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理論機理與策略選擇

李海艦 李真真

共同富裕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民的美好向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對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論述［1］，可將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概括為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創富裕、漸進富裕四個方面［2］。一是全民富裕，意味著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二是全面富裕，意味著共同富裕是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的“雙富?！?；三是共創富裕，意味著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過程；四是漸進富裕，意味著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循序漸進、動態發展的過程。如今，中國正從工業經濟時代轉向數字經濟時代，亟須將數字經濟融入共同富裕進程，基于“大富裕觀”，以新思維、新理念、新路徑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2023 年12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數據局印發《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實施方案》，提出要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通過數字化手段促進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進全體人民共享數字時代發展紅利，助力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數字經濟兼顧效率和公平、質量和速度、當前和未來，可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更新方式上促進共同富裕，推動共同富裕實現路徑與時俱進，這是一條完全不同于工業經濟時代的共同富裕實現路徑。鑒于此，本文從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兩方面分析數字經濟如何促進共同富裕。當然，數字經濟也可能產生數據壟斷、算法操縱、就業替代、數字鴻溝等新問題。在分析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本文探討了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策略選擇。

一、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理論機理

發展數字經濟與推進共同富裕高度契合。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其中，效率體現在價值創造層面，數字經濟具有滲透性、賦能性、替代性、創新性、雙高性的特點，通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據價值化、數字化治理等路徑加速價值創造，具有速度經濟、精準經濟、網絡經濟、預期經濟、尾部經濟、全時經濟、空間經濟、零工經濟、共享經濟、生態經濟等若干效應［3］；公平體現在價值分配層面，數字經濟具有平等性、普惠性、免費性、共生性、透明性的特征，通過在線教育、在線醫療、在線金融、在線文化、在線政務等路徑優化價值分配，具有促進公共服務供給、促進鄉村富裕、促進精神富裕等特殊作用［4］。 共同富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二是通過正確處理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二者不可分割、相互促進。這里，“做大蛋糕”意味著價值創造，“分好蛋糕”意味著價值分配?？梢?，發展數字經濟與推進共同富裕天然上具有一致性。

建設數字中國與推進共同富裕高度契合。2021 年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 2022年10 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加快建設數字中國。2023 年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要全面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從發展數字經濟到建設數字中國，數字化發展已從經濟領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非經濟領域。同樣，共同富裕包括物質富裕和精神富?！半p富?！?，已從經濟領域拓展至非經濟領域。從五大領域看，經濟、社會、生態更多屬于物質富裕范疇，而政治、文化則更多屬于精神富裕范疇［2］。在經濟領域，通過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縮小收入差距、財富差距，以實現物質富裕；在社會領域，通過構建普惠便捷的數字社會，提升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基準，以實現物質富裕；在生態領域，通過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生態資源，變綠水青山為金山銀山，以實現物質富裕；在政治領域，通過發展高效協同的數字政務，促進社會公民身份平等、機會平等、待遇平等，充分維護人的尊嚴，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實現精神富裕；在文化領域，通過打造自信繁榮的數字文化，提高文化的可達性、免費性，完成對民眾的強滲透、廣覆蓋，以實現精神富裕。 可見，建設數字中國與推進共同富裕邏輯上具有一致性。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理論機理見圖1（下頁）。

圖1 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理論機理

二、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中的價值創造

共同富裕的第一層含義是“做大蛋糕”，即價值創造。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數字經濟可以促進價值創造，是數字時代價值創造的重要力量。

（一）數字經濟價值創造的機理

1.數字經濟的滲透性促進價值創造

數字經濟具有高滲透性、廣覆蓋性的特點，無時不在，無處不達，貫通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領域、全過程、全環節。數字技術滲透到經濟領域，筑牢共同富裕物質基礎；數字技術滲透到政治領域，提升政府管理服務效能；數字技術滲透到文化領域，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數字技術滲透到社會領域，提升數字公共服務能力；數字技術滲透到生態領域，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4］。數字經濟引致個人、企業、產業、城市、鄉村、政府全面性和全局性變革，最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價值。

2.數字經濟的賦能性促進價值創造

賦能包括數字技術賦能、數據要素賦能、數字勞動賦能、數字空間賦能、數字治理賦能等。數字技術作為新質生產力，不斷融合、聚合、組合、整合，可以實現價值創造倍增效應；數據要素促使要素投入去物質化、最終產品去物質化，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5］；數字勞動在破解勞動力短缺困境的同時，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數字空間極大拓展經濟活動空間，由此打破了物理空間的約束；數字治理促進信息透明、提高監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推動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價值創造。

3.數字經濟的替代性促進價值創造

替代性主要是指對勞動、土地、資本的替代［6］。勞動層面“機器換人”，從自然人、真實員工轉向數字人、虛擬員工，虛擬員工是無限的；土地層面“網絡換地”，從物理空間、實體空間轉向數字空間、虛擬空間，虛擬空間是無限的；資本層面“數據換資”，從資金投入、物質投入轉向數據投入、虛擬投入，數據資本是無限的。由此，經濟活動的勞動約束、時空約束、資源約束被逐步打破。通過“數字替代”，實現創造價值，這樣一來，成本更低、效益更高。

4.數字經濟的創新性促進價值創造

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的特點。一是新規則，涉及新要素、新設施、新動能、新速度、新增長；二是新經濟，涉及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治理、新發展；三是新理念，涉及新賽道、新業態、新形態、新生態、新優勢。數字經濟的高創新性有助于重組要素資源，重構經濟格局。

5.數字經濟的雙高性促進價值創造

數字經濟既是高質量的，又是高速度的。實踐證明，數字經濟增速明顯快于經濟整體增速。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2012 年以來，中國數字經濟增速已連續11 年顯著高于GDP 增速。2020 年，中國數字經濟同比增速高于GDP名義增速約6.7 個百分點；2021 年，中國數字經濟同比增速高于GDP 名義增速約3.4 個百分點；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同比增速高于GDP名義增速4.98 個百分點。 數字經濟的雙高性，使得邊際收益遞增、邊際效用遞增、價值創造倍增，在經濟發展上可以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二）數字經濟價值創造的路徑

1.數字產業化

圍繞數字技術的研發、推廣與應用，推動科技創新成果轉化與擴散，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7］。在數字產業化中，數字產品制造和數字技術服務是價值創造的主體。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2022 年，中國數字產業化規模達9.2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的18.3%，占GDP 的7.6%，為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產業數字化

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一是深入推動工業數字化發展。全面推進工業互聯網體系、“5G+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等的發展，促進產品全流程、生產各環節、供應鏈之間的數據流通和資源共享。二是加快推動農業數字化發展。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農業生產全流程，提高農業網絡化水平，推動農產品電商零售額增長。三是持續推動服務業數字化發展。 推動在線消費、即時零售、網約車、網上外賣、遠程醫療等服務業新模式持續發展。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2022 年，中國產業數字化規模為41 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的81.7%，占GDP 的33.9%，成為價值創造的主要力量。

3.數據價值化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推動價值創造方式發生深刻變革。一是開放共享，“讓數據放出來”。公共數據以開放為原則，以不開放為例外，應加強數據供給激勵，提升數據高質量供給能力。 二是深度挖掘，“讓數據聚起來”，利用數據中心把不同時空的數據存儲起來，實現數據的“物理分散、邏輯集中”。三是價值變現，“讓數據動起來”，利用網絡設施、算法模型讓數據跑起來、活起來。四是價值實現，“讓數據用起來”，將數據應用到不同場景，實現數據價值創造。五是價值循環，“讓數據轉起來”，通過數據資產入表，使數據資產保值增值，繼而產生更多數據、更大價值。

4.數字化治理

數字經濟不斷推動治理體系優化、升級、重構，從而創造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一是數字化治理提高政府服務能力。通過“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政務辦理實現“指上辦”“掌上辦”“一鍵辦”，為公眾和企業創造更多價值。二是數字化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效能。通過收集和分析城市各方面的數據，優化交通流量、改善環境質量，實現智慧城市治理，創造更多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價值［8］。三是數字化治理提高鄉村治理效能。通過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提供精準的農業發展建議，擴大農產品銷售渠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創造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四是數字化治理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 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數據，提高對市場、環境、食品安全等方面監管的及時性和準確性，保障公眾利益，創造社會價值。

（三）數字經濟價值創造的若干效應

1.速度經濟效應

數字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產生活，形成速度經濟效應。一是數字技術加速價值創造過程。例如，影視作品中的視覺特效和動畫通常需要大量的計算資源和時間來完成，而超級計算可以提供更強大的計算能力和并行處理能力，從而加快特效和動畫的渲染速度，減少制作周期，盡早呈現效果，加速影視產品價值創造。二是數字運營加速價值創造過程。例如滴滴出行，通過線上申請、付酬的方式，車主可隨時隨地加入、退出，實現“組裝式”業務的快速擴張，而出行軟件幾乎零成本下載的特征使其用戶迅速從地區拓展到全國，從國內拓展到國外，強化了企業的快速擴張能力［9］。

2.精準經濟效應

精準經濟效應實現價值創造的關鍵在于，根據“數字痕跡”深入挖掘消費者需求，并通過智能化運營手段，提供個性化、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而且，持續的用戶反饋可以幫助企業不斷改進和提升，進而提供更符合消費者期望的產品和服務。例如，電商平臺通過收集大量的用戶行為數據，如瀏覽記錄、購買記錄、搜索關鍵詞等，進行個性化推薦，創造更多價值。

3.網絡經濟效應

數字經濟具有較強的網絡經濟效應［10］。一是同邊網絡效應。一邊用戶數量的增加會對該邊用戶的效用產生影響。例如微信、抖音等社交平臺，用戶數量越多，使用者效用越高，價值創造效應越大。在同邊網絡效應作用下，用戶規模達到臨界值后就會觸發正反饋，產生巨大的價值創造效應。二是跨邊網絡效應。一邊用戶數量的增加會對另一邊用戶的效用產生影響。例如淘寶、京東、拼多多等購物平臺，當買家增加時，對賣家的吸引力也會增加，形成正向的網絡效應，這種正向的跨邊網絡效應促使平臺上買家和賣家的數量不斷增加，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環，推動價值創造。

4.預期經濟效應

數字經濟所帶來的預期經濟效應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價值創造能力。例如文旅行業，利用數據分析和智能算法，引入“預約機制”優化資源配置，避免過度擁堵或資源閑置，提高游客的游覽體驗和景區的服務品質。又如快遞行業，假日期間快遞配送需求增加，但是配送力量有限，這時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和智能算法預測配送需求，通過發揮“價格機制”作用，吸引更多的配送人員參與配送工作。

5.尾部經濟效應

數字經濟能拓展尾部市場，發展尾部經濟［9］。一是尾部產品?；跀底旨夹g加持，打通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大量尾部產品的展示成本趨近為零，“長尾經濟效應”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收益。二是尾部客戶。尾部客戶總量龐大，數字技術為企業提供了更多與尾部客戶互動的機會，通過個性化定制、精準化營銷等手段，挖掘尾部客戶的潛在價值。三是尾部員工。數字經濟時代每個員工都可以成為創客，通過提出創意、參與創新項目等方式創造更多的價值，獲得更多的報酬。

6.全時經濟效應

數字經濟拓展了經濟活動的時間邊界。 一是全時研發，“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的自動式研發模式模糊了時間邊界，使企業可以24 小時不間斷研發；二是全時生產，數字技術的應用使生產逐漸轉變為“日間+夜間”的全時生產模式；三是全時服務，數字技術的應用使企業可以實現全天候的服務，提高銷售額；四是全時消費，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通過在線平臺，提高交易的頻次和規模，推動價值創造。

7.空間經濟效應

數字技術推動經濟活動由實體空間轉向虛擬空間，形成“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結合、融為一體”的全新空間體系。一是虛擬研發，研發活動通過虛實空間協同，提高研發效率；二是虛擬制造，利用數字孿生技術，構建物理世界的數字鏡像，賦能制造業全面升級；三是虛擬營銷，利用在線平臺將產品和服務推向更廣泛的消費者，拓展市場潛力；四是虛擬營運，利用數字技術實現“零物質、零員工、零倉庫、零資金、零時滯”營運模式，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8.零工經濟效應

零工經濟的價值創造效應體現在就業和創業兩方面［11］。一方面，數字經濟創造了就業機會，零工員工可利用彈性化的工作時間、閑置化的工作技能進行靈活化的工作。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 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左右。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激發了創業活力，創業者可以依托自身的技能和經驗，通過在線平臺與客戶接觸，開展個人服務或小型項目，獲得創業致富機會。

9.共享經濟效應

共享經濟效應促進價值創造。一是共享物質資源，通過數字平臺將個人和企業的閑置資源、閑置技能或閑置資產共享出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二是共享人力資源，通過數字平臺共享員工資源，使員工收入來源得到拓展［11］。工業經濟時代，一人一職，一份職業一份收入；數字經濟時代，一人多職，多份職業多份收入。

10.生態經濟效應

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基于生態鏈、生態群、生態圈創造價值。一是生態鏈推動價值創造。在小米生態鏈中，所有經濟主體的價值鏈優勢能夠在整個生態鏈中得到共享，而共享帶來的整個生態鏈優化又強化了單個價值鏈優勢，從而實現更大的價值創造。二是生態圈推動價值創造。海爾生態圈中各方成員在價值增值共享機制的驅動下，不斷進行新一輪的價值創造，以此形成正向循環，增加生態收入。三是生態群推動價值創造。阿里巴巴通過單個生態系統的演化、外溢、分化，從單生態變為多生態，最終形成了包括零售、金融、物流、文娛等在內的全業態生態群，相互激活、相互成就，推動價值創造。

三、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中的價值分配

共同富裕的另一層含義是“分好蛋糕”，即價值分配。當前，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突出，我國必須堅決防止兩極分化，推動數字紅利惠及全民。

（一）數字經濟價值分配的機理

1.數字經濟的平等性促進價值分配

數字經濟基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群”，而“新技術群”天生具有“開放、平等、協同、共享”的屬性，這使得“世界是平的”。借助“新技術群”，全世界消費者聯合起來，實現消費者主權，形成消費者力量。過去，消費者以個體的力量面對生產者整體的力量；現在，消費者以整體的力量面對生產者整體的力量。這樣一來，兩種力量處于均衡狀態［12］。由此，消費者的物質富裕程度，包括消費者剩余、消費者福利的獲得感大大提高；消費者的精神富裕程度，包括人格、尊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大大提升。

2.數字經濟的普惠性促進價值分配

普惠性是由數字經濟的廣覆蓋性、強滲透性決定的。 財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時間差和空間差，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群”消滅了時間差和空間差，促進信息直通直達，去中間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的方式，不僅節約了時間，而且節約了費用，尤其是節約了交易費用，包括搜索成本、談判成本、履約成本、監督成本等。靈活就業、網紅直播等使個體成為微觀經濟主體，個人在數字技術加持下，可以“買全球、賣全球”，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這為欠發達地區居民、失業群體等創造了就業和增收的機會。

3.數字經濟的免費性促進價值分配

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一是數字服務大都是免費的。例如數字政務，一鍵辦、掌上辦、即時辦、跨省辦，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 二是數字產品出現免費供給。例如導航儀、電子書等。 在數字時代，邊際成本遞減甚至為零，引致“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出現［13］，越來越多的數字服務和數字產品價格為零，用戶可以免費獲得，這類服務和產品“有價值無價格”，使消費者的便利程度提升、福利水平提高。

4.數字經濟的共生性促進價值分配

共生性體現為溢出效應和共生效應。一是溢出效應。平臺企業作為數字基礎設施，天然具有公共屬性和公益定位，不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則出牌，而是要將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14］。二是生態效應。工業經濟時代強調競爭，競爭才有競爭力；數智經濟時代強調合作，合作才有競爭力。在數智經濟時代，合作體現為協同共生。

5.數字經濟的透明性促進價值分配

民主法制公平正義，關鍵在于公開透明。數字技術編織了一張“天羅地網”，可以實現全時間、全空間的網絡監督、遠程監督。繼人人可以自金融、人人成為自企業之后，人人成為自媒體［11］，民眾的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以擴張，回歸到了數字經濟的初心，即“平等、協同、監督、透明”。公開透明的網絡監督雖然在某些極端情形下可能導致出現網絡暴力，但在更多情形下強化了監督與問責機制，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緩解分配不公。

（二）數字經濟價值分配的路徑

1.在線教育

過去，偏遠地區學生享受不到優質的教育資源。如今，通過在線教育，偏遠地區學生只需一個手機或者一個平板電腦，便可以接觸到一流的課程。這樣一來，教育的差距被拉平，這為人民群眾獲得優質教育資源以及增強未來致富能力創造了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例如，浙江省“浙里辦”上的“教育共同體”服務上線同步課堂，將城鎮優質教育資源下沉到鄉村，縮小了城鄉在教育資源上的差距。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農村地區在線教育占農村網民整體的31.8%，較2021 年增長2.7 個百分點。

2.在線醫療

過去，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群眾看病跑得遠、不方便，而且煩瑣的就醫步驟增加了就醫成本?，F在，通過在線醫療，預約掛號、結果檢查、線上處方、定期復查等一系列流程在指尖上便可輕松操作，可讓更多人享受到優質的醫療服務。例如，浙江嘉善縣大云鎮村民坐在衛生院“云診室”，鼠標一點，三甲醫院醫生可在線接診，實現優質衛生資源城鄉共享。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醫療用戶占農村網民整體的21.5%，較2021 年增長4.1 個百分點。

3.在線金融

過去，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農村居民、低學歷人群等難以獲得信貸資源?，F在，在線金融使以往沒有征信記錄的企業或群體有了獲得金融信貸服務的機會，這提高了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15］。研究表明，在線金融服務能顯著提高非正規就業者的收入，并且這種效應在農村居民、低學歷人群、女性有孩人群等低收入群體中更為顯著［16］。這意味著在線金融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4.在線文化

過去，外出旅游、參加音樂會、欣賞藝術品、參觀歷史文物等文化活動的成本較高，文化消費只是少數人的享受?，F在，借助互聯網、虛擬現實、元宇宙等數字技術，在線閱讀、在線觀影、在線音樂會、在線博物館等在線文化發展起來，更多人能夠接觸到優秀的書籍、音樂、電影、繪畫等文化作品，這促進了文化服務的平等共享，推動了精神層面的共同富裕。

5.在線政務

過去，群眾辦業務需要親自跑到政府部門，而且一些業務等待時間較長，交通成本、時間成本較高?，F在，利用數字技術，政府部門推出了數字服務大廳，“指上辦、掌上辦、一鍵辦、跨省辦”成為常態，從“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從“不見面審批”到“秒報秒批”。例如，廣西南寧數字政務一體化平臺讓企業和百姓的辦事環節壓縮了80%以上。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在線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9.26 億，占網民整體的86.7%。

（三）數字經濟價值分配的特殊作用

1.促進公共服務供給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制度安排。一方面，數字經濟有助于提高基礎設施的均等化程度。數字經濟的發展促使物理基礎設施逐漸轉向數字基礎設施。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IPv6 地址數量67 369 塊/32，移動電話基站總數1 083 萬個，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量10.71 億個，光纜線路總長度5 958 萬公里。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無論規模還是質量均處于世界先進水平。 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促進了偏遠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與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聯系，帶動了農村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根據現有研究，數字基礎設施能夠促進代際收入向上流動，從而促進社會公平［17］，是人們當前及未來致富的關鍵因素，對均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有助于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線，需要解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社會保障的錢從哪里來，二是社會保障的錢用到哪里去。對于第一個問題，可以利用公共數據授權經營以及國有數據保值增值產生的利潤，填補社會保障缺口，共享數字經濟紅利。對于第二個問題，通過分享數字經濟紅利，逐步提高“五險二金”覆蓋程度、醫保費用金額、統籌范圍。 隨著共享員工的發展，用工模式逐漸從固定制向靈活制轉變，可以考慮根據公民身份而非雇傭身份享受社會保障待遇［16］。

2.促進鄉村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三大差距難題，即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其中，最大差距為城鄉差距，最大短板為鄉村富?；蛘咿r民富裕。 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1］。在數字經濟時代，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打通城鄉聯系，使鄉村“跟上時代”“在時代里”，讓農民與市民處于同一場域，讓鄉村與時代同頻共振。就整體而言，借助數字技術，占地量廣、人口眾多的我國鄉村地區突破了物理空間的約束，對接了全國乃至全球大市場，直接參與全國乃至全球的產業分工。就業態而言，手機成為新農具，主播成為新農活，數據成為新農資。隨著抖音、快手等直播帶貨平臺的興起，那些具有表演天賦的農民，利用手機擁有了一個與世界溝通的舞臺，直播帶貨讓農民與時俱進、增收致富。就個體而言，借助數字技術，農民可以“零時間、零距離、零成本、無邊界”的方式“買全球”“賣全球”［11］，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促進個體增收致富。

3.促進精神富裕

一是網絡視頻。截至2022 年底，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10.31 億，占網民整體的96.5%。網絡視頻圍繞重要時間節點和重大戰略部署，策劃推出一批高品質網絡視聽產品，通過節目、紀錄片、文化交流活動等形式，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2022 年，騰訊視頻、愛奇藝、芒果TV、優酷視頻、嗶哩嗶哩等主要網絡視聽平臺，深入開展“奮進新征程”重大主題宣傳，多維度、多形態、全景式講述新時代故事。

二是網絡直播。截至2022 年底，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7.51 億，占網民整體的70.3%。網絡直播內容呈現專業化、公益化趨勢。數據顯示，2022 年戲曲、樂器、舞蹈、話劇等藝術門類的演藝類直播在抖音開播超過3 200 萬場。數字技術為網絡直播注入新的動力，應用于網絡直播的數字人開始嶄露頭角，5G 技術助力媒體改造直播流程，VR 全景直播大大提升了用戶體驗。

三是網絡音樂。截至2022 年底，我國網絡音樂用戶規模達6.84 億，占網民整體的64.1%。網絡音樂平臺持續提升技術應用水平。一是探索“音樂+元宇宙”節目形式。騰訊音樂推出了虛擬音樂嘉年華音樂會TMELAND，讓人們實現了“數實融合”的音樂體驗。二是加強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網易推出人工智能音樂創作平臺“網易天音”，提高了音樂創作效率，創作了更多高質量的音樂作品。

四是網絡文學。截至2022 年底，我國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4.92 億，占網民整體的46.1%。網絡文學成為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網絡文學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對我國傳統故事進行創新性表達，輸出質量上乘的文化作品。網絡文學題材日漸豐富且廣受好評。近年來以網絡文學為依托的電影、電視佳作頻出，廣受市場歡迎，成為最具改編價值的IP 來源之一。

四、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中的新問題

與工業經濟相比，數字經濟能夠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推動高質量發展。但是，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新問題逐漸凸顯，如數據壟斷、算法操縱、就業替代、數字鴻溝等，這會對共同富裕造成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必須予以重視。

（一）數據壟斷問題

數字經濟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顯著差異在于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由此產生了其他經濟形態所沒有的數據壟斷問題。一是數據存在使用門檻限制，對數據資源的深度挖掘以大數據與先進算法為基礎，有能力掌握使用海量數據的企業因此處于優勢地位，形成對數據資源的獨占［18］；二是數字平臺具有的雙邊市場特性及邊際成本遞減特征，使得只有匯聚海量用戶和海量數據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這就容易導致形成某種程度上的自然壟斷［19］。 數據壟斷如果缺乏有效監管，就可能導致壟斷的市場結構，數據壟斷與市場壟斷相互強化，最終會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

數據壟斷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數據壟斷導致用戶福利遭受損失。部分數字平臺企業進行不正當競爭，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社會福利無效損失。此外，大量數據資源被平臺企業掌握，催生出數據資本這一特殊資本形態，在數據資本主導下，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差距愈發擴大［7］。另一方面，數據壟斷導致政府權力受到挑戰。由于海量數據資源集中在少數大型平臺企業手中，而政府在基于公共利益對其進行監管方面一直處于滯后狀態，個別平臺企業認為其“大而管不了”“大而倒不了”，給國家數據安全帶來風險。這類數據壟斷產生的不平等，使得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二）算法操縱問題

數字經濟的底層邏輯基本上依賴算法實現，因而數字經濟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稱為“算法經濟”，與之相伴的則是“算法社會”的出現［20］。隨著算法應用的日益普及，算法在給經濟社會注入新動能的同時，獲得了引導和控制人們生產生活的隱性支配力，算法操縱問題逐漸顯現。算法操縱包括但不限于算法歧視或偏見、算法霸權、算法黑箱、算法合謀、算法壟斷、算法推薦、算法剝削、算法濫用等［21］。

算法操縱會造成很多隱性的不平等，比較典型的包括：一是算法歧視，因用戶的身份、職業、性別、年齡、民族、種族等特征實施具有歧視性或偏見性的算法決策。比如價格歧視，根據消費者的消費偏好、交易習慣等特征，在交易價格上實施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掠奪消費者剩余價值，損害消費者權益［22］。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大數據殺熟”，國內多個互聯網平臺被曝出，預定同一酒店、同一房型的房間，有消費記錄的價格要高于無消費記錄的賬號；同一線路、同一車型的行程，經常打車的價格要高于打車頻率低的。又如性別歧視，亞馬遜曾利用算法對應聘者簡歷進行篩選，但算法明顯偏好男性而歧視女性，這對女性就業造成現實的侵害風險［23］。 二是算法霸權。 大型平臺企業利用其技術和信息優勢，對平臺從業者進行隱性管控［24］。例如，一些外賣平臺通過算法測算外賣員配送時間，不合理的算法機制一度使得外賣騎手被貼上最危險職業的標簽。有的平臺對勞動者區分對待，有的騎手今天收入比較多，那么再派單時故意給他派一個路途遠、價格低的單子，控制其當天的收入。三是算法黑箱。由于算法本身的復雜性以及部分人為因素，用戶難以理解和解釋運算的過程和結果，造成決策不透明［25］。算法的解釋權掌控在極少數群體中，這類群體擁有獲取、支配、解釋結果的權力，他們分析著公眾的個人數據，引導著公眾作選擇，加劇了社會的機會不平等和待遇不平等，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26］。

（三）就業替代問題

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對就業和收入的影響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討論。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會產生就業替代效應，從而抑制就業。智能技術從弱人工智能發展到強人工智能、從強人工智能發展到超人工智能，就業替代也從資本替代勞動、技術替代勞動轉向數據替代勞動、智能替代勞動。這種替代效應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對體力勞動的替代，又包括對腦力勞動的替代。 對體力勞動的替代導致部分藍領工人失去工作，例如，生產領域的工業機器人可以代替人類從事高危險性、高重復性、高精密性工作；對腦力勞動的替代導致部分白領人員面臨失業，例如，ChatGPT 可以代替人類進行內容創作、翻譯、對話、編寫代碼等工作。此外，無人工廠、無人超市、無人駕駛等無人經濟成為各行各業的發展大勢，由此導致“智能一切”“去人工化”。有研究表明，在每一千名工人中增加一個機器人，會減少0.18%～0.34%的就業崗位，工資也將下降0.25%～0.5%，自動化會迫使部分工人從事低薪工作或者讓其完全失業，從而進一步加劇社會的經濟不平等［27］。技術變革是導致失業后收入大幅和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能夠解釋超過45%的失業后收入下降［28］。另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會產生就業創造效應，從而促進就業。一是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為低技能勞動者、失業工人、農民群體等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9］，從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曾指出，1980—2007 年美國的總就業人數增長了17.5%，其中一半是由新職業帶來的［27］。二是創業門檻大大降低，個人可以利用社交軟件、電子商務、音視頻網站、知識分享平臺等新型平臺進行創業，從而為低收入群體帶來了更多的創業機會，有助于增加其收入。 三是靈活用工制度創新，共享員工、零工員工等新型用工模式涌現，由在職員工到在線員工，由一人一職到一人多職，由一份收入到多份收入，個體成為微觀經濟主體，促進了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并實現了收入的顯著提升［11］。

綜合考量數字經濟對就業和收入的影響，從短期與長期看，數字經濟在十年內可能會抑制就業，十年之后可能會促進就業，即數字經濟在短期會抑制就業，而在長期有利于促進就業。從總量與結構看，數字經濟在取代一些就業崗位的同時，也會創造出一些新的崗位，從而緩解就業總量的下降。數字經濟傾向于替代勞動技能較低的就業崗位，而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會更加旺盛，從而推動就業結構優化。

（四）數字鴻溝問題

數字鴻溝可分為兩類：一是接入鴻溝，是由主體接入差異所導致的；二是使用鴻溝，是由主體運用差異所導致的。接入鴻溝是信息數據擁有者和信息數據缺乏者之間的鴻溝，受到基礎設施、資源限制等的影響［7］；使用鴻溝是在數字技術的實際使用過程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受技能差異、數字內容等的影響。接入鴻溝限制了勞動者獲得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接入機會，從而限制了他們參與數字勞動的能力，使得他們無法充分參與到價值創造的過程中；使用鴻溝意味著即便勞動者能夠參與數字勞動，但由于過程中涉及數字技術的技能水平、數字素養、適應能力等方面，如果勞動者缺乏這些能力，就可能導致他們的收入增長緩慢，難以分享數字經濟的發展成果。

數字鴻溝現象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以及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這些都會對共同富裕造成不利影響。一是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主要體現在數字基礎設施、數據要素積累以及數據人才等方面。以城鄉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例，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要高出農村地區21.2 個百分點，這種差距如果不通過政策措施予以彌補，必然導致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差距的持續拉大，進而影響鄉村富裕進程。 二是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可以獲得更多的數字資源，而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則難以享受數字經濟紅利，這將導致新的不平等，拉大貧富差距。三是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包括數字原生居民與數字移民之間的鴻溝以及不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群體之間的鴻溝。相較于成年后需要學習和適應數字技術的數字移民，在數字化時代長大并接受數字技術教育的數字原生居民具有更高的數字素養和技能，更容易獲取和利用數字資源。此外，年長者可能因為對數字技術的熟悉度較低而落后于年輕人，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可能因為缺乏數字技能和資源而落后于教育程度較高者。

五、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策略選擇

實現共同富裕，發展是首要任務，分配是關鍵所在。為此，一要加速數字經濟價值創造，二要優化數字經濟價值分配，以此創造普惠公平的發展環境，推動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一）加速數字經濟價值創造

1.統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基礎設施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堅實基礎［8］。為此，一要優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布局。一方面，降低數字接入鴻溝，擴大數字基礎設施覆蓋范圍，特別關注農村地區、偏遠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使所有人特別是低收入群體能夠獲得可靠的互聯網連接；另一方面，降低數字使用鴻溝，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能，推動全社會數字無障礙建設，消除性別、年齡等數字鴻溝，使人們能夠充分參與數字經濟發展，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二要統籌數據中心算力調度運營。具體措施包括：統籌數據中心與數據中心之間的連接、計算中心與計算中心之間的連接、數據中心與計算中心之間的連接；落實“東數西算”，統籌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和國家數據中心集群，優化數據中心布局；推進“陸數海算”，建立海底數據中心，將沿海城市產生的數據放在附近海底計算；將超算中心之間的計算資源進行深度融合，實現資源共享和協同工作，解決海量場景的計算需求。 通過上述措施，實現以最短的時間、最近的距離、最低的成本，完成算力調度運營，統籌數據開發利用。

2.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總量持續增長，但同數字經濟強國相比，我國數字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29］，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更是經常受制于人。為此，需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數字經濟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可分為三類：一是“卡脖子”技術，即制約我國發展的現實技術，例如高端芯片、光刻機、操作系統、觸覺傳感器等，此類技術需要盡快突破，實現從“人有我無”到“人有我有”的轉變；二是“捅破天”技術，即領先的原創性、顛覆性、前瞻性的未來技術，例如衛星通信技術、量子信息技術，此類技術需要超前布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三是“殺手锏”技術，即在關鍵時刻使出的最拿手的看家技術，例如6G 技術、密碼技術，此類技術需要重點投資，構筑競爭優勢，把發展數字經濟的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以上三類技術形成一個完整創新體系，在此基礎上還需加快技術產業化。要強化創新生態建設，搭建技術轉化平臺，深化產學研用合作，實現科技成果有效轉化，補齊產業鏈基礎能力短板，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打造自主可控的數字產業鏈供應鏈，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3.構建數據授權運營體系

數字經濟以數據為關鍵要素，數據要素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要讓數據放出來、聚起來、動起來、用起來、轉起來，充分釋放數據價值。其中，數據授權運營是充分釋放數據價值的關鍵。相較于企業數據和個人數據，公共數據產權相對明晰且數據量大。在我國，公共數據占全部數據的70%～80%。因此，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成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重心。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可產生如下收益：一是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產生的上繳利潤。公共數據的性質是新型國有資產，對于公共數據，可參考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管相關規定，建立公共數據授權、加工、經營、安全管理等工作機制，培育一批公共數據授權運營企業（以下簡稱企業），通過授權經營實現公共數據保值增值。公共數據授權經營產生的利潤，要按規定上繳國家。 二是公共數據加工使用費及數據收入分成。企業向公共數據資源持有方（國家部門和央企國企）購買數據，須交納公共數據加工使用費。企業在加工使用公共數據的過程中，首先要對公共數據進行“清洗”，且將“清洗”后的數據無償交給公共數據資源持有方，即企業“不僅交錢，而且干活；不僅干活，而且免費”。企業清洗加工后形成的數據產品，對外出售獲利，每售出一次數據產品，就向公共數據資源持有方進行一次分成，即企業“不僅交費，而且分成；不僅一次分成；而且多次分成”。 這樣一來，通過公共數據授權運營，釋放公共數據的巨大價值。

4.拓展數據應用場景領域

得益于國內龐大的人口基數、巨大的市場空間和寬松的政策環境，我國數據應用場景巨大。要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的優勢，推動新技術新場景新模式從經濟領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非經濟領域。就經濟領域而言，通過壯大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增強經濟發展新動能，以實現物質富裕；就社會領域而言，通過構建普惠便捷的數字社會，促進數字公共服務普惠化，普及數字生活智能化，以實現物質富裕；就生態領域而言，通過智慧檢測系統、數據分析決策，改善生態環境、保護生態資源，以實現物質富裕；就政治領域而言，通過數字監督、網絡監督、遠程監督，實現平等、協同、公開、透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充分維護人的尊嚴，以實現精神富裕；就文化領域而言，通過加強優質網絡文化供給，提供廣泛在線文化服務，提升數字文化服務能力，以實現精神富裕?？傊?，數據應用向經濟、社會、生態領域的拓展有利于促進物質富裕，向政治、文化領域的拓展有利于促進精神富裕，最終促進物質和精神“雙富?！?。

5.規范數字平臺企業發展

數字平臺企業是價值創造的微觀主體，具有公共屬性、公益定位，具有“基礎設施”的功能。進一步講，數字平臺企業發展與促進共同富裕具有內在一致性，數字平臺企業天生具有平等、協同、普惠、共生的特征，與共同富裕所追求的平等互利、共建共享、普惠包容的理念目標高度一致。針對數字平臺企業在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必須予以規范，糾正發展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妨礙公平競爭的行為和做法，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30］。數字平臺企業需做到商業模式創新疊加核心技術創新、商業價值追求疊加社會價值追求［31］。一是通過“價值創造”實現“創富”，發展平臺經濟和數字生態，推動以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絡主播為代表的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為女性、低學歷群體、農村居民等提供就業機會；二是通過“價值外溢”實現“先富帶后富”“先富幫后富”，通過平臺直播帶貨的方式幫助農產品打開銷路，通過在鄉村學校建設圖書角為農村孩子提供精神食糧，促進物質和精神“雙富?！?。由此，實現數字平臺企業利己和利他相統一、功利性和公益性相統一、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

6.打造數字經濟生態體系

數字經濟要創造更大的價值，必須打造數字經濟生態體系。第一，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據價值化、數字化治理“四化”之間是一個生態體系，相互協同、相互支撐。在“四化”中，數據價值化和數字化治理是短板、弱項。其中，數據價值化是最大短板、最大弱項。必須大力推進數據價值化，最大限度釋放數據價值。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中，數字產業化是短板、弱項，當前我國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穩定維持在二八比例結構，數字產業化發展較慢，必須大力推進數字產業化發展。 第二，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據價值化、數字化治理“四化”內部的“每一化”又要自成體系。在數字產業化中，要打造數字產品制造和數字技術服務相互協調、硬科技與軟科技相互支撐的生態體系；在產業數字化中，要形成數字農業、數字工業、數字服務業交叉滲透、“三業融合”的新模式、新業態、新路徑；在數據價值化中，既要構建包括數據上游（數據采集、處理、分析、治理）、中游（數據確權登記、估值定價、流通交易）、下游（場景設計、場景應用）緊密聯系的“狹義數據價值生態”，又要構建數據產業、算法產業、算力產業、人工智能“四位一體”的“廣義數據價值生態”；在數字化治理中，形成“數治”與“治數”相互協調的治理體系，既要“用數字化治理”，打造數字城市、數字鄉村、數字政府，又要“對數字化進行治理”，針對數字化自身的問題進行治理，解決數據壟斷、算法操縱等問題。

（二）優化數字經濟價值分配

1.運用共有共用共享共治理論指導

基于數據要素的本質特征，即平等性、普惠性、免費性、共生性、透明性，基于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即滲透性、賦能性、替代性、創新性、雙高性，共有共用共享共治成為時代趨勢。工業經濟時代以分工為主，邊界清晰、追求獨占、重所有權；數字經濟以融合為主，去邊界化、互聯互通、重使用權。如個人數據，如果按照工業經濟時代的產權經濟理論，無論是將個人數據產權配置給個人還是企業，都難以平衡個人的隱私訴求和企業的數據使用訴求，最終難以實現數據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而如果按照數字經濟時代的共享經濟理論，根據數據來源和數據生成特征，分別界定數據生產、流通、使用過程中各參與方享有的合法權利，形成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則能夠最大限度釋放數據價值［3］?？傊?，在數字經濟時代，很多東西都是共用的，諸如基礎設施、公共數據、出行工具等，如果繼續沿襲工業經濟時代的“獨占”思想就很難致富，“共有共用共享共治”思想有助于促進合作和實現共同富裕。 從更深層次看，“共有共用共享共治”這一理論與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共有共用共享共治強調共同擁有、共同使用、共享收益、共同治理，可實現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的資源優化配置，客觀上有利于提高發展的平衡性、普惠性、包容性；社會主義制度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讓人民生活能普遍富裕?？梢?，“共有共用共享共治”理論與社會主義制度高度一致。

2.完善數字經濟三次分配制度體系

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為此，需要完善數字經濟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在初次分配中，發揮數字經濟平等增長、普惠增長的特點，以新業態、新模式吸納靈活就業人員，通過共享員工模式拓展收入來源渠道，從一人一職、一份收入到一人多職、多份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再分配中，探索數據價值變現，建立數據財政機制。 這里，數據財政收入主要包括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產生的上繳利潤、數據加工使用費（數據出讓金）和收入分成，以及各種數據稅（數據資產稅、數據交易稅、數據所得稅）等。通過數據財政的再分配，一是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構建更為可靠的社會保障網絡；二是提高特殊群體收入，主要針對“數字鴻溝”人群，保障其生活消費；三是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數字經濟，創造更多財富。在第三次分配中，構建數字平臺企業社會責任實現機制。 數字平臺企業的數據收益，可以通過基金會的方式捐贈給社會。傳統的企業捐贈大多用于消費領域，為使數字平臺企業的慈善捐助從被動行為、短期行為轉向主動行為、長期行為，應提倡將慈善捐贈更多地投向生產領域，通過捐助企業戰略性領域、引領社會開放式創新和投資國家戰略性領域、投資創建更多的企業，將經營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推進共同富裕的內生動力［31］。

3.構建數字時代政府市場全新規則

在數字時代，政府和市場是基于“數據+算力+算法”的新政府、新市場，二者發揮作用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為此，必須構建數字時代政府市場全新規則。第一，構建數字時代政府全新規則。一是利用數字技術，實現科學的宏觀調控。借由數據分析、算法決策，更好地推動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實現財政資金精準有效投放，助力農村地區、偏遠地區、小微企業發展，提高發展的均衡性、普惠性、包容性。二是利用數字技術，提供普惠的公共服務。通過在線教育、在線醫療、在線金融、在線政務，讓優質公共服務資源覆蓋全體人民。提升數字文化服務能力，發展公共文化事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人民群眾精神富裕。第二，構建數字時代市場全新規則。作為市場經濟活動主要參與者的企業，要從內卷邏輯過渡到共生邏輯，大平臺要加快“技術下沉”，激發市場主體活力［32］。打造線上市場、云端市場，即時滿足、精準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定制化、小眾化、長尾化需求，使供需資源在更大規模、更廣范圍、更高層次上實現即時匹配、精準匹配，更大程度滿足人民群眾需求。提供積極健康、向上向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網絡文化，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模式，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4.健全合規可信安全平等治理制度

當前，傳統治理手段難以應對復雜多元的數字經濟治理需求，亟須健全與數字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相適應的治理制度。為此，要以合規、可信、安全、平等為準繩，努力構建法制化、高標準、多主體的數字經濟治理制度。一是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未來制定法律法規的首要目標在于遏制因數字技術發展導致的“跑偏”，警惕數字技術對人的操縱，通過法律促進科技向善，遏制數據壟斷、算法操縱等問題，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二是提升數字技術自身透明度。數字經濟是由算法界定的，數字平臺企業在商業應用、內部治理中應用大量算法技術，對于技術產生的問題應從技術角度解決，基于算法準則，提升行業整體算法透明度，從根本上解決算法操縱問題。三是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新格局。建立完善政府、行業組織、平臺企業和社會公眾多元參與、有效協同的數字經濟治理新格局，維護公平有效市場。完善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防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明確數字平臺企業主體責任和義務，建設行業自律機制。開展社會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形成監督合力，維護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