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中的瓷器
——15 世紀的明代宮廷用瓷

郭學雷

15 世紀的明代宮廷用瓷，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地位顯赫。其在工藝、科技與藝術方面，不斷創新與突破，新品迭出，成為后世追摹典范。作為專為供奉帝王及滿足宮廷各類需求而生產的瓷器門類，其與宮廷莊重繁縟、等級森嚴的各類政治與生活禮儀更是密不可分。明朝立國后，明太祖朱元璋為重振華夏傳統，襲前代之制，尊孔崇儒,倡導理學,制禮作樂，建樹最多，對有明一代影響至深[1]。大凡明廷政治及帝王與家眷日常生活所涉及的所謂吉、兇、軍、賓、嘉五禮，大都離不開瓷器。尤其是吉禮中的祀典、嘉禮中的朝會，賓禮中的朝貢、遣使等，瓷器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在宮廷禮儀的視角下，對15 世紀的宮廷瓷器做一初步考察，以期將宮廷瓷器背后最核心的歷史文化內涵逐步挖掘呈現出來。

一、吉禮用瓷

吉禮即祭祀之禮，古人以祭祀求吉祥，故稱吉禮?！皣笫?，在祀與戎?！奔Y在國家管理及宮廷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吉禮作為五禮之冠，主要包括祀天、祭地及祭祀宗廟、社稷、日月、先農、太歲風雷雨電師、岳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旗纛（dào)、祭厲、神祇、三皇、孔子等內容。據明初典籍中有關祭器的記載可知[2]，明朝復雜的祭祀體系，祭器皆用瓷，這早已被學界所熟知。

從相關文獻來看，歷朝國家祭祀器用的數量都非常龐大。以宋朝為例，僅“祀天”一項，就需各類祭器多達九千二百五十件[3]。明朝雖無確切統計，但可以推知其祭器數量也一定頗為可觀。正是在宮廷祭祀禮器龐大需求的刺激下，明朝宮廷瓷器的生產拉開了序幕。

1.洪武朝祭器

明代宮廷用瓷的創燒，與明初應天府（南京）及明中都的建設，特別是與建國初始宮廷祭祀禮儀的迫切需求密切相關。應天府始建于明正式立國前的至正二十六年，洪武二十五年基本完工。建有太廟、社稷壇、奉先殿等祭祀建筑。明中都是朱元璋的龍興之地，其始建于洪武二年，洪武八年罷作。洪武四年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諸壇和太廟。洪武六年，立功臣廟、歷代帝王廟及中都城隍廟。洪武十一年，改建皇陵及修建十王四妃墳[4]。

以上祭祀建筑及皇陵的修建，迫切需要大量的祭祀用瓷，以備各類祭祀禮儀之需。從文獻證據來看，明廷擬定“祭器皆用磁”的時間，是在明朝兩座皇城建設初始的洪武二年，這恰恰反映出明朝立國伊始，因皇城祭祀建筑大規模建設而引發的對祭祀用瓷的迫切需求。由此還可知，盡管有關洪武二年景德鎮設置御器廠之說，學界尚存較大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至遲在該年，明廷已在景德鎮組織生產宮廷用瓷是毋庸置疑的。

目前能夠確認的洪武祭祀用瓷，主要是各類顏色釉瓷的盤、碗一類，即文獻所載祭祀用瓷的“盤盂之屬”。這類瓷器的裝飾主要是模印兼刻劃的云龍紋、也有少量鳳紋。釉色有白釉、紅釉、天藍釉、黑釉、黃釉、外黃內白、外黑褐內藍、外藍內紅、外白內黑褐等品種。鳳紋瓷器，僅見白釉品種。

查檢相關考古與調查資料，見有1979 年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洪武紅釉高足杯殘片（圖1）、1988 年景德鎮中華路西側出土紅釉印劃云龍紋碗殘器（圖2）[5]；1997 年景德鎮御窯廠附近基建工地采集的外黃內白釉印劃云龍紋盤殘器（圖3）、內外黃釉盤殘片，還發現未施低溫釉的素坯，有的內外均無釉，有的內施白釉，外澀胎[6]；2008 年景德鎮采集的黑褐釉盤殘片（圖4）[7]；南京明故宮遺址出土的外黑內綠釉印劃云龍紋碗殘片[8]、外黑褐內藍釉模印云龍紋碗殘片（圖5）[9]；北京也發現了純黃釉碗殘片（圖6）[10]。

圖1 左：洪武紅釉高足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右：洪武紅釉高足杯殘片 1979 年景德鎮珠山御廠遺址出土

圖2 洪武紅釉印劃云龍紋碗1988 年景德鎮中華路出土

圖3 洪武外黃內白釉印劃云龍紋盤1997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附近基建工地采集

圖4 洪武褐釉盤殘片2008 年景德鎮采集

圖5 左：洪武外黑內綠釉印劃云龍紋碗殘片南京明故宮遺址出土右：洪武外褐內藍釉模印云龍紋碗殘片 南京明故宮遺址出土

圖6 洪武黃釉印劃云龍紋碗殘片北京采集

館藏品方面，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紅釉印劃云龍紋盤，白釉印劃云龍紋碗（圖7）；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紅釉印劃云龍紋碗（圖8）：首都博物館藏紅釉印劃云龍紋盤[11]；上海博物館藏白釉印劃云龍紋盤（圖9）；大英博物館藏有外黑褐內藍釉印劃云龍紋高足杯、盤（圖10、11），紅釉印劃云龍紋盤（圖12）、碗，白釉印劃鳳紋盤、碗（圖13、14）[12]；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藏外白內黑褐釉印劃云龍碗（圖15）[13]；日本出光美術館藏白釉印劃鳳紋盤、紅釉印劃云龍紋盤、外藍內紅印劃云龍紋碗（圖16）[14]；日本安宅美術館藏紅釉印劃云龍紋碗[15]；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外褐內藍釉印劃云龍紋高足杯[16]；此外，深圳小雅齋藏一件內外均施藍釉的印劃云龍紋碗（圖17）。

圖7 洪武白釉印劃云龍紋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洪武紅釉印劃云龍紋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洪武白釉印劃云龍紋盤上海博物館藏

圖10 洪武外褐內藍釉印劃云龍紋高足杯大英博物館藏

圖11 洪武外褐內藍釉印劃云龍紋盤大英博物館藏

圖12 洪武紅釉印劃云龍紋盤大英博物館藏

圖13 洪武白釉印劃鳳紋盤大英博物館藏

圖14 洪武白釉印劃鳳紋碗大英博物館藏

圖15 洪武外白內黑釉印劃云龍紋碗日本大和文華館藏

圖16 洪武外藍內紅釉印劃云龍紋碗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17 洪武天藍釉印劃云龍紋碗深圳小雅齋藏

圖18 洪武白釉“天”字碗 明中都皇陵出土

關于洪武朝的這類祭祀用瓷，陸明華認為，大量祭祀用品可能是單色釉產品，白釉瓷應是祭器主流，還有青釉瓷器[17]。路杰主要聚焦印劃云龍紋的顏色釉瓷，認為這類瓷器開辟了明清官窯祭祀色釉裝飾用瓷的先河。而里外兩色釉組合不同的器物，是適應不同祭祀主體的需要[18]。筆者大致認同二位的觀點，下面著重探討這類祭器的具體祭祀對象問題。

據筆者掌握的證據來看，上述洪武朝的色釉瓷主要與祀天、祭地、祭社稷有關。

先來看祀天?！睹骷Y》卷一?吉禮?第一“幣”條：祀天用“幣”，“國朝正配位用蒼，大明以紅，夜明、星辰太歲皆用白?！盵19]

接下來看祭地?！睹骷Y》卷三?吉禮?第三“帛”條：“國朝方丘正位幣仍以黃，從祀幣各從方色，配位帛用白?！盵20]

再來看社稷?！睹骷Y》卷八?吉禮八“幣”條：“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黝黑也，祭社稷幣同牲色也?！粕琊乓孕?，用黑繒四，各長一丈八尺。宋元及國朝皆同唐制?！盵21]

以上是祀天、祭地、祭社稷的用“幣”（即祭祀用帛）配色情況。參酌《大明會典》載：“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解”的內容[22]，可知嘉靖新定四郊各陵祭器的顏色，與洪武朝祀天、祭地、祭社稷的幣帛用色完全一致。而從現存洪武色釉瓷來看，早在洪武朝就已有針對特定祭祀對象的瓷器用色意識了。

綜上分析推知，洪武年間祭祀用瓷釉色，大致與祭祀對象的幣帛用色一致。祀天正配位“幣”用蒼色，對應瓷器就是天藍色。深圳小雅齋藏一件海內外僅存的內外皆施藍釉的云龍紋碗，其藍釉淺淡，有學者稱之為霽青，恰似雨后天青之色，正是用來祀天的最佳釉色（圖17）。而祀天之幣“大明以紅”，對應則是紅釉瓷。景德鎮出土的紅釉高足杯殘片、印劃云龍紋碗，臺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紅釉盤、碗，就是祀天“大明”（太陽）位的最佳匹配祭器（圖1、2、8、12）?！耙姑?、星辰太歲”之幣“皆用白”，對應的顯然是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大英博物館藏白釉碗、盤一類（圖7、9、13、14）。

祭地的“方丘正位幣仍以黃”，對應的當然是純黃釉瓷器。景德鎮、北京等地發現的內外施黃釉盤、碗，即是祭地的最佳器具（圖6）?！芭湮徊冒住?，因明代祭地配位是仁祖淳皇帝，也就是太祖朱元璋的父親，所以其祭器用白，也與明代宗廟、奉先殿祭祖用白瓷的規定一致。

前揭祭社稷“唐社稷幣以玄色 ……國朝皆同唐制”。這里的幣用“玄色”，是指什么顏色呢？參酌《古今韻會舉要》載：“凡玄色緅緇之間，是黑而有赤色也”的說法[23]，可知玄色即黑中帶紅之色，其對應當是黑褐色釉瓷器。2008 年景德鎮采集的一片黑褐色釉殘片，原以為是沒燒成功的次品，現在才恍然大悟，其黑中帶褐的色澤，原來是在追摹緅緇之間的玄色（圖4）。此外，大英博物館藏外黑褐色云龍紋盤、高足杯，其外璧的黑褐色，黑中帶赤，也是所謂的“玄色”（圖10、11）。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藏一件外白內褐釉的云龍紋碗，其內壁也呈典型的玄色（圖15）。由此看來，以上“玄色”瓷器，均或可能與祭社稷有關。

至于洪武色釉瓷器中流行的內外兩種顏色不一的情況，路杰認為與祭祀中的主神與其他神明作為陪祀有關。這一問題比較復雜，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不過，這群兩色釉瓷器，其祭器的屬性應是毋庸置疑的。

以目前的證據來看，確如陸明華所言，洪武朝的祭器，白釉瓷是主流。據筆者的觀察，其主要用于宗廟、太歲風云雷雨師、釋奠先圣先師、三皇以及祀天的夜明、星辰、太歲的祭祀。

白瓷用以宗廟祭祀的證據，從《明史》載：“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幾筵龍鳳文白瓷祭器”的內容[24]，可以得以證實。另據《明集禮》卷四?吉禮?第四載：“唐郊祀録禮神之制幣，告宗廟用白色，宋元至國朝皆因古制?！盵25]也可證實告宗廟用幣之白色，與宗廟祭器色澤一致。

另參酌《明集禮》卷十三?吉禮?十三載：“國朝太歲風云雷雨師，各用一太牢，其幣則唐宋元及國朝皆以白 ”、《明集禮》卷十六?吉禮?十六載 ：“周制釋奠先圣先師行事必以幣，唐宋元以及國朝幣皆用白色”、《明集禮》卷十六?吉禮?十六載，祭祀三皇“元及國朝皆用白幣”的記載推知，太歲風云雷雨師、釋奠先圣先師、三皇的祭祀，其祭器也對應白色。

至于皇陵的祭祀，從明中都皇陵出土的“天”子款白瓷碗可知，其與宗廟祭器相同，皆用白瓷。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朝皇室祭祀祖先的瓷器中，已有性別的區分。存世量較多云龍紋瓷器是用以祭奉男性祖先。而大英博物館藏模印鳳紋碗、盤一組（圖13、14），應是專為祭祀太后、皇后等燒造。

景德鎮之外，處州龍泉窯也是明初宮廷瓷器的重要產地?！睹骷Y》卷十二·吉禮十二載，祭先農“自唐宋以來皆用青幣”[26]。因洪武朝景德鎮尚無發現青釉產品，而至遲洪武二十六年，宮廷已在處州龍泉定燒瓷器[27]，故知祭祀先農的瓷器，以龍泉青瓷為首選。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洪武龍泉窯青釉刻花龍紋碗，與景德鎮的洪武色釉瓷釉諸多共通之處，可歸入祭先農青瓷一類（圖19）。

圖19 洪武龍泉窯青釉刻花龍紋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明中都、南京明故宮發現的建筑用瓷構件，與宮廷的禮儀建筑密切相關。明中都采集有釉里褐龍紋瓦當（圖20）、白釉龍紋瓦當、黃地白龍瓦當、黃地白鳳紋滴水（圖21 左）、醬地黃鳳紋滴水、白釉開片瓷桶瓦、白釉瓷桶瓦、卷草紋白釉瓷構件（圖22）、黑地白草云紋構建等，數量可觀，有的還有“浮梁”、“鄱陽縣”的題記[28]。南京明故宮也出土與明中都風格相同的釉里紅鳳紋滴水、龍紋瓦當（圖24）。景德鎮出土的卷云紋白釉瓷構件（圖23）、澀胎白鳳紋滴水（圖21 右），可證實上述明中都出土瓷制構件，確實來自景德鎮。明中都建于洪武二年，洪武八年即停工，可知這批禮儀建筑用瓷為洪武早期景德鎮所產無疑。

圖20 洪武釉里褐龍紋瓦當安徽鳳陽明中都采集

圖21 左：洪武黃地白鳳紋滴水 安徽鳳陽明中都采集右：洪武澀胎白鳳紋滴水 景德鎮出土

圖22 洪武卷草紋白釉瓷構件 安徽鳳陽明中都采集

圖23 洪武卷草紋白釉瓷構件 景德鎮落馬橋出土

圖24 洪武釉里紅鳳紋水滴、龍紋瓦當南京明故宮遺址出土

除了以上色釉瓷器之外，洪武還有一些其他品類的瓷器可歸入祭祀用瓷。如故宮博物院藏一件被定為洪武朝的釉里褐花卉紋寶座，參酌《大明會典》所繪祭祀陳設圖中神座特點，可知故宮藏這件釉里褐花卉紋寶座應是難得的祭祀用的神座（圖25）。

圖25 左：釉里褐花卉紋神座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右：圜丘西二壇云師、雷師、風伯、雷師神座 引自《大明會典》卷八十二，四十四頁

另外，與故宮藏釉里褐花卉紋寶座風格相同的一批被學界普遍認定是洪武朝的釉里紅、青花大碗、大盤，以及龍泉窯青瓷大盤、大碗，參酌《大明會典》中各類祭祀陳設圖中瓷器造型的特點（圖26）[29]，推測其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明洪武末年至永樂初流行的祭器。

圖26 圜丘第一成陳設圖 引自《大明會典》卷八十二，三十五頁

圖27-1：永樂青花岳鎮瀆海紋三足爐1994 年御廠珠山東門頭出土

圖27-2：“大明永樂年施”銅三足爐青海瞿曇寺舊藏

2.禮神之爐瓶

祭山川之爐 1994 年御廠遺址珠山東門頭出土一件永樂青花香爐（圖27 左），高達60 公分，造型雄偉。爐身以青花為飾，山岳聳立、波浪翻騰，洄洑激蕩，氣勢非凡，是永樂青花中的一件重器。從明洪武二十五年敕建的青海瞿曇寺舊藏一件“大明永樂年施”銅鎏金此式爐（圖27 右），可知這件永樂青花爐是當時宮廷流行的“官樣”。同類青花香爐，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也有收藏（圖28、29 左）。南京博物院所藏，整體繪畫略顯粗放，青花發色、畫法與2014年景德鎮御窯出土一批空白期青花的風格更為接近，應屬于空白期模仿永樂青花的制品。2014 年御窯還出土一件特殊的空白期青花博山爐薰蓋（圖29 右），從元大都出土的三彩琉璃鏤空龍鳳紋熏爐[30]及明定陵石五供中博山爐的形制特點，可知上述青花香爐原都應配有博山式的熏爐蓋。

圖28 永樂青花岳鎮瀆海紋三足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左：空白期青花岳鎮瀆海紋三足爐右：空白期青花博山爐蓋 2014 年景德鎮御廠出土

江建新先生對上述青花香爐做過專題考證，認為其是為特殊祭祀之用，很有可能是為奉先殿定燒[31]。筆者認同江建新所提為特殊祭祀之用的觀點，但具體用途，筆者提出另一種可能，就是此類香爐或是專為祭祀山川而精心設計燒造。理據如下：

首先，“夫國必依山川”，“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谷豐,雷雨時至,四夷貢物”，祭祀山川是一種定國安邦的重大措施，在國家層面具有重大意義。

其次，此類青花爐的爐身前后，各繪五座山峰于波濤之中（27 左、28、29 左），參酌明代宮廷儀仗中的五岳、四瀆旗的特征（圖30、31）[32]，可知此類爐腹前后描繪的分別應是五岳、四瀆與五鎮、四海。而五岳、四瀆、五鎮、四海，正是山川祭祀的核心所在。

圖30 五岳旗 引自《明宮冠服儀仗圖》

圖31 四瀆旗 引自《明宮冠服儀仗圖》

第三，北京先農壇現存地祇壇中的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石刻神龕外均滿刻山形、水浪，也與上述青花海水爐紋樣設計如出一轍（圖32、33、34）。

圖32.北京先農壇現存地祇壇中的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石刻神龕

圖33 北京先農壇現存地祇壇中的五岳（下）、四瀆（上）石刻神龕

圖34 北京先農壇現存地祇壇示意圖

圖35 永樂年間的山川壇總圖與山川壇祭祀圖 引自《大明會典》卷八十二，十九、二十頁。（正德六年序刊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珍藏本）

第四，永樂青花香爐的燒制，應與永樂十八年北京新的山川壇落成有關[33]。

綜上所考，以上繪有岳鎮瀆海的永樂青花香爐，應是永樂皇帝配合永樂十八年新山川壇的落成而精心設計燒造，是明永樂年間非常重要的山川祭祀之國家重器。

祭禮與供養之瓶 檢視目前發表資料，明代宮廷用瓷的供瓶，始于永樂朝。供瓶作為花器中的一個大類，其具體使用大致可分三種情形。一類用于宮廷祭禮，一類用于宗教供養，還有一類用于墓葬祭奠禮儀。

對于宮廷祭禮所用花瓶，明嘉靖《南廱志》卷十二?禮儀考中有載[34]：

我圣祖因時立制，洪武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品禮物，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硎，悉用磁器。故今廟庫惟有白磁象尊、犧尊各一，酒尊連蓋一十四個，和羹碗四十九個，毛血盤三十八個，白磁盤二百八十個在第一號柜。又六百一十個在第二柜。白磁爵三百六十七個，損其十五。銅酒爵一百二十一個，翠磁香爐大小一十二個，大銅香爐二個連架，在第一柜。又五個在第士柜。小銅香爐二十四個及紅方盤二個在第一柜。又四個在第五柜。小錫香爐一十三個。大白磁花瓶八個，大綠磁花瓶二個，中磁花瓶三個，小磁花瓶三個。

從上文所揭“大白磁花瓶八個，大綠磁花瓶二個，中磁花瓶三箇，小磁花瓶三個”可知，宮廷祭奠禮儀確有瓷花瓶的使用。

實物方面，1983 年明御廠出土的白釉鋪首銜環長頸瓶（圖36 左），即是上揭文獻“大白瓷花瓶”一類[35]，屬宮廷祭禮或宗教供養之瓶。該瓶造型完全仿自景德鎮宋元時期米黃釉長頸瓶。據黃清華相告，北京故宮舊藏一件景德鎮宋元米黃釉“云麓”款鋪首銜環長頸瓶，高70 厘米，體量碩大（圖36 右）。有趣的是，此類瓶曾被乾隆帝品鑒過，繪錄于北京故宮藏《乾隆皇帝鑒古圖》中（圖37）。江西宜春一處舊名“神窩里”的元代寺廟窖藏[36]，也曾出土一件此類米黃釉大瓶，可知這類瓶也用于宗教的供養。

圖36 左：白釉鋪首銜環長頸瓶 1983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右：米黃釉“云麓”款鋪首銜環長頸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7 《乾隆皇帝鑒古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臺北故宮藏一對永樂甜白雙耳瓶（圖38）[37]，也是前揭《南廱志》所載“白磁花瓶”一類，屬宮廷祭禮或宗教供養之瓶。值得一提的是，該對瓶貼有“世宗憲皇帝”標簽，表明入清后其還曾作為雍正帝的祭器繼續使用。

圖38 甜白釉雙耳瓶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987 年御廠曾出土兩塊釉里紅盤口瓶殘片[38]，一口沿書“永樂元……供養”，另一書“永樂四年……公廟供養”（圖39），顯然是為宗教供養定制。據考，其中“永樂四年……公廟供養”殘片，極可能與洪武初年詔封“平浪侯”的“晏公”有關?！度淘戳魉焉翊笕贰瓣坦珷敔敗睏l云[39]：

圖39 釉里紅“永樂四年”及“永樂元年”銘瓶殘片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有靈顯于江河湖海，凡遇風波洶濤，商賈叩投即見，水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風恬浪靜，所謀順遂也，皇明洪武初詔封顯應平浪侯。

據此可進一步推斷，上述“永樂四年……公廟供養”瓶殘片，極有可能與永樂朝鄭和下西洋有關，是專為祈求晏公保佑出海航行安妥穩載而定制供養。

類似“永樂元……供養”、“永樂四年……公廟供養”殘片的完整器物也有傳世，上海博物館[40]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41]分別藏一件釉里紅龍紋雙耳瓶，似應是早年失群的一對花瓶（圖40 左、右）。而國家博物館藏青花龍鳳紋香爐（圖40 中）[42]，從其龍紋及口沿纏枝靈芝特點來看，則可推測上海博物館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這對釉里紅龍紋雙耳瓶，原是與類似香爐組成一爐兩瓶的三供組合。這對花瓶與香爐，龍均為三爪，據下文的研究，顯然屬賞賜一類。

圖40 左：釉里紅龍紋雙耳瓶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中：青花（或釉里紅）龍鳳紋香爐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右：釉里紅龍紋雙耳瓶 上海博物館藏

2014 年出土黑褐色釉八卦觚瓶（圖41）[43]，觚瓶上下兩段縱向分飾模印突起的八卦紋，從其黑中透紅的釉色來看，推斷是禮祭社稷的花瓶。從元明雜劇本《四馬投唐》中李靖所云：“八卦陰陽扶社稷，六爻搜盡鬼神機”，可知該瓶的八卦紋確實可能與社稷有關。

圖41 黑釉八卦紋觚瓶 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1982 年御廠出土的永樂青釉大吉瓶（圖42）[44]，是宋元以來流行瓶式。元朝出土大吉瓶大多為成對供瓶組合[45]。由此可知，永樂青釉大吉瓶，也應為成對花供之瓶。

圖42 青釉大吉瓶 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至于墓葬祭奠供瓶的使用細節，可參照永樂二十二年（1424）楚昭王墓出土銅五供（圖43）[46]。該墓墓門后石供臺上，前后陳列祭奠墓主的一套銅五供（圖44）。該對供瓶雙耳銜環，是典型的宮廷式樣。墓葬祭奠瓷供瓶可舉之例，有永樂五年西寧侯宋晟墓出土一對白釉雙耳銜環瓶（圖45），可惜該墓破壞嚴重，其使用細節已不得而知[47]。

圖43 銅五供 永樂二十二年楚昭王墓出土

圖44 永樂二十二年楚昭王墓供臺及銅五供

圖45 白釉雙耳銜環瓶 永樂五年西寧侯宋晟墓出土

宣德時期的花瓶，首推大英博物館藏青花松竹梅歲寒三友紋大瓶，口部殘損，體量碩大，是宣德朝唯一傳世大型青花瓶（圖46）。從北京故宮藏一件青花宣德松竹梅歲寒三友紋大爐（圖47），推測大英博物館藏歲寒三友紋大瓶，原應是爐瓶三供中的一件。

圖46 青花松竹梅歲寒三友紋大瓶大英博物館藏

圖47 青花松竹梅歲寒三友紋大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宣德有一類“大明宣德年制”倭角雙耳瓶（圖48），中國國家博物館及北京、臺北兩地故宮均有藏，晚明及雍正朝多有仿制。這類瓶均裝飾牽?；?，明顯有波斯文化影響。從其雙耳的特征來看，仍可歸入供瓶一類。

圖48 青花牽?；ㄋ姆劫两请p耳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宣德還流行一類被稱為石榴尊的花瓶（圖49）。有景德鎮青花及龍泉窯青瓷兩類。臺北、北京兩地故宮、中國國家博物館均有藏。該瓶的設計明顯有藏式寶瓶的影響。參酌明正德二年山西稷山稷益廟壁畫中描繪的同類器物（圖50），可知石榴尊或是宗教場合，用以供養珊瑚、靈芝等珍寶之瓶。

圖49 青花靈芝紋石榴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50 明正德二年山西稷山稷益廟壁畫局部

2014 年御廠出土一批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花瓶，以祭祀類供瓶為主。多數花瓶附有雙耳（圖51），有青花雙象耳瓶（圖52）、雙獸耳瓶、雙鳥首瓶等。明人張德謙《瓶花譜》“品瓶”條載：

圖51 空白期各式青花供瓶 2104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圖52 空白期青花團花象耳瓶2014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凡插貯花,先須擇瓶。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因乎時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貴磁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有環,忌成對,像神祠也。[48]

由此可知，這類帶耳瓶的用途，主要是成對的供瓶，與香爐組成三供或五供組合，用以佛道神前、供奉先祖或各種祭禮。如1964 年北京通州明墓曾出土一對“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雙象耳瓶，造型裝飾完全模仿“空白期”制品，其成對出土，應是用于墓室祭供亡靈。2014 年發現的青花纏枝花卉紋大吉瓶（圖51中），也是宋元以來流行供瓶式樣，與前文提到的御廠出土明永樂官窯青釉大吉瓶（圖42），同屬供瓶一類。2014 年發現的青花纏枝蓮鋪首長頸瓶（圖51 右），較為特殊，從腹部模印的鋪首特征來看，亦屬供瓶。

3.其他祭器

爵杯 洪武朝祭器中，雖已有“瓷爵”使用，但考古發現及傳世品數量有限。如1995 年南京明故宮社稷壇遺址古井出土白瓷爵，明顯具明初特征（圖53左）。永樂朝的爵杯發現較多，景德鎮御廠曾出土一批永樂早期的白釉爵（圖53 右）[49]。1999 年景德鎮御廠還出土了永樂晚期青花龍紋爵，附有承盤。因爵盤中心突起山形，內留三孔插入爵足，故有學者稱其為“歇爵山盤”、也有稱“爵山盤”。臺北故宮博物院有成套的永樂青花爵盤傳世（圖54）?！肚葎崭o事》中，對乾隆朝制作的類似爵盤稱之為“江山一統爵盤”[50]，準確表達出這類爵盤“天下一統，江山永固”的意涵。另據《大明集禮》卷七載：“坫用以致爵，亦以承尊?！笨芍舯P有其正式的名稱為“坫”（dian)。不過早期的“坫”似乎不僅用以向人敬爵，而且也用于承放酒尊之用。永樂首創的“爵山盤”，使得爵杯首次有了專用的承盤，也是永樂朝在禮器方面的一次創新。正統六年梁莊王墓曾出土一套金銀爵杯，所附托盤中也有山形突起（圖55）。由此可知，永樂附托盤的青花爵杯設計，應是按照宮廷金、銀爵杯的式樣設計燒造。

圖53 左：洪武白釉瓷爵 1995 年南京明故宮玉帶河西側黃埔廣場工地水井出土右：永樂白釉爵杯 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圖54 永樂青花龍紋爵杯（附托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55 金銀爵杯一組（附銀托盤）湖北鐘祥梁莊王墓出土

瓷爵為明代各類祭壇中所必備，通常列于祭壇祭器最前端的中心位置，至少為三件（圖26）。舉行大祀時，有執爵官進爵，皇帝要“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有的祭祀用爵數量更多。

如《明史》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載：

太廟時享，洪武元年定，每廟登一、鉶三、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共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于殿東西向。二十一年更定每廟登二、鉶二。弘治時九廟通設酒尊九、祫祭加一。金爵十七、祫祭加二，瓷爵三十四。[51]

不過爵杯在嘉禮朝會的筵宴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明宴禮規定大宴要進酒九爵、中宴七爵、長宴三爵或五爵而止[52]。不過這類場合，瓷爵的使用并不占主導，更多是根據身份場合不同，選用金、銀、玉器等材質的爵。

大羹之器 景德鎮御廠曾出土一件永樂白瓷豆（圖56），據《大明集禮》卷之七“宗廟祭器”條及附圖[53]，可知其在明代祭器中準確的名稱是“登”，是祭器中的盛大羹[54]之器（圖26）。也是祭壇最中心位置的一件祭器。由該登可知，明永樂朝的祭器，已不再局限于洪武時期的盤、碗類“時器”，也偶有定制仿古類的祭器了。

圖56 永樂白釉登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白釉镈鐘 1999 年明御廠遺址出土，仿青銅镈形制，高19.5 厘米（圖57）。據《大明集禮》卷四十九的內容，可知該镈鐘應該是明代祭禮樂器中的“編鐘”，又稱“歌鐘”，一組十二件，懸于鐘架之上（圖58）。

二、嘉禮用器

明代宮廷嘉禮大致包括朝會[55]、冊拜、冠禮、婚禮。其中每類都包含著復雜的冠服制度、儀仗、朝班位次、用樂、陳設、禮物、宴會等復雜內容。瓷器在各類嘉禮活動中扮演不同角色，其在不同場合的使用，也有嚴格的等級、身份區隔。

1.酒罇之設

酒罇之設是宮廷筵宴中最重要的環節。以朝會中的正旦、冬至的坤寧宮宴筵為例?！睹骷Y》卷十八?嘉禮二“宴會命婦儀注”(正旦冬至/壽誕并同)條載：

坤寧宮受朝賀畢,內使監官仍于殿上陳設御座,……設御酒罇于殿之南楹正中,設皇妃酒罇于御酒尊之西,皇太子妃王、王妃、公主酒罇于御酒罇之東,設外命婦酒罇于殿門左右及東西兩廡。[55]

再如蕃王朝貢，皇帝、太子均需賜宴款待?！睹骷Y》卷三十?賓禮一“宴會儀注”條：

光祿寺設御酒罇于殿中之南，設皇太子諸王蕃王文武一品二品官酒罇于殿左右門之東西。[57]

《明集禮》卷三十?賓禮一“東宮賜宴儀注”條：

皇帝賜蕃王宴畢，東宮擇日宴蕃王，是日……光祿寺官設皇太子酒罇于殿中之南，設諸王蕃王三師等官酒罇于殿門之左右。[58]

由上揭文獻可知，嘉禮中的正旦、冬至、壽誕的坤寧宮宴筵有“御酒罇”、“皇妃酒罇”、“皇太子妃王、王妃、公主酒罇”及“外命婦酒罇”之別?；实圪n藩王朝貢宴筵，則分別有“御酒罇”與“皇太子諸王蕃王文武一品二品官酒罇”，以及“皇太子酒罇”與“諸王蕃王三師等官酒罇”之別。顯然，宮廷宴請的酒罇設置有嚴格的等級制度。不同的嘉禮場合，酒樽設置隨宴請主角的不同，也有嚴格的等級規制。

以上是文獻反映的情況，實物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證。

御酒罇 2014 年明御廠遺址出土了一件宣德青花鋪首龍紋大罐及相同裝飾的梅瓶（圖59）。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一對宣德青花鋪首五爪龍紋梅瓶，亦屬此類（圖60）。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憲宗行樂圖》[59]及臺灣周海圣先生藏成化《四季賞玩圖》中的憲宗的酒桌之設，酒桌上一個大罐配兩個梅瓶，可組成標準的一套“御酒罇”之設（圖61），大型酒桌酒罇兩側還有一對瓶花之設。御廠出土的這組酒大罐及梅瓶肩部均繪有鋪首，腹部所飾五爪龍紋，威猛矯健，雙爪高舉，彰顯皇權的意圖明顯，是難得一見的宣德朝“御酒尊”。與青花鋪首龍紋大罐類似的“御酒尊”，還見于大英博物館藏“大明宣德年制”款銅胎掐絲琺瑯龍紋罐，其上還署“御用監造”款（圖62），以彰顯其御用器至高無上的地位。

圖59 左：明成化《四季賞玩圖》卷“秋賞牡丹”（酒桌）局部 臺灣周海圣先生藏中、右：宣德青花鋪首龍紋大罐及梅瓶 2014 年御廠遺址出土

圖60 宣德青花鋪首龍紋梅瓶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圖61 明《憲宗行樂圖》卷“膳亭”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2 “大明宣德年制 御用監造”款銅胎掐絲琺瑯龍紋罐大英博物館藏

后妃酒罇 1999年景德鎮御廠曾出土一件青花鳳紋梅瓶，從裝飾看，即知是典型的后妃一類酒罇（圖63）。1999 年御廠還出土兩件青花梅瓶，一件青花留白刻劃龍紋，為 “御酒罇”，另外一只則為留白刻花龍紋、鳳紋。從明代的冠服制度的特點來看，這件同時裝飾龍、鳳紋的瓷器，亦可歸入后妃酒罇一類。

圖63 永樂青花鳳穿蓮花紋梅瓶1999 年明御廠遺址出土

賜藩酒罇 大都會博物館、出光美術館分別收藏一件類似前文提及的御廠出土青花鋪首五爪龍紋大罐。但這兩件大罐所繪龍紋，均為三爪行龍（圖64 左）。參酌《李朝實錄?世宗實錄》刊印“五禮圖”中的“嘉禮尊爵圖”（圖64 右），可知這類青花鋪首三爪龍紋罐，曾是宣德皇帝賞賜給明朝藩屬國李氏朝鮮世宗皇帝的禮物[60]，為賜藩酒罇無疑。

圖64 左：宣德青花鋪首五爪龍紋大罐 出光美術館藏右：《李朝實錄·世宗實錄》刊印“五禮圖”中的“嘉禮尊爵圖”

親王酒罇 1984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一件青花螭龍紋大罐及相同裝飾梅瓶，所繪龍紋為四爪螭龍（圖65）。日本出版的《中國名陶展》（中國陶瓷2000 年的精華）收錄一件同類裝飾梅瓶，形體略小[61]。另大英博物館藏一件纏枝花卉荷葉形蓋罐，蓋頂塑蟠螭紐（圖66）。據考證，以上蟠螭裝飾的瓷器，均是典型的親王酒罇。證據如下：

圖66 宣德青花纏枝蓮紋蟠螭紐荷葉蓋罐大英博物館藏

據《皇明典禮志》卷六“冊親王儀”載：

洪武三年夏四月，禮部造諸王冊寳，冊寳皆用金，寳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寳，寳匣寳座雕螭。[62]

另據《大明會典》卷六十?禮部十八載：

金龜鈕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文曰某王之寶，池匣妝飾與皇太子寶同，但太子寶盝匣雕蟠龍，王則雕蟠螭。[63]

又據《大明會典》卷一百八十一?工部一“親王府制”條 ：

正門以紅漆金涂銅釘，宮殿窠拱，攅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紅漆金蟠螭帳，用紅銷金蟠螭座，后壁則畫蟠螭彩云，后改蟠螭為龍。[64]

顯然，明朝禮儀中，蟠螭是親王的重要標志。故知上述四爪螭龍紋大罐及梅瓶、蟠螭紐荷葉蓋罐，可認定為親王酒罇。

2.壽誕之器

明朝皇帝生日為圣壽節，皇后、太子壽辰則為千秋節。凡遇皇帝圣壽節、皇帝圣節、皇后及東宮千秋節，俱設宴。這種祝壽的宴會，其器用裝飾自然也要起到烘托氣氛的功用。

“春壽”酒罇 上海博物館、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65]及英國格拉斯哥布雷爾收藏館各收藏一件洪武青花“春壽”銘云龍紋梅瓶（圖67）。河南博物院僅藏一件此類梅瓶蓋子。這類“春壽”梅瓶，是洪武青花中難得的重器。器身繪五爪龍紋，其肩部頗見功力的篆書“春壽”二字，到底蘊含者什么秘密呢？明《萬氏家傳養生四要》中“春壽酒方”給出了答案：

圖67 洪武青花“春壽”銘云龍紋梅瓶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常服益陰精而能延壽，強陽道而得多男，黑須發而不老，安神志以常清。益取“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義而立名也。[66]

顯然，“春壽”酒是一種特制的延年益壽的酒，而該瓶繪五爪龍紋，顯示出其獨有的皇家特質，而以能延壽、多男、黑發、安神之“春壽”作銘，則極有可能是專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圣壽節大宴而定制。

壽誕果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各藏一件永樂青花枇杷綬帶鳥紋大盤（圖68）。 這類盤龐然巨制，盤體較深、繪工殊絕，盤的一周繪壽桃、枇杷、石榴等瑞果，盤心畫面定格在一綬帶鳥回首啄枇杷果的瞬間，生趣盎然。如此精美的大盤，為何要以綬帶鳥、枇杷以及各類瑞果作裝飾？用途又如何呢？據筆者觀察，這類盤應是帝王的圣壽節、后妃、太子的千秋節的承用器物。理據如下：

圖68 永樂青花枇杷綬帶鳥紋大盤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首先，來看綬帶鳥?！妒挛锂惷h》卷三十五·禽鳥部上“練鵲”條云：“壽帶鳥，禽經練鵲，俗名壽帶鳥，似鵲而小頭上披一帶拖白練?！盵67]，由此可知，“綬帶鳥”實名“壽帶鳥”，以其為裝飾，自然表達的是希冀長壽的愿望。

其次，來看枇杷。枇杷被古人稱為“備四時之氣”的佳果，也是一種長壽果，從明人沈周“彈質圓充饤,蜜津涼沁唇。黃金作服食,天亦壽吳人”贊美枇杷的詩句，可知枇杷的“長壽果”之名，果然不虛。

類似枇杷綬帶鳥壽誕題材的大盤，還有1982 年出土于珠山明御廠遺址的青花鸚鵡啄金桃大盤，體量碩大，直徑72厘米，是宣德官窯中最大的盤子[68]。東京國立博物館有同類收藏（圖69）[69]。該類盤開闊的盤心，繪一雙鸚鵡棲于枝頭，一鸚鵡啄食金桃、另一鸚鵡回首呼應，極富藝術表現力。盤內壁繪菊花、壽桃、荔枝、石榴等瑞果。據筆者的觀察，該盤鸚鵡啄金桃的題材，同樣與壽誕慶典有關。

圖69 宣德青花鸚鵡啄金桃紋大盤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鸚鵡啄金桃”出典自杜甫的《山寺》一詩中“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之句。韓國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曾出水景德鎮窯鸚鵡啄金桃勸盤一副。海棠形的托盤，盤心模印三桃凸起以托盞，上為麝鹿臥于石竹下，下方鸚鵡回首啄桃，左右各印詩句“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點名了主題。尤其是該勸盤還配有桃形杯，祝壽的意趣不言而喻（圖70）。

圖70 元青白瓷鸚鵡啄金桃勸盤一副韓國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此外，宣德朝以鸚鵡作為祝壽題材，還與當時宮廷養鸚鵡的風氣有關。歷仕五朝，輔佐永樂盛世、仁宣之治明代重臣楊榮有詩作“白鸚鵡”：

有鳥曰鸚鵡，態度莫與同?！r沐恩寵，眷顧回重瞳。素鷴不可并，白鷺焉敢從。飲啄既得所，飛止何雍容。適逢太平日，昌運方興隆。愿言在靈囿，祝壽頻呼嵩。[70]

可知明宣德朝，鸚鵡不僅得到宣宗的恩寵，在宣德帝壽誕之時還祝壽助興。

眾所周知，永宣時期的青花大盤，主要是針對中東伊斯蘭世界飲食習慣定制。那么以上兩類特殊的壽誕類的器皿究竟如何使用呢？成化年間反映宮廷生活的《四季賞玩圖》第三段憲宗夏賞荷花的場景中，憲宗坐于荷塘邊的亭榭之中，其身后的桌子，大盤內盛放有時令水果（圖71）。另上海博物館藏杜堇《十八學士圖》中，也有大盤盛放水果的細節描繪（圖72）。由此看來，以上壽誕類大盤，應是宮廷祝壽筵宴，用以盛放時令水果的最佳器具。

圖71 明成化《四季賞玩圖》卷“夏賞荷花”局部臺灣周海圣先生藏

圖72 明杜堇《十八學士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3.后宮之器

左：圖57 永樂白釉·镈鐘1999 年珠山御窯遺址出土

嬰戲是明代景德鎮官窯瓷器流行裝飾。江小民曾對宣德至成化的嬰戲紋官窯瓷器做過系統梳理[71]。目前最早見有永樂朝青花十六子嬰戲圖碗，為香港天民樓所藏孤品（圖73）；宣德朝也僅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明顯是對永樂青花十六子碗的追摹，但繪畫水準略有下降（圖74）。景德鎮公安局還曾繳獲一件宣德青花十六子嬰戲圖蟋蟀罐[72]。永樂、宣德的嬰戲圖，均繪童子抓魚放生、撲蝶、聚沙為塔、文斗百草、舉荷葉、騎竹馬等內容。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嬰戲紋瓷器開始大量生產，2014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珠山北麓出土了大量空白期瓷器，其中不少嬰戲圖碗、盤等（圖75），出現成套嬰戲裝飾的餐具。在承襲永宣十六子嬰戲圖基礎上，新出現了六子、十子、十二子、十四子、二十子、二十四子等組合，還發展出當時孩童日常游戲的多種形式，嬰戲紋細節開始簡化，水準大不如前朝。上海博物館也有此類收藏（圖76）。從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及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資料來看，成化朝嬰戲更為流行，紋樣持續簡化，嬰戲的裝飾也富于變化（圖77）。嬰戲圖瓷器貫穿了有明一代的官窯產品。

圖73 永樂青花十六子嬰戲圖碗 香港天民樓藏

圖74 宣德青花十六子嬰戲圖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75 空白期青花嬰戲圖碗 2014 年景德鎮御廠遺址珠山北麓出土

圖76-1 空白期青花嬰戲圖碗 上海博物館藏

圖76-2 空白期青花嬰戲圖碗展開圖

圖77 左：成化青花嬰戲圖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右：成化青花嬰戲圖碗 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官窯瓷器中流行的嬰戲裝飾，能夠長久不衰，這不僅是因為其寄寓了皇室對子嗣綿延不絕的愿望，還事關江山社稷是否長久之大業。不過，其直接的影響，則與宮廷所尚“百子圖”密切相關，是從宮廷流行的百子圖中截取片段或簡化而來。透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副所謂宋蘇漢臣《長春百子圖》（實為明人之作）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幅明人《合歡多子圖》（圖78），可一窺宮廷流行“百子圖”之面目。特別是明定陵兩位皇后的棺槨中的四件百子衣（圖79），為我們了解宮廷所尚“百子圖”提供了難得的具體形象的實物。不僅如此，據《明內廷規制考》“宮闕”條可知，明皇城后宮之永壽宮中還有“百子門”與“螽斯門”[73]。

圖78 明人《合歡多子圖》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79 明定陵孝靖皇后棺槨中出土的百子衣線描圖

不難發現，宮中的“百子圖”似乎是后宮皇后及嬪妃們的專享。為何皇后的隨葬品中會有百子衣？為何后宮的永壽宮有“百子門”與“螽斯門”呢？要解答上述問題，需從“百子”的源頭說起。

“百子”典出自《詩經》?！对姟吩唬骸按箧λ没找?，則百斯男?！币鉃榇箧Γㄎ耐跽├^承了前人的美譽，則有了百子?！睹珎鳌穭t進一步解釋：“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后因以“則百”稱頌多子。而后宮的“螽斯門”的“螽斯”也源于《詩經》[74]。詩作以”螽斯“做比，贊頌了和諧與子孫眾多的美好生活。而“螽斯則百”就結合了《螽斯》的“宜爾子孫”和《思齊》的“則百斯男”，一則寄托了皇室子嗣綿延的愿望；同時也褒揚了后妃不貪不妒的美德。這就是為何在明廷后宮中建造“百子門”與“螽斯門”的緣由。

由此看來，無論是皇后的“百子衣”及后宮所建“百子門”，抑或是官窯瓷器上的嬰戲圖，都被皇家賦予了期許的深意，就是把“大姒嗣徽音”的美德與“螽斯”的“宜爾子孫”，作為后宮皇后、嬪妃們的行為規范和追求，以藉此達到皇嗣子孫延綿，社稷長久的目的。從明張居正所題《應制題百子圖》詩文中“百男今有兆，太姒在周京”，“襁褓鐘慈愛，群嬉悅圣情”，“眼前看赤子，天下念蒼生”的內容，即是明證。

由此我們還可斷言，明代官窯瓷器中，這類生動活潑的嬰戲圖案瓷器，對于宮中后妃門而言，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生活用瓷，而成為皇嗣子孫延綿，社稷長久的象征了。

4.婚慶之器

夾竹桃花 永樂青花中有一批裝飾夾竹桃花的精美器物。如英國大威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青花夾竹桃花白頭翁抱月瓶（圖80）、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永樂青花夾竹桃花紋梅瓶（圖81）、首都博物館藏北京石景山雍王墓出土青花夾竹桃花紋梅瓶、日本東京戶栗美術館藏永樂青花竹石桃花紋大盤（圖82）。

圖80 永樂青花夾竹桃花白頭翁抱月瓶英國大威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

圖81 永樂青花夾竹桃花紋梅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類裝飾夾竹桃花紋的瓷器，品質非凡，裝飾極具藝術感染力。據筆者的觀察，其極有可能是永樂時期專門定制的婚慶之器。理據如下：

宋人沈與求“夾竹桃花”詩云 ：

揺揺兒女花，挺挺君子操，一見適相逢，綢繆結深好，妾容似桃蕚，郎心如竹枝，桃花有時謝，竹枝無時衰，春園灼灼自顔色，愿言嵗晩長相隨。

顯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桃花被視為“兒女花”，而竹子則被視為“挺挺君子”的象征，而“夾竹桃花”就被喻為夫妻“綢繆結深好”“嵗晩長相隨”的象征了。而英國大威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青花夾竹桃花白頭翁抱月瓶，一只白頭翁棲于桃花枝頭上，更賦予夫妻白頭偕老的美好寓意。

鴛鴦紋 2014 年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的大量空白期瓷器中，發現一批成套設計燒造的斗彩鴛鴦紋瓷器，有大小配套的各式碗、盤、高足碗等（圖83）。成化朝仍有燒造。從北京與臺北兩地故宮藏保存狀況較好的此類傳世品來看，其上均描繪的一雙鴛鴦，在灼灼紅蓮的池塘中嬉戲，頗具有新婚喜慶的格調（圖88）。

圖83 空白期斗彩蓮池鴛鴦紋碗一組 2014 年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

圖84 空白期斗彩蓮池鴛鴦紋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85 空白期斗彩蓮池鴛鴦紋高足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86 宣德青花魚藻紋金鐘碗1993 年景德鎮珠山御廠遺址出土

圖87 宣德青花魚藻紋菱口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88 宣德青花魚藻紋菱花洗天津博物館藏

眾所周知，鴛鴦在傳統文化語境中，常用其來比喻夫妻。著名的《詩經》中的《小雅?鴛鴦》[75]，就是祝賀貴族結婚的一首詩。初唐四杰之一的盧照齡的《長安古意》中“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區雙來君不見”著名詩句，更是道出了人們希望像鴛鴦一樣攜手同老，相伴終生的美好愿望。

5.宴饗百官之器

明朝元旦、冬至、萬壽圣節三大節都要賜宴百官。另外還有針對文武百官的恩賜宴、官員升遷的賜宴、纂修宴、經筵宴和考試差宴，以及駕幸太學賜宴、特恩賞賜朝覲與巡狩賜宴等。朝廷通過皇帝的賞賜、宴饗之類的贈答，以期實現君臣關系的和合與朝廷的秩序化[76]。

那么，如此名目繁多的賜宴與賞賜，在明代官窯瓷器中，有無裝飾與宴饗百官有關呢？筆者從魚藻紋瓷器中找到了線索。

景德鎮在歷年的考古發現中出土一定數量的魚藻紋裝飾的瓷器。全部為宣德朝產品，造型有碗、盤、高足碗、菱花口洗、仰鐘式碗等（圖86），裝飾除常見的青花外，還有藍地白花、孔雀藍青花等品種[77]。臺北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均有此類收藏（圖87、88）。正德、嘉靖以后的官窯也有生產。這些魚藻紋裝飾的瓷器，究竟與宴饗官員有何關聯呢？

《詩經》小雅之“魚藻”云：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顯然，《魚藻》篇講的不僅僅是魚和水草的關系，更是臣和君的關系：臣依君，猶如魚依藻，君臣同心，魚藻相依。

此外，宋人蘇頌、歐陽修分別有“魚藻君臣同愷樂，露蕭遐邇荷龍光?！盵78]及“朋友飛雝鷺，君臣在藻魚”用魚藻比擬君臣關系的詩句傳世[79]。

頗能說明問題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件青花龍藻紋尊，將通常所見魚藻紋中的魚紋，直接替換成了龍紋，更直接點明了君臣的關系（圖89）。

圖89 左：宣德青花龍藻紋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右：金尊及勺 定陵出土

綜上可知，宣德官窯瓷器上的魚藻紋裝飾，顯然有彰顯”魚藻相依、君臣同心”的意圖，以這類瓷器來宴饗眾臣，自然是再也合適不過的了。

6.賜諸王百官之器

明廷有對諸王有厚賞傳統，賞賜的名目有宗室即位、有功之賞、之國之賞、來朝之賞、生日之賞、親王誕辰特頒、宗王獻詩獎賞等[80]。

以往的考古發掘資料中，不乏與諸王賞賜有關的瓷器被陸續發現。如湖北武漢江夏區龍泉山永樂二十二年楚昭王墓出土的永樂翠青碗（圖90）[81]；湖北鐘祥正統六年梁莊王墓出土的永樂青花龍紋高足碗、永樂青花仕女圖高足碗（圖91、92）[82]；成都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的宣德青花礬紅海獸紋高足杯、宣德青花龍紋高足杯（圖93、94）[83]；石景山雍王墓出土永樂青花竹枝桃花紋梅瓶（圖95）[84]；海淀香山軍科院成化二年明太子墓出土空白期卷草紋梅瓶（圖96）[85]；江西鄱陽明淮王府出土的明早期釉里紅香爐（圖97）[86]；河南滎陽賈峪鎮周惠王墓出土的洪武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瓶等（圖98）[87]。

圖90 永樂翠青釉碗湖北武漢江夏區龍泉山永樂二十二年楚昭王墓出土

圖91 永樂青花龍紋高足碗（附金蓋、銀托）湖北鐘祥正統六年梁莊王墓出土

圖92 永樂青花仕女圖高足碗及銀鳳紋鐘蓋線圖湖北鐘祥正統六年梁莊王墓出土

圖93 宣德青花龍紋高足杯（足被截）四川成都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圖94 宣德青花礬紅海獸紋高足杯（足被截）四川成都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圖95 永樂青花夾竹桃花紋梅瓶1970 年北京石景山雍王墓出土

圖96 天順青花卷草紋梅瓶明太子墓出土

圖97 明早期釉里紅香爐殘片江西鄱陽淮王府出土

圖98 洪武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瓶河南滎陽賈峪鎮周惠王墓出土

從以上賞賜瓷器可看出，永樂、宣德兩朝賞賜瓷器的質量頗高，特別是賞賜梁莊王及魏妃的兩件高足碗，不僅質量高，而且有男女之別、裝飾及卑賤之分。梁莊王所出高足碗為青花龍紋、配龍紋金蓋（圖91）；而魏妃所出高足碗則為青花仕女紋，配鳳紋銀蓋（圖92）。由此可以窺見明皇室家族，在日常器用方面的等級區分的情況。

明朝皇帝對文武百官的賞賜，同樣名目繁多。一是恩惠類賞賜，如慶典、節日、喪葬、考滿、祭祀類賞賜；二是事功賞賜，有軍功、工程營建、編修書籍、經筵日講賞賜等；三是德行賞賜，主要忠行、孝行之賞。賞賜除了名譽賞賜和賜宴之外，物質賞賜也是重要內容，瓷器自然也是賞賜物品之一。

文獻方面，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賜宸翰”謂：

宣徳初，上甞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圖，題詩其上以賜大學士楊榮，并賜端硯、御用筆墨及白磁酒器茶鍾瓦罐香爐之類。[88]

又，《翰林記》卷十六“賜鈔幣羊酒”：

宣徳元年以后，大學士楊士竒等議事稱旨屢賜白金文綺鈔幣，四年九月甲辰朔賜內閣白金、珍珠、鈔幣、白磁器蘇合香丸等物。[89]

僅從《翰林記》所記，大學士楊榮在宣德年間就屢獲賞賜，各類用途的瓷器均有，而且賞賜均為白瓷，可知明前期日常生活中白瓷還是主流。

田野考古中也多有賞賜功臣的瓷器出土。如南京中華門外天順七年欽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懷忠墓出土的白釉“內府”銘梅瓶（圖99）[90]；洪武十二年明代開國功臣海國公吳楨墓出土白釉梅瓶（圖100）[91]；永樂十六年明初明將西寧侯宋晟妻葉氏墓出土白釉雙耳瓶一對 （圖101）、龍泉窯青瓷刻金剛杵紋盤（圖102）、白釉劃花牡丹紋梨式壺（圖103）[92]；正統十三年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宋鉉（西寧侯宋晟長孫、永樂安成公主嫡長子）夫人墓出土的釉里紅松竹梅梅瓶（圖104）[93]。

圖99 白釉“內府”銘梅瓶南京中華門外天順七年懷忠墓出土

圖100 白釉梅瓶洪武十二年吳楨墓出土

圖101 永樂白釉雙耳瓶永樂十六年宋晟妻葉氏墓出土

圖102.龍泉窯刻金剛杵紋盤 永樂十六年宋晟妻葉氏墓出土

圖103 白釉劃花牡丹紋梨式壺永樂十六年宋晟妻葉氏墓出土

圖104 釉里紅松竹梅梅瓶正統十三年宋鉉夫人墓出土

此外，1995 年南京明故宮遺址玉帶河西側黃埔廣場工地水井出土白釉“賞賜”銘梅瓶（圖105），雖無法確知賞賜的對象，但很有可能也是專為賞賜親王或百官所定制。

圖105 洪武白釉“賞賜”銘梅瓶1995 年南京明故宮遺址玉帶河西側黃埔廣場工地水井出土

圖106 宣德青花鳳紋蟋蟀罐景德鎮明御廠東門遺址出土

圖107 宣德青花螭龍紋蟋蟀罐景德鎮明御廠東門遺址出土

圖108 宣德青花瓜瓞紋蟋蟀罐景德鎮明御廠東門遺址出土

蟋蟀罐 據劉新園先生《宣德官窯蟋蟀罐》一書可知[94]，1993 年春，配合景德鎮市政府建設工程，景德鎮考古所在明御廠東門遺址發掘，意外發現可修復的21 件宣德官窯青花蟋蟀罐。對這批蟋蟀罐，劉新園先生做過非常精彩而有趣的研究，并指出：出土于明御廠故址的書有宣德年款和繪有雙角五爪的題材，大多與后宮有關。海外還曾見一件瓜瓞紋蟋蟀罐（圖109）， 為唯一僅存的施有黃釉的蟋蟀罐，凸顯出皇家獨有的尊貴[96]。

圖109 宣德青花瓜瓞紋蟋蟀罐 海外藏

此外，青花飛象紋“天”字罐，可能亦屬賞賜一類（圖110 左）。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基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件宣德官窯青花海象紋高足杯（圖115 右），杯身所繪飛象僅一足被刻意畫作四爪，凸顯等級的意圖明顯。

圖110 左：宣德青花飛象紋蟋蟀罐 景德鎮明御廠東門遺址出土右：宣德青花飛象紋高足杯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天”字罐 “天”字罐是成化官窯中的名品。通常人們認為“天”字與成化皇帝本人有關，也有說各種精致的成化斗彩器是成化皇帝用來寵幸萬貴妃的。事實可能并非如此。據筆者的研究，就“天”字罐而言，只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龍紋的青花蟋蟀罐，證實明宣宗確有促織之好。劉先生的判斷沒錯，不過除了2 件五爪龍紋罐屬宣德帝御用外，同出的其它蟋蟀罐，或多是用以賞賜或供皇室其他成員娛樂之用。

如這次發現的三件青花鳳紋蟋蟀罐，有鳳穿蓮（圖106）、有云鳳紋，從明代宮廷冠服制度來看，只有親王妃、公主及世子妃以上的才可享用鳳紋[95]，故知這類鳳紋蟋蟀罐，只能是皇室后妃及公主們的專享。

又如青花螭龍蟋蟀罐（圖107），雖螭龍為五爪，但據前揭文獻可知，蟠螭是明朝禮制中親王的重要標志，故知螭龍蟋蟀罐當專為賞賜諸王而燒制。

再如青花瓜瓞紋蟋蟀罐（圖108），則抑或是中宮后妃的娛樂之器。瓜瓞裝飾出典自《大雅?綿》“綿綿瓜瓞”，《朱熹詩經集注》則進一步寫道 ：“綿綿，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后大也?！痹娊浿杏眠B綿不斷的瓜藤比喻家族由小到大的發展，子孫綿綿無盡。與前文論及的百子圖一樣，瓜瓞紋這類與皇室子嗣繁衍有關五爪龍紋“天”字罐可確認為御用（圖111），絕大多數的“天”字罐，屬賞賜一類。

圖111 成化斗彩龍紋“天”字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以大英博物館藏三爪螭龍紋“天”字罐為例，根據前揭文獻可知，蟠螭是明朝禮儀中親王的重要標志，故知三爪螭龍紋“天”字罐，應是專為賞賜諸王而設計（圖112）。

圖112 成化斗彩螭龍紋“天”字罐大英博物館藏

又如大威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三爪飛魚紋“天”字罐（圖113），同屬賞賜一類。飛魚紋在明代帝王的器用、服飾中也有應用，但從明定陵織金袍料前擺五爪飛魚紋來看，帝王用的是五爪飛魚紋（圖114）。而賞賜用的飛魚紋通常是四爪或三爪。如首都博物館藏成化十八年萬通墓出土一件四爪飛魚紋金酒注（圖115）。柳彤女士對這把金壺做了詳細考證。該酒注的主人萬通，生于正統己未年，卒于成化壬寅年，是明憲宗朱見深的寵妃萬貴妃的弟弟，乃皇親國戚，以錦衣衛指揮使的身份，生前多受賜賞，其墓中的金酒注當是來自宮廷賞賜，但在規制上，其所用器物的紋樣不能僭越為龍紋，只能用級別與其官服相對等的飛魚紋樣。柳彤還指出，明代飛魚紋金銀器并不少見，以《天水冰山錄》（此為籍沒權相嚴嵩財務的清單）為例，其中在純金器皿一項中有這樣的記錄 ：金飛魚壺4 把、金飛魚杏葉壺2 把、金飛魚盤7 個、金葵花飛魚盤11 個、金飛魚素盤19、金飛魚茶鐘12 個等條目[97]。綜上可知，成化官窯中的三爪飛魚紋“天”字罐，只能是賞賜之屬。

圖113 成化斗彩飛魚紋“天”字罐大英大威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

圖114 定陵出土織金袍料前擺五爪飛魚紋

圖115 四爪飛魚紋金酒注 明成化十八年萬通墓出土

此外，臺北故宮所藏的夔龍紋“天”字罐（圖116），亦可歸入賞賜一類?！百琮垺毕鄠魇撬吹亩济?。夔為樂官，龍為諫官。唐杜甫《奉贈蕭十二使君》詩：“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焙笥靡杂髦篙o弼良臣。明沈一貫撰《敬事草》“進三論揭帖并論 ”也有“以至于今皇上未嘗不厚望臣等為夔龍，而臣等曷嘗頃刻不望皇上為堯?！敝Z。顯然，成化朝以“天”字罐上的夔龍，來暗喻輔弼良臣，并用其來賞賜有功之臣，不是很妥帖嗎！

圖116 成化斗彩夔龍“天”字罐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花器 2014 年景德鎮御廠出土的青花飛魚紋花盆，大中小一套，飛魚紋全部四爪（圖117），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件空白期青花出戟尊，器身也繪四爪飛魚（圖119），參酌前文論及的萬通墓出土的一件四爪飛魚紋金酒注（圖115），可知這類四爪飛魚裝飾的瓷器，同屬賞賜品。

圖117 青花飛魚紋花盆 2014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圖118 青花瑞獸紋花盆 2014 年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圖119 青花四爪飛魚紋出戟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014 年御廠遺址同出的另外一套瑞獸紋花盆，也為大中小一套，盆外壁繪白澤、海馬、飛象（圖118），亦為賞賜用器。

據《皇明典禮志》卷十八“常服”條：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98]。

又，《明季甲乙匯編》卷三：

忻城伯趙之龍言，章服違制，上是之令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并遵制騎馬坐蟒斗牛，非奉賜麟麒、白澤非勛不許僭用。[99]

由上可知，麒麟、白澤是公侯伯授勛獲賜標志。而這套瑞獸紋花盆上所繪白澤，特意繪作四爪，明顯與明代禮儀中白澤旗的五爪白澤不同（圖120），也應是專為賞賜類定制。由此還可推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成化斗彩四爪白澤紋盤（圖121）、成化青花麒麟紋盤（圖122），均屬賞賜公侯伯功臣之屬。

圖120 白澤旗（五爪）采自《大明集禮》卷四十三

圖121 成化斗彩白澤紋盤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22 成化青花麒麟紋盤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7.賜坐繡墩

2014 年景德鎮御窯出土了空白期制作非常精美五彩、青花雙獅繡球、松竹梅、方勝、球路紋等裝飾的繡墩（圖123）。北京、臺北兩地故宮也有不少明代龍泉窯青瓷繡墩（圖124）。這些繡墩在宮廷中究竟有何用途呢？我們來看一下 《皇明典禮志》卷二十“賜坐綉墩”中的記載：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定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賜坐殿坐墩之制，叅酌宋典，各爲等差。其制皇太子以靑爲質，綉蟠螭云花爲餙，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質，餙止云花，二品以下蒲墩無餙，凡大朝會錫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朝退燕閑及行幸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官二品以上臺官三品以上及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厥綉褥命如其式制之[100]。

由上可知，明代景德鎮及龍泉窯生產的繡墩，當與明廷的“坐墩之制”有關。據吳美鳳的研究，日本永青文庫藏仇英《宮中圖》描繪了皇帝坐于大殿內的交椅之上召見大臣的情形，兩官員正拾階而上，皇帝前方左右兩側各置一繡墩，其上所覆織物為團云繡飾，可知被召見的官員身份至少是一品（圖125）[101]。此外，明憲宗《四季賞玩圖》第三段憲宗賞秋菊的畫面中，在花園的一端，于藤制繡墩的兩側，放置一對青花繡墩（圖126）。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人《十八學士圖》中，則繪有官員坐于龍泉窯青瓷繡墩之上的情形（圖127）。以上明代的圖像資料，使我們得以窺見非常難得的明代宮廷繡墩使用的一些細節。

圖125 日本永青文庫藏仇英《宮中圖》線描圖

圖126 明成化《四季賞玩圖》卷秋日賞菊“繡墩”局部臺灣周海圣先生藏

圖127 明人《十八學士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28 永樂青花胡人扁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29 永樂青花幾何紋扁壺大英博物館藏

圖130 左：永樂青花無檔尊右：13 世紀伊朗銅錯銀銅座 大英博物館藏

圖131 左：13 世紀伊朗銅錯銀杯 大都會博物館右：永樂青花纏枝花卉紋花澆 大英博物館藏

圖132 左：13 世紀伊朗銅錯銀臥壺 美國弗里爾美術館藏右：永樂青花纏枝花卉紋臥壺 美國弗里爾美術藏

圖133 宣德青花獅戲毬紋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8.賜賚番僧之器

明朝厚賞藏族僧俗官員的風氣，與明成祖、宣宗在位期間與西藏上層僧侶的密切互動，及對藏傳佛教的尊崇和治理西藏的理念、方式有關[102]。而以前所未見的精美御窯瓷器，來賞賜西藏上層僧俗，不失為擴大宮廷對西藏影響的一種有效方式。

文獻方面，西藏檔案館藏《致如來大寶法王書及賞單》所載永樂六年正月初一，成祖賞賜大寶法王的禮物中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個，銀索全；白瓷茶鍾九個，紅油斜皮骰手全，五龍五個，雙龍四個……”的記載。西藏博物館藏明“永樂年制”甜白釉印花龍紋高足碗，其明宮廷原配碗套尚存，與上揭文獻“紅油斜皮骰手”也完全相符。而“白瓷八吉祥茶瓶”有“銀索全”，應指最具藏式風格的白釉僧帽壺。高足碗與僧帽壺的組合，是永樂帝專為賞賜西藏高層定制的藏式茶器組合（圖134）[103]。

圖134 左：永樂甜白印花龍紋高足碗（帶永樂原配紅油斜皮碗套）西藏博物館藏右：永樂甜白僧帽壺 西藏博物館藏

明廷賜賚西藏的瓷器，現主要收藏在西藏博物館、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及薩迦寺等處，多為高足碗，即明人所稱“靶茶鍾”一類（圖135）。有明代永樂甜白（圖134 左）、紅釉（圖135 左）、翠青（圖135 中），宣德青花龍紋（圖135 右）、青花八寶藏文（圖136 左）、青花五彩（圖137-139），明代哥釉，成化青花夔龍高足碗等。這類“靶茶鍾”品類之富、質量之高，遠超乎人們想象。其中以永樂、宣德官窯產品最為精彩，其工藝美輪美奐，質量之高，堪稱空前絕后，開啟了此后數百年高足碗在藏地寺院的流行風潮。

圖135 左：永樂紅釉高足碗 西藏博物館藏中：永樂翠青釉高足碗 西藏博物館藏右：宣德青花海水龍紋高足碗 西藏博物館藏

圖136-1：宣德青花八寶藏文高足碗西藏博物館藏

圖136-2：宣德青花八寶藏文僧帽壺西藏博物館藏

圖137 宣德五彩蓮池鴛鴦紋碗西藏薩迦寺藏

圖138 宣德五彩蓮池鴛鴦紋高足碗西藏薩迦寺藏

值得注意的是，賞賜番僧的瓷器，有的顯然是專門定制，如寫有藏文的高足碗、僧帽壺等，有些圖案的選擇，甚至出自佛教經典。如薩迦寺藏一只五彩鴛鴦蓮池紋高足碗及矮圈足碗（圖137、138）。景德鎮珠山御廠遺址1988 年還出土一件宣德五彩鴛鴦蓮池紋盤（圖139）。成化官窯仍有此類瓷器生產。這類瓷器的口沿均用青料書寫藏文吉祥經一周“白晝安寧夜安寧，白日中午得安寧，晝夜長久安寧兮，三寶保佑安且寧?！鳖H讓人費解的是，緣何在為藏傳佛教定制的瓷器上，裝飾有鴛鴦蓮池紋，《大般涅槃經》（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第八云：

圖139 宣德五彩蓮池鴛鴦紋盤1988 年明御廠遺址出土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鳥有二種，一名迦隣提，二名鴛鴦，游止共俱，不相舍離，是苦、無常、無我等法亦復如是，不得相離。[104]

該段經文以迦隣提、鴛鴦兩鳥同游而不相離，以喻常與無常、苦與樂、空與不空等事理之二法，常相即而不離。

又《大般涅槃經疏》第七卷“鳥喻品”條謂：

今言雙游者，生死具常無常，涅槃亦爾。在下在高，雙飛雙息。即事而理，即理而事；二諦即中，中即二諦；非二中而二中。是則雙游義成，雌雄亦成。[105]

而細觀以上鴛鴦紋瓷器，與通常所見鴛鴦紋同游于蓮塘的設計截然不同，一在高處空中，一在下端蓮池，正與上揭文獻“在下在高，雙飛雙息”的描述相吻合。

三、賓禮用瓷

賓禮是朝廷接待藩國朝貢者以及與藩國之間交往的禮儀。明代賓禮，是明太祖朱元璋恢復中華威儀的重要外交政策，是支撐朝貢制度的重要手段。明朝賓禮制度的實施，使得華夏禮樂遠播四夷諸國。瓷器在賓禮的實施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1.遣使賜賚之器

遣使賜賚是明王朝與四夷諸國交往的重要形式，目的還是推進與四夷諸國的“朝貢”關系。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即“命使出疆，周于四維”以達到眾國王“遣使稱臣，來貢方物”之目的。明成祖更是“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其主持的鄭和下西洋壯舉，把大量中國瓷器以賜賚形式，饋贈西洋諸國。這種厚賜的風氣，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景德鎮瓷器開始借鑒大量來自中東伊斯蘭的造型與裝飾藝術，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瓷業的發展，豐富了中國陶瓷的面貌。尤以永樂青花中的胡人樂舞圖扁壺、纏枝花卉紋臥壺、幾何紋扁壺、纏枝花卉紋畫澆、無檔尊等為代表，中西合璧，成為賜賚瓷中的絕響（圖128-132）。

特別是宣德年間，對李朝的遣使賜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李朝《世宗實錄》世宗十年（宣德三年）7 月己巳條：

己巳，（明）使臣昌盛，尹鳳，李相至，賚賜白素磁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盤五個，小盤五個。[106]

再如李朝《世宗實錄》世宗十一年（宣德四年），11 月甲辰條：

使臣金滿來,賚曰：“……茲譴內官金滿來，敕諭王,特賜白磁器十五桌?！盵107]

又如李朝《世宗實錄》卷49 世宗十二年（宣德五年）7月乙卯條：

乙卯上率群臣迎敕于慕華樓至景福宮行禮如儀，敕曰：覽奏及所貢王事大之心篤于誠敬，歷年歲不解益隆，王之賢良重嘉悅，今特遣中官昌盛、尹鳳，賚朕所御寶裝條環及刀劍銀幣諸物賜王用，示褒嘉至可領也。頒賜金鑲嵌各樣寶石珍珠……青花獅子白磁卓器三卓、青花云龍白磁酒海三個。[108]

從文獻來看，明廷賞賜李朝瓷器以白瓷卓器為主，也有少量青花瓷器。從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宣德雙獅紋青花盤（圖133），可以一窺當年賜賚李朝“青花獅子白磁卓器”的面貌。尤其重要的是，上揭“青花云龍白磁酒?！?，以及《李朝實錄?世宗實錄》刊印“五禮圖”中的“嘉禮尊爵圖”（圖64），可完全與大都會博物館、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鋪首三爪龍紋罐相對應，使得宣德年間明廷賜賚李朝瓷器的面貌，變得觸手可及。

四、結 語

在宮廷政治與生活禮儀的視角下，我們對15 世紀的宮廷瓷器有了諸多前所未有的新認識?？傮w而言，明朝宮廷瓷器是宮廷禮儀制度下的產物。明朝宮廷瓷器，最初就是在宮廷祭祀禮器龐大需求的刺激下，拉開生產序幕的。因而洪武朝的宮廷用瓷就被烙上了深深的祭祀禮器之印痕，同時也開辟了一個祭器皆用瓷器的新時代。

永樂朝的宮廷用瓷，從工藝與藝術角度而言，達到了有明一代的巔峰。作為賓禮用瓷，具有鮮明西亞特色的下西洋賜賚瓷及賞賚西藏僧俗官員的藏式茶器，精美絕倫，成為一代絕響。祭祀山川的香爐、各類祭禮與供養之瓶、“江山一統爵盤”成為這一時期禮儀用瓷的代表。講求配套的茶酒之器，針對皇室、百官及壽誕、婚慶等，精心設計制作的各類筵宴用瓷及賞賜品，成為新的特點。

與永樂朝相比，宣德朝雖在工藝上略遜一籌，卻是宮廷各類禮儀用瓷進一步完善和全面發展的時代。無論是酒罇的等級之設、還是宴饗百官的魚藻紋瓷器；也無論是賜賚李朝的白釉與青花瓷器，還是賞賜親王與內臣的蟋蟀罐；宣德朝在釉色品種、器物造型，裝飾內容、使用群體等方面的創新與拓展，都臻于有明一代的巔峰。

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承襲前朝遺風，生產重心由外銷、賜賚向宮廷自用轉變，講求配套和組合的膳亭器皿與茶飯卓器、后宮專享的嬰戲圖瓷器、賜坐之繡墩、賞賜用的花器，祭祀供養的新式花瓶等，是這一時期禮儀用瓷的新特點。

成化朝則一改故轍，瓷器面貌發生顛覆性變化，大型器物退出歷史舞臺，形成以生活器用為主，輕盈小巧、溫潤秀雅的新風尚。針對皇家、百官等不同需求的“天”字罐及各式小型器皿，成為成化朝賞賜用瓷的一大特點。

總之，15世紀的宮廷瓷器的組織生產與使用，遵循著一定的禮儀規范與等級制度的約束，無論對器用內在的文化心理的訴求，還是具體的造型與裝飾，都講求引經據典，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秩序化及各安其位的現象。

注 釋：

［1］ 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前的吳元年（1367 年）六月，就首開禮樂二局，制禮作樂，立法創制。到洪武三年（1370 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禮》五十卷，此后，又陸續修成《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諸司職掌》《大禮要義》《皇朝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法》等書。

［2］ 《明實錄?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年八月：“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盤盂之屬與古之簠簋登豆制異。今擬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籩以竹?！庇?，《洪武禮制》“祭祀禮儀”條云：“籩豆簠簋俱用瓷，楪簠簋楪稍大；下尊三，用瓷尊，毎尊用蓋布巾一、酌酒杓一；爵六、用瓷爵；鉶一、用瓷椀；尊一，用瓷甕，酌水杓一；盆一，錫銅瓷隨用，帨巾一?！?/p>

［3］ 《明集禮》卷一·吉禮·第一“祭器”條。

［4］ 王劍英《明中都》，《故宮博物院院刊》1991 年第2 期。61-69 頁。

［5］ 《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美術館，1996年1 月，96 頁。

［6］ 曹建文《明洪武官窯低溫黃釉瓷的發現及其時代考證》，《東南文化》2003 年第5 期。73—75 頁。

［7］ 路杰《洪武印劃云龍紋顏色釉瓷研究》，《收藏家》2015 年第11 期。61-68 頁。

［8］ 《世界陶瓷全集》14.明，日本小學館，1976 年。172 頁。

［9］ 《朱明遺萃》，香港聯合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6 年。18 頁。

［10］ 路杰《洪武官窯印劃云龍紋顏色釉瓷中的祭祀元素》，《紫禁城》2015 年第12 期。48-56 頁。黑褐釉盤殘片資料為路杰先生提供。

［11］ 首都博物館編《首都博物館藏瓷選》，文物出版社，1991 年9 月。104 頁。

［12］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fig.1:20、1:21,2:1-2:4.

［13］ 《特別展: 中國の陶瓷》，東京國立博物館，1994 年。170 頁。

［14］ 《中國陶瓷：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平凡社，1987 年4 月，圖131-134。

［15］ 《世界陶瓷全集》13.遼金元，日本小學館，1976 年，218 頁。

［16］ 《世界陶瓷全集》13.遼金元，日本小學館，1976 年，219 頁。

［17］ 陸明華《明洪武官窯瓷器及相關問題——傳世品視角的透析》，《東南文化》2011 年第1 期。96—104 頁。

［18］ 路杰 《洪武官窯印劃云龍紋顏色釉瓷中的祭祀元素》，《紫禁城》2015.12。

［19］ 《明集禮》53 卷，卷一·吉禮·第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明集禮》53 卷，卷三·吉禮·第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 《明集禮》53 卷，卷八·吉禮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 《大明會典》228 卷，卷二百一，工部二十一。明萬歷內府刻本。

［23］ 《古今韻會舉要》30 卷，卷六，平聲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4］ 《明史》332 卷，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5］ 《明集禮》53 卷，卷四·吉第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6］ 《明集禮》53 卷，卷十二·吉禮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 《大明會典》一百九十四卷載:“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如果數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或數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p>

［28］ 楊士林《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4 年。

［29］ 《大明會典》中的祭祀陳設圖，雖然是萬歷十五年重修時補會，但有明一朝在祭祀禮儀方面，雖有嘉靖的祭禮大變革，但祭祀陳設還是“大要以祖宗舊制為主”，故知《大明會典》中的祭祀陳設圖，對于了解明早期祭祀陳設，還是有重要參考價值。

［30］ 首都博物館編《首都博物館藏瓷選》，文物出版社，1991 年9 月。105 頁。

［31］ 江建新《明代官窯瓷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 年1 月。230-237 頁。

［32］ 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編纂《明宮冠服儀仗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年4 月。該書由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藏明代早期彩繪稿本編纂而成，曾被人們稱為《中東宮冠服圖》、《明宮冠服》，是迄今所見最為珍貴、重要、全面的明代服飾專題性彩色圖錄。

［33］ 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五“城市”條載：“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山川壇成（眀成祖實録）。原山川壇在正陽門南之右，永樂十八年建繚以垣墻，周回六里。洪武三年建山川壇于天地壇之西，正殿七壇，曰太嵗、曰風云雷雨、曰五岳、曰四鎮、曰四海、曰四瀆、曰鍾山之神，兩廡從祀六壇，左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將右都城隍春秋季月將，二十一年各設壇于大祀殿，以孟春從祀，遂于山川壇惟仲秋一祭。永樂建壇北京一如其制，進祀天壽山于鍾山下?！?/p>

［34］ 明黃佐撰《南廱志》二十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35］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8 年。

［36］ 謝志杰 王虹光 《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簡報》，《南方文物》1992 年第2 期。

［37］ 《適于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臺北故宮博物院，2017 年5 月。45 頁。

［38］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 年。362、363 頁。

［39］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11 月。344 頁。

［40］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上海辭書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香港），1995 年8 月。365 頁。

［41］ He Li,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From the Asia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Thames and Hudson.P217.

［42］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瓷器卷（明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7 月。20、21 頁。該書收錄的這件“青花龍鳳紋三足爐”，或有可能為“釉里紅”品種。

［43］ 故宮博物院 景德鎮考古研究所《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考古新成果》，故宮出版社，2016 年10 月。188、189 頁。

［44］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 年。302、303 頁。

［45］ 桂金元《安徽青陽發現一對元代青花帶座三兔瓶 》，《文物》，1986 年第8 期。

［4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漢市江夏區博物館《武昌龍泉山明代楚昭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2 期。4—18 頁。

［47］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中華門外明墓清理簡報》，《考古》1962 年第9 期。470-478 頁。

［48］ 《瓶花譜》不分卷，明寳顔堂秘笈本。

［49］ 《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美術館，1996 年1 月。39 頁。

［50］ 曹淦源《天下一統 江山永固——瓷爵的形制與裝飾淺談》，《收藏界》2008 年第8 期。44-49。

［51］ 《明史》332 卷，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2］ 《禮部志稿》卷二十一“中宴常宴” ：“洪武六年定，凡中宴禮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凡常宴同中宴，但百官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p>

［53］ 《大明集禮》卷之七“宗廟祭器”條：“登盛大羹之器也，木謂之豆，竹謂之籩，瓦謂之登。三豆殊名，其制無異?！?/p>

［54］ 大羹實際上就是不和五味（不加任何調料）的肉，又稱“太羹”?！端膸烊珪?太常續考》卷1《制造品物法》載，“大羹：用淡牛汁，不用鹽醬；和羹：用牛肉煮熟，切成塊子，然后用鹽醬醋拌勻，以豬腰子切作荔枝塊，蓋面臨祭時用淡牛汁熱澆?！?/p>

［55］ 《明集禮》卷十七?嘉禮一“國朝之制，正旦、冬至、圣壽節，于奉天殿受朝，畢賜宴于謹身殿及東西廡，其蕃使表貢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毎日見羣臣于謹身殿或奉天殿奉天門以為常朝焉?！?/p>

［56］ 《明集禮》53 卷，卷十八?嘉禮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 《明集禮》53 卷，卷三十?賓禮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8］ 《明集禮》53 卷，卷三十?賓禮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9］ 對于該卷的繪制年代，朱敏先生根據曾收藏《御花園賞玩圖》的清人關冕鈞，及該卷與憲宗《元宵行樂圖卷》與清內府庋藏于南熏殿的《明憲宗坐像》的比對，認為幾幅作品中的主人同為憲宗，除北京故宮藏《宣宗行樂圖》后跋已佚，其余3 幅卷末皆有憲宗成化時期的長篇題贊，因此，認為以上四卷均可定名為明憲宗行樂圖卷。

［60］ 金恩慶《韓國出土十五世紀明青花研究》，收錄于《填空補白Ⅱ：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19 年5 月。

［61］ 《中國名陶展：中國陶瓷2000 年的精華》，日本gjレ（Ⅳ）放送網，1992。85 頁。

［62］ 《皇明典禮志》20 卷，卷六。明萬曆四十一年劉汝康刻本。

［63］ 《大明會典》228 卷，卷六十，禮部十八。明萬曆內府刻本。

［64］ 《大明會典》228 卷，卷一百八十一，工部一。明萬曆內府刻本。

［65］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館藏選集：東洋陶瓷展開》，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2006 年8 月第四版。63 頁。

［66］ 《萬氏家傳養生四要》5 卷，卷四，清乾隆六年敷文堂刻萬密齋書本。

［67］ 《事物異名錄》四十卷，卷三十五·禽鳥部上。清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68］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宣德官窯瓷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 年。80 頁。

［69］ 《世界陶瓷全集》14.明，日本小學館，1976 年，33 頁。

［70］ 《文敏集》25 卷，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1］ 江小民《明代宣德—成化時期青花嬰戲紋研究:以御窯遺址出土遺物為中心》，《南方文物》2019 年第5 期。277-288 頁。

［72］ 江小民《明代宣德—成化時期青花嬰戲紋研究:以御窯遺址出土遺物為中心》，《南方文物》2019 年第5 期。286 頁。

［73］ 《明內廷規制攷》3 卷，卷一，清借月山房匯鈔本。

［74］ 《詩經?周南》《螽斯》篇云：“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p>

［75］ 《詩經》《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p>

［76］ 王維瓊《明代的“賜宴”和“賜食”》，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5 月。

［77］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宣德官窯瓷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 年。

［78］ 蘇頌《和王禹玉相公三月十八日皇子侍宴長句三首其三》：“奉宸班近殿中香，人在金鑾日月旁。魚藻君臣同愷樂，露蕭遐邇荷龍光?！?/p>

［79］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80］ 《弇山堂別》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1］ 付守平《明代楚昭王朱禎墓發掘簡訊》，《江漢考古》1992 年第1期。

［8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鐘祥市博物館編《梁莊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 年3 月。

［83］ 2021 年10 月20 日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舉辦的《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

［84］ 光林《北京出土的幾件明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 年第6 期。64 頁。

［85］ 王艷玲《海淀香山軍科院明太子墓發掘簡報》，《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五輯，2002 年6 月。68-70 頁。

［8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明代淮王府遺址出土瓷器》，科學出版社出版，2020 年10 月。

［87］ 1958 年河南省滎陽賈峪鎮楚村明周惠王墓出土,1971 年河南博物院正式收藏。

［88］ 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冊一。

［89］ 明?黃佐《翰林記》卷十六，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冊一。

［90］ 周裕興《江蘇南京發現明代太監懷忠墓》，《考古》1993 年第7 期。667-670 頁。

［91］ 朱蘭霞《南京明代吳禎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第9 期。35-41 頁。

［92］ 李蔚然《南京中華門外明墓清理簡報》，《考古》1962 年09 期。476-478 頁。

［93］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南郊明墓清理簡報》，《南方文物》1997 年第1 期。29-32 頁。

［94］ 劉新園《明宣德官窯蟋蟀罐》，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5 月。

［95］ 柳彤《龍鳳辨微——從首都博物館藏金銀器上的龍鳳紋樣看明代宮廷的等級規制（上）》，《收藏家》，2019 年第5 期，第51-52 頁。

［96］ 《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十二年，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

［97］ 柳彤《龍鳳辨微——從首都博物館藏金銀器上的龍鳳紋樣看明代宮廷的等級規制（上）》，《收藏家》，2019 年第5 期，第54 頁。

［98］ 《皇明典禮志》20 卷，卷十八。明萬曆四十一年劉汝康刻本。

［99］ 《明季甲乙彙編》4 卷，卷三。舊鈔本。

［100］ 《皇明典禮志》20 卷，卷二十。明萬歷四十一年到汝康刻本。

［101］ 吳美鳳《小坐具中的等級之分——繡墩與杌凳》，《紫禁城》2012 年10 月刊。61-67 頁。

［102］ 明成祖不僅尊崇藏傳佛教，采取“多封眾建，尚用僧徒”的策略，其對西藏用心之切，介入之深，也是空前絕后的。成祖在位期間，先后封噶瑪噶舉派的哈立麻為大寶法王、薩迦派貢噶扎為大乘法王。宣宗即位后，又封釋迦也失為大慈法王。這些分封行動，引發藏區各地政教首領爭相前來朝貢請封的情形，對此明廷則在經濟上給予數倍甚至數百倍優厚的回賞，以擴大對藏區的影響，加強同西藏各地方勢力的聯系。

［103］ 郭學雷《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傳佛教茶器為中心》，收錄于《祥云托起珠穆朗瑪：藏傳佛教藝術精品》，文物出版社，2017年4 月。

［104］ 《大般涅槃經》40 卷，第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條。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105］ 《大般涅槃經疏》，三十三卷，第十五卷，第32-33 頁。

［106］ 《李朝實錄》第七冊《世宗實錄》，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昭和31 年（1956 年）。

［107］ 同注102。

［108］ 同注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