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測度及動態演進

曾慶均，易 露，唐 菁

（重慶工商大學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研究院，重慶市 400067）

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對經濟發展起著基礎性作用。面對外需走弱、內需走強的宏觀環境，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形成強大經濟循環，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更是必然選擇[1-2]。2021 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5.4%[3]，受新冠疫情以及俄烏沖突等多重內外部因素的影響，雖然2022 年降至32.8%，但2023 年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高達77.2%[4]，消費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對經濟的拉動效應持續顯現。未來我國經濟長效發展的突破點在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通過消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促進消費需求提質擴容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充分發揮消費對增強內外循環的內生原動力。

2019 年商務部等14 部門印發《關于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培育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全球吸引力的綜合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并形成一批專業化、特色化、區域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作為消費的高級形態載體，有著集聚優質消費資源、把握消費前沿時尚潮流以及培育新型消費模式功能，為強化基礎消費集聚、打造特色標志性消費舒適物、塑造中高端消費供給提供了一條現實可行路徑。通過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使其成為引領消費需求、深挖消費潛能、拉動經濟增長的消費時空載體與新增長極，對加快形成統一、開放、暢通、高效的現代消費市場體系和培育中國式現代化消費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有關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相關概念界定、城市類型劃分、消費城市形成機制與實現路徑探析等幾方面。一是對于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內涵界定。目前學者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概念界定尚未定論。有學者從城市經濟屬性視角出發進行闡釋，格萊澤（Gleaser）等[5]、克拉克（Clark）[6]認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因其具備更好舒適物并能實現中心城市向周邊城市輻射的國際性消費城市。也有學者從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現狀出發，認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在消費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結構轉型和后工業化社會經濟原生動力的內在要求基礎上應運而生的產物[7]。還有學者認為消費城市不等同于消費中心城市，其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存在區域和空間消費競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高層級的消費中心[8-9]?？傮w來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可拆分為“國際”“消費”和“中心”。其中，“國際”指城市消費輻射范圍是全球性的，有著全球化消費資源、全球化消費主體和全球化消費服務空間；“消費”指城市是以消費為主體功能的服務型城市；“中心”指的是區域的概念，是城市或區域[10]。二是有關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類型劃分，可以是基于本地-周邊-跨區域的“中心-外圍”類型，也可以是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國際消費中心，還可以是基于城市不同發展模式的商業金融型、國際交往型和文化宜居型等城市類型[11-12]。三是在消費城市的形成機制與實現路徑方面，可以歸納為動力機制、擴容機制、消費供給機制、資源基礎機制、內涵深化機制和外延擴張機制六大機制路徑。其中，動力機制主要從“動力-目標”理論框架出發探究城市消費動能提升路徑[13]；擴容機制是基于規模經濟和消費空間來闡述城市消費擴容[14]；消費供給機制是通過消費供給端的深化改革實現城市消費供給能力的增強，進而提升中心城市消費水平[15-16]；資源基礎機制是基于資源能力理論，以資源可持續發展為戰略的發展模式[17-18]；內涵深化機制是圍繞消費城市的消費資源、消費文化、消費環境等提升城市消費品質[19]；外延擴張機制主要從系統論、產業鏈和產業體系等方面實現城市消費產品多樣化。

雖然近幾年學者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相關研究日漸豐富，但有關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測度的文獻卻較少[20-21]，城市發展的動態演進過程尚不明晰。鑒于此，本文從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到達便利度和消費滿意度五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熵權TOPSIS 法進行測度。同時，借助核密度估計法、收斂性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以及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剖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時空動態演進特征，為我國加快培育和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提供相關理論與實踐支撐。相較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的貢獻有：一是對標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典型特征，從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到達便利度和消費繁榮度等五個維度構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進一步豐富國際消費城市發展水平測度相關研究；二是明晰目前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現狀、收斂性特征以及空間網絡格局，為政府及相關部門制定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政策或建議提供理論支撐。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消費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高階表現形式，不僅具有消費城市的一般性特征，同時有更廣的國際知名度、更繁榮的消費市場、更活躍的商業主體、更暢達的交通以及更高的消費滿意度。因此，在考慮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典型特征的同時參考商務部等相關部門發布的（商消費函〔2021〕395 號）《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總體方案》，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從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到達便利度和消費滿意度五個維度建構包含23 個細分指標的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其中，國際知名度包含城市競爭力水平、世界500強企業數、世界文化遺產數、國家級景區數、入境游客量和活動會展數6個指標，主要反映城市的綜合競爭能力、市場主體吸聚能力以及消費吸引能力。消費繁榮度包含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口貿易額、旅游支出、服務業增加值、人均消費支出5 個指標，反映城市商貿和旅游消費量、服務業發展度和居民消費能力。商業活躍度包含標志性商業街區數、老字號數、免稅店數、五星級酒店數和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5 個指標，反映城市商業消費特色、免稅政策以及商業投資力度。到達便利度包含國內外航線班次數、高鐵站點數、軌道交通建設、高速公路建設和出租汽車數5 個指標，反映進出該城市的交通便利程度。消費滿意度包含城市營商環境水平和消費者滿意度2個指標，分別反映城市消費市場環境好壞和消費滿意程度高低。

（二）研究方法

1.熵權TOPSIS法

熵值法是一種針對指標權重客觀賦值的方法，能夠有效避免主觀評價法中人為因素的影響，以確保評價結果更為科學有效。而優劣解距離法（TOPSIS）適用于解決多目標決策分析，主要適用于綜合評價問題方面。綜合熵值法和優劣解距離法優點，本文采用熵權TOPSIS 法對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即首先采用熵值法對指標權重客觀賦值，然后運用TOPSIS 法進行最優接近度分析，最終得出城市發展綜合指數。具體步驟如下：

步驟2：建構無量綱化矩陣pij。

步驟3：計算信息熵ej。

步驟4：確定權重wj。

步驟5：構建加權矩陣Y。

2.核密度估計法

核密度估計法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它從數據本身出發考察其分布特征，避免因參數估計造成的主觀因素影響，具有較強的穩健性特點[22]。借助核密度估計法分別從核密度曲線的分布位置、分布特征、曲線延展性以及極化程度等角度，剖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演進特征。核密度曲線的分布位置刻畫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的高低，曲線的波峰高度與波峰寬度反映城市發展水平差異的大小，曲線的分布延展性突出城市間發展水平的異質性特征，曲線的波峰數量與波峰形態描述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極化程度。具體方法如下：

其中K(·) 為核函數，Xi為獨立同分布的觀測值，為其均值，N為觀測值個數，h為帶寬。本文采用最常見的高斯核函數進行核密度估計，高斯核函數公式如下：

3.收斂性分析

收斂性分析描述落后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追趕的趨勢特征，主要用于地區經濟增長差異及其動態變化過程。根據巴羅（Barro）等[23-24]的相關研究，可將收斂性分析類型分為σ收斂和β收斂。借助收斂性分析方法，考察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過程中是否存在追趕效應，城市間是否朝著有序、良好以及協調方向發展。

（1）σ收斂

σ收斂是指不同經濟體發展偏離平均水平的幅度隨時間推移呈現出逐漸縮小趨勢，其側重對指標的橫向比較。采用變異系數（CV）檢驗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σ收斂特征，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表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數量，根據前文熵權TOPSIS 法公式（1）至公式（8）計算得到Cit，表示i城市t年的綜合發展指數，表示t年城市綜合發展指數均值。CV數值變小說明各城市發展的差距正在縮小。

（2）β收斂

β收斂是指不同經濟體的發展速度與其原始發展水平負相關，β收斂又可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側重對指標的縱向分析。

絕對β收斂是基于相同發展條件時各經濟體最終趨向完全一致的穩態發展水平，且低水平經濟體增長速度高于高水平經濟體增長速度。本文建構絕對β收斂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lnCit、lnCi，t+1分別表示i城市t年和t+1 年綜合發展指數的對數值，υt表示時間效應，μi表示個體效應，εit表示隨機干擾項。

條件β收斂是指在考慮各經濟體發展處于異質性環境后，不同經濟體向各自的穩態水平方向收斂。根據相關文獻研究，城市人均GDP 水平、人口規模、城鎮化率、互聯網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均會影響城市消費及其發展水平[25-27]。本文在絕對β收斂模型基礎上納入上述變量作為控制變量，進而得到條件β收斂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PGDPit為i城市t年的人均GDP 水平，PPit為i城市t年的人口規模，Urbanit為i城市t年的城鎮化率，Internetit為i城市t年的互聯網發展水平，Financeit為i城市t年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

4.修正的引力模型與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認為任何兩個物體間的作用（或引力）大小與其自身質量成正比，與它們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借鑒萬有引力定律，學者們將其應用到環境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地理學以及經濟學等各領域，發展并形成了研究行為者在空間聯系中的有力工具——引力模型[28]。本文將引力模型引入到城市中心度的測度中，用作衡量城市在培育和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進程中城市發展的相對中心性地位。修正的引力模型建構和城市中心度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Fij表示i城市對j城市的消費作用力（或吸引力），Ci和Cj分別表示i城市和j城市的綜合發展指數，表示i城市和j城市間實際地理距離的平方，kij表示修正系數，Gi和Gj分別表示i城市和j城市的生產總值。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城市間經濟實力的大小會導致各城市消費集聚與消費輻射能力的不均衡，采用城市生產總值比重對模型進行修正以更加貼近真實情形。CTi表示i城市中心度大小，反映了城市在培育和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進程中城市相對中心性地位的高低，以及城市消費集聚規模大小。

網絡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社會網絡分析方法，該方法可以剖析行動者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與社會結構，合理解釋物質、技術、知識等要素資源在行動者之間的聯系或流動[29]。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已在網絡消費[30]、文化消費[31]以及物流消費[32]等消費側面呈現出異質性網絡結構特征，這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借助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結合基于引力模型測算的城市中心度繪制成城市引力矩陣，并以均值為界將城市引力矩陣轉化為0-1矩陣，從整體網絡和節點網絡兩個層面探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網絡結構特征，進一步刻畫在培育和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進程中的空間網絡發展格局。

在整體網絡層面，采用網絡關聯度和網絡密度表征城市空間網絡連接程度。網絡關聯度反映城市網絡結構的穩定性，網絡密度揭示城市整體關聯的緊密程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CS表示城市網絡關聯度，DS表示城市整體網絡密度，V為網絡中不能建立聯系的城市數量，I表示網絡中所含的實際關系數量，N為整體網絡中的城市數量。

在節點網絡層面，中心度可以識別網絡中節點的中心地位，采用點度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測度城市的網絡中心性，同時采用核心-邊緣分析識別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進程中的核心與邊緣城市。其中，點度中心度衡量城市在網絡中的中心地位，值越大表明城市連接的其他城市數量越多，用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分別表示城市的輻射能力和集聚能力。與點度中心度不同的是，特征向量中心度是連接城市中心度的函數，城市的連接城市數量多并不能客觀說明該城市自身的中心度更高，因為有可能連接城市的中心度或重要性很低，表現為低中心度城市的相互連接。因此，當特征向量中心度值越大時，說明城市的連接城市在網絡中越重要，進而表明城市本身的中心度越高。此外，運用核心-邊緣識別城市網中的核心城市和邊緣城市，核心城市集聚、擁有或控制更多消費發展的關鍵核心要素資源，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占據主導引領與帶動地位。相關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DCi表示i城市的點度中心度，Ki表示與i城市連接的城市數量，N-1表示i城市的最大可能連接城市數量；ECi表示i城市的特征向量中心度，λ為常數項，aij表示網絡鄰接矩陣元素，xij表示鄰接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

（三）數據來源及其處理

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地方性探索階段（2003—2015年）、政策發展階段（2016—2020年）以及重點培育與發展階段（2021 年至今）[33]。從2003 年開始“消費中心城市”概念零散出現在沈陽、深圳和湖南等省市，到2016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擴大旅游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見》正式拉開了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序幕，再到2021 年“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正式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標志著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建設進入重點培育與發展階段，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持續深化。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和廣州率先被確定為國家級試點城市，在此期間還有以南京、杭州、長沙、成都等為代表的城市進行角逐。本文梳理各城市有關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政策文件后，以城市明確出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相關實施細則、實施方案或意見為依據確定包含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州等在內的25個具有競爭力的樣本城市①，同時考慮到指標體系原始數據從2017年起才能夠完整獲得，將2017—2022 年作為樣本研究時間段。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相關省市統計年鑒以及各城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城市競爭力水平指標數據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制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34]中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得分，其中2019 年數據缺失部分采用線性插值法填補。免稅店數據源自中國免稅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China Duty Free Group，CDF）[35]，選擇CDF 作為城市免稅店統計數據的原因是，CDF 作為國內免稅行業的龍頭企業，占據了我國超90%的市場份額，數據權威且與免稅行業實際發展情況相吻合。軌道交通建設數據采用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線路長度與行政區域土地面積的比值，這主要是為規避行政區域土地面積對城市建設影響的考量，高速公路建設數據同理。城市營商環境水平參考李志軍[36]的研究成果，消費者滿意度參考中國消費者協會[37]研究成果。

三、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測度結果分析

（一）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指數分析

根據前文公式（1）至公式（8）計算得到2017—2022 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指數，如表2所示。從各年份綜合指數均值看，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水平總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指數從2017 年的0.268 2 上升到2022 年的0.368 2，漲幅為37.29%，但城市整體得分不高，目前還處于低水平發展階段，未來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具有較大發展潛能與上升空間。

表2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指數

我國各城市發展的綜合指數年均值介于0.207 5～0.589 1，城市間差異明顯且呈現梯隊分布態勢。其中，第一梯隊是上海（0.589 1）和北京（0.571 0），綜合指數均超過0.500 0，部分年份超過0.600 0，上海成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領頭羊，北京緊隨其后。第二梯隊包括重慶（0.452 7）、廣州（0.451 4）、深圳（0.427 0）、杭州（0.393 1）、成都（0.368 0）、天津（0.350 6）、武漢（0.347 4）、南京（0.344 3）、長沙（0.339 8）和蘇州（0.316 5），綜合指數年均值介于0.300 0～0.500 0。特別是重慶和成都兩地發展勢頭強勁，其中重慶2022 年綜合指數高達0.516 7，開始邁入第一梯隊。雖然成都在2017 年綜合指數僅為0.285 1，但相較于同梯隊的武漢、南京、長沙和蘇州而言，后續發展迅猛，總體位于第二梯隊靠前位置。第三梯隊包括青島（0.295 0）、西安（0.285 2）、廈門（0.273 5）、鄭州（0.273 4）、寧波（0.272 6）、無錫（0.255 9）、沈陽（0.252 6）、哈爾濱（0.248 2）、合肥（0.241 9）、濟南（0.238 5）、福州（0.236 8）、昆明（0.235 7）和大連（0.207 5），綜合指數年均值在0.200 0～0.300 0之間，整體發展水平偏低，消費發展短板突出。作為五大國家級試點城市之一的天津，綜合指數得分比其他四個試點城市低，且整體趨于穩態發展。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天津在地理位置上鄰接北京，北京無論在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還是商業活躍度等方面產生了較強的虹吸效應，造成天津發展水平趨于平穩。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間，上海、北京、重慶、廣州和深圳等排名靠前的城市，綜合指數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回落，說明雖然這些城市消費體量大、消費繁榮度較高，但同時受外部宏觀環境因素影響也較大，城市消費韌性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二）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分維度指數結果分析

為更好探究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具體現狀，運用公式（1）至公式（8）分別從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到達便利度和消費滿意度五個維度進一步計算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分維度指數。圖1 為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分維度指數均值趨勢圖。由圖1可知，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和消費滿意度四個維度的指數均值整體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其中，消費繁榮度和商業活躍度的漲幅最大，消費繁榮度從2017 年的0.283 0 上升到2022 年的0.491 3，上升幅度達73.64%；商業活躍度從2017 年的0.233 6上升到2022 年的0.406 2，上升幅度高達73.93%。而到達便利度指數均值始終圍繞0.200 0～0.250 0之間小幅波動，總體呈現出低水平穩態發展趨勢。特別地，2020 年消費滿意度出現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響，消費者消費體驗欠佳。由此可見，未來在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深化發展中，城市內外交通設施的完善應當放在城市消費建設的重點位置，同時注重消費者的滿意度提升。

圖1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分維度指數均值趨勢圖

表3 為2017—2022 年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分維度綜合指數均值?？傮w來看，上海和北京包攬各維度的前兩名。其中上海在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和消費滿意度四個維度上排名第一，處于領先位置；北京在到達便利度上超過上海，位列第一。具體來說，在國際知名度上，上海得分最高（0.545 9），北京（0.472 2）、重慶（0.471 9）和廣州（0.442 4）次之，哈爾濱（0.138 1）最低。與上海和北京相比，重慶國際知名度較高，主要得益于其網絡傳播和主流媒體報道的有效宣傳，再加上城市獨特地形與城市文化，造就了重慶以網紅城市身份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吸引不少游客前來消費[38]。第二梯隊中綜合指數均值靠后的南京在國際知名度上表現較好（第6名），這可能是由于南京獨特的歷史文化產生的效應。第三梯隊的寧波和無錫的國際知名度與同梯隊相比較為靠前（第11名和第12名），這可能與二者在港口、商貿或制造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力有關。消費繁榮度方面，上海（0.696 2）得分最高，北京（0.679 6）、深圳（0.572 9）、廣州（0.508 4）和杭州（0.504 7）次之，得分最低的是大連（0.276 5）。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在消費繁榮度排名上有所回落（第10 名），雖然近年來重慶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位居全國前列，但城市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進口貿易額相對較低，進而拉低了在消費繁榮度上的得分。以2022年為例，重慶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約為25 371 元，比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 538元僅高出833元，與北京（42 683 元）、上海（46 045 元）等城市比相距較遠[39-42]。在商業活躍度方面，上海（0.650 0）、北京（0.622 1）、重慶（0.603 4）、杭州（0.497 0）和天津（0.471 2）按序位居前五，無錫（0.109 0）最低。此外，處于第三梯隊的西安（0.384 4）表現突出，位居第8名，這主要得益于西安對第三產業固定資產的大力投資。到達便利度指數均值在五個維度得分中最低，介于0.074 9～0.463 4 之間，其中北京（0.463 4）最高，隨后是上海（0.433 0）、長沙（0.384 8）、重慶（0.345 1）和深圳（0.327 5），無錫（0.074 9）最低?？梢园l現，位于第二梯隊的長沙（0.384 8）的交通便利程度高居第3名，這是因為長沙以打造國家綜合交通樞紐中心為目標形成了以鐵路、航空和高速公路等為骨干的立體交通網絡樞紐，使得出行便利度較高。但天津、成都和杭州的排名在第10名及其往后，拉低了整體得分，側面說明這3 個城市在交通便捷度上還有待進一步提升。第三梯隊的哈爾濱在到達便利度方面表現顯著（第8名），這主要是因為哈爾濱作為亞太經濟發展區腹地，有著較高的內外交通便利度。在消費滿意度方面，僅上海（0.733 5）和北京（0.726 9）兩個城市得分超過0.700 0，隨后是廣州（0.575 9），合肥（0.215 4）得分最低，消費滿意度出現斷崖式分割現象。

表3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分維度綜合指數均值

四、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動態演進分析

（一）核密度估計

運用核密度估計公式（9）和公式（10）刻畫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動態演進趨勢，結果如圖2所示。首先，從核密度曲線的分布位置及其變化形態看，曲線整體呈現出顯著的自左向右移動趨勢，主峰高度逐年上升且2020 年的上行幅度大幅增加，說明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整體表現為上升態勢，大部分城市正位于上行軌道中。其次，從波峰數量及其寬度變化看，波峰為雙波峰，主峰寬度總體呈現逐年拓寬態勢，表明各消費城市發展水平的絕對差距明顯拉大。主要原因在于如福州、昆明和大連等消費水平處于尾部的城市，在消費基礎設施建設、特色消費文化培育、城市消費商品供給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或短板，拉大了城市間的發展差距。最后，副峰寬度經歷了先寬后窄整體收縮的變化趨勢，同時考慮曲線的延展性，核密度曲線呈現出明顯的右拖尾且收斂特征，說明存在極化效應，少數城市發展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城市，但隨著大多數城市追趕效應的增強，整體呈現出收斂特征。主要原因在于，雖然第一梯隊上海和北京作為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的引領者，憑借其強大的經濟發展實力和繁榮的消費市場對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培育與建設起著絕對拉動作用，但隨著第二梯隊重慶、廣州、深圳、成都等擁有巨大消費潛能城市的崛起，以及第三梯隊如西安大唐不夜城、青島啤酒節、廈門鼓浪嶼文化等城市特色消費的興起，極大縮小了與頭部城市消費的相對發展差距。

圖2 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演進趨勢圖

（二）收斂性分析

1.σ收斂

運用公式（11）計算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σ收斂特征，結果如表4 所示。變異系數CV整體表現為顯著的下降趨勢，從2017年0.311 1下降到2022 年的0.207 6，這反映了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指數的離散程度隨時間推移逐漸縮小，即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存在σ收斂特征，這也再次印證了城市間發展差距在逐年縮小。

表4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綜合指數變異系數

2.β收斂

借助模型（12）和模型（13）分別檢驗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絕對β收斂模型的β值為負且在1%水平上顯著（β=-0.316 5，p＜0.01），說明城市存在絕對β收斂，各城市向各自的穩態水平方向收斂。條件β收斂模型的β值同樣為負且在1%水平上顯著（β=-0.5911，p＜0.01），說明在考慮了城市人均GDP 水平、城市人口規模、城鎮化率、互聯網發展水平和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等影響因素后，各城市仍然收斂于各自的穩態水平，城市存在條件β收斂。

表5 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絕對β 收斂和條件β 收斂檢驗結果

（三）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分析

1.整體網絡特征分析

為探究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整體網絡結構現狀，首先基于公式（14）至公式（16）計算出城市中心度，再運用公式（19）得出城市的點度中心度，剖析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空間關聯特點②。從網絡連線數量的變化看，城市空間關聯網絡的整體連線數量明顯增多，且青島、西安、哈爾濱、寧波等第三梯隊城市關聯度增量更為明顯，說明城市間的聯系密切度上升，這主要得益于較低水平梯隊城市間聯系緊密度的增加。從網絡整體集聚度看，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天津、杭州和南京等城市為關鍵節點與其他城市建立起關聯關系，初步形成了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廣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為首包含南京、杭州、武漢、長沙、重慶和成都等城市在內的長江聯系帶的“兩圈一帶”城市空間網絡格局。

結合前文計算的城市中心度數據，運用公式（17）和公式（18）測度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整體網絡密度，結果如表6 所示。由表6 可知，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網絡密度整體處于中等發展水平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說明各城市在培育和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進程中的聯系日益緊密，但整體網絡密度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我國目前尚處在重點培育和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階段，大部分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生產功能和消費功能正處在分化與演進時期，城市內部和城市間的空間消費結構尚不穩定[43]，城市內部協整發展程度有待提高，因此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整體網絡密度和空間網絡結構還存在更大程度的優化空間。

表6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整體網絡密度測算結果

2.節點網絡特征分析

結合前文城市中心度數據，運用公式（20）計算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表7為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結果。從整體來看，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中心度數值從2017 年的9.68%降低至2022 年的4.61%，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整體均值呈現波動下降趨勢，說明城市間的消費中心地位差距在縮小，各城市在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過程中相關資源要素配置在空間布局層面得到改善，少數個體城市在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中的主導力在下降。

表7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結果

從單個城市看，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和杭州等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數值靠前且趨同，說明這些城市間的消費主導力量勢均力敵，在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網絡結構中擁有主要影響力，對其他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消費帶動作用力大。青島、廈門、寧波、無錫、哈爾濱、合肥和昆明等城市特征向量中心度數值波動上升，說明這些城市在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消費網絡中的中心地位逐漸增強，對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起著重要優化作用。

表8 為2017—2022 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結果。由表8 可知，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出度中心度水平表現為波動上升趨勢，而城市入度中心度水平呈現波動下降趨勢，表明我國在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過程中，城市間形成的消費網絡的擴散效應增強、城市極化效應減弱，城市間有關消費的產業協作聯動越發頻繁，消費發展的空間非均衡性可能得到改善。

表8 2017—2022年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點度中心度結果

就城市本身而言，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杭州、成都、天津、武漢、南京、長沙和蘇州等城市的點出度和點入度水平較高，且點入度中心度顯著高于點出度中心度，說明這些城市在消費空間網絡中有著更強的消費集聚與消費虹吸能力，并且城市主要扮演消費集聚者角色，更多的優質消費資源向消費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傾斜、吸收與整合。而西安、廈門、鄭州、無錫、沈陽、哈爾濱、合肥、濟南、福州、昆明、大連等城市的點出度水平高于點入度水平，可以看出消費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城市在其連接城市中主要扮演消費擴散者角色。特別是青島和寧波的點度中心度由點出度中心度占主導轉變為點入度中心度占主導，說明兩個城市功能逐漸從消費擴散向消費集聚轉變。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消費網絡整體呈現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擴散”的集散效應特征。

表9和表10分別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空間網絡核心城市、2017年和2022年核心-邊緣城市密度矩陣。由表9可知，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網絡核心城市從2017年的11個擴展到12個，城市消費空間網絡的核心區域緩慢地在擴容增量。由表10可知，核心城市間聯系的緊密程度最高，邊緣城市對核心城市次之，隨后是核心城市對邊緣城市以及邊緣城市間的聯系。從聯系密度的變化率看，核心城市間以及核心城市對邊緣城市的聯系密度在降低，邊緣城市對核心城市的聯系密度以及邊緣城市間的聯系密度在上升，且邊緣城市間聯系密度上漲幅度高達657.58%。

表9 空間網絡核心城市

表10 2017年和2022年核心-邊緣城市密度矩陣

由此可見，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聯系總體呈現出核心城市占據主導，邊緣城市結構優化的特點。雖然核心城市內部以及核心城市對邊緣城市的聯系有所下降，但目前城市間的高密度聯系仍以核心城市內部聯系為主導。同時，邊緣城市內部以及邊緣城市對核心城市的聯系越發緊密，隨著核心城市數量的擴容，核心-邊緣的非均衡空間發展格局將會逐漸改變。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培育更大范圍消費原動力的新增長極，是暢通國內國際消費市場循環的時空載體。本文結合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特征對其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從核密度估計、收斂性分析以及空間網絡結構特征等方面剖析了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動態演進特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水平逐年提升但仍位于低水平發展階段，城市間發展差距大且呈現梯隊分布，其中上海是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領頭羊，未來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具有較大發展潛能與上升空間。

第二，城市國際知名度、消費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和消費滿意度整體表現為波動上升態勢且消費繁榮度漲幅最大，但到達便利度表現出低水平穩態發展趨勢，城市交通便捷度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第三，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絕對差距大，但隨著大多數城市追趕效應的增強，城市間發展的相對差距正在縮小，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向著自身有序、良好的穩態方向發展。

第四，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聯系密切度和城市網絡密度在上升，初步形成了以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廣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為首包含南京、杭州、武漢、長沙、重慶和成都等城市在內的長江聯系帶“兩圈一帶”的空間網絡格局。城市集散效應突出，表現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擴散”，但城市的極化效應在減弱、擴散效應在增強?？臻g網絡中核心城市與邊緣城市的聯系總體呈現出“核心城市占據主導，邊緣城市結構優化”特征。由此可見，雖然網絡中心城市占據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主導地位，但隨著邊緣城市網絡密度的增強，邊緣城市對消費資源配置和網絡結構優化起著重要作用。

（二）建議

第一，立足城市比較優勢，深入挖掘并梯次培育特色消費增長點。目前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還處在低水平發展階段，包含青島、西安、廈門、鄭州、寧波、昆明、大連等在內的大多數城市消費水平偏低，我國消費主要由上海、北京、重慶、廣州和深圳等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消費突出城市拉動。因此，未來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可以積極探索并梯次培育新的消費增長擴容點，重點挖掘、扶持和建設具有城市本土特色的消費品與國際知名品牌，分梯次培育一批國際性、區域性和地方性消費中心節點城市，同時依托城市商圈打造消費平臺載體，塑造城市消費的核心競爭力，提升城市消費發展水平。例如，青島可以利用其臨海優勢打造一批濱海消費帶，同時通過舉辦青島國際啤酒節等大型國際活動提升城市國際知名度和消費水平。西安可以依托其“千年古都”的歷史文化基底，文化賦能商業發展，建設成富有中華歷史文化的國際性文化消費中心城市。廈門、寧波和昆明等城市充分發揮文旅資源優勢，通過消費新場景、新業態、新模式打造區域性國際海濱消費城市、民族文化消費體驗地。

第二，完善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突出重點打造現代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從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五個維度看，到達便利度得分最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短板突出，嚴重制約著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發展。因此，應進一步加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依托城市區位優勢打造布局合理、重點突出的現代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如杭州可從陸?？斩嗑S度打造承接國內外融合發展的綜合性交通樞紐，成都應著重強化陸?？諛屑~能級、增強交通服務品質以及推進交通綠色低碳發展，天津可依托京津冀城市群共建國際海港、區域港口以及軌道交通樞紐集群，寧波突出港口優勢重點打造海港、空港和陸港聯動的國際性港口樞紐節點城市，無錫應進一步完善區域性交通樞紐銜接建設與交通網絡服務工作。而各城市內部應深入優化路網建設，數智賦能交通服務體系，重點暢通“一小時通勤圈”和高效物流圈，提升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流通現代化水平。

第三，積極把握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動態變化過程，多層級優化城市消費資源空間配置。通過打造標志性地標商圈、舉辦大型國際性賽事活動以及塑造品質消費場景等方式，將重慶、廣州、深圳和成都等擁有巨大消費能級城市建設成特色突出的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重視對西安、青島、廈門、鄭州、寧波等第三梯隊城市消費資源的靶向引導與重點支持，加速城市生產和消費功能的分化與協整，通過增加城市消費體量、優化城市消費環境、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設施等方式，弱化要素資源向北京、上海等個別城市的集聚與虹吸效應，改善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間消費資源空間不合理配置問題，縮小與頭部城市消費發展的相對差距。

第四，重視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特征，逐步形成以點帶面、以圈擴容、結構優化的消費空間發展格局。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已初步形成了“兩圈一帶”城市空間網絡布局和“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擴散”的集散效應特點，未來應持續推進并強化“兩圈一帶”城市的消費輻射與聯動作用，發揮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杭州、成都、天津、武漢、南京、長沙和蘇州等核心城市“消費集聚”作用，同時重視青島、廈門、寧波、無錫、哈爾濱、合肥和昆明等邊緣城市“消費擴散”和空間網絡結構的優化作用，利用消費聚合與消費引流方式逐步形成核心城市以點帶面、以圈擴容，邊緣城市結構優化的消費空間發展格局，進一步提升我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空間網絡發展水平。

注釋：

①相關文件主要包括各省市出臺的有關培育或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實施方案、實施意見、行動計劃、戰略規劃等有著具體做法的官方文件。

②相關圖標備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