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技文獻的閱讀
——以徐光啟農書閱讀為中心

葛小寒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100875)

一直以來,科學技術史與書籍史、文獻學的關系比較密切。 這一方面由于書籍的誕生離不開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明與更新;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科學知識之形成與流轉均依賴于書籍的撰寫、刊刻與傳播[1]。 從目前科學技術史的研究轉向來看,更多學者開始采取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全向度”視角,去考察科學技術誕生與發散的歷史過程[2]。以往過于強調科學進步、技術革新的“輝格史觀”,已被一種可以稱之為“知識流轉”的研究思路所取代,正如詹姆斯·A.西科德所言,應把“科學理解為一種溝通形式”[3]。 那么,當科學技術被作為“知識”進行研究之時,顯而易見的三個問題便是知識的生成、傳播與接受。 而以上三種思路最難進行的便是“知識的接受”研究,因為在傳統時期,技術性知識往往是通過口頭傳播的,即便作為文本被記錄下來,時人的閱讀思維也往往缺少史料證據。

農書,毫無疑問是一種傳統中國頗具特色的技術性文本,白馥蘭曾概括：“農書,是一種系統的和分類記載自然農業活動的史料?！盵4]這種書籍從明代開始增多,“明清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激增,擴大了對農副產品的迫切需求,急宜在總結既有經驗的基礎上開拓進取,于是各類具有指導生產意義的農書應運而生”[5]。 而彼時最重要的農書便是明末徐光啟所撰《農政全書》六十卷,這部體量龐大的著作被后世學者稱為“農業百科全書”[6]。 該書實際刊刻于徐光啟去世之后,乃是其后學陳子龍編定,而后者對于《農政全書》的稿本采取了以下原則修訂：“文定所集,雜采眾家,兼出己見,有得即書,非有條貫,……其評點俱仍舊觀,恐有深意,不敢臆易?！?[7],頁5)由此可見,《農政全書》實際是徐光啟“批?！迸c“評點”其所閱讀的農業技術文本的產物。 韋胤宗指出：“在研究閱讀行為和讀者反應時,書籍中讀者留下的批校這一長期被學者忽視的材料,具有無可替代的優越性?！盵8]那么,從徐光啟留下的史料個案出發,我們就有了考察以農書為代表的“技術性文本的閱讀史”的可能。

1 農書:徐光啟持續關注的文獻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以“玄扈”為號,正表明他對農業生產技術的關注[9]。 而徐氏的農學著作也極為豐富,根據胡道靜的考述約有14 種之多[10]。 下文從少年時期、為官前的中青年時期與為官后的壯老年時期三個階段概覽徐光啟的農書閱讀歷程。

1.1 少年時期(1562—1580,1—19 歲)

這一時期關于徐光啟的史料非常稀少,他對于文化知識的學習大概始于七八歲時“讀書龍華寺”[11],閱讀的重點也是基礎性的儒家經典與相關的“六藝”之學,“比束發,出外就傳,敏而好學。 章句,帖括、聲律、書法,均臻佳妙”([12],頁229)。 除此之外,他對于“兵書”頗為關注,據載：“不肖幼讀書,間及兵傳,先君子少涉喪亂,喜言兵,弗禁也?！?[13],頁527)可見徐光啟之所以閱讀“兵書”,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親的影響。 而在《先考事略》中,徐氏記載其父“喜鄉里耆德,或老農圃”,又描述他“間課農學圃自給”,且“博覽強記,于陰陽醫術星相占候二氏之書,多所通綜”([13],頁526)。 因此可以推想,這一時期農書雖然未必是徐光啟關注的焦點,但是由于受其父興趣的影響,他或已閱讀過一些有關“圃藝”的文獻。

1.2 中青年時期(1581—1603,20—42 歲)

作為傳統儒學士人,徐光啟成年后的主要任務自然是“舉業”,因此其閱讀的重心是和“舉業”相關的儒家經典與時文,但是他對于這樣應試的閱讀十分反感,并曾在“面對”崇禎帝時直言：“若今之時文,直是無用?！?[13],頁441)同時為了家計,徐光啟或“教授里中”,或“相延入粵”([13],頁552),而“下帷時”的著述則有：《毛詩六帖講意》《淵源堂詩意》《芳蕤堂書藝》《四書參同》《子書輯》,等等([14],頁121—122)。 從這些書名也可以看出,當時徐光啟的主要閱讀對象仍不出一般士子的閱讀物范疇。

至于農書閱讀的情況,似有線索可以勾勒：一方面,徐光啟在中舉之后已經開始注意到“實學”：“惟閉戶讀書,仍以教授為業。 尤銳意當世,不專事經生言,遍閱古今政治得失之林?！?[13],頁552)而從后來他所透露出的“農本”思想來看,徐氏對于“農政”的關注自然會轉向農書的閱讀;另一方面,徐光啟本是治《詩經》出身,“予少嗜《風》《雅》”([15],頁296),而《詩經》中多記載“草木鳥獸蟲魚”,徐氏曾作《毛詩六帖講意》,并專設“博物”門以記“鳥獸草木,搜緝異聞”([16],頁27)。 農書正是提供“鳥獸草木”知識的文獻來源,例如宋人嚴粲的《嚴氏詩輯》、明人馮復京所編的《六家詩名物疏》都引用了《齊民要術》中關于植物的相當多記載,徐光啟甚至以“試驗”的方式論說《詩經》中“名物”的疑意：“摽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 ……嘗試驗之,亦稍后于桃夭時耳,非仲夏之說也?！?[16],頁61)由此可見,在對《詩經》的閱讀中,徐光啟不僅接觸到了農書,而且已經初步從事一些種植技術活動了。

1.3 壯老年時期(1604—1633,43—72 歲)

萬歷三十二年(1604)徐光啟中進士,同時被選為庶吉士進入翰林院。 在院內,徐光啟的閱讀重心再次發生了轉變：“公常學聲律,工隸楷,及是,悉棄去,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諸策,旁及工藝、數學,務可施用于世者?！盵17]換言之,徐氏對早年的興趣(“藝學”)已不再關注,以技術為主的“實學”成為此時閱讀的重點,而農書也僅是其中的一種。

萬歷三十五年,徐光啟因父去世回鄉守制,并開始進行農事活動,撰寫了諸如《甘薯疏》《蕪菁疏》《種棉花法》等“單種農疏”,這些書籍都是徐氏結合自身種植經驗與古農書記載形成的產物,如《甘薯疏》“敘源”區分“山薯”與“番薯”時提到：“蓋中土諸書所言‘薯’者,皆山薯也?！倍柚袑τ凇帮L土論”的批判也很明顯來源于《王禎農書》[18]。 因此,“回籍守制”的三年是徐光啟集中閱讀農書,并從事農業技術活動的第一個時期。

服闋期滿,徐光啟回京復職。 由于當時舊歷之錯頻出,徐氏又將閱讀重心轉向了歷法之學,并表示：“自惟欲遂以此畢力,并應酬文墨一切迸除矣?！?[13],頁497)然而修歷牽扯到傳教士問題而不被當朝者待見。 萬歷四十一年,徐光啟“與同官魏南樂不協,移病歸,田于津門”[11]。 這也就開始了他的第二階段農事活動,據胡道靜的研究[19],徐光啟在天津時期,除了主要從事水稻的試驗性栽培外,還在自家的種植園“親自栽培花卉、藥草”,并以此為基礎撰寫《北耕錄》與《農遺雜疏》。 在這些農書中,可以發現徐氏閱讀了大量前人的農學文獻,例如在《北耕錄》中,徐光啟不僅引用了典范農書《齊民要術》,而且也看過時代相近的袁黃所撰的《寶坻勸農書》：“袁了凡《農書》熟糞法,用大糞煮熟作壅?！盵20]

萬歷四十四年,徐光啟再次回到北京做官,由于東北戰事吃緊,徐氏在此時更加關注練兵、制器工作。 天啟元年(1621),在閹黨得勢的背景下,徐光啟再次告病歸鄉。 加之年事已高,徐氏已很難像之前一般實際從事農業技術活動,但是他對已經閱讀過并摘錄相應條目的農書加以整理,并且將自己對這些農書的按語(即“玄扈先生曰”)加以匯總,由此形成了《農政全書》的初稿：“《農書》之成,實在天啟五年以后,崇禎元年之前,其時公方以禮部右侍郎被閹黨劾罷閑住?！盵21]崇禎帝繼位后,徐光啟再次復出,但時局的惡化與修歷任務的繁重,導致他一直沒有機會修改“《農書》”,直到病倒后才有空閑：“伏枕之余,手錄一編,首述告君父之言與致同寅之語,次陳輯書之意,遂列五谷百卉種植畜牧暨救荒勸相諸方?！迸R終前,徐光啟還不忘自己所輯錄的《農書》：“語孫爾爵：速繕成《農政全書》進呈,以畢吾志?！?[14],頁354—355)

可見,農書確是徐光啟持續關注的一種技術性文獻,不僅這一類書籍的閱讀與撰寫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而且在萬歷末年與天啟年間還存在兩次集中閱讀農書的經歷。 這里可以簡略總結一下徐光啟閱讀農書的動因,大致有以下四點：第一,早年父親興趣的影響;第二,治《詩經》時參考的需要;第三,中年以后從事農業技術實踐的反思;第四,明末亂世之下“經世致用”潮流的影響。

2 閱讀何書:徐光啟的農書選取

在明人的觀念中,農書包括了指導農業生產活動的“農事書”,有關花茶果樹種植的“農藝書”,以及涵蓋水利、荒政在內的“農政書”[22]。 時人祁承爜則在《澹生堂藏書目》中將“農家”細分為五個小類：民務、時序、雜事、樹藝、牧養[23]。 由此可見,農書并不是單一的概念,那么,徐光啟對于農書的認識如何? 他對農書的選取有怎樣的偏好呢?

2.1 種類偏好

對于以上問題的回答,可以從整理《農政全書》的征引書目開始。 《農政全書》六十余萬字,其中僅有六萬多字為徐光啟所撰。 也就是說,書中十分之九的內容都是征引他書,并按相關體例進行排列。 征引的書籍無疑是徐光啟曾經閱讀過的,而據康成懿的統計,《農政全書》一共征引了225 種文獻[24]。 但是康氏的統計將一些轉引亦納入其中,如《氾勝之書》早已佚失,徐光啟所引應是從《齊民要術》中轉錄的;又如《農政全書》卷一所引《尚書》《白虎通》《典語》等儒家經典,其排列順序與《農桑輯要》卷一《農功起本》完全一致,可見是抄錄《農桑輯要》而成。 因此,筆者重新梳理了《農政全書》的引文(表1),排除了部分轉引的情況,由此更直接地反映徐光啟的農書閱讀。

依上表可見,除去徐光啟自撰的7 種文獻外,《農政全書》實際征引的文獻有43 種左右。 其中,可以算作農書或者與農業有關的文獻的約有30 種,占據了征引數量的絕大多數,這就反映了徐光啟對于農書的閱讀具有很強的專業性。

具體到徐氏的閱讀偏好,可以將這30 種農業文獻分成三個種類,即農事書13 種(如《王禎農書》《便民圖纂》)、農藝書3 種(如《藝菊書》《群芳譜》)、農政書14 種(如《國朝重農考》《常熟縣水利全書》)。 因此,徐光啟所閱讀的農書大多是詳載種植技術的農事書與關乎水利、荒政的農政書。 實際上,以花茶譜錄為代表的農藝書的崛起才是明代農書最為突出的特點[25]。 但是徐光啟卻在為徐貞明所撰《潞水客談》寫序時提到：“嘗肄業農書,僅得之勝國以上,三百年無有矣。 獨徐伯繼先生所謂《潞水客談》,言畿輔大計甚悉,業已見諸行事?！?[15],頁298)又在《農政全書》“烏臼”條中云：至元人開局撰《農桑輯要》、王禎著《農書》,二書是千年以來農家之袖然者,亦絕不及二物,又何望近代俗書也([7],頁1067)。 這兩條史料說明徐光啟認為有明一代并無相應的農書誕生,那些花茶譜錄只是滿足士人休閑興趣的“俗書”,而不是指導農政與農業生產活動的“農書”。 在一篇奏折中,徐光啟說：“沿至唐宋以來,國不設農官,官不庀農政,士不言農學,民不專農業?！?[13],頁8)那么,農書所載的“農學”應該是與“農官”“農政”“農業”緊密聯系的。因此在農書閱讀的選取上,徐光啟也就更加偏重那些農事書與農政書,而幾乎忽略了農藝書。

2.2 時代偏好

進一步的問題是,在徐光啟閱讀的農書中,他又更為關注哪些呢? 這可以通過他為這些農書所作的按語進行數量層面的分析。 除去明確標明出自徐光啟撰著(如《泰西水法》《玄扈先生墾田疏》)之外,《農政全書》中標為“玄扈先生曰”的內容共有585 條之多①《農政全書》中的按語形式比較多樣,大部分均以大字或小字標明為“玄扈先生曰”,也有部分未標明,但是根據內容可以判斷為徐光啟所作。 當然,也有少部分其實并非是徐光啟的按語,而被陳子龍誤標為“玄扈先生曰”,因此,下文對于按語的梳理均是考慮以上情況的。。當然,這些“玄扈先生曰”并不都是徐光啟閱讀某些農書所留下的按語,也有一些是陳子龍摘錄徐光啟的個人撰著而加入其中的②例如《農政全書》卷二十七《樹藝》中連續二十條“玄扈先生曰”都是關于“薯”的種法的,而其中內容與藏于日本的《種薯譜》中的《甘薯疏》內容基本一致,因此此處的“玄扈先生曰”并非閱讀某書的按語,而是徐光啟自己的撰述。,因此具體分析相關內容,筆者認為“玄扈先生曰”中屬于讀書筆記(即按語)的約有461 條,涉及《農政全書》所引書籍的32 種(表2)。

表2 《農政全書》“玄扈先生曰”按語分布表

依上表可見,徐光啟留下較多按語的農書均是前文所引徐氏所表彰的《王禎農書》《農桑輯要》《潞水客談》等等,其中《王禎農書》的按語最多,幾乎占了全部按語數量的五分之一。 宋元農書的突出特點便是大量引錄《齊民要術》,例如元代官修的《農桑輯要》至少有三成的內容出自該書,這既是因為《齊民要術》本身具有很高的技術價值,也是因為當時缺少相關的農書供以閱讀。 但是從《農政全書》所反映的徐光啟的閱讀世界來看,作為農書“典范”的《齊民要術》已經退居“二線”了;以《王禎農書》《農桑輯要》為代表的元代農書和以《救荒本草》《潞水客談》為代表的明代農書,成為了徐氏最重要的農書閱讀對象。 這就說明了徐光啟的農書閱讀是具有“時代感”的,由于新技術的出現與新作物的引用,原本具有“典范”意義的農書不再作為閱讀的主角。

3 如何閱讀:徐光啟的農書閱讀法

確定了具體的閱讀對象之后,接下來便是如何閱讀的問題。 從書籍史的視角來看,明代農書閱讀成為可能的關鍵因素便是晚明出版業的繁榮。 據大木康的研究,萬歷以后,徐光啟所成長的江南地區出版業“日趨繁榮昌盛”[26]。 在這一背景下,農書的刊刻與出版也逐漸增多,如《齊民要術》“在宋遂為秘本,非勸農使,不得受賜”([7],頁1803),而到了明代中期馬紀刊刻之后,又被江南書賈胡震亨、毛晉翻刻而流傳漸廣。 此外,徐光啟本人也藏書頗多,據《九間樓風霜記》所載：“清兵南下,徐宅萬卷藏書化為灰燼?！辈貢_到“萬卷”,在明代足以列入“藏書家”之目[27]。 西方書籍史研究認為,隨著出版物的增多,近代早期的閱讀方式呈現出從“精讀”走向“泛讀”的脈絡[28],但是從上文揭示的按語來看,徐光啟雖然接觸到了更多數量的農書,但是他對于《王禎農書》《齊民要術》《潞水客談》等等書籍仍是采取“精讀”的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閱讀《潞水客談》是“時時誦說之”([15],頁298),因此有必要總結徐光啟閱讀技術性文本的具體方法。

3.1 抄錄與選取

有學者指出：“抄書作為一種讀書方法,在明代讀書人中很流行?！?[29],頁330)例如徐光啟的門人張溥,史載：“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抄,抄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盵30]而張氏記載其老師徐光啟時,也提到徐氏經常抄書：“見公掃室端坐,下筆不休?！?[7],頁1)徐光啟抄錄閱讀的內容,據后人徐爾默所記：“大而經綸康濟之書,小而農?，嵭贾畡?目不停覽,手不停毫?！?[13],頁599)又友人曹于汴有言：“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隱,于凡農事之可興,靡不采羅?！盵31]由此可見,抄錄確實是徐光啟閱讀農書的一種方法。

一般學人抄書主要有以下三個目的：“余亦嘗謂手抄有三益：先經抄一遍,于記誦亦易,益一也。 可以校書之訛誤,收己之放心,益二也。 常抄,則手法亦熟,即以當學字,益三也?！盵32]但是徐光啟的農書抄閱則不僅僅是“記誦”,也并非“校書”或者“學字”。 從《農政全書》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徐氏抄書在于對已有農書內容進行選取。 由于篤信基督教與西方科學技術,徐光啟對一些“怪力亂神”之說,往往不屑一顧,他在給友人關于墓葬選址的信件中直言：“術家之言,不足泥也?！?[15],頁323)而在閱讀《齊民要術》時,徐光啟同樣感到所謂“形家”的荒誕之說對于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他在按語中寫道：“此時未有形家者言。 幸不受其排擯,生于郭璞之后者難矣?！?[7],頁25)因此,徐光啟在對《田家五行》的抄閱中便“刪削了前人迷信的成分,側重于農業氣象學?！?[7],頁274)同時,正如前文所言,徐光啟對于農學、農書的認識專注在農政與農業生產之上,因此在抄閱農書之時,他也會如此考量,而不去抄閱那些與此無關的內容,例如他在閱讀《齊民要術》所載的“食經”之時,便寫到抄錄的原則：“按《食經》所載食物法甚多,今以其近于農者錄之?！?[7],頁1220)最后,在抄閱的過程中,徐光啟將內容相近的內容綜合在一起,這不僅為自身再次閱讀與查閱資料提供了方便,也為徐氏自己的農書撰寫提供了先期的匯集。在陳子龍定稿的《農政全書》中,有很多并非是徐光啟按語的內容也被冠以“玄扈先生曰”,例如卷二十八“芥”條在征引《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桑輯要》后有：“玄扈先生曰：芥菜,八月撒種,九月治畦分栽,糞水頻灌?！?[7],頁728)其實這句出自《便民圖纂》卷六“芥菜”之下[33],應是徐光啟抄錄在以上這些農書之后,形成對于“芥”種植技術的完整介紹,而陳子龍在整理時未能識別,故標為“玄扈先生曰”。

3.2 按語與反思

明代的閱讀興起了“評點”之風,亦即對自己閱讀的對象添加按語,以此深化個人閱讀體驗。 這種閱讀方式在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中最為常見,王龍因此認為：“評點既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讀書方法,更是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方式?！?[29],頁129)徐光啟的農書閱讀同樣采取了這樣一種方法,如上文統計,徐氏約在32 種涉農文獻中留下了461 條按語,這些按語實際上便是其在閱讀活動中反思農書內容的過程：

首先,按語是徐光啟個人經驗與農書所載農學知識的對話。 由于徐光啟自身廣泛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因此他對于農書中所載的內容并不迷信(“啟生平善疑”)([15],頁286)。 那些確實有效的技術手段,徐光啟會加以表彰,例如他對《農說》中主張中耕除草以“斷橫根”的觀點大加贊嘆：“至哉言矣! 鋤棉鋤桑,斷其橫根,皆此理也?！?[7],頁51)而對農書中所載的錯誤,徐氏也會加以指責,例如《救荒本草》將茨菇和荸薺混淆,徐光啟便在按語中寫道：“茨菇荸薺,二種絕異;混合注釋,為不精也?！?[7],頁1717)當然,在閱讀農書時,更多的批注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一方面,徐光啟用自身經驗擴展了農書中的某些內容,像是《齊民要術》中所載的“區種麥法”,徐氏認為“尤便灌水”,但是他進一步指出：“今作畦種法,其便宜倍勝區也?！?[7],頁654)另一方面,農書中所載的技術知識也會啟發徐光啟進行新的技術試驗,例如在閱讀《農桑輯要》中關于“切桑葉”之時,徐光啟頗有疑惑：“大眠后,尚切葉食,今人全不爾。 不知北土如何? 宜詳問之。 亦不知今人不切無害否,亦兩試之?！?[7],頁853)

其次,按語也成了徐光啟與他人交往所獲的農學知識和書本知識的媒介。 就徐光啟的個人讀書情況來看,“共讀”是時常發生的,早在其研習《詩經》之時就常與“同學”共同閱讀某書、某文,據程嘉燧記載：“日與其徒咀嚼詩書之英華?！?[12],頁231)后來徐氏跟從傳教士學習算學之時,也常常與同僚共讀算術書,他在《刻同文算指序》中寫道：“譯得其算術若干卷,既脫稿,余始間請而共讀之、共講之?！?[13],頁441)因此,徐光啟也會將與他人交往所獲的農學知識反映到閱讀農書之中：其一,友人可以直接提供農書給徐光啟閱讀,例如《農政全書》大段引用馮應京的《國朝重農考》,據徐氏按語所載：“公出獄,余唔之,未及勞苦,輒道此數語甚切?！?[7],頁72)可見該書應是馮應京贈與徐光啟的,而徐氏也非常重視,在閱讀的過程中寫下了15 條按語。 其二,與友人交流也可以得到不同于書本的農事經驗,由此反饋到閱讀中,從而得到更新的認識,例如在閱讀《救荒本草》“槐樹芽”條時,徐光啟最先寫的按語是“嘗過。 花性太冷,亦難食”。 可以說是認同“槐樹芽”只可作為“救荒野菜”。 但是之后的兩條按語記載他遇到了“曹都諫真子”與“趙六亨民部”,這兩位友人都教了他去槐葉苦味的方法,由此深化了對于該條的理解([7],頁1667—1668)。 其三,據李杕記載,徐光啟“遇一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12],頁246)。 這些筆記正是他與一般老農交往的產物,他閱讀農書之時能夠及時運用這些筆記,或指出某些技術農人已經不用了,或指出某些技術農人已經有所改進。 例如在閱讀《王禎農書·農器圖譜》時,徐氏提到耘爪“今江南改為此具,更為省便”([7],頁608),提到摜稻簟“不如摜床為便。 今農家所用棧條,即簟也”([7],頁549)。

最后,按語也是徐光啟在閱讀不同農書時比較思考后的結果。 前文提到,徐光啟在閱讀農書時會將不同書籍中的同一種知識匯抄在一起,而這種匯抄為徐氏進一步比較不同農書的記載提供可能,這就使得他的農書閱讀不局限在某一家之說上。 有時,兩種農書記載的矛盾激發了徐光啟的思考,例如《王禎農書》中敘述“占城稻”的由來,徐光啟讀之想到了《齊民要術》中早有北方稻作的記載——“賈氏《齊民要術》著旱稻種法頗詳,則中土舊有之”,既然中土原有稻作,徐光啟便質疑“乃遠取諸占城者,何也?”由此便導向了對于“風土論”的思考,并認為：“既或昔有今無,何妨昔無今有?”([7],頁627—628)有時,徐光啟因為接受了某書的觀點,而對同樣持此論點的書籍表示肯定,正如前文所言的“風土論”,徐光啟早在閱讀《王禎農書》《農桑輯要》之時,便站在了這些元代農學家批駁“風土論”的立場,而當他發現邱浚在《大學衍義補》中亦持相同觀點時,徐光啟感慨道：“至哉言也。 ……王禎有言：悠悠之論,率以風土不宜為說。 按《農桑輯要》云：雖托之風土,種藝不謹者有之;種藝雖謹,不得其法者有之。 余謂風土不宜,或百中間有一二?！?[7],頁628)還有比較兩種農書的技術手段,選取其中更為優秀者。 例如有關繅絲時“冷盆”的作用,徐光啟認為《王氏農書》所言不確,不如《農桑輯要》詳細——“冷盆絕略,當由王氏被人,不知冷盆之利耳。 《輯要》稍詳,今人亦少可用,可急試也”([7],頁925)。 同時也有比較了兩種農書的技術手段,覺得都可以實行的,如“《齊民要術》云：種椹而后移栽,移栽而后布行。 《務本新書》云：畦種之后,即移為行桑,無轉盤之法。 二法皆可也”([7],頁894)。

4 結論:明代科技文獻閱讀芻議

本文試圖通過討論徐光啟的農書閱讀來揭示明人技術性文本閱讀的特點。 農書是徐光啟持續關注的一種技術性文獻,而上文對“為什么閱讀農書?”“閱讀哪些農書?”“如何閱讀農書?”等等閱讀史問題的回答[34],可以初步總結如下：

第一,與非技術性文本不同,技術實踐直接影響了技術性文本的閱讀。 整體來看,徐光啟的農書閱讀呈現出一種從“自為”到“自覺”的狀態：在少年與中青年時期,徐氏只是由于父親的興趣與研習《詩經》的必要而接觸一些農書;到了翰林院后,農書也只是他所研習的“實學”中的一部分;轉折點則是徐氏“回鄉守制”之時,他在這期間積極參與了農事活動,并且由于江南水災的影響,關注到了荒政與救荒作物;隨后在天津的農事實踐則進一步刺激了他對于農學知識的渴求,徐氏也逐步從農書的閱讀者轉變為農書的創造者[35]。

第二,儒家經典能夠導向技術性文本閱讀。 很多學者將傳統社會“科學技術”的不發達歸因于士人在“四書五經”上浪費了太多時間。 但是從徐光啟的個案來看,早年的《詩經》學習激發了他對于“草木鳥獸”的關注,甚至在后來閱讀農書之時,徐氏也能以經學文獻互證,例如他在《救荒本草》“孩兒拳頭”條下寫道：“《詩疏》云：斫檀不得,得檕木。 即此木也?！?[7],頁1638)此外,儒家經典學習同樣使徐光啟關注農業生產,從而注意到農業技術問題,例如他在閱讀《詩經》“有飶其香”句時寫道：“農為國之所天,非徒本業之謂也?！盵36]

第三,明人的技術性文本選取重視時效性。 從本文第二部分的論述可以看出,徐光啟的農書閱讀較少涉及元代以前,這一方面是因為彼時農業文獻的缺乏,另一方面則是徐氏對于包括《齊民要術》《農桑輯要》在內的古農書的不滿,他認為這些農書只是“抄舊說節略成書耳”([7],頁925),隨著技術的進步,其中的經驗已經過時了。 因此徐光啟的農書閱讀很重視當時士人的論著,他也在閱讀中將自己所知的最新技術知識以按語的形式記錄下來。 這樣一種選取的態度便與非技術性書籍不同,士人在閱讀非技術性文本時往往更加強調所謂的“古本”“真本”,而這樣一種態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技術性文本的撰寫,明代不少農書還是未能脫離以“訓詁”而非“技術”為中心的模式。

第四,技術性文本的閱讀方法雖然與一般讀物無異,仍是以抄閱、批注為主,但是抄閱與批注的目的則大為不同。 抄錄非技術性文本的目的主要在于增強記憶力,而徐光啟抄錄農書的目的則是從實用性角度考量,目的在于匯集技術性知識。 同樣,讀者對于非技術文本的按語撰寫往往是導讀性的,尤其是通俗小說的評點,其目的在于“增強小說的傳播功能”[37]。 而徐光啟為諸種農書所寫的按語則是補充性與生產性的,即徐氏通過閱讀農書積累了某些技術性知識的經驗,以按語的形式記錄下來,充實原有的技術性文本。

由上可見,徐光啟的農書閱讀呈現出了與明人一般閱讀活動不同的特點,這些方面暗示傳統社會的技術性文本閱讀仍有待深入挖掘。 聯系到明清交替以后中國在技術層面的落后,這里也有必要就明人技術性文本閱讀的局限問題略作討論：

筆者認為,明人技術性文本閱讀的最大局限,在于呈現出“非制度化”的特點。 在明代社會,儒家經典文獻的閱讀是存在“制度”的,例如當時頗為流行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就是指導初學者的“書單”,而隨后的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則進一步規范了士子的閱讀活動。 而從徐光啟的經歷來看,他的農書閱讀是具有偶然性的,即便在他真正關注到這一技術文獻之后,也只能在“告病離官”“守制返鄉”期間才有時間集中閱讀。 因此,徐光啟曾感慨道：“夫我國家之課士也,有專業;而用士也,無專職。 ……無專職,故朝刑夕兵、旦禮暮樂?！?[15],頁287)換言之,徐光啟生活的社會未能從制度上支持這樣一種技術性文本的閱讀與研究,所以徐光啟不理解為何西方的歷算人才能層出不窮,而中國卻幾百年才有一二人([13],頁73)。 因此,技術性文本閱讀的“非制度化”,或許也是“科學技術”在明代發展滯緩的原因之一[38]。 杜新豪最近的論文指出,讀者群體的變遷確實會影響技術知識的生產模式[39]。 那么,從閱讀史的角度去思考科學技術,我們或許可以說,不是缺少生產科學技術知識的人,而是缺少閱讀、接受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讓我們難以走出所謂“中世紀”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