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雙刃劍效應

梁 林，李 妍

（1.河北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天津市 300401；2.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天津市 300401）

近年來，制造企業面臨兩大難題：一是面對雙碳目標倒逼、能源價格提高、勞動力成本上升、國際局勢動蕩等內外部壓力疊加沖擊，如何保持并提高產品成本優勢，這是我國制造企業未來保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二是面對全球新冠疫情的超預期影響、逆全球化導致的國際訂單縮減和供應鏈安全等問題，組織韌性塑造對制造產業安全和制造企業存續具有關鍵作用，但過度強調組織韌性，也會使生產效率降低、庫存成本提高。如2021 年“缺芯潮”迫使部分汽車制造企業改變高效的全球供應零庫存模式，通過加強國內研發、增加本地庫存等來確保供應鏈安全，導致企業庫存增加，產線設備調整，效率大幅下滑，成本負擔增大[1]。

然而，組織韌性是促進還是抑制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大多數關于組織韌性的研究主要關注組織韌性的積極影響認為，組織韌性作為應對外部沖擊的重要動態能力，有助于促進資源整合、創新，進而有助于提升企業競爭優勢[2]。也有部分研究認為，組織韌性可能存在潛在的“陰暗面”[3-5]，但這類觀點主要停留在對現象的關注和描述上，缺乏理論層面的系統剖析和嚴謹的實證檢驗。因此，組織韌性是否能提升制造業產品成本優勢，在何種情境下二者之間的關系會受到影響？這些問題亟須回應和解決。

資源保存理論認為，個體具有努力獲取、保持和培育其所珍視資源的傾向，且個體對自身資源狀況的認知與評價會產生不同行為[6]。事實上，資源豐富性是組織韌性的基本屬性。具有韌性的組織為了獲取新資源，更愿意將資源投入能帶來更多回報的活動中，從而打造企業競爭優勢。但由于資源有限，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會導致資源擠占和效率低下，從而降低企業競爭優勢。該觀點與資源保存理論的核心論點相呼應。因此，本文基于資源保存理論，試圖圍繞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關系這一存在爭議且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問題展開探討。

此外，組織韌性是一個極具情境性的變量，而外部沖擊是刺激組織韌性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7]。在當今國際環境復雜動蕩和國家大力推進數字化轉型升級的背景下，環境不確定性和數字技術應用對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關系帶來何種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綜上所述，本文基于資源保存理論，利用2010—2020年我國滬深A 股制造企業上市企業數據，實證檢驗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雙刃劍效應，探討環境不確定性和數字技術應用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本文有助于客觀評價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影響，深刻理解塑造組織韌性對競爭優勢獲得的重要性。

一、文獻綜述

（一）組織韌性內涵

組織韌性的內涵主要有三：一是組織在面臨危機時通過激活自有資源積累進行及時反應的抵御風險能力[8-10]；二是組織在危機中快速調整，并通過創造性和前瞻性的解決方案響應變化環境的適應調整能力[11-12]；三是組織在遭遇危機后自我恢復、變得更加堅韌的恢復反超能力[13-17]。組織韌性具有多個能力維度[5，16，18-19]，企業只有將抵御風險能力、適應調整能力及恢復反超能力有機結合，才能有效應對危機。

（二）組織韌性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

關于組織韌性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關系的研究較少，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對組織韌性影響效果的研究。目前學者主要探討組織韌性對企業短期績效和長期成長的影響。在短期績效方面，學者認為組織韌性能顯著提升企業績效[20-21]。從長期看，組織韌性有助于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打造競爭優勢[2，22]。二是對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分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方面。從內部因素看，數字技術應用、技術升級投資對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具有積極影響[23-24]。從外部因素看，環境信息公開會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反傾銷調查對我國出口企業的非核心產品成本加成率具有促進作用，對核心產品無顯著影響[25-26]。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主要對組織韌性的后效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前因進行探究，對二者間關系及其在何種情境下發生變化的研究缺乏。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影響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擁有充足資源的個體不僅能保存資源，還能投資現有資源以獲取新資源，從而提高自身競爭力。組織韌性作為企業的一種特殊動態能力，可視為一項持久的內生資源。當面臨外部沖擊時，具有韌性的組織更傾向于投資現有資源以積累更多資源，從而有助于企業打造競爭優勢。

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具有韌性的組織擁有豐富的資源儲備和風險防范基礎，能及時感知外部環境變化，洞察市場客戶需求，追蹤持續變化的行業創新[27]，這既有助于企業把握市場變化，使生產的產品與市場需求相匹配，也有助于改進現有工藝，引進新技術，從而增加和拓展新資源，提升產品研發成功率，降低企業產品成本，進而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第二，具有韌性的組織能促進內部資源調配和尋求外部合作，減少內部資源的閑置與不合理使用，同時與外部合作者建立良好的社會網絡關系，以減少信息溝通成本，從而增強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如拉埃（Rai）等[28]指出，具有韌性的組織有助于減少材料浪費，降低成本支出，助推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陳紅川等[2]認為，具有韌性的組織通常與外部保持良好的社會網絡關系，在外部沖擊下能及時與客戶或供應商等有效溝通，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協調成本，進而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此外，具有韌性的組織能夠有效吸收外部技術和知識，促進產品創新[21]，提升創新效率，從而降低產品成本，提升產品成本優勢。第三，具有韌性的組織既能擺脫危機，也善于把握未來發展趨勢，審時度勢，將資源投入到正確的方向上，從而實現逆勢成長。在“雙碳”目標戰略背景下，綠色轉型是制造企業實現華麗轉變的重要抓手。具有韌性的組織更可能實施綠色創新，加速生產流程的綠色化和智能化，降低污染排放，減少資源浪費[29]，間接提升產品成本優勢。

然而，根據資源保存理論，資源是有限的，任何資源的獲得或損失都會產生重大影響[30]。當企業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時，可能會付出一定的代價，從而增加產品成本，降低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具體來說，第一，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會造成資源冗余。組織韌性本身具有資源冗余性[3，31]。企業資源是有限的，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將導致可用于產品其他生產經營環節的資源減少，既增加資源閑置成本，又不利于產品生產等各環節活動順利開展，以及企業打造產品成本優勢。第二，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會導致韌性與效率失衡。如“缺芯潮”下部分汽車制造企業通過增加庫存、堅持自主研發、強調本土供應鏈等保障自身安全，但也導致了效率下降和成本增加。宋（Song）[32]認為只有平衡組織韌性與組織效率這一悖論，才能提升企業在動蕩環境中的自組織能力，促進企業核心業務的正常運作，保持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第三，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易導致路徑依賴。組織韌性具有路徑依賴性[17]，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易導致企業在研發創新過程中產生因循守舊與認知局限，傾向于形成一致觀點，抑制創新想法提出，難以把握未來市場發展機遇，不利于將資源投入到正確的方向，從而難以維持產品成本優勢。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呈顯著倒U型關系。

（二）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

環境不確定性是指企業外部環境變化的不可預測程度。日益加劇的環境不確定性可能會倒逼企業提升組織韌性，以打造自身競爭優勢。因此，環境不確定性可能是影響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關系的重要因素。

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企業須快速進行環境掃描和信息甄別。組織韌性有助于企業對外部形勢進行及時判斷和分析，但企業需消耗資源去維護風險抵御系統，間接增加管理成本，不利于制造企業提升產品成本優勢。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企業須積極調整，快速反應，以適應環境變化。組織韌性有助于企業快速整合內外部資源，激發員工和高管積極性，采取激進式的產品創新行為以應對環境不確定性。但激進式的產品創新行為具有一定的風險，且收益具有不可預測性，這會間接增加機會成本[33]，不利于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

環境不確定性不僅給企業帶來巨大挑戰，也為企業帶來潛在的發展機會。組織韌性使企業能夠通過調整和變革把握環境變化帶來的機會，從而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實現逆勢成長[34]。但戰略變革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大量內外部資源投入，可能會增加企業內外部資源協調成本[35]，不利于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

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會減少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第一，較高的環境不確定性會使企業激活韌性，以降低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7]，更重要的是，組織韌性效能會更加凸顯，從而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減少資源損失，降低企業成本，減少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第二，較高的環境不確定性會對企業的生產運營產生不利影響，企業亟須提升供應鏈韌性，保持供應鏈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減少過度強調組織韌性而導致的供應鏈效率低下問題，并通過組織韌性與供應鏈效率協同，降低產品庫存成本，減少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第三，較高的環境不確定性會促使企業突破慣性思維，探索新的發展路徑，進而減少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所導致的路徑依賴。這既有利于吸收外部新知識，又有利于產品創新，從而減少對制造企業產品優勢的抑制作用。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2：環境不確定性會弱化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型關系。

（三）數字技術應用的調節作用

數字技術是信息、計算機、交互和連接技術的組合，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數字技術改變企業研發、生產、物流、銷售等環節，使制造業面臨不同外部環境，使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產生不同影響。具體來說：第一，數字技術通過與傳統生產要素深度融合，助推傳統制造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但傳統制造企業面臨轉型困境[36]，數字技術應用勢必對其產生巨大沖擊。組織韌性有助于企業增強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知，助推企業及時布局數字化業務，加大數字化投資。巨大的成本投入將擠占企業用于其他經營環節的資源，不利于提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第二，數字技術應用給企業帶來了一定的網絡安全問題[37]，需要企業加強數據安全監管。數據信息泄露，如顧客信息、知識產權乃至商業機密泄露等，會給企業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組織韌性有助于企業整合內外部資源加強技術攻關，加大對信息管理系統維護的投入，進而增加企業產品研發成本，不利于提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第三，在數字技術操作難度大、使用類別多的情況下，企業現有資源能力和技術基礎可能難以滿足數字技術應用的更高要求[38]。組織韌性有助于積累創新資源，挖掘創新潛力，創造新的發展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會加大相應資源投入和技術投入，以滿足數字技術應用需求，增加企業成本，不利于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

然而，較高的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會弱化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具體來說，當數字技術應用水平較高時，數字技術與產品實體的結合將有利于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產品生產效率[39]，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帶來的資源冗余，減輕企業產品成本負擔，減少組織韌性對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較高的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有利于加強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有效對接，促進供需精準匹配，進而提升供應鏈效率[40]，緩解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導致的供應鏈效率低下問題，進而降低企業在需求預測、產品生產制造、庫存管理等各個環節的成本，有利于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各環節，有助于擺脫路徑依賴，重構生產流程體系。在產品研發過程中，數字技術應用會進一步提升企業對外部新知識、新技術的獲取能力，提升企業產品成本優勢。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3：數字技術應用會弱化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型關系。

本文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20年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2 505 家的企業數據為初始研究樣本，并對該數據進行如下處理：刪除ST、*ST、PT 企業樣本以及主要變量缺失的樣本；為減少異常值影響，對變量進行1%縮尾處理。原始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相關企業年報數據來自滬深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

（二）變量測量

1.被解釋變量

產品成本優勢。產品成本優勢是指企業在目標驅動下通過不斷努力使其產品成本優于競爭對手。本文借鑒周洲等[23]的做法，利用企業銷售成本率作為產品成本優勢的代理變量。

2.解釋變量

組織韌性。借鑒梁（Liang）等[1]的做法，從抵御風險能力、適應調整能力和恢復反超能力三個維度測量組織韌性。抵御風險能力是指組織抵御外部風險并維持自身穩定的基本能力，其反映組織既往資源積累和自身具備的風險防范能力，是組織抵御外部沖擊的基礎保障[5]。部分學者指出企業備用寬裕資源，具備風險防范基礎，是組織抵御和化解沖擊的重要保障[41-42]。面臨外部沖擊時，抵御風險能力越強，組織穩定運行越能得到保障，越有助于減少外部沖擊對組織造成的危害。由于抵御風險能力的強弱主要依賴于自身資源稟賦以及風險防范能力，因此本文選取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和風險防范作為抵御風險能力的評價指標。

適應調整能力是組織持續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進階能力，反映組織在資源、人員及產品等方面所做的調整，是組織適應環境變化的關鍵。在沖擊發生過程中，資源重新配置、薪酬激勵、企業產品或服務優化升級，有利于組織適應當下變化的環境[3-4，43-44]。適應調整能力越強，在沖擊中越能積極調整和快速反應，提升對外部沖擊的適應力。由于調整涉及資源、人員、產品或服務等方面，因此，本文選取資源靈活分配、外部資源獲取、人員薪酬激勵、產品或服務優化升級作為適應調整能力的評價指標。

恢復反超能力是組織在受到沖擊后，通過自學習等方式，恢復甚至反超沖擊前狀態，實現持續生存和長期成長的高階能力?；謴头闯芰τ兄诮M織要素的優化及整體功能的進步，是組織實現恢復的關鍵[5]。在沖擊后通過總結經驗教訓、查漏補缺，實現短期盈利和長期績效增長[45]?；謴头闯芰υ綇?，組織越能轉危為機，借機乘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由于恢復反超能力包含恢復和反超兩個方面，因此本文選取恢復反彈和潛在發展作為恢復反超能力的評價指標。

本文依據一級指標內涵，根據組織韌性測量方式[1]，遵循代表性及數據可獲得性原則，最終構建包含9個一級指標和17個二級指標的組織韌性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組織韌性評價指標體系

采用熵權法計算組織韌性綜合指數，以排除指標量綱不同導致的不可通度性問題。

3.調節變量

環境不確定性。參考已有研究[53-54]，采用企業銷售收入波動性衡量企業所處環境的不確定性。計算方法為：第一步，對前5 年銷售收入進行回歸，并將銷售收入分解為穩定增長部分和外部環境不穩定導致的異常銷售收入部分，計算前5年異常銷售收入的標準差；第二步，將此標準差除以5年銷售收入平均值；第三步，為剔除行業影響，將第二步得到的數值經行業調整后，衡量環境不確定性。

數字技術應用。借鑒袁淳等[55]及吳非等[56]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法構建全面反映制造業上市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的指標。第一，基于滬深所網站，搜集并整理樣本企業2010—2020 年年報。第二，確定數字技術關鍵詞。通過對國家出臺的數字經濟相關政策進行梳理，提取數字技術關鍵詞，同時參考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研究報告，進一步擴充數字技術特征詞的范圍，最終形成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及數字技術應用五個方面的數字技術關鍵詞庫，并利用Python程序抓取包含數字技術關鍵詞的語句。第三，對提取數據進行清洗，剔除關鍵詞前包含“無”“不”“沒”等否定含義的表述及非樣本企業的數字技術關鍵詞。第四，統計各個關鍵詞的出現頻率，進而根據不同類型數字技術的詞頻形成最終加總詞頻，并將其加1 后取對數，得到數字技術應用的指標。

4.控制變量

參考周洲等[23]的做法，設置企業債務水平、企業上市年限、企業所有權性質、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合一、董事人數、四大審計、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以及管理費用率為控制變量。

各變量的測量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測量及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雙刃劍效應，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其中，Cit表示t年企業i的產品成本優勢；ORit表示t年企業i的組織韌性；向量Z代表控制變量；μi為行業固定效應，δt為年份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α0表示常數項，α1、α2、αZ表示估計系數。

為考察環境不確定性、數字技術應用在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分別設定如下調節效應模型：

其中，EUit指環境不確定性，DIGit指數字技術應用，模型中其他變量含義同模型（1）中變量的含義。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3 給出了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影響的回歸結果。列（1）是未納入任何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在列（1）的基礎上納入控制變量。由列（1）和列（2）可知，組織韌性一次項和二次項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初步表明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關系呈倒U 型特征。列（3）未納入任何控制變量，但控制了行業和年份，列（4）在列（3）的基礎上納入控制變量。由列（3）和列（4）可知，組織韌性的二次項系數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進一步表明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呈顯著的倒U 型關系，H1 得到驗證。

表3 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影響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分析

1.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結論的穩健性，采用以下方式進行檢驗：第一，替換被解釋變量。借鑒周洲等[23]的做法，將產品成本優勢替換為企業銷售成本率與當年同行業企業銷售成本率均值的差，記作C2。該處理旨在檢驗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采取不同測度方法時，估計結果是否具有穩健性，結果如表4 列（1）所示。第二，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紤]到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分別將其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后重新回歸，結果如表4 列（2）至列（3）所示。第三，改變樣本區間。分別用2011—2020 年和2010—2019年的樣本數據重新回歸，旨在驗證樣本區間選擇的穩健性，結果如表4 列（4）至列（5）所示。第四，改變聚類層級。將基準回歸模型中的聚類層級替換為行業層面，旨在檢驗采用不同聚類層級時估計結果的穩健性，結果如表4列（6）所示。第五，更換模型回歸中控制的固定效應。為避免因遺漏省份和行業層面隨時間變化的變量而導致估計結果出現偏差，分別設定省份固定效應、年份與省份交互項、年份與行業交互項，結果如表4 列（7）至列（9）所示。由表4 可知，組織韌性的系數符號和顯著性均未發生改變，表明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2.內生性分析

為緩解變量間反向因果關系導致的估計偏誤，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通過工具變量加以處理。參考田丹等[57]的做法，分別將組織韌性一次項和二次項滯后一期（表5 列（1）至列（2））、滯后兩期（表5 列（3）至列（4）），并以此作為工具變量。由表5列（1）和列（3）可知，各工具變量對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各工具變量與組織韌性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由表5 列（2）和列（4）可知，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同時各工具變量均通過了識別不足檢驗與弱識別檢驗。該結果表明考慮內生性問題后，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型關系依然成立，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內生性分析結果

（三）調節作用檢驗

表6分別給出了環境不確定性、數字技術應用在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關系中調節作用的檢驗結果。表6 列（1）和列（2）為環境不確定性調節作用的檢驗結果?；貧w結果顯示，組織韌性二次項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因此，環境不確定性弱化了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之間的倒U 型關系，H2得到驗證。這說明，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提高，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促進作用減弱，且緩解了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赡艿慕忉屖牵涵h境不確定性越高，具有韌性的組織越可能加大資源投入、采取激進式的創新模式及實施戰略變革，從而間接增加產品成本，弱化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促進作用。然而，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亟須提升供應鏈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打破路徑依賴，以緩解過度強調組織韌性的弊端，減輕企業產品成本負擔。

表6 列（3）和列（4）展示了數字技術應用調節作用的檢驗結果?；貧w結果顯示，組織韌性二次項與數字技術應用的交互項系數為正且顯著，因此，數字技術應用弱化了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之間的倒U 型關系，H3 得到支持。這說明，隨著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提升，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促進作用減弱，緩解了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赡艿慕忉屖牵簲底旨夹g應用在給制造企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存在風險，組織韌性會促使企業加大數字化投資、技術研發投入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企業成本負擔，降低企業產品成本優勢，但較高的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有助于提高供應鏈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打破路徑依賴，緩解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所導致的效率低下、資源冗余及路徑依賴等問題，減少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抑制作用。

（四）異質性分析

各企業在產權性質、規模、區位優勢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因此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影響也可能存在企業性質、企業規模、地理位置上的異質性。

基于企業產權性質，將樣本劃分為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結果如表7 列（1）至列（2）所示，對于國有企業，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非國有企業，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一結果表明，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 型關系在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受到國家各項政策的支持，在規模、資源等方面占有先發優勢，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強，對組織韌性過度強調，進而會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而非國有企業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弱，極易受到政策調整、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型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不顯著。

基于企業規模，根據企業實際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是否大于行業年平均值，將樣本劃分為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結果如表7列（3）至列（4）所示，對于大型企業，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對于中小型企業，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一結果表明，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 型關系在大型企業中更為顯著?？赡艿慕忉屖牵捍笮推髽I研發創新性較高，融資能力較強，可支配生產資料較為充足，具備較強的抵御和適應外部沖擊的能力，因此組織韌性與大型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 型關系更顯著；而中小型企業規模有限，業績不穩定，面臨融資難、資源匱乏等挑戰，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相對較弱，因此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 型關系在中小型企業中不顯著。

基于地理位置，將樣本劃歸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結果如表7 列（5）至列（6）所示，在東部地區，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中西部地區，組織韌性二次項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一結果表明，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 型關系在東部地區更為顯著?？赡艿慕忉屖牵簴|部地區企業擁有早期的政策傾斜優勢、優越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且具備一定的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更易因過度強調組織韌性而造成資源損耗；而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不完善，企業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弱，提高組織韌性面臨的約束條件更多，導致組織韌性與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 型關系不顯著。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基于資源保存理論，探究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雙刃劍效應，以及環境不確定性和數字技術應用在二者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影響存在雙刃劍效應，二者間關系呈顯著倒U型特征，在經過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分析后，仍得到一致的估計結果。該結果表明，適度塑造組織韌性有助于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然而，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可能會造成資源冗余、韌性與效率失衡以及路徑依賴，從而增加成本，降低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這有助于制造企業辯證看待組織韌性，有效打造產品成本優勢。

第二，環境不確定性、數字技術應用均在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關系中發揮負向調節作用。環境不確定性和數字技術應用會弱化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之間的倒U 型關系。環境不確定性的提高、數字技術應用的深入，會減弱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促進作用，緩解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對制造企業產品優勢的抑制作用。

第三，異質性分析表明，在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及東部地區，組織韌性與制造企業產品成本優勢的倒U型關系更顯著，表明組織韌性對“大而強”企業的雙刃劍效應更加明顯，為更深入挖掘組織韌性對各類組織的復雜影響效應提供了新的切入口。

（二）啟示

第一，制造企業應該認識到組織韌性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在宏觀經濟轉型和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加劇的形勢下，未來更需要依賴企業強大的組織韌性。為此，傳統制造企業應不斷強化組織韌性建設，如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員工素質、完善運營流程等，提高組織架構、人才結構對企業生產與經營模式轉變的適應性。另一方面，為避免過度強調組織韌性帶來的負面效應，制造企業應根據自身的資源水平和能力，合理塑造組織韌性，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避免資源擠占導致的成本增加。尤其是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及處于東部地區的制造企業，本身擁有豐富的資源、人才及政策優勢，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強，更應注意避免過度強調組織韌性，根據企業戰略目標合理塑造與提升制造企業產品優勢相匹配的能力。此外，政府應該完善與塑造組織韌性相關的投資信息披露和指導機制，預防制造企業對組織韌性的過度投資。

第二，正確看待環境不確定性，提升數字技術應用水平。當前制造企業面臨復雜動蕩的環境，管理者不能僅將環境不確定性視為“危機”，也應將之視為打造產品競爭優勢的“良機”，積極發揮組織韌性效用，分析市場趨勢，搶占市場先機，加速新產品開發，使生產的產品與市場需求相匹配，以降低產品成本，打造產品成本優勢。此外，在數字經濟發展潮流下，具有韌性的組織應積極進行數字化布局，主動將數字技術融入制造企業生產、設計、研發與銷售等環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降低產品生產中的一系列成本，打造產品成本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