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會建設中的文化羈絆及其突破
——基于“人情磁力場” 的審思

□陳禮業 李佳敏 徐國慶

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提出，根源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由量大轉向質強的變革所催生的時代需要[1]。技術技能是技能型社會的靈魂，其傳播范圍與質量高低是評判技能型社會建設優劣的核心標準。然而，當下大眾 “技術技能學習動力不足” 的普遍表現，遏制了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

“技術技能學習動力不足” 的社會現象背后暗含著獨特而深刻的文化羈絆。那么，中國社會存在何種文化羈絆？其何以抑制大眾技能學習動力？如何破除其造成的大眾技能學習困局？ 厘清這些問題，既利于為職業教育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亦利于為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提供一條全新的文化進路。

一、“人情磁力場” 對技能型社會建設的解釋力

“人情磁力場” 一詞出自《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此書作者采用較大篇幅探討了中國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特征，并認為其是類似于語言中文法結構的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一種現實表現，具有長期穩定性。作為書中描繪的中國文化的產物之一，“人情磁力場” 在一定程度上框定并反映了中國大眾普遍存在的、獨特而穩定的部分社會性需要，而這些社會性需要在社會現實的作用下逐漸成為阻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文化羈絆。因此，以 “人情磁力場” 為分析視角，有助于把握 “技術技能學習動力不足” 社會現象背后的文化羈絆及其作用機理。

（一）“人情磁力場” 理論分析框架的基本內容

1.“人情磁力場” 的意涵：中國文化的和合特性。通常，中國大眾的個體生活和人際互動皆在一種獨特的 “人情磁力場” 之中進行?！叭饲榇帕觥?是指家族、社群、集體、國家等可大可小的 “自己人” 圈子[2]116。在該場域內存在一套潛在而穩定的人際互動規則體系，規束著中國人的社會性需求，從而影響著中國人的動機與行為。

“人情磁力場” 是由中國文化獨特的 “和合性”催生的。一方面，中國文化 “和合性” 的主要表現是人我界限的模糊化。具體而言，在中國文化中，純粹的個人是沒有的，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而是希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體表現為 “平均”的社會性需要[2]130-143?？梢哉f，中國文化以 “人情味”為紐帶聯結了所有中國人，使中國人在溫情脈脈的人文環境之中實現 “和合” 與 “平均”，而 “人情磁力場” 正是這一過程的產物之一。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和合特性，使得絕大多數的中國個體只有在相應的 “人情磁力場” 中才能得到具體定義。也正因如此，中國大眾的技能學習動機與行為背后之根須在理解 “人情磁力場” 的基礎上方能把握。

2.“人情磁力場” 的范疇：中國個體的做人原則?！叭饲榇帕觥?的存在及其意義，證明在 “場內” 和“場外” 兩種情境下中國個體的需求、動機與行為表現必然存異。在 “場內”，中國個體通常需要在他人面前 “做人”，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處處以對方為重，或者為對方而活[2]85，如為對方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或給予對方足夠的尊重等，此下的中國個體是非常 “組織化” 的；而在 “場外”，中國個體則通常表現出缺乏 “組織化” 的特點，不會自發顧忌他人利益與感受，亦即很少有 “做人” 的自覺。

“場內” 與 “場外” 之界限不是一成不變的，其隨著他人身份在 “自己人” 和 “非自己人” 之間的不斷轉化而發生改變。如果將 “人情磁力場” 限定于某位中國個體的視角條件下討論，那么隨著這位中國個體承認的 “自己人” 數量不斷增多，其 “人情磁力場”的范圍也將不斷擴大。歷史表明，通常在天下失于大治（如戰亂、瘟疫）等特殊時期，中國大眾的 “人情磁力場” 才會被擴大至整個國家與民族的范圍[2]72-73。

中國個體對欲進入自己 “人情磁力場” 的對象資格的評判標準主要為 “是否會‘做人’”，即對方是否懂得處處以自己為重。中國個體彼此之間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的傾向與表現越明顯，他們相互融入對方 “人情磁力場” 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政府為提高社會技能積累水平所實施的系列政策能否得到大眾的積極響應，可從政府與大眾之間的 “身”“心” 互動情況審視。

3.“人情磁力場” 的運行：中國人我的身心互動。在 “人情磁力場” 中，中國個體主要含有 “身” 與 “心”兩種成分，而鮮有西方所謂 “靈魂” 之類的 “超越式”成分?！吧怼?主要指肉體之軀，“心” 主要指思想、意志、判斷和情緒等。中國個體的 “身” 常常需要別人用 “心” 的關懷與照顧，同時以 “心” 對別人的關照也多以對方的 “身” 為對象[2]74?？梢哉f，處于 “人情磁力場” 中的個體存有 “安身” 與 “安心” 兩種主要社會性需求。這些需求只有在二人之間才能完成，主要表現為相對強勢方的 “養別人的身，使別人安身，讓自己安心” 和相對弱勢方的 “交自己的心，使別人安心，讓自己安身”，且它們是同時發生的。

由此，在 “人情磁力場” 內，中國個體的 “身” 常常能具體感受到他人的 “心” 的關懷作用，并會不自覺地將自己的 “心” 交給對方，即處處以對方為重，在對方面前誠懇 “做人”。這種情況在 “人情磁力場”以外則較少發生?？梢哉f，“人情磁力場” 將一部分中國個體的 “身” 與 “心” 交織在一起，并以 “‘養身’觸發‘交心’、‘交心’觸發‘養身’” 等互動邏輯在不斷運作，使 “場內” 個體的 “身” 與 “心” 都能得到溫情的安定。

但也正因為 “人情磁力場” 對中國 “人” 的溫暖，造成部分中國個體匱乏自我組織的意識，也就鮮有自我超越的需要[2]115-116。換言之，部分中國個體不斷突破現有技能水平的動力往往源自外界而非自我。

（二）基于 “人情磁力場” 分析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適切性

根據產生方式的不同，可以將人類需要分為自然性需要與社會性需要。通俗理解下，自然性需要是人對物的需要，人類天生就具有這種需要；社會性需要則是人對人的需要，必須經過學習才能獲得。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絕對貧困” 被宣告消滅以及“防返貧” 相關制度的有效保障等，社會性需要逐漸取代自然性需要的主導地位，成為影響當下中國社會大眾技能學習整體動機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成為影響技能型社會建設質量的關鍵因素。

既然社會性需要從根本上說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需要，那么其只有在人文世界（即文化）的視界下方能獲得顯現。進一步說，不同人類群體的社會性需要是不同的，且與特定群體所形成并生活在其中的特定文化環境密切相關。簡言之，不同文化群體的社會性需要必然存在差異。例如，尼亞庫薩人和赫赫人等文化群體更需要一夫多妻制度，而托達人等文化群體則更需要一妻多夫制度[3]。世界各種文化就像一個個形態各異的模具，它們為不同文化群體塑造了十分獨特的社會性需要，并使這些文化群體表現出多樣化的動機與行為景象。同理，若欲深刻分析并有效把握當下中國大眾在實際生活中所普遍表現出的頻次少、水平低及效果差的技能學習行為背后之根，則不得不聚焦于這一關鍵角色——中國文化。

然而，中國文化博大而精深，以整個中國文化為視角分析技能型社會建設進程中所有的文化羈絆顯然不現實?！叭饲榇帕觥?所映射出的大眾 “平均化”“在意‘場內’之人事”“寄托于‘場’的溫暖” 等社會性需要，可以有效揭示大眾在技術技能學習、積累與升級活動中所受到的文化羈絆。而技術技能的學習、積累與升級水平標志著技能型社會建設的質量與成敗。因此，以 “人情磁力場” 為分析切入點，很好地解決了中國文化的博深性與技能型社會建設背后文化羈絆的典型性之間的矛盾。

具體而言，以 “人情磁力場” 為視角分析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適切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人情磁力場” 是承載中國大眾人際互動規則與共同需要的一般生活場域，因而技術技能學習活動必然發生于這種場域之中。因此，“人情磁力場” 能夠較為清晰地反映中國大眾在技術技能學習活動中亦或抉擇情境中所面臨的獨特、潛在且深刻的系列社會性需要。其二，既然大眾在技術技能學習活動與選擇場域中所感知的系列獨特社會性需要是 “人情磁力場” 的映射產物，那么也只有在 “人情磁力場” 視角下，這些獨特社會性需要向限制我國民眾技術技能學習與升級動力水平的深層文化羈絆轉化的邏輯機理才能得到有效呈現。

二、“人情磁力場” 視域下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文化之 “困”

借助 “人情磁力場” 視角，影響技能型社會建設進程的部分典型社會性需要已獲得一定澄清。接下來需要討論，它們何以成為制約大眾在技術技能學習、積累與升級等方面的動機水平與行為傾向的文化羈絆？

（一）技能學習之困：“平均主義” 的場內傾向

可以明確的是，人我界限的模糊化是 “人情磁力場” 的主要特征之一，因而在同一 “場內” 生活的中國人彼此都具有 “你我一體，互不分割” 的潛意識。而在人我界限較為模糊的 “圈子” 里，人總要通過不斷與他人比較才能確立自我價值，且這種比較的重點又易偏向于人與我在社會觀眾面前地位之高低，而非自我內在的完成程度[2]135。進一步說，多數中國人存有 “相同‘圈子’意味著相同社會價值水平” 的平均主義意識與傾向。當 “人情磁力場” 中他者社會地位得到提升而自我卻無進步時，部分中國個體便會產生 “陰陽失調” 之挫敗感，于是催生了提升自我社會地位的迫切動機。

通常，財富和聲望是劃分不同社會階層的重要標準。因此，某類社會成員的社會價值可從工作收入和大眾評價兩方面衡量。實際上，當前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價值不高。其一，技術技能人才的工作收入水平較低。一方面，產業工人是我國技術技能人才隊伍的主要代表，但自改革開放以來，產業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十大社會群體中位列第七[4]，在收入分配體系中處于偏下位置。另一方面，人社部發布的 “2021 年企業薪酬調查信息”[5]顯示，在對等的崗位等級下，技術技能類崗位的工資收入均不如管理類崗位（見表1）。其二，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認同較差。學習技能、成為技術技能人才的技能成才道路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缺乏社會氛圍支持，難以得到來自社會大眾的真正認同[6]。

表1 分崗位等級企業從業人員工資價位（2021 年）（單位：萬元/年）

若以某位中國人為分析視角，則其技能學習可分為兩種情況進行探討。一是技能學習前，其所處的“人情磁力場” 內有人從事管理類崗位職業，有人從事技術技能類崗位職業，且前者社會身份價值明顯高于后者，那么為了防止自己陷入 “平均失衡” 后處境較差的一方，其很可能會避免甚至厭惡技能學習的相關活動。例如，許多家長及學生在面對 “職普分流” 時表現出嚴重的 “趨普避職” 傾向。二是技能學習后，若其已經從事相關技術技能學習活動，那么 “低‘圈內人’一等” 的文化失落感將催生其 “放棄技能，另尋他路” 的念頭與實踐，以使自身價值趨于自身所處 “人情磁力場” 的 “平均水平”。例如，職業教育體系內的學生若有機會則大概率會向普通教育轉軌。

（二）技能積累之困：“人情磁場” 的內外張力

沒有大范圍的技能積累，高質量的技能升級就難以產生。目前，我國技能人才的總量占比還不到30%，而德國、日本等制造業強國的技能人才占比能夠達到70%到80%[7]。這表明，我國社會層面的技能積累水平還不足以支撐 “中國制造2025” 等國家戰略的順利實現。中國社會的技能積累水平較低的現狀反映了大眾在技能學習活動中不太關照國家戰略的特點。

可以明確以下幾點。第一，與士大夫兼濟天下的 “心” 不同，中國老百姓的 “心” 往往只顧其家[2]31。具體而言，多數中國人更多關注的是所處 “人情磁力場” 內的他者之 “身” 與 “心”，而不太在乎 “場外”對象的利益需求。第二，于中國文化語境下，政府機構更多被作為處于高位的相對獨立之 “身”，因而在老百姓的感性認識中，“中國制造2025”“技能中國行動” 等國家戰略與規劃實質更多意味著政府這個“身” 的發展需要。第三，經過七十余年的和平發展，當代技能學習“主力軍”——青壯年勞動群體在穩定環境中成長，加上由于近些年部分基層政府發生的信任困境[8]等問題，使得部分中國個體的 “身” 很少確切感受到政府機構之 “心” 的關懷，共同致使中國大眾的 “人情磁力場” 普遍從建國初期的 “全國”逐漸縮小為自己的家族和特殊關系[2]124，而鮮有主動或被動囊括政府之 “身”。由此，一個必然的結果是國家強烈的社會技能積累需求與大眾較低的技能學習動力水平之間存在矛盾。

（三）技能升級之困：“突破意向” 的普遍匱缺

相比于個體的技能學習與社會的技能積累，技能升級對個體成才、產業發展、經濟進步與國際競爭等的影響更大。于個體而言，掌握高水平的技術技能意味著能得到有更高物質或精神待遇的工作崗位；于社會而言，擁有龐大規模的高技能人才隊伍意味著更高效率的產業運行與更新、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以及更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然而，有數據顯示，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高技能人才數量往往占到技能勞動者總數的40%—50%，而我國只有5%左右[9]。這一社會性問題背后同樣暗含著深層的文化羈絆，須從由中國文化催生的人際互動場域及其規則體系，即 “人情磁力場” 中加以把握。

部分中國個體的 “身” 與 “心” 在 “人情磁力場”中受到他人持久而穩定的溫情照顧，致使其逐漸降低了自我組織與向前開展的意愿與需要。換言之，中國文化超穩定的 “關懷” 特性，通常在個人身上造就的是一種鮮有不斷超越自我的 “終極人” 狀態[2]145。反言之，中國人有強烈的 “安定” 需求，使他們盡量不做 “超越” 之類的 “不正?！?之事，在生活上力求平穩、平實與平凡[2]55。這種對 “安穩” 普遍且強烈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大眾對技術創新與技能升級等 “超越式” 的動機與行為，也間接造成了高職院校高技能人才培養困難重重、社會高技能人才群體數量匱缺與質量不佳等社會問題。

三、“人情磁力場” 視域下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文化之 “破”

對于中國社會在技能學習、積累與升級等方面顯現出的文化羈絆，可從以下三方面尋求破解。

（一）確保技術技能人才應有的社會價值，化解“平均危機”

在 “人情磁力場” 視域下，激發大眾技能學習整體動機水平的直接途徑是使技術、技能類崗位與管理、學術類等崗位的從業人員的社會身份價值等同。但這只能是一種理想，“不平等” 是人類從自然步入社會后的必然產物，“平均主義” 不利于社會發展。因此，確保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在當前歷史階段獲得應有的社會身份價值，是回應大眾 “平均訴求”、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可行方案。當下，在計劃經濟時代做出重要貢獻的產業工人隊伍沒有充分享受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相應紅利，這是導致這一群體心理失衡的重要因素[10]，因而也是阻滯大眾技術技能學習的關鍵因素?？蓮氖杖敕峙涞膬灮蜕鐣浾摰母纳苾煞矫嬷?，增強包括產業工人在內的技術技能人才群體的改革紅利獲得感。

在收入分配方面。國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 “頂梁柱”，其薪酬分配制度對我國社會財富分配的總體思路有較大影響。所以，可以國企為試點，優化企業薪酬分配制度。進一步看，每套薪酬分配制度背后都暗藏著與之相應的用以區分不同員工重要性的 “評價觀念”，即人才觀。因此，樹立科學合理的人才觀是國企等企業優化薪酬分配制度的第一步。在2003 年以前，我國對人才的認定一直采用1982 年提出的“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和初級以上職稱的人才” 這一標準，按此標準，技能型人才并不屬于人才[11]。如此，部分企業在制定薪酬分配方案時對技能型人才的重視程度不足。然而，技術技能人才同工程、學術等人才一致，屬于企業生產活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應推動國企帶頭落實國家樹立的新 “人才觀”，優化企業薪酬分配制度，適當提升技術技能崗位在起點、頂點以及晉升機會等方面的質量。此外，在國企薪酬分配制度趨于完善后，可借助相關政策力量引導推動其他企業進行相應改革，使改革經驗傳播擴大。

在社會輿論方面。一方面，發揮大眾傳播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由政府牽頭，引導各類媒體平臺積極傳播職業教育發展事務，使更多社會成員給予職業教育領域更多關注，以提升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關注度”。另一方面，重視職業教育輿論領袖的傳播影響力。媒體平臺議程設置功能的高效發揮有賴于輿論領袖[12]?？赏ㄟ^政策手段引導傳統與大眾媒體多加宣傳職業教育輿論領袖的相關事跡，改善大眾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認知與態度，增強技術技能人才的 “社會好感度”。

（二）打造關懷技術技能人才的政府形象，融入“人情圈子”

欲將政府這一角色更好地融入擁有中國文化底色的技術技能人才群體的 “人情磁力場” 之內，應當確保政府之 “心” 真正為技術技能人才群體之 “身”所感知。具體而言，各級政府需主動滿足技術技能人才群體在就業過程中產生的生理與安全等各種“身” 之需要。

一方面，生理問題。當下技術技能人才群體，尤其是低技能人才群體面臨著系列不能很好滿足生理需要的社會問題，如惡意欠薪與非法扣薪等。另一方面，安全問題。有研究發現，一線生產工人、制造業外來工等群體更容易處于有污染的工作環境中[13]。這表明技術技能從業群體的工作環境往往會破壞其 “身” 之健康。因此，各級政府可通過加強勞動法落實、提供專門公益性法律援助等措施，盡力解決技術技能從業群體在生理與安全方面面臨的兩大“身” 之問題，使政府之 “心” 有效到達技術技能從業群體之 “身”，最終使政府真正融入這一群體的 “人情磁力場” 之內。

各級政府只有打造好關懷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形象，才能成為技術技能人才群體 “人情磁力場”的一份子，其對社會層面的技能積累與升級等戰略需求也才能得到更有力的大眾回應。具體而言，與政府 “同處一‘場’” 的老百姓會把技能學習、積累與升級當作關乎自身利益的 “場內” 之事，而非與自己無關的 “場外” 之事，從而重視并踐行之。

（三）培育技術與技能學習者的自立素養，降低“人情依賴”

前文的分析表明，當下中國技術技能掌握者與學習者的 “升級” 意愿水平較低，其背后的文化邏輯在于：人與人之間共同形成的 “人情磁力場” 為個體提供持續而穩定的 “溫床”，這導致中國個體 “自我超越” 的意識與需要較弱。因此，使已經成為或將要成為技術技能人才的中國個體降低甚至擺脫對 “人情磁力場” 的依賴，是提高中國社會技術技能整體水平的關鍵所在。

對 “人情磁力場” 的依賴，側面反映出部分中國個體所具備的自立素養不強。作為技術技能學習活動的主要群體，職業院校學生自立素養的培養對于技能型社會建設尤為重要。一方面，學生自立素養的培育需要連續而完整的教育生涯支撐?？赏ㄟ^頂層設計，以課程體系改革為載體，將培育學生自立素養的思想理念嵌入各級教育的各個課程要素中，并以一體化的方式融入教育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家庭與學校是學生最主要的兩個生活世界，學生自立素養的形成不僅需要發揮學校的獨特影響，還需要家庭的積極配合[14]。因此，可在更新教師家校合作的觀念與態度、提高班主任家校合作的能力等方面著力[15]，形成家校雙方共同認可的、高度適合每位學生的自立素養提升方案，并以 “學校帶頭，家庭配合” 的方式高效落實之。自立素養在社會層面的形成與擴散，有望 “撬動” 熱愛技術技能的學生的“自我超越” 意識，使中國社會整體技能升級的動機水平達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