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透支?

劉永文, 田維雙

(貴州大學 經濟學院, 貴陽 550025)

2020年10月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納入其中。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更加強調了這一事關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建設的“重頭戲”。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著眼于中國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對于中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對于促進世界經濟繁榮,都會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消費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不僅是擴大內需、暢通國內大循環的“主引擎”,還是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助推器”。在國際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擴大消費成為我國重大戰略任務,是構建內需驅動型發展模式的關鍵,也是增強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實現國民經濟均衡穩定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因此,如何有效推動消費可持續健康增長成為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促進內需與外需平衡發展的關鍵。

數字金融是指以互聯網、移動通信等數字技術為基礎,以數字化形式進行金融活動的方式。其帶來的金融產品、金融服務和金融基礎設施的數字化轉型,為居民提供了更豐富的消費渠道和消費模式,刺激了居民消費[1]。比如支付寶、微信支付的出現,為消費者挑選商品提供了更多選擇,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更加理性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消費的時間成本。同時,數字金融減少了金融排斥效應,增加了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體享受普惠金融服務的機會,這對緩解家庭流動性約束,降低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產生了重要影響[2]。進一步來說,數字金融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能有力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水平,促進勞動力流動,提高居民家庭創業概率和創業績效,為家庭拓展收入來源、實現收入多樣化提供新路徑。而收入多樣化可以提升家庭收入預期,增加居民消費信心,有利于提高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3]。

本文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9年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數字金融使用和家庭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理論研究層面,以雙循環為背景,構建理論框架,探討數字金融發展帶來的效用增加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從跨期角度分析家庭消費增長是消費升級的外在表現還是消費透支的結果。第二,實證研究層面,本文考慮了數字金融與家庭消費的反向因果關系以及遺漏變量可能導致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選用居民是否持有智能手機、2018年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以及互聯網寬帶數量作為工具變量,利用擴展回歸模型(ERM)等方法處理反向因果和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第三,區別于以往學者研究,本文運用分位數回歸檢驗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是否達到普惠金融的目的,為理解數字金融與家庭消費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經驗證據。第四,本文檢驗了家庭多樣化收入、家庭流動性約束在數字金融與家庭消費之間產生的作用,從城鄉二元架構、居民參保等視角討論了異質性。

一、文獻綜述

(一)關于消費的研究

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是擴大我國市場需求、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引擎”。而收入作為影響消費的關鍵因素,對家庭消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陳斌開[3]以生命周期理論為理論基礎,利用家庭微觀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居民收入與邊際消費傾向呈負相關關系,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會嚴重影響居民消費需求,降低居民消費水平?？梢?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能緩和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且有益于提高居民消費積極性,拉動居民消費需求。而楊汝岱和朱詩娥[4]則致力于研究不同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的異質性,發現中等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在以上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劉鎧豪等[5]將影響居民消費的因素聚焦于貿易自由化,研究發現外部貿易自由化通過增加居民收入、緩解收入不平等和影響物價水平三種機制促進家庭消費,推動消費結構升級。此外,家庭流動性約束能夠顯著影響居民家庭消費水平和結構。一方面,家庭流動性約束會抑制家庭消費水平。萬廣華等[6]發現,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及流動性約束型消費者所占比重的上升,不僅會降低居民當期消費水平,而且會影響居民未來消費預期,抑制居民消費增長率。杭斌和余峰[7]基于中國微觀家庭數據發現,家庭面臨的潛在流動性約束會顯著地阻礙居民的家庭消費,并且家庭消費與家庭地位等級的高低有關。另一方面,家庭流動性約束會降低家庭當期消費的效用。張欣和臧旭恒[8]根據家庭住房資產和金融資產識別家庭資產流動性,發現流動性不足的家庭當期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家庭消費效用更低。另外,家庭消費也受到社會保障[9]、人口年齡結構[10]、消費觀念[11]、消費習慣[12]、符號價值[13]等因素的影響。肖攀等[14]發現社會保障和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社會保障對居民食品、交通、衣著消費的影響不盡相同,但大多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朱勤和魏濤遠[15]指出,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改變了人口結構,增加了老年人口比重,刺激居民對醫療保險商品的需求增長,增加了居民醫療性消費支出。張忠根等[16]也證實,提高老年撫養比、降低少兒撫養比可以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程令國和張曄[11]認為中國居民大多在“勤儉節約”文化熏陶下長大,并且經歷了饑荒年代,形成了節儉的消費觀念,從而促使居民習慣性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孟祥軼等[17]在鮑德里亞符號消費理論的基礎上,研究商品的符號價值對消費的影響,認為消費水平是人們追求社會地位的特征符號。此外,金融素養、負債、房價、家庭資產等也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18-21]。

(二)關于數字金融對消費的影響研究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推動數字金融融入生活的各個方面,對家庭消費的作用效果逐步擴大。當前,學者們對數字金融發展進程與消費的相關關系研究主要從宏觀發展和微觀機理兩個視角出發。從宏觀角度而言,數字金融能夠加速資金、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通與配置,促進經濟增長,進而擴大居民消費廣度、加深居民消費深度[22]。張李義和涂奔[23]指出,數字金融與電子商務的共同發展促進了消費方式和服務方式的持續創新,催生了更廣泛的數字金融服務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費需求。宋明月等[24]在普惠金融發展視角下研究了家庭的網絡消費行為,結果顯示普惠金融發展顯著提升了網絡消費家庭占比和消費頻率,且隨著網絡消費的漸進增長,網絡消費家庭的總消費水平更高、消費結構較優,還在城鎮家庭里體現得更明顯。部分學者探究了數字金融發展影響消費的微觀機理,例如張勛等[22]發現,數字金融主要通過提高支付便利性來增加居民消費,而流動性約束的放松并不是數字金融發展提升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盡管學者們對家庭消費的研究已較為豐富,但是在數字金融發展促進家庭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透支這一問題上尚未達成共識。本文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首先構建理論框架,分析數字金融的便利性、低成本所帶來的效用增加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從跨期角度探討家庭消費升級和透支之間的關系;其次,實證分析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并在厘清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升級和消費透支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其機制和異質性進行充分討論。因此,本文運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9年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研究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是對現有研究的有益補充。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由于我國居民的風險態度傾向于風險厭惡,且考慮到此次樣本中偏好風險者占比為5%,因此假定效用函數為常相對風險厭惡效用函數(CRRA)[25]。

(1)

式(1)中,U表示消費者效用函數,C*表示剩余消費,δ表示相對風險厭惡程度。

在此,假定消費函數為嚴格增函數且是凹函數,其模型如下:

(2)

式(2)中,C*為家庭總消費,Ct是一般消費支出,Qt為數字金融帶來的家庭引致消費,φ為家庭預期數字金融提高水平對總消費的效用影響系數。

假定某一般家庭在t期內, 在既定約束條件下,在消費和儲蓄之間進行最優選擇,得到下式:

(3)

At=At-1(1+r)+Yt-Ct-Qt

(4)

式(4)中,φt為拉格朗日乘數,它度量的是財富的邊際效用。

從而,其一階條件為:

(5)

E0[βλt+1]=λt

(6)

(7)

兩邊取對數得到:

-δlnCt+φ(1-δ)lnQt=lnβ+

(-δ)lnCt+1+φ(1-δ)lnQt+1

(8)

將式(2)代入式(8)整理得到:

(9)

整理式(9)得到:

(10)

假定在t期,家庭只購買q1、q2兩種商品,其一般支出模型如下:

Ct=C1+C2

(11)

C1=p1q1

(12)

C2=p2q2

(13)

(14)

圖1展示了數字金融對商品價格影響的效用分解?？梢?數字金融的發展提高了家庭消費效用,從而有φ>1,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金融能提高家庭消費水平。

圖1 數字金融導致商品價格變動的效用分解

(15)

將式(15)展開得到:

(16)

整理式(16)得到:

(17)

H2a:數字金融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家庭消費升級。

H2b:數字金融水平的提高會加大家庭消費透支。

圖2 基于兩期的跨期消費預算約束

H3a:數字金融通過促進家庭收入多樣化來影響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

H3b:降低家庭流動性約束是數字金融影響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的有效途徑。

圖3 收入及流動性約束降低對跨期消費預算約束的影響

式(9)中,假定φ是在抽象掉其他因素(即假定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推導得出的,同樣的,數字金融的發展與普及受城鄉背景和家庭特征等因素的顯著影響,因此假定方程如下:

(18)

φ(u)=τu

(19)

式(18)和式(19)中,u表示城鄉背景和家庭特征等因素的影響。

相較于城鎮,農村的經濟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傳統金融服務可得性較差,受到的金融約束更為嚴重。數字金融的發展有利于打破城鄉二元經濟與金融結構,降低區域間運營成本、信息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拓展家庭增收渠道,提高家庭消費水平。同時,家庭消費水平可能受制于家庭保險參與。一般而言,家庭參與保險后,資產得到保障,有助于促進家庭消費?；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的影響在農村家庭和參與保險的家庭中更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覆蓋全國29個省份,內容涵蓋家庭收入與支出、資產與負債以及相關家庭特征變量,同時還包括家庭社會保障等信息,能較好地反映我國家庭金融資產及配置情況,也能反映整個目標群體的特征和趨勢。目前CHFS公布的數據更新至2019年,且2019年后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家庭消費受重大事件沖擊而使數據不具備典型性,因此本文采用2019年CHFS的數據。在剔除異常值和缺失值后,得到27348個有效樣本。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用家庭消費總支出衡量家庭消費水平,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26],對該指標變量進行取對數糾偏。同時,考慮到樣本中存在值為0的數據,先將原始數據加1,再進行取對數處理。家庭消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消費升級[27],但是消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導致家庭盲目消費。因而,為進一步判別家庭消費水平的提高是家庭消費升級還是家庭消費透支的表現,本文定義總收入大于總消費是消費升級的體現,賦值為1;總收入小于總消費則表明家庭加大消費會導致消費透支,賦值為0。

2.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金融為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紤]到數據的可得性,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衡量,該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組成的聯合課題組編制而成,具有較高的代表性與可靠性。該指數在目前的數字金融相關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運用該指數衡量數字金融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其包括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支持服務程度三個方面。覆蓋廣度主要通過電子賬戶數(如互聯網支付賬號及其綁定的銀行賬戶數)等來體現;使用深度依據實際使用互聯網金融服務的情況來衡量,包括支付業務、貨幣基金業務、信貸業務、保險業務、投資業務和信用業務,既用實際使用人數,也用人均交易筆數和人均交易金額來衡量使用情況;在數字支持服務程度方面,便利性和成本是影響用戶使用金融服務的主要因素[28]。

3.其他變量

參考以往相關文獻[29],引入以下特征變量(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年齡、年齡平方對數、是否為中共黨員、性別、婚姻狀況、金融知識)和家庭特征變量(家庭規模),同時引入其他變量,包括是否參與醫療保險、是否參與社會保險、房產數量、汽車數量、活期存款、理財產品、股市參與、其他金融市場(基金、債券、衍生品、黃金等)參與。

各變量的描述及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數字金融與家庭消費的關系,設計基準模型如下:

coni=β0+β1dfi+∑θiXi+ei

(20)

式(20)中,coni表示家庭消費,dfi表示數字金融,Xi代表一系列的控制變量,ei表示殘差項。

表1 變量描述及定義

為了探究消費增長是消費升級的體現還是消費透支的結果,本文使用二值選擇(Probit)模型進行分析,設計模型如下:

cyi=α0+α1dfi+∑α1dfi+∑αiXi+ui

(21)

式(21)中,cyi=1表示家庭消費升級,反之則為消費透支,其余變量同上文所述。

進一步分析數字金融對不同程度家庭消費的影響,本文采用Koenker和Bassett[30]提出的分位數回歸方法,構建如下模型:

Qτ(coni|dfi,Xi)=ρτ,0+ρτ,1dfi+

∑ρτ,uXu+εi

(22)

式(22)中,τ為所取分位數,ei表示殘差項,其余變量同上文所述。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依據前文的分析,首先,估計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支出的影響。表2列(1)至列(4)分別為數字金融指數、數字金融廣度、數字金融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對家庭消費水平的OLS估計結果。結果表明,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系數為0.043,數字金融廣度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系數為0.050,數字金融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31和0.064,且所有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數字化程度對家庭消費影響最大。其次,為了探究數字金融能否有效促進家庭消費升級,采用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如表2列(5)至列(8)所示。結果顯示,數字金融指數、數字金融廣度、數字金融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進一步驗證了數字金融的發展并沒有促使家庭消費透支,而是能夠有效促進家庭消費升級,其中數字化程度對家庭消費升級的影響最大。個人特征變量中,女性更傾向于消費,男性更有助于消費升級;年齡的增長會減少家庭消費,同時也會促進家庭消費升級;在民族方面,漢族家庭的家庭消費較少,而家庭消費升級指數較高;居民受教育程度高、參與醫療保險、身體健康,則越能夠合理配置資產,促進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居民已婚會促進消費透支,居民參與社會保險對家庭消費無顯著影響。在家庭特征變量中,家庭規模、活期存款、家庭理財、家庭其他金融市場參與能夠有效促進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但是家庭創業和家庭股市參與促進家庭消費是以家庭消費透支為代價的。

(二)工具變量估計結果分析

盡管在模型中控制了性別、年齡、婚姻和健康等變量,但是政府對消費的金融支持、居民應對風險的主觀心理傾向等不可控因素以及家庭消費升級與數字金融之間的反向因果關系可能導致內生性問題。因此,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拓展回歸模型(ERM)來緩解內生性問題。本文選用2019年各省份互聯網寬帶數量作為數字金融的工具變量。一方面,數字金融的發展和普及離不開家庭寬帶的使用,互聯網寬帶的使用度可以反映家庭數字金融的使用度和當地數字金融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家庭消費支出和互聯網寬帶使用的關聯較少,近乎滿足作為工具變量的外在條件。此外,參考已有學者的研究,把家庭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作為工具變量。智能手機的使用體現了數字金融的便利性、快捷性等特點,且智能手機的普及及其價格對家庭整體消費影響較小,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要求。同時,相較于兩階段的工具變量法適用于內生變量為連續型變量的情況,擴展回歸模型(ERM)綜合了傳統工具變量法 (IV)的優勢,能處理反向因果、遺漏變量和自選擇偏差等內生性問題,也能處理內生變量為離散型變量的情況。由于本文選取是否使用智能手機這一離散工具變量,因此使用拓展回歸模型(ERM)。

表3展示了工具變量估計結果。列(1)和列(2)分別是2SLS模型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估計的結果,一階段回歸F值和工具變量t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排除了弱工具變量問題?？紤]了內生性問題之后,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家庭消費增長是消費升級的體現。列(3)和列(4)是將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作為工具變量的ERM估計結果,誤差相關系數均顯著,表明數字金融與消費及其升級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內生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拒絕弱工具變量問題。在進行內生性處理后,結果顯示,數字金融能夠顯著促進消費升級。列(5)和列(6)是將居民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作為工具變量的ERM估計結果,回歸系數與其他列相似。整體而言,工具變量估計結果顯示,數字金融仍然能夠顯著促進家庭消費,同時有助于推動家庭消費升級。

(三)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雪中送炭”還是 “錦上添花”?

數字金融普及和發展的目的之一是為受傳統金融排斥的弱勢群體提供可持續的金融服務。消費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是家庭健康發展的必要環節。因此,數字金融在促進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過程中應該更有助于提高低消費家庭的消費水平。如果數字金融只對高消費家庭產生更有利的影響,沒有發揮普惠作用,那么就需要重視其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的作用。

表2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

表3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工具變量法

為此,本文基于以上研究,選取消費水平提高且收入大于消費的家庭為實驗組進行分位數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列(1)至列(4)所示。數字金融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金融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家庭消費水平的提升,能夠促進家庭消費升級。同時,在0.10的分位數水平上促進效用最高,并且隨著家庭消費水平的提高,促進作用逐漸遞減,從而更加改善低消費家庭的消費環境,達到以消費促進需求側改革、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傮w而言,數字金融在促進家庭消費升級過程中扮演著“雪中送炭”的重要角色,為低消費或者所處消費環境較差的弱勢群體提供了其所需的金融服務。

五、穩健性檢驗

表5展示了穩健性檢驗結果。首先,采用滯后一期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工具變量,再次考察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的影響。其次,更換模型,運用Tobit和Logit模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數字金融促進家庭消費是消費升級的表現,其結果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最后,參考錢海章等[31]、安強身和白璐[32]的研究,本文從樣本中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進行回歸,結果依舊穩健。

表4 分位數回歸結果

六、傳導機制和異質性分析

在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有助于促進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的前提下,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傳導機制及異質性。根據理論模型分析以及經典文獻得出消費假說,本文嘗試驗證數字金融的發展能否通過家庭流動性約束和家庭多樣化收入對家庭消費產生影響,從而厘清數字金融發展主要通過何種渠道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先驗證數字金融通過何種渠道影響家庭消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這些渠道是否是影響家庭消費升級或家庭消費透支的有效機制。

表5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一)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機制:家庭流動性約束

首先,根據理論模型分析得出,數字金融發展之所以能夠帶來家庭消費的提升,可能是因為數字金融減少了實體消費限制。其次,考慮到金融發展可以通過合理有效地分配資源,讓受到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者能夠方便地利用金融市場實現消費的跨期平滑,進而釋放被壓抑的消費需求,那么,數字金融的發展也可能有助于居民優化資源配置,減少居民的流動性約束,提升居民消費水平。本文從正反兩個方面驗證家庭流動性約束是否在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中起傳導作用,參考Blanchflower和Oswald[33]對家庭流動性約束的定義,選取家庭財富水平作為家庭流動性約束的代理變量,因為個人所能借到的錢與其家庭財富高度正相關,同時參考尹志超等[34]對家庭流動性約束的定義,選取當年家庭金融資產總額是否低于兩個月收入這一指標作為衡量家庭流動性約束的反向指標。

表6匯報了家庭流動性約束傳導作用的估計結果。列(1)至列(3)從正向檢驗了家庭流動性約束是否為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中介,用家庭財富水平正向表征家庭流動性約束。列(1)結果表明,數字金融在1%的水平上顯著促進了家庭財富增長。列(2)、列(3)結果表明,家庭財富增長促進了家庭消費,同時促進了家庭消費升級。列(4)至列(6)的實證分析中,用當年家庭金融資產總額是否低于兩個月永久收入這一指標反向衡量家庭流動性約束,反向檢驗家庭流動性約束作為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機制。結果顯示,數字金融降低了反向衡量的家庭流動性約束,而家庭流動性約束的降低能顯著促進家庭消費升級。綜上所述,本文從正反兩個方向驗證了家庭流動性約束是數字金融促進家庭消費升級的有效渠道。

(二)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機制:家庭多樣化收入

既有文獻表明,收入是影響家庭消費的基礎性因素,近年來學術界已逐漸從簡單的收入水平分析拓展到了多樣化收入的深層研究中[35]。為了進一步厘清多樣化收入在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升級影響中的作用,本文選取家庭總收入、農業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工商業收入、財產性收入等進行機制檢驗。

表7匯報了家庭多樣化收入的作用的估計結果。首先,列(1)至列(3)驗證了家庭總收入是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影響的傳導中介。列(1)結果表明,數字金融有助于促進家庭總收入增長,這可能是因為數字金融可通過優化資產配置、激發家庭創業積極性、加強經營持續性、提供就業機會、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等增加家庭總收入。列(2)、列(3)結果顯示,家庭總收入的增長是促使家庭消費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時,由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得知,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家庭消費透支的可能性,促進了家庭消費升級。進一步把家庭總收入進行分解發現,工商業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以及工資性收入有一致的作用,但是農業收入作為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中介卻發揮了相反的作用,數字金融發展與家庭農業收入呈負相關關系?？紤]到數字金融能夠顯著提高其他來源的收入,因而可以認為,數字金融抑制農業收入增長是因為家庭收入橫向變動,即農業收入的減少是其他收入增加導致的。同時,家庭農業收入的增長抑制了家庭消費,由于農業收入居多的家庭的主要消費為生存型消費,農業收入的增長對家庭消費升級的影響較小。整體而言,家庭總收入是數字金融促進家庭消費及其升級的有效渠道,在分解的多樣化收入中,數字金融促進了收入的橫向變動,進一步促進了家庭消費及其升級。

表6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機制:家庭流動性約束2SLS估計結果

(三)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保險異質性

既有文獻表明,家庭參與保險能改善居民風險厭惡傾向,有效激發居民對未來的信心和樂觀心態,降低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刺激居民消費。李珍和趙青[36]認為,養老保險保障水平對城鎮居民消費模式產生了微弱的擠出效應,轉軌后的養老保險覆蓋率提高對居民消費有擠出效應。白重恩等[37]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一新政策落地實施前后的居民消費表現進行對比研究,指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使得非醫療支出類家庭消費支出增加,這種正向影響強度隨著醫療保險保障程度的提高而增強,并且對低收入或健康狀況較差的家庭影響更明顯。謝邦昌和韓靜舒[29]研究發現,醫保政策對于居民消費具有促進作用。鑒于此,本文探討居民參與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能否增強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及其升級的影響。

采用數字金融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表8展示了醫療保險異質性估計結果。列(1)和列(2)展示了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醫療保險參保能夠有效增強數字金融的影響。進一步分析醫療保險異質性框架 下數字金融是促進家庭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透支,結果表明,參與醫療保險能夠增強家庭消費信心,并有效提高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升級的促進作用。表9展示了社會保險異質性估計結果,可能的原因是有社會保險的家庭相對于無社會保險的家庭,在收入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因其每月多支出了社會保險,從而導致其每月可支配收入小于無社會保險的家庭,以致其通過數字金融影響消費的系數值反而小于無社會保險家庭,但對于家庭消費升級的影響而言又相反,說明有社保的家庭更有信心,能更大膽地通過數字金融將金錢用于消費升級。

(四)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城鄉及其規模異質性

伴隨經濟結構的變遷以及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鄉居民獲取發展機會的決策行為也存在異質性,提高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水平成為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突破口。因此,為了驗證城鄉及規模異質性對數字金融與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的影響,本文運用2SLS模型進行探討,表10展示了模型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數字金融是新時期促進農村家庭消費的重要手段。相對于城鎮,農村地區基礎設施薄弱、交通不便等因素影響了居民家庭消費的積極性。雖然互聯網創業可以彌補實體消費的缺陷,但是數字金融對城鎮家庭消費升級有著更為顯著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短期內數字金融的發展降低了農村家庭的信息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進而過度刺激了家庭消費。為了探究數字金融對城市消費升級的影響,把樣本分為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進行進一步分析。結果表明,隨著城市規模的逐漸擴大,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升級的影響越發顯著,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首先,居民的增收渠道與城市規模大小顯著相關,城市規模越大,居民獲取收入越多,由消費的邊際遞減規律得知,家庭消費透支的可能性越小。其次,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數字金融通過數字支付、數字理財、數字保險和數字信貸等產品更容易獲取和分析家庭所需的相關信息,優化家庭資源配置和消費選擇,拓寬信息共享渠道,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促進家庭消費升級。

表7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影響的傳導機制:家庭多樣化收入2SLS估計結果

表8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醫療保險異質性2SLS估計結果

表9 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社會保險異質性2SLS估計結果

七、結論與建議

作為一種新的金融模式和傳統消費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數字金融為居民消費活動提供了有力支撐,為釋放消費潛力、解決內需不振問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本文首先在理論模型中分析了數字金融的便利性、成本降低所帶來的效用增加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從跨期角度探討了數字金融對消費升級和消費透支的影響,接著利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數字金融能夠促進家庭消費水平提升,數字金融的發展能有效促進家庭消費升級,而不會加劇家庭消費透支,且數字金融對家庭消費及消費升級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2)多樣化收入與家庭流動性約束是數字金融推動家庭消費及其升級的有效途徑。在多樣化收入層面,數字金融通過促進收入增長的橫向變動來刺激家庭消費。

(3)家庭參與保險是數字金融促進家庭消費及其升級的內生動力,數字金融能促使農村居民擺脫基礎設施薄弱、交通不便等因素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有效刺激家庭消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本文提供了數字金融有助于提升農村家庭消費水平的證據,但是互聯網科技的快速發展可能導致家庭消費透支,加重家庭債務壓力,且城市規模的擴大能夠促進家庭進行理性消費,避免消費透支。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加強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網絡覆蓋率,提高數字金融服務可及性。加大對農村地區的網絡覆蓋和數字金融服務投入,為農村居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務,加強相關政策支持,有效推動農村家庭參與數字金融并享受其帶來的消費升級效果。

(2)鼓勵收入來源多樣化,提供具有包容性的數字金融平臺。通過數字金融平臺,提供更多獲取收入的機會,幫助家庭實現收入增長,激發家庭消費需求。政府和金融機構應鼓勵創新并扶持各種類型的數字金融平臺發展,從而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費升級。

(3)加強家庭保險制度建設,增強家庭財務穩定性。在促進家庭消費升級的過程中,家庭會面臨各種意外風險。要加強家庭保險制度建設,提供適合家庭需求的保險產品,幫助家庭應對意外風險,增強家庭財務穩定性,進一步促進家庭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

(4)對城市規模加強管理與調控,提供更好的消費環境和服務。城市作為消費的重要場所,應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和職業發展機會,同時完善消費環境,提供便利的消費服務。要通過引導家庭進行理性消費,避免消費透支現象的發生,從而建立起穩定的消費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