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樂星宇，顧燕波，柳 凌

1. 寧波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鶴琴學前教育學院（中國寧波 315336）；2. 寧波市鎮海區兆龍學校（中國寧波 315200）；3. 義烏市赤岸小學（中國義烏 322003）

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以下簡稱“雙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學生的學習負擔，然而父母的焦慮并未得到完全緩解，甚至有部分父母的焦慮癥狀在“雙減”后明顯加劇。父母教育焦慮是指父母對子女學習成績、就業前景、生活前景等過度恐慌，以及對子女考試成績、學習態度、學習進度等過度敏感［1］?？荚嚱箲]是教育焦慮的表現之一。目前，眾多研究［2-4］對青少年的考試焦慮進行了探討，而對父母由于其子女考試而產生焦慮的研究鮮有報道?；诖?，本研究探討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以期了解父母考試焦慮的影響因素并提供相關解決路徑。

考試焦慮是指個體面對考試或測驗情境而引起的緊張狀態。教育期望反映了個體對教育價值的重視程度，也反映了個體對教育內在與外在效用的綜合認知。父母教育期望可視為父母對子女社會地位及教育成就的向往與追求，這種期望往往會轉化為父母的外顯行為。有研究［5］發現，合理的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父母的考試焦慮?；诖?，本研究提出假設1：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

地位獲得模型（status-attainment model）強調家庭對子女身心發展的制約作用。SEWELL等［6］在此基礎上發現，“重要他人”等變量是最重要的中介因素。一般而言，父母親在家庭教育中扮演著重要他人的角色，他們通過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7］。此外，教育期望不單單只表現在價值觀念上，它可以轉化為父母的外顯行為，通過積極的家庭互動來約束子女的負面行為［8］。因此本研究推測，父母積極的教育期望有利于抑制子女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生命歷程理論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是相互聯系和影響的［9］。MCCONKEY［10］也強調，子女的行為問題和父母的心理健康是相互關聯的。另有研究［11］表明，子女的行為問題會增加父母的養育壓力，造成父母焦慮和抑郁，并降低父母的養育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推測，子女逆反心理可以預測父母的考試焦慮?；诖?，本研究提出假設2：子女逆反心理在父母教育期望與父母考試焦慮間起中介作用。

父母考試態度是指父母喜歡社會比較與擔心孩子學業成績的程度。由于中國的教育競爭空前激烈，許多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十分迫切，傾向于將自己的孩子與其他孩子進行社會比較。父母的社會比較可以說是父母對子女施加的一種心理控制［12］。有研究［13］表明，父母社會比較能產生對比效應，易引發青少年的低落情緒和無助感，并影響其行為表現?；诖?，本研究提出假設3：父母考試態度在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逆反心理間起調節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對浙江省杭州市、寧波市、臨海市240名青少年學生的家長發放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22份，問卷有效率為92.5%。家長的年齡集中在30~39歲（72.4%）；家長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39人（17.6%）、大專52人（23.4%）、本科107人（48.2%）、研究生24人（10.8%）。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考試焦慮量表 采用陳婉真等［14］編制的父母考試焦慮量表。該量表由1個維度和8個項目組成，如“孩子準備考試時，我也會覺得焦慮”“孩子考試結束后，我會擔憂孩子考不好”。量表使用李克特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對子女考試的焦慮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46，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結構尚可（χ2/df=3.357, RMSEA=0.107, GFI=0.940,AGFI=0.873, NFI=0.962, IFI=0.972, TLI=0.954, CFI=0.972）。

1.2.2 子女逆反心理問卷 依據HONG等［15］編制的逆反心理量表，自編適合中國父母作答的子女逆反心理問卷。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本研究中問卷的KMO值為0.930，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結果達到顯著水平（P<0.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優斜交法（Promax），根據碎石圖及分析結果，提取出1個公因子，其特征值為5.364，解釋了67.05%的變異，因子載荷系數為0.746~0.878，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了8個項目。例如“當我強迫孩子干什么事時，他偏不干”“孩子明知應尊重我，可我一嘮叨，孩子就忍不住跟我頂嘴”。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問卷的結構良好（χ2/df=2.078,RMSEA=0.070, GFI=0.959, AGFI=0.922, NFI=0.968,IFI=0.983, TLI=0.975, CFI=0.983）。問卷使用李克特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感知的子女逆反心理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29。

1.2.3 父母考試態度量表 采用陳婉真等［14］編制的父母考試態度量表。該量表由2個維度（過度重視成績、喜歡社會比較）和8個項目組成，如“我認為孩子考試成績理想代表孩子未來可能有較高的學歷”“我會將自己孩子和親戚的孩子做成績比較”。量表使用李克特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喜歡社會比較與擔心孩子學業成績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77，2個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842、0.854。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結構尚可（χ2/df=3.150,RMSEA=0.099, GFI=0.944, AGFI=0.889, NFI=0.938,IFI=0.957, TLI=0.932, CFI=0.956）。

1.2.4 父母教育期望問卷 以父母期待子女接受最高教育程度來測量父母教育期望［16］。題目為“您希望孩子的學業將來達到什么水平？”，1=初中畢業，2=高中畢業，3=大專畢業，4=大學（本科）畢業，5=研究生及以上。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管理、描述統計、相關分析等。使用AMOS 26.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應用非參數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復抽樣5 000次）和HAYES［17］編制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運用Model 7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2 結果

2.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平均數、標準差、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將計分1、2、3、4、5分別看成是連續數據分組后的組中值, 將分數分成5段, 0.5~1.4分為沒有考試焦慮，1.5~2.4分為考試焦慮較低，2.5~3.4分為考試焦慮一般，3.5~4.4分為考試焦慮較高，4.5~5.5分為考試焦慮極高。從表1可以看出，父母考試焦慮均分為3.63，表明當前父母考試焦慮程度較高。相關分析表明，除教育期望與考試態度相關不顯著外，其余變量均兩兩間顯著相關，故假設1得到了檢驗，且符合中介效應檢驗的前提［18］。

表1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矩陣 n=222

2.2 中介效應檢驗

首先對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HAYES開發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以父母教育期望為自變量，考試焦慮為因變量，逆反心理為中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表2）：父母教育期望顯著負向預測考試焦慮（β=-0.21，P<0.01），當放入逆反心理這一中介變量后，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10，P>0.05）。中介模型示意見圖1。

圖1 中介模型圖

表2 模型中變量關系的回歸分析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直接效應值為-0.10，其95%置信區間（95%CI）包含0，表明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直接效應不顯著。逆反心理在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之間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12，其95%CI不包含0，這表明逆反感知的中介效應達到顯著水平，故假設2得到支持。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54.32%。詳見表3。

表3 中介效應分析表

2.3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檢驗父母考試態度在父母教育期望通過子女逆反心理影響考試焦慮中前半段的調節作用，使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7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分析結果顯示：父母教育期望和父母考試態度的乘積項對子女逆反心理的預測作用顯著，即父母考試態度在父母教育期望對子女逆反心理的影響中起調節作用（表4）。判定指數（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為-0.07，95% CI為0.003~0.155，不包含0，再次說明有調節的中介效應顯著。

為進一步理解考試態度調節作用的本質，將考試態度按平均值加減1個標準差分為低考試態度組和高考試態度組，考察父母教育期望對父母考試焦慮的預測效應（表5）。進一步簡單斜率分析結果表明：對低考試態度組來說，父母教育期望對子女逆反心理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simple slope=-0.32，t=-3.93，P<0.001）；而對高考試態度組來說，該負向預測作用不顯著（simple slope=-0.07，t=-0.83，P>0.05）。詳見圖2。

圖2 簡單斜率檢驗

表5 不同考試態度時逆反心理的中介效應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子女逆反心理在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間起完全中介作用；父母考試態度在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逆反心理間起調節作用，即調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徑。研究結果有助于了解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并為緩解父母考試焦慮提供路徑選擇。

首先，本研究表明，參與調查青少年學生家長的考試焦慮水平較高，與2018年發布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19］的結果較為一致。這可能是因為考試成績在很多家庭的教育理念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況且“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父母的心聲，中國父母都比較強調學業成就不只是由先天能力決定，即使先天學習能力相對不足，亦可通過后天努力加以彌補［20］。此外，中國父母通常都很關心面子問題，孩子成績差，被父母斥為“不爭氣”，面子重的家長還會感到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因此家長會有較高水平的考試焦慮。

其次，本研究發現，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這一研究結果與日常生活經驗不太相符。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的樣本均來自浙江省，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會希望自己的子女也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具有高期望值的父母會為子女提供更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并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精力，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對父母起到“安心”作用，從而不會引起大規模的考試焦慮。另外，父母教育期望并不能顯著預測考試焦慮，這表明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間存在某種作用機制。

再次，本研究發現，子女逆反心理在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間起完全中介作用，這一研究結果可以用自我激勵模型和社會資本理論較好詮釋。一方面，自我激勵模型指出，建立教育期望有助于學生厘清目標并按目標努力［21］，所以合理的教育期望能夠幫助學生自我監督，并采取適宜的策略達到目標。另一方面，社會資本理論強調，教育期望是一種社會資本。對家長而言，與子女達成一致的教育期望可以幫助家長有針對性地指導和監督子女行為［22］；對子女來說，合理的教育期望有利于他們將家長的指導內化為行為，并養成正向的人格特質［23］。此外，生命歷程理論強調，父母和子女之間是彼此影響的，子女的行為問題與父母的情緒顯著相關，子女的行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會使父母認為他們是失敗的父母并產生焦慮［24］。因此，父母教育期望能夠約束子女的負面行為，并減緩父母考試焦慮。

又次，本研究表明，父母考試態度在父母教育期望與子女逆反心理間起調節作用，即調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徑；且對低考試態度組來說，父母教育期望對逆反心理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而高考試態度組的預測作用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將考試態度界定為父母社會比較與擔心孩子學業成績的程度，雖然父母的社會比較和對孩子學業成績的擔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其對孩子的關心，然而這種關心事實上是父母對孩子的一種心理控制。當父母以高標準要求子女履行父母期望，很有可能造成子女的反抗與沖突。因此當父母將自己對子女的教育藍圖過度強加在子女教育生涯中，可能會產生消極的后果。由此可見，如果父母能夠對子女保持合理的教育期望及積極的考試態度，將有助于塑造子女的正向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減輕父母自身的焦慮。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第一，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無法明確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使用縱向研究，對父母進行跟蹤調查，探討子女處于不同學習階段時（如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父母教育期望并進行對比研究，從而了解不同時間效應下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解釋度。第二，本研究的量表均由青少年父母填寫，未來研究可直接探討子女所知覺的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