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實施效應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時間序列數據分析

徐 俊,林向陽

1 問題的提出

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效應是指政府為實現體育產業政策目標而采取的各種財政手段和方法,在社會經濟生產活動中所引起的反應和效果[1]。對政策工具效應進行測度分析,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根據檢測結果修訂政策目標和重新組合政策工具[2],從而促成體育產業財稅政策效益的最大化。自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以來,地方政府紛紛出臺相關政策與之對接。其中,財稅政策工具作為重要的扶持手段,其效果是否促進了預期目標的達成,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1994年,國務院發布的《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國家產業政策機制,建立政策檢查評估制度,促進產業政策健康發展,但至今這一構想仍未得到貫徹落實[3]。如今,我國經濟正處在轉換增長動力、優化經濟結構的高質量發展階段[4],財稅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如何助推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體育產業政策研究的新主題。

關于財稅政策的有效性問題,學界觀點各不相同。古典經濟學派和供給學派反對政府對宏觀經濟的干預,主張應充分發揮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認為財稅政策無效[5]。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則反對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干預,認為財稅政策是必要和有效的[6]。國內學者通過實證研究,也證實了財稅政策對產業經濟的促進作用,但在效應的可持續性上存在分歧[7-8]。與此同時,不同類型的財政政策工具在不同區域、不同時期所展現出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差異[9-10]。

目前,國內關于體育產業財稅政策的研究相對較少,從研究內容上看,逐漸從支出型財稅政策工具研究[11]向收入型及混合型財稅政策工具研究深入[12-13];從研究視角來看,有探討體育產業財稅政策的合規問題[14-15],也有分析財稅政策工具的選擇和組合問題[16-17];從研究方法來看,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極少數采用數據包絡、灰色關聯度模型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18]。由此可見,前人的研究成果極大豐富了體育產業政策的研究內容,但研究手段不夠多樣化,大量運用定性方法很難準確判斷出政策工具實施的效果,也會影響提升策略的合理性與可行性。鑒于此,本研究以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實施效應為研究對象,運用自向量回歸(VAR)模型以及2008—2018年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財稅政策工具對體育產業發展的影響,以期為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實施效果評估提供新的方法論視角。

2 歷史演進與理論分析

2.1 歷史演進

轉型經濟背景下,體育產業在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提出了“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興”的重要論斷。為了更好地扶持和鼓勵中國體育產業的發展,自1993年國家體委頒布《關于培育體育市場、加速體育產業化進程的意見》以來,國家政府推出一系列體育產業政策文件,為體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目前,我國基本形成了以收入型和支出型為主的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體系[17]。收入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一些稅費優惠政策;支出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體育產業引導資金、貸款貼息、政府購買服務等政策(見表1)。經過多年的發展實踐,中國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經歷了3個階段的演進過程:第一個階段為2010年以前,這個階段國家在體育產業政策中并沒有提出具體的財稅扶持措施,只是表達了一些宏觀性規劃。第二個階段為2010—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于2010年頒布的《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首次提及了政府在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財稅相關要求;2011年國家體育總局頒布的《體育產業“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了設立體育產業發展引導資金,采用貸款貼息、項目補貼、后期獎勵等方式對符合要求的體育企業給予扶持,表現出直接性干預的政策特點。第三個階段為2016年至今,伴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的逐步實施,我國體育消費需求逐漸上升,體育消費方式變得多層次、多樣化,各項體育產業財稅優惠政策也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從財政支出政策為主逐漸向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稅費政策為主的方式轉變;(2)改變政府財政的直接作用機制,通過體育產業投資基金及制定購買公共體育服務標準,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和引導帶動作用。因此,這一階段是政府直接性干預向間接性干預轉變的過程。

綜上可見,經過多年的發展實踐,政府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稅收優惠和財政支出。在體育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政策工具呈現出不同的作用特點。為此,本研究以體育財政支出政策工具和體育稅收優惠政策工具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政策工具效應的發生路徑。

表1 1993—2019年中國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表

2.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如前所述,政府實施體育產業財稅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財政支出和稅收優惠。以項目補貼、貸款貼息、政府購買和項目獎勵為主的支出型政策工具,以及以稅收為主的收入型政策工具,在體育企業成長和體育消費促進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17]。這種作用的發揮有賴于對不同類型財稅政策工具作用機制的正確認識,以及精準選擇和組合。事實上,世界上多數國家通過財政支出(如政府補助)和稅收優惠支持企業生產經營的確有著深刻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1)財政支出政策工具的作用機制可以從財政支出總量和財政支出結構兩個角度來思考。從財政支出總量來看,政府通過擴大支出規模,一方面可以拓寬行業融資渠道,增加生產要素供給,不斷鼓勵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另一方面也能達到引流社會資源向目標產業領域發展的目的。從財政支出結構來看,由于項目支持力度的不同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與決策,導致財政支出項目對需求結構的影響差異較大,因此,將財政支出分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兩大類。生產性支出可以為目標產業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有效擴大社會總需求,直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非生產性支出則為目標產業發展提供穩定安全的經濟環境,降低市場主體的交易成本和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間接促進目標產業發展[19]。鑒于此,本研究針對體育財政支出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應,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0:體育財政支出政策工具能夠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2)稅收優惠政策工具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升企業投資效益,并借助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助推目標產業的發展。收入效應是指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幫助地方政府放松開辟自身財源、擴大稅收收入的努力,進而通過減少自身財政收入來源影響地方經濟發展[20]。這樣,企業就有更多的流動資金去擴大企業規模以及提高員工的薪資待遇,進而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促進體育消費。替代效應是指稅收優惠通過改變其支持產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從而改變消費者的消費偏好,使消費者有能力或者愿意去購買其支持產業的產品[21],進而促進該產業的發展。因此,針對體育稅收優惠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應,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體育稅收優惠政策工具能夠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3)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支出在財稅政策工具的影響效應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稅收效應受到各個稅種地位、作用和關系難以協調,稅制結構功能缺失和整體合力不夠等因素的影響,其效果并不明顯[22];另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具有無償性特征,相較于收入型政策工具,支出型政策工具對市場主體的影響更為直接[16]。鑒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體育財政支出政策工具的產業效應比體育稅收優惠政策工具更為顯著。

3 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3.1 模型設定

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是由C.A.Sims于1980年提出的動態聯立方程模型,主要分析一段時間內所選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動態影響關系。區別于傳統聯立方程模型,該模型不以經濟理論為基礎,而是依據統計數據建立,因此,不會受到因經濟理論不完善而產生諸多復雜問題的影響[23]。本研究在上述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了體育財政支出、體育稅收和體育產業增加值的三元VAR模型,VAR模型的一般表述式為:

yt=A1yt-1+…+Apyt-p+Hxt+εtt=1,2,…,T

(1)

式中,yt是k維內生變量列變量,p是滯后階數,T是樣本容量,xt是d維外生變量的列向量,At(i=1,2,…,p)和H是帶估參數的系數矩陣。

3.2 變量選取

(1)體育產業增加值(ZJZ):該指標反映體育產業發展的規模水平,數據來源于《中國體育及相關產業統計》《2016—2022年中國體育產業市場專項調研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以及國家體育總局網站。

(2)體育財政支出(CZZC):該指標反映政府扶持發展體育產業發展的資金投入情況,具體采用體育公共財政資金作為測量變量,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

(3)體育稅收(TSS):該指標反映體育企業的稅費征收情況,具體采用全國體育系統企業財務報表中的“企業稅金及附加”作為測量變量,數據源于《體育事業統計年鑒》。由于沒有獲取有效的體育稅收優惠數據,因此,體育稅收總額變化對體育產業的影響趨勢應該與體育稅收優惠呈現相反的結果,即體育稅收的負向影響越小,說明稅收優惠政策的正向作用則越大。

本研究采用全國2008—2018年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選擇這一區間的原因在于:一是這個階段是北京奧運舉辦和金融危機爆發的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特殊時期,政府通過財政金融手段扶持、引導體育產業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能在短期內更好地反映政策效果;二是后奧運時期,政府財政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力度明顯增加,體育產業發展的速度明顯加快,同時,財稅政策措施也經歷了3個階段的變化,不同階段的財稅政策工具對體育產業發揮著一定的調節作用,所以這個階段更具有研究價值;三是從數據的可獲得性考慮選擇這一區間。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變量描述性統計

4.1.1 中國體育財政支出現狀

隨著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體育財政資金投入已有較大幅度提高(見圖1)。

圖1 2008—2018年中國體育財政支出額變化情況圖Figure 1 Changes in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on sports from 2008 to 2018

4.1.2 中國體育稅收優惠現狀

圖2 2008—2018年全國體育企業稅費變化情況圖Figure 2 Changes of national sports enterprise taxes and fees from 2008 to 2018

4.1.3 中國體育產業發展現狀

圖3 2008—2018年中國體育產業增加值變化情況圖Figure 3 Changes in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8

表2 2015年、2018年中國體育產業結構狀況表

4.2 模型檢驗與估計

4.2.1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

4.2.2 滯后階數的確定

建模前,首先對滯后期和模型穩定性進行判定,設定不同的滯后期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此,選擇合適的滯后期數就顯得尤為重要。采用LR、FPE、AIC、SC和HQ進行綜合判斷(Eviews10軟件提供評判準則),如表4所示,VAR模型的最優滯后期數為1期。

表3 體育財政支出、體育稅收和體育產業 增加值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表

表4 VAR模型滯后期選擇結果表

4.2.3 模型變量外生性檢驗

一般情況下,模型中的變量哪些屬于內生變量,哪些屬于外生變量,是由研究者根據自己所考慮的問題,依據先驗信息確定的。這種辦法雖簡單易行,但帶有一定的主觀判斷色彩,有可能出現判斷失誤[26]。為避免這一問題的產生,可通過VAR模型導出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模型變量的外生性進行判斷。

表5 模型變量外生性檢驗結果表

4.2.4 模型穩定性檢驗

模型穩定性檢驗是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析的前提,其條件是所有特征根(AR)的絕對值需小于1,即所有AR根(圖4中的小圓點)需落在單位圓內[27]。結果顯示,全部AR根均位于單位圓內,說明該模型較穩定,可進行下一步分析。

圖4 VAR模型的穩定性檢驗圖Figure 4 Stability test of VAR model

4.2.5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主要描述了一個標準單位的沖擊發生在一個內生變量上時,對其他內生變量現在和未來的影響作用。它是分析VAR模型估計結果的常用手段,可以較好地反映出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28]。如圖5所示,體育財政支出和體育稅收對體育產業增加值的影響呈相反作用。體育稅收的沖擊會給體育產業增加值帶來負效應,第2期負效應達到最低值-0.030 531,第3期有所回升,隨后負效應持續作用,但影響逐漸減緩,在第9期以后逐漸收斂。

圖5 體育財政支出和體育稅收的沖擊 對體育產業增加值的影響圖Figure 5 Impact of sports fiscal expenditure and sports tax on the added value of sports industry

檢驗結果表明向體育企業征收稅費會阻礙體育產業的發展,但隨著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很好地抑制了稅收帶來的負面效應,因此,印證了假設H1:體育稅收優惠政策會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對體育財政支出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后,體育產業增加值表現出正向反應,并在第2期達到了最高值0.062 992,第3期降到了最低值0.001 315,隨后,正效應有所回升并持續作用,但影響逐漸減小,在第8期以后逐漸趨近于零。從長期來看,各期逐漸收斂,最后趨于穩定。結果表明,體育財政支出能對體育產業發展產生促進效應,印證了原假設H0:體育財政支出政策能夠促進體育產業發展。但短期內并不穩定,中長期效應逐漸減弱,說明一味地采用擴張性財稅政策來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方式并不可取,盲目擴張投資容易造成產能過剩,不利于產業的健康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響應曲線在時間上的大幅波動,說明兩種政策工具的產業效應在不同時期均存在差異。

4.2.6 方差分解

5 討 論

根據以上實證分析結果可知,2008—2018年中國體育財政支出、體育稅收對體育產業增加值都有短期影響。依據目前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形勢,結合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成果,進一步分析這兩種財稅政策工具效應的具體表現。

5.1 體育財政支出政策工具效應的可持續性不足

模型估計結果顯示,2008—2018年中國體育財政支出對體育產業雖有促進作用,但其影響效應并不穩定,持續性不強。從外部環境來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挫傷和對體育產業影響的不確定性是導致效應較大幅度波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擴張性財稅政策以及北京奧運會帶來的社會效應的確推動了體育產業的發展,但是這種效應的產生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非市場性,更多的傾向于行政任務屬性,并非由現實的體育需求而引致[29]。因此,后奧運時期,體育財政支出對體育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

從財稅政策工具作用機制來看,以體育產業引導資金為例,目前我國地方體育產業引導資金的投資規模逐漸擴大,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底,11個省、區、市體育產業發展引導資金總量累計64.6億元[31]。其中,江蘇省政府從2011年到2015年累計投資4億元,扶持570個體育產業項目,撬動約240億元社會投資額[32],乘數效應和示范引領作用顯著。但是,目前體育產業引導資金還存在地域分布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地方體育產業發展引導資金扶持對象主要集中在體育賽事、場館建設、體育產業基地等領域,資助范圍相對分散。競賽表演以其極強的外部性,能有效串聯體育場館、體育傳媒、體育中介、體育表演、體育會展等多個業態,并能進一步激發健身休閑、體育用品和體育旅游市場的消費需求,形成完善的賽事產業鏈和消費鏈[33]。但在其他項目的稀釋下,財政支持競賽表演業的集中度逐漸下降,進而無法得到快速、有效的培育。所以,該業態在體育消費鏈中的核心動力略顯疲乏,居民體育消費不振,導致財政支出政策工具效應的持續性不足。與此同時,審計考核和評價監督體系不完善、尚未建立退出機制和退出渠道等問題[31],也是阻礙支出型政策工具效應持續作用的重要因素。

5.2 體育稅收優惠政策工具的抑制效應不穩

6 結論與建議

6.1 結 論

利用2008—2018年體育產業的相關數據,通過VAR模型,探討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對體育產業發展的動態效應關系,主要結論如下:

(1)1993年以來,中國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經歷了3個階段的變化:2010年以前,國家層面的政策文本只有宏觀性的制定要求,沒有具體的推進措施;2010—2014年,國家制定的財稅政策工具表現出政府直接性干預的特點;2016年至今,財稅政策工具表現出政府直接性干預向間接性干預轉變的特點。

(2)脈沖響應函數顯示,體育財政支出對體育產業有短期的促進效應,體育稅收優惠通過抑制稅收的負面效應間接推動體育產業發展,而且兩種政策工具的產業效應在不同時期存在明顯的差異。

(3)方差分解顯示,體育財政支出的產業效應比體育稅收優惠更為顯著,說明財稅政策的產業效應在不同政策工具之間存在差異。但從長期來看,稅收優惠政策對體育產業的促進作用將越來越明顯。因此,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構建體育稅收優惠政策體系顯得尤為迫切。

6.2 建 議

6.2.1 持續釋放體育財政支出政策的促進效應

(1)從總量效應看,應該充分發揮體育產業引導資金的直接帶動作用,加快體育產業專業化、市場化和規范化進程,在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創新資金扶持方式的同時,盡快完善對引導資金管理制度的系統建設,經過科學的評審監管和評估考核,探索地方體育產業引導資金的最優支出規模,進而不斷提高引導資金的使用效益。(2)從結構效應看,應該充分挖掘體育市場的消費潛力,重視消費性支出的財政支持。同時,著力扶持運動項目產業,圍繞核心項目形成完善的產業鏈和消費鏈,不斷提升競賽表演業這一核心業態對其他產業的輻射效應和融合互動,從而提高體育財政支出政策工具效應的持續性。

6.2.2 兼顧與鞏固體育稅收優惠政策的抑制效應

構建基于政策受眾回應的政策評價機制:(1)決策部門、執行部門應與政策受眾加強溝通與協調以減少執行偏差,提高體育產業政策的認同度;(2)地方政府可設置綠色通道或者獎勵機制,鼓勵受眾積極向有關部門反饋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建議和需求;(3)在相關政策研究中應更加重視受眾的政策感知和認同。

6.2.3 重視體育產業財稅政策工具效應的差異性特征

(1)針對不同地區體育產業發展的階段特征,地方政府應采用不同的財稅政策,與此同時,現代體育財稅體制也應該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和發展;(2)合理搭配財政支出、稅收優惠兩種政策工具,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數字技術探索兩種政策工具投入的最優比例,以提高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3)將體育事業經營性收入(如,體育彩票公益金等)以及體育企業稅收優惠作為體育產業引導資金的主要資金來源,重點扶持中小微體育企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