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瓷視角下的斯瓦希里文明嬗變

錢一平

關鍵詞：斯瓦希里文明；非洲主動性；中國瓷器；伊斯蘭文化

英國考古學家惠勒（Mortimer Wheeler）曾言：“東非沿海地區最令人驚嘆的考古現象是不計其數的中國瓷器?？梢院敛豢鋸埖卣f，從10世紀起，非洲東海岸所埋藏的歷史，就是用中國瓷片寫成的。

在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從索馬里（Somalia）到莫桑比克（Mozambique），以及桑給巴爾（Zanzibar）、科摩羅（Comoros）、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等離岸島嶼發掘出大量從宋代到明清的中國古瓷，包括碗、盤、壺、瓶等類型的青瓷、白瓷和青花瓷。因地理位置和季風影響，東非成為中國瓷器在非洲的消費終端，故東非也被稱為“瓷器海岸”。由于非洲早期歷史缺乏文字記載，因此考古學往往成為還原非洲歷史的路徑，而陶瓷與其他器物相比，有著不易腐蝕、便于保存和斷代明確的特點，因此陶瓷考古對于東非歷史研究有特殊的意義。

國外學者對在東非中國古瓷的研究始于1948年。當時馬修（Gervase Mathew）支持了柯克曼（James Kirkman）對格迪（Gedi）等遺址的考古，并創立了英國東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及期刊《阿扎尼亞》（Azania）。此后陸續有西方學者對東非中古時期遺址進行挖掘，最具代表性的是齊蒂克（Neville Chittick）在馬菲亞島（Mafia Island）、基爾瓦—基斯瓦尼（Kilwa Kisiwani）和曼達（Manda）通過對出土文物的分類研究，考察中國陶瓷如何融入當地風俗和宗教儀式、如何裝飾重要建筑物以及東非陶瓷貿易的歷史等問題，他強調了以阿拉伯（Arabia）和波斯（Persia）為主、加之印度（India）和葡萄牙（Portugal）等外部因素對東非文明發展起到的主導作用?？驴寺J為盡管非洲東海岸存在多民族雜居的現象，但斯瓦希里文化是阿拉伯化的波斯人所創造的。加萊克（Peter Garlake）起初認為沿海文化的創新性總是來自國外，但隨后又指出斯瓦希里建筑中有許多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傳統建筑的地方特色。薩頓（J. E. G. Sutton）認為斯瓦希里建筑始終保持著與阿拉伯半島、波斯和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建筑風格同中有異的特征——斯瓦希里清真寺的祈禱大廳是矩形的，而其他地區和國家所建造的清真寺是庭院式的。但他們都忽視了斯瓦希里身份地理空間表現出的“非領土性”特征，盡管對于外來文化影響的程度判斷不一，但在對斯瓦希里文明在宗教、禮儀、建筑等方面模仿外來文化的“非創造性”特征上達成了共識，他們都認為建筑風格揭示了民族身份，而忽視了本土觀念發揮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后，受到民族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史學的影響，7東非的考古學范式也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對早期殖民議程下的考古進行反思，批判性地看待外部文獻，相關的研究發表在期刊《肯尼亞的過去與現在》（Kenya Past and Present）上。以查米（Maximilian Felix Chami）、庫辛巴（Chapurukha M. Kusimba）和加萊克等持非洲本土起源說的學者結合斯瓦希里文明中的非洲本土因素——制陶、冶鐵傳統，并將之與印度洋商圈的互動進行研究，探討了中國陶瓷對斯瓦希里人的社會意義?；纛D通過對上加（Shanga）的考古，認為在8—9世紀東非海岸沒有外國定居點，而非洲本土易腐建筑與作為中古時期斯瓦希里文明標志的石質建筑之間卻存在“親屬關系”，是城鎮的發展進化。查米認為非洲城鎮的雛形實際上始于米吉肯達（Mijikenda）的神圣森林村莊（斯瓦希里語Kaya）。1弗里曼—格倫維爾（G. S. P. Freeman-Grenville）和威爾?。≧ichard Wilding）分別指出18世紀的宮殿內部布局與普通泥屋、14世紀后肯尼亞海岸北部和腹地陶瓷器具樣式的相似性，表明當地石質建筑的設計脫胎于非洲當地建筑的樣式，進口物質文化和本土物質文化之間存在紐帶。納斯（Derek Nurse）和米德爾頓（John Middleton）分別從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斯瓦希里語中阿拉伯語借詞的成分和斯瓦希里人身份的可變性，并評估外來文化的影響。

國內對東非中國瓷器的研究較為豐富，既有陶瓷貿易與對外交往的概述性研究，即介紹中國古瓷在東非的流通和分布情況、闡述陶瓷作為古代中非經濟文化交往的見證，也有就華瓷外銷年代、種類、器型方面的具體性研究。近十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將目光轉移到東非沿海文化背景下中國古瓷的使用方式。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成果多是從考古文博角度對東非的中國古瓷進行瓷片歸類、靜態地分析文化層的特征，或以中國古代外銷瓷器為線索考察中非交通史，往往缺失非洲本位的視角，容易忽視中國古瓷在東非文化功能的演變、器物與遺存之間的時空關系、斯瓦希里社會文化的運作機制以及跨文化聯系。因此，筆者嘗試從歷史學、后過程考古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志）、宗教學以及建筑、藝術等跨學科的視角，結合社會學理論（型構社會學和結構化理論）對中國古瓷之于斯瓦希里文明的意義進行探討，結合筆者在坦桑尼亞（Tanzania）和肯尼亞基利菲（Kilifi）遺址的田野調查和對東非、中東居民的口述采訪，就斯瓦希里海岸出現中國古瓷的文化采借現象所顯現出的跨文化特征來剖析斯瓦希里人對中國陶瓷這一異國物品的使用和進行社會關系再生產背后的文化觀念邏輯。本文將基于16世紀以前印度洋貿易對于東非文明的塑造和東非本土社會的內生性發展動力來探討中古時期斯瓦希里文明所展現出的全球性與地方性、東非沿海地區對異國陶瓷使用方式的歷時性變化及其原因，由中國古瓷與斯瓦希里文明起源、嬗變的關聯入手來探討跨學科視角下非洲歷史的書寫。

一、中國古瓷在東非沿海的跨文化特征

東非本土的制陶業歷史悠久，傳統的東非陶器是被稱為早期塔納傳統（Early Tana Tradition）的三角嵌花器（Triangular-Incised Ware）和無釉陶瓷考勒陶器（Kwale Ware），塔納傳統出現于7世紀，在主要的斯瓦希里城鎮都能追溯到這一制陶傳統，這種陶器的數量占出土器物的九成以上。在8—10世紀時，東非進口的伊斯蘭陶器主要是薩珊—伊斯蘭陶罐（Sassanian-Islamic jars）和黃綠色相間的伊斯蘭釉面器皿——剔劃釉陶（Sgraffiato）。中非陶瓷貿易則肇始于9世紀，大規模進口中國瓷器是從14世紀中期開始的，而到15世紀后期，青花瓷（Blue-and-White）取代原先的青白瓷和龍泉窯青瓷（Celadon），與伊斯蘭釉陶一道成為進口陶瓷中最受青睞的器物。此時也恰逢斯瓦希里城邦（Swahili States）發展的黃金時代。當然，商貿往來并非單向的，在南阿拉伯和波斯灣地區的港口遺址也發現了相當數量的10世紀以降的東非陶器。

11—15世紀處于斯瓦希里文明的黃金時期，在公共空間、宗教空間和個人空間中使用進口陶瓷逐漸發展成一種物質文化與宗教文化結合的復合文化。中國瓷器常常被嵌在柱墓（Pillar Tomb）、清真寺、宮殿和石質房屋的石灰泥墻壁或天花板上。這一做法與中東的裝飾方式如出一轍。當時東非不具備燒制花磚的技術，于是鑲嵌進口陶瓷也就成了裝飾建筑墻面的一種替代選擇。這一點與斯瓦希里人就地取材地在房屋和墳墓修建中使用珊瑚石（Porites Coral）有相似的邏輯聯系。

珊瑚石房屋中的內室位于住宅的最內部，內室的墻壁從地板到屋頂都挖筑了壁龕。石膏壁龕是專門用于擺放宗教物品和亞洲瓷器的。房屋外的清真寺位于城市的中心，可以看到其禮拜龕（Mihrab）上多鑲嵌陶瓷作為裝飾。此外，清真寺蓄水池的底部也以碎瓷片作鋪墊，瓷器的青色、藍白色底色有助于保證水質的清潔，體現了中國陶瓷在東非的實用性。

與清真寺比鄰的柱墓是斯瓦希里海岸的特色建筑之一。關于柱墓的起源，一說認為由2—4世紀埃塞俄比亞奧羅莫人（Oromo people）生殖崇拜的紀念碑演化而來，或受到了馬達加斯加立石（Standing Stones）的影響。另一種觀點認為東非墳墓的柱狀結構可以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50—1258）的墓葬風格中找到相似性。柱墓頂部的眉腰處、壁龕的拱眉處往往鑲嵌了進口陶瓷。中國瓷器能夠很好地融入東非的墓葬中，是因為它能夠使富有的穆斯林在不違反伊斯蘭教義墓葬從儉的前提下，彰顯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至于用進口陶瓷鑲嵌于墓穴的做法，一種觀點認為，柱墓用青花瓷裝飾的習俗是15世紀由中國船員從東南亞傳入東非的，因為在印度和馬來西亞（Malaysia）東部沙撈越（Negeri Sarawak）的木質柱墓上可以見到類似的情形。另一觀點認為，這種裝飾習俗來自西亞，設拉子（Shiraz）的波斯人常用盤和碗來裝點清真寺和墓穴的墻壁，這一風俗在13世紀由摩加迪沙（Mogadishu）傳入。1這兩種觀點分別對應了中國瓷器及陶瓷文化由陸路和海路傳入東非的歷史事實。斯瓦希里海岸鑲嵌陶瓷裝飾的做法還具有更廣泛的跨文化特征，較早可以追溯到環地中海地區，來自法蒂瑪王朝（Fatimid Dynasty，909—1171）時期的埃及（Egypt）、馬略卡島（Mallorca）和安達盧斯（Al-Andalus）的瓷碗被嵌在比薩（Pisa）和亞平寧半島（Apennine Peninsula）其他地方的教堂上。13—14世紀，也門（Yemen）哈德拉毛（Hadhramaut）地區將瓷碗用于在天花板和墻壁上，16 世紀阿曼（Oman）清真寺的祈禱龕上也保存了許多中國青花瓷碗。在印度洋周邊，以中國陶瓷為代表的嵌入式陶瓷（Immured Ceramics and Porcelain）裝飾成了最流行的建筑特征之一，不僅在東非沿海地區、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存在，還與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泰國（Thailand）和越南（Vietnam）有千絲萬縷的聯系。18世紀是斯瓦希里的“文藝復興”時代，受也門、阿曼和印度的影響，同時建筑風格也借鑒了15世紀的柱墓和清真寺壁龕上的裝飾策略，將陶瓷裝飾由外部的紀念碑引入到內部的住所。19世紀隨著歐洲瓷器涌入東非，還出現了柱墓同時用中國、英國瓷器裝飾的場景，這一現象是世界性文化融合與地方性文化創新的產物。

中國陶瓷的流入對東非社會的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在日常生活中，中國陶瓷具有重要的儀式性作用，可用于祭祀祖先、治療傷患和測試毒素，因此深受貴族的喜愛。在制陶工藝和藝術審美方面，進口陶瓷的紋路裝飾為本地陶器的藝術造型提供了靈感，進口陶瓷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在南北斯瓦希里文化區間存在著差異，這與當地的地理位置和原有的陶瓷傳統有關。追溯到11—13世紀，坦噶（Tanga）北部成熟的塔納傳統（Mature Tana Tradition）與10—13世紀南部沿海地區的平原器傳統（Plain Ware Tradition）迥然不同，后者在基爾瓦（Kilwa）被稱為早期廚具型陶器（Early Kitchen Ware Type）。在用餐習慣方面，盡管沒有能力消費中國瓷器或波斯器皿的普通民眾只能使用本土陶器，但他們也仿效上層的宴請舉止和生活方式，改變了用餐習慣，在用餐前，將食物從鍋里盛到小碗中。進口器皿的器型從罐到碗的轉變與亞洲稻米文化的傳入有關，而進口器皿的大小則是依據私人使用還是公開宴請的需求決定的。

縱觀東非的陶瓷貿易史，中非陶瓷貿易經歷了從陸路貿易到海上貿易、從轉口貿易到直接貿易的發展過程，而瓷器的交換一直與商路興衰和海權易手緊密相關。中國古瓷在東非沿海的文化采借現象和跨文化特征都揭示了前現代的亞非聯系。

二、斯瓦希里社會對中國陶瓷的文化消費

在斯瓦希里人的文化觀念中，文明與珊瑚石建筑、城市緊密聯系。因為文明是依托伊斯蘭宗教實踐的場所產生的，可以說伊斯蘭教促進了城市化，因此在城市空間中，以珊瑚石建筑諸如清真寺、柱墓和石屋最為重要。于是，裝飾這些核心建筑的進口陶瓷成了斯瓦希里貴族權力表達的符號。3對外而言，斯瓦希里商人對異國陶瓷這一類奢侈品的壟斷是向海外客商展示支配異域商品、掌控長途貿易的能力，作為其信譽和實力的象征，因此他們也得以作為貿易中間人而獲利。對內而言，在當地社區中積累威望和確立權力關系往往依托于在公共宴會中為民眾提供食物和以進口瓷碗的展示、使用，以區別于使用木質餐具的平民。

斯瓦希里人的“石屋”是傳統家庭舉行出生、婚禮、埋葬和祭祀等“不潔”活動的重要場所，人們認為這些活動都會使人更易受到被稱為“金妮”（Jinni）的邪靈的傷害，需要用中國青花瓷和波斯的藍色陶瓷等進口物品來使該空間保持純潔（斯語Usafi）和保護物主免受邪眼（Evil Eye）的侵害。邪眼相傳是由生活在灌木叢中的邪惡的阿拉伯人所召喚的、用以加害城鎮中居民的惡靈。久而久之，由阿拉伯人與非洲人民族融合所形成的斯瓦希里人便流傳下了以進口瓷器驅散惡靈、通過瓷器為媒介獲得祖先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做法即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在16世紀時，這一集體記憶發展為城與鄉（“[邪靈]在城鎮周圍徘徊”[斯語Kuzunguo Mji]）、阿拉伯穆斯林與非洲異教徒（Kaffir）之間種族和宗教的對立。蒙巴薩（Mombasa）地區的居民認為進口陶瓷的破碎是由于幫物主抵御邪眼入侵導致的，因此陶瓷具有護身符的作用。8以進口陶瓷保護物主的做法亦與非洲神話中陶器與創世造人、以容器的“身體”和精神滋養人類生命的觀念一脈相承。

值得一提的是，進口陶瓷對物主的保護作用還存在著性別差異，瓷片被制成婦孺隨身佩戴的飾品用以辟邪。這是由于男女在斯瓦希里文化中的“純粹程度”不同，相較于活躍于星期五清真寺、柱墓等公共場合，從事海外貿易的男性而言，常在私人空間的女性更能完整地踐行斯瓦希里文化，而清真寺則是男性集會的“家外之家”。在當地人的觀念中，精神高于世俗，私密空間高于公共空間。穿黑色斗篷的女性之于穿白色長袍的男性是依附的客體和需要被凈化的，而斯瓦希里人相較于環印度洋的海外商人則是客體。

中國陶瓷在斯瓦希里人的房屋與柱墓、清真寺中的位置和朝向，存在一種生前房屋和身后永久住所間的“同構性”，柱墓最居中和隱秘的空間與住宅中的內室在功能上是對應的，也都發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碎片和碗碟。這種同構性還體現在柱墓、清真寺與住宅陳列陶瓷的壁龕朝向都是指向北方和東北方的，意為對麥加（Mecca）進行“朝拜”。而這些建筑和裝飾材料材質的耐久性都代表了“必欲傳之后代”的精英階層“大傳統”，也是精英階層用以展示給平民來理解他們地位延續和傳承必然性的機理之一?？梢哉f中國陶瓷在柱墓上連接的是過去和未來，而在邸宅中則連接了本土與海外。

此外，中國古瓷為代表的進口陶瓷在東非的分布極不均衡，沿海地區占據絕大多數。盡管沿海和腹地之間存在緊密的經濟聯系，內陸為沿海從事海外貿易提供所需的產品，但在斯瓦希里文明觀中，沿海城鎮“神圣圍欄”（Sacred Enclosures）之外則意味著野蠻（斯語Ushenzi）。根據斯瓦希里沿海社會的世界觀，精神世界主要是按照兩大維度進行劃分：穆斯林與“不文明”的異教徒（斯語Kishenzi）、沿海（斯語Pwani）與內陸（斯語Bara）。地理方位是“文明”的先決條件，而在沿海地區內部依然要通過一系列的差異——文明的穆斯林與未開化的穆斯林（斯語Kiislamu lakini kishenzi）來區分和構建自我形象，來穩固主要由斯瓦希里商人所構成的“邊疆社會”。13—15世紀，與當地舊貴族形成權力競爭的新興商人階層在東非開始崛起，他們亟需依托于一種意識形態，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自然就是伊斯蘭教，而壟斷對于來自阿拉伯和波斯地區、帶有伊斯蘭教宗教色彩的藝術實踐便屬于這一范疇。新興貴族通過展示進口陶瓷和宴請行為來踐行非洲古老的“互惠”觀念，在東非海岸社會，個人財富與社區的連接——重新分配財富而非積累財富，是實現個人身份與地位的途徑。爾后，一些舊貴族和希冀淡化階級差異的平民也逐漸被這一意識形態所吸引，并積極仿效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一新的社會關系的形成與舊有傳統的破壞是同步的，新的“規則”（Rule）是在由人配置資源（Resource）的無數次社會活動所重構的，“結構”的更迭即是建立在規則和資源生產和再生產的基礎上的，結構與資源呈現互構的關系。須知斯瓦希里文化認同與經濟圈的地理概念并不重合，在經濟上確實存在著“城鄉連接體”（Urban-rural Continuum）的關系，而斯瓦希里社會經濟分工的二元化結構使得進行海外貿易的商人階層和從事農漁業的班圖農民之間產生了文化隔膜。斯瓦希里沿海社會融合了來自鄉村班圖傳統米拉（斯語Mila）的非洲傳統祖先崇拜和來自波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的世界主義價值觀。斯瓦希里文化中的“文明人”“紳士”概念是區分階層而非種族的，因此這一身份在移民社會中是動態變化的，代表了由一系列特定、復雜的符號體系（建筑、商品、服飾、語言）所組成的生活方式和沿海文化。

斯瓦希里人對中國瓷器的使用方式和沿海建筑的風格并非一成不變，這與斯瓦希里人伊斯蘭信仰的變化息息相關，從宗教排外到宗教包容，從殖民者與當地斯瓦希里人（斯語Waswahili，即海岸人）的疏離排斥到融入其中。早期的設拉子移民主要是9世紀來自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東部的哈薩（Al-Ahsa）的什葉派（Shiites），以及11世紀起南阿拉伯地區的伊巴德派（Ibadiyya）和宰德派（Zaydiyya）崇奉者，他們帶來了“魅力型”社區領袖的宗教傳統。到了13世紀隨著也門烏曼（Uman）和雅馬尼哈德拉（Yamani Hadrami）地區移民的到來，斯瓦希里人逐漸奉行基于社區共識的、信奉古蘭經、圣訓及從中“類比”出行為準則的沙斐儀派（Shafi'i School）宗教傳統，并成為主流，由當地清真寺禮拜龕的形狀和樸素的裝飾可見，沙斐儀派并未推崇過度裝飾的建筑風格。此時伊巴德派對斯瓦希里文化的早期影響被淡化，隨之出現了進口陶瓷從公共空間向私密空間內移的趨勢，在清真寺、柱墓中的陶瓷裝飾被瓦片所取代，但住宅內的墻面依然布滿了陶瓷。

盡管眾多斯瓦希里城邦沒有合并為統一的王國，但據14世紀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1304—1369）游歷和觀察，多數人都接受了伊斯蘭教沙斐儀派理念，講斯瓦希里語，正是這種文化和宗教統一性鑄就了對進口陶瓷特定使用方式和珊瑚石建筑傳統的藝術實踐。到了17世紀，阿曼移民引入了伊巴德派（Ibadi）、伊斯瑪儀派（Isma'ili）和新蘇菲派（New Sufi）等“異端”教派的建筑風格。一方面，異國建筑的特點被當地建筑設計所吸納；另一方面，新來者也積極地適應和改造傳統建筑，作為在等級社會中自我定位的工具。因此以石屋、進口陶瓷為整體的象征性權力符號構成了對斯瓦希里傳統發明的特定空間，成為新老貴族爭奪城市權力的場域，也形成了集中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權力集裝器”（Power Containers）。進入18世紀后，斯瓦希里物質文化從強調耗時建材的表現能力轉變為重視量產的器物，相應地，對進口陶瓷的展示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從擺放在單獨的壁龕格子中改變為將陶瓷移出壁龕后、整體地重新排列組合，可見斯瓦希里人對中國陶瓷的使用具有禁具象、輕個體、重幾何和重整體的特點。對中國陶瓷作為建筑裝飾的使用更多地看重其耐久、閃亮的物理特性、青花的整體美感、增強壁面的凹凸感以及在宗教中的象征意義，比如他們偏愛象征純潔神圣的蓮花圖樣陶瓷，而剝離了器物生產時原本的文化意義，是一種伊斯蘭文化的非洲化。

總言之，中國陶瓷流通到東非后經歷了去商品化的過程，隨后在斯瓦希里文化的背景下被賦予了本土意義，并逐漸內化為了斯瓦希里物質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古瓷作為建筑裝飾和宴會用具的使用方式還受到宗教信仰更迭的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形式，成為區別社會層級，獲得榮譽與尊重（斯語Heshima）和通過踐行宗教、宣揚“設拉子”血統來區分我者與他者身份邊界的傳家寶。由于文化活動和結構化過程的自反性——結構既是結果，也是手段，使得斯瓦希里人所創造出的一整套象征系統不僅維持，并且創造了權力關系。人、物品和空間三者間不斷互動與互構。人們通過從鄉村到城市、從石屋外向石屋內的移動來實現階級的躍遷，文明與否并非依據種族和血統，而是依據活動空間和生活方式。

三、斯瓦希里文明歷史書寫中的史觀交鋒

以中國古瓷為代表的進口器物在東非沿海所呈現的文化采借特點引發了學界對于斯瓦希里文明外部起源和本土起源的爭論。斯瓦希里考古學發展中出現過“種族主義”取向：將伊斯蘭與阿拉伯人劃上了等號?？驴寺J為，某種程度上，外國移民對在熱帶非洲海岸傳播文明負有責任——“如果沒有這些（移民）階級，那么（東非）海岸就會像非洲大部分熱帶地區一樣，仍然是一片滿是泥土和草屋的土地”。眾多小型的自治政體和遺址是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和近東人口貢獻和結果。他將格迪認定為阿拉伯移民的定居點，他的著作就是以“一座阿拉伯城市”為名來定義格迪。對種族因素的片面強調掩蓋了宗教因素對東非文明形成所起到的更重要的作用。與之相反的是，艾倫（James Allen）、穆托羅（Henry Mutoro）和馬紹（Fidelis Masao）通過城鎮和鄉村建筑的對比，否定了斯瓦希里文明中的阿拉伯和波斯因素，認為石質建筑是隨著貿易的擴大，當地人因地制宜進行技術改良的結果。

12—15世紀，主要是來自波斯的設拉子人和一部分中東的阿拉伯人在東非沿海建立了繁榮一時的“設拉子王朝”和僧袛（Zanj）文明，為斯瓦希里文明注入了國際元素，石質清真寺和進口中國瓷器數量的增加就是重要的標志。此后18—19世紀，阿曼—阿拉伯人在東非取代了原先設拉子人的地位，并復興和發展了斯瓦希里文明。于是，沿海居民對于阿拉伯、波斯和敘利亞（Syrian）移民祖先的主張便又一次強化了。諸如基爾瓦、蒙巴薩、欣格韋亞（Shungwaya）、拉穆、帕特等地的島嶼編年史和僧袛之書（Book of the Zanj）的撰寫和保留下來的口述史大多是16世紀之后產生的、服務于統治者作為歷史傳統繼承者和合法性的注腳，其歷史真實性需要批判審視。民族融合后，移民后裔在體貌特征上與當地人幾無差異，只得通過一系列的象征體系和文化風俗來區分彼此。此時的設拉子只是來自欣格韋亞和拉穆的北部斯瓦希里穆斯林南遷后用以憑借古老性謀求正統性的歷史符號，來自波斯的實際影響則可以忽略不計了。在19世紀桑給巴爾布賽迪王朝（Busaidi Dynasty，1749—1964）主導東非海岸后，“文明”概念逐漸與“阿拉伯性”（斯語Ustaarabu）的種族屬性相掛鉤。須知，此前“文明”概念是與貴族階級（斯語Uungwana即石屋居民）相關聯的。歷史學家易被19世紀斯瓦希里海岸的阿拉伯特征所吸引而忽視了第一個千年以來發展起來的斯瓦希里文明的內在連續性。

而如今對于對早期斯瓦希里考古學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外來說的糾偏也應當警惕非洲中心主義、民族主義傾向帶來的矯枉過正。持本土起源說的學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庫辛巴和查米，他們質疑設拉子神話的真實性，認為斯瓦希里文明只屬于非洲文明，而設拉子神話只是對肯尼亞米吉肯達人欣格韋亞神話的伊斯蘭化改編，他們將早期斯瓦希里考古學中提出的由波斯、阿拉伯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影響的相關論述視為殖民時期知識生產的結果?？梢?，這些本土起源說的支持者致力于否認和消除斯瓦希里文明起源與發展中外部因素的影響。筆者認為與其囿于對東非文明中外來成分和非洲成分各占多大比例的爭論，不如聚焦于其社會演化的過程和以中國陶瓷為標志的排他性網絡、文明邊緣區的特殊性以及長途貿易之于早期東非國家形成的作用。

在被歐洲結構化了的文化進化歷史觀、殖民敘事和種族主義觀念中，斯瓦希里沿海景觀和文化是東方的、阿拉伯的、與非洲本土以及腹地相割裂的“飛地”，可這一說辭卻難以解釋進口產品與本土制造之間數量懸殊的矛盾現象。在這一西方話語中，假設非洲人沒有能力創造出復雜的文化遺產，一切的進步文化都源于外部，并賦予斯瓦希里人以非洲和阿拉伯的雙重民族身份，將非洲元素非人類化、將阿拉伯元素妖魔化，從而為歐洲殖民和統治非洲創造道德理由，而抹殺了歷史上東非在前現代全球化印度洋貿易中的參與。3關于斯瓦希里文明起源的論戰受到了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無歷史”論斷和人類地理學創始人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擴散理論（Diffusionism Theory）的影響，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歷史發展是原始的和靜態的，將非洲人視作外來文化為被動的接受者，以此來解釋跨文化現象和附會歐洲的歷史價值觀。

但實際上，不能將斯瓦希里走廊上的文化采借現象視為外來文化在東非的照搬，因為這種文化現象不是源于征服而強加于東非的，而是產生于平等貿易的文化適應。在上加發現的8世紀木結構而非石質的清真寺與上釉陶瓷的組合證據表明，東非沿海居民接受伊斯蘭教，可能是為了在海外貿易中獲得優勢或便利而主動皈依的，而非商人或移民站穩腳跟后被動接受的。到了10世紀初，上加引進了珊瑚石這一新建材，在原有的宗教建筑上進行了更替。使用石頭作為建材的傳統可能并非由阿拉伯人帶來，而是源自索馬里巴拉瓦人（Barawa）固有的石頭崇拜。在進口陶瓷的使用方式上，木質和石質建筑之間也存在著連續性。13世紀前，斯瓦希里海岸的伊斯蘭化程度都較低，宗教表現出明顯的專有和排外特征，季節性貿易并未產生成規模的定居點，珊瑚石建筑也并未大量出現，因此早期移民在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影響可能被夸大了。并且，12世紀下半葉南下基爾瓦的設拉子移民并非直接來自于波斯灣西拉夫（Siraf）等地，而是來自于巴納迪爾海岸（Banadir Coast）以及摩加迪沙，這一地區保留的文化傳統也被后來拉穆、蒙巴薩等19世紀斯瓦希里文化典型地區所繼承。實際的趨勢是阿拉伯人的斯瓦希里化而非東非穆斯林的阿拉伯化。東非的伊斯蘭化是大多數當地居民選擇皈依的結果，而非阿拉伯征服東非的結果。

斯瓦希里海岸建筑規劃和裝飾有別于阿拉伯、波斯等伊斯蘭國家傳統的特征，這屬于斯瓦希里人的伊斯蘭傳統而非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種族文化遺產，從而斯瓦希里人在使用異國器物、進行逾越伊斯蘭教法的文化采借、異域想象和文化符號再詮釋的過程中采取了確立自我身份和文化歸屬的物質策略，強調了自身在伊斯蘭世界烏瑪（Ummah）中的獨特地位及作為阿拉伯文化地方變體的宗教自治，本質上兼具了商品與觀念的流動性和與阿拉伯、波斯地區精神紐帶的穩定性。這種本土化過程是將不同的跨文化符號進行重組，以構成新的斯瓦希里意義體系的“自我的技術”。盡管斯瓦希里藝術是屬于少數人的藝術實踐，但他們的行為方式在該地區起到了引領作用，中下層民眾紛紛仿效并認可了將中國陶瓷作為貴族權力的標志，而沒有表現出文化對抗。鄉村民眾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與城鎮精英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并非二元對立，而是斯瓦希里文化統一性下的地方性表征。對這種物質文化的共享常常不是以“擁有”、重商主義等特征作為身份的區分依據，而是基于“認同”和將沿海城鎮與內陸、鄉村聯系以及競爭關系的復雜性納入考量的范圍之內。建構主義對傳統的發明、對種族的分類忽視了斯瓦希里人審時度勢對自我身份的主動選擇。

以中國陶瓷為代表的進口商品代表了“其他地方”，卻成為了斯瓦希里人追憶祖先理想生活方式記憶的組成部分，這種通過地方性展示方式的“遠方異域美學”體現了斯瓦希里人對世界主義和世界學問（斯語Usfaarabu）進行吸納的自信，即認為通過對他者的了解可以增加自身社會的深度。在歷史上，他們將自己的祖先追溯至中東，這一將民族、國家和文明起源追溯至海外的現象是前階級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普遍現象，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斯瓦希里人需要以中國陶瓷等特定物品來實現身份的排他性，作為階層、血統乃至民族的劃分標志。誠然參與印度洋貿易加快了斯瓦希里文明的國際化進程，但決不能以文明化來簡單概括這一進程，斯瓦希里人是在保留本土傳統的基礎上主動發揮非洲主動性、吸納外來文化來進行文化創新的。面向印度洋，參與國際貿易的需要造就了斯瓦希里文明對外來文化、宗教和移民寬容的社會氛圍，而表現出文化相似性是吸引海外客商的一種手段。此外，斯瓦希里文明始終扎根于東非腹地，起初城鄉間經濟聯系密切而在文化上呈現隔離的態勢，但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城市對鄉村也產生了一種宗教向心力。印度洋季風系統的地理優勢和斯瓦希里人“海洋民族”包容多元文化的心理特性造就了在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的亞非融合中獨具魅力的斯瓦希里文明。

四、結語

綜上撰述，非洲歷史研究尤其是古代史研究亟需借助跨學科的視角來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而各學科在各自的領域內又存在局限性，以中國古瓷視角下對斯瓦希里文明歷史的研究而論，考古學時常依賴已有的歷史文獻，產生先入為主的認識，為沿海歷史的傳統敘述尋找考古學上的證據，于是易出現因果倒置的情況。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城市精英留下的物質遺存，而真正的大多數——農民、漁民以及他們易腐的土屋和茅草屋（Mud-and-Wattle）往往被歷史所湮沒?？紤]到公共建筑的翻新、移民群體的更迭和阿拉伯人、歐洲人后來在東非的殖民活動，所造成的后果便是如今遺留下來的考古遺址的表征不能忠實地反映當時的歷史面貌。歷史學家所依賴的島嶼編年史、旅行家游記、地理學記載和口述史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遑論文字記載的“外部性”，也難以擺脫勝利者寫史的美化和虛構。因此既要通過人類學了解斯瓦希里人本土觀念與文化傳統，又要通過宗教學的視角考察伊斯蘭教在東非的傳播和與本土信仰的結合，從而更好地理解斯瓦希里人的行為邏輯和生活方式、建筑與裝飾藝術的演變，還要結合歷史背景分析斯瓦希里人、進口器皿與建筑空間三者間的關聯，關注不同斯瓦希里城市間的地方差異性，彌合沿海與腹地間的割裂，重視東非與印度洋之間的糾纏和連通性，而不是貼上單一特征的斯瓦希里文化標簽，同時甄別“設拉子”“斯瓦希里人”的古今異義，從而抽絲剝繭地解構層累形成的歷史現象和文化結構，批判地看待處在不同政治情境下、秉持不同史觀的各方所形成的歷史認知和知識生產，從鐵器時代更長的時間跨度來審視業已萌芽的斯瓦希里文明，而非僅截取外來者殖民東非的歷史片段，才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和還原非洲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