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時空分異特征和空間演進*

趙嫚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也明確提出要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文化優勢是最根本、最核心、最持久的競爭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的起點要擔當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笆濉币詠沓捎宓貐^發展駛入快車道，已經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改革創新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也有了較快增長。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打造高質量發展重要增長極”的重大決策部署，以及川渝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設規劃的布局實施更是加快了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的進程，要求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推動文旅融合，激發新動能、形成新優勢。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下厘清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發展趨勢，進而科學分析文旅融合發展的實際情況，探尋新時期成渝地區文旅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向和發展路徑，對進一步助推成渝地區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文旅融合是當前文旅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國內外學者關于文旅融合研究的涵蓋面較廣，相關研究數量呈逐年增加態勢?，F有研究一方面是圍繞文旅融合的理論探討，包括文旅融合的內涵闡釋、融合模式和發展機制等。文旅融合既是文化旅游產業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過程（程錦等，2011），也是文化資源旅游化開發的過程（劉睿，2015；張朝枝等，2020）。文旅融合并不是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簡單的相互疊加，是產業內外作用力通過相互作用、調整與反饋促使文旅產業協同的動態平衡演進（趙嫚等，2022），也是從資源到產品、產業的多內容融合（Brown，et al.，2000；程瑞芳等，2020），應該根據不同區域特點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田志奇，2019；程錦等，2011）。另一方面是聚焦文旅融合的相關應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旅融合測度、融合影響因素、融合效應分析等內容（Azmi，et al.，2016；Connell，2014）。分析區域的選擇上主要以全國、省級行政單位為主，研究方法多是采用指標體系、耦合協調模型等非回歸的方法進行耦合協同的研究（殷為華等，2022；翁鋼民等，2016）。部分學者也利用固定效應等回歸方法探究了產業融合對產業績效、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程瑞芳等，2020），認為文旅融合可以促進產業間的良性互動發展和城市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提高城市形象（Buhalis，2015）。然而已有成果對于區域層面文旅融合的研究較為有限，研究內容較少關注文旅融合的有機過程，尤其忽略了文化和旅游互動融合過程的動態演變，對其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

成渝地區作為我國重要的文旅協同發展集群，具有明顯的巴蜀地域文化特征，但文化和旅游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較為突出，進一步厘清區域內文旅融合發展進程中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層矛盾，找到影響文旅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因素，著力破解文旅融合的要素配置瓶頸和區域協同政策難題仍需要更多地深入探討和實踐驗證。自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提出以來，相關話題已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文旅方面的已有研究主要聚焦紅色資源開發、旅游景區合作、城市旅游合作以及促進區域經濟繁榮、文化進步等方向，以文化資源辨析、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城市文旅協同為主（尹偉等，2022；馬衍明等，2022），研究方法偏向于定性描述，對于全區域層面文旅融合定量與定性結合、產業與空間結合的研究較為有限，更具實踐性的政策建議不足。

以上不同視角的文旅融合理論與應用的探索為本文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礎和有效借鑒，但與文旅融合的發展實踐和引導區域發展的急迫需求相比，現階段對于跨區域、中觀視角文旅融合的量化研究、動態演變分析等方面的闡釋仍有廣闊的探索空間和很強的研究價值。成渝地區作為重要城市集群之一，對其文旅融合進程開展深度剖析尤為必要。鑒于此，本文基于文旅融合水平的測度，對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發展現狀、動態演變、空間演進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綜合分析，探索了中觀文旅產業融合的特點和規律，并基于研究結果進一步探討了契合該地區的文旅協同提升方向，以期為成渝文旅的深度融合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行建議，豐富現有文旅融合研究的內容，助推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發展向高質量、高水平、高標準提升。

二、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的時空分異特征

時空分異是指通過時間序列數據，縱向比較成渝地區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子系統以及耦合度、融合度的時序變化和空間分布變化。為了全面分析文旅產業的時空特征，時序變化按照均值時間演變趨勢進行分析，空間分布選取截面文旅融合度繪制了成渝地區城市文旅產業融合度空間分布圖。

1.數據來源與指標選擇

本文依據2021年國務院印發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確定的空間范疇①，研究對象具體包括重慶、成都、自貢、綿陽、瀘州、樂山、宜賓、遂寧、南充、達州、眉山、資陽、廣安、內江、德陽及雅安共1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同時，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指標的科學性，借鑒既有文獻（趙嫚等，2022；于秋陽等，2022；洪學婷等，2020），以2008—2021年為研究周期，選取文化以及相關產業機構數（個）、文化以及相關產業從業人數（人）、公共圖書館藏書數量（萬冊）、城鎮居民家庭全年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元）、專利授權數（件）、文化從業人數占全市從業人數比例（%）、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萬戶）7個測度指標來衡量文化產業的發展；選取公路游客周轉量（萬人）、文化、體育和娛樂從業人員（萬人）、星級飯店個數（個）、入境旅游人數（萬人）、旅游外匯收入（億元）、國內旅游人數（萬人）、國內旅游收入（億元）等7個測度指標來衡量旅游產業的發展。數據主要來源于2009—2022年省級以及各市（州）統計年鑒、2008—2021 年統計公報，CEIC 數據庫以及政府網站，缺失數值采用插值法補齊，并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水平進行測度，具體測算方法參照趙嫚、王如忠一文（趙嫚等，2022），評價標準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耦合度、融合度（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

2.時序變化特征

根據上述指標，分別對成渝地區2008—2021年的文化產業綜合發展指數、旅游產業綜合發展指數、文旅產業耦合度與融合度進行了測度，整理后如圖1 所示。整體變化視角上，成渝地區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耦合度波動幅度較小，融合水平不高；文旅產業融合度呈現緩慢提升態勢，由2008年的高度失調階段進入到2019 年的中度失調階段。雖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文旅產業發展遭受重創，導致文旅融合度在2020 年和2021 年存在一定回落，但是區域整體融合向好趨勢依然存在。同時，結合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綜合發展指數可以看出，隨著近年來國家對文化發展的重視與保護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成渝地區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文旅融合度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旅游發展整體滯后于文化產業發展，文化資源的活化利用不充分、不完全的情況長期存在，這可能是現階段成渝地區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加強旅游產業的文化資源利用，加深旅游資源的文化元素植入是未來一段時間促進成渝地區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

圖1 2008—2021年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綜合發展指數與耦合度、融合度均值變化趨勢

城市層面文旅融合水平分化明顯，內部差異較大，可以看出較為明顯地分為兩個層級（見圖2）。第一層級文旅融合水平較高，明顯高于區域文旅產業融合度均值，包括重慶、成都兩市。其中，得益于重慶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優質的文旅產品供給優勢，重慶的文旅產業融合度均值最高，進入勉強協調階段。第二層級是低于區域文旅融合度均值的14 個城市，文旅產業融合度均處在嚴重失調階段。其中，交通相對便捷、文旅產業發展較好的綿陽、樂山、南充三市文旅融合水平相對較好，城市的綜合實力為其文旅融合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成都都市圈協同發展城市中，德陽、眉山、資陽文旅融合水平較低，尤其是受到成都增長極效應影響，資陽文旅融合水平下降明顯，成德眉資一體化進程任重道遠，強有力的文旅協調發展政策還需深化落實。此外，從融合度增長率視角看，重慶、成都兩市文旅產業融合度增長率最高，其余城市文旅產業融合度增長幅度變化較小，文旅融合水平值偏低。結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成都和重慶兩市明顯依賴于自身強勁的經濟發展水平、優越的文旅資源條件和發達的交通條件，吸引優質文化和旅游資源要素向著兩大城市轉移，導致對周圈區域存在一定程度的“虹吸效應”，文旅融合優勢領先，并隨著時間趨勢優勢進一步擴大。

圖2 2008—2021年成渝地區各城市文旅產業融合度均值

3.融合度的空間分布

本部分繪制了6個時間截面的文旅產業融合度空間分布圖演示融合度空間變化特征（見圖3）。整體來看，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處在不斷變化中，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雙核極化特征依然突出。其中，2008 年，成渝地區豐富的文化資源、旅游資源由于交通、經濟發展等一系列的客觀和主觀條件限制，整體文旅產業開發步伐較為緩慢，文旅融合水平較低。成都、重慶作為區域極核文旅產業發展相對較好，融合度分別處在中度失調和輕度失調階段，文旅資源豐富和交通相對通達的瀘州、綿陽、樂山、南充、宜賓、達州、資陽7 市處在嚴重失調階段，而自貢、德陽、遂寧、內江、廣安、雅安、眉山7 市則處在極度失調階段。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見行見效，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旅游產業發展逐漸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內容，成渝地區的文旅產業發展也進入快車道，區域文旅融合水平明顯提升，到2019 年，成都和重慶兩市的文旅產業融合水平已進入勉強協調階段和初級協調階段。值得注意的是，與成都和重慶高水平的文旅融合速度相比，自貢、瀘州等14 個市的文旅產業融合水平相較于2013 年變化不大，停滯在嚴重失調階段多年，突破自身文旅產業發展瓶頸、加快文旅融合亟待破題。成渝地區文旅融合中心化特點日益突出，地域文旅融合水平差異拉大，這可能與成都和重慶兩城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強勢發展有關，增長極“虹吸效應”突出，兩大極核城市對周圍城市的“涓流效應”不明顯，導致發展不均衡現象日益突出。

圖3 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度空間分布

三、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的空間演進

為更好地探究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情況，進一步厘清成渝地區文旅產業的融合特征，本部分分別從一體化演變趨勢和空間相關性兩個視角對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的空間動態演進規律展開分析。

1.一體化分析

為探究成渝地區各城市融合度差異是否會隨時間推移逐漸降低和融合水平較低的城市是否具有更高的發展速度，對樣本城市的文旅產業融合度進行了σ收斂檢驗和絕對β收斂檢驗。在2008—2019 年間，隨著時間的推移，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度的σ 值上升，離差逐漸增大，區域內各城市融合度差異難以隨著時間推移靠自身發展降低，文旅融合趨于兩極分化的態勢明顯，這一點在前文成渝文旅融合的時序變化特征上也能得到印證。雖然2020 年、2021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成渝地區各市文游產業發展受挫，融合離散趨勢存在一定程度的暫時性回落，但文旅融合分化依然顯著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成渝地區各城市文旅產業融合度的增長不具有絕對收斂性（見表2），而是具有不顯著的發散特征，現階段成渝地區各城市文旅產業融合度水平的高低與文旅產業融合度增長率之間并不具有相關關系，文旅融合水平低的城市，其文旅融合增長率可能較高，也可能較低。在不考慮控制因素的前提下，成渝地區文旅融合水平存在一定的“馬太效應”，融合度高的城市越來越高，低融合度城市對高融合度城市不存在追趕效應，城市間文旅融合水平差距不會隨時間推移逐漸消除，因而需要有效的合作機制和政策作用加以引導和扶持，來降低不斷擴大的文旅產業融合差距。

表2 2008—2021年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絕對β收斂檢驗結果

2.空間相關性分析

從空間格局變化上，本部分采用以空間關聯測度為核心、探究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空間分布特征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來對成渝地區文旅產業的融合度是否存在相關性進行了進一步測度，采用莫蘭指數進行度量（鄭濤等，2017；劉佳等，2016）。從全局莫蘭指數的結果可以看出（見圖4），成渝地區文旅融合存在一定的負向空間聚集關系，相鄰城市之間的文旅融合水平差異較大，尚未形成高文旅產業融合度聚集的城市群落。雖然2008—2013年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集聚趨勢，但2013年后，離差增大，高文旅產業融合度的城市更不容易聚集。

圖4 2008—2021年成渝地區城市全局莫蘭指數

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度的局部空間自相關演變情況如圖5 所示，區域內各城市主要聚集在“低—高”“低—低”區域，空間聚集差異較大，區域范圍內多數城市的文旅融合水平相對落后，尤其是居于“低—高”區域的城市（眉山、德陽、內江、遂寧、雅安、資陽、瀘州、廣安、雅安、達州）較多，這些城市雖然緊鄰成都和重慶兩大融合度較高的城市，就文旅融合的效應來看，增長極城市對其的“虹吸效應”更為突出，現階段需要警惕文旅融合相對弱勢城市的資源流向核心城市的發展態勢。區域內暫無“高—高”關聯城市，“高—低”關聯區域也僅有成都和重慶，具有強溢出效應、高文旅融合水平的城市集群尚未形成。雖然成都、重慶兩市本身是文旅融合水平較高的城市，但是由于周圈城市的文旅融合水平明顯較低，尚未形成互動互促態勢，城市帶動作用力不足，強有力的區域合作和文旅協同機制還需強化。從發展趨勢來看，2008—2021 年，成渝地區內各城市的文旅融合空間集聚變動不大，成都和重慶兩大融合水平較高的城市“高—低”聚集態勢持續，極化效應更強，自身融合水平升高，其周邊城市持續處在低融合度狀態，“馬太效應”趨勢更加明顯；“低—高”“低—低”區域的城市一直沒有變化，且由于受到鄰近高融合水平的成都和重慶影響，持續的“虹吸效應”導致資陽、德陽等城市離散趨勢更強，自貢等市的融合洼地更加明顯，側面反映出成渝地區現階段的區域協同力較弱，文旅融合離散趨勢增強的發展狀態。

圖5 成渝地區城市莫蘭散點圖

四、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的影響因素

文旅產業的融合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僅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本身能夠影響文旅融合的態勢，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要素也會影響成渝地區文旅產業的融合進程，本部分別從文旅產業視角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對影響區域文旅融合的因素進行探究。

1.文旅產業內部影響因素

借助面板回歸模型，以構建文旅產業融合度的14 個指標為解釋變量，其中文化產業（簡稱C）、旅游產業（簡稱T）的綜合發展指數分別由7個指標構成，以對應的文旅產業融合度為被解釋變量Y。通過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后，基于Hausman檢驗選擇固定效應模型，F檢驗與異方差檢驗顯著，R2大于0.9，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好，文旅產業各影響因素與融合度之間存在相關性，固定效應模型適應性較好，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影響因素回歸結果1

由表3 可知，影響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發展的前三位因素分別是文化以及相關產業機構數、國內旅游收入、星級飯店個數，旅游產業是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主要驅動產業，旅游承載力強于文化產業。就旅游產業來說，公路游客周轉量、文化、體育和娛樂從業人員、入境旅游人數、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人數、國內旅游收入對文旅融合起到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作用關聯系數以國內旅游收入（0.341）關聯最強，其次為星級飯店數，這表明在影響文旅融合的旅游產業側，國內旅游產業效益和目的地接待環境有助于文旅融合的進程。就文化產業來說，文化以及相關產業機構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專利授權數、文化從業人數占全市從業人數比例、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五個指標對成渝地區文旅融合起到正向促進作用。其中，正向促進作用最強的是文化及其相關產業機構數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表明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基礎和互聯網普及水平能夠有效促進區域文旅產業的融合，側面說明了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的活化利用是新時期推動文化產業旅游化開發的重要手段。文化以及相關產業從業人數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文旅融合的步伐，公共圖書館藏書數量的影響系數為不顯著水平下的0.061，表明公共圖書館藏書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旅融合，但現階段作用效應尚未顯現。

2.外部影響因素

通過文獻分析，本部分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R&D內部經費支出（X3）、第三產業年末就業人數（X4）、公路總里程數（X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X6），探究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需求、基礎設施、產業環境等要素對文旅融合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考慮到數據單位不同，對數據進行了無量綱化處理。

表4 影響因素回歸結果2

從總體來看，市場需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交通基礎設施（公路總里程數）對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產生的影響具有更強的作用效應，影響系數為1%顯著水平下的0.322 和0.236，說明地方市場需求越強，越有助于推進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開發。交通設施的相對通達性，尤其是對區域內部分相對交通不通暢的城市來說，也是促進文旅融合的重要條件。相較于市場需求和交通基礎設施，其余因素影響相對較弱。經濟發展水平能夠顯著影響文旅產業融合度，人均GDP 越高，文旅產業融合度越趨向于正向提升。創新水平對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作用效應不顯著，存在一定的抑制性，這可能是由于現階段成渝地區內絕大多數城市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還處在初級階段，獨立性較差，更多是聚焦量的提升，產業發展依賴于地區的經濟水平、市場需求等外部因素，創新活動對文旅融合的作用不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成渝地區16 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以2008—2021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探究了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水平，對其融合的時空動態演變、一體化趨勢和空間自相關性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對其內外部影響因素進行了探究。一是文旅融合總體水平較低，處于嚴重失調階段，融合水平兩極分化，成都、重慶顯著領先于其他14 市；文旅融合水平總體呈上升態勢，各市發展速度不一，發展要素向成都、重慶兩大核心城市轉移，出現顯著的“虹吸效應”，強有力的文旅協調發展策略和政策還需深化落實。二是中心化特點日益突出，形成了以成都和重慶兩市為中心的空間結構；文旅融合一體化趨勢較弱，離差逐漸增大，離散趨勢明顯。各城市間文旅產業融合度具有不顯著的發散特征，文旅產業融合度水平的高低與文旅產業融合度增長率不具有相關性，城市間文旅融合的差距難以自行解決，需要施加外力作用來加以引導和扶持；從空間變化趨勢看，極核城市對周圍城市的帶動效應不明顯，“馬太效應”突出，現階段空間集聚性尚未顯現，空間關聯性呈現下降態勢。三是影響因素方面，旅游產業要素對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促進作用相較文化要素更明顯，國內旅游產業效益和目的地接待環境有助于推進文旅融合的進程，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基礎和互聯網普及水平能夠有效促進區域文旅產業的融合；外部影響要素中市場需求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正向作用最強，經濟基礎越好在一定程度上越能促進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中度和低度耦合協調城市獨立性較差，如達州等，文旅融合更多依賴于地區的經濟水平、市場需求等外部因素。

文旅融合是成渝地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考慮到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現狀和實際可操作性，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強化落實一體化協同合作機制

由分析可知，現階段成渝地區文旅產業的融合還處在起步階段，區域差異較大，建立跨區域的政府協作機制，貫徹落實統籌協調措施迫在眉睫。一是頂層設計細化落實。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規劃綱要》《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設規劃》的基礎上，從區域頂層合作、產品開發、線路設計、硬件設施等方面落實跨區域合作機制，支持建立文旅融合發展平臺，在文化旅游產品開發、文化旅游線路設計和交通聯合等方面建立協作機制。二是加強資源整合。做到先行先試，加強文化政策互惠互享，突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文旅聯動，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務實合作，打造一站式成渝文旅公共服務矩陣，打破區域限制。三是優化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模式。聯合川渝文化旅游企業聯盟，以整合營銷為思路，推進成都、重慶兩市互設文旅深度營銷中心，加強現有圖文、音頻、短視頻、直播等新媒體宣傳平臺的鏈接和信息互動，聯合對重點文旅資訊、文旅產品進行全面、即時、立體化的宣傳推廣，打通多維聯合營銷路徑。

2.聚焦重大項目加強區域聯動

由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空間變化趨勢可知，現階段成渝地區極核城市對周圍城市的帶動效應不明顯，空間集聚性尚未顯現，空間關聯性呈現下降態勢，以重大項目引領有助于加快區域文旅聯動進程。一是川渝地區可聯合申請國家級重大文旅項目落地和相關支持，發揮川渝兩地西部內陸開放高地優勢，爭取國家相關部委支持、落地重大聯合項目。二是加深重點項目優勢引領，圍繞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項目、重點工程，深入落實清單化管理和項目化推進，爭取納入國家文旅部重點項目名單。三是著力打造高能級核心吸引物，塑造“巴蜀文旅”品牌矩陣，在“巴蜀品牌”的品牌統領下，延伸出城市、產品等子品牌，構建具有鮮明巴蜀特色的文旅品牌體系。例如，在成都、重慶兩大國際旅游城市引領下，整合三星堆、大足石刻等知名資源，探索推進文旅融合IP 工程，拓展“文化+旅游”產業空間。

3.深入實施差異化應用措施

研究顯示，成渝地區文旅產業融合水平差異較大，成都、重慶顯著領先于其他14市，且達州等文旅融合水平較低城市的文旅融合進程更多依賴地區的經濟水平、市場需求等外部因素影響，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對策是推動成渝文旅融合的重要內容。一是成都、重慶文旅融合水平較高城市，文旅融合除去量的積累，更重在質的提升。多舉措、多維度、多體系的文旅深度融合產品開發，深度融合場景創新、深度融合市場拓展是未來階段成都和重慶兩城市文旅產業融合發展的主要方向。二是眉山、德陽、內江、遂寧、雅安、資陽、瀘州、廣安等文旅融合水平明顯較低城市，現階段，無論是旅游市場、文化資源開發，還是旅游基礎設施投入和建設能力水平還不足，如何“活化”現有的文化資源、擴大旅游市場規模仍是當前的發展重點。三是以成都、重慶兩大極核城市為依托嘗試融合突破，試點探索整合跨區域文旅資源，深化寬窄巷子、洪崖洞“寬洪大量”文旅雙城合作經驗，加快文旅資源聯動、效益分成、專題營銷等全方位的合作探索。

4.增強數字技術文旅產業應用

研究發現，成渝地區文旅融合兩極分化趨勢明顯，一體化趨勢較弱，且旅游產業要素對成渝地區文旅融合的促進作用相較文化要素更明顯。為更好聯動各市文旅發展，弱化虹吸效應，一是以成渝地區國家5A、4A 級景區為重點，借助數字孿生、多語言交互等新型體驗技術催生線上線下一體化、在線在場相結合的數字文旅新產品、新體驗，突破區域限制，高水平建設跨區域一體化的智慧旅游體系。二是推出成渝文旅一體化智慧服務平臺。借鑒“長三角PASS”經驗，整合成渝地區景區景點，要加快微信小程序等移動服務平臺布局，方便游客獲取旅游資源信息，為游客提供更豐富和優質的文旅服務，帶來更高效、便捷的出游體驗。三是成都、重慶等文旅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要加快建設以云在線、智能交互、跨界融合為特征的新業態和消費模式，內江、遂寧等文旅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鼓勵立足特色資源和產業優勢，因地制宜發展數字文旅特色產業，推動數字技術在鄉村文脈保護傳承、最美古鎮古村落創建中的創新應用。

5.創新文旅深度融合環境支撐

根據研究結論，地方市場需求越強越有助于文旅協同，交通設施的通達性對交通不暢城市的文旅融合促進作用更強，因此，創新文旅深度融合環境支撐一方面要引導消費者需求，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優勢，深入了解消費者需求，增強市場反饋應答機制，針對消費者需求不斷優化文旅產品和服務質量，積極運用5G、超高清、增強現實、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引導和培育網絡消費、體驗消費、智能消費等新模式，開發更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產品。另一方面要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完善交通網絡。加快遂寧、達州等交通相對不便城市的公路交通建設，盤活既有鐵路資源，打通城市公共交通線路與主要景區交通體系，增強不同地區間互動和交流的便捷性，提高成渝地區內部的交通通達性，打通全區域文化和旅游資源共享與整合的路徑，提升消費者文旅體驗。

注釋

①具體包括：重慶市的中心城區及萬州、涪陵、綦江、大足、黔江、長壽、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銅梁、潼南、榮昌、梁平、豐都、墊江、忠縣等27個區（縣）以及開州、云陽的部分地區，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除平武縣、北川縣）、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宜賓、廣安、達州（除萬源市）、雅安（除天全縣、寶興縣）、資陽等15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