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譯與國家治理*
——乾隆朝人名、地名改譯研究

⊙ 鄧 科 夏登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北京 100089；西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四川 綿陽 621010)

漢語文獻的各民族人名、地名音譯問題(下文簡稱“人地名音譯”)在乾隆朝(1736—1795年)的官方翻譯話語中占有重要位置。通過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檔案文獻數據庫，對《清實錄》《起居注》以及內閣滿漢文題本軍機處上諭檔和錄副奏折等檔案數據進行檢索和統計，發現乾隆君臣商討文本翻譯問題的檔案至少有86件，其中申飭和改譯人地名音譯訛舛的上諭、奏折和題本就多達51件。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乾隆君臣對各民族人地名等專名的音譯極為重視，并通過實際的行政手段對其加以規范和管理。

先行研究雖對此類音譯現象有過文獻學考證[1-3]，但卻較為忽略在官方翻譯的背景下，這些專名的音譯并非單純的語言轉換問題。乾隆朝的改譯政策，也不僅是為了消除譯音的訛舛與不雅，還蘊含著民族團結、國家一統等治理意圖。音譯問題究竟是如何上升到清代國家政論層面的？乾隆君臣制定的改譯方案具有什么樣的特點和治理目標？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何啟示？這些問題尚未得到深入探討。以滿漢文史料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深挖和考證，或有助于揭示清代人地名音譯活動與國家治理的復雜關系。

一、人地名音譯問題的形成

(一)清前期人地名音譯規范的缺位

從翻譯與國家治理的關系來看，乾隆朝各民族人地名的音譯活動是服務于清朝內政需求的“國內語際型國家翻譯實踐”[4]。清朝是多民族大一統王朝，公文書寫中多使用滿文、漢文、蒙古文、藏文和維吾爾文，因此多語種文書翻譯是國家日常治理的重要環節。除大規模翻譯儒家典籍外，清廷還對《遼史》《金史》《元史》《明史》《資治通鑒》等史籍開展了系列編譯活動，從學理上為清朝的多民族大一統政治提供基礎。

然而，在乾隆朝以前，清廷尚且缺乏明確的官方音譯規范，在漢文公文及邊疆輿圖中人地名的音譯詞存在大量譯音訛錯，嚴重影響到清廷邊政情報的準確性，以至于乾隆帝嚴飭“原譯之名，實為舛謬，且各路軍營奏折，似此隨意譯寫者，不可枚舉”[5]。另一方面，紀昀等人則發現，前代史書在音譯外來人地名時存在俚俗不雅的譯詞，如將“柔然”譯為“蠕蠕”[6]1。因此，乾隆帝評論道：“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實形鄙陋，實無足取。況當海寓同文之世，又豈可不務為公溥乎？”[7]121?？梢?，官方音譯規范的缺位，對清朝的情報安全以及同文一統的王朝國家建構均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只不過舛謬不雅的音譯問題并非形成于清代，而是源自前代書史傳統中早已存在的音譯現象。

(二)約定俗成的音譯慣例

史書文獻中人地名的音譯慣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對此雍正、乾隆二帝均有清晰的認識。他們深知音譯詞原本只作記音符號，并無褒貶之意，但政治關系或民族關系的變化，卻可能造成譯音取字出現曲寓褒貶傾向。雍正帝曾指出：

“敵國分隔，互相訾詆，北人以南為島夷，南人以北為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于不能臣服之國，指之為虜?！盵8]

乾隆帝亦延續其父的觀點，指出“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詞”[9]666。在此影響之下，部分原本蘊含美名、美稱屬性的古代民族人名、職官、部族等名稱，不時被音譯為俚俗不雅的字眼。如南北朝時期，河西鮮卑拓跋氏的“拓跋”(tog beg)二字“是一個由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復合詞”[10]60，蘊含著某種美稱屬性。但因其部族與南朝(劉宋)的政治關系疏遠，《宋書》和《魏書》都將這一支“拓跋”姓氏音譯為具有貶義的“禿發”[10]62。

這種俚俗不雅的音譯方式為何會長期存在？改譯人地名等專名為何必要？乾隆帝在敕令改譯《通鑒輯覽》中遼金元三史人地名時，對此做了較為明確的解釋：

“前以批閱《通鑒輯覽》，見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訛襲謬，展轉失真，又復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于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為鄙陋可笑。蓋由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譯語，兼且逞其私智，高下其手，訛以傳訛，從未有能正其失者。我國家當一統同文之盛，凡索倫、蒙古之隸臣仆，供宿衛者，朕皆得親為咨訪，于其言語音聲，俱能一一稽考，無纖微之誤，是以每因摛文評史，推闡及之?！盵11]1099

這段話說明，乾隆帝已經清晰認識到，俚俗不雅的譯名之所以成為問題，除了有敵我矛盾造成治史者在譯音選字時寄寓褒貶的原因外，還因為前代治史者大多不能兼通雙語或多語，在音譯時往往憑個人理解，使譯詞附會本不應承載的意義，進而導致譯音失真、以訛傳訛。后代的治史者對此又多有承襲，未能糾正其失，最終約定俗成，積習相沿。然而，作為一個多民族大一統的王朝國家，清朝要實現“同文之盛”，就必須正視這一問題，不僅要準確稽考各民族語言的音聲，還要“依新定字音確核改正”[11]1099，通過譯音的“闡疑傳信”[11]1100，最終確立國家在多民族翻譯管理中的權威性和正統性。正如馬子木和烏云畢力格所言：“‘同文’與‘大一統’是一體兩面，且正是清帝面對廣大的疆域與各異族群的‘治道’所在?！盵12]乾隆帝深究前代人地名等專名音譯的歷史局限，并敕諭更正的原因即在于此。

就翻譯本體而言，這種約定俗成的音譯慣例并非歷代官方明文頒行的翻譯規范，卻與圖里(Gideon Toury)所說的“規約”(convention)極為相似。所謂“規約”是指譯者在特定語境下一致認同的行事依據，并不具有強制約束力，但隨著時間推移，會逐漸內化于每個譯者的常規行為之中，形成一定的選擇限制[13]。對于清代公文和官方書籍的譯者而言，他們很大程度上只是遵循前代的翻譯規約而行事，未必會對此產生任何懷疑，直至乾隆帝將這一現象問題化。借用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術語來說，這種俚俗不雅的音譯方式已經成為歷代公文及史書譯者的“集體無意識”[14]，由于早已在前代書史傳統中盤桓上千年，因此難以輕易改變。

(三)清太祖朝系列《實錄》與人地名音譯的問題化

在清入關之初，清朝官方對于俚俗不雅的人地名音譯現象仍處于“集體無意識”的狀態。以人名音譯為例，在順治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1644年)中，滿族、蒙古族人名的漢文音譯詞在俚俗程度上并不亞于明代史官的筆法(如表1)，這與其后續修訂本——乾隆本《清太祖高皇帝實錄》(1739年)形成鮮明對比。

表1 清太祖朝人名漢譯對比①

值得注意的是，自康熙朝以降，滿族人漢化日益加深，他們不僅接納了歷代慣用的避諱制度[15]，而且用漢字音譯滿語人名時不再“祇按滿洲字語氣寫”，而是“混取漢字之義”[16]，更有不少人選用寓意吉祥的漢字作為人名的譯名[17-18]?？梢钥闯?，不論是普通滿族民眾，還是清朝官方，都對漢字人名的選字規范及其心理期待極為重視，認同和使用雅美的漢字譯名已成為他們的基本共識。因此，規范化和雅化的譯音選字必然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清朝公文和官書的翻譯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清太祖朝系列《實錄》事關清朝開國史的書寫，修正訛傳的音譯名，使用規范化和雅化的譯音選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清政府樹立正面的國家形象，構建統一融合的多民族國家[19]。因此雍正、乾隆兩朝對早期的清太祖朝系列《實錄》進行了系統化的重修，重點就是改訂和規范民族語人地名的音譯[20]。通過表1可見，經過重修，乾隆本《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中的音譯詞不僅出現了避諱處理，如涉及努爾哈赤人名之處統一被替換為“太祖”或“上”，而且早期音譯名中不雅訓字眼也都被替換為相對中性、文雅，甚至溢美之字。

從翻譯策略來看，乾隆朝的音譯改譯方案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俚俗不雅的音譯傳統而開展的“抵抗式”(resistant)翻譯，只不過這種“抵抗”并非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式的異化翻譯[21]。經過漢字文雅化處理的滿族、蒙古族人地名適應了漢文化的命名規范，能夠縮小與漢語人地名之間的心理距離，弱化“異族”的刻板印象，因此具有改善統治者形象、鞏固民族團結、促進民族融合等積極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重修清太祖朝系列《實錄》不僅使俚俗不雅的音譯實踐問題化，而且在俚俗與文雅的音譯詞之間制造了更大的政治文化張力。當然，這一切的前提必須是清政府已經熟諳漢文化的命名傳統與譯名傳統，進而才能做出符合其治理目標的改譯方案。

二、改譯的目標與方案

(一)改譯之下的治統

據乾隆帝所述，其本人自幼習得滿、漢、蒙古三種語文，后因維護國家安全、促進民族團結等需要，又先后學習了回語(維吾爾語)②、西番語(這里指嘉戎語)和唐古忒語(藏語)，對于各語種包含的名物器數等概念詞匯了然于心[22]。因此對于人地名音譯中出現的舛誤或俚俗字眼，乾隆帝往往能夠敏銳覺察，并時常針對公文中出現的音譯問題給出具體的修改意見，如表2。

表2 乾隆帝改譯公文中人地名音譯詞的部分案例③

就西番語的人地名音譯問題，他明確指出：

“方今一統同文，凡屬舊部新藩地名，無不悉協本來音韻，豈有邊徼諸番，轉聽其名譯紊淆之理？此等西番字音，必當以清字對之，方能悉葉。此后應將番語譯出清字，再由清字譯出漢字，始不至如前此之鄙陋可笑?！盵11]1905-1906

這段上諭發布于清朝平定兩金川期間，其表面雖然是討論譯音“鄙陋”的問題，但實則關乎“軍務番情”準確傳遞。從內容來看，乾隆帝不僅清楚這些譯名未能準確轉寫原語音韻，而且認為這種現象不符合“同文之治”的政治需求。因此，他要求所有西番地名全部以清字(即滿文)進行轉寫，再從滿文音譯為漢文。此舉或是有意擴大滿文在邊政公文系統中的權威性，但可能也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相對于羌漢語音的互譯，清朝大量的翻譯職官都是以滿漢互譯作為核心職能，對于滿漢語言的對音顯然更為熟悉，并且作為表音文字的滿文在語音轉寫方面較漢文更具優勢，以滿文為中介來規范譯名，可以增強譯音的準確性，藉此降低軍務情報上的誤差。

如果說乾隆朝在公文領域的人地名改譯主要針對的是治理技術的改進，屬于治統的層面，那么關于遼、金、元、明四朝史事中的人地名改譯，則將音譯問題上升到了政治法統的地位，即道統的層面。

(二)改譯之下的道統

針對前代史書中俚俗不雅的人地名音譯現象，乾隆帝曾評論“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其本質“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者”，但前代修史者卻“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9]666，特別是以穿鑿附會的譯音取字，在正史中肆意輕貶“勝國”[7]177(即遼、金、元等前代王朝)，不僅導致前史的譯音“輾轉失真”[11]1099，而且“騁私臆而廢正道”[9]666，違背了儒家“傳信示公”[23]177的治史傳統。一方面，作為女真后裔，清朝帝王對金朝女真人有著強烈的族群認同。1616年，努爾哈赤就是以“金”為國號建國(史稱“后金”)，滿文稱aisin gurun(愛新國)，aisin(愛新)即“金”之意。因此，乾隆帝指出“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為金源同派之證”[24]。另一方面，滿族人與契丹和蒙古同為關外民族，服發相類，且擁有可資其借鑒的治理經驗[25]。因此，清廷以滿文翻譯《遼金元三史》，以及改譯三史中俚俗不雅的人地名，不僅是為了以史為鑒，而且與重修清太祖朝《實錄》相似，關乎清朝國家形象的重塑。

在此基礎上，乾隆帝還進一步將解決音譯問題的關鍵放到儒家史學的核心理念之上，即“辨明正統”和“傳信示公”。這顯然與順治朝以來，清朝將“崇儒重道”[26]作為治國理政的主要方針不無關系。清朝入關后，歷代清帝均以“中國”共主自居，竭力將清朝塑造為華夏正朔的形象[27]。從史學與政治的關系來看，乾隆帝認為，史書中無處不在的褒貶筆法能夠影響“世道人心”[7]177，這關系到清廷如何有效地“辨明正統”，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多語文政治下的“大一統之義”[9]666。在改譯遼金元三史人地名的過程中，乾隆君臣期望通過制度化手段厘正并規范三史人地名的訛舛與鄙陋，最終達到“折中鑒遠，正俗同文”④的文化目標。就音譯行為本身而言，所謂的“同文”實際應指“同音”，即以不同語言的文字準確地表記同一個發音，實現跨語際的音韻互通，從語言形式上打破族際溝通的屏障。但作為儒家經學的重要概念，“同文”始見于《禮記》——“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28]9a。鄭玄、孔穎達認為，這種車書同文的“大一統”構想必須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28]9a作為前提，即在大一統背景下，天子是唯一有資格統一和規范天下儀禮、法度及文字的人。在這里，“天子”既是皇帝個人，更象征著皇帝所代表的王朝國家。因此，對清朝而言，譯音之“同文”可能既表示統一的國家語言規范，也象征著王朝國家翻譯實踐的政治倫理訴求——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語言管治權應該統歸國家所有。這既是禮制之所在，也是衡量大一統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標準。因此，就“同文之治”而言，人地名音譯和改譯是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以及培育民族共同體意識極為重要的文化策略。

(三)改譯的技術路線

乾隆君臣對人地名音譯問題的整治并未止步于政令層面，而是一方面，從技術上消除音譯實踐中俚俗不雅的譯名傾向；另一方面，又借助制度化的翻譯管理，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譯音規范。

從技術層面來看，乾隆帝認為：

“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為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而兩端為之樞筦。獨是施之于翻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強索其義而逾舛。向評《通鑒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盵29]2-3

乾隆帝意在闡明，研究古代的語言文字必須重視語言的時空演變，并且從音、義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考證，唯此方能做到融會貫通，這是一種非常理性的語言對比研究的理念。然而，前代漢文史書在音譯他者民族的人地名時恰恰失此兩端，進而導致前史譯本失真，這是他敕命校譯《金元國語解》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方法論層面，除紀昀等人聲明必須遵從“名從主人”[6]1的原則外，乾隆帝本人也提出“對音本無義”[29]5的音譯觀，主張“考其真于譯音，而通其用于韻學”[30]134，通過訓詁考據把握民族語詞匯的“本音本義”[31]；同時竭力摒除宋明修史者義理穿鑿的譯法，對前史偏謬之處“量為刪潤”[9]667，以顯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9]666。

以遼金元三代史料中的人地名改譯為例，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乾隆君臣通過內翻書房及方略館等機構，在翻譯管理層面制定了嚴格的音譯流程[6，32]：

(1)古音構擬：以索倫語(今鄂溫克語)、滿語和蒙古語為主要參照，以滿文作為統一的語音轉寫工具，分別對遼代契丹語、金代女真語和元代蒙古語進行古音溯源和構擬，試圖借助滿文的“國書”地位及其作為表音文字的優勢，還原三種語言在歷史上的“本音”。

(2)切音正字：以古音構擬為基礎，參考《十二字頭音訓》《清文鑒》《同文韻統》和《清漢對音字式》等雙語及多語文官修辭書，重新厘定民族語人地名的漢字切音標記，并按欽定的對音選字方案選取意涵雅馴的漢字，替換舊譯名中的失真名詞和俚俗字。

據表3可見，前史中人地名音譯詞所使用的俚俗字眼，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雅化處理。憑借改譯遼金元三史人地名的成功經驗，乾隆君臣隨后逐步將新的音譯規范推廣至《四庫全書》等其他大型官修圖書項目中，使其影響達到了最大化：

表3 《欽定金史語解》(1782年)人地名改譯示例⑤

“至此書(即《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出，而前史之異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據此以刊其訛，即《四庫》之書，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于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訓皆得其真?！盵6]3

清朝《四庫全書》的編纂實際上伴隨著全國范圍的禁書活動，大抵史部、子部和集部中俚俗不雅的人地名音譯詞都遭到了挖改和禁毀⑥。自嘉慶朝開始，有關改譯遼金元三史人地名的判例被進一步載入《大清會典事例》之中⑦，以國家典制的形式為官方翻譯實踐中的人地名音譯活動提供了規范與參考。

三、結語

乾隆君臣耗費五十余載，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整治區區音譯問題，其背后的國家治理目標顯然不止于譯音的準確性這一點。這一翻譯事件本身不可避免帶有王朝國家翻譯實踐的歷史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認，從翻譯與治理的關系來看，其改譯政策糾正了以往俚俗不雅的音譯傳統，對于清朝國家形象的塑造、國內各民族的平等、團結與融合不無裨益，對于國家一統背景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1951年，新中國頒布《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這種民族和諧理念的繼承與發展，是我國在語言及翻譯政策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當代舉措，足見音譯對于多民族大一統國家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挖掘、考證乾隆朝人地名改譯事件的社會過程，不僅對于進一步認識清代基于國家治理的音譯歷史不無裨益，對于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亦不無啟示。

注 釋：

①滿文人名按穆麟德拼音方案轉寫為羅馬字母，下文與此相同。

②清代的“回語”并非元明時期所謂的“回回語”(一種早期新波斯語)，也非9—14世紀高昌回鶻人的回鶻語，而是清代“回部”(即天山以南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所使用的語言。

③摘錄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實錄》《清會典》全文檢索數據庫：https：//fhac.com.cn/search_fulltexts.html；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上諭檔乾隆朝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第1條；乾隆朝五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第1條。

④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軍機處錄副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二十六日，和珅“奏報遼金元三史辦理全竣并恭請御制序文等事”，檔案號：03-1153-015。

⑤語料摘取自《欽定金史語解》，德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內府刻本，查詢號：PPN3306130605。

⑥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二十六日，劉秉恬“奏為查明御批通鑒綱目三編并明史一書所載元朝人名層見疊出請敕各省校對更正事”，檔案號：04-01-38-0015-006。

⑦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實錄》《清會典》全文檢索數據庫：https：//fhac.com.cn/search_fulltext.html？kw=遼金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