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與意義：論雷蒙·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評

張乾坤

湖南理工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

從二戰后重返劍橋撰寫第一篇有關易卜生研究的學位論文開始，雷蒙·威廉斯隨后出版了《戲?。簭囊撞飞桨蕴亍罚?952）、《現代悲劇》（1964）、《戲?。簭囊撞飞讲既R希特》（1968）、《政治與文學》（1979）等一系列含有易卜生批評的著作。從這些頗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來看，易卜生是威廉斯長期以來最鐘情的劇作家，也是他戲劇批評的首要對象與起點。威廉斯為何青睞易卜生批評？這一批評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針對這兩個問題，本文略作探討，旨在推動相關研究。

一 易卜生批評的緣起

易卜生是威廉斯早期戲劇批評視域中最為倚重的作家，《戲?。簭囊撞飞桨蕴亍方o他“贏得了適當的學術尊重”［1］118。威廉斯如此重視易卜生研究，除了恩格斯、梅林、普列漢諾夫、盧卡奇等思想家開創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傳統向來重視易卜生批評之外，還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易卜生被認為是第一流的作家

在威廉斯看來，易卜生戲劇具有足夠的分量，值得投入精力。易卜生在他心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外在機緣是易卜生在英國產生的巨大影響。易卜生作品的最早英譯者威廉·阿切爾在論及易卜生戲劇的銷量時說：“在過去的四年里，英語國家購買了10 萬部易卜生的散文劇……在英語出版物中，這樣的銷售量絕對是空前的?！保?］213除了在書籍市場銷售十分火爆之外，威廉·阿切爾還指出，易卜生戲劇“在英國舞臺上大放異彩，頗受歡迎”［2］216。此外，易卜生還贏得了同行的高度肯定。另一位易卜生作品的英譯者埃德蒙·葛斯提供了一個細節，頗有說服力。在易卜生70 歲壽宴當天，英國文化界的名流亨利·阿瑟·瓊斯、托馬斯·哈代、阿瑟·溫·皮奈羅、蕭伯納等人前往挪威為其祝壽，“易卜生的天才得到英國人‘找上門來’贊賞”［2］115。由于易卜生在英國的巨大影響，威廉斯在中學階段就已經閱讀了其部分劇作，并逐漸認定其是“第一流的悲劇作家”。

（二）面臨的兩難處境與易卜生所傳達的東西最為接近

對于威廉斯而言，易卜生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他所傳達的東西最為接近我當時對身邊環境的感受”［1］45。二戰結束之后，威廉斯從軍隊復員重回劍橋，發現周圍的環境發生了徹底變化，主要表現是周圍的信仰更加多元，學生文化發生了改變，二戰前真正意義上自覺的左派已經不復存在。這種環境的徹底變化不僅發生在劍橋大學，而且也發生在校園之外。1945 年大選，工黨戰勝保守黨，威廉斯最初的反應非常積極，以為歷史發生了性質上的突變，但事實并非如此。隨后上臺執政的艾德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威廉斯對工黨的態度發生了轉折。其一，艾德禮政府于1945 年末接受了美國貸款。在這一問題上，左派陣營內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威廉斯始終激烈反對，他認為美國貸款以及隨后的馬歇爾計劃，助推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貨幣金融秩序，必然使工黨受制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其二，1946 年至1947 年冬天，英國遭遇了嚴重的能源危機，工黨政府為了維持能源生產秩序，對工人進行“規訓”，反對工人罷工，甚至派出軍隊鎮壓工人罷工。透過這一系列鎮壓行為，威廉斯徹底看清了工黨政府的反動面目。其三是工黨政府出臺的國有化政策與文化政策。作為一名工黨成員，威廉斯的父親在過去一直期待著鐵路國有化，然而在國有化政策落地半年之后，他的父親非常不滿，“激烈地反對新體系的官僚性”。就威廉斯的親身經歷來說，他準備與他人合作拍攝一系列表現農業與工業革命的歷史紀錄片，但政府文化機構“拒絕資助電影紀錄片”。針對工黨采取“資本主義優先的做法”，即用資本主義話語重建文化領域，拒絕資助大眾教育機構與文化機構，威廉斯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工黨在20 世紀50 年代迅速落敗的關鍵因素是在文化上沒有資助工人階級運動。針對戰后工黨的種種拙劣表現，威廉斯對艾德禮政府上臺執政的態度從最初“非常熱情”轉變為“非常冷淡”，甚至極為不滿，以至于直言“打算做工黨中的‘左派’”［1］48。

威廉斯不僅不滿意戰后工黨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也不支持戰后英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20 世紀30 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德國法西斯勢力在歐洲范圍內快速膨脹，尤其是在《慕尼黑協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等災難性國際事件之后，戰爭的烏云已經在歐洲上空密布。在此背景下，英國國內左翼政治力量擱置了分歧，短暫實現了空前的團結，組建了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在人民陣線的孕育與壯大過程中，英國共產黨發揮了引領作用。在論及人民陣線對威廉斯的影響時，德沃金指出：“他是人民陣線的產物?！保?］120從威廉斯早年的經歷來看，德沃金的這一判斷是有客觀依據的。1937 年，威廉斯加入了阿伯加文尼的“左派圖書俱樂部”?！芭c工黨相比，‘左派圖書俱樂部’的背景與共產黨更為接近，其政治文化平臺是人民陣線?！保?］141939年11 月，威廉斯加入劍橋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同年12 月正式加入英國共產黨。他利用自身寫作方面的特長，在所屬的作家小組積極為黨組織“趕寫宣傳資料”。由于以英國共產黨為核心的左翼政治力量卓有成效的努力，當時的社會主義俱樂部成為“所有校園‘左派’的大聯合”，甚至左派學生以“一個非常寬容的陣線”為基礎，成功地組織了起來?！霸谏鐣髁x俱樂部里面，共產黨廣義的反法西斯團結路線幾乎已得到一致支持。其中只有一位重要成員，三一堂學院的塞繆爾·西爾金，支持工黨官方立場。他于是成為寶貴的例證，用于彰顯社會主義俱樂部在意識形態上的包容性?！保?］140威廉斯曾表示：“如果說‘左派’的自信文化曾經衰減過的話，我在1939 年夏天之前并沒有觀察到，我所能說的是，當我面對它的時候，它是非常強大而又自信的?！保?］25然而，戰爭的局勢很快發生了變化。1941 年6 月，德國入侵蘇聯，由于“非常清楚戰爭的政治性質變了”，威廉斯于當年7 月應征入伍，隨即與組織失去了聯系，無法履行黨員義務，于是脫離了組織。二戰結束后，威廉斯不贊同英國無產階級政黨無視自身實際、亦步亦趨地跟隨蘇聯的步伐。正如德沃金所說：“他認同黨的激進主義，但他因為黨服從于蘇聯而感到困擾，并認為這種服從是對戰后英國現實的置之不理?！保?］120此外，威廉斯還質疑英國共產黨對待工人罷工的態度。由于與戰后英國共產黨在政治立場上存在較大的分歧，威廉斯明確表示不再加入該組織，甚至以“沒有來由的自信”表示“自己與它沒有任何關系”，宣稱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

可見，由于戰后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徹底變化，“威廉斯發現自己夾在工黨與共產主義同事的包含著陰謀和政治迫害的殘酷爭論之間”［3］120。夾在兩極之間的威廉斯從未將自己劃歸于其中的任何一個派別，成為一個兩邊都不討好的“政治異端分子”。此時威廉斯面臨的兩難處境與易卜生戲劇“所傳達的東西”最接近。在威廉斯看來，易卜生戲劇的內容框架是“個人沖動與絕對障礙之間的張力”［5］79。個人沖動是自發的，也是合理的，絕對障礙是邪惡的，也是無法逾越的，兩者沖突的結果是一場無解的僵局。易卜生戲劇的創造性貢獻在于對這一僵局進行了多次的詩意呈現。二戰后，威廉斯一方面堅信自己選擇的立場是正確的，并為之努力，另一方面在根本意義上又無力改變工黨政府與英國共產黨的現行政策?？梢哉f，威廉斯面臨的僵局與易卜生戲劇表現的僵局是高度同構的。

“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6］141，情感結構既是個人的，又具有“新興性、聯結性和主導性等特征”［6］142，是“共同體中的很多人所擁有的”，“溝通和傳播靠的就是它”［7］57。一個時代的藝術在表達情感結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易卜生戲劇表現的僵局不是一種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把自己的創造性反應塑造成一種新的感覺結構”［7］57。它不僅是易卜生個人的，也是包括威廉斯在內的“很多人所擁有的”，具有“聯結性”以及“溝通和傳播”的潛能。二戰后的威廉斯“對身邊環境的感受”激活了他早年閱讀易卜生戲劇的經驗，并成功地將一系列文本轉換成研究的有機客體。

（三）重建以《政治與文學》雜志為聯系網絡的共同體遭受挫折

作為“左派利維斯者的雜志”，《政治與文學》嘗試將激進的左派政治和利維斯主義的文學批評結合起來，并以此介入社會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它標志著威廉斯在二戰后夾縫中探索“第三條道路”的開始。作為“一份觀點開放的評論刊物”，《政治與文學》的開放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評論文章的觀點不要求一致，甚至采用持反對意見的評論，因此，刊物在形式上呈現“對立與矛盾的外貌”。這與當時的《細察》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刊物面向幾乎所有的撰稿人，不僅向喬治·奧威爾等人約稿，還向《細察》團隊約稿，這與《細察》局限于內部小圈子是截然不同的。雖然《政治與文學》在觀點上保持開放與包容，但“總體上表現得比較好斗”?！墩闻c文學》維持的時間非常短暫，僅僅出版了4 期，由于資金匱乏和編輯之間的矛盾而被迫?？?。它的?？o威廉斯的打擊是很大的，產生的影響長達十年。他說：“這份刊物的失敗對我而言是一次個人危機……這種經驗強化了我曾經在易卜生作品中發現的感受模式?！保?］61也就是說，《政治與文學》的失敗引發了威廉斯的“個人危機”，與他“曾經在易卜生作品中發現的感受模式”產生了現實的回響。

1979 年，在接受《新左派評論》采訪時，威廉斯念念不忘自己在20 世紀30 年代“把作為一個作家的個人行為和普遍的政治斗爭融合在一起”［1］45的立場，反復深情地緬懷紅色劍橋。國內有研究者指出：“人民陣線所代表的那段艱難但卻飽含希望的歷史在眾多參與者和經歷者的心頭都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其中就包括了許多后來第一代新左翼的代表人物，如湯普森和威廉斯，也包括與他們過從甚密的霍布斯鮑姆等人?！保?］威廉斯等人聯手創辦《政治與文學》雜志，嘗試以評論刊物為紐帶構建“聯系網絡”，“希望讀者群能夠從共產黨員擴展到受利維斯影響的那些人”［1］52。威廉斯說：“我們把刊物看做是某種非常令人鼓舞的聯系網絡形式，它把工人階級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聯系在一起?！保?］521959 年，威廉斯加入了《新左派評論》編委會，與愛德華·湯普森等人設法重新建立聯盟。威廉斯回憶說：“我不認為你能理解1950 年代（20 世紀50 年代）晚期新‘左派’的方案，除非你認識到，像愛德華·湯普森和我這樣的人盡管存在分歧，但是大家當時都在設法重新建立那種聯盟。聯盟在那個時期也許不再可得，但是在我們看來，即使聯盟難以實現，我們的觀點也是合理的。無論如何，那就是《政治與文學》出現的背景?！保?］57-58從歷史脈絡來看，《政治與文學》這一“聯系網絡”形式實際上與《新左派評論》這一“聯盟”形式相似，它是20 世紀30 年代晚期人民陣線的“大聯合”在戰后的延續。從人民陣線的“大聯合”到《政治與文學》的“聯系網絡”再到《新左派評論》的 “聯盟”，可以看出，以威廉斯為代表的左翼激進力量致力于構建共同體的努力。

《政治與文學》的?？粌H是一份雜志運作的失敗，也是威廉斯等人努力重建共同體遭受的重大挫折，還是戰后左翼激進力量遭遇的重大挫折。但威廉斯未曾放棄，他始終堅信自己沖動的合法性。他認為，自己的處境與易卜生戲劇表達的主題相似。威廉斯認為，易卜生戲劇的寫作重心不是蕭伯納等人強調的個人解放，而是個人沖動導致的挫折。屢遭挫折不是對個人沖動的否定，而是對邪惡的否定。易卜生戲劇一次又一次創造性地表現了“挫折的經驗并不減損斗爭的價值”［1］45這一情感結構。威廉斯在易卜生戲劇中找到了情感知音，并與之產生了持久共鳴。他說：“易卜生的作品反映了我早期的處境，它們保護我不至于從1930 年代（20 世紀30 年代）的立場迅速退卻?！保?］45如果沒有易卜生戲劇反復表達的“挫折并沒有使它喪失合法性”對威廉斯產生的深刻影響，他很有可能像當時黨內很多同志那樣激情“迅速退卻”，甚至認為“過去的所有觀點都是錯誤的”［1］45，從而喪失了構建共同體的信心，消弭了左翼激進力量的斗志。

二 易卜生批評的意義

易卜生批評是威廉斯戲劇批評與學術研究的最初起點，也是其思想形成的萌發之地，影響深遠。威廉斯主要從戲劇形式與主題意蘊兩個角度切入，前者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易卜生如何創造性地運用自然主義戲劇形式再現人類的具體經驗，后者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易卜生戲劇表達的自由主義悲劇內涵及其實質。從英語文學研究的歷史與文化唯物主義思想的形成來看，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評十分重要，至少包括兩個層面的積極意義。

第一，威廉斯首次以易卜生戲劇文本為研究對象，拓寬了實用批評的適用范圍，檢驗了它的有效性，推動了英國文學研究。在20 世紀50 年代之前，除了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的莎士比亞批評之外，戲劇幾乎被排斥在實用批評的對象之外。威廉斯的開拓性貢獻在于首次將實用批評方法嘗試性地運用于19 世紀末期以來的現代戲劇作品，尤其是易卜生的戲劇，這在當時可謂史無前例，開了風氣之先。威廉斯自稱他的易卜生批評是探索性質的，但取得了成功，為他贏得了最初的學術聲譽。這表明，將實用批評運用于包括易卜生等人在內的戲劇批評，不僅在方法上切實可行，而且在對象上也具有可行性。

威廉斯將實用批評方法運用于戲劇批評，不僅是一種跨越體裁的嘗試，還辨明與確證了戲劇的文學身份。在威廉斯之前，實用批評局限于詩歌、小說以及莎士比亞戲劇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批評界對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戲劇充滿著誤解與偏見。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戲劇商業化步伐的加快導致戲劇與文學分裂。批評界普遍認為，戲劇與文學是兩回事，戲劇是一種“實用藝術”，“是一種與文學截然不同的東西”［9］12；文學是一種創造性藝術，沒有實用性。因此，戲劇批評的方法與理念不適用于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的方法與理念也不適用于戲劇批評。威廉斯致力于彌合戲劇與文學之間的裂痕。他不僅從性格和行動兩個角度論證了戲劇的文學性，還沖破阻力、打破慣例，將詩歌和小說領域慣用的實用批評方法創造性地運用于易卜生等人的戲劇批評，用實際行動回擊文學領域的批評方法不適用于戲劇領域的謬論。

第二，威廉斯首次實現了個人政治立場與學術研究的結合，為文化唯物主義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孕育之地。細讀相關文本不難發現，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評不僅是一種學術研究，還是一種意識形態批評，具有鮮明的指向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運用實用批評方法解讀易卜生戲劇的悲劇意蘊。瑞恰茲、利維斯等人認為，實用批評是反意識形態的。威廉斯改造了這一批評方法，首次將實用批評與意識形態進行結合。通過對易卜生戲劇文本的解讀，威廉斯深刻揭示了易卜生戲劇的自由主義悲劇性質。對易卜生在戲劇中對資本主義社會諸種障礙的創造性再現，威廉斯不僅沒有批判易卜生，反而給予其積極評價。但他也指出，易卜生對資本主義罪惡的揭露實質是內在于資本主義文化的，是一種內在抗議。此外，威廉斯認為，自由主義悲劇框架是一個僵局。這是因為，易卜生強調個人抗爭而不是集體抗爭，不可能獲得突破，也沒有前途。威廉斯強調，面對自由主義悲劇的僵局，唯有集體行動而非個人行動，才能否定悲劇，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由此可見，威廉斯通過易卜生戲劇文本的解讀，批判了個體反抗，最終指向否定無序社會的集體革命行動，巧妙地契合了他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威廉斯運用實用批評方法解讀易卜生戲劇文本中的形式問題。威廉斯一貫重視戲劇形式問題的研究，但他不是形式主義者，而是立足文本，著眼于形式傳達的具體經驗問題。從戲劇批評實踐來看，威廉斯非常重視易卜生運用戲劇語言與手法將具體經驗有效傳達給讀者或觀眾的問題。這一問題視域與早期威廉斯非常重視戲劇、小說、電影、電視等文化形式在作者與讀者或觀眾之間的交流問題是高度吻合的，內在指向個體與社會分裂時代共同文化的建構?？梢哉f，威廉斯聚焦易卜生如何創造性地運用戲劇形式傳達具體經驗的問題，強調作者與讀者或觀眾之間的經驗交流，與他畢生從事文化研究，并努力促成共同體形成的目標是一致的。

三 結語

綜上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評的緣起較為復雜，易卜生戲劇被英國讀者與觀眾廣泛接受是其外在機緣與文化語境。易卜生戲劇傳達的個人沖動對抗絕對障礙后反復遭遇挫折、反復陷入僵局的情感結構契合與激活了戰后威廉斯的深層感受，這是他選擇從事易卜生批評的內在動力。此外，易卜生戲劇對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文化機制提出嚴肅的抗議，也客觀地迎合了威廉斯的革命訴求。以上這些因素縱橫交錯與共生互動，共同促成了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評。憑借易卜生批評，威廉斯不僅汲取了正視挫折的力量，還消除了業內對易卜生作品解讀的誤解與詆毀，在學術重估之中贏得了一定的學術聲譽。反過來說，易卜生戲劇也借助威廉斯的批評研究，進一步擴大了影響。

將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評置放在整個馬克思主義批評史與易卜生批評史之中進行檢視，它至少具有兩個層面的積極意義：一方面，威廉斯強調回歸文本，堅持從文本語言出發，其易卜生批評糾正了長期以來庸俗的社會歷史批評重內容輕形式的做法，助推了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性別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等諸多易卜生批評先在范式中，威廉斯借鑒與改造實用批評模式，首次創造性地將其運用于易卜生批評中，豐富了易卜生批評，拓寬了實用批評的適用范圍，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活力與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