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傳播時代共享型傳播關系的基礎、層次與內核

柴巧霞

（湖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是意義構建的活動與過程[1]，關系則是在傳播中建立起來的。智能傳播環境下，因為傳播流程、方式、內容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所以傳播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智能技術推動下，可視化成為傳播主流，社會也逐漸進入阿曼達·洛茨所謂的“后電視網時代”。電視作為一種技術和文化敘事工具，在今天仍然像以往一樣重要[2]3。新技術的發展增加了消費者控制，也促使觀眾從電視網時代的觀看體驗中解脫出來[2]26?！昂箅娨暰W”打破了傳統電視時代的觀看體驗。這種體驗讓觀眾對何時何地觀看電視缺乏控制，其只能在有限的、由外部確定的、線性的觀看選項中進行選擇，換句話說，就是在某個頻道的某個時間可觀看節目[2]28。

“后電視”一方面意味著互聯網誕生在電視之后，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電視的邊界和載體都在向外拓展，超越了作為物質載體的形態本身，各類視聽平臺、屏幕以及跨屏內容都被納入到電視的范疇[3]。譚天認為，“后電視”是一種基于互聯網的視聽傳播新形態，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傳媒業態和媒介生態。從媒介形態來看，“后電視”指的是基于網絡傳輸的視頻；從傳播形態來看，其涵蓋了網絡視頻、網絡直播、短視頻、VR/AR、交互界面的視聽內容等多種形態?！昂箅娨暋睍r代的內容生產、傳受方式、消費行為等都與傳統電視時代有著極大差異，這帶來了電視媒介組織及其形態的變化[4]。

隨著互聯網成為信息社會的基礎性設施，視聽媒體的內涵和外延在時間、空間、價值等多重維度上均發生了遷移。從時間維度來看，視聽傳播不僅實現了與自然時間的同步性，也突破了時序性，用戶可以隨時隨地觀看或選擇特定內容回看，這就打破了線性傳播的局限。從空間維度來看，視聽傳播的生產方式日趨多元，視聽內容的供需結構重置，原先的“節目/產品-觀眾/用戶”結構轉變為“用戶/粉絲-產品/服務”，“傳者-受眾”之間的單向傳播關系，轉變為信息隨意流動的雙向互動關系；信息的生產者和使用者之間的界限進一步模糊，傳播空間呈現出社交化傾向，視聽文化從客廳文化轉向社交文化。從價值維度來看，視聽媒體從一種媒體形態轉變為一種媒體平臺，關系、連接、平臺、流量成為智能傳播時代新的價值要素；“微內容”和“微傳播”正在消解傳統傳播者的權威性，話題討論、多屏互動、場景營銷、平臺創新等成為視聽傳播的消費新常態，普通大眾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來建構社會現實，用戶價值也呈現出多元化趨勢。

一、共享的本質與基礎

在智能傳播背景下，視聽媒體從單一的傳播媒體轉變為傳播平臺、關系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不僅傳統專業視頻內容提供商可以傳播視頻內容和服務，而且普通的個人用戶也可以傳播相應的視頻內容和信息，甚至進行社交活動。相應地，其傳播關系也從單向供給型關系轉變為雙向共享型傳播關系。

（一）共享的本質

馬克·莎拉特和亞伯·烏索羅認為，共享是一個過程，是一方提供資源，另一方接收資源的動態過程。要進行共享，必須進行交流，資源必須在源和接收者之間傳遞[5]。從本質上看，共享實際上是源與接受者之間的一種協作與交流。

羅素·貝爾克認為，共享再現了社會關系并鞏固了文化習俗[6]。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從歷史角度來看，共享并不是一個新鮮事物，事實上，其在人類歷史上早已出現。作為一種文化習俗，共享在人類社會中并不罕見，它是社會成員之間互助協作的一種行為。早在原始社會時期，部落的成員之間就有食物共享的習慣，而在古代社會、近代社會，甚至是互聯網出現之前的現代社會中，共享行為也得以延續。在信任的人之間經常會出現物品共享的現象，共享成為鞏固人們社會關系的一種方式。對于人類而言，相互之間的共享，不僅有助于解決下層階級面臨的資源缺乏問題，更有助于社會成員之間社會關系的形成與維護?？_爾·斯塔克的經典人種志也顯示，在幾十年前，為了生存，美國貧窮的黑人城市居民之間經常出現共享行為。共享不僅強化了這些居民間的相互關系，也體現出他們的相互依存性[7]。

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人類的共享行為發生了質的改變，共享不再局限于熟悉和信任的人之間，陌生人之間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信息、數據、資源、房屋、汽車、商品，甚至是知識的共享，并進而推動了共享經濟和協作消費的出現。新技術改變了人們對信任的認識，也讓人類的社會交往行為突破了熟人圈子。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得人們與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變得可能。在網絡時代，人們的交流與共享途徑增多，交流與共享超越了時空的局限，共享的對象也不斷拓展，各類資源，商品、服務、數據、人才、知識等都可以實現共享。當人們共享有關商品的信息時，這些商品的價值也會增加，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共享行為的發生。

在傳播領域，隨著智能技術的進步，傳播內容生產突破了專業媒體的限制，過去被專業人士所壟斷的內容生產格局被打破，普通人也可以生產并傳播自己制作的內容，“PGC（專業生產內容）+UGC（用戶生產內容）”成為內容生產的主導模式，人工智能支持下的MGC（機器生產內容）也在逐漸增多，共享成為常態。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的興起，讓用戶制作并上傳內容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交往方式，平臺上的內容共享更是隨處可見。在人們的內容共享與交往活動中，傳播關系也逐漸從過去的媒體單向供給轉變為雙向共享。

（二）共享型傳播關系的基礎

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共享經濟與協作消費的興起與繁榮是共享型傳播關系建立的社會語境，也是其形成的社會基礎，而智能技術和互聯網則為共享型傳播關系的形成提供了技術基礎。

所謂的共享經濟，又叫協作消費，是指能夠共享商品、服務、數據和人才的經濟和社會系統。這些系統采用多種形式，利用信息技術來賦予個人、公司、非營利組織和政府以信息的能力，從而能夠分配、共享和再利用商品和服務中的過剩容量。

共享經濟與協作消費的興起與繁榮，是對資本主義消費現狀的批判與反思，它側重于使用權消費和閑置資源的分享，是人類共享行為的一次質的飛躍。早在1978 年，費爾森和斯必思就在《美國行為科學家》雜志上發表了《社會結構與協作消費》一文，率先展開對協作消費問題的研究。共享經濟的倡導者蕾切爾·博茨曼也認為，當前的市場形勢和人類的自然天性都呼吁人們“不再過度消費”，目前已經有不少人理性地意識到，過度消費模式下的經濟是一種龐氏騙局，是一個海市蜃樓。新技術為人們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它使陌生人之間也能建立起信任，人們可以建立一種人與人的新聯系，而無需像以前一樣面對面進行聯系。網絡的社交化與實時性使得“原始”協作重新成為可能，線上的物物交換以及各種分享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我的東西即是你的”觀點逐漸被更多人所接受。人們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者，而轉變為創造者，互聯網也逐漸消解了中間人的作用，消費者借助于網絡的一對一協作隨時都可能完成交易[8]3-41。隨著新一代互聯網和移動信息技術發展，協作消費現象日益突出，Airbnb、Uber等共享平臺在全球廣受歡迎，共享經濟大熱。

共享經濟領域的代表成果是蕾切爾·博茨曼和羅奧·羅杰斯的著作《What's mine is yours》。在這本書中，他們區分了共享經濟的三個特征：產品服務系統（PSS）、重新分配市場、協作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協作消費涉及到個人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或者通過商業組織進行交換，重新分發、出租、共享和分配各類信息、商品和人才。這種協作生活方式將擾亂主流經濟和消費主義，增強社會凝聚力，且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減少資源使用。他們認為，共享經濟的出現，是對過度消費的商品經濟的反叛，協作消費是當下社會一種新的對等共享形式[8]67-96。

蕾切爾·博茨曼和羅奧·羅杰斯認為，共享伴隨著數字網絡影響下的這代人（或稱Y 世代人）的成長過程。共享文件、視頻、游戲、共享知識等等，是Y 世代人的第二天性。當前，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聯系的時代，人們可以憑借手中的小小裝置——電腦、手機等在任何時間甚至實時地找到任何人。網上在線分享行為已經成為人們的第二天性，并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線下活動，人們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方式也從以擁有為主的個人消費形式，轉變為以使用為主的協作式消費。他們還提出，一個超級強大的、擁有巨大商業價值和文化影響力的人與人之間的交互形式正在如火如荼地流行。處于轉型時期的人們，要從那種由無盡的空虛和奢華浪費而導致的宿醉中清醒過來，做出飛躍式的轉變，來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用來滿足對社區認同和個體身份認同的內在需求。他們認為，協作消費是一種革命，當社會面臨巨大挑戰時，消費系統將會有巨大改變，其將從個體所得消費系統轉變為集體利益的重新分配系統[8]211-226。

科恩·弗倫肯和朱麗葉·舍爾則對共享經濟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共享經濟的參與者將共享經濟描述為一種時尚的、技術成熟的、進步與創新的模式，這既是一種階級短視，也是一種種族短視，同時還表現出歷史學家所批評的那種“表現主義”傾向和對過去的盲目性樂觀。他們認為，共享不是前現代社會的遺物。所謂共享是新主張的看法，忽略了工人階級、窮人和有色人種群體在歷史上的持續實踐，這部分人在面對市場增長的情況下仍然部分維持了共享行為[9]3。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共享經濟和協作消費改變了人們對資源分配、利用、搜索、評級等諸多方面的認知，也給傳媒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當下，有無數用戶投身于信息內容生產過程之中，并在各類平臺上分享與利用信息資源時，共享型傳播關系開始形成。共享型傳播關系也是傳播關系的一次升級，它是共享經濟和協作消費在傳播領域的延續。

二、共享型傳播關系的核心與驅動力

信任、平等以及新技術力量是共享以及共享型傳播關系的核心與主要驅動力。其中，信任在人類互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共享得以進行的關鍵，而平等是維系共享型傳播關系的基石，新技術則為共享發生提供了技術支持和保障。

（一）信任與聲譽

科恩·弗倫肯和朱麗葉·舍爾將共享經濟定義為消費者互相授予臨時使用閑置的有形資產（“閑置容量”）的權限，目的可能是為了賺錢。他們認為，當商品所有者并非一直消費該產品時，就會出現消費品過剩容量現象，這就為商品所有者提供了將商品借出或出租給其他消費者的機會。因此，可以將大多數消費品理解為具有過剩容量的商品，包括房屋、汽車、船、衣物、書籍、玩具、電器、工具、家具、計算機等[9]4-5。閑置容量的出現是共享產生的前提，而信任則是共享得以進行的關鍵因素。前互聯網社會的共享通常發生在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人之間，其說明了信任對于共享的重要作用。信任和聲譽是共享經濟平臺的主要推動力，作為第三方機構的共享經濟平臺需要為交易雙方提供足夠途徑和方式來保障信譽和聲望?；ヂ摼W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信任關系，平臺的各種評分、評價、評級制度讓陌生人之間也能產生信任?？贫鳌じ惪虾椭禧惾~·舍爾肯定數字平臺能降低陌生人共享的風險，并認為數字平臺更具吸引力，因為它們可以通過使用評分和信譽來向用戶提供信息。共享平臺也可以促進彼此不認識、缺乏朋友或共同關系的人們之間進行共享[9]6。

在互聯網平臺到來之前，人們就已經在向他人借出或出租商品，他們與家人和朋友共享，因為這是他們熟悉且信賴的社交聯系人?；ヂ摼W平臺的出現，極大地降低了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成本，用戶因此可以將商品借給陌生人，并通過平臺完成共享。在大多數數字共享平臺上，提供用戶的過去行為以及可信賴性的信息被視為交易的常規功能，這進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并降低了風險。在共享型傳播關系中也是如此，互聯網平臺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供給式傳播方式，用戶因此不僅可以觀看由專業媒體生產的內容，也可以通過平臺分享自己生產的信息內容，還可以自行選擇從不同渠道或平臺獲得相應的信息與服務，而平臺的聲譽和公信力則是用戶選擇時首要考慮的因素。

（二）平等的關系

共享過程中的平等關系是共享得以維系的基石。共享不是慈善，其是閑置容量的一種再利用和價值增量過程。共享行為的雙方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人格上，都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這是維系共享的基礎。在共享型傳播關系中，信息源與接收者之間的平等關系更為重要，無論是信息生產者和內容提供商，還是信息接收者和普通用戶，他們都是平等的，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通過這種平等的交往關系，用戶之間的信息共享在互聯網絡中迅速展開，并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流行趨勢。在這種情境下，互聯網上的知識共享也成為可能。

（三）信息技術的支持

不同于蕾切爾·博茨曼將共享經濟的主要動力歸結于同行信任和聲譽的觀點，哈拉爾·海因里希斯認為，共享經濟的驅動力包括社交媒體和信息技術。他認為，這些技術實現了在線互動[10]。在線互動的增多促進了陌生人之間的交流和信任的產生，而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顛覆性發展，不僅使得知識共享成為可能，而且還為普通用戶提供了生產個性化的、創意內容的機會。文件共享、開源軟件、分布式計算、眾籌、社交媒體等為共享型傳播關系的建立提供了技術保障，而知識共享則意味著源知識得以在一個特定的語境中被傳遞和接收。在這種情境之下，用戶的信息“閑置容量”增多，用戶與虛擬社區中其他成員共享信息與知識的意愿也增強。

基于共享理念的傳播模式解構了由技術所帶來的信息勢能差[11]，大量的開源軟件為普通用戶制作內容、文件共享、視頻發布、音樂創作等鋪平了道路。例如維基百科、公民科學（由大量志愿者制作）等平臺利用軟件工程師的無償工作來集體編寫代碼和解決問題，大量由志愿者和普通人士制作的內容和上傳的文件使知識共享在互聯網上變成可能?？膳恼罩悄苁謾C、民用無人機、手持云平臺、Vlog、4K、5G 等技術的發明與改進，降低了視聽內容生產的門檻，而Ps、Pr、Au、AE等編輯軟件的流行，更是讓視聽內容編輯走進平常百姓家。尤其是短視頻相關拍攝與制作技術的成熟與普及，讓短視頻迅速成為可以嵌入所有媒介和渠道的新形態。短視頻憑借其便捷、直觀、有趣、生動等特點，成為全方位展示社會生活及其細節的全員、全程、全息、全效的“四全”媒體，其也成為人際交往以及人與社會溝通與連接的新方式。

此外，社交媒體讓陌生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成為可能，許多有共同興趣愛好的用戶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亞文化社交圈。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共享各種信息、知識和服務，共享型傳播關系由此而產生。例如，用戶通過小紅書平臺分享自己的旅游、購物、生活、美食、體育等多方面的經驗，并在互聯網平臺上結成“共同體”。在虛擬社區中，人們社會資本的各個方面，諸如互動聯系、相互信任、互惠規范、彼此認同、共同愿景、共同語言都得到了滿足，而結果期望則促進了虛擬社區中信息和知識的共享。

從表面上來看，信息與傳播新技術帶來的是傳播渠道與傳播方式等方面的變革，但從實質上講，它們帶來的更是深層的傳播關系方面的革新。傳統媒體時代的傳播關系是一種“傳者—受眾”的單向供給式傳播，而傳播新技術所帶來的是分享和共享，尤其是當平臺被賦予社交屬性之后，人類便進入了人人可以生產、共享、使用媒體的時代。例如，中央電視臺的“央視頻”以“賬號森林”為體系，構建起了一個匯聚多個優質自媒體賬號和其他社會賬號的平臺，將各類社會資源廣泛連接在一起，將主流聲音“向基層拓展、向樓宇延伸、向群眾靠近”。

三、共享型傳播關系的層次

在傳統媒體時代，圍繞著媒體的內容生產，傳播陣營被劃分為作為內容生產者的傳者與作為內容消費者的受眾兩大陣營，傳播關系也體現為傳者—受眾之間的點對面的供給型傳播關系。在智能傳播時代，專業性的媒體組織和機構對內容生產的絕對控制權力被消解，用戶不再滿足于僅僅只做媒介內容的消費者，而是積極參與媒介生產，并通過自我賦權來影響媒介內容生產。傳統的信息生產模式逐漸由專業機構的組織化生產，轉變為專業組織和社會化生產并存的生產模式，信息傳播也由過去的一對多、點對面的單向傳播，轉變為多對多、點對點的網絡狀傳播，傳播關系也轉型為共享型傳播關系。這種共享關系包含了多個層次，涉及多個方面。

（一）傳者與受眾之間的共享關系

智能傳播時代的傳者與受眾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傳播之中的受眾參與現象經常發生，傳者和受眾之間相互滲透。普通用戶自我賦權并參與傳播的情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1.普通用戶通過媒體平臺發布自己的作品

普通用戶通過自己生產的內容直接參與傳播活動，這是傳播技術普及化的產物。一方面，智能手機、無人機、手持云平臺等多種攝錄工具的普及，讓普通人可以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隨著Ps、Pr、Au、AE 等非線性編輯軟件和特效軟件進入門檻的降低，普通人也可以自由地編輯、處理照片以及音頻和視頻文件，從而進行視聽創作；另一方面，媒體采編人員的精力有限，媒體組織的資源也有限，無法顧及每一個內容的生產，在媒體采編人員無法到達的現場，普通人利用自己的攝錄工具和編輯軟件采編制作的內容，可以有效彌補專業性媒體內容生產的不足。目前許多媒體，如BBC、ITV 等都專門開辟了專門的平臺，方便普通市民發布自己在現場采集到的新聞和信息。例如在2019 年11 月30日的英國倫敦橋恐怖襲擊事件中，BBC 等機構就采用了目擊者在案發現場拍攝到的不同角度的有關事件過程的相關視頻。此外，在技術的推動下，傳統媒體主導的普適性、廣泛性內容，逐漸被智能傳播時代個性化、分眾化的內容所影響，這也加速了視聽傳播從“傳者中心”向“受眾中心”的轉向[12]。

2.普通用戶直接傳播自己生產的內容

智能傳播時代，普通用戶通過視頻播放平臺或社交媒體平臺所提供的賬號來傳播自己生產的視聽內容，這種現象更為常見。攝錄工具和編輯軟件的平民化、普及化，也讓普通人有了介入信息內容生產的機會，而互聯網平臺和社交媒體的開放性、可接入性又為普通人提供了信息傳播的平臺。在這種情況下，專業機構和組織壟斷信息內容生產的格局被打破，人人成為內容生產者已經成為現實。當前微博、微信、優酷土豆、今日頭條、抖音、快手、微視、AcFun 彈幕視頻網站、Bilibili視頻播放網站、小紅書等媒體平臺，為網友提供了發布自己制作的信息內容的機會，用戶生產的各類視頻風靡網絡。

3.普通用戶制作的內容被媒體吸納

在一定條件下，普通用戶所制作的內容也會被專業媒體吸納并成為節目的一部分，通過這種方式，用戶實現了對節目生產的再參與。一方面，當普通用戶所制作的內容傳播范圍廣，并且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時候，該內容本身也會成為媒體機構的報道對象。通過這種形式，用戶生產的內容被吸納為專業媒體所生產的內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當普通用戶所生產的內容質量較高、社會關注度也較高時，該用戶或者該內容都有可能被專業媒體機構所吸納或收編，從而成為節目的一部分。例如，在小紅書等網絡平臺上走紅的帶貨主播李佳琦等人，因為影響力巨大，不僅吸引了一些影視界紅人進入其直播間，而且這些帶貨主播也頻繁在電視熒屏和視頻平臺上露面。李佳琦就成為了綜藝節目《吐槽大會4》首期的主要嘉賓，“斗魚一姐”馮提莫出現在江蘇衛視跨年晚會當中，湖南衛視的綜藝節目《天天向上》也經常邀請Bilibili 視頻播放網站的知名UP 主擔任節目嘉賓。

4.普通用戶模仿媒體生產進行傳播

普通用戶通過模仿專業媒體生產的特定內容或形式，經過自行演繹及再創作，并在自己的媒體平臺賬號上傳播，這也成為用戶參與專業媒體內容制作的一種形式。當媒體生產的某些內容成為現象級內容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時候，部分用戶也會模仿這些內容并進行再加工，從而生產出特征明顯且趣味性強的作品，并將這些內容上傳至互聯網平臺或社交媒體。這也是媒體內容影響用戶的一種新形式。例如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播出之后，不僅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而且還在互聯網上引發了“跟風”熱潮，不少網友模仿節目內容自行拍攝家鄉美食，其制作的節目同樣充滿了趣味。

智能傳播時代，傳者與受眾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純的傳受關系，在傳播中傳受身份會不斷轉換，媒體和用戶之間也轉變為一種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傳播的互動關系，傳播中的共享經常發生。

（二）媒體矩陣內部不同媒體之間的共享關系

智能傳播時代，不少媒體機構建立媒體矩陣以提高多終端的效率，并推進媒體深度融合。此時的傳播關系，不僅涉及傳者與用戶之間，同時也涉及組織內部不同媒體之間的溝通、互動及資源共享。實現媒體融合之后，內容生產不再是某一個媒體的任務，矩陣中的所有媒體都被卷入到內容生產的流程當中，此時，矩陣內部的溝通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矩陣內部不同媒體之間并不是相互競爭的關系，而是一種合作互助的關系。媒體之間不僅需要協調資源調配、報道時機、報道內容及形式，還需要溝通內容分發事宜?？梢哉f，媒體之間的溝通順暢與否決定了內容生產的成功與否，而這一切都在“中央廚房”控制系統的總體控制與協調之下進行。

“中央廚房”采編系統是對傳統新聞采編系統的升級和改造，它通過全媒體播控中心統一協調組織內部各單位的新聞采編發活動，并在融合了多媒體介質特征的信息處理平臺上，實現新聞生產的一次性素材采集、多種媒體產品的分別生成和媒體產品的多元終端渠道分發。無論是在日常的新聞采編活動中，還是在重大新聞事件和專題性報道中，“中央廚房”逐漸成為媒體集團的“司令部”和“大腦”。前方負責采集新聞的記者和后方負責信息處理的編輯，都在“中央廚房”和融媒體中心的統一指揮下進行工作，不同媒體平臺根據自身特點來分發不同的媒體產品。2015 年，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中央級媒體就相繼啟用“中央廚房”全媒體采編發系統。隨后，“中央廚房”系統和融媒體新聞中心幾乎成為全國媒體融合的“標配”。目前，不同級別的融媒體之間不斷進行交流與合作，更大規模的媒體融合生態網絡正在形成和構建當中。

在整個內容生產流程中，矩陣內部不同媒體、終端和平臺都需要根據“司令部”的統一安排和調配來分配資源。哪個平臺先發，哪個后發，哪個發布簡訊，哪個發布詳情，哪個發布文字報道，哪個發布視頻內容，哪個采用直播，報道中以哪個平臺為主……這一切都需要在“中央廚房”的統一調配下進行。例如在2016 年湖北省抗洪賑災報道中，500 名記者、17 個地市州臺在湖北廣播電視臺“中央廚房”編輯體系的統一調度下參與報道，這些不同的媒體之間需要高度配合。在報道環節，各頻道、頻率、公眾號首先需要在融媒體平臺上申報選題并發布節目需求和直播連線需求，然后前線記者根據平臺發布的需求來采集新聞信息；接下來各頻道、頻率、公眾號實現采訪、畫面、成片等多種資源的共享。為了保障不同媒體和終端之間的溝通，該臺還專門設置了連線組專員進行溝通對接[13]。由此可見，融合媒體內部的溝通成為決定內容生產順利與否的關鍵，這也是共享型傳播關系的重要構成部分。

（三）不同用戶之間的共享關系

互聯網不僅改變了用戶的觀看方式和觀看習慣，也改變了用戶之間的關系，它促使用戶擺脫毫無聯系的、原子式的、個體化的狀態，數以萬計的用戶被無數個節點連接在一起，并基于一定的共性而組成了一個個虛擬的網絡社群。社群中的用戶不僅可以通過各種終端接入媒體平臺，完成對媒體產品的消費，而且也可以通過媒體平臺相互分享各自的信息以及自己所擁有的媒體內容資源。他們還可以相互討論所消費的媒體內容，甚至可以直接參與到媒體內容生產之中，從而完成對媒體生產權力的分享。用戶之間常見的共享形式包括：

1.知識與資源的分享

知識與資源的分享在互聯網上十分常見，且用戶偏愛通過專業的網絡社區來相互推薦和共享媒體資源。例如在豆瓣等網絡社區中，用戶經常將自己對某部電影、電視劇、紀錄片或者某個綜藝節目的評分、意見和評論發表出來供其他用戶閱讀，而用戶在選擇觀看內容時也會參考豆瓣評分和用戶的評論。微信也是用戶之間分享新聞、專業資訊、公眾號內容、視聽內容、媒體服務等媒體內容產品的一個常用渠道，用戶經常會通過微信群、朋友圈、視頻號等形式分享自己所發現的有用、重要或好玩的內容。

2.彈幕的分享

彈幕不僅是用戶參與視頻類內容評論的一種形式，發彈幕也是用戶之間進行觀點、資源共享的一種方式。事實上，很多用戶不僅通過彈幕的形式表達自己對視頻內容的態度，也會通過發彈幕來進行互動，彈幕成為當代用戶在觀看視頻時的一種社交方式。例如在熱播劇《慶余年》中，當演員吳剛出場時，彈幕中出現一片“達康書記”，網友通過彈幕這種形式表達自己對這個角色的喜愛。在Bilibili 與新華網共同舉辦的2020 年跨年晚會中，無數用戶通過發送“爺青回”等彈幕的形式，來分享自己因節目喚起了自己對青春的記憶而引發的激動心情。

3.短視頻的分享

通過抖音、快手、微視等短視頻平臺來共享資源和產品，這也是用戶之間實現互動和社會交往的新方式。這些短視頻平臺的媒介產品大多帶有濃厚的戲謔、反諷、解構、游戲、娛樂等特征，而短視頻平臺上的大多數內容產品都為用戶自行生產的內容，其他用戶在觀看過程中不僅可以點贊、推薦、轉發和評論，也可以模仿其中的表現形式并生產出自己的產品。這也是共享的一種形式。此外，不少視頻博主還會在短視頻或直播中相互“喊話”，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互動或共享。

（四）用戶與媒體產品之間的互動關系

接受理論認為，作品的價值存在于作者和受眾之間，當作品被生產出來之后，受眾在閱讀過程中會賦予作品新的價值。格雷琴·巴巴特西認為，接受理論家們將注意力直接放在文本—讀者或者媒體—受眾關系是如何在互動中發生的。根據接受理論，文本并不是獨立于閱讀和反應過程而單獨存在，意義是在文本與讀者的互動過程中被制造或建構出來的，這對于視覺傳播來說非常重要[14]?；ヂ摼W時代新的傳播技術不僅改變了媒體的形態，更改變了媒體產品的呈現形式和受眾的接受方式，從而也影響了媒體產品的價值以及受眾與媒體產品之間的關系。正如阿曼達·D.洛茲所說，數字技術讓電視的本體發生演化，手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等新設備和智能電視改變了人們的電視觀看體驗，使得專業內容隨時可獲；同時，其也改變了電視的故事講述方式[15]。隨著媒體作品互動性的增加以及用戶參與內容生產的增多，媒體產品的價值也越來越呈現出動態性和增值性特點。

1.專業性媒體內容中的互動關系

專業性的媒體在內容生產中越來越重視對用戶即時數據的搜集和利用，這使得用戶與媒體產品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在一些廣播電視媒體中，制作者在節目中開辟專門板塊和環節，直接將用戶的意見和評論呈現在作品中，用戶的互動情景直接構成了節目的內容，這對于媒體作品而言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增值。此外，不少媒體采用奈飛（Netflix）式的信息生產模式，實現作品內容和價值的增值。該模式先搜集用戶的即時信息，隨后將搜集到的來自大眾視角的信息融入到之后的產品生產中，并通過對產品的不斷修改來獲得用戶的認可。在這種生產模式中，用戶與產品之間的互動是持續進行中的，媒介產品的價值和意義也因為用戶的使用與反饋而不斷增加。

2.UGC 模式中的互動關系

在UGC 模式中，傳者和用戶之間的界限進一步模糊，用戶與作品之間的關系也更為密切。更多來自普通人視角的作品，將創作者自身的情感、態度融入其中，使得用戶與作品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小。尤其是諸多的Vlog 作品，通過第一人稱的視角來敘事，作品的個性化色彩更加濃厚，用戶幾乎能零距離接觸作品和創作者。鑒于UGC 平臺的巨大影響力，一些傳統媒體的主播也開始走進更加“親民”的網絡直播間，并通過這種形式強化與用戶之間的關系。

3.社交屬性視聽內容的互動關系

帶有社交屬性的短視頻和網絡直播在用戶和媒體產品的互動關系方面更進一步，它們開創了多人、多場景、多任務、高互動、協作參與的互動形式，實現了媒介產品的情感賦值。作為一種維系交流的方式，短視頻和網絡直播創造了一種生活化的情境，在這個情境中，人們可以憑借媒介產品來進行溝通和交流，繼而實現參與生活、彼此陪伴、情感連通的目的。雖然短視頻因為其容量有限，在內容價值上缺乏足夠的延展性，而以直播帶貨為主的網絡直播也由于其過度娛樂性屢屢被人詬病，但無可否認，它們都具有強勁的感染力和超強的傳播力，其傳播價值也不在于內容價值，而在于社會情感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短視頻和網絡直播將媒介產品與用戶的消費行為、情感活動、社會關系、愛好屬性等連接在一起，實現了媒介產品的功能價值提升。

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一書中指出，傳播關系的變化是新舊媒體相互碰撞的結果，也是草根媒體與機構媒體交匯的結果，其反映了媒介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權力互動關系[16]。智能傳播時代，視聽媒體形態多樣化，節目內容、形態多元化，受眾的觀看方式也變得更加積極主動，視聽媒體從一種傳輸動態圖像和聲音信號的載體形式，轉變為一種集傳輸視頻內容、提供個性化服務、實現社會交往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平臺。在這種情境下，視聽媒體不僅要為用戶提供內容產品，還要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由此，服務產品、關系產品的生產進入視聽媒體的業務范疇，用戶不僅要看節目，要使用視聽媒體，更要通過媒體來進行社交活動，這樣，視聽媒體就從一種媒體形態轉變為一種媒體平臺。如此，專業性媒介組織的內容生產權力逐漸被媒體的消費者和用戶所分享，媒介產品的生產也實現了從分享到共享再到共創的轉變，其傳播關系也轉型為共享式傳播關系。伴隨新的傳播方式而來的是新的資源和新的互動語態。只有深刻理解共享式傳播關系背后的邏輯，將媒體內容產品生產與用戶的需求、情感、體驗、消費場景等精準關聯起來，才能有效增強用戶與產品以及用戶與平臺之間的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