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韓同盟中韓國的同盟困境、行為選擇及未來走向

呂悅萌,賈付強

(貴州師范大學 1.歷史與政治學院 2.國際政治文化研究中心,貴州 貴陽 550025)

自1953年《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簽訂以來,美韓軍事同盟不斷演變,由純軍事同盟演變為后來的“全面戰略聯盟伙伴關系”,并擴展到政治、經濟、信息和文化領域,成為韓國最為重要的對外關系(1)參見Jehseung Yoo,“Denuclearization and Peace Regim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and the Future of the ROK-U.S.Alliance and the Combined Defense System,” KRINS,vol.4,no.1(March 2019),pp.173-202.。但與此同時，基于對同盟困境的考量，韓國也擔心會受到美國“牽連”和“拋棄”。不同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其他盟友，韓國與中國在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安全以及經貿往來方面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雖然中美戰略競爭日趨加劇，但是中美雙方都不希望發生激烈的正面對抗。在這種情勢下，對美韓同盟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充分了解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變化，還能夠對朝鮮半島局勢變化做出預判，維護中國周邊安全與中國國家利益。

美韓同盟歷來受到學者們的廣泛探討，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可分為探究美韓同盟關系的影響因素和分析美韓同盟的同盟困境兩類。國內研究方面，梁立昌在《新時期韓美同盟政策紛爭、同盟協調、關系調整及其影響》中指出，朝鮮因素是未來美韓同盟關系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和重要張力，同盟關系的非平衡性對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負外部性愈加明顯(2)參見梁立昌:《新時期韓美同盟政策紛爭、同盟協調、關系調整及其影響》,《當代韓國》2020年第3期,第38—49頁。。沈文輝與王金陽在《美韓非對稱性同盟對朝核困局影響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時期為例》中將朝核危機與美韓同盟兩者看作互為因變量，認為“美主韓從”性質的美韓同盟會使韓國本身的戰略指向發生偏移，最終非對稱性質的美韓同盟可能會成為阻礙半島和平繁榮的關鍵因素(3)參見沈文輝、王金陽:《美韓非對稱性同盟對朝核困局影響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時期為例》,《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第55—60頁。。趙懿黑和鄭華在《權力變遷視角下的美韓同盟困境》中指出，結盟成本和結盟收益的變化導致美韓同盟產生“大國擔心被拋棄——小國擔心被牽連”的困境(4)參見趙懿黑、鄭華:《權力變遷視角下的美韓同盟困境》,《國際論壇》2020年第4期,第35—59頁。。國外研究方面，針對近年來韓美關系波動的現象，有學者認為國內政治、國際因素以及導致韓國反美情緒高漲的一系列事件影響了韓美關系(5)參見Hayam Kim,Uk Heo,“What Affects Korea-US Relations?” Pacific Focus,vol.31,no.1(April 2016),pp.31-55.。還有學者認為是“灰色國家的同盟解耦攻勢”這種非結構外生變量削弱了美韓同盟的團結力(6)參見Ban Kil Joo,“Tracing Non-structural Exogenous Variables of Declining Alliance Cohesion:The Gray State Strategy of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the Decoupling ROK-U.S.Alli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25,no.2(December 2020),pp.101-140.。有學者發現，在非對稱性聯盟中，強國和弱國對威脅和聯盟穩健性的感知也是不對稱的，即弱國對威脅的感知與聯盟一致性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而強國對威脅的感知與聯盟一致性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在美韓這一不對稱性聯盟中，由于韓美對威脅認知存在差異，導致韓國人對美韓聯盟產生脫鉤擔憂(7)參見Yoo Sangbeom,“Asymmetric Fear and its Effects on the Allianc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he Perceptions of Koreans and Americans,” Korea Observer,vol.50,no.3(Autumn 2019),pp.355-372.。一些學者對美韓同盟的未來表示悲觀，有學者鑒于美韓對威脅有著不同的認知、相互信任度減弱、韓國進步政府上臺、中韓關系的不斷發展以及東北亞多邊安保體制的可能性，認為韓美同盟有削弱之勢(8)參見Ahn Mun Suk,“The Moon Jae-In Government and Korea-U.S.Alliance-A Review of Alliance Durability,”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23,no.4(December 2018),pp.65-83.。甚至有學者認為美韓同盟失去了存在意義，因為對美國的防御來說韓國并不重要，美國的援助對韓國的防御也不是關鍵，雙方都擔心被牽連(9)參見Bandow Doug,“The US-South Korea Alliance:Outdated,Unnecessary,and Dangerous,” Washington DC:Cato Institute,July 14,2010.。

那么，在美韓同盟中，韓國究竟處于何種地位并扮演何種角色？作為美韓同盟中的非主導國，韓國在同盟中面臨著何種困境？這種困境又將導致韓國做出怎樣的行為選擇？本文擬運用格倫·斯奈德(Glenn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論對以上問題進行分析和預測。

一、韓國在美韓同盟中的地位與角色

美韓同盟自1953年成立以來就呈現出明顯的非對稱性特征(10)參見黃志煥,“The Asymmetric Change in U.S.-ROK Alliance and South Korea's Response in the 1990s,” Korea and World Politics,vol.34,no.4(2018),pp.33-58.。在這個非對稱性同盟中，美國居于主導地位，韓國居于非主導地位，美國對韓國的依賴性較弱，而韓國對美國依賴性較強。在“美主韓從”的基本態勢下，韓國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維持其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重要“棋子”。

(一)韓國在美韓同盟中的非對稱地位

詹姆斯·莫羅(James D.Morrow)在提出不對稱同盟的代表性理論——自主安全權衡模式(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時指出，當一個大國在為弱國提供安全的同時能擴大其自主權，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對稱同盟，即大國通常會在為弱國提供安全的同時，在弱國獲得諸如軍事基地類的外交政策讓步(11)參見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November 1991),pp.904-933.。大衛·萊克(David A.Lake)認為，如果大國和小國結盟后，大國行使影響力的范圍可擴大到簽署合同時未達成協議或預期的領域，那么這也是一個不對稱同盟(12)參見David A.Lake,“Anarchy,Hierarchy,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1(Winter 1996),pp.1-33.。上述學者采取的是一種定性的方法來界定不對稱同盟，而唐世平教授則將同盟分為不對稱同盟和對稱同盟兩種，并采用了定量的方法對之進行了界定，認為“當一國GDP總量與該國的人均GDP的積是另一國的兩倍或以上時，則聯盟是非對稱的；而如果低于兩倍，則聯盟是對稱的”(13)參見蘇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約:聯盟管理的核心機制》,《當代亞太》2012年第3期,第6—38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2021年GDP總量約為22.940萬億美元，人均GDP為69375.375美元，而韓國2021年GDP總量約為1.824萬億美元，人均GDP為35195.522美元(14)數據來源:IMF2021年GDP統計數據,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weo-report?c=542,111,&s=NGDPD,NGDPDPC,&sy=2021&ey=2021&ssm=0&scsm=1&scc=0&ssd=1&ssc=0&sic=0&sort=country&ds=.&br=1,2022年4月13日。。依據唐世平教授給出的量化標準，美國GDP總量與人均GDP的乘積約為韓國的25.9倍。美韓同盟為明顯的非對稱同盟，這種非對稱性導致美韓雙方在同盟中享有權力與獲得利益的非對稱。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ey Womack)在《非對稱與國際關系》中指出，大國承認小國的自主權與小國對大國的順從在正常的非對稱關系中是互為補充的，是雙方“平等”的協商關系。盡管雙方的關系可協商，實力和關注度的不平衡還是把大國放在了支配地位(15)參見布蘭特利·沃馬克:《非對稱與國際關系》,李曉燕、薛曉芃譯,上海:上海出版社,2019年,第43頁。。在美韓同盟中，因兩國實力上的懸殊對比，美韓雙方呈現出韓國對美國依賴性較強、美國對韓國依賴性較弱的非對稱性特征。

(二)韓國在美韓同盟中的角色

朝鮮戰爭是美韓關系最關鍵的轉折點。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重新定位了朝鮮半島的戰略價值以及中國的戰略地位。鑒于朝鮮戰爭初期韓國軍隊的迅速敗退，美國不得不親自參戰，并對韓國進行了大量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在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后，美國為遏制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而韓國為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免受社會主義國家威脅，雙方于1953年締結《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韓軍事同盟形成。在整個冷戰期間，由于美韓同盟呈現明顯的非對稱聯盟特征，為應對美國認為對其自身在該地區及其他地區利益的可信威脅，美國向韓國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并在韓國駐扎了美軍并建設軍事基地(16)參見Kim D,“Case Analysis of the ROK-US Alliance Burden-Sharing throug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Evolution of an Asymmetric Alliance,” Korea Observer,vol.51,no.1(Spring 2020),pp.27-52.?？梢哉f，美韓同盟是冷戰時期兩極對抗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對抗色彩，承擔著兩極對抗前沿陣地的角色。

冷戰結束后，美韓同盟作為冷戰時期兩極對抗的產物，并沒有隨冷戰的終結而終結。對韓國而言，朝鮮的常規軍事威脅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朝鮮的核威脅使韓國面臨更大的安全壓力。對美國而言，朝鮮半島不但存在朝核問題，美俄在亞太地區的競爭依舊，中國實力的快速崛起及在國際事務中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也使美國產生霸權焦慮，美國仍需要在亞太地區繼續保持軍事存在，而韓國可謂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因此，冷戰后美韓同盟不但得以延續，且有不斷加強的趨勢?？偟膩碚f，從美韓同盟內部權力分配結構及相互依賴程度來看，韓國處于“美主韓從”的非主導性依附地位；從同盟身份角色來看，韓國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維持其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重要“棋子”。

二、被“拋棄”與被“牽連”：美韓同盟中韓國的同盟困境

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韓國有被卷入大國沖突的風險。如過度疏離美國，則可能面臨被“拋棄”的危險；如果被動“選邊站”與中國為敵，將被美國“牽連”而惡化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不利于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

(一)同盟困境理論

格倫·斯奈德指出，在同盟建立之后，同盟國會面臨被盟友“拋棄”或“牽連”的兩難困境。所謂“拋棄”(abandonment)，也就是“背叛”(defection)，會呈現多種形式：盟友可能會與敵方結盟；盟友可能會終止同盟，廢除同盟合約；盟友可能會拒絕兌現承諾；盟友可能無法在需要支持的突發事件中提供支持。所謂“牽連”(entrapment)是指一國卷入一個不共享或僅部分共享的盟友利益的沖突中，當一國更看重維護同盟而不是為盟友利益而戰的成本時，就會發生“牽連”，特別是當盟友因為相信盟國會給予自己支持而在與對手的爭端中變得不妥協時，這種情況更有可能發生。因此，一國對同盟的依賴越大，對盟友的承諾越強，被牽連的風險就越高?？傊?，兩國結盟，本國利益將與盟友利益捆綁，如果盟友行為與本國利益相悖，那么就會有被“牽連”的風險；同理，如果選擇明哲保身，不愿介入盟友事務，那么就會有被“拋棄”的風險(17)參見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June 1984),pp.461-495.。具體來說，假設A國與B國結為非對稱性同盟，A國為主導國，B國為非主導國，C國為A國的競爭國或敵對國。當B國強化同盟關系時，B國會被迫與C國交惡，B國陷入被“牽連”的困境；當B國弱化同盟關系時，B國與C國關系緩和，可能會引起A國不滿，B國陷入被“拋棄”的困境。假設以中美韓三國為例，美韓為不對稱的同盟關系，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不管是同盟主導國美國強化與韓國的同盟關系而韓國被迫迎應之，還是韓國主動加強與同盟主導國美國的關系，韓國都將陷入被“牽連”的困境；當韓國弱化美韓同盟關系，而與中國的關系緩和時，可能會引起美國的不滿，韓國陷入被“拋棄”的困境。

一些學者在斯奈德同盟困境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同盟困境理論，即同盟對手與同盟經濟伙伴同一性困境以及同盟間困境。同盟對手與同盟經濟伙伴同一性困境，指的是同盟針對對象與同盟經濟伙伴是同一的(18)參見張景全、劉麗莉:《成本與困境:同盟理論的新探索》,《東北亞論壇》2016年第2期,第11—22頁。。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所涉及的盟友在與中國交往中普遍存在著同盟對手與同盟經濟伙伴同一性困境。冷戰時期同盟對手與同盟經濟伙伴角色是清晰對立的，但中韓經濟合作的加深使得中國同盟對手的角色模糊化而經濟伙伴的角色清晰化，這就形成了同盟對手與同盟經濟伙伴同一性困境。

(二)美韓同盟中韓國被“牽連”的困境

在美韓同盟中，實力較弱的韓國只有依附于強大的美國才能得到安全保障，但同時，依附政策也使其喪失了一定的自主權，容易被“牽連”，主要體現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三個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美韓兩國的首要政治目標不同。美國的首要政治目標是遏制中國崛起，而韓國的首要政治目標是解決朝鮮半島統一問題。顯然，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會對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造成不利影響，韓國如果迫于美國壓力與中國交惡也會牽扯大量精力，這些都不利于韓國解決此問題，因此韓國并不希望卷入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之中。

第二，在軍事上，韓國迫于美國壓力部署了薩德反導系統。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系統的立場反復，部署過程也并非一蹴而就，經歷了頗為曲折和搖擺的過程(19)參見Hwee Rhak Park,“Th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and the South Korea-U.S.Alliance:Focused on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and Rumor Theories,” Review of Korean Military Studies,vol.5,no.2(2016),pp.3-28.。韓國政府由早期的反對和模糊戰略轉為接納和部署，美國增大施壓是重要原因。最終部署薩德系統導致中韓關系全面倒退，跌入了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的最低谷，被美國“牽連”(20)參見姜龍范:《文在寅執政前后影響中韓關系的核心議題及化解方策》,《東疆學刊》2020年第4期,第92—99頁。。隨著中美在中國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上發生軍事沖突的風險增大，作為美國盟友的韓國可能被美國“牽連”到與中國的軍事沖突之中。

第三，在經濟上，美國反對韓國加入中國主導的經濟機制。2014年中國為了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并且加強與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積極推動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美國對其盟友施加壓力，反對他們加入中國倡導的這一機制。面對美國的壓力，韓國缺席了2014年10月的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儀式。韓國對于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一直保持著戰略模糊性，只是在英國、德國等國家加入以后，才宣布加入(21)參見趙懿黑、鄭華:《權力變遷視角下美韓同盟關系解讀》,《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第45—58頁。。

(三)美韓同盟中韓國被“拋棄”的困境

美韓同盟建立后，韓國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戰略盟友，但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發展，韓國與中國的經濟交往日益緊密，韓國對美國在經貿上的依附性有所降低。韓國并不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唯一盟友，與之相比，同樣作為盟友的日本受美國限制更多，作用也更大。因此，當韓國為避免受到中美戰略競爭影響而與美國保持距離時，則有可能會激怒美國，從而面臨被美國“拋棄”的風險，盡管這種風險在短期內仍然較低。但是，如果美韓同盟內部矛盾不斷加劇，同盟的穩固性就會隨之降低，那么美韓同盟的未來走向就會具有不確定性，韓國被“拋棄”的風險也會增大。

面對朝鮮半島問題，美韓都對彼此有所顧慮。韓國經濟上的發展促進了政治上向民主過渡，部分新精英對朝鮮沒有冷戰觀念和強硬心態，希望采用基于同胞主義的接觸方式與朝鮮打交道。這些進步的政治家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不同，并不像他們的保守派前輩那樣重視美國在朝鮮半島的作用。因此，他們要求對朝關系進行更多的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韓關系的分裂(22)參見Hayam Kim,Uk Heo,“What affects Korea-US relations?” Pacific Focus,vol.31,no.1(April 2016),pp.31-55.。美國擔心韓國政府可能會重振盧武鉉的陽光政策，韓國則擔心美國政府的政策過于激進，可能引發一系列危機和對抗，導致沒有對話和談判的可能性。

三、韓國基于美韓同盟困境的行為選擇

韓國在美韓同盟中存在被“牽連”和被“拋棄”的雙重同盟困境直接影響了韓國的行為選擇。為避免或減弱被“牽連”和被“拋棄”的雙重困境所造成的影響，作為美韓同盟中的非主導國，韓國在對外行為中遵循“追隨美國前提下謀求自主性”的行為邏輯，即作為美韓同盟中的“被保護者”，出于安全考慮，韓國采取繼續追隨美國的方針，以避免被“拋棄”；同時韓國也在確保美韓同盟關系穩固的前提下在安全、經濟和外交等領域積極謀求自主性，以防止被“牽連”。

(一)繼續追隨美國

在冷戰期間為了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以及在冷戰后維護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美國發動了一系列對外戰爭，如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韓國在這些美國主導的戰爭中不同程度地給予了支持。在越南戰爭期間，美韓進入“蜜月期”，為了尋求第一個經濟發展計劃的資金，韓國總統樸正熙努力推動韓國向越南派兵。據統計，1965—1973年，韓國共向南越派兵325517人次，最大兵力一度保持在5萬人左右，是越南戰場上數量僅次于美軍的外軍(23)參見韓忠富:《試論韓國參與越南戰爭的“紅利”》,《韓國研究論叢》2013年第2期,第92—103頁。。韓國的這一舉動不但使韓國從美國獲得了大量資金與經濟援助，使韓國的軍事裝備和作戰能力得到顯著提高，還加強了美韓同盟關系。在2001年阿富汗戰爭期間，雖然韓國在阿富汗的行動相對有限，但還是以美國同盟國的身份參與了阿富汗的戰后重建工作。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雖然韓國當時國內的反美情緒高漲，民眾希望美國撤走駐扎在韓國境內的美國士兵，但韓國政府還是先后向伊拉克派駐了高達3600名士兵，共計1.8萬人次(24)參見趙建明、呂蕊:《冷戰后韓國海外軍事行動述評》,《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141—154頁。。

2017年6月28日，文在寅就任韓國總統51天后，首選出訪為美國，創下韓國歷屆總統上任后最快訪美紀錄。文在寅特意于訪美前在青瓦臺召開懇談會，表示將最大限度擴大訪美成果，不會強求在具體事項上取得進展，而是著重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構筑友誼和積累信任，在此基礎上鞏固韓美同盟，顯示出求大“同”存小“異”的謹慎態度。鑒于朝核問題依然是韓國面臨的最緊迫和最重要的挑戰，而韓國也無能力在沒有美國保護與支持的情況下解決朝核問題與朝鮮半島問題，韓國只能繼續追隨美國。

(二)謀求自主性

韓國在安全、經濟和外交等領域都進行了謀求自主性的嘗試。在安全領域，韓國謀求自主性主要體現在收回戰時指揮權上。美韓同盟成立之初，出于借助美國軍事力量抵御朝鮮的考慮，韓國將戰時指揮權移交給了美軍。1987年，韓國總統盧泰愚首次向美國提出收回指揮權。1994年，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由韓國控制。2005年盧武鉉提出戰時指揮權移交韓國的計劃，2007年美韓防長的會面中，美國同意于2012年4月17日移交戰時指揮權給韓國，后因局勢變化，兩國同意延遲移交戰時指揮權至2015年12月1日。2014年10月23日，第46次美韓安保會議再次推遲戰時指揮權的移交時間，目標定于2020年中期以后。文在寅總統上臺后依然在持續推進此事，希望能在2022年之前拿回戰時指揮權。韓國收回戰時指揮權進程相當曲折，一方面，拿回戰時指揮權意味著一定程度上擺脫美國的束縛，在同盟關系中也可謀求進一步平等，這也關乎民族尊嚴和國家顏面，韓國自然希望收回戰時指揮權。另一方面，面對緊張不斷加劇的半島局勢和不穩定的周邊情況，在韓國本土軍隊無法獨立支撐起保護韓國國家安全和半島局勢穩定的情況下，如果貿然接收戰時軍事指揮權，不僅會耗費韓國巨大的財政資金，更不利于韓國的安全(25)參見毛元:《同盟管理視角下的美韓同盟》,碩士學位論文,外交學院,2018年,第25頁。。

在經濟領域，韓國謀求自主性主要體現在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上。由于中韓相互貿易額的快速提高，中國從2010年開始已超越美日兩國，成為韓國的最大貿易國。由于中韓雙方在產業結構上優勢互補，兩國進一步發展經貿關系是雙方的必然選擇。2012年5月2日，中國時任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與時任韓國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樸泰鎬在北京宣布正式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2015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韓民國政府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涵蓋雙邊貿易的17個領域。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使韓國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性減小，更有利于經濟的自主發展，也可借此機會促進中韓雙方的人文交流，緩和因政治原因造成的緊張關系。

在外交領域，韓國自冷戰結束后一直追求“自主外交”。1993年，金泳三總統提出以世界化、多邊化、多元化、地區合作和面向未來為內容的“新外交”五點方針。以此為開端，韓國外交開始改變完全追隨美國的立場，謀求在亞太地區多個強國之間發展全方位外交以維持大國影響力的平衡，進而提高韓國的國際地位(26)參見李陽:《不對稱同盟內部的自主性考察:以冷戰后的美韓同盟為例》,《韓國研究論叢》2019年第2期,第31—46頁。。2017年，文在寅政府正式公開提出“新北方政策”，這是韓國外交拓展到東北亞地區的中長期和平發展構想。整體來看，文在寅政府的“新北方政策”取得了積極成效，主要表現在朝韓關系轉圜，朝鮮半島局勢好轉和拓展韓國對歐亞地區經貿合作交流等方面(27)參見趙怡然:《文在寅政府的“新北方政策”》,《國際研究參考》2020年第7期,第46—53頁。。此外，“新北方政策”中的核心內容“九橋”戰略，進行了韓俄經濟合作，實現韓國與周邊四國開展平等的合作外交。

四、同盟困境下美韓同盟的未來走向

同盟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利也有弊。同盟在為成員國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時，也增加了被盟友“拋棄”和“牽連”的風險。同盟關系越緊密，國家的自主性和影響力越會受之影響。但如果不斷增加對自主權的訴求，就會給同盟關系帶來更多的考驗，最終陷入自主權與安全保障的交換困境(28)參見張卜丹:《特朗普—文在寅時期美韓同盟的調整及影響》,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20年,第42頁。。

就同盟被“拋棄”的困境而言，有學者表示，美國履行美韓同盟公約的程度與共同威脅、承受能力、同盟持續帶來的利益緊密相關。如果美韓同盟面臨著共同的威脅、美韓承受能力強、同盟能持續帶來利益，美國履行美韓同盟公約的程度就高(29)參見Hwee Rhak Park,“An Analy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s Commitment in the South Korea-U.S.Alliance,” Journal of Korean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vol.38,no.1(2016),pp.315-348.。隨著朝鮮成倍增加了核試驗和導彈試驗，從而在威脅韓國、日本甚至美國本土的能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30)參見Klingner Bruce,“What Are the Military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 ROK-U.S.Alliance for North Korea’s Nuclear Threats:Potentials and Limits,” KRINS Quarterly,vol.3,no.1(March 2018),pp.287-326.，在以朝核問題為核心的半島問題完全解決之前，韓國仍然會堅持奉行“追隨美國”的政策，美國也會繼續加強與韓國的同盟關系，美韓同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會保持穩定。從1953年美韓同盟成立至2021年，美韓同盟關系走過了68年的歷程，美韓同盟關系已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軸幅式同盟體系中較為成熟、成功的典范。對于韓國而言，美韓同盟在保障韓國安全的同時，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地區安全環境，也使韓國更有底氣進行各種關于朝鮮半島問題的談判與博弈；對于美國而言，美韓同盟給美國帶來了豐厚的地緣政治利益、經濟紅利、安全實益等好處。因此，在可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韓國不存在被美國“拋棄”的危險。

就同盟被“牽連”的困境而言，鑒于不管是亞太地緣政治環境還是全球地緣政治環境都已與美韓同盟成立之時大不相同，美韓同盟也必然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就亞太地緣政治格局變化而言，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美國加大對華戰略打壓而導致的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加劇，美國開始調整亞太同盟體系，不斷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盟友的軍事同盟關系，試圖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多重雙邊同盟體系網絡化。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美國強化同盟關系的做法，不但使“亞太國家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選擇深受影響，美國亞太盟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著聯盟與選邊的雙重困境”(31)凌勝利:《雙重困境與動態平衡——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與美國亞太盟國的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3期,第70—91頁。。由于韓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經濟上又較為依賴中國，韓國面臨的“選邊站”壓力更大。對于日、澳選擇積極追隨美國“印太戰略”的做法，韓國一直沒有明確表態是否參與美國“印太戰略”。2021年5月21日，美韓首腦結束會談后發表的《韓美領導人聯合聲明》不但承認包括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在內的開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區多邊主義的重要性，還涉及到中國臺灣地區，強調維護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32)參見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2021年5月21日,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21/u-s-rok-leaders-joint-statement/,2022年4月13日。。這表明一直試圖在中美之間秉持戰略模糊的韓國政府已經陷入同盟的被“牽連”困境之中。

美韓同盟關系不僅關系著美韓兩國，也直接影響朝鮮半島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環境和權力格局。亞太各國所進行的政策調整也會相應影響美韓同盟的未來發展。中國作為和平發展的大國，需要審時度勢分別處理好與美韓的關系，既要不斷提高自身實力保證安全，同時也要加強與美韓的對話，積極參與國際安全機制的構建，推進多邊外交，發揮積極的影響力。在發展中韓關系時，也可利用韓國面臨的美韓同盟困境，推動韓國做出有益于中韓雙方的行為選擇。一方面，擴大中韓兩國的經貿聯系。既然韓國在經濟上依賴于中國，那么我們就要利用并擴大這一優勢，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由經濟逐步向政治過渡，增強兩國的政治互信，推進在政治安全領域特別是朝核問題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加強“低政治”領域的合作。通過加強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找尋更為廣泛的共同利益，進而增強中韓兩國的友好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