海洋調查規范第6部分: 海洋生物調查》[12]的有關要求進行, 分別使用淺水Ⅲ、Ⅰ型網, 自水底至表層垂直拖取, 樣品均用福爾馬林溶液(5%)保存, 在實驗室內通過顯微鏡(OST- TX4R, 鷗斯特, 中國)進行種類鑒定和計數。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1.3.1 群落結構特征指數

使用相對重要性指數指數分析研究區域貝類優勢組成特征, 公式如下:

IRI= (+) ×;

其中, IRI為相對重要性指數;為某個物種的個數占貝類總個數的百分比,為某個物種的生物量占貝類總生物量的百分比;為某個物種出現的站位數占總站位數的百分比。將IRI>1 000的定義為優勢種, 100

采用Shannon-Weaver物種多樣性指數()、Margalef豐富度指數()和Pielou均勻度指數()[15]分析研究區域貝類生物多樣性特征, 公式如下:

Shannon-Weaver多樣性指數:

= ?ΣPlnP;

Margalef豐富度指數:

= (?1)/ln;

Pielou均勻度指數:

=/ln;

其中為貝類總物種數,為貝類所有物種總個體數,P為第種的個體(i)占貝類所有物種總個體數()的比例。

1.3.2 群落結構多元統計分析

對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密度(個/m2)數據進行四次方根轉換, 計算其Bray-Curtis相似性系數矩陣, 使用等級聚類分析(Cluster)和非度量多維標度分析(nMDS)方法研究貝類群落在研究區域的不同分組特征[15-16], 并使用脅迫系數(Stress)來判斷分組的有效性, 其中, 當0.1

1.3.3 環境因子相關性分析

通過CANOCO for Windows軟件對貝類和環境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和圖件繪制, 其中貝類數據采用的是重要種和優勢種(IRI≥100)的密度(個/m2), 環境因子數據采用的是環境因子實測值, 因潮間帶區域和潮下帶區域分析的環境因子有所不同, 故將潮間帶和潮下帶的貝類-環境因子相關性分開分析。首先將貝類密度進行lg(+1) 轉化, 而對環境因子進行標準化[17], 將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去趨勢對應分析(DCA), 分析結果顯示4個軸最大軸距均小于3, 故選用冗余分析(RDA)進行貝類-環境因子相關性。

1.3.4 統計學分析

本文中涉及特定區域的貝類生物多樣性、生物量和密度數據統計結果均以該區域所有貝類相關數據的平均值表示, 使用SPSS軟件(IBM Statistics SPSS 22 for Winnows, 美國)對數據進行Kolmogorov-Smirnov正態分布檢驗和Levene方差齊性檢驗, 在滿足兩種檢驗的條件下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ne-way ANOVA), 并使用Tukey’ test進行事后多重比較, 當<0.05時表示兩兩差異顯著。

2 結果

2.1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種類組成與分布

本研究共采集貝類30種, 其中潮間帶貝類物種數(23種)略低于潮下帶(26種), 而簾蛤目在兩個區域貝類群落中均占據優勢地位(表1)。就潮間帶而言, 中潮帶出現的物種數最高(20種), 低潮帶(17 種)和高潮帶(15種)次之。潮間帶優勢種(IRI>1 000)有光滑籃蛤(Hinds 1843)、四角蛤蜊和短文蛤, 而潮下帶則為中國蛤蜊、等邊淺蛤(Sowerby 1825)、朝鮮筍螺(Yoo 1976)、紅帶織紋螺(A. Adams 1852)、縱肋織紋螺(A. Adams 1851)。

表1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種類組成與分布

2.2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生物多樣性

如圖2所示, 潮間帶的高潮帶、中潮帶和低潮帶的貝類物種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均顯著低于潮下帶(one-way ANOVA, Tukey’ test,<0.05), 但中潮帶和低潮帶的貝類豐富度指數()顯著高于潮下帶(one-way ANOVA, Tukey’ test,<0.05), 而高潮帶貝類豐富度指數與潮下帶無顯著差異(one-way ANOVA, Tukey’ test,>0.05)。就潮間帶而言, 3個指數均表現為中潮帶(, 1.11;, 1.61;, 0.46)>低潮帶(, 0.96;, 1.46;, 0.45)>高潮帶(, 0.95;, 0.43;, 1.06)的趨勢, 且差異顯著(one-way ANOVA, Tukey’ test,<0.05)。

圖2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物種多樣性指數、豐富度指數和均勻度指數

2.3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生物量和密度空間分布

如圖3、圖4所示,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的生物量和密度存在顯著的空間分布差異。具體而言, 潮間帶貝類生物量(710.16 g/m2)和密度(4 523個/m2)均顯著高于潮下帶(17.10 g/m2; 35個/m2)(one-way ANOVA, Tukey’ test,<0.05); 西側潮間帶貝類生物量和密度整體呈現高潮帶(872.67 g/m2, 4 935個/m2)>中潮帶(601.17 g/m2, 736個/m2)>低潮帶(99.36 g/m2, 469個/m2)的趨勢(one- way ANOVA, Tukey’test,<0.05), 而東側潮間帶貝類生物量則相反, 整體呈現低潮帶(2 545.68 g/m2)>中潮帶(508.85 g/m2)>高潮帶(190.55 g/m2)的趨勢(one-way ANOVA, Tukey’test,<0.05), 但東側潮間帶貝類密度無顯著差異(2 039～2 788個/m2; one-way ANOVA, Tukey’ test,>0.05)。

潮間帶中, 以H3站位的光滑籃蛤生物量(3 584.00 g/m2)最高, 而以H1站位的短文蛤和H2站位的瑪利亞瓷光螺(A. Adams 1861)生物量最低, 均為0.01 g/m2; 以B1站位的光滑籃蛤密度(12 117個/m2)最高。在潮下帶中, 以F4站位的中國蛤蜊生物量(52.77 g/m2)最高, 而以F6站位的秀麗織紋螺生物量(0.001 g/m2)最低; 以B4站位的朝鮮筍螺密度(110個/m2)最高。

圖3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生物量空間分布

圖4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密度空間分布

2.4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群落結構多元統計分析

根據群落結構多元統計分析,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群落聚類結果及空間分布效果明顯(圖5), 可按照39%的相似性將貝類群落空間分布劃分為5組(Ⅰ—Ⅴ), 脅迫系數為Stress=0.11, 說明分組具有一定的解釋意義。其中, 劃分的5組分別對應Ⅰ: 東側潮下帶(F3、F4、F6、G4、G5、H5站位), Ⅱ: 西側潮下帶(A4、A5、B5、C4、C5、C6、D5、D6站位), Ⅲ: 西部潮間帶(A2、A3、B2、B3、C2、C3站位), Ⅳ: 東部潮間帶(G1、G2、G3、H1、H2、H3站位), Ⅴ: 僅有D4站位。ANOSIM分析表明, 5個貝類群落分組之間差異顯著(<0.05)。

圖5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群落結構多元統計分析結果

SIMPER分析表明: 對Ⅰ組相似性貢獻較大的有中國蛤蜊、朝鮮筍螺、扁玉螺(R?ding 1798)等7種(累計貢獻率90.58%), Ⅱ組有朝鮮筍螺、縱肋織紋螺、扁玉螺等7種(91.90%), Ⅲ組有泥螺(Philippi 1848)、朝鮮筍螺、彩虹明櫻蛤(Benson 1842)等8種(91.57%), Ⅳ組有光滑籃蛤、彩虹明櫻蛤、秀麗織紋螺等7種(91.59%), 而Ⅴ組由于樣本數量只有一組故不做討論(表2)。此外, 對貝類群落各兩組之間相異性貢獻率均較大的有短文蛤、朝鮮筍螺、秀麗織紋螺等(表3)。

表2 各組群典型種及其對組內相似性貢獻百分比(%)

2.5 渤海灣南部灘涂主要貝類密度與環境因子相關關系

潮間帶區域第一軸(RDA1)和第二軸(RDA2)的特征值分別為40.69%和10.21%, RDA1和RDA2共解釋物種累計方差百分比的63.94%和物種-環境累計方差總百分比的99.14%。如圖6所示, 排序軸1與沉積物粉砂含量(Silt)和黏土含量(Clay)呈正相關關系, 而與沉積物粒徑(SS)和砂含量(Sand)呈負相關關系; 排序軸2主要與Silt呈正相關關系, 而與黏土含量(Clay)、沉積物粒徑(SS)和砂含量(Sand)呈負相關關系。四角蛤蜊、彩虹明櫻蛤、光滑籃蛤和異白櫻蛤(Martens 1865)的分布密度與粉砂含量(Silt)呈正相關關系, 而與沉積物粒徑(SS)和砂含量(Sand)呈負相關關系; 泥螺的分布密度與沉積物粒徑(SS)和砂含量(Sand)呈正相關關系, 而與粉砂含量(Silt)和黏土含量(Clay)呈負相關關系; 短文蛤的分布密度與黏土含量(Clay)呈正相關關系。

表3 各兩組群分歧種及其對組間差異性貢獻百分比(%)

圖6 渤海南部潮間帶主要貝類(IRI≥100)密度與沉積物因子相關性RDA分析

注:, 青蛤;, 泥螺;, 短文蛤;, 異白櫻蛤;, 光滑籃蛤;, 彩虹明櫻蛤;, 四角蛤蜊;, 秀麗織紋螺; SS, 沉積物粒徑; Sand, 砂含量; Silt, 粉砂含量; Clay, 黏土含量

圖7 渤海南部潮下帶主要貝類(IRI≥100)密度與環境因子相關性RDA分析

注:, 托氏?螺;, 短文蛤;, 異白櫻蛤;, 中國蛤蜊;, 廣大扁玉螺;, 扁玉螺;, 紅帶織紋螺;, 朝鮮筍螺;, 白帶三角螺;, 縱肋織紋螺;, 秀麗織紋螺;, 等邊淺蛤; PP, 浮游植物豐度; Clay, 黏土含量; Silt, 粉砂含量; ZP, 浮游動物豐度; Chl, 葉綠素; SS, 沉積物粒徑; Sand, 砂含量

3 討論

3.1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資源組成及其群落結構特征

灘涂一般指包含潮上帶、潮間帶(高潮帶、中潮帶、低潮帶)和潮下帶(水深<15 m)的區域, 而經濟貝類集中分布于潮間帶, 包括短文蛤、四角蛤蜊等[18-19], 這與貝類生長發育等生命活動對棲息環境的要求有關, 因此國內許多學者將貝類群落結構的相關研究區域聚焦在潮間帶區域[10]。然而, 潮下帶也是許多貝類的重要棲息地, 如朝鮮筍螺、廣大扁玉螺、縱肋織紋螺等螺類以及中國蛤蜊、等邊淺蛤等小型雙殼貝類[20]。本研究中, 潮下帶出現的貝類種類數和物種多樣性指數明顯高于潮間帶, 究其原因, 這可能是與潮下帶的潮汐、波浪和海流等的作用給潮下帶貝類帶來了豐富的餌料生物有關。此外, 潮間帶的中潮帶出現的貝類種類數及其多樣性指數顯著高于高、低潮帶, 這也可能與潮流的影響有關, 如高潮帶海水淹沒時間短, 貝類生存環境較為惡劣, 而低潮帶淹沒時間長, 不適宜在表層棲息的貝類生存[21], 并且中潮帶為泥沙混合型沉積環境, 相較于低潮帶軟泥底質和高潮帶泥砂質更適合多種貝類的生長[7, 22]。此外, Shannon-Weaver多樣性指數()也常被用來評價水環境受人為影響的程度[23], 據此推斷, 本研究中的中潮帶和潮下帶均受到人為中度影響, 而底耙網等傳統貝類捕撈方式、河口排污、濱州港池建設等是主要的人為影響因素[24], 對貝類的棲息環境和生長繁殖構成潛在威脅。

本研究中, 光滑籃蛤、四角蛤蜊和短文蛤屬于潮間帶貝類的優勢物種, 這也與劉艷芬等[10]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光滑籃蛤屬于廣溫廣鹽性灘涂底棲貝類, 廣泛分布于我國南北沿海, 也是黃河三角洲灘涂、遼東灣西海岸潮間帶、閩江口潮間帶等區域的貝類優勢種[24-26]。一方面, 光滑籃蛤對水體有重要的凈化作用[27], 另一方面, 光滑籃蛤可作為蝦蟹類養殖中的高營養成分飼料[28], 據此, 濱州市依托底播型海洋牧場建設不斷開展該物種的貝類增養殖活動, 使其資源量和棲息密度在貝類群落中占比較高。四角蛤蜊生物量和棲息密度在研究區域東側尤為突出, 東側灘涂區域的無棣貝殼堤島保護區, 其適宜的棲息環境以及較少的人為活動都為四角蛤蜊生存繁殖奠定了良好基礎。此外, 四角蛤蜊極強的環境適應能力使其在分布面積、棲息密度和生物量等方面不斷增加, 受人為活動干擾較小[29]。已有報道指出, 短文蛤一直是我國沿海區域的重要經濟貝類, 資源量和產量居高不下[29]。但伴隨采捕強度過大、繁殖群體銳減、苗種補充不足、引進苗種濫用, 以及快速工農業和港口工程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及棲息地破壞等問題的出現[30], 短文蛤資源開始嚴重衰竭。然而, 短文蛤在本研究中依然作為渤海灣南部灘涂區域的優勢種, 這可能與該區域底播型海洋牧場進行的多批次短文蛤增殖放流有關。近年來, 我國尤其是山東省進行的多物種增殖放流活動, 對漁業資源養護修復和海洋生態環境改善均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效。相較于灘涂, 本研究中潮下帶的優勢種多為經濟價值較低的貝類, 如等邊淺蛤、朝鮮筍螺、紅帶織紋螺和縱肋織紋螺等, 而在其他相關研究中也有諸多類似結論[20, 31]?？梢钥闯? 經濟貝類多分布在潮間帶區域, 這與其環境適應性、生態習性等極為密切, 但潮下帶區域的貝類在維持水生態系統結構穩定性、保障貝類生物多樣性和改善水生環境等方面也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32]。

3.2 渤海灣南部灘涂貝類與環境因子相關性

渤海灣南部近岸入海徑流較多, 河口區域底棲生物的分布受到海水中有機質、底質、水動力以及陸源污染物等的多重影響[17, 29]。本研究中, 貝類種類組成及其資源量分布特征也證實了渤海灣南部灘涂區域的環境變化較為復雜, 而貝類群落分組差異也受到諸多環境因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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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ell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outhern tidal flats of Bohai Bay

JIANG Wen-liang1, CHEN Sheng-lin2, LI Yong-ming2, ZHANG De-pu3, LIU Dong1, LI Min1, GAO Meng-juan1, LV Zhen-bo1, REN Zhong-hua1

(1. Lud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Coastal Ecology, Yantai 264025, China; 2. Binzhou Oce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Binzhou 256600, China; 3.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Shanghai 201306, China)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hellfish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southern Bohai Bay (Binzhou) by setting up 36 sampling stations in six sections covering the tidal flats (high tidal flats, middle tidal flats, and low tidal flats) and the subtidal zo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tal of 30 shellfish speci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tidal flats and the subtidal zone. 23 species were observed in the tidal flats, with the dominant species of(Hinds 1843),(Reeve 1854), and(Lamarck 1799) and 26 species were observed in the subtidal zone with the dominant species of(Philippi 1864),,(Yoo 1976),(A. Adams 1852), and(A. Adams 1851) The diversity index () and evenness index () in the tidal fla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ubtidal zone, whereas the richness index () showed the opposite trend. The biomass (710.16 g/m2) and density (4523 /m2) of the shellfish in the tidal fla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ubtidal zone (17.10 g/m2; 35 /m2). Additional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revealed that shellfish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including the eastern subtidal zone, the western subtidal zone, the western tidal flats, the eastern tidal flats, and the area including only the D4 station. Moreover, redundanc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ominant shellfish speci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 tidal flats and subtidal zo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le size and sand or silt content of the sediment wer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shellfish distribution in the tidal flats, whereas phytoplankton density, particle size, and sand, silt, or clay content of the sediment wer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shellfish distribution in the subtidal zone. Shellfish resources are abundant in southern Bohai Bay (Binzhou), but the protection or restoration of shellfish resourc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tidal areas.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hellfish resources in the Bohai Bay region.

SouthernBohai Bay; Binzhou; tidal zone; shell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correl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r. 15, 2023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hellfish resource restor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o. A060102-17220231; Binzhou Bureau of Marine Development and Fisheries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marine shellfish resources in the waters around Binzhou City”, No. HRGJBZ-2020-005]

S932.2

A

1000-3096(2023)10-0052-13

10.11759/hykx20230315002

2023-03-15;

2023-04-21

農業農村部“黃河三角洲近岸貝類資源修復關鍵技術探討”(A060102-17220231); 濱州市海洋發展和漁業局“濱州市周邊海域海水貝類資源調查與評價項目”HRGJBZ-2020-005)

蔣文良(1998—), 男, 山東煙臺人, 碩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漁業資源, E-mail: jwl1521154932@163.com; 任中華(1990—),通信作者, 男, 山東濰坊人, 講師, 研究方向: 海洋生態, E-mail: renzhonghua16@ mails.ucas.ac.cn

(本文編輯: 趙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