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演變的理論機制和路徑選擇

韓永輝 彭渤揚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420

一、引 言

德國①本文提及的“德國”概念是指1990 年前的聯邦德國和1990 年以后統一的德國。是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開展對外交流合作的重要伙伴，經貿關系是中德雙邊關系的“基石”，中德雙邊經貿關系對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環境具有重要意義。伴隨中國影響力的迅猛提升和德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和德國的經貿條件相較于過去出現了明顯改變，引致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出現從快速增長到震蕩波動的新形勢。德國是歐洲經濟的“領頭羊”和歐盟“軸心”之一②李青、韓永輝、張雙鈺：《德國政府經濟角色轉變的表現特征、動因分析和對中德關系的影響——以〈德國工業戰略2030〉》，《東方論壇》2022 年第3 期。，中德經貿交往的階段性轉變必然影響中歐乃至全球的經濟環境。中國有必要根據要素新變化，把握德國投資新階段的特征，優化調整中德合作的戰略路徑和協作模式，做出科學有效的路徑選擇。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制造強國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對把握新時代科技自立自強與制造業發展的有機聯系具有鮮明的導向意義。德國制造業水平全球領先，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演變，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不容忽視。進入新階段以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特征從過去的持續增長轉變為震蕩波動，具體表現為投資項目數量的激增和回撤并存，中德雙邊經貿關系正在經歷重塑過程。國內外現有的研究主要從體制差異、政治關系、外部沖擊等方面就中德經貿往來的新變化進行研究，有學者認為中德兩國經貿關系出現新變化的原因是由于兩國存在體制差異和價值觀分歧，意識形態等差異是導致德國重新界定中德經貿關系的主要因素①丁純、陳芊凝：《中德經貿關系50 年：成就、問題與前景》，《德國研究》2022 年第6 期；熊煒：《失重的“壓艙石”？經貿合作的“赫希曼效應”分析——以德俄關系與中德關系為比較案例》，《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9 年第5 期；熊煒、姜昊：《“價值觀外交”：德國新政府的外交基軸？》，《國際問題研究》2022 年第1 期；寇蔻、史世偉：《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中德經貿依賴關系》，《國際論壇》2021 年第6 期；Yu J, M?nnlein M, Kroymann B, et al., "Deutschland und China: Investorenbeziehungen unter Komplexen Rahmenbedingunge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21:261-270。。有觀點認為中德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是造成中德經貿往來出現裂痕的關鍵因素，中德兩國的政治地緣相互靠近與經濟地緣的讓位是主要原因②熊煒：《從“超脫”到“碰撞”：德國對華政策50 年》，《歐洲研究》2022 年第6 期；陳兆源：《外國直接投資與發展中世界的國家能力——基于外資來源國多元化的理論模型與經驗證據》，《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 年第3 期。。一些研究認為，中德之間的經貿往來受到中美關系等外部因素的干預，中美兩國的關系惡化產生的外溢效應對中德雙邊經貿往來產生了負面影響③孫恪勤、侯冠華：《德國對華政策中的美國因素》，《國際展望》2020 年第5 期；寇蔻、史世偉：《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中德經貿依賴關系》，《國際論壇》2021 年第6 期。。

本文在借鑒上述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回溯50 余年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演化情形，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解釋框架，從可持續發展優勢、政府區位因素、技術內部化需求三個方面入手，解釋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出現新變化的原因，為中德經貿關系未來的發展提供可供借鑒的路徑選擇。

二、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特征性事實

自中德建交50 余年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演化情形經歷了三個階段（如圖1）。從1972 年到2004 年，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處于初始發展階段，投資總額在低位徘徊。從2004 年到2017 年，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投資總額大幅增加，制造業投資占總投資比重大幅提升，并日益呈現出高端化發展的特征。從2017 年至今，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進入震蕩波動階段，具體表現為直接投資流量的激增和回撤并存。2017 年以后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體表現出了一系列的新變化，標志著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進入了新階段。

圖1 1992—2022 年德國對華季度/年度投資額（單位：百萬歐元）

（一）初始發展階段：投資總額低位徘徊，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占據主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市場潛力吸引著無數海外投資者，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不斷發展和演進。德國大眾集團于1984 年與上海三家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上海大眾”，由此開啟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先河①丁純、陳芊凝：《中德經貿關系50 年：成就、問題與前景》，《德國研究》2022 年第6 期。。1992年德國企業開始進入中國市場，投資流量也出現了提升②毛蘊詩、B.N.科瑪（Kumar）、埃瑟琳（Ensslinger）：《德國企業對華投資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1999 年第5 期。，這一時期德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體規模不大，但中國的制度建設突飛猛進，為后續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的增加奠定了基礎。德國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投資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水平、精良的機器設備，滿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③周利萍：《譜寫中德合作新篇章——德國企業在華直接投資述評》，《中國外資》1995 年第6 期。。

這一階段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呈現出三個特點。首先，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處于低位。由于中國處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持觀望態度，部分德國企業對公司知識產權問題存在擔憂，中國國內產業鏈不完善，國內供應商的產品質量無法滿足德國企業的品牌需要，導致了投資總額相對較低。其次，兩國政府對經貿關系缺乏重視。雖然科爾政府在1992 年調整對華政策，并在1993 年制定了以中國為重點的亞洲戰略，但兩國的相互接近以政治地緣的相互靠近為主，經貿往來并非中德兩國的重點合作領域。最后，投資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德國企業在中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德國制造業企業降低成本的需要，而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恰好與德國的需求相適配，因此德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勞動力要素為驅動，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集中于產品生產環節，對產品研發的投資相對較少。

雖然在這一階段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達成了一些成就，但總體而言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是由中國市場驅動，并以德國企業為主導的投資，兩國政府層面缺乏相應的投資支持政策舉措。同時由于剛剛經歷改革開放，中國市場尚不能同國際接軌，在吸引和利用德國投資時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導致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面臨法律法規、外匯平衡、知識產權等多重障礙。

（二）快速增長階段：雙邊投資快速增長，投資結構向資本密集產業過渡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日益凸顯，且中德雙方的政治往來逐漸密切，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也迎來了較大規模的增長。政治地緣的逐步靠近推動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開展，2004 年開始，中德兩國在中歐全面伙伴關系框架內建立具有全球責任的伙伴關系，并建立兩國總理年度會晤機制，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合作關系。2010 年中德雙方簽署《中德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公報》，同意建立政府磋商機制。2014 年中德關系進一步提升為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中德雙方的政治地緣逐步靠近為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開展提供了助力，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穩步上升，外交的良好互動推動了德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

這一階段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呈現出三個特點。首先，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顯著增長。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為德國企業帶來了投資新機遇，大量德國龍頭企業開始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力度，德國中小企業也開始布局中國市場，為龍頭企業搭建完整產業鏈。德國企業積極布局中國市場帶動了投資總額的上升，2004 年到2017 年之間，德國對中國年均投資額從20 億歐元穩步上升至80 億歐元，并始終保持在60 億到80 億歐元之間小幅波動。其次，中德兩國政治地緣逐步靠近。中德雙邊外交關系在這一階段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施羅德執政期間多次公開稱贊中國扮演的日益重要的國際角色，并對中德戰略伙伴關系寄予厚望，在中德雙方的努力下，中國自2002 年起成為德國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兩國在科技、投資各方面的合作全面深入發展。默克爾執政的第一個任期意圖改變德國對中國政策的基本框架，中德雙邊關系出現了疏離，但隨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默克爾政府逐漸認識到中國對德國和歐洲的重要意義，德國政府對中國態度出現了重新調整，兩國關系更加緊密①熊煒：《從“超脫”到“碰撞”：德國對華政策50 年》，《歐洲研究》2022 年第6 期。。中德兩國政治地緣的相互接近為兩國的經貿關系提供了助力，德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隨著雙邊關系的發展出現了新機遇。最后，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共同發展。隨著中國本土產業鏈供應鏈的不斷完善，加之德國中小企業為龍頭企業的生產活動提供了原材料補充，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在上一階段的低端勞動密集型行業投資的基礎上，增加了對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投資，兩個領域的投資額快速增加，推動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提升。

這一時期中德兩國的政治地緣開始相互靠近，兩國之間的良好外交互動為德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經營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通過構建并完善符合多邊經貿規則的市場經濟法律法規激發了市場和社會活力，外商投資法律體系不斷完善，提升了德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投資信心。這一時期德國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額較上一時期有較大提升，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相對穩定，兩國之間的投資往來從過去的企業主導轉變為政企聯合驅動。

（三）震蕩波動階段：投資總額起伏不定，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大量遷出

大國博弈程度日益加深，德國政府對中國外交政策指導方針發生改變，直接投資流量出現震蕩波動的態勢。特朗普政府的上臺標志著逆全球化浪潮的開始，德國也受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影響，自2017 年開始，德國政治家便不斷提出“中國是德國的威脅”的言論。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執政之初發表了著名的“時代轉折”（Die Zeitenwende）演講，開始調整德國對華政策。德國對中國的依賴度提升引發了德國對中國的恐慌②Matthes J., "China-Abh?ngigkeit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Mit Volldampf in dei falsche Richtung", IW-Kurzberichte,2022, No.68: 1-3.，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相繼爆發也使全球經貿受到嚴重沖擊，德國在中國的投資項目受到了負面影響。中德經貿關系也遭受打擊，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雖始終保持上升態勢，但直接投資流量出現了較多次回撤。在這種背景下，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出現投資訂單回撤增加、投資總額震蕩上升的現象。這一階段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呈現出三個特點。

首先，投資總額先降后升，制造業投資占比增加。進入2017 年以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出現了連續下降，投資訂單出現了大量回撤，直到2020 年后，投資總額才重新回歸高位。德國制造業行業直接投資占比呈上升趨勢，制造業行業直接投資占全行業比重始終保持在60%左右，制造業投資額占全行業投資總額比重有所提升。德國在華投資多為生產型項目，投資金額較大，技術含量較高①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德國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2022/1/1，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德國制造業龍頭企業西門子集團、拜耳化工集團、巴斯夫化工集團、漢高集團、大眾汽車集團、戴姆勒和德固賽等德國企業在華投資增長顯著。2022 年，英飛凌、大眾汽車、戴姆勒等德國制造業龍頭企業的中國市場份額約占30%，在市場份額占比排名前10 的企業中，有7 家屬于制造業企業?？傮w而言，雖然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流量出現了震蕩波動的新變化，但德國制造業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仍積極向好，中國市場對德國制造業企業仍有較大的吸引力。

表1 2011—2021 年德國在中國制造業投資總量及增長率單位：百萬歐元

第二，中德雙邊關系經歷重塑，兩國經貿關系受政治關系影響出現波動。德國在經濟領域同中國的非對稱相互依賴關系引發了國內的普遍擔憂，部分德國政治家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應與中國脫鉤②Jürgen M., "Die europ?ische Handelspolitik und China: Schritte zu einer neuen Balance mit fairem Wettbewerb", IWAnalyse, 2020, No.138: 1-81.。德國外長、綠黨聯席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認為，德國不應將其經濟命脈同中國相綁定；德國氣候和經濟事務部部長、綠黨聯席主席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認為，德國應當減少對中國能源、半導體和電池等行業的依賴。德國國內也有不同的聲音，德國經濟學界認為，過分渲染與中國脫鉤的觀點并不符合德國自身的利益，尤其在俄烏沖突引發能源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的能源價格和完整的產業鏈體系為德國企業的經營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德國龍頭企業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其對中國市場的態度，2022 年11 月，朔爾茨率12 家企業代表團正式訪問中國，體現了德國商界對中國市場仍充滿信心。德國對華關系呈現出左右搖擺的傾向，但德國對華外交政策并未對中德雙方的經貿往來造成較大影響，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仍看好中國市場，但由于德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提出減少德國對華經濟依賴，德國企業擴大在中國投資或將遭遇一定阻礙。

第三，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減少，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增加。從投資結構的角度來看，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結構與過去相比出現了較大的改變，勞動密集型投資逐漸撤出中國市場，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出現較大規模的增長。從2010 年到2021 年，德國對中國制造業直接投資總體上漲了289.4%，其中汽車產業增幅最大，達到了460.4%，化工、機械、電氣設備等高端制造業產業投資額均有較大漲幅。高技術產業外資投資增長速度加快和德國高端制造業企業加大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力度有密不可分的聯系，2022 年，德國化工企業巨頭巴斯夫集團主席、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rg Wuttke）在采訪中稱，中國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其市場無法被替代，該集團在湛江的項目也明確提出加速雙方的合作，將在2030 年投資100 億歐元建設湛江一體化基地。寶馬集團生產基地大規模升級項目也于2022 年正式開業，項目共計投入150 億元。德國的高端制造業企業對中國投資總額的增加，對中國的制造業向高端轉型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中國制造業已經進入到中高端發展階段，德國高端制造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為中國制造業高端轉型提供了巨大的戰略機遇。同時德國企業對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投入也有顯著增加，具體表現為對華研發項目投資顯著增多。大量德國制造業企業在中國市場布局研發部門，加大在中國市場的創新力度，增加研發資金投入。根據中國德國商會發布的《商業信心調查2022/2023》，德國對中國的投資主要用于生產設施和研發，其中50%的企業將投資用于新的生產設施，另有41%的企業將投資用于研發①中國德國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22/2023》，2023/12/15，https://china.ahk.de/cn/rocky-roads-ahead-businessconfidence-of-german-companies-in-china-reached-a-historic-low.。

三、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演變的理論機制演繹

（一）理論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經營的唯一目的是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對外投資則是企業跨越國界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的手段。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 理論）認為，企業需要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才具備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①John D.,"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88,3(1): 21-66.。以往的直接投資理論都只是從某個角度對直接投資的動因進行片面的解讀，OLI 理論解決了以往直接投資理論中存在的片面問題，利用折衷理論將有關理論綜合起來解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并認為利益最大化是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隨著諸多社會性問題日益突出，對經濟、社會與環境可持續性（ESG）的關注逐漸成為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參考②謝紅軍、呂雪：《負責任的國際投資：ESG 與中國OFDI》，《經濟研究》2022 年第3 期。，完善的可持續化發展技術和戰略逐漸成為企業的特定所有權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東道國和投資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對兩國之間的經貿投資往來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雙方的外交關系對所有權優勢形成了補充。在東道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不斷健全的情況下，企業將研發環節內部化，以減少因外部市場不完全而導致的核心競爭力喪失。

新的社會問題催化社會出現新變化，進而導致企業在開展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出現全新的考慮，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發生了變化，OLI 理論在解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時存在一定困難。本文通過對現實情境和理論的分析，在OLI 理論基礎上引入了可持續發展能力、投資國和東道國外交關系、研發內部化優勢三方面因素，并將其納入OLI 理論，分別對OLI 理論的所有權特定優勢理論、區位優勢理論、內部化優勢理論形成補充，豐富了對外投資理論，為解釋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出現的變化提供全新的理論視角。

1. 可持續發展技術和聲譽成為企業所有權新優勢

可持續發展引致的社會責任要求重塑企業的生產經營理念，隨著綠色可持續發展成為時代主流，企業的經營從過去以犧牲環境為理由的無限制追求利潤，調整為在滿足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情況下有節制的獲取利潤③謝紅軍、呂雪：《負責任的國際投資：ESG 與中國OFDI》，《經濟研究》2022 年第3 期。。企業生產經營理念的改變導致跨國公司在關鍵技術競爭方面出現了新變化，可持續發展技術和能力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將更易在企業競爭中脫穎而出。具體而言，跨國企業通過完善對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的關注度，提升對能源的利用效率，掌握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工藝技術，能夠有效解決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合法性問題，圍繞可持續性發展理念形成的源自社會責任的內生制度優勢，有助于企業嵌入東道國價值鏈④Bryan H., David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838–849.。同時跨國企業ESG 表現也將為企業提供聲譽價值，并隨著消費者和股東對ESG 的追求而為企業增加無形資產優勢，助力企業提升自身形象和品牌信譽，有助于助力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⑤Caroline F., "Doe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Fos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rade Libe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0(36): 1469-1485.。

2. 投資國和東道國外交關系成為區位因素新考量

逆全球化浪潮導致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遭遇理論困境，國家間經貿往來不再以利潤作為考量，多國出于國家安全問題強勢干預本國企業在他國的投資經營，在國際經貿問題中增加政治因素的干預，造成企業在開展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出現新區位優勢考量。在企業的經營選擇中，東道國與投資國的政治互動程度越來越成為跨國公司重點考慮的因素①Chris W., "Deducing a State-of-the-Art Presentation of the Eclectic Paradigm from Fou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 2020,70(1): 51-96.，東道國同投資國開展良性的外交互動將有利于為投資國企業提供更有利于其發展的營商環境和政策優勢，確保投資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經營得到后者的支持，有利于保護投資國企業的經營利潤，減少投資爭端。反之，若東道國與投資國的政治互動相對缺乏，或出于歷史原因，東道國同投資國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與沖突，則企業在東道國的經營將面臨制度挑戰、政策歧視、民族主義情緒和資產被沒收的威脅②Jason L., Tamara S., Anne V., Joanna J.,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Denmark: Testing the Eclectic Framework and Internalization Theory",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3, 21(1): 65-86.，將不利于投資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經營和生產，增加投資爭端。

3. 研發內部化成為跨國公司內部化戰略的新選擇

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活動愈發頻繁，為追求更高的利潤和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不斷優化調整自己的戰略選擇。其中，研發環節內部化成為了跨國公司內部化戰略的新選擇。研發內部化是指跨國公司將研發活動直接在東道國開展，從而實現對技術、人才和市場信息的內部化。采取這種戰略的原因在于，技術已經成為跨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而技術的轉移和擴散又受到地域、文化和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將研發活動內部化，可以有效掌握當地的市場信息和人才資源，適應當地市場的需求，同時避免技術外流和知識產權糾紛。同時，研發內部化還可以促進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和升級，通過與東道國科研機構和高校開展合作關系，共同開展技術研發和創新，提高技術水平和擴大應用范圍，從而更好的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為企業提升在東道國的競爭力提供優勢。

（二）理論分析

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經歷了從穩定增長到震蕩波動的三個階段。進入新階段以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發生的變化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依托上文的理論創新基礎，結合可持續發展所有權優勢、東道國政府區位優勢、企業技術研發內部化優勢三個角度，探究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進入新階段的投資機制，對研判德國未來投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可持續發展所有權優勢凸顯，對華制造業投資總額顯著提升

德國制造業行業在世界范圍內極負盛譽，企業所有權優勢凸顯。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德國制造業企業具有技術壟斷優勢，更易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德國企業的所有權特定優勢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方面，推動了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提升。

第一，德國企業在有形資產方面具有技術優勢。德國政府的一系列支持制造業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為德國制造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推動了德國制造業企業的有形資產優勢顯著提升。2011年，德國制定“工業4.0”產業政策，積極利用信息化技術促進產業變革，提升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經過幾年的發展，德國制造業企業實現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資本回報率獲得了顯著上漲，在德國所有“工業4.0”相關行業中，硬件解決方案增長了14%以上，軟件解決方案增長了23%，IT 服務增長了22%①王羅漢、王偉楠：《德國工業4.0 近十年的進展評估及啟示》，《現代國企研究》2022 年第4 期。。在“工業4.0”的框架下，德國政府、州政府、政策性銀行和大型企業設置了高科技創業基金，對制造業企業的研發給予風險投資支持，創新資金的增加為德國制造業企業的新產品研發提供了支持，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產品的競爭優勢。以“工業4.0”為代表的一系列數字化戰略的成功實施，使德國迅速成為全球制造產業智能化改造的領頭兵②王德顯：《德國工業4.0 戰略對中國工業發展的啟示》，《稅務與經濟》2016 年第1 期。，德國制造業企業的有形資產優勢凸顯。德國政府發布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制造業產業政策，對重點工業領域進行針對性扶植，提高德國工業企業產值，該政策以數字化、智能化賦能制造業企業，大力支持突破性創新活動，采取多種措施增加德國工業的整體競爭力③Schnellenbach J., Schwuchow S., "Die Nationale Industriestrategie 2030: Eine kritische Diskussion", ORDO. Jahrbuch für die Ordnung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019, 70(1): 340-371.。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政策將進一步提升德國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制造業企業的技術水平提升將為德國制造業企業創造更大的所有權特定優勢，助力德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德國產業政策的精確制定和成功實施為德國制造業企業提供了更為便利的發展條件，有效提升了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保障了制造業行業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先地位，從而確保了制造業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技術壟斷優勢。隨著德國制造業行業的不斷升級，德國制造業企業紛紛開展數字化轉型，憑借德國制造業企業的先天優勢，德國企業搶抓生產力轉型的新增長點，以其技術壟斷優勢實現了在華直接投資額的大幅提升。

第二，德國企業的無形資產方面具有品牌效應。德國企業的無形資產優勢主要體現在以“高質量”為特征的品牌效應?！暗聡圃臁笔侨蛑圃鞓I行業的閃亮品牌，由德國生產的產品經常被打上質量上乘的標簽。世界品牌實驗室發布的《世界500 強品牌榜單》顯示，上榜的德國制造業企業以梅賽德斯-奔馳、寶馬、大眾、奧迪、保時捷、博世等傳統汽車制造品牌為主，在制造業品牌中，德國企業具有較為充裕的歷史積累④薛君、許雷鑫、張利：《數字經濟下制造業升級的德國模式及借鑒》，《宏觀經濟管理》2023 年第4 期。。德國大型制造業企業的品牌效應也為德國品牌帶來了更多的積極影響，提升了“德國制造”的知名度，部分德國中小企業也因此收益。德國制造業企業的品牌效應屬于德國企業的無形資產優勢，在同類商品競爭中，德國制造業品牌可以依靠其制造業品牌效應在商品競爭中獲得領先優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水平日益提高，對德國生產的優質制造業產品需求也與日俱增，德國制造業依靠其無形資產優勢可以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多的訂單，吸引了大量德國制造業企業對中國開展直接投資。

第三，德國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領域成就突出。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能夠協助企業進行技術和產品升級，提升綠色創新能力，推動助力企業有形技術優勢的凸顯。同時投資者和消費者對ESG 的追求也為企業帶來顯著的競爭優勢⑤Caroline F., "Doe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Fos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Trade Libe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10): 1469-1485.，推動企業樹立起負責任的形象和良好的聲譽，緩解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資本約束難題，促進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⑥謝紅軍、呂雪：《負責任的國際投資：ESG 與中國OFDI》，《經濟研究》2022 年第3 期。。德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起步較早，具有較好的可持續發展基礎，企業ESG 政策法規相對完善，在推動私營企業落實環境和社會政策方面也更為有力。中國積極開展同德國制造業企業在綠色可持續技術領域的合作，德國朗盛集團電動汽車和循環經濟總監表示，朗盛集團與中國合作伙伴一起構建以綠色能源為主的新型電力系統，加速推進原材料和生產環節的低碳化轉型。德國西馬克集團首席執行官表示，西馬克集團正在利用其在減碳生產和循環經濟領域的技術，助力綠色中國建設。德國企業在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技術領域受到中國的青睞，推動了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提升。

2. 政府區位優勢正在經歷重塑，德國企業對華投資熱情遭平抑

傳統區位優勢的優化是德國對中國開展直接投資的關鍵考慮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傳統區位優勢積極向好發展，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市場潛力、政策環境等區位的優勢提升助推了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力度，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或擴大生產。然而不同企業所需的區位各不相同，中國的區位優勢變化對不同產業的企業產生了完全相反的影響，致使一些企業因成本提高而退出中國市場。同時，由于政府區位因素的改變也使得部分企業在客觀條件良好的情況下，依然選擇退出中國市場。

第一，中國營商環境加速優化。中國營商環境的優化和政府對外資的開放力度是吸引德國企業對中國開展直接投資的關鍵。近年來，中國營商環境優化成效顯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的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從2013 年的第96 位提升到2020 年的第31 位，營商環境位次高于許多歐盟成員國，如法國、荷蘭、比利時等，營商環境的優化是吸引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關鍵所在。同時，中國政府正在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實行制度性開放，以積極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國正在加快在多領域放寬對外商準入的限制，2019 年，中國通過用“外商投資法”替代原有的“外資三法”，破除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壁壘，為德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第二，中國勞動力向高端轉型。中國勞動力結構性變化也導致了德國企業投資結構發生變化，中國勞動力結構出現了由過去的勞動力價格低廉且勞動力素質偏低向勞動力價格適中且勞動力素質提升的轉變。對于德國制造業企業而言，中國勞動力素質的顯著提升有助于其更好適應德國高端制造業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生產和研發勞動工作，德國制造業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從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

第三，中國技術型勞動力成本提升。作為世界工廠，中國一直以其低成本勞動力吸引著大量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挑戰。例如，德國服裝品牌阿迪達斯由于中國勞動力價格上升導致生產成本走高，將生產線從中國遷至越南。德國玩具生產企業Autec 也因為成本問題不得不將生產轉移至德國本土。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中國區位發生變化的體現，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提升導致了部分德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退出中國市場，從而導致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結構發生改變。

第四，中德雙邊關系變化導致企業投資意愿發生改變。德國企業在開展投資的過程中，受到了政府區位因素變化的影響，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提出了制衡中國的印太戰略，德國積極響應美國的號召，在地緣戰略上開始遏制中國。德國認為，中國在德國開展的直接投資對其國內的安全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并以此為由提出了中國是“體制對手”的定位①G?rg H., "Ausl?ndische Direktinvestitionen in Deutschland–die gro?e Angst vor China",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2019, 68(1): 28-35.，而對中國的身份界定進一步影響了德國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政府和輿論對“中國威脅論”的渲染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對關系讓德國企業感受到了在中國投資的“危險”，部分企業出于政治區位因素而中斷了在華的投資。德國車企歐寶于2022 年宣布暫時擱置進入中國市場的計劃，據德國《商報》報道，中國同美國和歐盟間日益嚴重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導致歐寶難以進入全球最大的銷售地區，因此歐寶母公司Stellantis 的負責人卡洛斯·塔瓦雷斯（Carlos Tavares）出于政治因素考慮決定暫停歐寶在中國市場的商業計劃②Tagesschau, "Opel legt Expansion nach China auf Eis", 2022/9/16,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opel- stopptchina-expansion-101.html.。

3. 產業投資結構出現全新調整，德國對華投資額下行風險陡增

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導致德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轉移至其他國家，進而導致總額出現明顯下降。同時德國制造業企業為尋求內部化優勢，提升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總額，研發投資成為對中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投資領域。產業投資結構的全新調整引致了投資總額的下行，進而為投資帶來一定風險。

第一，德國企業通過內部化減少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影響。進入新階段以來，國際產品要素市場不完全性日趨凸顯，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沖突等突發事件引起了物流成本和能源成本的飆升。德國制造業企業出口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國際物流受阻和能源成本的飆升對德國制造業企業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大大增加了德國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成本，導致德國制造業產品喪失價格優勢。為此，德國制造業企業通過對中國開展直接投資，在中國投資建廠，將企業生產環節內部化，利用中國的物流網絡和供應鏈體系，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產品的生產效率和質量。同時依靠中國相對廉價的能源，進一步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德國制造業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優勢。

第二，德國制造業企業通過技術內部化保存技術優勢?？萍紕撔率侵圃鞓I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由于在外部市場交易技術這種中間產品存在技術泄密的風險③Xiangdong C., Guido R.,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Investment of German Firms in China", Technovation, 2006,26(3): 407-415.，投資國企業選擇將研發部門轉移至東道國，將企業的研發環節內部化，從而保障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為了減少國際市場不完全性對德國企業的影響，保護自身技術領先優勢，提升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德國制造業企業紛紛在華布局研發機構，將涉及技術的生產活動控制在企業內部完成，從而降低企業在華經營的成本和風險，同時減少了與外部企業進行交易獲取技術的諸多交易費用，減少市場不完全性對制造業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研發投資存在一定風險，企業開展研發投資或面臨研發失敗帶來的投資資金損失風險，研發投資的投入產出相對較低，短期內無法有明顯的投資成效，或將挫傷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積極性，進而導致投資總額的進一步下降。

四、中國對德國直接投資演變宜采取的路徑選擇

德國對中國投資領域與中國未來行業發展高度互補，中德兩國經貿關系具有互利共贏、合作競爭并存以及引領中歐經貿合作的特點①丁純、陳芊凝：《中德經貿關系50 年：成就、問題與前景》，《德國研究》2022 年第6 期。。德國制造業部門的直接投資對中國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宜根據德國直接投資的特點，科學制定外商直接投資政策，以穩定中德政治關系、優化德資營商環境、打破市場隱性壁壘，吸引德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助力。

（一）破除市場準入隱性壁壘，協同共建標準化體系

完善外商投資規章制度，破除外資企業入市隱性準入壁壘。繼續清理不符合外商投資法的有關規章制度，及時修訂依據原“外資三法”制定的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廢止無法律依據的特殊管理制度，為外商直接投資營造開放包容互惠的制度環境。完善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制度，規范告知性備案程序。繼續優化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明確和細化相關特別管理措施，提高負面清單的精準度。建立科學的外商投資認定標準，明確外商間接投資的種類、投資新建項目的具體涵義。通過健全相關市場準入法律法規，降低德資準入門檻，拓寬德國企業的投資領域。

鼓勵中德資企業共建標準化體系，促進中國行業標準的國際化。推動政府頒布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相結合，鼓勵德企同中資企業共建標準化體系。緊貼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等重點領域需求，適時推動對德標準化合作，邀請德國高校專家和技術人員參與中國標準化戰略制定，不斷完善國家計量體系。促進德資企業公平參與中國標準化工作，積極開展國家高端裝備制造業標準化試點工作，進一步發揮標準的示范引領效應，以重點領域標準化項目帶動中德產業發展。鼓勵德國制造業企業同中國共建標準化體系，推動中國制造業標準化邁上新臺階，倒逼國內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

（二）深化中德戰略伙伴關系，為投資創造有利環境

中國政府需充分利用良好的雙邊外交關系，加快對德國制造業企業實施“引進來”戰略②韓永輝、麥煒坤、王賢彬等：《穩健外交關系驅動中國企業走出去——來自雙邊聯合聲明公報簽訂的證據》，《國際經貿探索》2022 年第5 期。。進入新階段以來，德國對中國經貿領域呈現出合作和遏制并存的狀態，具體表現為德國政府和德國企業對中德經貿關系的界定。一方面，由于產業競爭、高技術領域博弈、地緣政治博弈、俄烏沖突等原因，德國政府在同中國開展經貿合作的過程中呈現出抵觸的態度。朔爾茨政府執政期間將中國視為體制競爭對手而非合作伙伴的做法，對中德兩國的經貿往來和中德政治關系造成了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德國制造業企業對中國投資熱情度有明顯提升，制造業企業積極開展投資，擴大在中國的產品生產規模，對中國市場的信任度也有明顯提升。

中德雙方應當積極推動雙邊關系向好關系，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加強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領域的溝通和交流，積極主動化解經貿合作中的摩擦，加快形成協調解決貿易糾紛機制，提升兩國之間的互信。雙方政府和企業宜繼續依托于雙邊高級別對話等重要合作溝通機制，積極探索更多人文交流的交匯點，加深對彼此的了解，以民間交流增強政治互信，共同維護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貿易秩序，鞏固和加深兩國的經貿合作關系。同時，中德兩國可以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開展更多務實合作，將“一帶一路”倡議的作用發揮到最大，鼓勵雙方企業搶抓政策機遇，以項目建設助力中德經貿發展。

（三）優化外商市場營商環境，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保障外資企業依法平等參與政府采購、招投標、標準制定，對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在政府采購和招投標項目中，嚴格禁止根據企業性質、所在地對供應商設置不合理條件或歧視性要求，保障外資企業公平參與競爭。在制定標準過程中，除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情況外，支持外資企業參與制定各種標準。制定外資企業申報科技計劃項目相關辦法，支持有條件的外資企業申請國家科技計劃、科技創新重點課題，參與研發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通過優化市場環境，完善建立市場公平競爭制度，為德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便利條件。

健全外資知識產權保障機制，重振德企對中國投資信心。保障德商投資企業依法公平利用知識產權公共服務資源，同等享受知識產權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和快速維權等服務，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簡化數字資源版權保護的行政流程和司法效率，明確和細化濫用認定標準，健全相應的懲戒制度和信息監控機制，建立相對完善的處罰程序保護體系，進一步提高行政保護效率。建立跨區域、跨部門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機制，加大對技術、發明、商業秘密保護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