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區域差異和收斂性研究*

王家庭 袁春來 馬寧 姜銘烽

數字經濟是以互聯網的發展為前提，以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與應用為重要載體，將數據資源這一生產要素廣泛應用于實體經濟、不斷提高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水平，加速生產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新型經濟形態。隨著數字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數字經濟依托其迅速整合、全面普及和高效滲透等產業優勢，已經成為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一方面，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 萬億元，占GDP 比重為41.53%。另一方面，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日益凸顯，逐漸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障礙?！笆奈濉币巹澝鞔_提出，要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健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制，進而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伴隨著八大綜合經濟區①劃分構想的提出，以八大綜合經濟區為主體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逐漸成為新時期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方若楠等，2021）。因此，促進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協同發展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引領建設經濟強國的戰略部署。經濟基礎、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及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參差不齊使得八大綜合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會存在一定差距，但過大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差異勢必會阻礙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綜上，研究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相對水平、分布動態和收斂特征，分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及來源，對縮小區域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一、關于數字經濟的相關綜述

關于我國數字經濟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當前學術界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方法可歸納為三種：直接測算法（許憲春等，2020；朱發倉等，2021）、指標體系法和衛星賬戶法（楊仲山等，2019），其中，較多學者采用指標體系法對不同空間尺度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研究。全國層面，薛偉賢等（2004）較早地捕捉到互聯網和信息技術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研究并建立了包含國家經濟實力與政策保障、網絡基礎設施、網絡應用水平、網絡經濟人力資源和電子商務狀況等五個基礎層面的中國網絡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測算了中國1997—2000年網絡經濟水平指數。區域層面，吳傳清等（2021）從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以及產業數字化三方面構建了評價指標體系，著重對長江經濟帶進行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分析。省域層面，劉軍等（2020）以信息化發展指標、互聯網發展指標、數字交易發展指標為三個一級指標設計了評價體系，分別測算了2015—2018年我國各省份數字經濟年平均指數；丁川（2020）從經濟發展、產業發展、人力資本、信息化、綠色發展構建了中國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對全國31 個省份2013—2017 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開展靜態評價。城市層面，劉傳輝等（2021）構建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基礎、科學教育支撐、人力資源支撐、經濟發展基礎五個維度的城市數字經濟指數指標體系，對六大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平原城市群）所涉及的106個城市2007—2016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評價。第二，數字經濟發展地區差異研究。王彬燕等（2018）采用插值模擬和Zipf位序—規模法則，從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探究了我國2016 年數字經濟發展格局特征。田俊峰等（2019）綜合運用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測度分析了2016 年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特征以及空間分異情況。劉傳明等（2020）直接利用騰訊相關平臺公布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數據，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數測度了五大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長中游以及成渝）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余麗等（2021）基于Theil 指數法和灰色關聯法探討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現狀及其成因。同時，當前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空間收斂性的研究存在空缺，這一研究內容亟待學者關注。

相對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在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傳統區域或省域、地級市的對象選擇，從八大綜合經濟區的視角出發，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在研究內容上，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熵值測算結果為分析基礎，進一步研究了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差異來源、分布動態以及收斂性。在研究方法上，引入Dagum基尼系數及分解方法挖掘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區域差異的來源，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分析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分布動態，構建多重收斂模型檢驗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收斂特征。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

本文主要采用熵權法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結合基尼系數法和收斂模型對八大綜合經濟區的區域差異特征進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

1.基尼系數及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Dagum 基尼系數及分解方法（Dagum C，1998）對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區域間差異、區域內部差異以及超變密度進行測算。作為一種區域差異的測量方法，Dagum提出的基尼系數測算方法不僅解決了傳統基尼系數無法分組測算的問題，而且為分析區域差異來源以及地區間交叉重疊所引起的不平衡提供了思路（顏建軍等，2020），成為諸多學者研究區域差異問題的常用方法（葉菁菁，2021；鄧宗兵等，2020；于偉等，2021）。

2.收斂模型

本文采用收斂模型進一步探究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演變特征，包含σ收斂、絕對β收斂等相關檢驗。

σ收斂是指各經濟區內部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小的趨勢，本文引入變異系數（Cv）進行σ收斂的實證檢驗（Butnaru G I，et al.，2017）。一般地，當變異系數的值較小時，觀測數據具有較小的變異性和較高的穩定性，具體計算公式為：

其中，j表示各個經濟區（j=1，2，3，…n），i表示經濟區內的省份（i=1，2，3，…n），nj為經濟區j內的省份個數，為經濟區j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

β收斂是指由于初始發展水平較低的經濟區與初始水平較高的經濟區相比具有更高的發展速度，不同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發展中會逐漸一致而最終呈現的收斂狀態，進一步地，絕對β收斂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將逐漸收斂到相同的水平。絕對β收斂模型為：

其中，yi,t+1和yi,t分別為經濟區i在t+1和t時刻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β為收斂系數，若β顯著為負，則說明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β收斂，μi為空間效應，ηt為時間效應，εit為干擾項?？紤]到區域間要素交換和信息交流日益頻繁，不同經濟區間數字經濟發展存在著交互影響，因此，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構建β收斂，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包括空間杜賓模型（SDM）、空間滯后模型（SAR）以及空間誤差模型（SEM）?？臻g杜賓模型為：

當λ=0時，選擇空間滯后模型；當λ+δβ=0時，選擇空間誤差模型；當λ≠0且λ+δβ≠0時，選擇空間杜賓模型。

（二）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指標選取

數字經濟從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過渡而來，逐漸成為重塑社會發展動力的新經濟。作為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滲透于整個社會活動系統，伴隨著傳統經濟的數字化演進和數字技術的產業化實現，數字經濟呈現蓬勃發展態勢（左鵬飛等，2021）。采用單一指標無法客觀全面地反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隨著數字經濟的高速增長，相關產業對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服務以及科技創新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按照科學性、全面性、系統性和可比性的原則，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成果（溫珺等，2019；張永恒等，2020；萬曉榆等，2019）的基礎上，構建了包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四個維度37 項指標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

第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載體，這一維度以硬件設施和互聯網資源的建設使用情況為具體內容選取指標。第二，數字產業化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部分，主要是指提供數字相關產品和技術服務的各類經濟活動。在參考楊慧梅等（2021）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圍繞電子信息制造業、信息通信業以及軟件服務業等三大產業進行數字產業化的指標選取。第三，產業數字化部分主要指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應用，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內容，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本文借鑒王軍等（2021）的變量選取，從農業數字化、工業數字化以及服務業數字化三方面來體現產業數字化。第四，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是決定一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與規模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有利于地區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主要從政務環境與創新環境兩方面選取指標。

2.數據來源

上述測算指標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工業和信息化相關研究報告和公布數據、歷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EPS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年鑒》《中國信息產業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等。

3.數據處理

選取2010—2021年為研究樣本區間，樣本為我國除西藏外的30個省級地區，并對原始數據進行如下處理，以得到完整的面板數據：一是采用插值法補齊缺失值；二是在原始數據的基礎上整理計算得出部分指標，如每平方千米光纜線路長度、人均互聯網網頁數、每百人擁有網站數、每百人擁有域名數、開通互聯網寬帶業務的行政村比重、工業應用互聯網比重和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比重。

三、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本文運用熵值法計算得出2010—2021 年我國30個省級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在此基礎上測度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見表2）。分析表2可以發現，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以下特征。

表2 2010—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第一，全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呈現上升趨勢，綜合指數由2010年的0.123上升到2021年的0.197，年均增長率為4.413%，表明近幾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就數字經濟發展的評價維度來看，數字產業化水平和產業數字化水平相對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

第二，從區域層面分析，各綜合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2010—2021 年均保持上升趨勢。同時，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的特征尤為顯著，依據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算均值對八大綜合經濟區進行排名，結果為：東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北部沿海地區＞西南地區＞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東北地區＞西北地區，均值依次為0.354、0.272、0.257、0.125、0.096、0.096、0.087、0.059，其中東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位列八大綜合經濟區前三。

第三，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增速差異顯著，位列前三的是黃河中游地區、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經濟區，年均增長率依次為8.488%、7.472%和5.989%；長江中游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和南部沿海地區經濟區次之，年均增長率依次為4.683%、4.035%和3.757%；位列后兩位的是東北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經濟區，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628%和2.082%。

四、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差異

本文運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對2010—2021年全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差異以及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內差異分別進行了測度，結果分析如下。

（一）全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差異

由圖1 可知，總體基尼系數由2010 年的0.444下降到2021 年的0.414，下降幅度為6.757%，表明研究期間內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差異呈下降趨勢。此外，樣本期內總體差異的變化情況可分為兩個階段，表現為在2010—2018 年連續下降，而在2018—2021 年緩慢上升。樣本期前半段下降區間中，2013—2014 年總體差異的下降幅度最大，為2.083%；2014—2015 年、2012—2013 年 和2010—2011 年的降幅次之，依次為1.655%、1.370%和1.126%；2016—2017 年、2017—2018 年、2015—2016 年和2011—2012 年總體基尼系數的降幅均在1.000%以下，分別為0.725%、0.487%、0.481%和0.228%。2018 年后，總體基尼系數不再縮小，2018—2019 年、2019—2020 年、2020—2021 年的變化幅度分別為0.000%、0.244%和0.976%。

圖1 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差異

（二）八大綜合經濟區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差異

由表3可以得到各經濟區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差異特征。從區域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差異的變化趨勢看，東北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經濟區的內部差異表現為持續下降趨勢，基尼系數分別從2010 年的0.191、0.411 下降至2021 年的0.147、0.332，下降幅度分別為23.037%和19.221%；南部沿海地區和西北地區經濟區的內部差異表現為波動下降趨勢，基尼系數分別從2010年的0.341、0.095下降至2021年的0.292、0.094，下降幅度分別為14.370% 和1.053%，黃河中游地區、東部沿海地區、西南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經濟區的內部差異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基尼系數分別從2010 年的0.156、0.087、0.194、0.087 上升為2021 年的0.392、0.157、0.277、0.096，漲幅分別為151.282%、80.460%、42.784%、10.345%。從區域內部差異的平均水平來看，北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和西南地區經濟區位列前三位，差異均值依次為0.376、0.318、0.278，黃河中游地區和東北地區經濟區次之，差異均值分別為0.244和0.163，東部沿海地區、西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經濟區位列后三位，差異均值依次為0.112、0.108、0.089。

表3 2010—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區域內差異

五、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收斂分析

（一）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σ收斂分析

由表4 可知，全國的σ收斂系數由2010 年的1.011下降至2021年的0.857，降幅為15.233%，表明全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σ收斂特征，即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逐漸縮小，這與前文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差異呈下降趨勢的測度結果相一致。分區域來看，研究期間內，黃河中游地區、東部沿海地區、西南地區、長江中游地區、西北地區等五個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σ收斂系數呈上漲趨勢，漲幅依次為187.519%、62.947%、48.057%、17.127%、15.664%，說明以上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不存在σ 收斂，其余經濟區包括東北、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區的區域內部差異均表現為下降趨勢，降幅依次為26.897%、18.706%、12.465%，表明這三個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存在σ收斂，即這三個經濟區內部各省份間數字經濟發展的差距有縮小趨勢。

表4 2010—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σ收斂演變

（二）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β收斂分析

σ收斂檢驗假設各個經濟區相互獨立，未考慮區域之間的空間依賴關系，而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經濟區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效應，因此，本文進一步利用空間收斂模型進行β收斂檢驗。

1.空間相關性檢驗

為了研究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依賴和空間溢出特征，本文根據30 個省級地區2010—2021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結果，利用軟件Stata/MP14 測度2010—2021 年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Moran’s Ⅰ指數值，并繪制了局部的Moran散點圖，如表5和圖2所示。

圖2 Moran散點圖

根據表5 的測算結果，樣本期內數字經濟發展的全局Moran’s Ⅰ指數值均為正值，指數值介于0.152—0.179，且P≤0.1，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在空間上并不是無序分布，而是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會受到相鄰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經濟區表現出聚集現象，而水平較低的經濟區則與較低的相鄰。從變化趨勢來看，樣本期內全局Moran’s Ⅰ指數值處于上下波動狀態，但均在0.152之上，說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較強的空間相關性。

全局Moran’s Ⅰ指數表明相鄰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集聚效應，但不能體現空間集聚的局部特征，而Moran 散點圖可以反映空間集聚的局部形式。為了深入揭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集聚模式，本文繪制了30 個省級地區在2010 年、2014年、2018 年和2021 年數字經濟發展的Moran 散點圖（見圖2）。由圖2可知，絕大多數的省份位于H—H和L—L集聚板塊。

2.收斂模型檢驗

在選擇實證模型時，本文檢驗了空間杜賓模型的適用性。Hausman檢驗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假設，故選擇固定效應進行分析。由表6 可知，絕對β收斂的Wald 檢驗（SAR）和Wald 檢驗（SEM）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P＜0.01），拒絕了SDM模型能簡化為SAR 模型和SEM模型的原假設；LR檢驗的結果（P＜0.01）更加肯定了SDM 模型的適用性。綜上，本文將利用SDM 模型進行收斂分析。

表6 空間杜賓模型適用性檢驗

3.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絕對β收斂

表7 報告了總體及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絕對β收斂檢驗結果，分析表7結果可得，全國與北部沿海地區、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中游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區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收斂系數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為負值，表明其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絕對β收斂，即數字經濟發展趨于向各自穩態水平收斂，同時，根據其收斂系數的絕對值大小可以發現各地區的收斂速度存在差異，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西北地區＞北部沿海地區＞長江中游地區＞西南地區。東北和南部沿海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收斂系數為負值，但并不顯著；黃河中游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收斂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表明該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呈發散特征，即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有擴大趨勢。

表7 2010—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絕對β收斂檢驗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首先運用熵值法測算得出2010—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然后采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法測算出了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區域差異，并進行了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σ收斂、β收斂分析。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研究期間內，全國及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呈現上升趨勢；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非均衡特征顯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區平均水平最高，西北地區經濟區平均水平最低，綜合指數年均值分別為0.354、0.059，黃河中游地區經濟區增速最快，北部沿海地區經濟區增速最慢，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488%、2.082%。

區域內部差異較大。研究期間內，全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差異呈下降趨勢，總體基尼系數由2010年的0.444下降到2021年的0.414；北部沿海的區域內部差異最大，長江中游地區的區域內部差異最小，差異年均值分別為0.376、0.089。

收斂趨勢不明顯。就σ收斂而言，八大綜合經濟區總體以及東北地區、北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經濟區均存在σ收斂特征；就絕對β收斂而言，總體與北部沿海地區、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中游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區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均存在絕對β收斂，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區收斂速度最快。

提高對數字經濟的支持力度，推動數字經濟有序發展。優先發展數字基礎設施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建設高速、穩定、安全的寬帶網絡，完善5G 基站布局，加強數據中心建設，將為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同時，加大對數字產業化的支持力度，鼓勵傳統產業向數字化轉型升級，推動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此外，還需積極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包括制定相關法規政策，保障數字產業的知識產權，加強數據安全保護等，以提高數字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這將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打下堅實的數字基礎，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高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為構建數字經濟強國貢獻力量。

關注數字經濟發展短板，立足各地區產業發展特點，推進我國數字經濟協同增長。數字經濟作為當今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其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問題已成為亟待解決的挑戰。為了彌補數字經濟發展短板，有效提升數字經濟整體水平，我國應立足各地區產業發展特點，推進數字經濟的協同增長。不同經濟區擁有各自獨特的產業特點和優勢，應積極把握并發揮這些特點。東部沿海地區和南部沿海地區等高水平經濟區可以加大對數字經濟的支持力度，促進數字產業的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經濟在這些區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要引導地區要素的流動和共享，打破地區之間的信息孤島，形成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的局面。例如，可以建立數字經濟發展示范園區，吸引人才和資本的流入，推動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此外，要著力縮小高水平經濟區和低水平經濟區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差距。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東北地區、西北地區等低水平經濟區在數字經濟發展中面臨較大的挑戰，政府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鼓勵創新創業，提升產業技術水平，推動數字經濟的快速躍升?？梢酝ㄟ^建設數字經濟特色產業園區，吸引數字經濟企業落戶，加強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促進數字經濟的跨越發展?？傮w來說，要以全局視野關注數字經濟發展短板，通過全國和區域層面的戰略規劃和政策引導，實現數字經濟協同增長。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化和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全面完善，同時注重區域內要素流動共享，通過差異化的政策措施推動低水平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最終縮小區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全國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

重視經濟區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差異，打造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首先，重點縮小北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和西南地區經濟區在數字經濟發展的省際差距。對于經濟區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省級地區，應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數字化普及水平。政府可以引導資金和技術向這些地區傾斜，鼓勵數字產業的發展，推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時，要增加地方在教育和科技領域的財政投入，加強知識型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提高人才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從而縮小區域內數字經濟發展的各維度的省際差距。其次，政府應根據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絕對差異演變和收斂特征，采取相應的措施。例如，在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區，可以發揮其產業結構、資本投入、政策環境等的數字經濟正向推動作用，繼續引導和扶持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同時，在東部沿海經濟區等高水平經濟區與低水平經濟區之間，可以加強產業協作和技術交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互補性，避免區域內部數字經濟差距過大。此外，要建立健全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及時監測和評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變化，為政府制定針對性的政策提供科學依據。加強數據共享和信息交流，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共識和合力，推動區域內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另外，還要鼓勵數字經濟產業園區的建設，吸引數字經濟企業和創新團隊聚集。在數字經濟產業園區，政府可以提供優惠政策和服務，支持企業的創新研發和市場拓展，促進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傊?，解決經濟區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差異的問題，需要政府制定明確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注重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化，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加強人才培養和引進，促進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形成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通過以上綜合性措施的實施，我們將有效縮小經濟區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差異，推動全國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為經濟高質量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因地制宜制定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政策，保證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于沿海高水平經濟區，應進一步強化其發展引領作用，充分利用自身發展優勢，特別是在科技創新方面，加強數字技術的研發投入。政府可以出臺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和資金扶持政策，吸引更多科技企業和創新團隊落戶該區域，形成科技創新的聚集效應。同時，加大對高水平經濟區數字經濟企業的扶持，鼓勵數字技術在各個行業的應用，推動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這樣，不僅可以促進高水平經濟區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還能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技術溢出效應，推動整個國家數字經濟的提升。對于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東北地區、西北地區等低水平經濟區，需要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互聯網普及率。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只有保證基礎設施的完善，才能支撐起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政府可以加大資金投入，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縮小與高水平經濟區之間的差距。同時，低水平經濟區可以積極探索數字經濟與當地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模式。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提高傳統產業的智能化水平，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以地方政府為催化劑，推動數字經濟實現均衡發展。首先，地方政府可以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政策支持。其次，政府可以推動數字經濟企業與當地企業合作，促進數字技術的傳播和推廣，帶動整個區域數字經濟的發展。這樣，低水平經濟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將逐步提升，與高水平經濟區之間的差距將會減小。為了實現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政府需要加強區域間的合作與交流。八大經濟區可以建立數字經濟發展的聯席會議機制，定期召開會議，分享經驗，協調政策，解決共性問題。此外，各經濟區可以共同制定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劃，形成合力，共同推進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傊?，為了保證八大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府需要制定針對不同經濟區的發展政策。對于沿海高水平經濟區，要加強科技創新，形成技術溢出效應；對于低水平經濟區，要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與當地產業融合發展。同時，要加強區域間的合作與交流，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合力，最終推動我國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

注釋

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于2005 年6 月中旬發布《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報告提出八大綜合經濟區的劃分構想，包括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北部沿海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東部沿海地區（上海、江蘇、浙江）、南部沿海地區（福建、廣東、海南）、黃河中游地區（陜西、山西、河南、內蒙古）、長江中游地區（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地區（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西北地區（甘肅、青海、寧夏、西藏、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