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分析

田迎春

（1.武威開放大學 科研處,甘肅 武威 733000; 2.武威職業學院 科研處,甘肅 武威 733000）

美國著名“遁世作家”杰羅姆·大衛·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創作的長篇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TheCatcherintheRye），從1951年問世至今，歷經時間的評斷，成為美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部經典作品。小說領導了美國文學創作的新潮流，出版伊始西方文學評論界即對其加以研究和評述，研究成果數量之多甚至被稱為“塞林格產業”。

在我國，《麥田里的守望者》于1963年由施咸榮先生譯為中文，僅內部出版。1983年，經過施咸榮先生的修訂，小說由漓江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開始在國內廣泛傳播。2007年，孫仲旭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中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與讀者見面。2021 年，在小說問世70 周年之際，譯林出版社推出了《麥田里的守望者》70周年紀念版（孫仲旭譯）。施咸榮、孫仲旭譯本是目前我國最有影響、最受讀者歡迎的兩個中譯本。

從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中文研究文獻來看，最早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是侯維瑞1982年在《外國語》第五期上發表的《個性與典型性的完美結合——評‘TheCatcherintheRye’的語言特色》一文?，F今，我國學界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已有40余載，通過檢索中國知網中文數據庫可見，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研究成果豐富，它也成為新世紀美國文學在我國研究的一個熱點，國外“塞林格產業”現象有重演之勢。筆者以篇關摘中包含“麥田里的守望者”為詞條，在中國知網中文數據庫檢索1982 年至2022 年間的北大核心和CSSCI 論文119 篇（1992 至1999 年13 篇，2000 至2010年46篇，2011至2020年57篇，2021年3篇），特別以新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以其他部分學術論文為補充，對我國學界的主要研究視角、主要批評方法進行了梳理和歸納，以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

一、我國學界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要研究視角

（一）小說多元化主題研究

主題是貫穿一部小說的基本思想，體現作者的寫作目標和作品的價值意義。我國學界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張欲曉的《懸崖邊上的人生困惑——〈麥田里的守望者〉主題新析》，認為小說展現了“二戰后美國青年一代在孤獨、迷惘和無奈中尋找機會企圖逃離日漸衰敗的社會又別無選擇的精神危機”[1]主題。胡鐵生等的《塞林格筆下青少年成長的艱難歷程》一文認為，《麥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典型的成長小說，霍爾頓的成長并不快樂，而是一個痛苦的歷程[2]。還有的研究者對“美國夢”進行了解讀，一種觀點認為，小說表現了對“美國夢的徹底否定和反叛”[3]，反映了“美國夢破滅”的主題[4]。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小說“反映人類逃避與追尋的主題”[5]12，通過霍爾頓逃避、追尋的過程，呈現出美國夢“活潑、樂觀和積極向上”[5]14的基調。研究者也探討了小說蘊含的異化主題?？浊锩氛J為，小說“是一部寫人生異化，反人性異化的作品”[6]79，表現了“猶太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泛社會異化主題和作家的憂患意識”[6]78。韋玫竹分析了小說的“純潔”主題，認為“《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純潔’主題被嵌在了充滿過度意味的多個維度之間：時代背景上美國‘純潔’情結從無到有的過渡階段，青少年從‘純潔’的兒童時代向可能喪失‘純潔’的成人時代的過渡階段，美國少年文學脈流中對性的‘純潔’意識與對‘純潔’（自然）是否抱有希望的過渡階段”[7]。我國學界對小說主題的研究呈現出小說主題的多元和豐富內涵。

（二）主人公多重形象解讀

人物是小說的核心，是作者描寫的主要對象。塞林格獨具匠心地塑造了霍爾頓這一魅力永恒的人物形象，我國研究者對其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讀。張桂霞認為，霍爾頓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主要擔當了以下角色：美國社會的叛逆者和反抗者、精神凈土的守望者和精神家園的追尋者、西方文學史上的孤獨者形象、痛苦的覺醒者[8]。這類研究文章有《梁艷君的“解構〈麥田里的守望者〉中霍爾頓‘反英雄’形象》（《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6 期），李偵的《反英雄’經典形象與現實社會的碰撞——〈麥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爾頓的反叛方式及緣由》（《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史元輝的《詩意棲居的守望者——霍爾頓·考爾菲德》《名作欣賞》2011 年第24期），李文星的《純真情結與隱逸傾向——評〈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當代外國文學》2007年1期），蘭一兵的《孤獨的守望者——解讀〈麥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爾頓》（《名作欣賞》2011年第9期），柴改英等的《痛苦的覺醒者——〈麥田里的守望者〉與〈狂人日記之比較〉》（《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3 期）等。此外，還有對小說其他人物的研究，但遠不及對主人公霍爾頓的研究深入。

（三）特色鮮明的語言分析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小說通過語言來刻畫人物、敘述故事、展開情節?！尔溙锢锏氖赝摺吩谡Z言的運用上，有著獨到的造詣。侯維瑞先生指出，小說“記錄了一代青少年的語言習慣”[9]28，霍爾頓的語言體現了主人公這個年齡群和其所處的社會階層語言的典型性，又具有主人公鮮明的個性色彩[9]34。李戰子從語音、詞匯、句法、篇章對小說的口語體特色和功能進行分析[10]22，認為小說口語特色對塑造霍爾頓形象及其性格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0]25。羅世平認同侯先生的觀點，又結合戰后美國反正統文化運動分析霍爾頓的語言，指出“大量的附著語、語法錯誤、粗穢語、俚語”[11]56呈現出“戰后美國反正統文化的語言”[11]56特點。研究者還以語言為載體，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小說進行分析。程巍揭示了《麥田里的守望者》大量臟話下隱藏的“政治寂靜主義的品格”[12]44，認為臟話成了學生敢于公開與造反傾向認同的切入口[12]46。馮季慶認為，“霍爾頓的以臟話為標記的特殊話語和語義無差異性的表達”[13]124，“批判了意識形態中心話語的貶值和社會強勢話語的虛假性”[13]124。劉萍在《反叛的悖論——新歷史主義文學功能論與〈麥田里的守望者〉》一文中，運用新歷史主義文論“顛覆”與“抑制”理論闡發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認為小說“體現著反叛的悖論，即顛覆與抑制的同時作用”[14]。從最初的單純從語言學研究到挖掘語言蘊含的政治社會功能，反映出我國學界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深入。

（四）獨具一格的敘事研究

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西方敘事學被我國引進，這不但為小說批評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進一步深化了研究者對小說的認識和把握。魏燕從語言形式、敘述視角、敘述方式三個方面分析了小說的后現代敘事文本特征[15]。劉燕認為，《麥田里的守望者》通過采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內聚焦敘事、非人格化敘事，顛覆和創新了傳統敘述方式，是后現代敘述的代表作品[16]。余樟亞的《從‘出走’到‘頓悟’——試析〈麥田里的守望者〉敘事策略與主題的統一》對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的復合敘事視角、多變的敘事時間和旅途流浪式的敘事結構進行了分析[17]。王翔敏另辟蹊徑，通過全面系統剖析霍爾頓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不可靠性，“揭示他自相矛盾的行為、困擾的精神狀態以及有限的感知力，從而進一步澄清作品的主題意義與隱含作者的真正意圖”[18]。從知網檢索的研究文獻來看，敘事研究至今仍然是我國學界研究的一個關注點。

（五）象征手法分析

表現手法是文學作品形式構成的重要因素，象征手法的運用成為小說的一大特色。研究者主要對小說中的色彩、實物、命名、環境場景、人物等的象征意義進行分析解讀。這類文章有劉曉茜的《淺談〈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色彩象征》（《中國報業》2011 年第14 期），吳林等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中霍爾頓精神世界的象征意象解讀》（《語文建設》2015 年第2 期），鄭敏的《象征主義在〈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應用》（《語文建設》2016 年第35期）等。在《遏制的象征意義：霍爾頓的矛盾和解決方法》一文中，金衡山認為，霍爾頓一方面承繼了美國傳統，體現了“亞當”精神，另一方面通過自我矯正可能侵蝕美國生活方式的因素，再現了冷戰遏制的象征意義[19]。我國學界對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運用的象征主義的挖掘和研究，反映了塞林格高超的寫作手段。從知網檢索的研究文獻來看，對小說中的意向進行解讀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六）小說宗教思想研究

考慮到塞林格的宗教信仰，研究者探討了小說中的宗教思想。曾祥益從禪學影射和故事結構分析了禪學在小說中的體現[20]。呂威的《塞林格‘守望精神’中的東方生命哲學——紀念〈麥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七十周年》一文，從“禪宗、道家和印度梵學諸東方智慧”[21]59的全新角度對小說進行重釋，認為“‘守望精神’既是塞林格創作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用一生去實踐與體悟的精神財富，更是東方哲學對西方社會的現代救贖”[21]59。有的研究者探討了小說表現的猶太性。王立宏認為，塞林格的文學成就與其“非魚非禽”的半猶太身份密切相關，小說折射出了塞林格的“猶太及半猶太特征”[22]。尹松濤等的《從《麥田里的守望者》看塞林格與猶太倫理的關系》認為，霍爾頓對主流文化價值觀的否定和抗拒，反映了“塞林格對猶太傳統倫理的揚棄與反叛”[23]。

二、我國學界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要批評方法

40 年來，《麥田里的守望者》在我國的研究不斷深入，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有的研究者將小說置于文學傳統的角度進行解讀。李志斌的《流浪漢小說對美國小說的影響》認為，《麥田里的守望者》具有流浪漢小說的本質特征，繼承了歐洲流浪漢小說的藝術傳統[24]。阮倩的《人物主體性的構建與自我拆解——論〈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后現代主義特征》認為，“小說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于一身”[25]92，“揭示了后現代主義小說與現代主義小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融關系”[25]92。程子硯的《文學傳統繼往開來的經典之作——論J.D.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文學創作傾向》進一步認為“小說繼承了現代主義文學傳統，預示了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到來，同時又體現出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創作特征”[26]。

《麥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反映青少年精神狀況的心理杰作，從心理學、精神分析角度的相關研究較多。汝紅兵的《一個‘現代病’患者的抗爭與失落》對霍爾頓的外在表現與潛在愿望的尖銳矛盾、孤獨中渴求理解、厭惡中尋求美好、反叛中尋求生命意義的心理歷程進行了解讀[27]。王維民的《美與善的絕望訴求》認為，“霍爾頓乖張情緒和迷惑行為背后隱藏著的心理矛盾其實是善與美的斗爭”[28]185，“它來自于主人公的父性原則（崇善）與母性人格（戀美）的雙重強大”[28]185，“他的遁世愿望和童心祈求與欲望的強烈構成了性格的既沖突又相互依存的兩面”[28]185。劉曉然的《善良才是麥田里最寂靜的守望——評〈麥田里的守望者〉》從自我心理成長的角度，對霍爾頓同一性擴散、同一性延緩和同一性獲得三個心理成長階段的心理變化進行分析解讀[29]。彭鳳玲等則運用家庭系統理論，從家庭與社會兩個維度，分析霍爾頓叛逆墮落、善良純真的雙重內心世界，認為霍爾頓雙重內心世界的形成源于其“家庭中親子系統、同胞系統的影響，也受到社會‘大家庭’的影響”[30]。

解構主義是研究者常用的一種批評方法。嚴志軍運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和心理學家加特利（Felix Guattari）的后結構主義“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和“歸域”（reterritorialization）理論，揭示霍爾頓“空間上的遷徒與對社會文化代碼的抗爭之間的關系”[31]。張鑫的《不可能之舟上的英雄——論〈麥田里的守望者〉對英雄原型的解構》認為，小說展現了“對傳統英雄流亡、追尋和終成替罪羊原型的精心解構”[32]。孫勝忠借用解構主義的批評策略，通過對文本中二元對立因素的顛覆，對霍爾頓的身份進行解構[33]，刷新了讀者對霍爾頓身份的一貫認識。運用解構主義批評的研究文章還有杜娟等的《混沌中求索、解構中建構——對塞林格長篇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的解讀》（《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梁艷君的《解構〈麥田里的守望者〉中霍爾頓“反英雄”形象》（《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阮倩的《人物主體性的構建與自我拆解——論〈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等。

我國學界在中西方比較文學方面進行了較多研究。一類是將《麥田里的守望者》與國內外文學作品相比較。如與《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挪威的森林》《狂人日記》《偶遇》《紫色》等作品對比分析。另一類是將霍爾頓與國內外文學人物形象比較。如將霍爾頓與《紅字》中的珠兒、《湯姆·索亞歷險記》中的湯姆、《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的哈克、《喧嘩與騷動》中的昆丁、《海邊的卡夫卡》中的田村卡夫卡、《魯濱遜漂流記》中的魯濱遜、《巴比特》中的巴比特、《伊庫斯》中的艾倫、《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維特、《鐘形罩》中的埃斯特、《帶星星的火車票》中的吉姆卡、《挪威的森林》中的渡邊、《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熱鳥》中的主人公趙雷、蘇童所創造的少年形象、王朔筆下的頑主形象等進行比較。

隨著20 世紀90 年代興起的生態批評逐步從邊緣步入中心，挖掘《麥田里的守望者》中蘊含的生態思想成為研究熱點。袁雪生的《回歸童年回歸自然》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對小說進行解讀，認為霍爾頓要做“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吶喊，體現了塞林格“深刻的生態哲學思想”[34]。籍琰在《〈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生態批評解讀》一文中，按照中國學者魯樞元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三個層面的分類，對《麥田里的守望者》進行分析，透視了塞林格的生態智慧[35]。

文化批評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李敏的《霍爾頓的文化意義》一文指出，霍爾頓的焦慮反映了“一種醒來無路可走的文化自覺”“直到今天仍然困擾著人們”[36]118-120。郎曉娟運用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后喻文化、并喻文化、前喻文化理論對小說進行分析解讀，認為霍爾頓表現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三喻文化的狀態：后喻文化失效、并喻文化發展失衡、前喻文化初露端倪[37]。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郎曉娟對小說所呈現的二戰后美國文化病理進行了診斷，認為“霍爾頓逃學三日的人生歷程，展示了美國社會乃至整個文化價值體系的扭曲與危機”[38]。

有的研究者從讀者接受角度對小說進行分析。黃力平等的《“誰”動了他們的“情弦”——探求〈麥田里的守望者〉暢銷之謎》一文，運用漢斯·羅伯特·姚斯的讀者期待視域理論，揭示了小說在戰后美國青少年受到追捧的原因[39]。學者管南異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國的傳播與失落》認為，“《麥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國的傳播中吸引了眾多效仿霍爾頓的行為”[40]150，“霍爾頓與社會疏離”[40]150主題成為中國讀者接受小說的普遍視角，但小說“經典化進程丟失了原作中包含的‘自我懷疑’精神，未能給中國文化輸入一種不比‘自由’低價的‘成長’素質”[40]149。

有的研究者從存在主義角度進行解讀。趙穎的《試析霍爾頓形象中的薩特存在主義思想》一文認為，霍爾頓的叛逆體現了“存在先于本質”，霍爾頓的理想體現了“自由選擇”，霍爾頓的結局說明“自由選擇”必須承擔責任，很好地體現了薩特的主要哲學思想[41]。從存在主義視角研究的文章還有魏磊的《存在主義視角下的艱澀成長》（《電影文學》2009 年第24 期），杜璇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之存在主義的荒誕性》（《銅陵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等。

還有對小說跨界、跨學科方面的研究。張勇的《霍爾頓的世界——從社會認知視角闡述〈麥田里的守望者〉》，運用“社會認知”概念分析霍爾頓的世界，認為霍爾頓所在的實際世界和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都屬于霍爾頓的社會認知領域[42]。陳華妮的《從語言學的視角解讀〈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召喚結構》（《語文建設》2015 第24 期），鄭宇的《解讀〈麥田里的守望者〉中召喚解構理論的美學呈現》（《語文建設》2015第24期），對屬于語言學、心理學、美學交叉領域的小說“召喚結構”進行了分析解讀。

三、結語

綜上所述，經過40年的努力，我國學界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視角不斷延伸，批評方法更加多元，產生了一批富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在筆者檢索的119 篇核心期刊論文中，其中20 世紀90 年代13 篇，其他106 篇均集中在新世紀前二十年。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還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雖然我國學界發表的研究文章數量不少，但高質量的成果仍然不多，在筆者檢索到的1300多篇文獻中，核心期刊論文119篇，占比比較小。第二，我國學界對小說主題、主人公形象、語言、敘事、象征、宗教思想研究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復、跟風等現象。第三，由于研究者對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參差不齊，一些文章缺乏理論支撐。第四，對塞林格以及其作品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全面，對作家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把握還不很到位，對小說的研究和闡釋不夠透徹，研究的系統性和延展性不足。第五，有些研究者對美國文化的研究存在斷章取義、文本誤讀、牽強附會的情況。

深刻的小說可以反映和映射現實，表達思想，引發思考，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正是這樣一部作品，為讀者和學界留下了思考和研究的廣闊空間。我國學界今后應避免老生常談、新瓶裝舊酒的現象，從仍有較大研究空間的視角入手，如敘事分析、意象解讀、文化解讀、讀者接受、文本翻譯研究、跨學科綜合研究等，進行更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同時，研究者應加強對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的學習，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論水平，隨著新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的推出，我們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也將更加豐富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