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雅集活動之興衰與杭州文學地位之升降

馬穎杰，戴 辰

（1.浙江大學 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4；2.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3）

雅集為文人活動的一種形式①，古已有之。文人集會賦詩、觀書題畫，以文會友。至元代，雅集之風大盛，北方以大都，南方以杭州、吳中為地域代表。目前學術界除查洪德教授對元代文人雅集活動做了整體考察②，其余多以地域性雅集活動為研究主體，透過雅集活動探尋元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這些研究大致分為南、北兩條脈絡：對元代北方文人雅集的探討，多數圍繞大都館臣文人群體展開③，此類研究均注意到了雅集活動者的政治身份及其所處的官方文學環境；另有北方上都文人雅集研究④，展現上都文人雅集活動的草原特色。元代南方文人雅集研究，以元末吳中玉山雅集為重點⑤，各位學者以不同視角對玉山雅集進行深入剖析與解讀。

關于元代杭州文人雅集的研究，集中于書畫雅集方面，如張丙金《元初三十年杭州收藏圈法書鑒藏探研》探析元初三十年杭州收藏圈的法書鑒藏。方波《元代杭州書畫圈的雅集與觀念重構》探討元初杭州書畫圈的雅集、品鑒風氣對其時書家書法觀念重構產生的重要影響。楊家偉《宗唐溯晉——復古視角下的元代士人法書鑒藏研究》論及宋末元初的杭州是當時的法書鑒藏重鎮，形成了龐大的鑒藏群體，他們通過雅集等活動方式，促進了晉唐法書的流通和鑒藏風氣的興起。另有元初遺民文人活動的相關研究，如崔倩《宋元之際臨安文人倡和活動研究》、陶然《宋元之際的遺民唱和——以臨安為中心的考察》、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唐朝暉《元代文人群體與詩歌流派》等文中有涉及杭地文人雅集的論述。綜合而言，針對元代杭地雅集活動的研究普遍側重于某個方面，目前學界尚未對其整體發展進行詳細梳理和深入研析。

本文為元代杭州雅集活動的專題研討。元代杭地雅集接續南宋，在元前期尤為興盛，發展至順帝至正年間走向衰落。雅集活動不僅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題和情感內涵的變遷，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同時，亦可借雅集活動探尋作為舊朝故都的杭州在新朝的發展軌跡，并以文學活動的視角管窺元代南方文學中心的轉移過程。

一、交之群莫盛于杭：元前期杭州雅集

宋元交替，杭州因其南宋首都的身份，極大程度地承接了南宋的經濟根底和文化底蘊，這就為元代杭地文壇的發展提供了物質與文化基礎。元前期杭州雅集活動即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就形式而言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為“復尋墜典”，即雅集舉辦有所淵源，一方面表現在元初杭州的雅集活動是南宋文人雅集活動的延續，另一方面為元初杭州文人追慕晉宋風雅，借其典故抒發個人慨嘆。二為外地客居杭州之文人相約，“杭故多四方士”［1］，杭州的故都屬性吸引了周邊大量由宋入元文人來杭活動，同時元廷派遣北人仕于杭州，這些仕于南的官員亦成為杭地雅集活動的重要參與者，留下了諸多雅集的記載。

（一）“復尋墜典”型雅集活動

1.南宋文人雅集活動之延續

查洪德先生認為“以杭州為代表的東南地區的雅集活動是南宋文人雅集活動的延續”［2］108，其描述對象，是以由宋入元文人為召集者和參與者的文人雅集。大德二年（1298年）張國器在杭州所主持的牡丹宴席，即是上承南宋時其祖父張镃雅集家風的延續。此次雅集活動載于戴表元《牡丹宴席詩序》中：

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余歸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客。瓶罍設張，屏筵絢輝，衣冠之華，詼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于是國器甫與永嘉陳某等，各探韻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3］137

文中對張國器主持此次雅集的動機概括為“復尋墜典”，此中之“典”即其祖父張镃在南宋時主持的池館雅集，“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戴表元追述宋時張氏府第雅集之盛：“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客。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詩，或樂府詞，累累傳都下。都下人門鈔戶誦，以為盛事?！保?］136張镃，字功父，號約齋，為南宋循王張俊之曾孫，南宋寧宗時累官承事郎、直秘閣、權通判臨安府事、左司郎中等，“清標雅致，為時聞人，詩酒之余，能畫竹石古木，字畫亦工”［4］。楊萬里、陸游、姜夔等人為其雅集之客，不僅因其官員身份，亦由其雅士之名。戴表元《牡丹宴席詩序》中以“賢而文者”四字為張國器摹寫，其意既指張國器舉辦雅集續其家風，又在說明張國器本身亦為其家族雅致的繼承者?！啊貂U家風渾爾好，剩持狂笑絕冠纓”［3］555，失去了仕途的上升渠道，世家子弟有了閑暇的時間重開宴席，戴表元和永嘉陳某等人亦可追攀“故家遺澤”。此外，與在其他序文末署名“剡源戴表元”不同的是，此序文末的署名為“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前進士”三字與此次雅集的關聯，不言而喻。

2.追慕晉宋風雅

杭州文人效仿前代雅集（代表是蘭亭修禊）、模仿晉宋風流之舉，是“復尋墜典”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整體傾向為追慕晉宋風雅。戴表元《楊氏池堂宴集詩序》中記載，至元二十二年，“公謹以三月三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宴于曲水”［3］135?！靶尢m亭故事”便是周密主持此次楊氏池堂宴集的初衷。文中言：“霅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御，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流環回斗折，涓涓然縈穿徑間，松篁覆之，禽魚飛游，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保?］135回望《蘭亭序》對當時修禊環境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保?］257可見楊氏池堂宴集發起時，周密有意復刻蘭亭雅集的形制。

可惜是日大雨，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且曲水“漫為壑”，不得已“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殽，近集于臨池之堂”［3］135。酒半，有客嘆曰：

茲游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游之所由起乎？蓋夫茲游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后世君子以為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于寒暑。其發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茍使變而不失其正，則歲時游樂，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袿女袂，春游而祓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愿為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岀游，以寫我憂”，而何擇于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囁嚅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于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于晉人，何耶？［3］135—136

客人言“游”之所起，自鄭之《溱洧》，一變為蘭亭，即從男女相會變為文人雅士的聚會，成為后世相仿的典范。而后感慨人生哀樂之情實屬自然，可于樂游中導之發之。繼之，以晉之歷史隱喻臨安首都身份的變遷，以“故都之氓”借指參會的眾人。駕車出游，排解憂愁，這本是其參加雅集的目的，但當“我”觀賞蘭亭雅集存世的作品時，驚覺能言之人，皆是參透人生、不受世事牽累的超脫之人。若是這般，今天眾人聚集于此，雖修蘭亭故事，卻既非晉人，又未得晉人之樂。因風云變幻盛時之景不復再現時，當下“故都之氓”實難豁達和解脫。正如查洪德先生所言，“當一部分人希望清醒一下為自己的人生找到解釋時，又立即發現這是很困難的”［2］109?！短m亭序》末尾說道：“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保?］258元初文人仿其事，借其抒懷與深思，卻是另一番感慨。

晉宋雅集可追模，晉宋雅士風流亦可成為杭地文人雅集的主題。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鮮于樞援王子猷雪夜訪戴故事，至白珽家，俞伯奇適在，方外友人有在“聞而載酒肴來，相與賞會”［6］25，后拆“飛入園林總是春”分韻賦詩，此次雅集白珽紀為武陵勝集。王子猷雪夜訪戴故事見《世說新語》，與王子猷不同的是，鮮于樞既已出發，便定要見到所訪之人?！埃r于樞）顧余（白珽）曰：‘王馬曹中夜歌招隱，思戴安道，便拿舟規往，及門而返，何其興之易盡也？我則不然，道阻且長，不見不止?！保?］25白珽對鮮于樞此行評價道：“顧子當代名流，方棲棲然，策款段馬，走寂寞濱，覓一窮措大談，邂逅相遇，獨不畏彼指而笑之耶？”［6］25鮮于樞回：“不笑不足以為道，不惟彼笑我，吾亦自笑吾?！焙蟆芭e滿引白，相視一笑”。其在《武陵勝集得總字》中書：“念我平生友，欲往恨不勇。茲晨劇命駕，相對腹一捧。促招東林遠，共念北?？?。把酒望六合，瓊瑤紛總總。興極不知休，嚴城鐘鼓動?！保?］26王子猷“興盡而返”，是一種隨性自在，鮮于樞“不見不止”“相視一笑”和“興極不知休”是執著中蘊灑脫坦率，皆是性情中人，此次武陵勝集對東晉風流可謂是既仿其形，亦仿其神。

此外，元代書法領域在趙孟頫的帶領下，提倡復古，表現出強烈的宗晉之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鮮于樞與周密于困學齋觀霍肅所藏《唐摹蘭亭》等，鮮于樞又出自藏王羲之《還期帖》等同賞。大德二年（1298年），眾人于鮮于樞處觀王羲之《思想貼》?！盎裘C清臣、周密公謹、郭天錫右之、張伯淳師道、廉希貢端甫、馬昫德昌、喬簣成仲山、楊肯堂子構、李衎仲賓、王芝子慶、趙孟頫子昂、鄧文原善之集鮮于伯幾池上。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嘆賞神物之難遇也?！保?］同是“神物”的，還有王獻之的《保母帖》?！侗Ｄ柑返挠^詠活動歷經整個元朝，尤其是至元、大德年間，《保母帖》藏于周密手中時，于杭州引發了巨大的觀詠熱潮。［8］元初杭州書畫圈的雅集、品鑒風氣使重視魏晉古法在浙江漸成風氣，學習書法應該向魏晉取法、向“二王”取法的觀念成為共識，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宋元之際江南一帶存在的以隸書相高、鄙薄晉人、鄙薄“二王”的風氣。［9］對二王的推崇，亦是當時文人追慕晉宋風雅的一種投射。

（二）“客杭相約”型文人雅集活動

1.由宋入元客杭文人雅集活動

“杭故多四方士”，元前期雅集活動中，有諸多客杭文人參與的記錄。戴表元《楊氏池堂宴集詩序》：“丙戌之春，山陰徐天佑斯萬、王沂孫圣與、鄞戴表元帥初、臺陳方申夫、番陽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保?］135戴表元《城東倡和小序》：“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于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保?］141戴表元《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游者闕焉，乃以次夕合宴于‘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楧仲實，其族焴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玉，侍游者仲實之子炬、爁、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保?］137方回《寓樓小飲并序》中記載，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趙賓旸、仇仁近、曹之才、張仲實、道士王子由會于方回之三橋寓樓，以‘西湖客’、‘北海樽’各賦五言一首”［10］。這些雅集記錄中不斷強調“客”字且標明與會者籍貫，既有著參與者與杭州本地稍稍的疏離，而非杭籍文人的頻繁參與又使得異地與杭州有某種緊密的牽連。

元前期杭地能成為四方名士的會聚之地，大略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杭州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尤其是西湖及其周邊的風景名勝，文人常于此間結伴燕游，走筆賦詩。二是杭州的故都屬性。元前期杭州雅集的參與人員多為由宋入元的文人，不言而喻，杭州，或稱之為臨安，對他們有著特殊的吸引，“故都之氓”于此間又有別樣的歷史感慨。三是杭州交通往來便利。戴表元《送鄭若晦游建業序》中言及錢塘之水陸交通，“平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攀緣之勞，故游者以為便”［3］177。得此便利，異地才可持續不斷地為杭地輸送文人雅士，促進杭地文化的繁榮，這也間接解釋了元前期杭地雅集何以如此興盛。

在展開具體論述前，筆者將元前期雅集活動的參與者作了一個量化統計。取每次參與雅集人員名單，匯總后選出參與頻次為兩次及以上者，見圖1。

圖1 雅集人員參與頻次情況

如柱狀圖高度所見，戴表元與方回兩位客杭文人是元前期杭州雅集最活躍的參與者，這與他們因其文壇地位而掌握一定的文學書寫權力有頗深的關系?，F存雅集記錄中，戴表元序文與方回分韻詩占了很大比例，這就使得后世讀者在復原當時雅集盛況時，極大程度以二人的視角切入，并透過二人之筆端見雅集眾人之千姿百態與其悲歡感慨。

戴表元《客樓東冬夜會合詩序》中記載：

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霅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為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奕，前歌后笑。至于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歡甚。［3］142—143

文中出現的四位客杭者，分別為剡源戴表元、金華方鳳、嘉興顧文琛、龍泉陳康祖，“一夕不約而胥會”，四人尤有默契地齊聚一處，共同尋求一種身份認同。戴序的前半段，戴表元在引入此次雅集的議論中即已談及：“況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榮于時，退無所佚于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占嗶學誦，間關于名實之得喪，顛頓于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于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為樂耶！于是必有默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眾也。我為迂，人必亦有為迂者焉；我為獨，人必有亦為獨者焉?！保?］142“能樂世豈無，多為異己憎”的現實下，戴表元意在千萬人之中尋求同類，當晚即達成。四人“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3］143，這是他們性格的共同點。這就是一場“同之者”的聚會。

與戴表元留下諸多詳細記載元初文人雅集的序文不同的是，方回作為元前期客杭文人中知名度極高的代表性人物，卻鮮有戴文那樣的長篇記錄，而僅是留下些許雅集分韻的詩篇。

在這些零碎的詩篇中，后人可見方回等人常常會于私人宅中聚會賦詩。如方回《會張仲實宅得天字》《同劉仲鼎全君玉飲徐子英家分韻得雞字》《三月二十日張君輗約飲王子由紫霞道院酒字為韻》。大德四年戴表元與方回同聚于趙君實的西湖別墅，同時參與者還有林敬輿、盛元仁、趙仲實、邵玄同等人。戴表元《庚子清明日陪方使君盛元仁林敬與同載過趙同年君實西湖別墅小集使君有詩五章次韻》、方回《三月八日百五節林敬輿攜酒約盛元仁戴帥初方萬里訪趙仲實宣慰于西湖第五橋之曲港南山書院五首》等等。因參與者之間多為熟人，這些史料記載無須特別言明其“客”的身份，總體而言，這類雅集規模較小，即興、隨意、頻繁，已融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游仕于南的北人雅集活動

除以上為由宋入元的客杭文人外，另有游仕于南的北人。元代張之翰《送李仲芳赴臨安行省掾》中云：“莫惜辭燕遠入吳，圣朝南北混車書。四千里是兩都會，三百年開一坦途?！保?1］“兩都會”意指大都與杭州，張之翰為北方文人，其將杭州與大都并列為都城，可見當時杭州在元人心中之重要位置。杭州在元代為東南地區的行政中心，《成化杭州府志》詳細列舉了元朝先后在杭州設置的三十余處官署［12］，為處理地方政事，元廷派遣了諸多北方官員入仕杭州，其中有為數不少的仕杭文人成為了杭州文藝活動的參與者。柳貫《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中言：“故游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敬彥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倶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保?3］374喜鑒定，又擅書畫，元初三十年杭州書畫鑒藏圈的興盛與這些北方官員有很大的關聯，鮮于樞即是其中影響力頗大的一位。

鮮于樞，字伯幾，號困學民，漁陽（今天津薊州）人，為元江浙行省都事，遷太常典簿致仕。風流文雅，“能詩文，尤精書翰”［14］。其鑒藏，時人筆記多有涉及，周密《云煙過眼錄》記其所藏。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鮮于樞與周密赴喬簣成寓所觀賞智永《真草千字文》及唐宋名家畫作。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盛彪、仇遠等人在鮮于樞困學齋觀《唐人書轉輪王經墨跡》。大德二年，眾人于鮮于樞處觀王羲之《思想貼》（上文有述）、郭忠恕《雪霽江行圖》。趙孟頫記：“右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神色生動，徽廟題為真跡，誠至寶也。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同霍清臣、周公謹、喬簣成諸子獲觀于鮮于伯幾池上?！保?5］霍清臣、周密、喬簣成皆是鑒賞名家，同天觀賞《思想貼》的眾人亦是當時人物，可見鮮于樞因其所藏而受到的關注。

最后要強調的是，客杭相約型杭州雅集活動與上述“復尋墜典”型雅集活動并不完全分離，二者之間彼此包含，實質上，元代杭州的所有雅集都包含客杭文人。只是相較于第一類型雅集的有所淵源，客杭相約的文人雅集更為即興隨意，且參與者之間差異較小，多為平級關系互動，雅集活動的規模亦較為局限。但不論異同如何，二者共同構建了元前期杭地雅集活動的盛況，一時間，“交之群莫盛于杭”。

二、重來者誰歟：元中后期杭州雅集

成宗朝至順帝至正末年，為元朝的中后期，此間杭地的雅集活動從規模數量到文人于活動中的情感抒發，都與前期有很大的差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龔開、鮮于樞、盛彪同訪王子由，不遇，聯句而去。二十年后，馬臻追憶此事，感慨眾人“二十年間相繼長往，惟予與元仁在焉”［16］103—104，因感存歿書于卷尾：

嗚呼古人不復起，我亦支離頭白里。憶昔三士相經過，揚激風騷猶在耳。鮮于詞翰中原英，盛子蚤歲蜚文聲。髯龔詩畫復振古，拄杖落落長庚星。雄才盛事不易會，似與百世標儀刑。我家兄弟何為者，氣與高秋斗瀟灑。南北東西二十年，淪落惟存盛兼馬。銜哀不敢話耆舊，掩卷看天淚如寫。君不見此道誰復同，一曲陽春和應寡。［16］104

當年的三位雅士，是何等的意氣風發，在詩書畫領域獨領風騷，謂之“雄才盛事”?？扇耸峦鶃泶x，如今惟剩馬臻與盛彪，“君不見此道誰復同，一曲陽春和應寡”，友朋零落，同道之人不再，知音難尋。與馬臻同樣情感表達的還有柳貫，其《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中談及的五位游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數年之后，“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為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訪公居高郵，疾病，舁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尚書，守大名。貢父以集賢為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后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保?3］374

上文兩則材料所示如同一個縮影，伴隨元前期游仕于南的北方官員以及故宋遺民的相繼去世，“交之群莫盛于杭”的杭州文人雅集盛況亦隨之而去。取而代之的是，“離合存亡”成為了元中后期雅集中不可避免的主題。這時故國之殤已隨煙而去，在元朝成長起來的文人對身份的認定無須選擇與搖擺，于他們而言，自身與友朋的遭遇才最能引起他們對生命的反思，對人生際遇的感慨。一方面，面對前賢，他們懷揣著“仰止前修”的仰慕與追念，同時，又對友朋零落的境況有著“此道誰同”的孤單吶喊，兩者交織環繞，這就使得元中后期杭州雅集活動形成了與前期不同的主題與情感表達。

（一）對前賢的仰慕與追念

黃溍《南山題名記》記錄至正二年（1342年）春二月婺州學者在杭州的一次雅集：

婺之?學于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⑹?，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敘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溍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后，而趨走于公履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睹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于中朝，或隨牒調補于遠方，或已倦游歸休于家林，惟溍忝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后三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17］541—542

在至正二年這次婺州同鄉雅集之前，大德八年（1304 年）亦曾有過一次盛會。會者四十有四人，拜胡侍郎墓，泛游西湖，事后黃溍作《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泛舟湖中》。時過境遷，三十九年后，當初集會之人或顯于朝廷，或派遣遠方，或倦游歸家，友朋四散零落，唯有黃溍因官江浙儒學提舉就仕杭州，得以再次參與婺州同鄉聚會。

值得注意的是，雖“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但黃溍在《南山題名記》中僅提到了大德八年聚會的參與者趙孟頫。大德三年（1299 年）八月，趙孟頫改授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溍在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延祐二年（1315年）都曾北上京師，拜謁趙孟頫?！饵S文獻公集》卷三末趙孟頫跋云：“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稿。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并觀者邪？’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保?8］《庚子銷夏記》卷二引黃溍跋趙孟頫臨《絕交書》云：“公以大德元年知汾州，三年除江浙儒學提舉。至大二年為泰州尹。以題語考之，正提舉儒學時書也。延祐六年十一月謁告歸吳興……予以延祐二年領薦上春官，拜公于京邸，時猶為侍讀學士?！保?9］這就與黃文中“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溍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后，而趨走于公履屐之末”相對應。而黃溍至正元年（1341年）授江浙儒學提舉，所以有三十九年后“（黃溍）乃以非才，補公故處”之言。

黃溍此篇《南山題名記》名為記錄當時，實為追憶過往，尤其是黃溍與趙孟頫的淵源。這種借雅集表達對前賢的追念與仰望在黃溍的其他作品中亦有表現，至大三年庚戌（1310年）黃溍同儒上人謁黃石翁于龍翔上方，時鄧文原適至，輒成小詩用紀盛集：

坐陪三老盡文雄，政爾衣冠不茍同。談笑流傳成故事，畫圖想象見高風。丹崖方與霞標峻，碧海誰能鐵網空？謬托下陳虛自詫，飛揚無力思何窮?。?7］116

三十一年后，至正元年（1341年）黃溍官江浙儒學提舉，與張雨、劉衍卿、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其《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真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為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后三十一年歲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記：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滿空。仰止前修那可作？聊追余響托無窮。［17］146

時隔三十多年的雅集，跨越時間的和詩，“追用前韻”是因“仰止前修”。黃溍這種對前賢的崇尚很早便已萌發，其年少時便為聚集在杭城的“宿儒遺老”所吸引，前來游歷、求學：“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于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籝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保?7］421至其中年，已有學成，此時對鄧文原等老儒的描繪依然為“談笑流傳成故事，畫圖想象見高風”，而自謙才華淺薄，為眾人的錯托感到詫異，自己思窮，無力以飛揚的文采記錄這次盛集。吳師道《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瀑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1341年）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相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章》中對前后兩次雅集評價道“后先人物一時雄，心跡寧須較異同”，心跡不變的是黃溍，不論是當時的仰慕，抑或是幾十年后的追念，對鄧文原、黃石翁等人是如此，對趙孟頫亦是如此，聊追余響，寄托無窮。

回到至正二年（1342年）的婺州同鄉會，是時來者有四十一人，黃溍回顧前塵，不禁感慨“未知后三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歷史循環往復，不斷重演，“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是黃溍寫作的初衷。事實上，黃溍于此次雅集中所思所想展現出的無奈的人生慨嘆，不斷出現在元代中后期杭州文人的雅集中。

（二）“未遂群賢集”的感傷無奈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楊維楨率友人韓璧、劉儼、王霖、王廉、范觀善，以及樂妓王玉等，游賞杭州南屏山。在記述這次雅集的《南屏雅集詩卷序》中，楊維楨追憶十年前住西湖上時，與張雨、甘立、郯韶等人唱和西湖竹枝詞。時光荏苒，從其至正八年（1348年）《西湖竹枝詞序》中“予閑居西湖者七八年，與茅山外史張貞居、苕溪郯九成輩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時尊俎粉黛之習，于是乎有竹枝之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韻士屬和者無慮百家”［20］3541到如今“靈璧（張雨）、南園（甘立）今已隔世，苕溪（郯韶）在海漕萬里外，余淪落杭市官，謂之火阱。黃塵疋馬，雖日在湖山往返中，而湖山之樂，不復為吾有矣，況丁朱鬕氏兵燹之后乎！不意弛職來，朋徒之會復新，湖山之情如舊，追念往去，不啻如夢境，如再世人”［20］3542。楊維楨至正十年（1350年）因同年舉薦，得為杭州四務提舉，至遲于至正十三年正月，由杭州四務提舉改任杭州稅課提舉司副提舉，遂其《南屏雅集詩卷序》中有“余淪落杭市官”之感慨。仕途上志不得酬，過去之友人，或已離世，或遠在萬里之外，今日與友朋相聚，湖山依舊，卻恍如隔世，固其詩曰：“十年詞社已零落，莫遣竹枝歌四孃?！保?0］3543

至正十一年（1351年）楊維楨等人的西湖雅集同樣是緬懷故人張雨。五月二十八日，楊維楨、顧瑛、葛元哲等人具牲酒祭于張雨墓下?！霸矫魅?，泛舟湖上，置酒張樂以娛山水之勝。高荷古柳，水風郁如，于是主賓樂甚。酒數行，仲瑛以‘山色空濛雨亦奇’分韻賦詩，以紀斯集”［21］。此次參與雅集的人員有顧瑛、顧佐、馮郁、張渥、釋良琦、袁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團體中，顧瑛是玉山主人、玉山雅集的主持者，釋良琦、袁華為玉山雅集的核心人員，張渥為出入玉山佳處的畫家，顧佐為顧瑛兄顧仁之子，馮郁暫不可考，但亦應為玉山雅集賓客。而眾人祭奠的張雨本身亦為玉山賓客，時常參與玉山雅集。也就是說，這次杭地西湖雅集屬于文學團體性質的跨地區文學活動，因張雨墓在杭州，故而有了此次吳中與杭地的互動。

這次雅集分韻賦詩活動中，諸人詩作飽含了對張雨的思念與追憶，“張君學道靈石澗，藏書瘞劍荒山陲”說的是張雨六十歲奉吳全節師命完成《道德經注》后，遷入南山靈石澗登善庵，葬其冠劍于南山?！坝裆讲萏盟赜衅?，死生契闊良可悲”，生死并不能阻礙玉山草堂眾人的約定，今日眾人聚于張雨墓前，即赴草堂之約?！熬灰姼阶訉^丞相墓，秪今惟有草離離”，附子岡頭丞相之墓，應為賈似道之墓，其死后曾有叫彬木的僧人將其遺骸焚燒埋葬在會稽附子岡，如今其墳頭只有離離青草，不似張雨墓前眾人相聚。兩相對比，張雨辭官不受，隱居山林，自由瀟灑最終得道升仙，而有權勢的人身后不過是一抔黃土，無人問津。這次因祭奠張雨而發起的西湖雅集賦詩，諸人借西湖景色的吟詠表達其人生態度，感愴懷人的同時，抒發了古今世事無常之思。

錢惟善、錢良貴、袁鵬舉、楊維楨、呂彥孚、陸孔昭等人是元后期另一個西湖雅集唱和的群體。他們的唱和詩歌，大多散佚，今僅存錢惟善《七月旦日與呂彥孚錢良貴拉袁鵬舉游湖值風雨聯成口號》《九月望日與楊廉夫司令袁鵬舉陸孔昭賓玉泛湖過岳墳及林和靖墓分韻得橫字》《八月十五日蔡忠伯楊廉夫司令袁鵬舉賓王陸孔昭同登江樓觀潮以李白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連山卷雪來分韻賦詩限七言律期而不至者楚石長老呂彥孚》《九日與呂彥孚陸孔昭袁鵬舉乘風雨泛湖中有期而不至蔡東流上官東閣楊適梅分韻得滿朱二字》《陪吳叔巽諸君吳山小飲客有期不至者作詩貽之分得人字限十韻》等詩，后人憑借這些詩作，回溯當時雅集的情形。張士誠占領江浙后，錢惟善退隱吳江，因此他們的西湖雅集唱和應在至正中期之前、錢惟善任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期間。筆者嘗試借《九日與呂彥孚陸孔昭袁鵬舉乘風雨泛湖中有期而不至蔡東流上官東閣楊適梅分韻得滿朱二字》二詩復原當日雅集的情狀：

九日雨凄其，西風吹不斷?？諔褢蝰R臺，無復商飆館。湖闊浪花明，林昏煙樹短。紅船大于屋，坐客不能滿。

時序多風雨，云林總畫圖。翠屏低晚嶂，黑米長秋菰。未遂群賢集，那能四美俱。扁舟載西子，唯愿學陶朱。［22］

此次參與雅集的詩人多不可考，僅知陸孔昭為錢塘人，“恬靜而嗜學，為詩多秀句”［23］，曾隨劉師魯游。其他應皆為杭州或周邊地區的文人，與錢惟善在杭地頻繁唱和往來。開篇“九日雨凄其，西風吹不斷”既指重陽時節，又與下文“時序多風雨”暗指此次唱和的背景是元末戰亂迭起的時代，兩者營造出凄涼、傷感的氛圍。后戲馬臺、商飆館二句皆用典。戲馬臺用二謝典，黃庭堅有詞云：“戲馬臺南追二謝”。當時劉裕北伐，重陽節當天，在徐州戲馬臺大宴群臣，二謝有佳詩。商飆館為齊代武帝建的別館。戲馬臺和商飆館（二謝賦詩，齊武帝好在此與文人酬唱）皆包含了文人相聚唱和的信息。作者在清冷秋日中追憶前賢故跡，又遺憾因有期而不至者，以致“坐客不能滿”“未遂群賢集”?；蛞蚯镉?，抑或因戰亂，友朋不至。此情此景下，作者有了歸隱山林、漂泊五湖之心?！拔此烊嘿t集”與“重來者誰歟”，兩種表達，同種意思。

三、杭地文壇地位的浮沉變幻與南方文學中心的轉移

元代杭州雅集活動的興衰發展，最直接體現在元人文集所載的雅集序中。雅集序包含了文人雅集活動的舉辦時間、地點、形式與內容、參與人員等等精確化的信息，是后人了解當時文人雅集的重要文獻。雅集序包含兩類，一類為序文，即以文章的形式記敘雅集活動，如戴表元《楊氏池堂宴集詩序》。另一類為雅集作品的前序或后序，如魏初《杭州大雪并序》，前序記載雅集活動，后錄雅集活動所作詩歌，反之亦然。第一類，據筆者統計，今存12篇，創作于元前期有10篇，其中戴表元6篇，為諸人之最，牟巘一篇，魏初一篇，白珽一篇，鄧文原一篇，后期僅有兩篇，為楊維楨和楊翮所寫。第二類約有5篇，元前期有方回兩篇，魏初一篇，中后期有馬臻一篇，另有袁華所輯《玉山紀游》中《游西湖分韻賦詩》，詩前有釋良琦序。

元代杭地前后期的雅集序數量上有著懸殊對比，雖然分韻詩是另一種記錄雅集的文體，并大量存在于中后期的杭地文壇，但從書寫者的視角審視，恰恰反映了中后期較少有大規模值得詳細記錄的雅集盛事，而多為小團體的閑暇集會。從元前期“交之群莫盛于杭”到中后期“重來者誰歟”，元代杭州雅集活動的興盛衰落反映了元代杭州文壇地位的變動。

（一）杭地文壇地位之升降與雅集活動興衰之對照

查洪德教授將元代前期文壇的情狀總結為“承金末宋季而南北并盛”［24］。伴隨著南宋領土進入元朝版圖，元代南方文壇就此形成，林景熙、汪元量、方回、戴表元、趙孟頫、牟巘等文人入元后共同創造了南方文壇的繁榮。古人云，文章之盛，莫盛于宋亡之際。其盛，又以杭州為最，“政權更迭后，大批文人無官可做，無事可為，困頓無聊，只好以詩自樂、自慰：‘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窮居中‘吟謠山林以泄其無聊’。無事可做、有感要發的詩人們，常常集會唱和，于是詩盛”［2］38，元前期杭州雅集活動即在此背景下展開，故言“交之群莫盛于杭”。

但隨著歷史往前行進，杭地由宋入元的文人如龔開、周密、方回、張伯淳、牟巘、戴表元、白珽、仇遠等相繼謝世，杭州作為故都的政治屬性與歷史屬性亦逐漸淡化，戴表元在《楊氏池堂宴集詩序》中所抒發的“故都之氓”的感慨已不復存在。這一時期，于元朝成長起來的南方文人陸續站到了新的文學舞臺中央——大都，“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于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25］，北方大都館閣文人圈逐步成型，以鄧文原、袁桷、貢奎和“元詩四大家”為代表的館閣文臣，開啟了元朝中期文壇的盛世之音。

與元前期文壇領袖在野不同的是，元中期為文壇領袖在朝的時代，趙孟頫“風流儒雅，冠絕一時。鄧善之、袁伯長輩從而和之”［26］593，袁桷“文采風流，遂為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啟后，稱一代文章之巨公”［27］，“虞、楊、范、揭，為有元一代之極盛”［26］843。從趙孟頫、袁桷、鄧文原到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這是文壇領袖易變的過程，亦是元代中期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相比于大都的盛世文壇，元中期杭州文壇“交游凋謝，雅道寥落”，宋濂在《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中感嘆道：“其遺跡班班故在。僅逾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28］失去文學權力中心位置的杭州此時既無方回、戴表元這類在野文人領袖，亦無鮮明的地方文學特色，其文學活動就此走進了一段時期的沉寂歲月，杭地文人雅集活動亦隨之衰落。

元后期，因新的在野文人領袖——楊維楨及其所主持的鐵雅派在杭地舉辦了雅集賦詩、贈答唱和等文學活動，使得杭地文壇在經歷了相對沉寂的中期階段后，重新煥發了生機，他們作為元后期杭州文學活動的核心力量，重新賦予了雅集活動新的活力，南屏雅集等活動即是在此情境下開展。但此時，杭州已不是東南文學活動的中心，此階段為雅集活動的短暫復興，遠不及元前期之輝煌。

（二）杭州—吳中：南方文學中心的轉移

與杭地中后期雅集活動趨向衰落沉寂相對應的，是吳中以顧瑛為核心的玉山雅集于元末的崛起。據劉季考證，顧瑛以其家為雅集地點的文人雅集大概始于至元四年左右（1338年）［29］58，持續至元末，玉山雅集橫跨了二十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時間跨度最長、參與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文人雅集，吸引了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詩壇名流”［29］Ⅰ，誠如四庫館臣所說“文采風流照映一世”。這期間，雅集詩歌結集刊行就有《玉山名勝集》《玉山名勝外集》《玉山倡和》《草堂雅集》《玉山紀游》等，詩歌總數多達五千首以上，幾乎包含了元后期全部著名詩人的詩作。同時，文集中雅集序的數量和種類亦頗多，如黃溍《玉山名勝集序》，李祁《草堂名勝集序》，釋良琦、昂吉、秦約《分韻詩序》，李纘《宴集序》，顧瑛、于立《分題詩序》，秦約《嘉宴序》，周砥《后序》，顧瑛《口占詩序》，袁華《嘉會序》，秦約《夜集聯句詩序》等等，此外還有志、記、賦等文體，皆是記錄玉山雅集。這些雅集活動的文學成果，是元中后期杭地文人雅集唱和所完全不能比擬的?？梢哉f，玉山雅集的鼎盛發展使得吳中成為了元后期南方新的文學中心，其不僅改變了元末詩壇的面貌，還對元代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四、結語

元前期因杭州的故都屬性，吸引了周邊故宋遺民來杭活動，一時間，“交之群莫盛于杭”，杭地雅集之風大盛。隨著歷史行進，南宋遺民相繼去世，杭州作為故都的政治屬性與歷史屬性亦逐漸淡化。這時期，于元朝成長起來的文人陸續站到了文學舞臺中央，遺憾的是，杭州本地文人中未見出現文壇領袖人物，客杭文人楊維禎于東南地區獨領風騷，唱和西湖竹枝，但其雅集活動的主戰場更多在于吳中，無人引領的杭州雅集逐漸衰落。與此同時，元末吳中地區顧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興起，其規模與影響，完全為元后期杭州雅集活動所不及。從元初杭州雅集的興盛到元末走向衰落，杭州的文學地位亦在其中沉浮變幻，同時，伴隨著吳中玉山雅集發展至鼎盛，其實質為元代南方文學中心從杭州轉移至吳中。

［注釋］

①賀萬里：《文游·狂歡·獨酌——揚州雅集的三段論》，《藝術百家》2012年第5期，第162—176頁，文中詳細考述了雅集如何由修褉發展而來。

②查洪德：《元代文學通論》，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十五章《元代文壇風氣論之三：雅集之風》（第682—695頁）對元代文人雅集活動做了整體考察，借以了解元代文人生活狀況，把握元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③如查洪德教授論及元代前期有官方背景的文人雅集，以雪堂雅集、城南雅集為代表，認為這些雅集帶有濃重的官方意識和利益拘束。劉嘉偉《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動與元代清和詩風》談及元大都多族士人雅集唱和、鑒賞書畫，以僚友為關系紐帶，結成大都多族士人圈，這些文人互動學習促成了清和詩風成為元代詩風的主導。楊德忠《元代皇權意識下的書畫活動及其政治意涵研究》則將當時宮廷的書畫雅集活動置于皇權背景中予以考察和解讀，論證元代宮廷書畫活動與皇家治政二者之間的關聯。

④如王雙梅《元上都文學活動研究》對元上都文人“盡日無王事”的閑雅生活進行勾勒，展示了上都文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情趣，體現了鮮明的草原特色。

⑤如劉季《玉山雅集與元末詩壇》對玉山雅集作深入考查，認識和感受雅集所體現的文人生活理想、價值追求和人格精神。張毅《楊維楨與“玉山雅集”的詩書畫情緣》從楊維楨與“玉山雅集”的詩書畫情緣入手，借雅集活動的開展，探尋江南士紳隱逸文化的審美追求。張建偉《論元末文人對魏晉風度的追慕與超越——以雅集為中心》以元末文人雅集活動為中心，論述元末文人對魏晉風度的追慕和超越。韓旭、晏選軍《元末文人交往的特征與圖景——基于“玉山雅集”的社會網絡分析》基于“玉山雅集”的社會網絡分析元末文人交往的特征與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