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擅長“新舊調和”

李聰聰

章士釗和辜鴻銘、杜亞泉、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張君勱、梁漱溟等是近現代中國政治和文化領域倡言“調和論”的代表。早在1917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章士釗的“調和”思想便已初露端倪。1919年9月章士釗為寰球中國學生會所作的演講，及同年10月在《新聞報》發表的《新思潮與調和》，則進一步強化了他的“調和”觀念，至此章士釗形成了較為系統和明晰的“調和”理論。其后，無論是“以農立國”方案的提出，與新文學陣營的“文白”之爭，還是晚年傾盡心力結撰的文體雜糅的《柳文指要》，“調和”可謂貫穿于章士釗思想的始終。正如辛亥老人蘇淵雷所說：“章行嚴搞學術，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凱，又討袁反袁；不加入同盟會，又沖鋒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華的是獨立精神??！”世紀老人章士釗的形象多元且復雜，他的文學創作和研究同樣豐富多彩，絕非用“復古派”“反動派”“文化保守主義”等單向度的詞所能籠統概括。

一

章士釗二十歲之前生活于長沙，二十歲以后輾轉于各地，足跡遍布天下。如果從地理意義上來看，章士釗的人生軌跡是以湖南為原點和出發點的，因而他的身上自始至終攜帶著湖湘文化的基因。章士釗并非生于書香門第，他的祖輩世代以務農為業：“寒門累代為農，亦至吾祖始讀書，求科名，以傳其子孫?！备赣H薌坪公充任過鄉中里正，后來以為鄉親看病為業。因此，與近現代史上的學者、作家多出身于名門望族不同，章士釗文學和文化觀念的形成并不像俞平伯、巴金那樣主要受到家學淵源的滋養。章士釗的“湖南人性格”多半是受到了近現代的湖南先賢及同鄉的影響。湖南先賢有勇于任事、吃苦耐勞、不怕困難、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點，近現代時期又以曾國藩聲名最為卓著。少年章士釗在湖南讀書期間，即對曾國藩仰慕有加，他坦承曾有光大湖湘文脈的雄心壯志：“愚年十七八，學為文章，讀曾文正公所為《歐陽生文集序》，略以想見近代文藝之富。家數之出入，輒不勝向慕，而隱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責自任?！蓖獬銮髮W和步入社會以后，他又結識了中國近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黃興并與其成為至交。黃興磊落的襟懷、任勞任怨的行事風范以及與世無爭的人生態度最為章士釗所欽佩：“吾恃以論交之唯一武器，在‘無爭’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又克強盛德大量，固不獨對吾為然也，凡視天下之人，罔不如是?！逼溆嗪贤l如楊毓麟、楊昌濟、宋教仁、龍璋等，對章士釗的人格和文化觀念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章士釗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遠離家鄉的，因此他身上所具備的湖湘文化特征并非絕對“純正”，而是充滿了“調和”色彩。湖湘精神是文化底色，它塑造了章士釗的基本性格，而外出求學游歷則拓展了他自小在小農環境中形成的封閉視野，是他得以“睜眼看世界”的邏輯起點和關捩。有學者認為，章士釗不僅是湖湘文化的有力傳承者和踐行者，而且是湖湘文化的“反哺者”，他使湖湘文化呈現出一些新質并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具體而言，一是“弱化質直，提升柔和”；二是“克制激情，偏向理性”；三是“長于篤實，善于鳴高”；四是“淡化權術，秉持公心”；五是“公交私誼，舍利取義”。如果按照時間順序為章士釗一生的主要蹤跡繪一幅地圖，那北京、天津、廣州、香港、桂林、川渝、西北等地都是重要的“節點”，其中又以京津、川渝、粵港、桂林為主。這些地區在語言、飲食、風俗習慣等文化方面各有特點，它們與章士釗身上的“湖南人性格”相遇，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使得章士釗身上產生了一種“調和”或“雜糅”的氣質。

詩學家汪辟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認為，按地域傳統可以將近代的詩人劃分為湖湘派、閩贛派、河北派、江左派、嶺南派、西蜀派六個特征鮮明、區別明顯的流派。如果按照這種而今已發展成為“文學地理學科”的視野去觀照章士釗的文學風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以湖湘派的風格為底色，同時雜糅了河北派和西蜀派的特點，這些雜糅的風格又以“階段性”的呈現方式存在于章士釗不同時期的創作中。汪氏在論述湖湘派時說：“故向來湖湘詩人，即以善敘歡情、精曉音律見長，卓然復古，不肯與世推移，有一唱三嘆之音，具竟體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詩人，舉莫能外也?！彪m然這段論述是針對湖湘詩風做出的判斷，但“卓然復古，不肯與世推移”“具竟體芳馨之致”又確實與章士釗“復古”的文學觀和高標的文格若合符契。與湖湘地區不同，河北地區山川氣象雄闊，燕趙之人性格亢爽豁達。章士釗長期在京津生活、講學、為官，他的政論文高屋建瓴的立場和兼容并包的風格，很難說與那段時期在河北一帶的經歷毫無關聯。同樣，在川渝躲避戰爭的近十年間，章士釗的詩詞創作又明顯呈現出蜀地“崎嶇”和“青碧”的特點，在桂林的詞作更是像桂林山水那般柔波蕩漾、旖旎多情。章士釗在歐洲的游歷也不容忽視，甚至這段歷程還對他“調和”思想的強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三次歐游，章士釗目睹了歐洲在一戰后的混亂景象，思想由此發生了明顯變化——從主張學習西方的各種先進政治制度，轉變為因地制宜，提倡“以農立國”。他說：“此次游歷歐洲，調查歐洲各國戰后狀況，所得感想，與十余年前留學歐洲所得感想不同。十余年前歸國時，以為欲使中國平治而富強，但須采行列強政治制度，如議會、內閣、總統、聯邦等等。及此次歐戰后，再到歐洲，盡心調查各國戰后狀況，始悟根本上，吾國與歐洲各國有一大不同之點?！倍矣螝v期間，他還同陳源等人一道與戲劇家蕭伯納、小說家威爾士進行過交流。這些西方文化名人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懷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愈發堅定了章士釗立足本國文化的“調和”立場。

二

章士釗出生于1881年，卒于1973年，這樣的人生跨度，即使放眼整個近現代文學界也是不多見的。而且章士釗能夠在不同時代之間自由輾轉，甚至可以稱得上“游刃有余”，這在近現代文學史上不說絕無僅有，也一定稱得上屈指可數。

章士釗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清王朝治下度過的，他對專制王朝深惡痛絕，曾于二十二歲（1903）時發出“愿從天假殺人柄，豖盡中朝舊輩流”（《哭汪希顏》）的吶喊，應該說，專制時代的親身體驗讓章士釗本能地排斥“好同惡異”，并對“有容”的政權心生向往。步入社會以后，章士釗帶頭鬧學潮，積極參加革命。1912年，章士釗被委任為機關報《民立報》主編，他常常以監督者的姿態提出與國民黨相左的意見，卻因此遭受毀謗和攻訐。這個章士釗曾為之耗費巨大心力并充滿祈望的政權，在排斥異己方面竟與剛剛葬送的封建王朝如出一轍。于是章士釗憤而辭職，創辦《獨立周報》，并在《章行嚴與楊懷中書》中斥責道：“夫民國者，民國也，非革命黨所得而私也。今人以國民之資格，自活動于其國，寧得以非革命黨之故，而受人無理之排斥?！?914年，他又作《政本》，系統闡明自己反對“好同惡異”的立場。

隨著時代的發展，新文學和新文化思想從“萌生”到“狂飆突進”，正是章士釗“新舊調和”文學、文化觀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晚清時期，舊文學的霸權地位仍然難以撼動，這時候的章士釗是以“趨新”的姿態“登場”的：“白話文者，舉世不為之日，愚曾發愿為之?！边@一時期，章士釗撰寫了《中等國文典》，主編發《新青年》之先聲的《甲寅》雜志，并在古文內部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文體革新（胡適語），是新文學當之無愧的先導。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伊始，章士釗以沉默的姿態對這些處于萌芽狀態的新生事物“冷眼旁觀”，并未像林紓和學衡派那樣急于論爭。直至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業已取得勝利并接近尾聲之際，章士釗才為保存國粹主動參與論爭。用章士釗的話說，他反對的不是白話文本身，而是白話文倡導者“好使人同己”：

昔蘇子瞻與張文潛書有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逼湓磳嵆鲇谕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嗚呼！子瞻豈料文字遞衰，下至白話，吾人將移其言以病某氏哉？“自由”云者，以人己共由而得是名。吾以自由往，而人以專制來。奈之何哉？人或罪愚以政治之力，摧毀白話。果真為之，愚之肉安足食哉？

概言之，章士釗在任何時代總是以“調和”或“邊緣”的姿態面對文化和文學主潮。這種近乎標簽化的姿態和立場，既是他的主動選擇，也是所有以“單一”面目出現的時代現象對他的賦予和追加，對此理應保持警惕。

三

章士釗說他“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即使被認為最難打交道的陳獨秀、章太炎和李根源，他也能與他們“保持始終，從無詬誶”。孫中山亦曾對章士釗的“號召力”稱賞不已：“行嚴矯矯如云中之鶴，蒼蒼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謂萬山皆響?！?949年，章士釗受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委托，和江庸、邵力子等以私人身份赴北京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和談”。新中國成立后，他又被毛澤東、周恩來委以兩岸“和平專使”的重任，這些評價或事件是對章士釗人脈和交友能力的高度認可。章士釗一生胸襟博大、待人以誠、與世無爭，正是這些良好的品行使他贏得了豐富的親緣、學緣和宦緣。丁仕原《章士釗與近代名人》（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按照不同群體詳述了章士釗與辛亥名人如黃興、章太炎、于右任，與北洋權貴如袁世凱、岑春煊、段祺瑞，與共產黨領導人物如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與其他社會名流如杜月笙、張君勱、蕭伯納、弗洛伊德等人之間的交誼。這樣一個身份多元、性格各異、思想駁雜的朋友圈，對章士釗“調和”觀念的形成無疑有著重要作用。

在政論文寫作方面，章士釗與陳獨秀、李大釗都是個中高手，且是多年老友。章、陳二人互相激賞，他們共同創辦了《國民日日報》，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與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之間的傳承關系也已被反復論證。至于李大釗，曾擔任過《甲寅》日刊的主筆，章士釗甚至曾為李料理喪事，二人間的情誼可想而知。陳獨秀和李大釗對章士釗文化“調和”思想起到的是一“反”一“正”的強化作用。章士釗曾對陳獨秀的性格有過精準的評價，說他“言語峻利，好為斷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于人”。相反，李大釗溫和的品性則與章士釗比較接近：“李大釗者，字守常，燕產也，為人肫自謙靜，雅善文章，愚友之數歲，風義彌篤?！痹诟髯孕愿竦闹鲗?，陳獨秀后來扛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反對杜亞泉、章士釗等人的文化“調和”論。而李大釗在很多問題上卻與章士釗看法相似，他說：“蓋遵調和之道以進者，隨處皆是生機，背調和之道以行者，隨處皆是死路也?！焙喲灾?，李大釗在正向意義上強化了章士釗的“調和”理念，而“狷急”且“好為斷制”的陳獨秀的文化理論不僅不能讓昔日老友產生認同感，反而讓他望而卻步，進而固守自己的“調和”立場。此外，近現代以倡導“調和論”名世者還有嚴復、梁啟超、李劍農、高一涵、張東蓀、杜亞泉、梁漱溟等，有學者已經對章士釗與他們在理念上的相互影響關系及異同做過詳細比較。

在寫詩填詞方面，章士釗與朱蔭龍、汪辟疆交往較多，這兩人兼容并包的作詩填詞理念對章士釗的詩詞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章士釗師從后學朱蔭龍填詞，深受其詞風及作詞理念的沾溉。朱蔭龍是明朝靖江王十七世孫，有“桂林才子”的美譽。他治詞以表現“真情”為主，有著立足傳統、追求新變的詞學視野。朱蔭龍在引導章士釗走向詞學之路時，經常向章士釗推薦各家各派的優秀詞作，從不拘泥于一家一派。對此章士釗說道：“適游桂林，與朱蔭龍琴可遇，琴可年未三十，治小學，勤文辭，都有條理，尤篤于詞，承其先輩半塘、夔笙之遺風，頗以恢張廣西詞自任，則盡出所藏詞類各種本子貺余?！睆摹墩率酷撛娫~集》中我們可以看到，朱蔭龍曾向章士釗推薦過流派紛呈、風格各異的《清百家詞》供其學習，此即朱氏兼容并包詞學理念的直觀反映。同樣的還有汪辟疆，汪辟疆曾在《甲寅》周刊連載《光宣詩壇點將錄》，對近現代詩人進行風格定位和排序?？箲鹌陂g，汪辟疆又對原作進行改定，其后章士釗索去善本，就其師友及所知者作《論近代詩家絕句》一百四十六首。雖然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旨在論詩，章士釗的《論近代詩家絕句》旨在論人，但在開放包容的論詩理念上是一致的。

在小說理念方面，與章士釗相互影響的主要是蘇曼殊。蘇曼殊在近代小說史上位置顯赫，他的作品《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等為代表，上承古典小說言情題材之余緒，下開現代批判小說、社會問題小說之先河，作品的新舊“調和”色彩是顯而易見的。章士釗與蘇曼殊交情不淺：“章士釗大蘇曼殊三歲，自1903年在上海相識后，或聚或散，始終保持著聯絡，當然還有他倆共同的好友陳獨秀，三人性格差異很大，卻能長期形影相隨，和睦如初。章氏晚年以詩自娛，寫了大量詩詞，關于曼殊，目前我看到的就多達二十七首?！背诉@種融洽的關系外，章士釗的《雙枰記》在主題上一言以蔽之曰“直吾國婚制新舊交接之一片影”，無論是題材還是主題意蘊，與蘇曼殊的小說都極為相似。若從刊載時間來看，《斷鴻零雁記》為1912年，《雙枰記》為1914年，《絳紗記》《碎簪記》分別在1915年和1916年，發表時間前后相連，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蘇曼殊的《絳紗記》正是刊載于《甲寅》雜志，章亦曾為蘇作序表示贊賞：“曇鸞曰：‘為情之正’，誠哉正也。吾既撰《雙枰記》宣揚此義，復喜曇鸞作《絳紗記》，于余意恰合?！边@說明二人在小說創作理念上確實多有契合之處。

在學術領域，章士釗與章太炎、胡適、沈尹默、高二適等人交流切磋較多。其中，章太炎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學術大家，在治小學、文體分類、文體流變等方面均建立了一套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他代表的是中國古代的文章學傳統。章士釗言必稱“吾家太炎”，對其治學理念很是推崇，二人在對“文學”概念的辨析、對墨學問題的看法諸領域多有相似的見解。而胡適作為新文學的代表人物，在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紅樓夢》研究領域同樣稱得上所處時代的領軍人物。章士釗與胡適經常就學術問題切磋探討，如有關墨學的多番通信，以及章士釗與胡適有關新文化運動的論爭等。章士釗能夠自由“游走”于這一“新”一“舊”的學者之間，與他“調和”的學術理念不無關系。其他如沈尹默、高二適等，章士釗與他們不僅常有學術切磋和詩詞唱和，而且在書法等藝術領域也以二人為同道?？偠灾?，類似于地域和時代因素，上述人際交往對章士釗“兼容并包”抑或“調和”文化理念的拓展同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有學者指出：“‘西學’如何‘東漸’，不僅要研究西學著作的出版和傳播問題，更要從‘主體’的角度研究讀者如何閱讀并產生影響的過程。十九世紀中后期，士人日記中有不少購閱西學書籍的記錄，他們展開西學文本的闡釋、品味與想象，呈現出新奇、疑慮和矛盾的復合性思維?！闭率酷撌攀兰o末葉出生，橫跨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閱讀經歷和閱讀資源的研究不僅對深化研究其文學、文化思想大有幫助，而且對他所處的時代也可以起到窺斑見豹的作用。遺憾的是，世紀老人章士釗并沒有寫作日記的習慣，因而對他閱讀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他本人零星的回憶文字、學者撰寫的傳記及相關學術研究、親朋好友的轉述等資料進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章士釗作為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堅定捍衛者，同時又是西學的有力倡導者，其閱讀資源具有中西古今雜糅的特點是不難想見的。

章士釗對中國書籍的閱讀在內容上以儒家經典著述為基礎。從現有資料來看，可以確知的他關于中國書籍的“閱讀清單”有《千字文》、“四書”、《唐詩三百首》、《柳宗元文集》、《古文辭類纂》、《論〈再生緣〉》、《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作者有古代的杜甫、韓愈、柳宗元、辛棄疾、蘇軾、惲敬、張惠言、錢謙益、吳偉業等。近現代的如曾國藩、嚴復、章太炎、陳寅恪、陳獨秀、胡適、李大釗、蘇曼殊、高二適、梁漱溟等，從彼此間互贈序言及交流切磋中也能看出章士釗對他們創作的涉獵。以上可以看出章士釗在閱讀上的“調和”意識，即以中國的古籍為主，又不偏廢近現代時興的著作。在閱讀的體裁上，章士釗以詩文為主，不喜閱讀小說和戲曲，就連中國古典小說的集大成之作《紅樓夢》也不例外：“愚夙不喜小說，《紅樓》從未卒讀?！钡率酷撟约簠s創作了思想和藝術水準都不低的小說《雙枰記》，閱讀理念和實際創作之間的“齟齬”正是他“調和”意識的折射和外化。章士釗的“調和”觀念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中國古代典籍的濡染。有學者指出：“章士釗的調和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傳統文化是其調和論得以孕育的文化土壤或本土思想資料?！边@其中包括以孔子《論語》為代表的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淮南子》《荀子》等典籍中的辯證思維，儒家經典及柳宗元文章中傳達的“中庸之道”，《老子》《易傳》中隨處皆是的循環變易思維，等等。

章士釗對西方書籍的閱讀在內容上以政治、經濟、邏輯學、法學、哲學等為主，有學者經過考證和統計得出，章士釗“廣泛地涉獵了英國的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莫烈（John Morley）、伯克（Edmund Burke）、梅因（Henry Sumner Maine）、梅依（Erskine May）、白芝浩（Walter Bagehot）、步萊斯（James Bryce）以及美國的羅偉爾（A.L.Lowell）、柏哲士（John William Burgess）、黎白（Francis Lieber），法國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cqueville）等人的著作”。英國的發展以和緩、平穩、漸進為主要特色，較好處理了傳統與變革之間的關系。英國的倫理道德、自由主義等思想文化觀念具有濃郁的折中和“調和”色彩，這些對章士釗政治和文化思想的深刻影響自不待言。比如章士釗在文章中經常援引的英國學者莫烈就著有《調和論》一書，此書中的許多觀點經常被章士釗引用。在《國教問題》一文中，章士釗援引此書并評價道：“昔英儒莫烈著《調和論》，有曰：調和之義，蓋即兩端而執其中，其鮮明之色，蓬勃之氣，足以自激激人者，均去原義遠甚。至哉莫烈之言，人每艷稱調和之名，渾忘調和之實，遇實至而以為未副其名，或審其已副而于實終無所取，如葉公之好龍然。無怪乎日言調和，而與調和僢馳日甚也?！痹凇哆M化與調和》中，章士釗還說自己的“調和論”受到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奧伊肯的精神生活論等學說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