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與象征:兩岸宋江陣演武文化視角

王伯余,林小紅,魏太森,郭學松

(1. 泉州師范學院 體育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2.泉州東海灣實驗學校,福建 泉州 362000;3.曲阜師范大學 體育科學學院,山東 曲阜 373100)

宋江陣是我國集體性民間武術文化,歷經300余年的歲月洗滌,已成為兩岸最具代表性的民間體育事項[1]。20世紀以來,學界對宋江陣進行廣泛的研究,期間有大量研究者參與其中,如臺灣地區的吳騰達、黃文博、謝國興,祖國大陸的謝軍、周傳志、郭學松,以及日本的片岡巖等。他們分別從宋江陣本體論、發展史、社會治理、現狀與對策、個案比較等方面進行系統的研究。據筆者調查,宋江陣是以傳統武術技擊為主要特征,以軍事戰斗及民間械斗為主要形成場域,在傳承過程中融入鄉土宗教、宗族、節日等傳統文化內涵,是一個共生性的武術共同體[2]。

宋江陣能在兩岸鄉土社會存續數百年,不僅源自其在冷兵器時代的技擊價值,更重要的是在發展過程中與鄉土宗教祭祀、宗族祭祀、慶典活動等相互融合,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尋找到自我與社會契合的場域,擁有可持續發展的生存土壤。筆者調查發現,2010年以來福建現存宋江陣陣頭20余陣、臺灣地區存續200余陣。臺灣地區的宋江陣主要出演于宮廟建醮慶典、宗族祭祀和大型慶典場域中;閩臺兩地的宋江陣出場場域相似,主要參與慶典和廟會的演出。能在鄉土宗教祭祀、慶典儀式等場域出場,不僅表征宋江陣的時代發展需求,同時隱含這些場域對宋江陣出場的需要,因而這種民間武術在場現象的背后必然隱藏著許多社會“本相”。如此,探索現象背后的本相,不僅對學科理論建設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對體育項目的保護、傳承、發展與弘揚更具實踐價值,這就構成本研究的邏輯起點與最終立意。

一、鄉土宗教儀式場域中的宋江陣演武文化

(一)宋江陣在鄉土宗教儀式中的社會存在

宋江陣并非某一歷史時期所創造,而是一種集體智慧的凝聚。其源頭可追溯到遠古時期,然而可考究的材料卻源自明朝年間的唐順之所創的鴛鴦陣。宋江陣真正成型是在戚繼光抗倭時期,當時名為“鴛鴦陣”,后來在南少林反清復明、鄭成功收復臺灣、民團自衛和民間械斗等歷史斗爭中因假借梁山好漢之名,故而稱之為“宋江陣”[2]?？梢?宋江陣的武術特質是在特殊社會背景下型塑的。伴隨歲月更迭,宋江陣的武術技擊功用逐漸失去社會“市場”,轉而為鄉土宗教祭祀場域出演。1909年8月4日,“本島鄉村迎神,仍循舊例,多用獅陣、宋江陣,使用利器,實為維厲之階。如客月三十日,打狗支廳前金莊,恭迎天后,附近莊多備旗子鑼鼓,獅陣、宋江陣,以助鬧熱。有鹽埕莊陳、林二姓者,出獅陣、宋江陣各一”[3];同年10月6日,在迎后盛況中,“一送一迎,宋江陣及獅陣,共計四五十,總共信徒有二萬余人,殊呈盛況云”[4]。這是宋江陣較早出現在廟會中的文獻記載,說明宋江陣的出場并非局限于搏斗場域。

清末以后,因社會發展和自身生存需要,宋江陣演武活動一直在福建和臺灣地區的鄉土宗教祭祀中持續發展。在臺灣地區,比如1964年甲辰科,參與西港香繞境的莊頭共72個,出神轎36頂,各式陣頭35陣(沒有藝閣),其中宋江陣的武陣共14陣[5]375;1991年辛未科,西港刈香莊頭78個,神轎68頂,藝陣60組,宋江陣陣頭14陣[6];1992年慈濟宮刈香繞境,共有各式陣頭73陣,包括藝閣16座,宋江陣8陣[7]64-78;2003年,西港慶安宮的香境跨越臺南縣市曾文溪兩岸,共有96個莊頭參加,神轎79頂,陣頭68組,其中宋江陣武陣17陣[8]。這種現象說明我國臺灣地區宋江陣參與宗教祭祀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在福建地域也有類似宋江陣的演武活動,比如明末清初,同安一帶的農民好習武術,逢有廟會,他們便裝扮成梁山泊英雄,游鄉串社,表演各種武打藝術,俗稱“套宋江”[9];每年北辰山王審知祭奠的二月十二前后,同邑士民冒雨迎寒,上山行香,絡繹不絕,至今如此;舊時還在廟前搭臺演戲,“套宋江”以娛神[10]。據統計,福建省和臺灣地區存續200多陣宋江陣,且大多與鄉土宗教活動相關聯(表1)。福建和臺灣兩地宋江陣現象的存續有其社會因素使然,透過這種社會現象背后,說明其蘊含著兩岸民眾共同的歷史心性。

表1 兩岸鄉土宗教儀式中的宋江陣

(二)宋江陣展演在宗教儀式中的象征

作為技擊本質的演武活動,宗教象征具有凝聚共識與認同的作用,宗教認同往往是人群聯系的重要方式,并由此產生具有歸屬感的社群[11]。正因如此,閩臺諸多民間民俗體育事項皆會在地域鄉土宗教儀式活動中尋找一席之地。宋江陣在閩臺鄉土宗教祭祀中的出演,不僅表征其在地域社會的重要影響,同時作為一種武陣,宋江陣的出演更多地體現出勇武本質,是一種“保護傘”的象征,“宋江陣系一業余的巫術團體,以言語、行為、符簶與器械等為方法來壓制邪魔,達到驅鬼的目的”[12],“英魂若成厲鬼作祟人間,需要宋江陣之類武術技藝高強的神明禁衛軍才足以鎮壓化解”[13]17-21,“宋江陣參與鄉土宗教儀式場域的展演,以類似‘神兵神將’(六丁六甲)的角色護衛神明執行‘代天巡狩’(驅邪逐煞)的工作”[14]。在鄉土宗教祭祀活動中,宋江陣隊伍一般走在前面,是開路先鋒,又是整個儀式的護駕“保護神”。宋江陣這種象征性功能源自對武術技擊本質特性的繼承,因而“武陣”也就成為宋江陣在臺灣地區的代名詞。

宋江陣在體現尚武特質的基礎上,還在某些自我儀式環節中融入鄉土宗教祭祀的元素。董芳苑調查高雄市林園、大寮一帶的宋江陣,發現其表演形式為頭旗(宋江)指揮排陣(后),隊員每人手持香柱三柱,金錢三百,替身一個,一百紙錢,先予祭拜焚化,而后由持雙斧的李逵踏七星步(叫“步罡踏斗”),躍進室內向四方,劈走邪魔,使室內室外清靜[15]308。筆者調查發現,臺灣地區宋江陣演武前有一些特殊的科儀,是為了祭拜相應的保護神(田都元帥、謝府元帥、五谷先帝等)及開基祖;宋江陣演武過程一般分為行陣、單練、對練等;行陣以打圈為基礎,打圈主要是圈出一個圓形空地,留作對練和單練使用,被圈出來的地方是一種“神圣”地帶[1]。演武過程凸顯宋江陣武陣的驅邪、保平安之功用。在單練過程中,持雙斧者要完成“開斧”儀式(雙斧中間燃燒符箓,拋于空中,開始展演雙斧武藝)。這種“開斧”儀式是假借演武的精氣神及功力來實現凈化展演場域的目的。福建地域的宋江陣出演雖有相似的過程,但并未形成圈,而是面向站立的兩列橫隊,型如古代兩軍主將作戰或兩軍對壘之勢,其目的也是凸顯宋江陣的武陣特質。比如每年廈門同安北辰山王審知祭奠的郭山村宋江陣出陣表演,其開基祖郭镕為王審知的十八部將之一,在開閩圣王東征西討中立下汗馬功勞,是該村的“英雄先祖”,正是這種英雄先祖崇拜的歷史心性,促使他們一直參與王審知祭祀科儀;又因其開基祖是位武將,宋江陣演武活動凝結了開基祖的武術睿智,今之宋江陣武術及相關內容得益于開基祖的傳授而被繼承和發展;因而王審知祭日中展演的宋江陣,不僅凸顯郭山村郭氏后裔對英雄先祖尊崇的歷史心性,同時也表達了宋江陣是英雄祖先創造歷史的記憶和文化象征?？傊?作為先祖文化象征的演武活動,閩臺宋江陣文化凝聚了共同先祖們的心性與智慧,其經由身體、語言、象征與文化論述來描述社會事實,反映理想與價值,或成為一種傳遞文化意識形態的工具[16]203。

二、村落宗族儀式場域中的宋江陣演武文化

宗族是由父系血緣關系建構起來的家庭單位,他們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觀念的規范下生成的社會群體,因而又稱為家族。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所謂的族,由許多家所組成,是一個社群的社群”[17]39。宗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在福建和廣東地域,宗族與村落兩者有著明顯的重疊現象,以致諸多村落只有單個宗族[18]1。在這些以村落為宗族的群體中,往往會形成獨特的族祭儀式,表演常以象征的方式實踐崇拜家族祖先的制度化設計,達到維系家族的團結、實現敬宗收族的祭祀目的。弗里德曼認為,“在家族祭祀中,人們與他們‘熟知’的逝者或多或少地取得聯系,且通過祭拜的儀式或身體運動向他們進獻,使其在不同的世界獲得快樂。在宗族或族群的層面,親屬體系所要求的分化在儀式過程中得以表達和強化”[19]90-91。族祭儀式的展演內容是實現目標的重要方式。作為地域化象征記憶的宋江陣往往是閩臺地域族祭的主要構成部分(表2)。

表2 兩岸村落宗族中的宋江陣

(一)福建村落宗族儀式中的宋江陣

福建宋江陣以宗族或族群為主要傳承載體,形成以村落為歸屬感的共享場域。Olwig認為,“歸屬感的共享場域”是探討族群的適宜方式。族群在今日是一種文化建構,具有極強的象征意義。因此,她強調透過分析生命史的材料,分析個人的生活經驗與歸屬感,才能了解族群所處的具體社會關系,族群的文化價值才能被其成員想象與實現[20]124-127。宋江陣在這樣的歸屬感共享場域中存續,是以參與人員擁有或享受文化價值為前提的。因此,宋江陣要展示的象征寓意,遠遠不止其創造的武技價值。

筆者考察得知,目前福建宋江陣陣頭約20個。在以某一姓氏為主體構建的宗族村落中,宋江陣在村落宗族延承過程中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成為村民重要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通過循環往復的身體展演逐漸形成宗族獨特的象征符號。即便宋江陣不是本村落宗族創建的,也是同一祖先的分支宗族傳播延承下來的。正因為他們的祖輩憑借宋江陣參與保家衛國的壯舉,使宋江陣在世代傳承中逐漸成為“英雄祖先的歷史記憶”。應該說,早期宋江陣在這些村落中的存在,發揮了保衛鄉村的重要功能。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功能逐漸消退,轉而成為一種宗族集體記憶,就像姓氏宗族群認同神明一樣,成為該自然村落和族群的村神。此時,宋江陣與村神一樣成為一種象征,被視為各村不同族群認同的角色[21]。村落宗族祭祀是福建地域最為盛行的民間儀式活動,族人往往會在一些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日子里操弄。在族祭過程中,族人會將先輩傳承或創造的文化作為展演項目以娛先輩。宋江陣被視為先輩們光輝事跡的映照,便在族祭儀式場域中被搬上展演舞臺。在該儀式場域中,村民試圖用身體運動來詮釋先輩不怕犧牲、勇于抗爭、奮勇拼搏等精神。通過對祖輩所傳承身體文化的認同,可以更好地調控該村落的社會秩序,增強族群的向心凝聚力,實現族群認同,進而為其爭奪社會生存空間提供必要的“人和”條件。宋江陣演武活動在以村落為基本單位的宗族或族群中存續,無形中成為族群延續的理性工具。

(二)臺灣村落宗族儀式中的宋江陣

移民所型構的新族群環境,不僅能提供結構性失憶促生的溫床,也能促使原來沒有共同歷史的群體,以尋根的方式發現或創造新的集體記憶,以便凝聚新的族群認同[22]29。正因為如此,特殊時期的臺灣地區,大批福建移民將祖籍地的民俗事項(宋江陣、扒龍舟、攻城炮等)搬上生活舞臺。在此期間,對祖先的紀念儀式成為許多臺灣村落懷念先輩的重要方式之一,先輩留傳下來的習俗文化自然成為族祭中的重要內容和詮釋思念的媒介,宋江陣武術文化便是其中的例證之一。宋江陣演武活動在族祭場域的展演,勾勒先輩開拓臺灣、落地生根的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記憶逐漸衍化為臺灣同胞的集體記憶。臺灣民眾的集體架構將這種集體記憶用來重建對于過去意象的工具,而在每一個時代,此意向符合社會的優勢思潮[23]40,這也是臺灣存續200多宋江陣陣頭的原因之一。

聚族而居是臺灣早期移民的重要特征。這種群居形成如今宗族性的村落族群體,他們將祖籍的風俗習慣帶入新的地域,逐漸與當地文化結合,形成獨具特色的村落族群文化。宋江陣文化是福建移民隨遷傳入,在宗族祭祀中以宗族繁衍文化的象征登上族祭舞臺,逐漸被型塑為“英雄祖先”的歷史記憶,是一種類似“回復式的鄉愁(Restorative Nostalgia)”[24]153。宋江陣的身體實踐在這種“回復式的鄉愁”的固著意念中,仍然會在召喚(calling)的行動中,轉化成為當下的體現與創造[25]。這是宋江陣在不同宗族部落中為了實現部落需求乃至社會需求,而或多或少存在差異的緣故。因此,宋江陣在臺灣村落被賦予宗族文化及先祖文化的象征內涵。

宋江陣在臺灣地域根植,不僅是先祖文化的象征,也是宗族繁衍歷史文化的象征。早期,宋江陣武術組織在臺灣社會更多的是承擔保衛鄉村的特殊使命,“我國臺灣同胞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和身家安全,成立了宋江陣,傳承昔日族人的狩獵遺風和地方團練”[26]。連橫曾指出:“閩、粵之聚居者可設族團,族長主之,凡團內之壯丁皆注于籍,分為義勇、練勇、團勇。義勇常住局中,逐日操練。無事皆農,有事皆兵,使盜賊無容身之地?！盵27]229-230這些宗族將宋江陣作為先祖遺存文化的同時,也將其視為宗族延續的力量工具?！扒讶b中角宋江陣,百年前由史姓家族組成,其目的在團結家族之力量,延續史姓從大陸來臺后之傳統。各姓角的武陣,尤其是各宗族的宋江陣更是早期鄉勇團練組織的延伸,除抵抗外敵的宗族武力組織外,并有展現各宗族的力量意味”[28];“在閩粵移民之間、漳泉移民間甚至泉州移民內部,為了爭奪資源經常發生械斗事件”[29]342-380?？梢?宋江陣等武術成為宗族或村落械斗乃至爭奪社會生存空間的重要工具,這是閩南地區村落多尚武的重要原因之一?？傊?無論是抵御外敵侵略,還是鄉土社會的械斗,都推動了宋江陣在村落宗族中的延承與發展,甚至成為宗族繁衍興盛的一種象征。因此,在宗族祭祀儀式展演中,宋江陣是對族群文化的深度記憶與表達,是一個宗族或村落族群體生存與延續的象征。

閩臺以宗族為基本單位構建村落群體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宋江陣在閩南和臺灣中南部的廣泛存續與宗族式的村落群體的存在密切相關。在宗族群體繁衍過程中,宋江陣涉及地方宗族的保衛、建構、發展,甚至牽涉到存亡之問題,是宗族部落發展史的特殊歷史記憶。在宗族式群體的族祭儀式中,宋江陣不僅增添祭祀活動的氛圍,同時表達了人們尊崇、感恩與懷念先祖的思想,且讓先輩的英雄事跡代代相傳,讓族群文化延續推廣,以不斷增強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新的族群或宗族認同。因此,臺灣地區宋江陣在宗族祭祀儀式中的展演,不僅有宗族群體層面的象征寓意,還有對自己身為華夏子孫的身份認同。

三、地方慶典場域中的宋江陣演武文化

(一)作為地域傳統文化的象征

福建宋江陣不僅在一些民俗節慶中演出,同時參與地域社會的慶典活動。同安地區在春節、元宵、北山廟會、香山廟會、西山割香、呂厝送王等民俗活動中表演宋江陣[30]235。這些展演主要呈現宋江陣是祖輩們所根植的一種傳統文化,其與傳統節日形成共生體,凸顯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記憶。宋江陣用身體運動形式將人們內心的文化認同觀展示出來,表達廣大民眾一貫的傳統文化觀。同時,宋江陣還賦予節日裝飾的象征文化符號,具有增添節日愉悅氛圍的作用。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慶典活動中,如趙崗的慶典活動、同安的文化節展演、蓮塘村的海峽兩岸武林大賽等,宋江陣作為地域傳統文化的象征開始登上展演的舞臺。

(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

我國臺灣民眾多源自大陸移民,許多節日習俗皆同于祖國大陸,特別是臺灣南部的鄉土村落。內門地區是大陸民眾早期的主要遷徙地,他們過著中國大陸農村型的樸實生活,一年當中,地方、鄉土神祇等祭典很多。雖然歲時節俗浪費時間和金錢,甚至浸于迷信,但其具有慰藉人心的作用。在農村生活上,歲時節俗不僅沒有與農業生產脫節,反而把農村的勞動及休閑時間做適當的調配,實有調劑農村終年辛勤耕作之單調刻板生活的作用[31]156。宋江陣在歲時節俗操演,并與節日慶典文化相互融合,是臺灣民眾將其作為“母文化”的象征而傳頌,寄托他們以身懷鄉的情感。

臺灣宋江陣在歲時節慶場域中的展演,是作為一種象征的文化載體,凸顯臺灣民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我國臺灣地區的余慶活動,宋江陣演武活動頗具多重象征寓意。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東宮殿下(昭和天皇)到臺灣巡視,臺南地方士紳許廷光、黃欣、石秀芳等獻上“御覽”臺灣“名產”——宋江陣和八爺、九爺等[32]。1925年,大正天皇第二子秩父宮殿下到臺灣游覽,臺南地方官員、士紳安排余慶表演節目,場地位于臺南州廳前廣場,30余人演練宋江陣[33]69-70。這種特殊的“余慶”場域,宋江陣作為首個節目操弄給日本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觀看,凸顯我國臺灣民眾對演武文化的認同性。對日本人來說,宋江陣文化是余慶場域的助興方式;對我國臺灣民眾來說,宋江陣演武活動既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象征,又是中國傳統文化實力與魅力的展示,更是民眾引以為豪的歷史心性詮釋。日據時代,我國臺灣不禁止宋江陣的演練,足證中華文化的不可抗御[34]23。

四、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1)在鄉土宗教祭祀場域中,宋江陣表征勇武本質。宋江陣以武術對練、單練和行陣為主體內容,始終保持最原初的特質,成為保家護院的工具,并延生到鄉土宗教祭祀場域中。因此,宋江陣在鄉土宗教祭祀場域的出場,是保護神的力量與精神的象征,能發揮武陣功能,為祭祀活動順利開展提供保障;同時又蘊含神人共娛、祖先尊崇等文化。正是這種多元一體的象征文化因素,推動了宋江陣演武文化在鄉土宗教祭祀場域的可持續發展。從中可以發現,民族傳統體育在鄉土宗教祭祀場域的在場是一種身體運動與精神信仰的契合。

(2)宋江陣演武活動在村落宗族祭祀場域的出場,展示其蘊含的宗族文化象征與族人的血緣理性。在宋江陣參與者的話語敘事中,將這一民族傳統體育與村落開基祖相互關聯,構成村落宗族文化延續的組成部分,表達了村落族群后裔對宋江陣在宗族繁衍過程中所發揮作用的認同,并成為村落宗族文化的象征,成為勾勒族群后裔與先祖的媒介。在村落先祖祭祀為場域中,宋江陣已成為村落宗族先祖形象代表,并通過身體運動及話語敘事形式,傳遞族群后人對先祖們的尊崇,詮釋他們基于先祖的血緣理性。這種血緣理性認知對于宗族凝聚、族群認同、身份認同的實踐達成是有用的,對村落及兩岸血緣共同體建設是有益的。

(3)宋江陣演武活動在慶典場域的出場,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展示與象征,表達廣大民眾基于傳統認知的文化自信。宋江陣在地域慶典活動中的出場,突顯其地域文化象征性及代表性,展示廣大民眾對這種文化的地域化認同。將宋江陣作為一種象征文化,在特殊場域中向外國人展示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精髓,宣示廣大民眾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是我國民族傳統文化屹立世界之林的根基,為當下我國民族傳統體育國際化發展提供支撐,同時也成為打造民族傳統體育國際話語權的內生動力。

(二)啟示

我國民族傳統體育大多發源、發展于鄉土社會中,并在社會變遷中逐漸與廣大民眾的生活、習俗相互融合、協同發展,從而建構為多元一體的共生體系。當下,要做好民族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保護,必須充分認知民族傳統體育傳承境況與發展規律,在保持民族傳統體育原生態特質的情形下,維護好民族傳統體育與鄉土習俗的共生體系,這是我國民族傳統體育保護與傳承的根基所在。在城鎮化建設、農村人口流動等社會變遷境況下,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確實遭遇生存與發展的阻礙。因此,民族傳統體育被“開發”、被改頭換面,可能脫離或者正在脫離原有的生存土壤,原生態特質面臨逐漸流失的境況。雖然,我們看到短暫的保護成效,但現實民族傳統體育傳承困境仍無法有效地解決。民族傳統體育是歷史進程的產物,我國民族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尊重傳統、依托傳統,而不是撕裂傳統,因此保持原生態特質是民族傳統體育生存與發展的最基本需求,是廣大民眾型塑文化自信的源頭活水。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信不是喊幾句口號就能夠實現的,而需要通過其自身的文化內涵與象征特質,以及依托共同建構的文化體系,并通過身體展演與口頭敘事等形式實踐達成。保持原生態并非與現代化發展相悖,從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歷程來看,不同歷史時期因社會需要及民族傳統體育自身發展的需求,廣大民眾的生活、習俗文化會逐漸與之相互融合,共生發展,促生民族傳統體育多元化文化內涵與象征寓意,推動民族傳統體育的可持續發展?；诖?我們可以預見,民族傳統體育在當下或未來發展中,因社會發展及自我完善需要,必然會融入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對此,我們不必過渡解讀、苛求、排斥,一切應在保持原生態的基礎上,秉承順勢而為、適者生存的傳承思路,只有這樣,才能促成其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