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進展、熱點與演進
——基于CNKI的可視化分析

蔣護紋，王 凱

（1.江西開放大學，江西 南昌 330046；2.江西財經大學，江西 南昌 330013）

引言

2018 年，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組織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印發《關于堅持和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扶持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通知》，提出從2018 年開始到2022 年，中央財政資金在全國范圍內扶持壯大10 萬個左右行政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1］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2022 年我國GDP 總量達18.3萬億美元，然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仍然薄弱，而且東部、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之間差距明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與城市相比差距較大，完全依靠政策性投資財政壓力巨大，而最為有效的辦法也是可持續的策略就是積極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有效激活村集體的內生動力。據《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21 年）》數據顯示，我國共有行政村超60萬個，有經營收益的村41.86 萬個，占匯總村數量的74.8%，經營收益小于10 萬元的村有36.12 萬個，占匯總村數量的64.55%，10 萬～50 萬元的村占23.6%，50 萬～100 萬的村占4.02%，100 萬元以上的村占4.30%?？梢钥闯?，集體經營收益50 萬以上的村不到5萬個，而且這些村莊多數位于沿海城市經濟帶和城中村或城郊村這種區位優勢明顯地帶，但這樣的村莊占比不足全國的5%。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因此，如何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事關鄉村振興的實現，亦事關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村集體經濟是實現鄉村建設、鄉村發展和鄉村治理的持續動力和有效途徑，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也是鄉村振興的必要內容。我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村集體經濟有不同的側重和發展模式，查閱文獻可知，我國村集體經濟主要可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高度集中管理時期。這一階段體現為人民公社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是以農業生產合作社或生產隊的形式存在，以大家共同勞動生產為特點，逐步建立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農村集體經濟。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至20 世紀90 年代前后。這一時期我國廣大農村主要以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及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特征的農村集體經濟要素合作，開始出現一些諸如個人承包、租賃經營、鄉鎮企業等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形式，村集體收入改變由過去的集體分給個人變為個人上交集體，在分配上體現農民個人享有一定的集體所有權。［2］不少專家學者如徐逢賢、徐翔、艾云航等從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等改革入手，從改革農村經營體制為重點研究如何更好地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第三階段為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至21 世紀前的農村集體經濟多樣化探索階段。這一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引入農村集體經濟，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形式的不斷創新，形成了所謂的“北京模式”“南海模式”“溫州模式”等，總體來說，這一時期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實現了多樣化探索，進入了一個相對快速發展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存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管理和運作上缺乏規范、規章制度不健全、民主管理與監督落實難等問題。［3］第四階段是2000年以來至黨的十八大的農村集體經濟多樣化的發展與深化階段。與第三階段相比，這一時期明顯呈現政府宏觀的引導和農民強烈需求的推動，尤其是從2004 年以來每年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重新強調農業、農村、農民的重要性和戰略性作用，主要在集體產權改革、股利分紅政策、村級公益積金、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發展，民主決策與監督、內部治理結構、市場化運作逐步完善，但這一時期村集體經濟的開放包容性相對欠缺、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還未成熟。第五階段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至今農村集體經濟創新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最明顯的特征是逐步強化黨組織的領導，宏觀政策調控和干預也進一步增強，在大力實施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引導下，“三農”扶持力度進一步加強，在“產權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承包經營”“三權分置”等方面進一步深化，形成各具特色的農村集體經濟創新模式，［4］如形成了相對成熟的“企業+村集體+農戶”“企業+合作社+農戶”等形式多樣的農村集體經營模式，但這一階段國家調控及介入增強，并通過以“輸血式”為主的項目制模式雖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等資源，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奠定了扎實基礎，但企業化運作及規?；洜I，在集體經營活力、造血能力培養、農戶利益分享等方面效果卻喜憂參半。

綜上，現有文獻在不同階段對我國村集體經濟進行了或多或少的研究，在概念意涵、發展模式、經營體制、財務體制、組織領導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對當前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研究熱點及未來趨勢鮮有歸納和預測?；诖?，文章對我國有關村集體經濟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并借助文獻計量軟件COOC重點對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研究熱點與演進趨勢等進行了分析，客觀地指出了未來可能的研究重點和方向，從而更好地為壯大村集體經濟提供借鑒，助力我國鄉村振興與中國式現代化。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文章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截至2022年12 月31 日公開發表的期刊文獻，通過設定“期刊”類別，以“村級集體經濟”或“村集體經濟”為主題進行文獻檢索，同時將期刊來源設定為“SCI”“CSSCI”“北大核心”三類，文獻分類目錄選擇“哲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I 輯”“社會科學II 輯”“經濟與管理科學”，共檢索出1729篇文獻，顯示最早的文獻為1992 年，選擇Refworks 文獻格式進行下載提取文獻數據，下載后對文獻數據的年份、作者、關鍵詞、機構、篇名等重要信息進行仔細核對、去重與數據清洗，把不符合文章研究主題的文獻進行了剔除，最終得到1452篇有效期刊文獻題錄，構成文章的研究樣本。

（二）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基于文獻定量研究，并采用文獻計量軟件COOC等進行數據可視化分析，重點對國內有關村集體經濟主題的1452 篇文獻樣本進行分析，從文獻年份、作者、關鍵詞、機構等方面以共現圖譜、聚類視圖等方式呈現，從而進一步梳理與把握我國村集體經濟的研究進展與熱點，深入探析我國村集體經濟發展脈絡，找尋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路徑，為正在推進的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動力。

二、我國村集體經濟領域研究現狀分析

文章重點對有關村集體經濟研究的時間與發文趨勢、核心作者、關鍵詞、機構等進行可視化分析，較為直觀地呈現了國內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現狀。

（一）研究文獻

某一領域的文獻發表時間與發文量總體上反映了某一研究的演進脈絡、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發文年份與發文量可以較為直觀地了解這一研究領域內相關研究熱度的變化，對未來預測與發展動態有重要意義。通過對1452篇樣本文獻發文時間與發文量的研究可以發現，最早的一篇文獻是發表于1992 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關于逐步壯大集體經濟實力問題的研究”。從30 年有關村集體經濟文獻研究看，總體比較平穩，并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發展階段：農村稅費改革期（1992-2002）、新農村建設期（2003-2012）、秀美鄉村建設期（2013-2022），可以看出，30年來，我國對村集體經濟的研究與重視從未減弱。（如圖1）

圖1 國內發文量與發文年度總體趨勢

（二）核心作者及其合作分析

通過提取的1729 篇文章的作者統計發現，樣本文獻共有署名作者1937 位，根據普萊斯定律可知：假設某一研究領域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發文數量為Nomex，則在該研究領域內發表［M］（M=0.749×Nomex/2）以上論文的作者可認定為該領域的核心作者，計算可得M≈3，即在該領域內期刊發文量為3篇及以上的作者可視為核心作者，進一步通過COOC13.2軟件對作者發文頻次統計，可知共有71位核心作者（表1）

表1 樣本文獻核心作者發文量及機構（top16）

從表1 可知，國內在“村級集體經濟”“村集體經濟”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中，作者發文量最高的為7 篇，并列排第一的為王景新、彭海紅和高強三位作者，且核心作者主要分布于高校、科研院所及農林機關部門。從所有作者發文量分析可知，在1937位署名作者中，盡管核心作者有71位，但多數發文量在1～2篇居多，因此，該領域并沒有出現特別高產的作者，說明在村級集體經濟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利用COOC 對1992-2022 年各發文作者進行頻次分析和共現分析，以更為清晰掌握作者的合作網絡情況。［5］從發文作者合作方面，作者的合作率為0.43，合作度為1.32，這充分說明在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中作者的合作率與合作度并不高，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三）機構合作分析

通過對發文機構合作情況分析可知，1992-2022年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中含有機構文章總數1412 篇，合作率為0.22，合作度為0.95，其中包含1個機構的文章篇數為1164篇，包含2個機構的文章篇數為159篇，包含3個機構的文章篇數為43篇，包含4個機構的文章篇數為21篇，在樣本文獻中可知，發文機構為1 個的占比82%，說明我國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的研究中機構之間的合作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通過分析我國村級集體經濟領域30年來發文總量在3篇及以上的主要研究機構的合作可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盡管在這一領域出現20次，但極少與其它機構合作，研究機構中主要形成了4個較大的合作網絡，分別是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為中心形成的合作網絡，以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為中心形成的合作網絡，以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為中心形成的合作網絡以及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為中心形成的合作網絡。由這4大合作網絡關系可知，盡管機構之間有一定的合作但更多的局限于省內高校與科研機構，華中與華南、浙江與北京高校合作較為密切，因此，在村集體經濟研究領域各機構多是以本省為研究樣本，跨省甚至全國范圍研究較少，其重要原因可能是我國農村地域分布較廣，各省域村情村貌差異較大。

（四）高頻關鍵詞統計

高頻關鍵詞是文章中出現頻率較高，能突出代表論文核心意義的詞匯。通過對樣本文獻中關鍵詞的提取、合并、刪重等清洗操作后，共得到2932 個關鍵詞，但出現頻次為1 的關鍵詞共有2266 個，考慮到樣本文獻時間年限長跨30 年，取閾值n≥10的關鍵詞為高頻關鍵詞，共獲得50個高頻關鍵詞，累積詞頻占所有關鍵詞詞頻的31.5%。

從高頻關鍵詞統計看，關鍵詞再現頻次前3位的是村級集體經濟、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村級財務，國內最早對村集體經濟研究的文章是于忠信［6］于1992年1月11日發表于《農村金融研究》上的《淺談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作用和金融對策》、瞿龍興［7］發表于《上海經濟研究》上的《談村級經濟的發展——對上?？h梅隴鄉華一村的調查》的兩篇文章，他們都提出了發展村集體經濟的重要作用，并分別從金融支持與“農業、工業與服務業”三業協同的視角提出如何發展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隨后，國內學者徐翔、徐斌從如何平衡發展好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深化農村改革方面進行了相關探索，認為要發展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斷壯大村集體經濟。［8］-［9］艾云航也從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現實意義出發，重點從加強土地和集體資產管理、辦好集體服務事業、因地制宜發展集體企業等四個方面提出了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對策。［10］

三、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的熱點分析

關鍵詞作為文獻的核心提煉，可以較好地反映某一時期內該研究領域的發展脈絡與研究方向。［11］文章首先通過高頻關鍵詞繪制共現圖譜，以分析關鍵詞之間的共現關系，其次以繪制詞云圖的形式分析其一般研究熱點，最后，通過系統聚類的方式深入總結與分析當前研究熱點。

（一）村級集體經濟的關鍵詞共現分析

首先，文章從數據來源的1492 篇文獻中提取出關鍵詞，總共得到關鍵詞2932 個，一般而言，關鍵詞出現的頻次或頻率越高，說明它在該研究領域表現越活躍，一定程度來講也越重要。為了更直觀地觀察與分析關鍵詞之間的共現關系，從而推論當前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熱點，文章選擇詞頻大于等于10 的50 個高頻關鍵詞進行共現圖譜分析。

從圖2可以發現，村級集體、村集體經濟組織、村級財務、民主理財、村級組織等關鍵詞的節點和中心性較大，構成了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的基礎研究方向，是構成“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的基本要素。

圖2 高頻關鍵詞共現圖譜

圖3 關鍵詞系統聚類圖譜

（二）村級集體經濟領域的一般研究熱點分析

文章結合村級集體經濟領域的相關研究，將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50個高頻關鍵詞進行系統聚類，得出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的一般研究熱點主要為村集體經濟經營體制改革、村集體經濟財會管理、圍繞村集體資產與負債基礎的農村稅費改革、黨組織引領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產權制度改革與鄉村振興研究這五個方面，這五大領域可以整體反映1992-2022 年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的研究熱點。其中村集體經濟經營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90 年代初至21 世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包括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2-14］、統分結合［15-17］、雙層經營［18-20］等體制機制進行研究。集體經濟財會管理主要包括對村級組織會計、財務等制度的建立與完善。［21-24］圍繞村集體資產與負債基礎的農村稅費改革主要基于21 世紀初，村集體經濟發展總體薄弱、資產存量不多，負債過重等問題而進行的給農村減負，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盤活集體資產、承包經營等方面進行的研究。［25-27］黨組織引領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主要包括村干部選優配強、加強村級黨組織建設、完善村級組織架構與經濟組織。［28-29］產權制度改革與鄉村振興主要包括土地流轉、宅基地制度、鄉村治理、鄉村振興與共富富裕等方面的研究。［2，30-35］總體看，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熱點與國家“三農”政策及一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有很大關系。

（三）村級集體經濟領域的具體研究熱點分析

在村級集體經濟一般研究熱點分析的基礎上，把文中村級集體經濟、村集體經濟組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農村等這些并不能體現具體研究熱點的高頻關鍵詞去掉，繪制了1992-2022年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關鍵詞的詞云圖，從而更加清晰地了解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具體研究熱點。

圖4 可知，1992-2022 年間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的具體研究領域可以歸納為：村級財務、村級組織與村“兩委”、鄉村治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與鄉村振興等五個方面。其中村級財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為村級債務、村級體資產、民主理財、村級經濟等關鍵詞；如蔣天文從企業興辦、公益性支出、墊交各類稅費等方面分析了村級債務的成因，并提出了防范化解建議。［36］村級組織與“村兩委”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為農村基層黨組織、村干部、鄉鎮企業、村民委員會、股份經濟合作社等關鍵詞；如張臻等提出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面臨集體資產產權、收益分配、市場化運營等問題，［37］石婷婷等研究了以實現集體經濟保值增值和農民增收就業的角度，創新城郊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38］鄉村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為村民自治、村級治理、基層治理、鄉政村治等關鍵詞；如崔寶玉等利用相關數據，從主觀效能和客觀效能兩個層面考察了實行“一肩挑”對鄉村治理效能的影響及作用機制。［39］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為雙層經營體制、雙代管、農村綜合改革、“三權分置”、土地流轉等關鍵詞；譚秋成從保障農民就業和投資機會以增加農民收入的角度出發，提出應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40］以高強、孔祥智主為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主要是通過重構集體所有制下“三塊地、一塊產”的產權體系。［41］鄉村振興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為新農村建設、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等關鍵詞。通過對30 年來國內學者關于村級集體經濟領域的具體研究熱點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學術界關于村集體經濟的研究方向，同時可為相關學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提供借鑒，也為政府部門制定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提供理論參考。

圖4 1992-2022年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領域關鍵詞詞云圖

四、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的演進分析

（一）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關鍵詞演進趨勢分析

把高頻關鍵詞數量設定為10，X 軸年份間隔設置為2，繪制出1992年-2022年間村級集體經濟研究文獻中出現的關鍵詞排位前10的逐年變化趨勢圖譜。

從圖5 知，長期以來，我國對農村的村級集體經濟、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級財務三個方面一直是農村關注的重點。從有關村級集體經濟高頻關鍵詞的演化發展脈絡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2年至2000年前后，該階段是初步成長期。90 年代初期，農村村級集體經濟收入進入一個高速增長期，并于1997 年中國村集體經濟達到高峰，從1998 年開始呈現下滑趨勢。第二階段為2002 年至2010 年前后。該階段為平穩發展期。2001年起，國家為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收費行為，中央進行了稅費改革，可概括為“一改革、兩調整、三取消”。因此，關注的焦點在村級財務、村級債務等方面，全國農村債務于2002年有一個大幅度提升并達到歷史高點。第三階段為2011 年至2017 年。該階段為優化調整期。這一階段出現了村級黨組織、產權制度改革、村民自治、鄉村建設與治理、審計監督等研究熱點。為規范村級財務，避免鋪張浪費，2011年開始試點推行“村財鄉管”以起到更好監督作用，把精力更多地放到大力發展村集體經濟上，所以2012 年村級財務出現驟減的情況。第四階段為2018年至今。該階段為加速發展期。這一階段出現了鄉村振興、黨建引領、三權分置、土地流轉、資本下鄉等研究熱點。這說明這一時期更加注重與體現黨建引領村集體經濟發展，并更注重高質量，通過產權制度改革充分盤活村莊土地等資源。

圖5 1992-2022年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關鍵詞演進趨勢分析

（二）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作者演進趨勢分析

圖6 為我國村級集體經濟領域研究文獻中每年發文量排名前10 的核心作者演化趨勢圖，第一階段是1992-1999年，9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起步不久，工業經濟剛起步，農業經濟還占據相當高比例，因此，此階段總體發文量都比較多，差距也并不明顯，但尤以楊國瑞、田樹寶、隋文彥和蔣啟林等發文量最為突出。第二階段為2000-2007年，孫軍發文量最多，其它作者呈現出兩個梯隊，而且第一階段的作者只有楊國瑞還在排名前10隊列。第三階段為2008-2015年，這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發文量基本持平，但王潤雷的發文量最多。第四階段為2016-2022年，這一階段比前三階段的總發文量都呈上升趨勢，總體實力較強，并呈現以彭海紅、王德祥、趙筠、黃彬紅、高玲娣、崔藝紅等作者為首的研究隊伍?？傮w來看，1992 年-2022 年的31年間，由于時間跨度較大，不同時間呈現出了不同的帶頭引導者和新星，但第二階段和第四階段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的文章最多，尤其是在第四階段總體發文量較之前任何一個時間都多。今后，隨著研究者經驗的各界及國家對農村建設、發展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會有新一批研究者不斷加入，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的研究將會越來越多，研究的廣度與嘗試也將不斷加深。［5］

圖6 1992-2022年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作者演進趨勢分析

（三）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機構演進趨勢分析

通過COOC 軟件繪制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文獻排名前10 的研究機構演化趨勢圖可知（圖7），第一階段1992-1999 年中，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的文獻總體還比較多，但多數集中于政府各級農業部門，如農業局、農業廳及各大農技站等，這一時期尤其突出的是遼寧省，這與其一直是產糧大省不無關系。第二階段2000-2007年中，總體呈現出發文量比較均衡的態勢，這一時期比較突出的標志是農業類高校開始關注村級集體經濟這一領域的研究，但依舊是產糧大省的高校，如山東農業大學、河北農業大學等。第三階段2008-2015 年中，此階段中，各高校及其相關研究機構異軍突起，且這些研究機構主要分布于浙江、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省份或城市，首次改變以往有關村集體經濟研究機構主要分布于東北、中部等產糧大省的現狀，且浙江省的研究機構在這一時期起著引導作用，發文量最多的是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第四階段2016-2022年中，有關農村集體經濟研究機構特點與第三階段類似，基本上都是高校及相關研究機構，但這一時期首都的高校及其研究機構反超浙江成為了領頭羊，并且這一階段有這一領域的研究機構呈現出以發達省份或地區為主?？傮w來看，我國近30 年來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研究機構從地理上看呈現出由傳統種糧大省向發達省份過渡的趨勢，從研究機構類型看，呈現出由農業機關向高校及相關專業研究機構發展，并逐步向北京、上海、浙江集聚。

圖7 1992-2022年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機構演進趨勢分析

五、研究結論與討論

文章基于COOC可視化分析軟件，結合相關計量學統計方法對我國1992-2022年發表在CNKI數據庫中的有關村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1452篇文獻進行了梳理與歸納，主要包括文獻不同時期的發文量及趨勢、核心作者及合作、機構合作、高頻關鍵詞統計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系統分析了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關鍵詞、作者、機構、研究熱點及演化趨勢，整理出了這一時期內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的大致框架，并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一）通過對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領域作者分析得出：本研究領域共出現71位核心作者，而且以王景星、彭海紅、高強為首，發文量多數集中于1-2篇。從作者之間合作圖譜發現，作者之間開展合作的強度不大，合作關系不太緊密，即使有合作也多是在浙江、上海、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而且局限為同一地區，跨地區合作出現頻率很少。我國農村地域遼闊，不同區域農村情況差異較大，為了提供更加精準、有效的村級集體經濟研究，可以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系。

（二）通過對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合作機構分析可知：1992-2022年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內，發文量大于5的機構共有25家，總體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趨勢，并于2020 年出現了小幅調整的信號，學術影響較大的機構主要分布北京、杭州和武漢的高校及其研究機構。從合作網絡看，包括3 個機構的文章篇數為43 篇，包括4個機構的文章篇數為21 篇，機構合作網絡主要形成了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為中心的四大合作網絡，而且這些合作基本呈現出本地區、本單位合作較多，跨地區、跨領域、跨單位的較少，同時這些合作單位都是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當前高度重視產、學、研結合的背景下，有關方面的研究應該與農業企業、鄉鎮企業、合作社、集體經濟合作組織等進行廣泛合作，深入研究。

（三）通過對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領域的關鍵詞進行分析得知：1992-2022年村集體經濟領域的一般研究熱點為村集體經濟經營體制改革、村集體經濟財會管理、圍繞村集體資產與負債基礎的農村稅費改革、產權制度改革、黨組織引領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與鄉村振興這五個方面。具體研究熱點為村級財務、村級組織與村“兩委”、鄉村治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鄉村振興這五個方面?；谝陨蠠狳c，今后可重點圍繞農村宅基地改革、土地改革、鄉村振興干部培養、村民自治及鄉村產業發展等方向進行創新研究。

（四）通過對我國村集體經濟研究的演化趨勢分析可知：1992-2022年間有關這一研究領域每個階段的關鍵詞、作者、機構都有其演化趨勢。從關鍵詞來看，都呈現出緊貼每一時期國家有關“三農”政策走向，表現出較強的政策性。從作者來看，每一階段都會出現一些新星，并沒有長時期聚焦這一領域的作者，說明作者研究方向較為多元。從機構來看，類型從農業廳局等機關單位向高校及科研院所過渡，區域從傳統種糧大省逐步向北京、上海、浙江、南京、武漢等發達省份、特大城市集聚。

總體而言，盡管學界對村集體經濟的研究越來越深入，成果也較為豐碩，但有關這一領域的研究尚有較大的創新空間。首先，當前有關村級集體經濟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宏觀層面，而且定性的偏多，定量研究較為欠缺。微觀層面的振興村級集體經濟的模式、路徑及影響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這也是今后可以重點加強的方面，以精準助力鄉村振興。其次，村級集體經濟研究的視野偏窄，東部發達省份創新發展途徑多、視野廣，要不斷帶動與加強村級集體經濟研究機構的跨區域交流、成果共享與合作探討，加大合作的廣度、力度與深度，從而更好地形成東、中、西部農村之間經驗互鑒。最后，村級集體經濟的研究兼具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特征，今后應該注重跨學科領域的研究融合，強化交叉學科間的交流合作，從而為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研究提供更豐富的研究方法和更多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