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贈決策
——基于烙印理論的實證研究

周必彧，彭紫萱

（浙江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越來越被大眾所關注。以往的學者對于企業捐贈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的身上，他們認為企業捐贈行為是受政府和制度規范壓力的驅動［1-2］，或是為了獲取聲譽資本以及改善負面形象［3-4］。然而企業家除了將企業捐贈作為一種利己的手段之外，還會將其作為自身價值觀道德觀的外化形式。企業的決策者會因為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5-6］、價值觀念以及組織主流的意識形態提高企業的捐贈水平［7-9］。事實上企業作為一個沒有情感實體的個體，能夠體現捐贈“利他”性的個體主要是企業內部的管理者。烙印理論的提出為研究高管個人特征與企業行為決策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論依據。烙印理論認為管理者受一些過往經歷的影響會形成思想烙印，該烙印會長期影響管理者個人及其所在組織的決策行為。在此基礎上的“烙印—環境契合”假說認為烙印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產生動態演變。大饑荒、地震等宏觀生活背景對個體的利他情感、公共價值觀等多種內在特質具有塑造效應［10］。已有的文獻中，有不少探究個體的大饑荒經歷對企業決策影響的例子，包括大饑荒經歷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11］、對企業利他慈善捐贈的影響［10］、對創業選擇的影響以及對公司財務政策的影響［12-13］等。事實上地震同大饑荒具有相似之處，破壞性強、影響范圍大，且在危害公眾安全的同時，也激發了民眾的責任意識和道德感，這一情感在企業層面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企業的慈善捐款?；谏鲜龇治?，擬探討兩個問題。第一，高管敏感時期的地震經歷是否也會產生烙印，從而影響其進入企業后所做出的捐贈決策？第二，不同的環境是否會對烙印產生影響，從而體現出不同企業之間捐款的差異性？為探究高管童年時期地震經歷產生的道德烙印對企業捐款水平的影響，以2006—2021 年所有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混合截面數據來檢驗高管童年地震經歷與其企業捐贈水平之間的聯系，同時驗證企業內外部環境的持續性變動是否會使烙印產生強化效應和衰退效應。

本研究可能做出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為企業捐贈的意識形態動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為理解此類企業“利他”行為提供了新的視角。區別于過往文獻中關于企業“利他”捐贈的研究，以地震經歷為切入點，這一非人為選擇因素排除了自選擇性的干擾，更能體現捐款的“利他”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烙印的研究范圍，并且為“烙印—環境契合度”假說和多重烙印理論提供了現實依據。從微觀層面（高管自身經歷）、中觀層面（企業的內部環境）以及宏觀層面（外部疫情環境）分別進行了實證檢驗，驗證了不同環境下烙印的動態性變化，證實了烙印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同時實證結果表明，在敏感期內對個體時間影響的環境因素可能來自不同層面。這為企業及相關信息使用者的科學決策提供了可能的經驗支持，對于企業如何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具有啟示作用，對促進企業推動實現社會共同富裕具有實踐意義。

一、理論與假設

（一）相關文獻評述

1.高管個人特征和企業行為決策之間的關系，可以利用高階理論和烙印理論來解釋。第一，高階理論認為管理者采取的行動是基于其個人經歷、價值觀和性格等，通過管理者的個性特征可以預測管理者對于戰略決策的選擇，并最終反映在企業的行為決策結果上［14］。但是高階理論的主要理論缺口在于它雖然強調了管理者自身特征的重要性，卻忽略了個體意識是如何轉變的，因此需要引入烙印理論來彌補這一缺口。第二，烙印就是在一段關鍵的敏感時期，組織或者個體演化出來和當時環境相匹配的特征的過程，且這些特征在隨后環境發生變化時依舊持續存在［15］。烙印的“敏感期”不應該局限于組織的初創時期以及個人職業生涯剛開始的階段，而應該延伸至組織內部人員變更與個人職業角色轉換等階段［16］。在此基礎上，Tilczik 提出了“烙印—環境契合度”假說［17］，為理解個體多重烙印在組織中發展演變提供了理論支撐。

2.現有文獻中，關于企業捐贈的研究主要包含“利己”捐贈和“利他”捐贈。第一，總結過往的研究可以發現，“利己”捐贈的動機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企業謀取經濟或是其它方面的利益，一種則是滿足高管自身的利益追求。前者認為企業的捐贈行為其實是一種“營銷手段”，能夠提升企業的知名度，給企業帶來內在價值［18］，釋放積極信號，彰顯企業形象［19］。另一種則是基于代理理論，認為企業的捐贈行為是一種管理者的福利。企業捐贈為管理者創造了某種“暖光”效應，因為捐贈行為提升了高管個人的聲譽［20-21］。第二，利他視角下的企業捐贈行為可能是因為高管自身受到某個時間段內特殊事件的影響而產生的。研究證明，企業家早年從軍經歷形成的價值觀烙印對其企業的慈善捐贈有正向影響［22］。但是這類研究存在自選擇性問題，很難區分是經歷影響了個體特性還是個體的內在特性導致了個體選擇這種經歷。為此部分學者對研究進行了改進，選用外部非人為選擇事件作為管理者的經歷變量。例如高管早年時期經歷的大饑荒事件會對高管自身的心理狀態產生長遠的影響，在其進入企業后會更加積極地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23］。此類研究認為早年的負面經歷會導致個體產生道德烙印，使之在成年之后產生區別于其他個體的更為強烈的責任意識。

3.國內對于早年的負面經歷對高管沖擊的研究中，多數探究的是早年大饑荒經歷對行為的影響，現有的文獻中還沒有文獻直接涉及有關地震經歷的研究。第一，許年行等人在研究高管貧困經歷對企業慈善捐贈影響時發現，有過貧困經歷的CEO在汶川地震后顯著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水平［7］，但也只是將其作為一個調節變量。第二，有一部分學者則是將汶川地震事件作為大環境背景，研究公司捐贈行為存在提高聲譽以獲取廣告效用的經濟動機以及高管聯結于企業捐款之間的關系［24-25］。這些研究都利用了地震事件，但都沒有進一步探究地震與企業捐贈之間的作用機制。從烙印理論的邏輯視角來研究高管地震經歷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促進作用，可以填補這塊研究的空白。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地震經歷的道德烙印。能促使個體產生烙印的事件往往是重大事件，影響范圍廣、程度深且有一定的持續時間。我國幅員遼闊，地形氣候復雜多樣，各自然災害都有發生，其中地震的發生頻率和數量居首位。尤其是之前的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給人們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但也因此鑄就了“公而忘私、患難與共、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和“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的汶川抗震救災精神。人們在目睹過或是親身經歷過災難時，會激發人類的道德意識，彼此之間互相幫助的可能性會增加。經歷過災難的人們會在看到他人痛苦時傾向于情感反饋和實際幫助，且這情感的強度和幫助的速度受到最初災難嚴重程度的影響［26］。童年時期個體人格以及對于世界的認知都還處于塑造和構建的過程中，是個人的關鍵敏感時期。當高管童年時期親身經歷過地震災難，在日后又碰到相似的外部環境，他們童年時期打下的道德烙印就會產生作用。當面對那些身處困境需要幫助的人時，他們會更加傾向于對受難群體伸出援手，這種責任意識會隨著高管進入企業后體現在企業捐贈水平上。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 高管童年時期的地震經歷正向影響企業捐贈水平。

2.地震頻發環境的烙印強化效應。個體進入企業后需要融入企業新的氛圍、建立新的知識體系、建立新的人脈、塑造新的認知觀念，是個體的人生轉折，屬于個體敏感期。這一時期如果公司所在地出現地震頻發的情況，尤其是公司積極履行了社會責任，那么個體在長期的履責氛圍中可能會產生責任烙印，認為在面臨災難時，履行責任和義務是十分必要的烙印的強化效應體現：一方面，高頻發的地震環境會激起高管童年時期地震的痛苦回憶，從而更具有奉獻精神，懂得將心比心地對待同樣身處困境中的人們，尤其是那些童年時期在地震中受到過幫助的高管，更會將助人為樂的精神延續下去；另一方面，地震災害引發的廣泛的社會需求可能會喚醒高管的責任意識。高管的精神特質和行為模式會受到企業中的集體活動、集體記憶和集體認同感的影響。當發生在災難時，外界對企業的援助需求增強，無論是外部的輿論導向還是企業內部的集體價值取向都會促使高管產生責任意識，推動做出企業捐贈的決策。據此，提出假設2。

假設2 高管公司注冊地的地震頻率越高，該道德烙印對企業捐款的促進作用越顯著。

3.融資約束環境的烙印消退效應。資源約束理論認為，即使企業的資源比較充足，高管也會把資源投入到更能產生經濟價值的領域。而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消耗資源的行為，且不能帶來直接可預測的經濟效益［27］。因此，較高的融資約束會導致財務靈活性降低從而導致企業捐款水平下降［28］。企業長期處于較高的融資約束水平給高管釋放的信號可能與高管先前經驗所獲得的信息相矛盾，進而導致地震經歷引起的道德烙印被削弱。長期處于高融資約束環境下的企業自身發展受限制，高管的關注點可能會更加集中于如何擺脫公司困境、推動公司經營發展上，從而減少道德烙印施加下企業的捐款水平。此外，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環境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高管的決策行為，拮據、謹慎的行事觀念可能會沖淡童年時期形成的道德烙印。在面對需要企業慈善捐款的情況時，會更多地考慮企業自身的發展情況，相對減少捐款金額。據此，提出假設3。

假設3 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對于地震經歷與企業捐款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且起到負向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高管地震經歷所引發的道德烙印，受到地震頻發環境、融資約束環境的影響，并最終影響企業捐贈的水平，在此基礎上構建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高管地震經歷對企業捐贈影響的研究概念模型

二、數據與變量

（一）樣本選擇

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主要數據來源于數據庫中“公司研究”這一板塊的“社會責任”子板塊，涵蓋的數據起始于2006 年。選擇了2006—2021 年全部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并對樣本做了如下處理：剔除了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樣本；剔除了ST，*ST 樣本；剔除樣本數據缺失較多或是不符合邏輯的樣本；剔除了研究期限內人員變動頻繁的樣本；還利用新浪財經網手工收集和整理了CEO 的學歷信息以及一些缺失的年齡信息，整理了國家統計局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的地震數據。所有連續型變量在1%和99%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與度量

因變量為企業捐贈（DA）。借鑒曾春影等［10］的做法，采用企業捐贈金額的自然對數來度量企業捐贈行為。第一，自變量是高管童年時期地震經歷（Exp）。其中的高管特指企業的CEO 個人而并非高管團隊。關于童年時期的界定，心理學家認為無論是采用年齡指標、大腦發育指標，還是采用心理成熟指標，均應把兒童時限的上限大致定在少年期（14～15歲）［29］。研究選取0～14歲作為童年的時間范圍，將高管出生后的前14 年內其出生地的情況與中國環境年鑒中記載的地震時間和震源相比較，如果高管在童年時期（0～14歲）其出生地發生過地震，則Exp＝1，否則為0。第二，調節變量是高管公司注冊地的地震頻率（Freq）和高管所在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FC）。地震頻率是指高管在進入企業后該地區地震發生次數的累加，融資約束水平采用了FC指數進行度量［30］。第三，參考朱沆等［8］的做法，將控制變量分為了兩類：高管個人層面，控制了高管的年齡（Age）、性別（Gender）、學歷（Degree）；企業層面，控制了企業的規模（Size）、上市年限（ListAge）、管理層薪資（TOP3）、資產負債率（Debt）、資產收益率（Roa）、托賓Q（Tob）。還設置了年度虛擬變量來控制年度變化趨勢對企業行為決策的影響，設定了行業虛擬變量來控制行業差異性對企業行為決策的影響（表1）。

圓滿完成防洪減淤各項任務。汛前，實施調水調沙，小浪底水庫排沙6 908萬t，花園口以下河段實現全程沖刷。汛期，針對上中游不同區間發生的洪水，以及下游利津站出現的24年來最大流量洪水，統籌兼顧，科學應對，及時啟動防汛Ⅳ級應急響應，確保了黃河汛情平穩安全。根據國家防總要求，先后派出16個工作組，分赴流域有關?。ㄗ灾螀^）和黑龍江、吉林等地，協助、指導地方防汛救災。汛末，科學調度骨干水庫，共蓄水290億m3，較汛前增蓄66億m3，為今冬明春儲備了抗旱水源。

表1 變量定義表

（三）實證模型

采用模型（1）來檢驗高管童年時期的地震經歷是否會影響企業的捐贈水平。其中，被解釋變量是DA用企業捐贈金額的自然對數來衡量，Exp為解釋變量，重點關注系數β1的符號。CVs 為控制變量，∑Year和∑Industry分別表示年度虛擬變量和行業虛擬變量，ε 為殘差項。如果假設1 成立，則β1應顯著為正。

采用模型式（2，3）分別檢驗高管所在地地震頻率的正向調節效應和企業融資約束水平的負向調節效應。式（2）中的Freq為調節變量，代表高管所在地的地震頻率。若假設2 成立，則β3顯著為正。式（3）中的FC為調節變量，代表高管所在公司的融資約束水平。若假設3成立，則β3顯著為負。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 對模型的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倶颖緮礜為14 128 個，其中DA的標準差為5.381，說明公司捐款水平差異較大。Exp的均值為0.388，這意味著有三成以上的管理者在童年時期經歷過地震。代表地震頻率的變量Freq均值為25.95，標準差為63.67，最小值min 為0，最大值max 為490，這說明不同高管所處的企業外部地震環境差異非常大，有些企業所在省份地震頻發，有些企業所在省份則是地震少有發生。代表企業融資水平的變量FC均值為0.361，標準差為0.251。

表2 變量描述統計表

（二）主要回歸結果

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贈關系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表3 中：模型1 檢驗的是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款之間的關系；模型2和模型3分別檢驗了地震頻率和融資約束水平的調節效應。由模型1 可得高管童年時期的地震經歷，會正向影響企業的捐款水平（Beat＝5.779，p＜0.001），假設1得到驗證。由模型2 可得高管公司注冊地的地震頻率對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贈之間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Beat＝0.009，p＜0.001），假設2 得到驗證。由模型3 可得高管公司的融資約束水平對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贈之間的關系有負向調節作用（Beat＝-3.936，p＜0.001），假設3 得到驗證。

表3 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贈關系檢驗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重新定義關鍵變量。為檢驗高管地震經歷對企業捐款的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參考朱沆等的做法，將關鍵變量DA重新定義為企業慈善捐贈與高管個人薪資的比值［8］。將重新定義的解釋變量DA′代入原回歸模型中，得到的回歸結果其各項系數發生變化，但結果依然穩健?？紤]到篇幅問題，回歸結果不在此處顯示。

3.內生性問題檢驗。為了解決高管地震經歷與企業捐贈之間可能存在樣本選擇性偏差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使用Heckman 兩階段模型對主要結論進行內生性檢驗。在第一階段的回歸分析中，除了主要回歸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外，選擇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作為工具變量。因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是企業自愿披露的內容，有的企業不披露，就會造成樣本選擇性偏差，因此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是影響企業捐贈的一個重要外生變量。

匯報了采用Heckman 兩階段的回歸結果，在模型4 關于主效應的檢驗中，IMR 回歸系數至少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說明原方程中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不可忽視。在二階段回歸結果中，主要解釋變量仍然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變化不大，這說明在考慮樣本選擇偏差的情況下，基準回歸結果依舊可信。同樣，將所有調節變量以及交互項放入回歸方程中，其結果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仍然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設（表4）。

表4 內生性檢驗結果

（四）拓展性檢驗與分析

由于烙印具有一定的持續性，高管童年時期地震經歷產生的道德烙印對于企業捐款的影響可能延續至今。為了更好地檢驗“烙印—環境契合”假說，結合近幾年的疫情環境，進一步探究道德烙印是否也在疫情期間發揮了作用。利用PSMDID 方式，對疫情發生的前一年以及疫情期間進行了回歸測試。為了使用雙重差分模型，先用傾向分值匹配法總樣本分為兩大類。一是處理組（Ti＝1），為聘用童年經歷地震高管的企業。二是控制組（Ti＝0），為沒有聘用童年經歷地震高管的企業。根據獨立性假設條件，將匹配向量Xi的組合 設 定 為Age，Gender，Degree，Size，ListAge，TOP3，Debt，Roe和Tob，這些匹配向量會同時影響管理者選聘和企業捐贈水平。用這些企業特征來估計傾向分值并運用最鄰近方法，根據兩組間p的相近度進行1∶1 的樣本匹配。再根據事件研究方法，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對疫情（2020 年）前后一年內上市公司披露的捐贈數據進行對比研究，以考察這兩組公司在面對疫情事件時捐贈行為是否有顯著的差別（表5）。

表5 疫情期間的道德烙印效應

由結果顯示：2019 年檢驗變量的系數不顯著，表明疫情發生前的一年內童年有無地震經歷的高管所在企業的捐款水平變動趨勢一樣。而2020年和2021年檢驗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了道德烙印在疫情期間（2020—2021 年）發揮了作用。驗證了烙印可以在多個敏感時期發生，且不同敏感期的烙印之間相互影響，產生動態疊加的效果。為“烙印—環境契合”假說的觀點提供了現實依據，同時也驗證了在不同敏感期內對高管道德烙印施加影響的環境因素不僅來自于微觀層面（高管自身經歷）、中觀層面（企業內部環境），也可能來自于宏觀層面（新冠疫情環境），為學者研究“多重烙印對組織和個體作用”提供了現實依據。

四、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強調“著力促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惫餐辉Ｊ侨w人民的“美好生活狀態”，既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又是一個十分緊要的現實任務。在踐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國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走過發達國家一兩百年的道路。幾十年來，中國企業家積極承擔社會責任，表現出使命和擔當。推進社會實現共同富裕是當代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企業捐贈作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勢必會受到各方的關注。本研究以2006—2021 年所有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基于烙印理論的視角，探索高管童年時期的地震經歷對于企業捐款的影響，以及過往的環境對其的動態影響。研究發現，童年時期有過地震經歷的高管會產生道德烙印，且道德烙印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強化或者衰退。高管公司注冊地的地震頻率越高，該道德烙印對企業捐款的促進作用越顯著。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對地震經歷與企業捐款之間的關系起到負向調節作用。進一步研究發現，童年時期有過地震經歷的高管所在企業在疫情期間的捐款表現優于其他企業，說明該道德烙印在疫情環境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結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第一，基于利他視角考察高管道德烙印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不同于以往的從企業視角探究企業捐贈自利動機的研究，拓展了企業捐贈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層面探究了環境的變化對烙印的影響，用現實證據證實了“烙印—環境假說”，為研究“多重烙印下組織和個人行為”提供了現實依據。第二，企業的慈善捐贈有利于促進社會實現共同富裕，有過特定過往經歷的高管有利于上市企業通過企業捐贈履行社會責任，監管機構應鼓勵有過特定經歷的管理者參與公司治理。根據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會負向影響道德烙印與企業捐贈的研究結論，為了促進實現共同富裕，推動企業更好地履責，可以從企業融資約束這一角度入手。通過為企業提供信貸資金支持，降低企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減少企業交易費用等方式幫助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水平持續過高的局面，從而使道德烙印在企業捐贈中發揮更強大的作用，最終推動企業為促進共同富裕添磚加瓦。第三，對于企業而言，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也能幫企業贏得良好的聲譽，企業選擇有特定經歷的CEO也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客觀原因導致本次研究存在不足和局限性。首先，在樣本數據收集方面，有關企業高管的數據并未記錄在國泰安數據庫中，只能通過新浪財經網等多種渠道進行檢索，人工收集高管的年齡、性別以及學歷等相關數據。其次，由于有些企業未披露或者是披露不完全，導致部分個人信息不完整、數據缺失等現象，只能通過刪減樣本來解決，可能會影響最終的實證結果。最后，地震經歷參照的是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記錄的所有地震發生的數據，可能存在部分地震震級小、震感不明顯的情況，也許并未對高管造成實質性影響，未來研究可將地震震級進行細分，進一步研究地震的危害程度是否會影響烙印的生成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