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巴蜀文化創新開發對策研究
——以博物館館藏資源利用為切入點

◇鞏強◇

自20 世紀40 年代初“巴蜀文化” 學術命題提出至今, 學界研究成果豐碩, 在全國已產生了較大影響力。 整體來看, 其研究內容和主要成果相對集中在歷史學、 考古學、 民族學、 文學、 哲學與宗教、 文獻整理與學術史等傳統研究領域內①李釗,楊世文:《“十三五”期間巴蜀文化研究的進展與反思》,《中華文化論壇》2021 年第4 期。。 當前基于巴蜀文化創新開發與創意轉化的實踐豐富多樣, 但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發展, 尤其對巴蜀文化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價值創造中呈現出的新特征和新趨勢, 仍有較大探討空間。 本文以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利用為切入點, 探究激發巴蜀文化創新開發活力及創意轉化的有效對策。

一、 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現狀

“博物館館藏資源” 的概念通常被引申為廣義的“博物館文化資源” 和狹義的“博物館文物資源”, 以及“基于文物原型二次創作的具有知識產權價值的實物和數字資源”②在對“博物館館藏資源”概念的進一步闡述上,本文采用了國家文物局發布的《博物館館藏資源著作權、商標權和品牌授權操作指引》的定義。。

(一) 博物館館藏資源的界定

基于博物館館藏產生的核心內容資源主要有數字文物和知識產權資源兩類。 第一類, 數字文物主要是利用數字化技術對藏品進行管理和利用, 實現對文物資源客觀、 完整的數字化存檔。 數字文物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支持的博物館藏品數字化、 信息化建設工程。 在“十三五” 期間, 我國各地博物館基本完成館藏珍貴文物的基礎信息數據、 預防性保護監測數據、文物安全監管數據、 數字化保護成果數據采集工作。 第二類, 知識產權資源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博物館圍繞館藏資源進行開發利用時產生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實物和數字化信息。 常見的博物館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 商標權、 專利權等。 其中, 基于博物館館藏資源二次創作后產生的著作權資源表現出圖書出版、 影視動漫等豐富的種類和內容。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 未來還應會出現更多類型的內容載體和表現形式, 持續迭代更新。

(二) 博物館館藏資源數字化開發

博物館開發利用館藏資源的發展態勢緊隨技術進步演變, 模式創新和技術應用層出不窮。20 世紀90 年代, 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海外博物館開始利用館藏資源進行數字化采集和加工,形成具有保護、 管理和利用價值的數字化資源, 促進博物館館藏資源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不斷革新, 海外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的關注點逐漸從保存和管理的數字化轉向更加復雜、 全面的智慧化體系建設①賀琳,楊曉飛:《淺析我國智慧博物館建設現狀》,《中國博物館》2018 年第3 期。, 并且迎來了愈發多樣的數字資源應用場景。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 密集的知識創造和廣泛的賦能正在重塑經濟結構并推動博物館館藏資源創新開發方式的變革②張昕蔚:《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創新模式演化研究》,《經濟學家》2019 年第7 期。。

相比而言, 我國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工作起步雖然較晚但發展迅速。 在國家戰略層面推進文化科技融合的大背景下, 部分博物館率先步入了館藏資源數字化利用階段。 博物館館藏資源的數字化利用, 不只是滿足于數字信息在內部的使用, 而是要將館藏資源解讀為易于公眾使用或可再利用的數字產品, 且不只僅向公眾提供文化產品, 而是讓公眾參與其中。 如故宮博物院從20 世紀90 年代末開始建設靜態文物管理信息系統, 將故宮所屬可移動文物所有的屬性項信息通過信息化的方式進行管理。 經過十余年的持續建設, 故宮博物院建成了以保存為基礎、 以應用為導向的“數字故宮” 架構, 其致力于滿足公眾獲取文化資源需求的理念值得推廣與借鑒③馮乃恩:《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理念與實踐綜述——以數字故宮社區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 年第1 期。。

新時期, 博物館的功能邊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延伸。 博物館作為國家文化建設和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面向社會和公眾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 推進館藏資源的數字化管理、 數字化服務和數字化體驗, 保障社會公眾從博物館的產品及服務中受益。 在近幾年國內掀起“博物館熱” 的風潮下, 眾多互聯網巨頭企業紛紛攜手博物館推動文博創新項目落地。 博物館以數字技術為基礎, 將其擁有或代理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多種形式的數字化符號,并以此為授權對象授予被授權者使用; 被授權者按合同規定從事經營活動、 生產授權產品, 并向博物館反饋相應的收益④陳璐,廖肇沅:《數字化浪潮下的博物館授權:背景、應用及前景》,《新聞前哨》2021 年第12 期。。 自2016 年以來, 博物館授權開發進入發展機遇期, 產業鏈結構初步形成。 以故宮博物院、 國家博物館、 敦煌研究院等為代表的文博單位成功打造了眾多極具市場影響力的IP 授權合作案例, 亦為國內眾多中小型博物館提供了學習樣板。

(三) 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利用主要集中在陳列展覽、 研究保護和文化產品開發上, 但由于博物館初始發展基礎條件差異較大, 導致博物館間數字化轉型的程度有所差別, 創新開發能力各不相同, 整體呈現出不均衡的發展格局, 如表1 所示。

表1 中國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能力發展階段

首先, 除了部分歷史文化積淀較深厚的地區, 現階段我國絕大多數博物館基本都面臨藏品質量和級別不高, 藏品數量少且品種單一, 資金投入與專業人才缺乏等問題。 此外, 由于很多博物館是依托于古建筑、 名人故居等場館建成, 在博物館的展覽面積、 展陳內容和方式、 館藏資源的數字化整理和挖掘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 長期處于低質量開放運營狀態。 博物館在基礎薄弱、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難以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內容體驗, 自然很難吸引受眾, 進而陷入發展困境的惡性循環中。

其次, 經費、 館藏和人才短缺是制約我國絕大多數中小型博物館館藏資源創新開發的關鍵問題。 中小型博物館普遍資金少且拓展乏力, 館藏資源數量少且缺乏精品, 影響力有限且運營團隊創新意識不足, 在爭取社會創新資源合作的競爭中處于劣勢。 以四川省眉山三蘇祠博物館為例, 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AAAA 級旅游景區, 屬于國家二級博物館中較有影響力的代表。 但目前博物館館藏主要以古籍善本、 陶瓷、 書畫為主, 館藏資源質量與其所代表的文化資源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在館藏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最后, 面對日漸增長的市場, 目前仍有許多國內博物館沿用傳統旅游紀念品開發的理念,導致由館藏資源轉化而來的文創產品與二次消費項目同質化開發現象普遍, 存在產品創新創意能力不足、 做工粗糙, 品質低、 定價高, 缺乏文化特色和內涵等現象。 運營團隊對于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創意應用仍停留在表面, 缺乏系統性規劃, 文創產品設計趨同、 產品結構單一, 甚至大量元素符號堆積和濫用。

二、 川渝地區巴蜀文化館藏資源開發

巴蜀文化的實證材料散落于川渝兩地博物館館藏之中, 有效利用、 合理開發博物館館藏資源, 使其融入當下巴蜀文化價值轉化的時代場域, 是緊跟國家政策導向、 提升博物館核心競爭力、 拓展傳統創新發展理論的重要突破口。

(一) 川渝博物館中的巴蜀文化資源

巴蜀文明是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地域。 從研究現狀方面來看, 巴蜀文化的概念于20 世紀40 年代被提出①杜周軍,林科,鐘樂海:《中華優秀地域文化融入新時代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以巴蜀文化為例》,《四川輕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3 期。, 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狹義是指戰國時秦漢以前四川盆地內巴蜀兩族創造的文化; 廣義則指川渝地區自新時期時代發展至今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總和。 本文探討新時期巴蜀文化創新開發的路徑與對策, 采用的是廣義范疇。

從歷史角度來看, 巴文化與蜀文化是兩條各自發展卻又相互交融的線, 川渝兩地博物館中的館藏資源則是鏈接這兩條線的橋梁。 經過長期的歷史變遷, 巴文化與蜀文化逐漸融合發展而成獨特又多彩的文化共同體。 川渝兩地博物館的珍貴文物、 古籍典藏中蘊含著豐富的可開發資源, 為探究巴蜀文化的創新轉化機制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涉及巴文化相關的博物館中, 典型代表如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 現有館藏文物形成了“古人類標本、 三峽文物、 巴渝青銅器、 西南民族文物” 等特色藏品系列; 重慶巴人博物館館藏文物主要反映巴人生息繁衍的生活歷史; 重慶市涪陵區博物館依托小田溪遺址出土文物, 為后世了解巴人上層社會提供參考依據; 重慶云陽縣博物館展示李家壩遺址出土的巴文化遺存, 使我們得以從另一種角度解讀巴國的歷史與繁華。 在涉及蜀文化相關的博物館中, 眾多考古發現為研究巴蜀文化的空間分布、 文化內涵及文化交流與傳播等課題提供了新材料②段渝:《70 年巴蜀文化研究的方向與新進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 年第4 期。。 其中, 三星堆是迄今在我國西南地區發現的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蜀文化遺址③徐豪:《“三星堆”意味著什么?》,《中國報道》2021 年第4 期。。 其出土的特色文物展示了神秘古蜀國的文化面貌, 也具備了相比于其他博物館獨一無二的資源優勢。此外, 四川博物院、 成都博物館、 金沙遺址博物館等大中型博物館館藏文物也極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內涵與外延, 對蜀文化起源、 發展、 衰亡的研究有著重大意義。

總體來說, 巴蜀文化同根同源、 相互影響, 在川渝兩地博物館館藏資源的開發利用中, 需要充分考慮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問題。

(二) 川渝博物館資源開發中的多主體共創探索

博物館館藏資源的開發要通過挖掘和轉化文化產品的多種價值, 實現價值開發最大化, 塑造文化產品持久的生命力, 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當前, 在川渝地區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的實踐中, 主要存在以博物館為核心、 博物館與創新主體共創、 博物館與社會公眾共創三種類型。

1.以博物館為核心

國內博物館大多是由政府財政支持的非營利性事業單位, 大量經費需用于對瀕危文化遺產的全面保護和搶救, 導致在文化資源開發和利用方面后勁乏力④周雪:《持守與嬗變:試論國內博物館文化資源的開發與轉化》,《傳播力研究》2020 年第21 期。。 博物館大都在內部成立了相關業務部門來統籌規劃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事宜。 如三星堆博物館自設內部機構文化產業部來承擔館內經營性合作項目的審核和組織論證工作, 同時負責文創產品設計、 開發和推廣銷售。三星堆博物館依托財政資金支持, 統籌協調館內文物保管、 陳列展覽、 學術研究、 公眾服務等內部業務部門, 采用部門自研、 服務采購與IP 授權相結合的方式, 實現了館藏資源全程監管式的活化開發。

另外, 在國家深化博物館領域“放管服” 改革, 探索“管辦分離” 的政策指導意見之下,部分博物館經還批準設置院屬公司, 按照企業化運作的方式來推進館藏資源開發工作。 館屬企業經營范圍廣泛, 基本覆蓋館藏資源開發產業鏈上下游各項主要環節, 包括與開發利用權責相關的授權鏈路也從博物館轉移至館屬企業。

2.博物館與創新主體的共創

為了進一步降低博物館自主開發的風險, 提升博物館館藏資源的開發水平, 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充分利用現有資源, 引入競爭機制, 吸引社會力量參與展覽、 教育和文創開發, 探索多元創新主體共同參與的價值共創模式。 基于博物館館藏資源數字化采集和開發成果, 由企業、 高校、 社會組織等各類創新主體投入資金人力完成再創造轉化, 共同滿足館藏資源數字化多元利用需求, 合作雙方共享開發成果收益。 博物館運營團隊充分利用自身的品牌效應, 吸引社會各界的創新主體參與資源開發共創, 在實踐中不斷提升館藏資源創新轉化能力。 對于社會創新主體而言, 與博物館的合作不僅能夠獲取優質文化資源, 在社會聲譽營造和品牌影響力提升方面也有巨大增益。

如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 在館藏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 以“文物+創意+生活” 為主題產品方向, 圍繞特色文物開發了“品牌文創、 展覽系列、 巴渝珍藏、 非遺傳承、文創到家” 等系列百余款文創產品①卓玲:《博物館文創產品開發及發展策略——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思考》,《收藏與投資》2021 年第12 期。。 博物館運營團隊采用獨立開發、 委托定制、 版權授權、 貼牌選購等多種方式研制文創產品, 重點圍繞聯合文創的理念, 開放特色館藏文物資源, 吸引優秀設計者參與孵化文創作品。 借助與成熟文創企業機構之間的授權合作, 將館藏資源應用衍生至服飾、 家居、 日用、 美妝等生活品類, 加快館藏資源的產品轉化效率, 拓寬館藏資源的應用場景。

3.博物館與社會公眾的共創

數字技術背景下的社會公眾既是博物館服務和商品的消費者, 也是數字內容的生產者。 為了適應受眾日趨個性化和多元化的偏好, 博物館館藏資源數字化開發的產品和服務也越來越注重受眾體驗和反饋, 注重激發受眾的參與和分享熱情。 博物館由傳統的單維度傳播模式轉向內容共生模式, 受眾借由數字技術工具被卷入價值創造的過程中。 以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為例,近年來三星堆博物館善于運用數字技術手段進行內容生產和傳播, 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等頂流平臺的關注與推動之下, 從曝光率較低的縣市級博物館躋身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博物館品牌行列。

博物館受眾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活躍的價值“共創者”, 通過以便捷的數字身份方式參與和互動, 打破了傳統博物館文物與人的距離, 促使博物館從文化生產的單向輸出模式向動態交互的共創模式轉變, 提升了博物館創新效率。 對于博物館而言, 此種合作模式可有效聚合社會各界優質合作資源, 優化開發流程、 提升服務效能, 釋放發展活力。 在協同互動中構建參與廣泛、 形式多樣、 管理規范的社會動員機制。 2020 年, 四川博物院舉辦了第七屆“川博杯” 文化創意產品設計大賽, 汲取全社會的智力資源發揮創意, 將傳統文化進行了現代表達。 未來, 伴隨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 深互動、 交互式的受眾參與將進一步推動博物館數字創新能力迭代升級。

三、 基于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巴蜀文化創新開發對策

新興的數字技術為基于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巴蜀文化創新開發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 也為各種類型的博物館錯位發展、 百花齊放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結合當前川渝地區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現狀, 實施圍繞博物館館藏資源的知識產權化開發、 場景體驗式開發、 跨界融合式發展是實現巴蜀文化資源創新開發和創意轉化的有效對策。

(一) 知識產權化開發

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的基礎源于博物館登記備案的所收藏、 管理、 保護的文物。 博物館作為最主要的國家法定文物收藏單位之一, 實際擁有文物的管理、 使用及優先開發利用的權力。在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后續開發利用中, 必須將這些文化符號進行文物要素提煉和表達創新, 并按照法律規范使其擁有可供讓渡和轉移的知識產權。 典型案例如三星堆博物館在前期對文物圖形進行商標注冊和版權保護的基礎上, 以“青銅人像” 為核心IP 符號進行了多維度的開發利用①李競:《博物館的跨媒介傳播研究——以三星堆博物館為例》,《出版廣角》2022 年第2 期。, 將潮流文化與文物形象相結合, 為嚴肅沉靜的文物注入新的生命力, 古今融合, 凸顯“反差萌”, 因而迅速走紅網絡②何競平:《基于體驗的傳統文化IP 傳播策略——以三星堆為例》,《北京文化創意》2021 年第4 期。。

圍繞博物館館藏資源生成的知識產權, 涉及到著作權、 商標權等多種權利。 博物館數字藏品開發中最大的知識產權挑戰來自博物館在知識分享的公共性與著作權保護的專有性之間的博弈。 從巴蜀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角度而言, 博物館數字化的館藏資源已不能滿足于內部封閉式使用, 而是要以開發利用為最終目標。 因此, 只有將館藏資源的文化內涵轉化為易于公眾感知和利用的形態, 將原始的館藏資源以符合當代性、 活態性和普及性的方式完成轉化, 才能擴大優質巴蜀文化產品供給。

(二) 巴蜀文化資源的場景體驗式開發

通常來說, 博物館都會從館藏資源的革新表達出發, 以通俗化的展陳語言建構出一個觀點多元、 價值多元、 體驗多元的參觀空間, 盡量避免給缺乏相應文化資本的人造成區隔和負擔。隨著技術手段的日益豐富, 博物館積極引入語音講解、 沉浸體驗、 即時互動等數字手段的應用, 極大地增強了觀眾與博物館之間的“對話” 能力。 觀眾從博物館的場景式參觀體驗中獲得超越日常生活的感官體驗, 又將這種感受和情緒通過人際傳播和網絡傳播的方式進行擴散。

新的社會環境讓博物館在跨媒體、 參與及倫理方面產生了變化, 博物館越來越多地致力于通過提供大量資源促進游客參與、 互動和學習, 建立新的參與和參與形式。 尤為突出的是, 一些在館藏資源和資金實力相對處于劣勢的博物館, 通過營造受眾體驗提升用戶價值感知, 也能獲得競爭優勢。 但由于國內博物館體制機制、 行為習慣以及思想觀念滯后等原因, 使得博物館館藏資源的場景體驗式發展水平不盡如人意。 公眾與博物館館藏資源之間的“對話” 處于相對較淺的層次, 大多數普通公眾尚無法參與博物館館藏資源的生產活動。 因此, 只有進一步加大數字資源向社會公眾服務延伸的廣度和深度, 積極探索巴蜀文化消費新場景, 才能進一步促使巴蜀文化基于博物館館藏資源的開發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三) 巴蜀文化資源的跨界融合式開發

博物館在巴蜀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中處于“對話” 的交集位置, 幾乎所有的價值共創主體都會與博物館發生對話行為。 在去中心化的數字技術和強調個性的互聯網環境的沖擊下, 為了促使“對話” 能有效進行, 博物館要做的不僅是適應最新的數字技術方法, 更重要的是將藝術觀念嵌入到數字社會的發展邏輯中, 建立面向多元價值共創主體的對話平臺, 進而促使博物館館藏資源數字藏品的開發能夠堅守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職能屬性, 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構建以博物館公共服務為原點的對話平臺, 促使多元主體達成理解和共識, 最終實現數字資產、 知識內容和交流空間的關系再塑①趙星:《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與圖書館元宇宙實踐》,《中國圖書館學報》2022 年第4 期。。 通過與社會各界的融合交流, 博物館將從單向輸出逐漸發展為重要的巴蜀文化共享節點, 最終成為“自組織、 不斷生長的文化共生系統”②李盡沙:《數字技術影響下博物館社會角色轉型——文化共享與跨界呈現》,《中國博物館》2021 年第2 期。。

博物館需要基于更具有包容性的開放式創新思路, 組織多元創新主體參與跨界融合式共創。 社會創新力量可憑借其所具備的資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博物館館藏資源創新開發作出貢獻。 同時, 多元創新主體的加入也可有效增加創新網絡的連接性, 吸引更多受眾參與到博物館數字創新的過程中。

四、 結 語

當前, 巴蜀文化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 學術視野日漸開闊。 立足于川渝地區歷年來的考古重要成果, 未來基于博物館館藏的巴蜀文化資源挖掘和開發, 必將成為推進巴蜀文化保護傳承、 開展巴蜀文旅品牌營銷推廣的先鋒陣地和活態樣本。 從根本上講, 博物館館藏資源開發的難點在于文化機制、 經濟價值、 社會價值、 美學價值等多種價值的博弈和權衡, 不同主體出于不同維度的價值考量采取了不同的行為策略, 要實現真正的價值共創還需納入更多主體的協同性參與。 未來還可進一步探究博物館利用數字技術機會窗口, 合理解決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價值協商與價值平衡的案例, 這對巴蜀文化資源的創新開發和創意轉化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