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宮廷對中、西亞的瓷器饋贈
——以陸路外交為中心的考察

陳 潔

明代瓷器的對外輸出一直是學界熱點，但對于經由宮廷外交等特殊方式流通至海外的瓷器，卻一直未見系統性研究。就器物而言，這類瓷器通常是輸出海外瓷器中等級最高、質量最好的品類，其“外交禮物”屬性也使相關討論能夠觸及器物背后的宮廷外交史?？上У氖?，囿于材料，以往的研究在時間上局限于永樂、宣德時期，在路徑上集中于鄭和下西洋的海路航線，對明代陸路交往中的材料關注不足[1]。事實上，明代陸路外交的范圍、規模、延續時間及重要性皆不容小覷。本文于傳統史籍之外，挖掘《回回館譯語》、《高昌館課》等稀見史料，結合伊斯蘭史書及中西亞出土、留存、仿制實物與圖像材料，嘗試還原明代宮廷在陸路對外交往中的瓷器饋贈，拓展以往認知，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明代宮廷的外交及其變遷。

一、洪武時期明朝與中亞的陸路交往及貢賜往來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便“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推翻蒙元政權而立的朱明王朝為了彰顯正統，特別強調“夷夏之辨”“內外之限”，這一觀念反映在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外交實踐上，即成為倡導以“華夏”“大明”為中心，重建符合傳統禮法“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朝貢體系的思想基礎[2]。故明朝自建立伊始，就力圖將元朝的對外關系與貿易網絡納入以大明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之中，重建亞洲區域內的華夷秩序。

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來自中亞內陸區域的回應寥寥。直到明朝軍隊取得一系列對蒙元殘余勢力的勝利后，在中亞崛起的帖木兒王朝開始意識到與明交往的必要，于洪武二十年（1387）起遣使通貢，明代史書中以其國都撒馬兒罕稱之。洪武二十四年，別失八里（東察合臺汗國）亦遣使赴明，遂開啟明朝與帖木兒、東察合臺汗國等中亞國家的正式交往。

當時的帖木兒正在中、西亞不斷征戰擴張，出于戰略及刺探虛實等需要，向明朝遣使納貢。其所貢獻者多為馬匹，如洪武二十年15 匹、二十一年300 匹、二十二年205 匹，二十五年84 匹加上駝六只、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哈剌二匹及鑌鐵刀劍盔甲等物，最多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獻馬1095 匹。而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明廷在這些年份給予的相應回賜分別為白金18 錠、白金每人60 兩及鈔有差、白金400 兩及文綺鈔錠（從者白金700 兩文綺鈔錠有差）、白金文綺有差、鈔25190 錠[3]。從《實錄》記載看，洪武朝廷給予中亞的回贈以鈔幣及絲織品為主，太祖雖然認為貢賜往來“薄來厚往可也”，但實際給賜品種、數量都不算豐富，頗為務實[4]。從行使往來的情況看，雙方交往并不順暢。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派出的寬徹使團為別失八里扣留，僅放回副使。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派遣的傅安使團又遭帖木兒扣留，洪武三十年帖木兒又扣押了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率領的使團。雄心勃勃的帖木兒其實并不甘居于明朝之下，洪武朝對西域的外交策略亦相對保守，雙方交往有限。

作為對《明實錄》記載的補充，伊斯蘭史書中亦有涉及帖木兒與明交往的部分。歇里甫丁?阿里?雅茲迪的《帖木兒武功記》是記述帖木兒(1336 ～1405)生平事跡及征戰武功的史書。書中記錄了1396 年帖木兒在錫爾河畔乞那斯鎮過冬時，明朝皇帝（Tangouz Can，emperor of Catai）派遣使團，攜帶珍奇禮物到達的情況[5]，從時間判斷，這應該是洪武二十八年派出的傅安使團?？上胁⑽从涗浘唧w的禮物清單。但書中記載了不少帖木兒時期的貴重禮品及宴飲器用，如帖木兒長子與花剌子模尤西夫?蘇菲家族聯姻時的禮品：“金幣、紅寶石、麝香、琥珀、天鵝絨、金銀織錦、中國錦緞（China Satin），以及其它珍奇物品，鑲嵌寶石的金器，以中國金制成（vessels of the gold of Catai，adorn’d with precious stones）、女奴、以及最好的馬匹”[6]，在伏爾加河畔舉辦宴會時“各種肉食及酒類盛放在寶石鑲嵌的金質器皿中，由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親手奉上”[7]，另一場宴會中“大帳中噴灑了芬芳的薔薇水，接著放置餐桌，各種肉類盛放在金盤中”[8]，又或“餐盤放好之后，持杯的侍者上前，手里拿著水晶的酒瓶以及金杯”[9]。這些禮品及器用顯示，帖木兒時代輸入當地的中國貴重物品以絲織品及金銀為主，與《明實錄》的記載相吻合，而帖木兒宮廷宴會中的器皿也以金銀器為主。在雙方的文獻中，目前都未見洪武時期帖木兒宮廷接受中國瓷器的明確記錄。

另一項重要的觀察記錄來自15 世紀初西班牙卡斯蒂利亞使節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出使帖木兒帝國后撰寫的《克拉維約東使記》，游記保存了對帖木兒帝國及宮廷的詳細觀察。使團于1403 年5 月出發，經君士坦丁堡、白玉路、小亞細亞特拉布宗，德黑蘭、蘇丹尼葉等地，于1404 年到達撒馬爾罕，作者本人屢次謁見帖木兒，書中多處敘及帖木兒及其宮廷生活，按照中文譯者楊兆鈞的說法，其描繪“不厭繁瑣，務求詳盡，即其己身之種種遭遇，亦據實而錄”[10]，因此史料價值頗高。

在游記中，使團行至帖木兒的出生地開石（渴石）城時，參觀了當地行宮，注意到宮殿及廡廊“以金色及藍色的釉磚鋪鑲裝飾（ornamented with gold and blue patterns on glazed tiles）”[11]。此時尚處永樂元年，洪武末明朝使團遭扣留雙方斷交后，永樂使團尚未到達。這里描繪的金色及藍色釉磚，在洪武朝未見生產，應該是中、西亞一帶較為普遍的錫釉陶磚。關于來自中國的奢侈品，克拉維約也有詳細的記載 ：“自俄羅斯及韃靼境內運來之貨物，為皮貨及亞麻。自中國境運來世界上最華美的絲織品（尤其是錦緞）、麝香（只在中國出產）、紅寶及鉆石、珍珠、大黃和其它貨品?！盵12]這里提到的中國奢侈品是絲織品、麝香、珠寶及大黃，沒有論及瓷器，與前述《帖木兒武功記》的記載互相印證，顯示此時輸入帖木兒的中國奢侈品面貌。

最重要的線索是《克拉維約東使記》中記載的多次帖木兒宮廷宴會。這些大約于1404年舉辦的宴會極為盛大。使團第一次受到帖木兒親自接見時，克拉維約觀察到了瓷盤的使用，“內侍將肉切成小塊，放在金、銀、陶器、玻璃及瓷盤中，瓷盤是非常稀少和珍貴的”[13]。在其余宴會中，所用器皿多為金銀器，帖木兒賞賜的糖餞白果、杏仁及葡萄等“分別盛在有托銀盤內”[14]，使團數次應邀進入帖木兒大汗帳及諸位妻妾處所，大夫人舉辦宴會時，“帳幕之中央，置有巨柜，其上放置酒盞及盤碟之屬”，而其“所有飲盞，皆貯此柜內，飲盞系純金所制，外鑲珠寶，或上嵌綠色翡翠”[15]。帶著對于東方事物的好奇，克拉維約對帖木兒宮殿、服飾、器用的描繪皆詳盡而細致。結合前述《帖木兒武功記》，我們可以知曉帖木兒的宮廷器用以金銀為主，釉陶、瓷器的使用尚不普遍，唯一一次提及瓷器的場合，克拉維約強調“瓷盤是非常稀少和珍貴的”，可見其在當時罕見稀有。這些瓷盤應當是來自中國的瓷器，但從當地盛行的仿制品看，很可能是元青花瓷器?？死S約曾提及當日帖木兒“為充實撒馬兒罕城，使之成為世界上最完整、最重要之名都起見，不惜用種種手段，招致商人，來此貿易。并于所征服各城市中，選拔最良善、最有才干以及有巧藝之工匠，送來此間。他在大馬士革時，即將該處之珠寶商、絲織工匠、弓矢匠、戰車制造家、以及制作琉璃及瓷器的陶工，一律送至此城”。[16]彼時當地有不少模仿中國青花的白釉藍彩陶器，而其模仿對象，最多見的就是元代青花瓷器[17]（圖1），以及稍后的永宣官窯青花，可以證實元青花及永宣官窯在帖木兒帝國的流通，但目前尚未見對洪武官窯青花或釉里紅的模仿。

圖1 撒馬兒罕出土白釉藍彩仿元青花殘片撒馬兒罕國立歷史博物館

克拉維約使團在撒馬兒罕時，還曾經遇見明朝使臣，使臣稱帖木兒七年未納貢，先前因大明國內“兄弟之間，舉兵相爭，大太子最后兵敗，并就大帳中舉火自焚”[18]而無暇顧及，但新天子即位后即遣使前來。這應該就是朱棣得位后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遣使赍詔諭哈烈、撒馬兒罕等處，并賜其酋長金織文綺”[19]的使團?？死S約對中國使團在帖木兒宮廷的情形也有詳細描述，但未提赍贈瓷器的情況。

事實上，在十五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的帖木兒細密畫中，常見藍白相間的陶瓷器與金銀器組合使用，可見其受宮廷喜愛的程度，下文還將詳細論述。但筆者未在十四世紀晚期至十五世紀最初幾年的帖木兒畫作中，看到中國瓷器的痕跡。這也許與這一時段的畫作稀少有關，但綜合前述文獻記載，以及中亞一帶的考古出土及仿制青花情況，我們只能肯定當時有元青花瓷器的輸入及使用，目前尚沒有明確證據表明洪武官窯瓷器的輸入。

二、永宣時期明朝與中、西亞的陸路交往與瓷器饋贈

克拉維約使團在撒馬兒罕時，帖木兒已取得對北邊金帳汗國、西邊奧斯曼帝國和東南面德里蘇丹國戰爭的節節勝利，野心膨脹，意欲恢復成吉思汗帝國的疆土，對于明朝“昔日帖木兒對中國稱臣納貢，現在則拒絕之矣”[20]。帖木兒遂于當年集結大軍，意欲東征明朝，但隨著帖木兒1405 年2 月死于東征途中，籠罩在當時兩個東方最強大國家間的戰爭陰影消散了。

帖木兒死后，帝國分崩離析，繼任的帖木兒之孫哈里于永樂五年（1407）遣人送回被扣留長達十三年之久的傅安、郭驥以及陳德文使團，以示與明朝和睦相處的愿望[21]。1409年，帖木兒幼子沙哈魯奪取王位，將都城遷往赫拉特，明朝稱其為哈烈，撒馬爾罕后由沙哈魯之子兀魯伯管理，皆愿與明修好。

這一情形正與明成祖“銳意通四夷”的積極外交策略相呼應，永樂六年成祖即遣傅安護送撒馬兒罕使臣回國，同時出使哈烈。此后，永樂帝一改洪武時期相對保守的對外政策，積極發展同西域諸國的關系，不斷向西域派遣使臣，使團奔波于赍詔賞賜西域諸國及引領西域使團入明朝貢的路途中。在二十二年間派往西域的使團30 余次，將眾多的西域國家、地區納入大明的朝貢體系之中，其中尤以陳誠、李達四出西域最為著名。在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等地的帶動下，永樂時期向明朝貢的西域國家和地區達到十八個，總計朝貢次數將近一百三十次，開啟了明代陸路交往的黃金時期[22]。

就外交往來中的賞賜品而言，太祖雖強調貢賜往來“薄來厚往可也”，但在給賜時頗為務實，品種、數量等皆相對節儉。而得位不正的永樂帝更需要“萬國來朝”的盛景以強化其正統性，對西域諸國的賞賜格外豐厚大方。在給予西域的賞賜品中，瓷器也明確成為其組成部分。

永樂十七年，以失剌思、亦思弗罕等處使臣辭還，遣中官魯安葉先等送之，并赍勑往勞失剌思王亦不剌金，賜之絨錦金織文綺紗羅玉系腰磁器等物，凡安所經亦思弗罕等處其頭目各有賜，及行亦思弗罕使臣馬哈木等奏愿留居京師，從之，賜赍有加。[23]

從來貢國家看，此時陸路交往已達中東伊朗境內的設拉子（失剌思）、伊斯法罕（亦思弗罕）等處[24]，而官方的瓷器賞賜亦通過陸上交通線路向西輸送。

永樂二十二年，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一往拖西撒馬兒罕失剌思等處買馬等項及哈密取馬者，悉皆停止，將去給賜段疋磁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入庫。[25]

永樂帝駕崩后，新帝登基，按照慣例取消“不急之務”，特別提及將“給賜段疋磁器等件”收入庫，可見這一時期瓷器在赍賜品中的分量不小。

明朝史書之外，伊斯蘭文獻中有更直接的記載。帖木兒帝國史臣阿卜答兒?剌扎黑?撒馬兒罕地（1413-1438）在《兩顆福星之升起及兩海匯聚之地》中寫道：

“回歷八百二十年三月，中國大明汗復遣使至哈烈，其使為李，陳，等四大臣，馬君三百人，赍賜品甚多，有鷹隼、文綺、紅綾、磁瓶等物，并有御賜諸王子公主等件。攜敕一道，中述兩國舊好，冀望兩朝親善關系，永遠不絕”。[26]

回歷820 年3 月為公元1417 即永樂十五年，在《明實錄》中，可以找到與之對應永樂十四年六月的遣使記載：

哈烈、撒馬兒罕、失剌思、俺都淮等朝貢賜臣辭還，俺都淮等朝貢賜臣辭歸，賜之鈔幣，命禮部諭所過州郡宴餞之，仍遣中官魯安、郎中陳誠等赍敕偕行，賜哈烈王沙哈魯等，及撒馬兒罕頭目兀魯伯等，失剌思頭目亦不剌金，俺都淮頭目賽赤答，阿哈麻答罕等白金、纻絲、紗羅、絹布等物有差，并賜所經俺的干及亦思弗罕等處頭目文綺。[27]

兩相對照，這正是李達、陳誠在永樂間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情形?！秾嶄洝穬H記鈔幣文綺等物，但帖木兒的史書明確的永樂青花小碗殘件（圖3），而撒馬兒罕博物館的庫房里，還有當地發掘出土的瓷片，其中可辨識出數片永宣青花殘片（圖4）。2017 年在布哈拉的考古發掘中，也出土了永宣青花的殘片（圖5）[29]。布哈拉即為明代史書中的卜花兒，陳誠使團曾經到過此次，在《西域番國志》中有記載。撒馬兒罕和布哈拉出土的瓷片，見證了當日官窯瓷器由使臣經陸路赍賜的情形。

圖3 撒馬兒罕出土永宣青花碗殘片撒馬兒罕博物館，展出于Amir Timur 博物館

圖4 撒馬兒罕出土永宣青花殘片撒馬兒罕博物館

圖5 布哈拉出土永宣青花殘片

直接考古證據之外，當地出土的本地陶瓷也進一步驗證記載有“磁瓶”，印證官窯瓷器在永樂年間由陸路到達中西亞的頻次顯然高于《實錄》記載。

與文獻材料相呼應，在中亞一帶的出土品中，也保存了珍貴的考古實物。首先是在撒馬兒罕區域，閻焰先生發表了烏茲別克斯坦沙赫里薩布茲博物館展出的明代永樂青花天球瓶殘片（圖2），此瓶出土于塔什干以南150 公里吉扎克附近靠近撒馬兒罕的區域[28]。近年來，Valentina Bruccoleri 對中亞陸路留存官窯青花進行調查，有更重要的發現，Amir Timur 博物館展出了撒馬兒罕出土了永宣官窯在中亞的流布。沙赫里薩布茲博物館展出了一件白釉藍彩花果紋碗，其外壁飾纏枝，碗心繪石榴果實，器型紋樣皆與永樂花果紋碗接近（圖6）。約翰?卡斯維爾發表的撒馬兒罕出土青花花卉紋盤（圖7），板沿、弧腹，其盤沿花卉、盤壁折枝及盤心花紋，明顯帶有永樂青花的痕跡，同書中另一件花鳥紋盤則可見永樂花鳥紋大盤的影響（圖8）。[30]

圖6 沙赫里薩布茲出土中亞仿永宣青花碗沙赫里薩布茲博物館

圖7 撒馬兒罕出土中亞仿永樂青花盤

圖8 撒馬兒罕出土中亞仿永樂青花盤

如前所述，《克拉維約東使記》中已記載當日帖木兒為充實撒馬兒罕城，將大馬士革等地制作的琉璃及瓷器的陶工，送至此城?！睹魇?哈烈傳》中亦記載當地“田美多獲，宜桑與蠶，紈綺細密，磁器精巧”[31]?？梢娙鲴R兒罕和哈烈所在的赫拉特都有陶瓷生產，前述當地出土的器物應該就是本地所產。這些器物對中國官窯青花的模仿，間接驗證了當日類似瓷器曾由明朝使臣赍賜至此地。

帖木兒時期的細密畫也同樣說明問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波斯詩歌選集插圖中的青花玉壺春瓶與酒盞同明初官窯式樣極為類似（圖9）。塞克勒藏《帖木兒慶祝征服德里》中的青花瓶也正是同款（圖10）。兩幅畫中的瓷瓶似乎可以印證前述《兩顆福星之升起》中提及的賞賜品“磁瓶”?？死蛱m《胡尚故事》中同樣器型的瓶則很可能是赫拉特一帶生產的白釉藍彩陶器（圖11），《庭院皇家宴會》所繪者亦以本地陶瓷居多（圖12、13）。細密畫中大量出現的青花陶瓷器是當時上層器用風尚的生動寫照，顯示十五世紀前半的帖木兒宮廷貴族已經養成了使用陶瓷器的習慣，間接顯示當時的赍賜數量與風尚。

圖9 波斯詩歌選集 十五世紀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圖10 帖木兒慶祝征服德里設拉子，1436美國哈佛大學塞克勒博物館

圖11 胡尚的故事, Majma al-tavarikh of Hafiz-i Abru赫拉特 ，1425–50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

圖12 庭院皇家宴會，Shahnama of Firdausi設拉子，1444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

圖13 庭院皇家宴會，Shahnama of Firdausi設拉子，1444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

在現藏托普卡比宮的《行旅圖》中（圖14），可以看到十五世紀在中亞陸路沙漠山谷間車載移動的金銀制品和青花瓷器。從圖中各色人等的服裝、佩飾以及面貌長相觀察，可以判定其中多人來自中國，不排除即為當日之中國使團。倘若如此，畫面展現的很可能正是中國使團經由陸上絲綢之路將明廷賞賜的高級瓷器和金銀制品攜至中西亞的場景。不排除在如今中東的藏品中，也存在部分經由陸路自中亞抵達至此的器物。

圖14 行旅圖托普卡比宮圖書館 H.2153，fols.130r

中國與伊斯蘭文獻、考古出土品、當地仿制品及圖像材料都揭示出永宣時期明廷與中、西亞交往中的官窯瓷器赍賜盛況，與洪武朝有云泥之別。值得注意的是，撒馬兒罕出土天球瓶的殘片，其器型并非中國本土傳統，很可能是模仿伊斯蘭玻璃或金屬器，在伊朗阿德比爾寺、土耳其托普卡比宮均有收藏，透露出此類器物系專為伊斯蘭地區生產的訊息。更說明問題的是，傳世品中所有天球瓶、扁瓶，一旦出現象征皇權的龍紋，則皆為三爪，無一例為五爪（圖15-23）。對比永宣時期明代宮廷自用器上龍紋皆為五爪，而賞賜朝鮮大罐所繪龍紋為三爪的現象，我們可以判斷，這類器物原本并非宮廷自用器皿，應當是專為賞賜伊斯蘭地區而燒制的。這種充分考慮、照顧對方需求的做法，與明成祖積極的對外政策以及對外邦的特殊重視相呼應。永樂帝通過“萬邦來朝”強化自身正統性的愿望強烈，故賞賜手筆極大，充分照顧不同需求，以籠絡外邦，吸引各國來朝，彰顯上國地位，其“大度雄風，為之敷被，太祖始未及矣?！倍褂萌埣y，則是明廷“天下秩序”及等級觀念的反映，五爪龍紋是“天子”身份的象征，賞用瓷器使用三爪龍紋，是對雙方地位和等級的強化，瓷器紋飾亦成為強化身份與秩序的道具。

圖15 景德鎮青花龍紋扁瓶故宮博物院

圖16 景德鎮青花龍紋扁瓶故宮博物院

圖17 景德鎮青花龍紋扁瓶故宮博物院

圖18 景德鎮青花龍紋扁瓶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圖20 景德鎮青花龍紋天球瓶伊朗阿德比爾寺

圖21 景德鎮青花龍紋天球瓶伊朗阿德比爾寺

圖22 景德鎮青花龍紋扁瓶天津博物館

圖23 景德鎮青花龍紋扁瓶英國大維德基金會

三、明中后期的對外交往及文獻所見對中、西亞瓷器賞賜

永樂、宣德時期是明代對外交往的最高峰，永宣以后，明朝國力漸顯頹勢，對于朝貢的巨大支出變得敏感。正統開始，明朝逐漸陷入內外交困的艱難時世，對外西北邊疆不穩，正統十四年更發生“土木堡之變”，對內財政入不敷出，已無財力與熱情支持頻繁的大規模朝貢，遂于海路停罷下西洋計劃，對外不再積極開拓。同時，朝廷對前來朝貢國家的招待、賞賜也都開始節制，不復永樂朝之闊綽優渥。

與此同時，海禁也逐漸松弛，15 世紀末開始，歐洲殖民者航向東方，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相繼以武力占據了南亞、東南亞的重要港市，區域政治經濟秩序受到巨大挑戰。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朝貢體制在明代中后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有鑒于此，學界對于明代中后期對外關系的研究，重心皆轉向海外貿易、中西交涉等層面。

然而明代中后期的朝貢體系雖然急劇衰弱，但并未消亡，其范圍縮小、規模萎縮，但依然維系。明廷在典型朝貢圈，如朝鮮、琉球、暹羅、安南、占城依然保持著傳統的朝貢往來。陸路對外交往亦維持著相當規模，包括撒馬兒罕、哈密、吐魯番、魯迷、天方、捨刺思等。盡管所謂“亞洲內陸圈”并非典型朝貢國，與明廷亦非封貢宗藩關系，其中也可能包含商賈充任的偽使，但相較于海路外交在非典型朝貢圈的急劇萎縮，明代中后期陸路對外交往的重要性甚至還略有上升。下表依據《明史?外國傳》對中后期的朝貢作初步統計，其統計不如《實錄》詳盡，但也基本反映了中后期朝貢外交往來的基本面貌（表一）。

表一 明中后期主要朝貢國一覽表[32]

據上表可一窺明代中后期，明廷在海路、陸路的外交往來。這一時期的朝貢及外交已經不是學界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較為寥落，對于此時對外交往中的瓷器，學界的研究更是幾乎空白。但《明史》及《明實錄》的記載已經透露出一些線索：

《明實錄》載成化二十年：

賜火失阿兒等處羽奴思王虎斑絹、磁器，從其使臣請也。[33]

《明史》日落國條：

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牙復貢，使臣奏求纻絲、夏布、磁器、詔皆予之。[34]

此次賞賜在《實錄》中有更詳細的記錄，弘治元年五月辛巳：

賜迤西地面鎖魯檀馬哈木阿民斡子伯王，琵琶、銀壺、金碗各一事，迤西阿黑麻曲兒干王、迤西日落國亦思刊荅兒、魯密帖里牙王，纻絲、磁器、夏布等物從其請也。[35]

日落國的地望并不清晰，明史只記其永樂中來貢，有研究者甚至認為其與羅馬教廷有關[36]，至今未有公認的結論，但從迤西地面、迤西日落國的方位看，是西亞或以西的國度。雖然地望不明，但無疑都經陸路往來。

《明史》失剌思條：

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卻，量予之。[37]

此條同樣見于嘉靖三年《實錄》：

舍刺思等番使滿刺捏只必丁等三十二種進貢馬匹、方物，各奏討蟒衣、膝襕、磁器、布帛等物，詔量與之。[38]

失刺思即設拉子，永宣時期在帖木兒治下與明廷往來密切，正統、成化、弘治、嘉靖間皆有遣使往來記錄，此處特別提到其與旁近三十二部一起奏討瓷器等物，明廷此次瓷器饋贈的范圍應該不小。

《明史》與《明實錄》中的記載僅此寥寥數語，但透露出重要訊息，即明中后期，瓷器仍然在宮廷外交中持續輸出，且多緣自經陸路前來的使臣求討。在基本史料的基礎上，筆者透過挖掘研究者較少注意到的《回回館譯語》《高昌館課》來文，發現了更為重要的線索。

為了處理對外交往中的語言和翻譯問題，明代在元代基礎上設立四夷館，回回館是其中負責處理、翻譯回回文書的機構。為了培養翻譯，四夷館還負責編寫各自語言與漢語對照的詞匯表，即“雜字”，將所管地區、國家上呈大明皇帝的奏折寫成漢文再附上民族語言譯文，稱為“來文”，兩者合稱“譯語”?；鼗仞^編有《回回館譯語》，其中有來文的版本主要保存在海外，日本東洋文庫本存來文30 篇，去除重復后實有21 篇，柏林國家圖書館本存來文16 篇，內閣文庫本存來文17 篇，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本存來文17 篇，以上各版本去除重復后大約共有24 篇左右來文存世[39]?！秮砦摹分斜Ａ袅烁鲊懸善鞯牟牧希?/p>

天方國使臣塔主丁大明皇帝前進貢五有（玉石）一百五十斤，西馬十匹，望乞收受。求討羅段茶葉磁碗磁盤，望乞恩賜奏得圣旨道。[40]

撒馬兒罕地面奴婢塔主丁皇帝前奏今照舊例赴金門下共進，貢玉石五十斤小刀五百把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討織金段子磁碗磁盤等物，望乞恩賜奏得圣旨知道[41]

大明皇帝前，速壇阿黑麻王奏，我情愿與朝廷出氣力，今奏討金甲，金盔，金鞘刀，撒袋，箭描，金弓，各樣顏色妝的車，各樣顏色妝的磁瓶，琵琶，箏，笛，等件。今差使臣火只馬黑麻副（）阿力等，進貢阿魯骨馬二匹，韃靼馬二匹，騸馬三匹，去了怎生恩賜，奏得圣旨知道[42]。

這些記錄顯示天方國、撒馬兒罕等地曾向明廷討要瓷器，從所貢物品僅有少量馬匹及玉石等情況看，這顯然是明代中后期的情形。對于討要，往往是“天子不能卻”而“量予之”的。天方國、撒馬兒罕及速壇阿黑麻王討要瓷器的情況，顯然補充了《實錄》及《明史》缺失，展現了明代中后期對外瓷器賞賜的更多細節。

對于《回回館譯語》來文作為史料的可靠程度，有學者曾因其波斯文法生硬而有所懷疑，然而已有學者指出這些來文不同于官方使臣攜帶的正式表文，它是使臣向明廷乞討賞賜的請愿書，根據四夷館考察自“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要求官生學習譯寫的要求，這些來文應自底本中揭出，并非捏造，仍具史料價值[43]。更說明問題的是，教習畏兀兒文，負責翻譯吐魯番、哈密等地包括黑婁（即帖木兒赫拉特）往來文書的《高昌館課》來文也有眾多求討要瓷器記錄，反映了同樣的情形[44]：

第三篇：哈密地面差來使臣，都督僉事力伯顏答，仰望天皇帝洪福，奴婢每來京進貢，求討回去，乞賜織金緞子二匹，青二匹，素二匹，磁碗、磁碟，乞賜與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九篇：火州地面差來使臣罕完前來到京進貢，事完求討賞賜回去。望賜與織金緞子、素青緞子，并磁碟等件，奏得圣旨知道。

第十一篇：哈密地面進貢使臣法虎兒丁，大明皇帝前叩頭奏，奴婢每多受恩賜，今回本土，望賜與衣服表里、金繡胸背緞子，并磁壺等件，今乞賜與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十五篇：速壇阿黑麻王差來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奏，朝貢到京，求討賞賜，乞賜銀壺、金碗，及磁碗碟等件的緣故，怎生恩賜，奏得圣旨知道。

第十八篇：速壇阿黑麻王差來朝貢使臣火只法虎兒丁迭兒必失，求討回還本土給賜蟒龍、并磁碗、磁碟等件，賞賜與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二十篇：哈密地面差來進貢使臣把把格等奏，奴婢來京，求討回去，仰望朝廷憐憫，賞賜衣服表里金壺、金碗、磁碟等件，怎生恩賜，奏得圣旨知道。

第二十二篇：亦力把力地面差頭目拾剌馬哈木舍等，朝貢回還，求討賞賜。仰望朝廷憐憫，給賜胸背緞子，并磁碗、磁碟等件，奏得圣旨知道。

第二十七篇：火州地面差來使臣頭目罕完等，奏朝廷，前求討衣服胸背緞子素青緞子紅絹，并磁碗、磁碟，恩賜遠人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四十三篇：阿速地面小奴婢阿把把吉兒叩頭奏，我今仰賴天朝洪福，居邊方一心遵守禮法，不敢違背。今差火只前去進貢：鑌鐵腰刀一把、騸馬九匹。去了乞討應用的物件：金瓶金碗、各色花素磁器等物。如蒙恩賜與的，奏得圣旨知道。

第五十二篇：哈密地面差來使臣火只奏，奴婢遠居邊方，來京朝貢，多受辛苦。望賜與衣服表里、湯瓶、磁器等件，怎生恩賜，奏得圣旨知道。

第五十九篇：曲先地面兀也思王奏，今仰望天皇帝洪福，地方安穩，人民快樂，奴婢每感戴不盡，今備土產方物，專差頭目罕完赴金闕下，求討衣服胸背緞子、素青緞子，并磁碗、磁碟等件，奏得圣旨知道。

《高昌館課》所錄的各函件未注明年、月、日等信息，但函件內容頗可對應史書記載，如《高昌館課》第四十一函記速壇阿力王進貢事，提及“得了哈密城池印信，照例進貢”，與《明史?西域傳》之“（成化）九年春，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修貢如故，一歲中使來者三”相互印證。胡振華先生還將不少《高昌館課》來文與明史印證，證實其史料價值[45]。而從《高昌館課》來文的回鶻文看，其語法亦完全不符合阿爾泰語系語言SOV 型的語法規則，是由漢文逐字直譯為回鶻文的[46]，這與《回回館》譯語來文的情況相似。其中原因尚需語言學者研究，但并不影響其史料價值。

如果將《明史》《實錄》的記載與前述兩館來文與比對，至少在賞賜器物層面來文與史實亦相當吻合，如：

《明史》失剌思條：

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卻，量予之。

《明史》天方條：

正德十三年，王寫亦把剌克遣使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牙刀諸物，詔賜蟒龍金織衣及麝香、金銀器。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兒等遣使貢馬、駝、方物……所進玉石悉粗惡，而使臣所私貨皆良。十一年遣使偕土魯番、撒馬兒罕、惟密諸國來貢，稱王者至三十七人……天方及土魯番使臣，其籍余玉石、銼刀諸貨，固求準貢物給賞。禮官不得已，以正德間例為請，許之。

《殊域周咨錄》天方條：

（嘉靖四年）天方國使臣火者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進貢……初來投進番文十一道，除進貢方物驗收題賞外，又求討蟒衣、金盔等項”[47]

《明實錄》嘉靖二十二年十月：

土魯蕃、天方國、魯迷、撒馬兒罕等夷奏乞中國幣物，量以金段、茶、藥、器物給之[48]

上述正史史料顯示失剌思、撒馬兒罕、天方、吐魯番等西域國家往往結伴朝貢，貢玉石、刀、馬等，求討蟒衣、膝襕、磁器、布帛、茶、藥等。

而回回館來文：

撒馬兒罕使臣哈非子，大明皇帝前進貢西馬六匹、小刀一百把，望乞收受，求織金緞子茶葉，望乞恩賜，奏得圣旨知道。

撒馬兒罕地面奴婢哈非子，大明皇帝前奏，今奴婢照舊例赴金門下叩頭，進貢西馬、達馬，剛鉆等物。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討織金花樣段子，酒金箋紙等物。望乞恩賜，奏得圣旨知道[49]。

吐魯番使臣阿力等，大明皇帝前奏，今奴婢照舊例赴金門下叩頭，進貢阿魯骨馬五匹，玉石一百斤，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討織金段子，高麗布，各色絨線，茶葉等物。望乞恩賜，奏得圣旨知道[50]。高昌館來文：

速壇阿黑麻王差來朝貢使臣火只法虎兒丁迭兒必失，求討回還本土給賜蟒龍、并磁碗、磁碟等件，賞賜與的，奏得圣旨知道。

哈剌懷地面也先卜花王叩頭奏，今仰慕朝廷好名聲，特差頭目皮兒馬哈麻等進貢，珊瑚二枝，瑪瑙二塊，番紅花五十斤，硇砂二十斤，就乞討大紅織金胸背緞子，通袖膝襕緞子，湯瓶，馬革占等物，望賜與的，奏得圣旨知道。

來文顯示這些國家、地區貢馬、玉石、小刀等，求討蟒龍及各色織金緞、膝襕、瓷器、金銀器、布匹等，與明代史書中的記載完全吻合，可以驗證來文作為史料的可靠性。極少數傳統史書中未出現者，如撒馬兒罕討要的灑金箋紙，在存世帖木兒王朝書籍、細密畫中，也可以找到書寫于中國箋紙之上者（圖24），時間、器物、物品皆相合，進一步證明來文記錄不虛。

圖24 哈菲茲詩集 帖木兒王朝1451 年 明灑金箋紙大英圖書館

退一步說，即便來文漢語可能有所截取，但其與正史在賞賜器物方面的高度吻合，也證明其顯示的“需求”真實無誤?！痘鼗仞^譯語》、《高昌館來文》中眾多求討瓷器的記錄反映了西域國家和地區統治者對高等級瓷器的喜愛和索求?，F存《高昌館來文》89 條，其中涉及討要瓷器的有11 條，現存《回回館來文》約24 條，涉及求討瓷器者3 條，顯示出類似的索求頻次。事實上，中、西亞伊斯蘭地區文化、審美、習俗接近，朝貢往往結隊前來，需索大體類似。撒馬兒罕、天方、日落國、魯迷等中亞、中東地區對瓷器的需求和喜好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養成”自永宣時期的慷慨饋贈，對瓷器的偏好在明中后期延續下來，現在中東留存的器物便是當地偏好中國瓷器的明證。

與永樂朝多次主動派遣使臣赴西域赍賜不同，中后期的交往及饋贈不及此前積極主動，多因使臣奏討給賜。留存至今的來文相對實際數量只能是一鱗半爪，前文《明中后期主要朝貢國一覽表》對撒馬兒罕、魯迷、天方、失剌思、日落國往來的統計也只是當時外交往來的一部分。明代中后期，文獻中已明確記載有對日落國、失剌思、天方、撒馬兒罕的瓷器賞賜，除此之外，根據來文討要的規律，以及《明會典》中“求討、請旨量與物件，到京者照名給散，在衛者，請敕開付差來人領去”的規定[51]，尚另有一定數量的瓷器透過外交賞賜到達域外，這在以往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

四、明中后期與西亞的陸路外交及當地留存官窯瓷器

從實物角度看，海外出土及舊藏的明代中晚期官窯其實也有一定數量，但以往對這一階段的外交朝貢往來認識不足，因此一直僅從明后期官窯管理不嚴，器物透過私人貿易流入海外的角度加以認識。

明代中后期，御器廠管理不如早期嚴格，嘉靖朝官窯燒造更開始采取官搭民燒的方式，確實有部分器物流入市場。1556 年訪問廣州的葡萄牙傳教士克路士曾經記錄“瓷器有極粗的，也有極細的；有的瓷器公開售賣是非法的，因為只許官員使用，那是紅色的和綠色的，涂金的及黃色的。這類瓷器僅少量偷偷出售?！盵52]克路士訪問廣州是在嘉靖三十五年，能夠見到私下販售的宮廷專屬黃釉瓷器，可見確實有部分官窯瓷器私下販售，進而透過葡萄牙及沿海私商的貿易網絡流通至海外。

然而，前述歷史及文獻梳理已經顯示了當時官窯瓷器透過外交賞賜流通至海外的通路，尤其是經陸路自中亞直至中東的交流路線。透過《明實錄》的記載，明代中后期明廷與撒馬兒罕、天方、失剌思、魯迷的往來頗為密切。近年來引起廣泛關注的故宮博物院新入藏之《絲路山水地圖》（圖25），以及嘉靖刻本《陜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圖》與《西域土地人物略》，臺北故宮藏《西域土地人物圖》皆顯示明代中后期出嘉峪關經新疆至中亞、中東的路線不容低估，后二圖中天方至魯迷段的描繪更顯示與中東一帶的交通（圖26）。

右圖29 景德鎮窯正德孔雀藍釉魚藻紋青花盤伊朗阿德比爾寺

圖25 《絲路山水地圖》撒馬兒罕段故宮博物院

圖26 《西域土地人物圖》天方至魯迷段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27 十六世紀中亞、西亞地理圖（部分）采自趙永復《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亞、西亞地名考釋》

左圖28 景德鎮窯成化白釉盤伊朗阿德比爾寺

結合文獻記載與學界對前述地圖地名的研究，可以基本明確撒馬兒罕即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兒罕；天方《明史》中明載“一名天堂，又曰默伽，……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53]，顯然是穆斯林教圣地麥加無疑；失剌思則早在洪武末傅安出使帖木兒被扣留期間，“其主與群下驕倨，欲夸其土地之廣，遣人導安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至黑魯諸城，計萬千余里。凡六年反其國”[54]，為伊朗南部之名城設拉子，當然亦不排除可能是帖木兒在中亞薩控赫斯建立的同名之城；而魯迷“去中國絕遠”，出現在《西域土地人物圖》中，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即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55]。

天方、魯迷皆位于今中東地區，而集中顯示當地瓷器收藏的伊朗阿德比爾寺及土耳其托普卡比宮中，有不少明代中后期官窯瓷器，包括白釉、黃釉、青花、孔雀藍釉青花等品種，年代橫跨成化至萬歷，甚至包含部分可能上溯至十五世紀中期的產品[56]。阿德比爾寺的白釉瓷盤底部書“大明成化年制”款（圖28），另有五件“大明弘治年制”及一件“大明正德年制”同款瓷盤。正德青花盤內外書寫阿拉伯文字，外沿書“大明正德年制”官款（圖31），孔雀藍釉青花則書“正德年制”四字楷書款（圖29）。另有成化至萬歷的青花等官窯器物多件（圖32、33）。托普卡比宮的官窯黃釉、白釉盤碗自弘治至嘉靖，官窯青花則包括盤、碗、瓶、罐乃至龍缸等器型（圖34-41）。明代后期，禮制松弛，賜服中五爪蟒紋日漸增多，與龍紋難以區分。前述求討來文中，不乏求討蟒衣者，對五爪龍紋的禁忌亦不復嚴格。

圖31 景德鎮窯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盤伊朗阿德比爾寺

圖32 景德鎮窯萬歷青花碗伊朗阿德比爾寺

圖33 景德鎮窯萬歷青花龍紋缸伊朗阿德比爾寺

圖34 景德鎮窯弘治黃釉盤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圖35 景德鎮窯弘治白釉碗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圖36 景德鎮窯正德黃釉碗土耳其托普卡比宮圖

圖37 景德鎮窯嘉靖黃釉碗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圖38 景德鎮窯嘉靖青花花卉紋盤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39 景德鎮窯萬歷青花花卉紋盤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圖41 景德鎮窯萬歷青花龍紋缸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兩地藏品中的明代中后期官窯，尤其是其中早于官搭民燒階段，御器廠管控尚較嚴格的成化、弘治、正德朝產品，其流入渠道可能比以往的認識更為多元。筆者不否認其中部分器物可能積存至晚期后經私商流通出海，亦贊同兩地明后期官窯中存在經海路轉運而來的部分。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鑒于明中后期與中、西亞的交往，以及文獻中明確的給賜記錄，兩地藏品中應當也保存了經由官方外交饋贈流通至此的部分，這是以往為學界忽視的情況。

梳理明代中后期明廷與天方、魯迷、失剌思等地的往來，有助于進一步了解當時的交往及貢賜物品流通情況（表二）。

表二 明中后期天方、魯迷、失剌思與明廷往來[57]

據上表所示，魯迷、天方、設拉子在明中后期同明廷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外交往來，除極少數由海路前來的特例外，他們往往與撒馬兒罕、吐魯番、哈密等共同經陸路前來。盡管明廷已察覺“番使多賈人，來輒挾重貲與中國市”，“西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各國稱王者百五十余，皆非本朝封爵……蓋西域賈胡詭立名色，以僥賚予”[58]，但并不禁絕。且因通事“皆以色目人為之，往往視彼為親，視我為疏，在京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令其潛買禁物”，結合前述來文中的瓷器求討記錄，這些來華使臣對瓷器的求討恐怕不少，上述兩大舊藏中源自官方賞賜的部分也許不在少數。

土耳其托普卡比宮藏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諭能進一步充實、補強我們對明廷與西亞外交往來的認識。敕諭由明朝頒給剌兒地面頭目咩力兒吉，以漢、蒙兩種文字書寫：

皇帝敕諭“剌兒地面頭目咩力兒吉，爾世居西土，敬順天道，尊事朝廷，遣人遠來朝貢，忠誠可嘉，特賜爾綵幣表里……頒賜 纻絲：晴花骨朵云綠一匹、晴細花藍一匹、暗細花綠一匹、暗細花紅一匹、素青一匹、素紅二匹、素綠一匹，綵絹：紅四匹、藍四匹”[59]。

發表這份敕諭的哈佛Cleaves 教授指出剌兒地面即今伊朗法爾斯省東南部的拉里斯坦（Capital of the district of Laristan, to the southeast of Fars），但他未能在《明實錄》中找到對應記載。筆者查檢后認為此即景泰三年十二月一日“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里頭目脫脫不花，亦力把里地面也先卜花王并妃……等一百二十一處地面頭目俱遣使來朝，貢馬，賜宴并彩幣表里纻絲襲衣等物，仍命來使各赍敕書彩幣表里，歸賜其王及妃并頭目有差”[60]。剌兒地面頭目咩力兒吉是“一百二十一處地面頭目”之一，此即賞賜中的一份。

《明實錄》中的這條記錄歷來未引起學界注意，其地距離伊朗設拉子不遠，與詔敕對應，可知明朝在中期與西亞仍保持著可觀的陸路交往規模。詔書保存在托普卡比宮，反映了中東一帶高等級物品向奧斯曼宮廷聚集的事實，亦進一步提示其藏品中部分高等級瓷器的來源。當然，這份詔敕也提示我們，不應過高估計當時對外賞賜瓷器的頻次與數量，彩幣緞匹是對外賞賜的主流與標準配置，中后期的瓷器賞賜可能多來自求討及特賜，數量與頻次應當有限。下一步的工作，應該是進一步梳理中、西亞的相關藏品及出土品，尤其是關注中亞出土明中晚期官窯及中東藏品上的刻銘與舊藏記號，這些材料蘊含著器物來源及流通的更多信息，相信梳理之后會有更多發現。

在明朝的對外交往中，官窯瓷器是重要的“國禮”之一，由使臣攜往各地，成為籠絡海外諸國、強化關系及秩序的道具。在輸出線路上，我們不應只關注鄭和下西洋的海路航線，在明廷與中、西亞的往來中，陸上線路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時間軸線上，我們也要對不同時段的情形有更精確地把控：對洪武朝的輸出不應估計過高，不同于以往的模糊推斷，目前的材料并不能證實此時明廷已經在與中亞的交往中使用官窯瓷器作為赍賜[61]；永樂、宣德時期，與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相呼應，陸路外交及瓷器饋贈同樣呈現出明顯的“爆發”態勢，中國及伊斯蘭文獻、考古出土品、當地仿制品及帖木兒細密畫共同拼合出這一盛景；對于明代中后期的情形，則不應估計過低，相較于海路外交的急劇萎縮，陸路交往延續了相當規模，而《回回館譯語》、《高昌館課》等史料更顯示這一時段明廷因中、西亞需索而不斷持續的瓷器赍賜，因而有必要重新思考部分中東留存明代中后期官窯瓷器的輸入途徑。

注 釋：

［1］ 關于陸路交往中的瓷器饋贈，目前僅有少數研究者關注，見閻焰.從”帖木兒”時代出現在撒馬兒罕附近的永樂青花看當地的窯事[M] // 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中華文物學會四十周年紀念.臺北，2019，以及Valentina Bruccoleri.Recent discovery of an early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hard from the citadel of Bukhara [J].Newsletter number 30 May 2022,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2022.而對于明代中晚期的情形，目前似未見正式研究。

［2］ 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31。

［3］ 太祖高皇帝實錄[A].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壬辰條；卷一百九十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丙戌條；卷一百九十七，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乙未條；卷二百十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壬午條；卷二百四十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甲寅條。

［4］ 關于洪武朝對外賞賜中的瓷器，筆者在博士論文《明清對外賞賜瓷器研究中》已有討論，限于篇幅，此處不再詳述，將另文討論。

［5］ Sharaf al-Dīn ?Alī Yazdī.Translated by John Darby.The History of Timur-Bec: Known by the Name of Tamerlain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Being an Historical Journal of His Conquests in Asia and Europe[M].1723：541.

［6］ 同 前 注，頁159，“女 奴”前 另 有magnificent habits，但其意不明。

［7］ 同前注，頁381。

［8］ 同前注，頁507。

［9］ 同前注，頁483。

［10］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東使記[M].楊兆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3。

［11］ Ruy González de Clavijo，Translated by Clements R.Markham, F.R.G.S.,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D.1403-6，London,Hakluyt society，p.124-125.

［12］ 同前注，頁171。

［13］ 這一段在中譯本中有所省略，但英譯本及西班牙語原文中，均有瓷器的記載，西班牙原文稱為“porcelanas”，區別于釉陶“barro vidriado”。英文版同前注，頁134，西班牙全文檢索：https://www.cervantesvirtual.com/obra-visor/viday-hazanas-del-gran-tamorlan-con-la-descripcionde-las-tierras-de-su-imperio-y-senorio--0/html/feed4b6c-82b1-11df-acc7-002185ce6064_2.htm#2。感謝意大利威尼斯大學博士后王琳婷（Valentina Bruccoleri）提示西班牙語本中“porcelanas”與“barro vidriado”的區別。

［14］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東使記[M].楊兆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37。

［15］ 同前注，頁148。

［16］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東使記[M].楊兆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56-157。中文翻譯為琉璃及瓷器，西班牙語原文為“y los que labran el vidrio y barro”，是玻璃和釉陶工匠。

［17］ Valantina Bruccoleri, Porcelaine et influences chinoises,Splendeurs des oasis d'Ouzbékistan Sur les routes caravanières d’Asie centrale [M].2022：290.

［18］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東使記[M].楊兆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58。

［19］ 太宗文皇帝實錄[A].卷十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條。

［20］ 同前注，頁127。

［21］ 張連杰.試論明前期與中亞西亞諸國的交往[D].西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2。

［22］ 袁小湉.明代中后期宮廷涉外交往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8。

［23］ 太宗文皇帝實錄[A].卷二百十二，永樂十七年五月己巳條。

［24］ 設拉子、伊斯法罕皆為伊朗境內的名城，傅安遭扣留期間，帖木兒曾安排傅安遠赴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設拉子等地觀覽，以夸耀疆域之廣。從稍后的《絲路山水圖》、《西域土地人物圖》等地理輿圖上的標注看，明廷對這些地點都有清晰認識，因此《明史》中所指很可能即此。但與此同時，帖木兒為彰顯帝國實力，也以歷史名城之名在中亞建城，撒馬兒罕西邊薩拉赫斯亦有失剌思城，不排除這里的失剌思也可能指中亞的設拉子。

［25］ 仁宗昭皇帝實錄[A].卷一上，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條。

［26］ 邵循正.有關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系[M]//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27］ 太宗文皇帝實錄[A].卷一百七十七，永樂十四年六月己卯條。

［28］ 閻焰.從”帖木兒”時代出現在撒馬兒罕附近的永樂青花看當地的窯事[M]//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中華文物學會四十周年紀念.臺北：中華文物學會，2019。

［29］ Valentina Bruccoleri.Recent discovery of an early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hard from the citadel of Bukhara [J].Newsletter No.30, May 2022,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2022; Valentina Bruccoleri.From Jingdezhen to Samarkand: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Timurid Cnetral Asia[J].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Vol.86,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2022.

［30］ John Carswell.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M].British Museum Press, 2007.

［31］ 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

［32］ 本表依據《明史?外國傳》統計，《明實錄》的記載較此詳盡，但相關數據已能反映明中后期朝貢基本面貌。后文將根據《實錄》詳細統計重要國家.需要說明的是，作為明廷最忠實的藩屬國，朝鮮逢圣節（皇帝生日）、正旦、冬至、千秋（太子生日）及因請封、慶慰、謝恩等事由頻繁入貢，因往來繁多，故《明史》中并未加以詳細記錄，表格中未加反映。

［33］ 憲宗純皇帝實錄[A].卷二百五十一，成化二十年四月賜火條。

［34］ 張廷玉.明史[M].卷三百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20。

［35］ 孝宗敬皇帝實錄[A].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賜迤條.

［36］ 廖大珂.日落國”考證——兼論明代中國與羅馬教廷的交往[J].廈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110-116。

［37］ 張廷玉.明史[M].卷三百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20。

［38］ 世宗肅皇帝實錄[A].卷三十六，嘉靖三年二月戊申條。

［39］ 胡振華.珍貴的回族文獻：《回回館譯語》[J]，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1995（2）:87-91。

［40］ 胡振華，胡軍.回回館譯語[M].中央民族大學東干學研究所，2005:241。

［41］ 胡振華，胡軍.回回館譯語[M].中央民族大學東干學研究所，2005:245-246。

［42］ Graeme Ford.The Persian College Exemplary Letters in the Late Ming ‘Huayiyiyu’ Dictionary [M] // Persian translating at the Ming court，Macquarie University，2022.

［43］ 張文德.明與中亞帖木兒王朝往來的語言問題[J].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十八輯），上海古籍，2006。

［44］ 胡振華 黃潤華.明代文獻高昌館課（拉丁字母轉寫本）[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45］ 胡振華 黃潤華.明代高昌館來文及其歷史價值[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1):47-52。

［46］ 景治強，劉林.明代回鶻文文獻《高昌館課》的語言研究[J].現代語言學，2022，10(5):932-941。

［47］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M].卷十二：拂菻?天方國條.北京：中華書局，2009。

［48］ 世宗肅皇帝實錄[A].卷二百七十九，嘉靖二十二年十月朝鮮條。

［49］ Graeme Ford.The Persian College Exemplary Letters in the Late Ming ‘Huayiyiyu’ Dictionary [M] // Persian translating at the Ming court，Macquarie University，2022.

［50］ 同前注。

［51］ 大明會典[A].卷一百一十一。

［52］ 伯來拉?克路.南明行紀[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152。

［53］ 張廷玉.明史[M].卷三百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20。

［54］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上中下）[M].北京：中華書局，1997。

［55］ 趙永復.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亞、西亞地名考釋[J]，歷史地理（第二十一輯）； 周運中.明代《絲路山水地圖》的新發現[J].；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01）。

［56］ 關于十五世紀中期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官窯生產，香港中文大學、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都曾舉辦展覽，揭示可能的生產情況。然而，關于部分產品的窯址地層、精確斷代，仍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為謹慎起見，本文仍然采用十五世紀中期的籠統說法。

［57］ 據《明史》及《明實錄》統計。

［58］ 世宗肅皇帝實錄[A].卷一百九十六，嘉靖十六年正月禮部條。

［59］ Francis Woodman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Edict of 1453 in The Topkapi Sarayi Müzes? [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3, No.3/4 (Dec.,1950), 1950:431-446.

［60］ 英宗?；实蹖嶄沎A].卷二百二十四，景泰三年十二月哈密條。

［61］ 有關明代 “洪武”官窯瓷器及洪武朝對外交往中的瓷器饋贈與賞賜，有諸多新問題需要厘清，筆者將另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