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遺忘的史家
——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及其學術貢獻

萬文杰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東北淪陷九周年（1940）之際，卞鴻儒在《九一八（九周年紀念特刊）》上發表了《如何不忘東北——研究東北歷史之重要》一文，強調：“東北史地，在往古為諸民族活動之區域，在近世又系國際斗爭之舞臺，此一部分之史實，在國史上極占重要之地位，且較任何地方為特殊。以中國地域之廣闊，地方專史之研究，本極需要，東北特殊地方之專史，更值重視?！雹俦遄诿希骸度绾尾煌鼥|北——研究東北歷史之重要》，《九一八》1940年九周年紀念特刊，第15頁。需要說明的是，卞鴻儒著述的署名除卞鴻儒外，還有卞宗孟、宗孟。卞鴻儒于國家民族危亡之際，輾轉各地，創辦刊物，宣揚救亡圖存；他對東北史地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并通過學術的力量來呼吁國人不應忘記東北。對于這樣一位具有家國情懷且身體力行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史家，我們不應該遺忘。

一、卞鴻儒其人及其著述

卞鴻儒（1895—1976），字宗孟，既以名行（卞鴻儒），又以字行（卞宗孟、宗孟）。遼寧蓋平（今蓋州）縣卞屯村（今屬蓋州市梁屯鎮）人。中學畢業后考入沈陽高等師范學校國文史地專業，師從著名歷史大師呂思勉（呂思勉先生1920 年在國立沈陽高等師范學校任教，1926 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1940 年避居滬上租界，1951 年任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卞鴻儒對歷史文獻有著精深的研究和造詣，1922年5月24日至6月13日赴日本修學。他曾任中國國民黨熱河省黨部指導委員、江蘇省黨部特派員。1927年7月任遼寧省省立圖書館館長（首任），1945年10月23日任（中國國民黨）遼寧省政府委員，1947年2月任（中國國民黨政府）遼寧省教育廳廳長，1948年3月24日任（中國國民黨）遼寧省政府秘書長。②參見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年，第80頁?！侗屮櫲暹|寧省立圖書館鼻祖》，《沈陽晚報》2010年4月24日，第8版。

卞鴻儒一生著述頗豐，有些和職務有關，有些則是純粹的學術成果，可看出卞鴻儒是一位既有社會擔當，又有學術追求的史家。卞鴻儒的學術著作主要有：《東北之史的認識（綱要）》《東北之史的認識》、《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東北故園集》《新遼寧與新沈陽》《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校閱）、《東北史研究綱要》《東三省中日交涉史》等。①卞宗孟講稿：《東北之史的認識（綱要）》，著者自刊，1934 年。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著者自刊，1936年。卞宗孟輯述：《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行健叢書》（第三種），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 年。卞宗孟著：《東北故園集》，著者自刊，1947 年。卞宗孟著：《新遼寧與新沈陽》，沈陽：匯文印書館，1947 年。黑白學會編，卞鴻儒校閱：《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沈陽：沈陽北陵新華印書局，1931年。卞宗孟撰：《東北史研究綱要》，國立東北大學，1938年。

卞鴻儒還與學界同仁共同創辦刊物，如《啟明旬刊》《東北叢刊》等。他曾擔任《邊疆研究季刊》主編，《東北商工日報》報社社長。發表論文百余篇，涉及諸多領域，可將其論文所研究的內容分為以下幾個方面：東北地方志、東北文獻學、東北民族史和文化史、東北考古學、東北地區對外關系史等。

卞鴻儒研究東北地方志的成果有：《東北方志征訪錄》（一）（二）（三）、《熱河方志征訪錄》《館藏東北地志錄》《創修〈遼寧通志〉追紀》?！稏|北方志征訪錄》（一）一文闡明了對東北方志進行征訪的緣由，同時對遼寧省的《遼東志》《全遼志》《盛京通志》《遼寧通志》等四種方志的版本、內容、藏地進行了考證?！稏|北方志征訪錄》（二）一文征訪了《承德縣志》、《沈陽縣志》（十五卷本）、《遼陽州志》（二十八卷本）、《遼陽縣志》（四十卷本）、《鐵嶺縣志》（二卷本、八卷本）、《開元縣志》（二卷本、二十二卷本、八卷本、六卷本、十二卷本）、《蓋平縣志》（二卷本）、《海城縣志》（一卷本、八卷本）、《復縣志略》、《莊河縣志》（十二卷）、《營口縣志》、《錦州府志》（十卷本）、《錦縣志》（八卷本）、《錦縣志略》（二十四卷）、《寧遠縣志》（八卷本）、《興城縣志》（十五卷本）、《綏中縣志》（十八卷本）、《廣寧縣志》（八卷本）、《新民府志》、《新民縣志》（十八卷本）、《錦西縣志》（六卷本）等地方志的相關信息。②宗孟：《東北方志征訪錄（二）》，《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6期，第158-160頁?！稏|北方志征訪錄》（三）一文則征訪了《岫巖志略》（十卷本）、《撫順縣志略》（不分卷）、《興京縣志》（十五卷本）、《鳳城縣志書》（不分卷）、《鳳城縣志》（十六卷本）、《寬甸縣志》（二十二卷本）、《海龍縣志》（不分卷）、《通化縣志》（四卷本）、《東豐縣志》（四卷本）、《西安縣志略》（十三卷本）、《輝南縣志》（四卷本）、《安圖縣志》（十卷本）、《昌圖府志》、《昌圖縣志》（四卷本）、《奉化縣志》（十四卷本）、《懷德縣志》（十六卷本）、《鎮東縣志》（五卷本）等府州縣志。③宗孟：《東北方志征訪錄（三）——續〈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叢譚》，《黑白》1934 年第2 卷第1-2 期，第84-86 頁?！稛岷臃街菊髟L錄》《館藏東北地志錄》分別對熱河方志和遼寧省立圖書館所藏東北地志進行了征訪。

研究東北文獻學的成果有：《館藏叢書舉要》《關于遠東及東北之俄人文獻：從日籍“露亞經濟調查叢書”中所見》《熱河關系書目輯略》《沈陽刊印〈遼海叢書〉續紀》《日本刊行〈滿蒙叢書〉敘錄》《東北關系中文書目舉要》《東北舊藏書之回顧》。其中《東北關系中文書目舉要》一文搜集了詩文、小說、游記三類文獻。詩文類書目有《遼詩話》《遼文存》《遼文萃》《遼痕五種》《欒城集》《金文雅》《拙軒集》《盛京賦》《避暑山莊詩》《秋笳集》《垢硯吟》《出關詩》《東閭剩稿》《卜魁城賦》《吉林記事詩》《沈遼游草》；小說類書目有《遼陽海神傳》《南燼紀聞錄》《竊憤錄》《竊憤續錄》《阿計替傳》；游記類書目有《陷北記》《松漠紀聞》《云麓漫抄》《御塞行程》《奉使行程錄》《遼東行部志》《鴨江行部志》《絕域記略》《扈從東巡日錄》《塞北小鈔》《柳邊紀略》《寧古塔紀略》《皇華紀程》《俄界情形寫本》《沈陽日記》。④宗孟：《東北關系中文書目舉要》，《黑白》1935年第4期，第54—56頁。卞鴻儒的《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跋》《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刻石出土記》《介紹〈遼陵石刻集錄〉》《女真文刻石新發見》《沈陽刊印〈遼海叢書〉續紀》等①卞鴻儒：《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跋》，《東北叢刊》1931 年第14 期，第1-4 頁。宗孟：《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刻石出土記》，《行健月刊》1934年第1期。宗孟：《介紹遼陵石刻集錄》，《黑白》1934年第1-2期，第83-84頁。宗孟：《女真文刻石新發現》，《黑白》半月刊，1935 年第1 期，第46-48 頁，此文還收錄于：于寶林輯：《女真文字研究論文集（1911—1949）》，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83年，第145-149頁。宗孟：《沈陽刊印〈遼海叢書〉續紀》，《黑白》1934年第3期，第68-72頁。均可納入東北文獻學研究范疇。

研究東北民族史和文化史的成果有：《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東北文化發展論》。研究東北考古學的成果有：《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刻石出土記》《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跋》《扶余德勝陀頌碑敘記》《女真文刻石新發現》。研究東北地區對外關系史的成果有：《由歷史上談東北與國際》《介紹〈東三省交涉史〉》《東北對外貿易概論（未完）（附表）》《東北對外貿易概論（續）》《東北與韓國之國際關系》《美國遠東外交與東北問題關系之史的觀察》《東北國際大事年表》等。

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成果，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睹駠鴷r期東北史地論著三種輯注》一書收錄了卞鴻儒的《東北之史的認識》《新遼寧與新沈陽》《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著作三種并進行了校注，同時對卞鴻儒三種著作的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和學術價值進行了分析。輯注者認為“此三書背后體現的時代風貌和卞鴻儒的學術思想，依然值得我們繼續探究”。②卞鴻儒撰，胡艷霞、武忠俊輯注：《民國時期東北史地論著三種輯注》前言，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頁?；裘麋?、閻海對金毓黻的《靜晤室日記》進行了研究，梳理了卞鴻儒與金毓黻的學術交往。③霍明琨著：《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86-195 頁。閻海：《金毓黼日記中的蓋州文人》，閻海主編：《營川史存》第三輯，營口市歷史學會，2016年，第28-29頁。閻海：《志同道合的伙伴卞宗孟》，《營口日報》2016年4月29日，第7版?；裘麋J為卞鴻儒“是金毓黻東北史地研究進程中志同道合的忠實伙伴和互助摯友”。④霍明琨著：《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86頁。李俊義等闡釋了卞鴻儒對遼慶陵石刻研究貢獻，認為“卞鴻儒撰寫了《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跋》，引發了國內外學者對遼慶陵石刻的關注。在卞鴻儒等的推動下，中外學者掀起了關注并研究遼陵石刻的高潮”。⑤李俊義、李彥樸：《卞鴻儒對遼慶陵石刻研究的學術貢獻》，載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編：《遼金歷史與考古》第10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72-78頁。本文對該文未分析的《熱河遼陵石刻拓本真跡》《熱河林東遼陵石刻出土記》等文進行探討。同時李俊義等人對卞鴻儒的《熱河紀游》進行了點校，這為學界研究卞鴻儒的考古學貢獻提供了便利。⑥卞鴻儒撰，李俊義、張靜、王磊校點、注釋：《熱河紀游》，載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編：《遼金歷史與考古》第1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55-77頁。

關于卞鴻儒對東北歷史考古研究的貢獻，閻海通過考察卞鴻儒參與的考古調查和田野考察以及1931 年撰寫的考古調查報告書，認為卞鴻儒名副其實地堪當“東北考古第一人”。⑦閻海：《東北考古第一人卞宗孟》，閻海主編：《營川史存》第三輯，營口市歷史學會，2016 年，第19-20 頁。閻海：《東北考古第一人卞宗孟》，《營口日報》2015年11月20日，第7版。鄧慶、閻海等還考察了卞鴻儒撰寫的考古調查報告——《東三省博物館委員卞鴻儒呈考察熱河古物報告書》，鄧慶認為“卞鴻儒在1931年完成的考古調查報告，不僅是東三省博物館第一份考古調查報告，也很有可能是東北人撰寫的原東北四?。ó敃r熱河為其中四省之一）考古采集之第一份報告”。⑧鄧慶：《卞鴻儒與東三省博物館第一份考古調查報告》，《東北史地》2012年第2期，第21頁。此文對這份報告未深入展開分析。閻海等認為可將卞鴻儒《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一文的內容概括為“三大族系”理論，即“東胡族系、穢貊族系（夫余族系）、肅慎族系”，并指出卞鴻儒此理論與其師呂思勉存在學術淵源關系，同時還認為金毓黻“四大族系”理論、王綿厚等學者關于東北民族史的研究都對卞鴻儒的“三大族系”理論有所繼承。①閻海、閻雅涵：《卞鴻儒與中國東北歷史考古研究》，《東北史地（學問）》2016 年第3 期。閻海：《卞宗孟與東北古代“三大族系”理論》，《營口日報》2016年3月11日，第7版。趙太和亦持此觀點，認為“近代以來，國內學界對東北民族源流的研究，肇始于呂思勉，呂氏受金榮澤影響，初步形成東北民族的東胡、貉族、肅慎族三大族系說，后經其學生卞宗孟的繼承和發展，至金毓黻的《東北通史》（上）集為大成?！壁w太和：《呂思勉與朝鮮學者金澤榮的交往——兼論金澤榮對呂思勉治史的影響》，《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3期，第82頁。趙太和認為呂思勉在《韓國歷代小史》的基礎上“構建起他的東北民族源流體系，有力地駁斥了‘滿蒙非中國論’，為其學生卞宗孟繼承，影響及于今日”。②趙太和：《呂思勉與朝鮮學者金澤榮的交往——兼論金澤榮對呂思勉治史的影響》，《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3期，第78頁。由此可知，卞鴻儒對東北民族史的研究發揮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閻海等還對卞鴻儒的史學研究成果的學術淵源、文獻研究、文博貢獻、愛國精神等方面進行了研究，這對我們從多角度了解卞鴻儒頗有幫助。

由上可見，學界對卞鴻儒的研究已有頗多成果，但對其著述的具體內容及其學術貢獻缺乏全面具體細化的研究，本文擬在學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系統梳理、補充完善，以對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形成完整和全新的認識。

二、卞鴻儒對東北史研究的貢獻

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涉及東北地方志、東北文獻學、東北民族史和文化史、東北考古學、東北國際關系史五個方面。

1.對東北地方志的研究。卞鴻儒充分肯定了地方志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方志雖為紀地之書，實為一方之史。所以輔翼政教，征存文獻，關系至大”。③宗孟：《東北方志征訪錄（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8頁。他認為地方志雖是地方的歷史，但對于政教是有所益處的，所以應對地方志文獻進行征存。何謂“征存”？清人王藻原編寫的《文獻征存錄》序言寫道：“題曰征存，猶匯存之志也?！雹苠X林、王藻編輯：《文獻征存錄》序言，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14頁?！罢鞔妗奔凑髟L、匯存之意。所謂“征訪”，實則對文獻的卷數、歷史沿革、主要內容及版本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考證、整理和編制索引。

卞鴻儒通過梳理明清地方志的發展、源流與弊端，認為與其他省志相比，東北省志不得不說落后。民國時期興起編修地方志的潮流，但卞鴻儒認為東北“舊志流傳既少，新刊當亦限于一隅，艮維地志之藏于內地圖書館者，向不甚多，其在淪陷中者，閱藏尤非易事?！雹葑诿希骸稏|北方志征訪錄（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8-99頁。因東北淪陷，地方志的閱讀和收藏變得不易，由此，卞鴻儒對東北地方志的征訪就具有特別重要價值。

為了推動東北地方志的編修工作，卞鴻儒“輯佚搜殘，征訪聞見，縱錄要存目?！雹拮诿希骸稏|北方志征訪錄（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9頁。在掌理遼寧省立圖書館期間，他編輯了《館藏東北地志錄》，該錄介紹省志五種、縣志八十五種、私家著述六十七種凡得百五十七種，并考證了《盛京通志》《吉林通志》《承德府志》《沈陽縣志》等重要的東北地方志的相關信息。限于時力與條件等，卞鴻儒征訪成果主要集中于遼寧和熱河，他對遼寧方志著力最多。卞鴻儒對《遼東志》（九卷本）、《全遼志》（六卷本）、《盛京通志》（三十二卷本、四十八卷本、一百三十卷本），以及未刊印而終止的《遼寧通志》等地方志的版本、內容等進行了詳細的梳理。①宗孟：《東北方志征訪錄（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9-100頁。

卞鴻儒在1934 年撰寫的《創修〈遼寧通志〉追紀》一文中談到：“故至九一八事變前，時逾三載，仍在編校期中，未能藏事，功虧一簣，殊堪痛惜?！雹谧诿希骸秳撔蕖催|寧通志〉追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3期，第108年。時隔六年，作為《遼寧通志》總纂的金毓黻先生在《〈遼寧通志〉敘》中寫道：“歷時既久，書始殺青?！睂τ凇哆|寧通志》的編纂與刊印，金氏也深感其中不易，“是皆主其事者，有經營締結之艱，與其役者，有昕夕商量之難，實資群策群力，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謂焚膏繼晷，繞室旁皇，辛苦而僅得之者，誠哉其不易也?！雹劢鹭鬼辏骸丁催|寧通志〉敘》，《邊疆研究季刊》（創刊號）1940年第1期，第102頁?？芍?，完成《遼寧通志》的工作十分艱辛困難。令人吊詭的是，金氏雖言此書開始殺青，但從邸富生所言可知，“據《東北通史》記載，金毓黻先生曾主修一部《遼寧通志》二百五十卷，迄今未見刊行?！雹苒「簧骸哆|寧方志述略》，《遼寧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卷第1期，第43頁。這是因為沈陽淪陷時，“在日本壓力下，原書《遼寧通志》，被迫更名《奉天通志》?！雹荨懊駠?7年（1928年）11月1日，奉天省正式成立奉天通志館，并于當日開始辦公，啟用關防。11月17日，奉天省長通令張學良任通志館總裁。民國19 年1 月1 日，遼寧省政府發出公函，將奉天通志館的名稱改為遼寧通志館，《奉天通志》改名為《遼寧通志》，并刊本《遼寧通志總章擬目商例》1冊，為21目?！乓话恕伦兒?，館務工作中斷。民國21 年（1932 年）1 月，遼寧通志館恢復工作，其名稱改為奉天通志館，館內由正副館長、事物處和纂修處構成。3 月30日，通志館函請偽奉天省長臧式毅繼續兼任通志館總裁。民國23年，翟文選、臧式毅等修，王樹楠、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由偽奉天省公署正式刊出?！敝袊胤街局笇〗M辦公室編：《中國方志通鑒》（上），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年，第147頁。所以現今所見金毓黻等人主編的《奉天通志》即《遼寧通志》。

據卞鴻儒統計，他對遼寧方志征訪共錄“遼寧通志凡四，府州縣志凡三十三。待征訪者十余縣?！雹拮诿希骸稏|北方志征訪錄（三）——續〈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叢譚》，《黑白》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86頁。此外還介紹了當時遼寧各縣鄉土志的基本情況。卞鴻儒在《東北方志征訪錄》（三）一文結尾處談到：“按以上所錄遼寧縣志，僅及三百之二，事變后各縣續刊者，在發稿時頗多僅知志名，難得原書無從敘錄?！雹咦诿希骸稏|北方志征訪錄（三）——續〈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叢譚》，《黑白》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86頁。從卞鴻儒所言可知，他所征訪的地方志都是見過原書的，足見其治學之嚴謹。同時，他還提到“以上遼寧方志終，后當一次續譚吉黑熱三省?！雹嘧诿希骸稏|北方志征訪錄（三）——續〈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叢譚》，《黑白》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86頁。由此可知，卞鴻儒對東北方志的征訪是有更大的計劃的，在征訪完遼寧方志后，他開始對熱河方志進行征訪，他談到：“熱河方志之足征者，較吉黑為更尠矣?！北屮櫲暹€詳細地介紹了《塔子溝紀略》（十二卷本）、《重刊熱河志》（一百二十卷本）、《承德府志》（八十六卷本）、《朝陽縣志》（三十六卷本）、《隆化縣志》（六卷本）等共五種清代熱河方志。民國時期，豐寧、灤平均設局纂修方志，但尚未出版就遭遇事變，致使未能推動方志的出版與發展。⑨參見宗孟：《熱河方志征訪錄》，《黑白》1935年第3卷第5-6期，第61-63頁。

卞鴻儒之于東北地方志，主要是對遼寧、熱河以及遼寧省立圖書館的地方志進行搜集、整理、編目，使得東北很多地方志得以保留至今，為今人研究東北史提供了較為全面的地方志文獻資料目錄。

2.對東北文獻學的研究。卞鴻儒在東北文獻學研究方面頗有建樹，在該領域多受益于呂思勉的文獻學方法論。卞鴻儒曾將呂思勉于1921 年4 月16 日在沈陽高師麗澤周會舉行的特別講演會上講述的“整理舊籍之方法”⑩呂誠之、卞鴻儒：《整理舊籍之方法（未完）》，《沈陽高等師范學校周刊》1921 年第40期，第2-6頁。呂誠之、卞鴻儒：《整理舊籍之方法（續）》，《沈陽高等師范學校周刊》1921年第41期，第1-11頁。講座筆記予以發表，這件事反映了卞鴻儒對文獻研究方法的重視。呂思勉先生在講座中談到：“吾前所言，不過具體的廣泛的初步整理舊籍之門徑階梯，最后所舉之三種，實可謂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由此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稍進，則已得其門徑階梯，如再進，則升堂入室不難矣?！雹賲嗡济阒?，文明國編：《呂思勉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411頁。從卞鴻儒的著述中均可看到這種文獻學方法的痕跡。

卞鴻儒擔任遼寧省立圖書館館長期間，在《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一卷上發表了長達78 頁的《館藏叢書舉要》一文，卞鴻儒在文中談道：“館藏舊籍、叢書為多在未行分裝以前，檢閱頗感困難（本館叢書現已分編，但分部裝置尚有待），爰就館藏國學善本，擇優舉要，迻錄于左借便讀者檢閱，兼備叢目參考（以首一字筆畫多少為序）?！雹诒屮櫲澹骸娥^藏叢書舉要》，《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一卷，1930年，第1a頁。由此文足見卞鴻儒文獻學功底之深厚，更見其對東北地方文獻的愛惜與珍視，他的工作使當今研究者能夠了解1930年遼寧省立圖書館的藏書情況。

在討論卞鴻儒對東北文獻學研究的貢獻時，首推其輯述的《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③卞宗孟輯述：《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行健叢書》第三種），從例言和目錄可知此書應屬論文集，收錄了卞鴻儒關于東北文獻的論述，共17 篇文章，相比此前發表的論文有所校正或增益，且有兩篇未曾發表于刊物上。④“叢譚所述，系作者年來隨感寫懷，散載《行健月刊》。茲經排比次第，修整文字，另編印行，列為《行健叢書》之一?！薄氨炯瘍热?，較《行健月刊》所載，頗多校正或增益之處?！薄氨炯戒泝砷L文，皆未經月刊刊載，因其與東北文獻不無關系，故并錄之?！北遄诿陷嬍觯骸稏|北文獻叢譚》（第一集）“例言”，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卞鴻儒在此書序言中發問：“東北有文獻可備為歷史征考者乎？東北有文獻可資為收復失地挽救人心之人與物乎？”⑤卞宗孟輯述：《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序言，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第3頁。此話可謂發人深思。據此書所輯錄的文章與卞鴻儒的相關論述，可將內容大致分為藏書情況、叢書與書目介紹、碑刻和考古文獻研究三個方面?！稏|北舊藏圖書之回顧》《東北選印文溯閣四庫全書舊議》《沈陽故宮藏書整理記》主要談東北藏書的相關情況；《編印東北叢書之擬議》《介紹〈遼海叢書〉》《日本刊行〈滿蒙叢書〉敘錄》《俄人在東北之學術研究》《關于遠東及東北之俄人文獻》⑥《關于遠東及東北之俄人文獻》最早發表于：宗孟：《關于遠東及東北之俄人文獻：從日籍“露亞經濟調查叢書”中所見》，《行健月刊》1934 年第2 期，第102-106 頁。此文是針對“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撰寫的《露亞經濟調查叢書目錄》的輯錄，參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露亞經濟調查叢書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讀書月刊》1932 年第5 期，第30-34 頁。是針對當時重要叢書與相關書目進行的探討；《扶余得勝陀頌碑敘記》《熱河林東遼陵石刻出土記》《熱河紀游》《〈遼陵石刻集錄〉緒言》則是主要針對碑刻、考古出土文獻的研究。卞鴻儒對碑刻文獻的研究至今仍是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值得一提的是，卞鴻儒不僅對東北文獻有所研究，同時還對新疆地區的文獻有所涉獵，《新疆書錄（中文之部）》⑦宗孟：《新疆書錄（中文之部）》，《邊疆研究季刊》1940年第1期，第115-122頁。一文即是例證。

除了對東北相關叢書進行推薦評價外，卞鴻儒還撰寫、校閱了許多參考書目。卞鴻儒在《東北關系中文書目舉要》一文中談道：“艮維之辟，文獻足征，前如《滿蒙叢書》所舉，近為《遼海叢書》所搜，編整殘存故籍，盡多參考資料?！辆C合新舊，兼括中外，以成一完整之‘東北關系書目舉要’，作有系統的編述，居嘗致力于此，但固尚有待也?！雹嘧诿希骸稏|北關系中文書目舉要》，《黑白》1935年第4期，第54頁。卞鴻儒是在搜集足夠多的資料之后才進行書目的編述。卞鴻儒此文主要將與東北相關的詩文、小說、游記三類史料進行匯總并考證，這極大方便了研究東北史的學者進行文獻檢索。

卞鴻儒還校閱了黑白學會主編遼寧省省立圖書館1931 年發行的《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一書，并為該書作序。據《中國歷史工具書指南》：“該書收錄1931 年以前有關研究中國東北問題的書刊資料1800 種。按類編排，包括總類、史地、政制、經濟、社會教育、雜類等?！雹倭骤F森主編：《中國歷史工具書指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624-625頁。李澍田在《東北文獻辭典》中就改編此書的序言時介紹：“鑒于現代東西學者探討東北問題，蔚然成風，而日人研深察微，幾于東北之一草一木，靡不洞悉，搜藏宏富，著述浩繁，國人視之、瞠乎其目。故匯集中外有關著述、期刊，編成此目，以供國人檢讀?！雹诶钿镏骶帲骸稏|北文獻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558頁。此書分三部分：中文之部、日文之部、西文之部。中文之部共有七大類：總類、史地類、政制類、經濟類、社會·教育類、雜類，日文之部一級類目同中文之部，西文之部共有十一大類，在中文之部和日文之部進行了更詳細的二級分類。③黑白學會編，卞鴻儒校閱：《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沈陽：沈陽北陵新華印書局，1931年。卞鴻儒是根據文獻的具體情況進行一級分類與二級分類，中文文獻與日文文獻采取同樣的一級分類，但是二級分類則根據文獻具體情況有所差異，西文文獻則是按照另一套分類體系進行劃分的。從目錄學的角度來看，卞鴻儒此種分類方法既科學又具有創新意義，在中國目錄學史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搜集的文獻資料多達1800 種，兼括中外東北文獻。

卞鴻儒對這些文獻的介紹和整理，對于時人和后人了解東北歷史文化提供了線索和便利。更為難得的是卞鴻儒開闊的文獻視野，他“兼括中外”，認為東北史學者不僅要知悉國內東北文獻，國外的東北文獻同樣不可或缺；而且，卞鴻儒將此理念貫穿于他所校閱的《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之中，該書為東北史學者研究東北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3.對東北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卞鴻儒研究東北民族史的代表作是《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一文。此文在細致梳理各時期的史料基礎上，對東北不同時期的民族進行考證。卞鴻儒在此文中談到：“中國民族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當民族未混合以前，其分別部居之族凡幾，非吾人今日之所能確定。然在東北之民族，固今日中國民族混合之一部分也，此一部分民族，最為錯雜，其名稱亦猥多?！櫰涞叵让裰烤訝顩r，竟多無載籍可稽，然則此一部分民族，實有研究之必要，而研究之不易又可知矣?！雹鼙屮櫲澹骸稓v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東北叢刊》1930年第2期，第1-2頁。卞鴻儒從民族混合、地理位置等角度對東北民族史進行了研究，強調東北民族史研究之困難和必要。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充分運用“民族混合論”學說來研究東北史，以發揮東北民族史的經世致用之價值。

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代表作是《東北之史的認識（綱要）》⑤卞宗孟講稿：《東北之史的認識（綱要）》，1934年。（以下簡稱為《綱要》），其中第四部分為“東北民族之漢化”，內容包括“東北民族之沿革”與“東北民族之漢化”。由于《綱要》為講稿，在體例上有待凝練。在《綱要》基礎上完善的《東北之史的認識》⑥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一書分為引言、正名篇、文化篇、外交篇四個部分，文化篇有“東北民族之漢化”與“東北之建置與開發”兩部分。卞鴻儒在引言中運用東北民族史知識批判日本學者“不曰東北在歷史上非我國領土（“滿蒙非支那領土”），即曰東北與日本向有宿緣”的論調。⑦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1頁。卞鴻儒認為“東北之有今日，不自今日始，東北之成為問題，亦非僅由于對外。蓋遠如東北諸部族之內屬，近如明清兩代設置之統治，由民族之觀點言，皆民族同化問題也?！雹啾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2頁。卞鴻儒針對當時東北面臨的困境，提出問題根源為民族同化這一觀點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卞鴻儒旁征博引，運用多種史料對歷代東北民族進行研究，證明東北民族屬于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他在書中將東北民族史分為個別研究和綜合研究兩類，前者主要介紹東胡族、貉族、肅慎族，對于后者，卞鴻儒引用傅斯年《東北史綱》中的論述并結合自己的觀點駁斥了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和《滿洲歷史地理報告》《滿洲民族變遷史》中的“割裂東北之謬說”。①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34-48頁。卞鴻儒在討論東北民族史時強調其復雜性。卞鴻儒認為：“中國歷史上之東北民族，本極繁復，既非一固定名稱所能賅稱，亦非某一時代所能晰舉，某一地域所能區劃?！雹诒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31頁“東北諸族，本少固有文化，有之則受之我漢族者也。征諸史載，斑斑可考?！雹郾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34頁卞鴻儒在討論東北民族史的同時對東北文化史也進行了探討。從文化篇內容可知，在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中，東北民族史和東北文化史是相互融通的。

卞鴻儒的東北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是《東北文化發展論》和《東北之史的認識（綱要）》。卞鴻儒從文化史角度論證了東北史為中國史的一部分，他歷史研究角度極為寬廣，他不僅僅從文化角度談文化，而是結合民族、經濟、政治、外交等多方面來研究東北史。例如，他在《東北之史的認識》中就結合東北民族談東北文化：“中國之國家，系以漢民族為中心，合其他極錯雜之民族以成國，故中國之文化，亦系以漢族文化為主體，孕育多數低級民族以發展；兼容并苞，同仁一視，所吸引之民族愈眾，斯國家之疆域愈恢；載祀數千，巍然以大國立于東亞，斯固并世之所無，抑亦往史之所獨也。東北之民族，皆中國民族史上之民族也；東北之文化，亦皆中國文化史上之文化也。舍中國民族，既無東北民族可言，離中國文化，更無東北文化可稱，此稍具史識者之所能知，而亦世之史學家所公認也。擬但就東北民族之史跡一方面而論，則吾以為東北民族變遷之跡，與其文化演進之事，要亦未可同一等視。何則？民族之變遷一時者也可變遷者也，文化之演進連續者也不可變者也；民族之興衰靡常，而文化之消長有定，其所由秉守者遠，斯其所演化者久，烏得以東北民族名稱之有異，而遂謂其非中國文化領域哉？”④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29-30頁。

卞鴻儒對民族與文化的一些論述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他提出民族有高級、低級之分，但民族無所謂高低之分，應等而視之。他認為東北與中國為一體且不可分離的觀點，有力地駁斥了日本學者提出的“東北在歷史上非我國領土”⑤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1頁。的謬論。此外，卞鴻儒還從整體文化史觀的角度分析了東北文化與東北政治的區別。他講道：“況另就我整個文化史一方面觀之，則吾更以為歷史上中國在東北之文化領域亦不能與政治領域并為一談。何則？政治之領域一時者也，可變者也，文化之領域連續者也，不可變者也。過去東北政治上之建置，固有時為東北民族形成另外之局面；然無論歷時久暫，終須消滅，徒成往跡。惟我文化所被，無遠弗屆，歷久無間。淺識者流，徒見我國在東北之政治領域時有伸縮，遂謂東北民族向處于化外之地，甚至謂非中國領土，不亦愚昧之甚耶？”⑥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30頁。

通過研究東北歷史，卞鴻儒認為連綿不斷的東北文化才真正代表東北，而政治、民族皆因時勢而有所變，不能因此否定東北作為中國領土的不爭事實。面對日本的侵略，卞鴻儒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東北懷有的那種情懷是強烈且不可磨滅的。

4.對東北考古學的研究。卞鴻儒對于東北考古學的貢獻是學界著墨最多的。迄今為止，學界對卞鴻儒的《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跋》《考察熱河古物報告書》《介紹〈遼陵石刻集錄〉》⑦《遼陵石刻集錄》收錄于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輯：《地方金石志匯編》（第1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哆|陵石刻集錄》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李俊義、李彥樸：《金毓黻輯印〈遼陵石刻集錄〉始末》，《北方文物》2019年第1期?！镀醯鴷芯俊罚ㄏ怠蛾P于遼陵》第二部分）等文章都進行了探討和研究。但是關于卞鴻儒的《插圖——熱河遼陵石刻拓本真跡（三幅）》《熱河林東遼陵石刻出土記》《女真文刻石新發見》卻缺乏討論。

《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收錄了《插圖——熱河遼陵石刻拓本真跡（三幅）》一文，三幅插圖分別是“遼道宗宣懿皇后哀冊文第一”“遼道宗宣懿皇后哀冊文第二”“遼道宗宣懿皇后哀冊文摹寫與釋文（一部分）”。卞鴻儒在其中談道：“熱河林西遼陵石刻之出土，始見于一九二三年通報之外人紀載，國人頗少注意，民國十九年冬，予歸自熱河，因就所獲石刻殘片，為文刊《東北叢刊》（第十四期），是為國人有記述之始，其后日人之心究心于此者雖多，但國內記載，亦僅于去歲北平《藝林月刊》見之。（該月刊三十二期載有劉振鷺君《遼永慶陵被掘紀略》①此文全名應為《遼圣宗永慶陵被掘紀略》。劉振鷺：《遼圣宗永慶陵被掘紀略》，《藝林月刊》1932年第32期，第11-12頁。及周肇祥君《遼慶陵石刻跋》兩文）石刻大部既多于事變前移沈，最近乃有《遼陵石刻集錄》之刊行，（參閱附錄三）據《集錄》所刊，刻石之漢文與契丹文完全者僅四石，而予昔所獲得之道宗宣懿皇后哀冊拓本亦居其一，讀之不禁大喜過望，亟為轉印，用資紀念，兼供國人快睹遼陵石刻拓本真跡之一班?！雹诒遄诿陷嬍觯骸稏|北文獻叢譚》（第一集），《行健叢書》（第三種），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

卞鴻儒不僅綜合了當時有關遼圣宗永慶陵的相關研究成果，而且為了推動國內在此研究領域的發展，將遼陵石刻拓本予以發表，這極大地方便了有志于研究遼陵石刻的學人。通過對比《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刻石出土記》（又稱《熱河林東遼陵石刻出土記》）③宗孟：《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刻石出土記》，《行健月刊》，1934 年第1 期，第98-100 頁?！稛岷恿謻|遼陵石刻出土記》是在前文基礎上進行完善的，收錄于《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與《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跋》④卞鴻儒：《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志銘》，《東北叢刊》1931年第14期，第1-4頁。兩篇文章，發現內容大致相同。卞鴻儒在完善后的《熱河林東遼陵石刻出土記》一文中寫道：“予撰此文于四年前，其時國人對于契丹文字尚少注意，東北人士之獲睹遼陵石刻拓本，亦以予所攜來者開其端。東變后，遼陵刻石之密運于沈陽者，既盡數為日人所劫，一個盜藏之謎于以大白。最近遼陽金靜庵氏有《遼陵石刻集錄》之刊行，附錄其緒言于后，讀者可參閱也?！雹荼遄诿陷嬍觯骸稏|北文獻叢譚》（第一集），《行健叢書》（第三種），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第75頁。從卞鴻儒自述可知，正是其撰寫的《插圖——熱河遼陵石刻拓本真跡（三幅）》一文，使得東北人士能夠目睹遼陵石刻拓本。毋庸置疑，卞鴻儒對于東北地區遼陵石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卞鴻儒所寫的《扶余得勝陀頌碑敘記》一文，⑥宗孟：《扶余得勝陀頌碑敘記》，《行健月刊》1934 年第2期，第101-108 頁；亦載卞宗孟輯述：《東北文獻叢譚》（第一集），《行健叢書》（第三種），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第63-70頁；亦載谷力主編：《大金得勝陀頌碑保護與研究》，松原市地方志辦公室，2014年，第51-53頁；亦載于寶林輯：《女真文字研究論文集（1911—1949）》，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83年，第99-103頁。閻海提到此文“按年代引用了中日文材料，對該碑的現狀做了系統評述，尤其是他首次指出了該碑女真文不是十二行，而是三十二行，碑的傾倒應在明末清初等創見”。⑦閻海、閻雅涵：《卞鴻儒與中國東北歷史考古研究》，《東北史地（學問）》2016 年第3 期，第5 頁。卞鴻儒在文中提到此碑的價值時稱“得勝陀頌碑存留今世之價值，惟在碑陰之女真字。而以前記載僅《吉林外紀》錄十二行百二十四字，《吉林通志》《雞林舊聞錄》等書亦遂謂‘碑陰十二行女真字’。實則為三十二行，其字行排列與碑陽漢字相仿。惟女真字每二字以至三字、四字與漢字一語相當，故全文字數必數倍于漢字。漢字既為八百十字，則女真字數恐超過三千字以上，《吉林外傳》所摹寫不過十之一耳?！弊诿希骸斗鲇嗟脛偻禹灡當⒂洝?，《行健月刊》1934年第2期，第107-108頁。金毓黻、王仁富等學者皆參考了卞鴻儒此文。卞鴻儒對“扶余得勝陀頌碑”進行的考證，進而提出的創見是其對東北考古學的貢獻之一。上述三篇文章皆成為《文字學論著目錄》之詞條。⑧參見鄧章應編：《文字學論著目錄》，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第30頁。在發表《扶余得勝陀頌碑敘記》后，卞鴻儒繼而發表了《女真文刻石新發見》一文。此文介紹了當時女真文刻石的基本情況與研究成果。卞鴻儒寫道：“即如往歲海龍發現女真國書碑，近人嘗據《華夷譯語》，考定有‘收國二年五月五日’八字。予前在《熱河林東遼陵石刻出土記》文中已辨明其有誤，不能認為在女真文字頒行（收國二年之后四年）前已造國書之證。但究竟此碑之刻年，以及由此文字可以為考證女真文字之程度如何，其后乃鮮有更進一步之研究也?！雹僮诿希骸杜嫖目淌掳l見》，《黑白》1935年第1期，第46頁。卞鴻儒不僅掌握了當時女真文刻石研究的學術動態，而且針對其不足之處提出了洞見。此文附錄了日本學者山下泰藏的《關于新女真國書碑》②〔日〕山下泰藏：《關于新女真國書碑》，載《滿蒙》第15卷第9號，1934年，第65-69頁；收入1934年9月《奉天圖書館叢刊》第18冊。一文，附刊緣由是“此其近作，自多足為關心東北文獻者之參考”。③宗孟：《女真文刻石新發見》，《黑白》1935年第1期，第46頁。卞鴻儒不僅在東北考古學研究方面頗有建樹，而且還積極轉發最新學術成果，這對于當時的東北考古學研究的發展發揮了推動作用。

5.對東北地區對外關系的研究。卞鴻儒的著述彰顯了他的國際視野。他在《東北之史的認識》“外交篇”開篇談到：“東北之在今日，已處于世界最關重要之地位，東北問題之在今日，已成為國際間嚴重問題之焦點?！雹鼙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76頁。由于當時的中國東北處于國際格局之關鍵點，這促使卞鴻儒從國際視野思考東北未來的命運?！稏|北之史的認識》之外交篇附有《東北外交關系總清算表》從分類和內容上來看，既體現了卞鴻儒對東北地區重要地位的清晰認識，又展現其扎實的文獻功底。卞鴻儒還編制了《東北國際大事年表》，稱“本表起自俄人東侵，終于最近之中日交涉。凡二百八十余年間，東北國際發生之重要事件，依次表列?！薄氨颈砜蔀檠芯繓|北國際交涉索引之助”。⑤宗孟編制：《東北國際大事年表》，《同澤半月刊》1927年第6期，第1-6頁。

卞鴻儒研究東北地區對外關系史的代表作是《由歷史上談東北與國際》一文，此文分為“東北國際關系之綜合的研究”“東北國際關系之國別的研究”“東北國際關系之時代的研究”三個部分，在結論部分卞鴻儒談道：“東北在歷史上發生之國際復雜關系，是由于其在地理上所處之自然環境所造成。故從事東北問題之研究，不能不著眼于東北史地之背景，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過去二百五十余年來東北國際關系惡化之原因，實由于國際上發生兩種根本錯誤心理所釀成：一為獨占的心理，可以俄日之侵略政策為代表，一為均勢的心理，可以美國之妥協政策為代表，而在我國始終基于和平的心理，期在不喪失領土主權原則之下，與國際合作，以建設東北，共謀福利。過去如此，今后亦然。今后東北國際關系之發展實應建設在國際和平基礎之上。獨占固所不許，均勢亦不可能。甚愿以往錯誤，悉成過去，未來光明，早日實現。則白山黑水之大好河山，不難奠定為國際相互間之和平基石?！雹薇遄诿希骸队蓺v史上談東北與國際》，《團刊》1947年第4期，第13-14頁。

由卞鴻儒所述可知其對歷史上東北地區在東北亞局勢中戰略地位的研究視角是新穎的。他主張從地理自然環境的角度來認識東北，這極具前瞻性和啟發意義。卞鴻儒講此番話之時抗日戰爭已經結束，他從歷史的角度針砭時弊，對中國人心理探討之真切、對東北局勢分析之透徹，皆觀見卞鴻儒之國際大局觀。他對國際視野下東北的新發展提出了期許，認為東北對于未來世界的和平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從《介紹〈東三省中日交涉史〉》一文可知，卞鴻儒曾撰寫《東三省中日交涉史》一書，此文即該書序言，該書編者談道：“本校史地教員卞宗孟君，近三年搜集于東北國際關系資料甚多。茲剌取中日關系即分編為《東三省中日交涉史》一書”。①卞宗孟：《介紹〈東三省中日交涉史〉》，《同澤半月刊》1927年第6期，第1頁。從序言中可知該書共有四篇三十章，四篇分別為東三省與日本、東亞兩大戰爭與東三省、歐戰前日本在東省之經營、二十一條交涉后東三省之中日交涉。此書現已佚失，從目錄可知卞鴻儒對中日交涉史研究極為充實，卞鴻儒在此領域應受呂思勉先生影響較多。②呂思勉先生在《重讀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前編》《中國近百年史概說》《日俄戰爭》等著作中皆對中外交涉史有所研究。呂思勉：《重讀中國近代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年。呂思勉：《中國近代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卞鴻儒曾將其專著《東北對外貿易概論》分四篇文章發表于《東三省官銀號經濟月刊》。第一篇文章中，卞鴻儒對“東北對外貿易之歷史的背景”進行了討論，他將東北貿易分為“自主貿易時期（中俄貿易初期之情形）”“不平等條約束縛時期（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之情形）”兩個時期，在不平等條約束縛時期中，介紹了《中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及《陸路商約》《中英天津條約》《中俄旅大租地條約》《中美通商條約》《中日通商條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附約》《中日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等不平等條約對東北對外貿易的影響。卞鴻儒還從關稅協定、商埠制度、最惠國待遇權、沿海貿易權、內河航行權、工業投資權等國際法理論中規定之權利的角度對不平等條約進行分析，提出“歷來東北對外貿易因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影響，始終處于被動地位”。③宗孟：《東北對外貿易概論（未完）（附表）》，《東三省官銀號經濟月刊》1929年第5期，第1-23頁。宗孟：《東北對外貿易概論（續）》，《東三省官銀號經濟月刊》1929 年第6 期，第1-19 頁。宗孟：《東北對外貿易概論（續）》，《東三省官銀號經濟月刊》1929 年第7 期，第1-11 頁。宗孟：《東北對外貿易概論（續）》，《東三省官銀號經濟月刊》1929 年第8期，第1-20頁。卞鴻儒此著對東北對外貿易史和經濟史的研究也是有貢獻的。

卞鴻儒的《東北與韓國之國際關系》一文第一部分討論的內容是“東北與朝鮮之史地關系”。卞鴻儒在該文中對中韓之間的歷史關系進行了翔實的梳理與考證，認為“朝鮮三千年來立國興亡之大勢在歷史上幾無一時代不與中國發生關系，在半島上之興衰振廢如此，在流亡政府時期亦復如此，尤其與東北壤地毗連，休戚相關，更不待言”。④此文發表題名為：卞宗孟：《東北與韓國之國際關系》，《團刊》1947年第4期，第38-39頁。卞鴻儒撰寫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對當時日本在東北地區制造事端的回應。

卞鴻儒還撰寫了《美國遠東外交與東北問題關系之史的觀察》，此文上篇為“九一八前之東北問題與美國外交”，下篇為“九一八后之中日紛爭與美國外交”。此文詳細梳理了九一八事變前后美國與中國東北的關系史，反映了他對當時美國在東北所處的國際地位與扮演角色的清醒的認識。⑤卞宗孟：《美國遠東外交與東北問題關系之史的觀察》，《行健月刊》1932年第3期，第72-108頁。

三、卞鴻儒之東北史研究的特點

由上可見，卞鴻儒對東北史研究的諸多領域均有貢獻，其東北史研究范圍之寬廣、視野之開闊，使他居于民國時期東北史研究之翹楚。東北史專家金毓黻先生在《靜晤室日記》中贊譽：“宗孟受學于武進呂誠之，頗得漢學家法，持此以治文史輿地自能深造自得。惟吾省學人尚詞華而輕樸學，務泛濫而鮮心得，故用力勤而無成功；宗孟則不然，考究一事必窮原竟委，務得其真，立科條，明斷限，羅舉多證，始下己意；觀其撰考證東北地理民族諸作，皆不愧學人之文。吾省篤學之士不為不多，如卞君之用心殊不多觀，故吾尤樂稱道而不疲也?！雹藿鹭鬼辏骸鹅o晤室日記》（第2冊）卷35，《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沈陽：遼沈書社，1993年，第1473頁。金氏認為卞鴻儒將漢學家法運用于文史輿地之研究乃深造自得，還認為卞鴻儒的考據功底扎實，對歷史事件求真務實，乃東北地區不可多得的篤學之士，從金氏的評價可知卞鴻儒治學精神和研究成果是值得認可的。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具有特色，不論是文獻方面，還是視野、功能方面，都值得東北史研究者參考借鑒。

1.扎實的文獻功底。卞鴻儒在《東北文獻叢譚》序言中談道：“蓋文獻之對象即歷史也，歷史之涵蘊至多，析言之，一國家有一國家之歷史，一地方有一地方之歷史，一人亦有一人之歷史?！薄坝袣v史始知文獻之可貴，有文有獻而歷史始附之以傳，二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雹俦遄诿陷嬍觯骸稏|北文獻叢譚》（第一集）序言，《行健叢書》（第三種），北京：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第3頁。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卞鴻儒在歷史研究中對文獻的重視程度。通過梳理卞鴻儒的著述，亦可發現其文獻功底扎實、史料豐富。無論是東北民族史和文化史，抑或東北地區對外關系史的研究，卞鴻儒的研究都建立在豐富的文獻基礎上。這種文獻功底不僅來自于他學生時期得益于呂思勉的文獻學訓練，特別是他擔任遼寧省立圖書館館長期間提供的便利，任職期間，他將館藏東北地方志與叢書進行整理并編目，這使他接觸到許多學人無法獲得的文獻。

卞鴻儒不僅關注傳統經典古籍，對日文和西文之文獻亦如數家珍。扎實的文獻功底是他開展東北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正是基于文獻的積累，才讓他在以后的學術生涯里不斷推出陳新、洞見古今。在《館藏東北地志錄》《東北方志征訪錄》《館藏叢書舉要》《東北關系中文書目舉要》《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等著述中皆體現了卞鴻儒扎實的文獻功底。卞鴻儒在《歷史上東北民族之研究》《東北文化發展論》《東北之史的認識》等著述中充分運用了文獻學的方法，對東北民族史、文化史、對外關系史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翔實史料的基礎上的?！稏|北之史的認識》一書中對東胡族、貉族、肅慎族的研究運用了《后漢書》《三國志》《北書》《唐書》《金史》《元史》等基本史料，還參考了呂思勉的《中國民族史》和金玉霖《韓國小史》，對東北三大族系進行了翔實考證。他在《東三省中日交涉史》一書凡例中寫道“本書取材參考書報雜志甚多，茲將主要書籍附志于次?！雹诒遄诿希骸督榻B〈東三省中日交涉史〉》，《同澤半月刊》1927年第6期，第6頁。所參考的中文書有《中國外交史》《清朝全史》《中國近百年史》等，日文書有《東三省之政治與外交》《“滿洲”發達史》《“滿洲”之情勢》等，卞鴻儒在當時的史學研究中就已經運用了中日有關中國東北的研究成果，可知其文獻功底之深厚。

2.開闊的國際視野。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是具有國際視野的，這在當時難能可貴，他的這種國際視野與東北史的興起背景密切相關。民國時期，東北作為列強覬覦的目標和博弈的大舞臺，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0世紀初葉是中國現代史學的確立期，也奠定了中國東北史研究使命。21世紀初葉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轉型期，而中國東北史研究同樣面臨重大調整的新使命?！雹蹚埥ㄈA、楊昕沫：《在世界史與中國史之間——中國東北史的使命、地緣、范式與轉向》，《世界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第99頁。東北史的新使命正是關注國際視野下的東北史研究應該如何開展。卞鴻儒認為“言中國問題者不能遺東北，言太平洋問題者不能遺東北，言黃白種族問題者不能遺東北，言列強競爭者不能遺東北，言世界問題者尤不能遺東北也”。④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77頁。在卞鴻儒眼中，不論是中國問題、種族問題，還是太平洋問題、世界問題，東北都具有關鍵性的地位。開展東北史研究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

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并未局限于“中國之東北、亞洲之東北”，而是關注于“世界之東北”。⑤此概念改編自梁啟超《中國史敘論》中提出的“時代之區分”，梁啟超將中國歷史分為上世史（自黃帝以訖秦之一統）、中世史（自秦一統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近世史（自乾隆未來以至于今日），這三個歷史時期分別對應“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參見梁啟超著：《中國史敘論》，載《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六》（第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1-12頁。他從多方面來看待東北面臨的局勢。從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角度，他談到：“實則此種情勢之形成，乃地理上自然環境使然，由來既久，不自今日始也。我中華民國東北四省，位于亞洲大陸之東北隅，西連西伯利亞而遠接大西洋，東介渤海黃海之水而遙聯新大陸?！雹俦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76頁。從國家疆界角度，他談到：“就國家疆界之接觸言，其國際地位之重要，視我國內地各省有加?！雹诒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76頁。從海路交通角度，他談到：“就海路交通關系言，其世界性之濃厚，尤為世界任何地域所罕有?！雹郾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76-77頁。在從多角度分析東北局勢后，他講道：“然則今之論東北者，謂為中國安危之所系，東亞菀枯之機括，世界和平之關鍵，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雹鼙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77頁。

卞鴻儒還對當時各種不平等條約對東北地區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對東北與列強交往的各種史料進行了梳理?！稏|北外交關系總清算表》《東北國際大事年表》是將東北對外交往大事和東北與對外關系匯總成表，從中可以看到東北地區對外關系演變的歷史脈絡。在《東三省中日交涉史》《東北與韓國之國際關系》《美國遠東外交與東北問題關系之史的觀察》等著述中，卞鴻儒通古達今，以深邃的歷史眼光看待東北面臨的局勢。

當下的東北史研究，更需這種世界視野，這也應該成為東北史研究者的追求和使命。葛兆光先生讀完日本學者羽田正《全球化與世界史》一書后的發問值得我們深思，他談到：“通過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通過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能不能讓人類意識到我們將是‘世界居民’，而作為未來的地球居民，我們能不能共享世界，學會平等相處，而且找到共同的‘道’呢？”⑤葛兆光：《何為“暗默知”？向根底里反思——讀羽田正〈全球化與世界史〉》，《世界歷史評論》2020年第2期，第20頁。其實，早在八九十年前，卞鴻儒就已經走在這條尋求這種共同的“道”的路上了。

3.真切的現實關懷。對現實的真切關懷是卞鴻儒從事學術研究的動力之一，尤其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卞鴻儒的東北史研究更是如此。這是因為，“東北史誕生于國土淪喪和民族危亡之際，因此自幼年起就有著強烈的使命意識并且延續至今”。⑥張建華、楊昕沫：《在世界史與中國史之間——中國東北史的使命、地緣、范式與轉向》，《世界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第68頁。民國東北史學家希冀通過學術來實現救亡圖存，傅斯年的《東北史綱》、金毓黻的《東北通史》、卞鴻儒的《東北之史的認識》等著述都是在這樣的使命感之下寫就的。

卞鴻儒的著述在九一八事變前后的主要區別在于對現實關懷的程度。對于日本學者提出的具有侵略性的學說，卞鴻儒不遺余力地予以批駁，而且他的批駁都是建立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的。卞鴻儒談到：“自俄日之勢力伸入東北，為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乃憑空造出所謂‘南滿’‘北滿’‘東蒙’……惟‘滿洲’之稱，俄日既有意臆造，世人亦因訛沿用……影響至大，不可不辨?！雹弑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5頁?！稏|北之史的認識》“正名篇”中的有《釋東北》《釋“滿洲”》兩篇文章，《釋東北》是在傅斯年的《東北史綱》、金毓黻的《東北釋名》等著述的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對東北進行解釋，卞鴻儒認為“乃今則東北之名空存，‘滿洲’之禍已見，撫今追昔，感慨系之矣！”⑧卞宗孟著：《東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12頁。由此可知，對東北一詞的解釋正是由于對現實的關懷?！夺尅皾M洲”》一文更是如此，卞鴻儒在文末談到：“所謂‘滿洲’二字，既根本無存在之理由，則所謂‘南滿’‘北滿’以及‘滿蒙’等一切臆造之丑詞怪字，吾人當認為外人陰謀侵略，希圖瓜分，所加諸我之莫大恥辱?！雹俦遄诿现骸稏|北之史的認識》，1936年，第23頁。從這段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卞鴻儒的愛國情懷和現實關懷，他通過對東北、“滿洲”等地名進行考釋，力圖在學術上揭穿侵略者的陰謀，力證東北自古以來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結語

通過對卞鴻儒研究成果的梳理、分類與概括，發現他在東北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其東北史研究成果一方面為今人提供了翔實的文獻索引，為相關領域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另一方面他提供了新穎的視角和理論觀點，為東北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卞鴻儒作為民國時期東北史研究和發展的奠基人，通過對東北文獻、民族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擴大了東北史研究的范圍，深化了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他的著述文獻豐富、種類多樣、視野開闊，稱得上是東北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對于當時東北面臨的困境，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發揮了東北史研究的經世致用的功能。卞鴻儒的研究和著述，值得當今東北史研究者認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