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英國民族語文學中的威廉·瓊斯*#

李娟 天津科技大學

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是18世紀英國著名的東方學家，他在東方語言、文學及文化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貢獻，被瓊斯研究專家亞瑟·阿伯利（Arthur J.Arberry）譽為“東方學無可爭議的奠基人”，并在《東方學》一書中被薩義德引用。1（美）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01 頁。［Edward W.Said,Dongfangxue(Orientalism),trans.WANG Yugen,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7,101.］長久以來，威廉·瓊斯在東方學領域成績的光芒遮蓋了其他方面，但是全面評價瓊斯需要結合18世紀英國民族語文學發展的情況，由此才能了解當時的印度語文學為何對瓊斯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曾在哈羅公學及牛津大學大學學院接受教育，受過嚴格古典語文學訓練的威廉·瓊斯卻在非古典語言及文學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績，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18世紀的英國逐漸脫離歐陸主流拉丁學術的影響，在尋求自我學術定位及發展空間。從17世紀開始，英國民族語文學受唯物主義經驗論影響，逐漸脫離古典學術的限制，而18世紀的啟蒙運動與英國民族語文學相互映照，為英國帶來了思想上的巨大變革。

一、威廉·瓊斯與啟蒙中的英國民族語文學

身處啟蒙運動浪潮中的威廉·瓊斯對當時英國文化的發展具有敏銳的感知，同時也是文化運動中具有啟蒙思想的一員。當時啟蒙運動在英國的表現與法國截然不同，后者的啟蒙具有自上而下的特點，而英國的啟蒙卻表現出一種公眾性。瓊斯既受到了這種啟蒙氛圍的影響，同時也是英國這場啟蒙運動的突出貢獻者?？梢哉f，啟蒙是瓊斯在踐行民族語文學中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

（一）“公眾語文學”：被忽視的英國民族語文學啟蒙

當提及歐洲啟蒙運動時，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知識與理性被認為是這場運動中的最佳代表，而最具特色也最令人驚嘆的不朽巨作就是《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詞典》（Encyclopédie，oudictionnaireraisonnédessciences，desartsetdesmétiers，1751-1772），從某種程度上說，“啟蒙運動說著法語，任何以法語發表的文字會立刻在全歐洲的教育階層中傳播。非法語寫作的重要作品也會很快被翻譯成這種通用語言。全世界的‘文人’都宣稱自己是法國作家的門徒”2（英）勞埃德·斯賓塞：《啟蒙運動》，盛韻譯，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2 頁。［Lloyd Spencer,Qimeng yundong(Introducing The Enlightenment),trans.SHENG Yun,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6,2.］。然而，盡管像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這樣的啟蒙運動的關鍵人物，也在其《哲學書簡》（又名《英國書簡》，Lettresphilosophiques，orLettressurles Anglais，1734）中極力贊揚英國的君主立憲和自由、開放的社會。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更是將英國視為法國啟蒙運動的“啟蒙國度”，“沒有英國，法國的理性和哲學將仍然處于最卑微的初創期”3轉引自（英）羅伊·波特：《創造現代世界：英國啟蒙運動鉤沉》，李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21 頁。［qtd.Roy Potter,Chuangzao xiandai shijie: Yingguo qimeng yundong gouche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Worl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trans.LI Yuan et al.,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22,21.］。

與法國相比，英國在啟蒙運動中被忽視的原因之一，是英國沒有一場配得上“啟蒙”要義的革命性運動，同時，英國思想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都市、世俗、生活、實驗等方面，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思辨，這顯得與“啟蒙”這場影響深遠的思想運動多少有些格格不入。雖沒有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宏大工程和共同宗旨，但英國的啟蒙也同樣重要，它將世俗與知識連接在一起，在公共社交和出版業的蓬勃發展中，創造了英國的現代性?？梢哉f，不同于法國“思辨性”的“啟蒙”，英國的“啟蒙”具有更多“實用性”，通過“實用的”的知識發展來實現啟蒙。

啟蒙時代的英國語文學開始分化成兩種不同形態，一種是中世紀延續下來的古典語文學，這一傳統在同樣是中世紀建立起來的“知識高地”中“頑固”地生存著，尤其以古典學為特色的牛津大學最為典型；另一種是以“公共空間”和“大眾閱讀”為標志的資產階級“公眾語文學”。在啟蒙思想的沖擊下，大學的高墻之外，現實世界的“知識”變得比古典傳統中的“教養”更為重要，民眾對于知識的渴求，使語文學走出“象牙塔”，開始進入民眾出入的公共場所。由于公共場所的普及和閱讀方式的改變，語文學不再是某一階層的特權，這門古典學中精巧的手藝，被“祛圣化”之后，成為民間的一種“消遣”。

可以說，啟蒙時代的英國市民開啟了一種“語文學式的生活”，他們努力從閱讀中實現幸福人生，成為具有高尚情感、思想健全的人。這種“公眾語文學”伴隨著公共世俗場所——咖啡館、小酒館、學術團體、沙龍、集會所、會議室、辯論俱樂部等——的發展，使英國民眾從語文學式的生活中得到啟蒙。在此過程中，傳播于咖啡館、俱樂部、書報等空間的啟蒙思想必然與語文學脫不了干系。

18世紀之前，文化一直都受到教會皇室或貴族的資助，是為王權和教權服務的領域，從17世紀后期開始，文化的中心開始轉向大都會的廣闊公共空間，包括咖啡屋、小酒館、學術團體、沙龍，俱樂部等，文學和藝術從“君主的臣屬”變為“商業和市民的伴侶”。尤其是咖啡屋（coffee house），在17世紀50年代，帕斯夸·羅塞（Pasqua Rosée，生活于17世紀中葉）在英國倫敦開設了第一家咖啡屋，到60年代末，咖啡屋成為英國的一種文化習俗，幾乎每一個重要的英國城市都至少有一個咖啡屋?！度姞枴づ迤に谷沼洝罚═heDiaryofSamuel Pepys）第一次詳盡地記錄了一個人去咖啡館的習慣。這本從1660年1月1 日到1669年5月31日長達近10年的日記中，佩皮斯記錄了99次去咖啡館的經歷。

18世紀是英國“從相對穩定的前工業社會向日益擴張的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發生分化和整合的時期”4舒小昀：《分化與整合：1688—1783年英國社會結構分析》，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 頁。［SHU Xiaoyun,Fenhua yu zhenghe: 1688-1783 nian yingguo shehui jiegou fenxi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Britain from 1688 to 1783),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03,1.］。以權力為基礎的等級社會，逐漸轉變為以財富為基礎的階層社會，富裕的商人們通過在街頭散步、拜訪親友或去咖啡館等方式展現自己的身份，其中最有名的去處是在格羅佛庭院（位于斯特蘭街）的格雷西安（The Grecian）咖啡館和（位于羅素街的）考文特花園的威爾（Will’s in Covent Garden）咖啡屋，5（英）馬克辛·伯格：《奢侈與逸樂：18世紀英國的物質世界》，孫超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9年，第238 頁。［Maxine Berg,Shechi yu yile 18 shiji yingguo de wuzhi shijie (Luxury &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trans.SUN Chao,Beijing: China Workers’ Press,2019,238.］英國“桂冠詩人”約翰·屈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在威爾咖啡館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而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則是那里的?？?。這些咖啡館之所以吸引著貴族、商人、文人、政客，甚至工人，是因為這里不僅是休閑娛樂的場所，更是“消息”的樞紐，咖啡館里擺滿了報紙和小冊子，“問問任何一位店主，為什么他那里有報紙，他會告訴你，那些東西能把人們吸引到自己的店里來”6Geoffrey Alan Cranfield,The Press and Society from Caxton to Northcliffe (London: Routledge,1978),89.。有的咖啡館甚至擁有自己的圖書館。愛爾蘭的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1733-1795）1775年時到訪倫敦，他在日記中寫道，倫敦的咖啡館以大量的藏書而聞名，堪稱“閱讀協會”，他發現自己所尋找的所有新書都在咖啡館里占有一席之地。7Thomas Campbell,Dr.Campbell’s Diary of a Visit to England in 1775,ed.James L.Cliffo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7),58.

出版物之所以能夠在啟蒙時代的英國如此盛行，皆因出版行業的自由環境。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抗教會和政府的有力武器是鵝毛筆，但作家和出版商也因此遭到壓制，伏爾泰和狄德羅都曾入獄和流亡。與法國不同的是，英國光榮革命廢止了書報審查制度，1695年又廢除了《出版許可法》（Licensing Act），此后倫敦、約克等地區成為書報出版的自由市場。18世紀末，英國出現了以默里（Murray）和朗文（Longman）等家族出版企業為代表的第一批現代意義的出版商。8于文：《出版商的誕生：不確定性與18世紀英國圖書生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 頁。［YU Wen,Chubanshang de dansheng: buquedingxing yu 18 shiji yingguo tushu shengchan (The Birth of Publishers: Uncertainty and 18th-Century British Book Production),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4,9.］出版行業發展迅速，17世紀20年代，英國大約出現了6000種圖書，18世紀20年代，這個數字攀升到2.1 萬。9（英）羅伊·波特：《創造現代世界：英國啟蒙運動鉤沉》，李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88 頁。［Roy Potter,Chuangzao xiandai shijie: yingguo qimeng yundong gouche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Worl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trans.LI Yuan et al.,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22,88.］以布里斯托爾（Bristol）為例，1695—1775年間，這個城市的出版物總計1158 種。10Jonathan Barry,“The P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ristol,1660-1775,” in Cultur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Britain,1600-1800,ed.,Jeremy Black and Jeremy Greg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58-59.隨著出版業的發展，英國民眾的閱讀興趣也隨之提升。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曾回憶道：“早年對閱讀難以抗拒地熱愛，甚至給我印度財寶都不換?！?1Edward Gibbon,Memoirs of My Life,ed.Oliver Farrar Emerson (Boston,U.S.A.and London: The Athenaeum Press,1898),35.英國散文作家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14 歲時站在一家書店的窗戶外，被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一只桶的故事》（ATaleofaTub，1704）所吸引，用自己的全部積蓄——三便士——買下了它。著名書商詹姆斯·萊肯頓（James Lackington，1746-1815）在18世紀末曾說到：“農民中相對貧困的人，甚至就總體而言，窮苦鄉村地區的人們，聽他們的子女朗讀神話故事、傳奇故事，以此來縮短冬天的夜晚。一進他們的屋子，你就能看到《湯姆·瓊斯》（TomJones）、《蘭登傳》（RoderickRandom）還有其他趣味讀物顯眼地擺在熏肉架子上?！?2James Lackington,Memoirs of the First Forty-Five Years of the Life of James Lackington (London,1792),386-87.他還談到，“將各類書籍引入學校是在各個階層的人們中傳播閱讀的普遍品味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而這種對書的津津樂道，在許多人身上將持續一生”13Ibid.,390-91.。

這種“語文學式的生活”為英國民眾開啟了啟蒙之路，知識通過報紙在人民中間傳播擴散。同時，這種生活也成為那個時代英國人追求幸福的途徑，因為有教養、善言辭都是社交中很好的潤滑劑，能夠盡可能地促進人類生活的幸福?？梢哉f，古典語文學是紳士——學者的專業領域，而“公眾語文學”則是普通資產階級民眾的生活方式，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一種精讀的藝術，后者則是一種泛讀的樂趣。古典語文學時代，語文學家是精通語言、文本、古物的學者，他們對語文學的實踐是書齋式的，需要從文獻學的角度厘定文本，從語言學的角度釋讀文本，從思想史的角度詮釋文本，使語文學成為“十九世紀歐洲大學中的科學女皇”。18世紀在英國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的“公眾語文學”則使語文學走下神壇，走出書齋，走上普通民眾的家庭書架，印刷刊物種類的豐富與價格的降低，使個人藏書單上不再是清一色的神學經文，而是五花八門的“知識”寶庫，例如英國圖書分銷和零售的推動者詹姆斯·萊肯頓就曾回憶自己的鞋匠老板的藏書，“我師傅的全部藏書包括一本學校用的《圣經》，華滋（Watts）的圣歌和贊美詩，富特（Foot）的《洗禮派手冊》（Tracton Baptism），卡爾佩珀（Culpepper）的《植物志》（Herbal），一本《手藝史》（HistoryoftheGentle Craft），一卷舊的不全的《醫學、外科診療秘方等》（ReceiptsinPhysic，Surgery，&c.），還有簡便計算表（Ready Reckoner）?！?4Ibid.,91.從這份書單可見，18世紀民眾對知識的廣泛興趣，也不難想見，彼時的非專業讀者定不會仿照圣哲羅姆式的求索，期望在其中求得“真經”，也不會像艾?；舳髂前闵罡氉?，因為書籍對讀者來說，并非“通圣的”范本，而是求知的途徑，無需沐浴更衣焚香端坐，只需在一天勞作后的夜晚，倚靠自家爐旁，隨性翻閱瀏覽，隨之被吸引、被啟蒙。

（二）“約翰遜文學俱樂部”：瓊斯對“公眾語文學”的貢獻

作為18世紀英國的一位多面學者，瓊斯的思想無疑受到那個時代啟蒙思潮的影響，首先，這表現在他的政治立場方面——他是主張削弱王權、建立政黨政府的輝格黨（Whig party）的支持者，還是美國獨立的支持者，并與本杰明·富蘭克林是好友。1782年，他寫了一個政治寓言性的作品《政府的原則》（ThePrinciplesofGovernment），起先他用法語完成，取名為《智力游戲》（jeud’esprit），后以政治宣傳冊的形式發表。其中，瓊斯模仿柏拉圖對話錄的形式描寫了一位學者和農夫的對話，主要闡述了在一個團體中如何實現且維護民主，而“政府的基本原則應當使普通的文盲也能夠理解”15Garland H.Cannon,“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Sir William Jones,”Journalism Quarterly 33,no.2 (1956): 180.。這一讀物在當時的英國咖啡館里成為熱議的話題。其次，這種啟蒙時代政治家的思想深刻影響著他作為一名民族語文學家的活動，英國的東方學家及歷史學家托馬斯·莫里斯（Thomas Maurice，1754-1824）曾說：“我有幸結識了瓊斯先生，結識了他那一群密友，事實上，我已經認識了整個文壇?！?6qtd.Garland Cannon,“Sir William Jones and Dr.Johnson’s Literary Club,”Modern Philology 63,no.1 (1965): 25.

確實如此，瓊斯曾是名噪一時的約翰遜博士文學俱樂部（Dr.Johnson’s Literary Club）的成員，還曾擔任了三年主席（1780—1783）。1764年，在著名畫家約書亞·雷諾茲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的建議下，約翰遜與其一起成立了為后人稱道的“俱樂部”（the Club），俱樂部開始由九位成員17除約翰遜和雷諾茲外，其余人為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克里斯托弗·紐金特（Christopher Nugent）、安東尼·夏米爾（Anthony Chamir）、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托珀姆·伯克萊爾（Topham Berkrell）、貝內特·蘭頓（Bennett Langton）和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組成，后來新成員必須通過選舉產生，獲得全體同意后方能加入。1766年秋，瓊斯還是牛津大學大學學院的一名學生，塞繆爾·約翰遜到那里拜訪牛津大學法學教授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錢伯斯就把有著“大學士”（Great Scholar）之稱的瓊斯介紹給了約翰遜。此后，瓊斯陸續認識了俱樂部的其他成員，1773年，正式加入俱樂部。

“俱樂部”的全稱為“約翰遜博士文學俱樂部”，然而其成員構成卻是當時英國各界杰出學者，涉及文學、政治、法學、歷史、經濟、考古、生物、醫學、音樂等多個領域，18（美）利奧·達姆羅施：《重返昨日世界：從塞繆爾·約翰遜到亞當·斯密，一群塑造時代的人》，葉麗賢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505～507 頁。［Leo Damrosch,Chongfan zuori shijie: cong samiu’er yuehanxun dao yadang simi,yiqun suzao shidai de ren (The Club: Johnson,Boswell,and the Friends Who Shaped an Age),trans.YE Lixian,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22,505-7.］可以說，“俱樂部”是當時英國思想及知識的前沿，它與民眾聚集的咖啡館形式相似，但卻是資產階級“公眾語文學”的精英化代表，不僅為國家的文化發展做出卓越貢獻，還為民眾的啟蒙提供了風向標。

瓊斯作為當中活躍的一員，為“俱樂部”，這個英國啟蒙時期重要的文化團體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瓊斯上任俱樂部主席時，會員只有30 人，為進一步擴大俱樂部的影響，并豐富俱樂部的活動，他倡議增加會員人數至35 人。19Garland Cannon,“Sir William Jones and Dr.Johnson’s Literary Club,”Modern Philology 63,no.1 (1965): 29.在俱樂部期間，瓊斯與多位成員有過密切的聯系，他曾提議接收政治家斯賓塞伯爵（Earl Spencer）（即奧爾索普Althorp，1758-1834）和喬納森·希普利（Jonathan Shipley，1714-1788）成為會員；為律師理查德·伯克（Richard Burke，1758-1794）提供印度法律方面的幫助；為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提供東方研究方面的資料；為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提供東方植物標本；為希普利提供從富蘭克林那里得到的最新的美國資料等。

二、威廉·瓊斯與英國民族語文學中的啟蒙

作為18世紀英國的一位杰出學者，威廉·瓊斯在英國民族語文學上的貢獻通常被籠罩在他頭上的其他光環所掩蓋，因此重塑瓊斯在18世紀英國民族語文學中的位置對認識一個全面的瓊斯十分重要。一直以來，啟蒙時代都被認為是理性的時代，特別是思想史家們更是把理性時代放在法國大革命前的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以理性主義為武器，而英國的啟蒙思想家卻將經驗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結合起來，這對當時的英國民族語文學產生了明顯影響，但在瓊斯的民族語文學中，啟蒙思想的規則更多地表現為對古典的遵循，但同時東方的吸引使他找到古典中所缺少的浪漫情感，而這至少是詩歌所必須的。

（一）英國民族語文學中的啟蒙

經歷了16世紀的輝煌，17世紀的英國進入斯圖亞特王朝（1603—1714）的統治，這一百年對于英國來說是政治上動蕩的世紀，充斥著內戰、復辟、共和國實驗、革命這些劇烈的社會變革，但與此同時，17世紀也是英國思想史上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作為歐洲啟蒙運動的發源地，英國所發展出的自然科學及哲學思想，呈現出與亞里士多德傳統下的歐陸理性主義哲學思辨不同的模式，傾向于一種“從物到感覺”的經驗主義的實踐路徑?！坝ㄎ镏髁x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20（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 頁。［Marx and Engels,Makesi engesi quanji (Marx-Engels-Gesamtausgabe),vol.2,trans.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Marx,Engels,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16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大聲宣告：人是“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釋者?！?1（英）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頁。［Francis Bacon,Xingongju (Novum Organum),trans.XU Baokui,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86,7.］從神學和自然世界中獨立出來的人，開始解釋自己生活的世界，使用的正是培根的《新工具》（NovumOrganum，1620），建立在唯物主義經驗論基礎上的歸納法。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語言學者開始從科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在英語的發音和口語方面，17世紀后半葉出現了很多技術性很強的研究。巴西特·瓊斯（Bassett Jones，活躍于1634-1659年間）發表了一篇《論說話藝術的合理性》（“Hermaelogium，or，an Essay a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rt of Speaking”，1659）的文章；歐文·普賴斯（Owen Price，卒于1671）發表的《發音器官》（Thevocalorgan，1665）中附帶有發音器官圖，來指導讀者通過觀察發音器官來學習拼寫和發音方法；威廉·霍爾德（William Holder，1616-1698）發表的《演講要素》（“Elements of Speech”，1669）中主張記錄發音字母的拼寫方式應該與自然發音高度吻合；喬治·沙伯斯哥塔（George Sibscota）發表的《聾啞人話語》（“The Deaf and Dumb Man’s Discourse”）包含了對聾啞人的研究所得及其理解，涉及聾啞人表現情感和思想所使用的方法；約翰·雷（John Ray，1627-1705）的《英語單詞集》（ACollectionofEnglishWords）按字母順序給出了兩組單詞列表，一組按照英國北方人發音拼寫，另一組按照南方人發音拼寫，同時給出了每個詞的詞源。

文藝復興時期，受古典文化的影響，英國學者普遍重視修辭。17世紀之前的英國大學，拉丁語的修辭訓練是學生們的必修課，主要是為了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和修辭能力，所練習的題目往往并無實際意義。如前文所述，英語修辭脫胎于拉丁語修辭傳統，因此，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學者將學識展示與寫作技巧聯系起來，充滿各種修辭手法的文本儼然成為閑暇時刻可供把玩的藝術品。受科學革命所帶來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影響，17世紀后期的英國語言學界開始重視語言的質樸與簡潔，“人們所注重的是一種簡樸的、不加修飾的風格，不要轉義、形象和比喻，力求直截了當、經濟、具體”22（美）羅伯特·金·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50頁。［Robert King Merton,Shiqi shiji yinggelan de kexue jishu yu shehui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trans.FAN Dainian et al.,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1,50.］。因為“靠喚起人們的情感反應的修辭學或雄辯術只能對事實起歪曲而不是描述的作用；它有說服力，卻無信息量；它所帶來的是含糊朦朧而不是明白清晰”23同上，第51頁。［Ibid.,51.］。約翰·威爾金斯主教（Bishop John Wilkins，1614-1672）堅決反對在布道時濫用修辭，認為“最偉大的學識體現在最質樸的文風之中”24John Wilkins,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London,1668),3.。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利維坦》（Leviathan）第四章論及語言時認為“真實和虛假只是語言屬性，而不是事物的屬性，”25（英）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2 頁。［Thomas Hobbes,Liweitan (Leviathan),trans.LI Sifu and LI Tingbi,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7,22.］而運用虛假的語言就會造成語言的四種濫用26同上，第20頁。［Ibid.,20.］，前三種濫用都和語言的修辭有關。英國羅切斯特主教托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1635-1713）所發表的《英國皇家學會史》（HistoryoftheRoyalSociety，1667）中批評了當時的浮夸文風，“當前所有精神和活力很快就被奢華和冗長的言辭所吞噬。這種夸夸其談的不良影響，已經毀壞了大多數的其他藝術和職業”，并且提出論文的寫作要“摒棄一切強扯拉長、離題發揮、膨脹臃腫的文風；恢復原始時代的純真和簡潔，那時人們用差不多同等數量的詞句就可以表達出那么多的事物。所有成員都要求以一種嚴謹縝密、不加遮掩、自然無飾的方式說話；正面的表達；清晰的含義；一種天然的安逸自在；盡可能使所有的事物都接近于數學的明晰性”27Thomas Sprat,The History of the Royal-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 (London: J.Knapton,1734),111,113.。

培根的唯物主義和實驗科學精神影響了英語語言使用風格的變化，同時也影響了英語文學文體的轉變。由于莎士比亞的創作，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可視為“英語戲劇的時代”，而從17世紀開始，戲劇的地位逐漸下降，散文的地位逐漸上升，可被稱為“英語散文的時代”。同時，與散文這種非韻文形式相對立的韻文詩歌，也受到了冷落。這一時代散文之所以戰勝戲劇和詩歌，是因為科學精神所強調的是描述性和真實性，而非想象力和虛構性，前者是散文所能表現的，后者恰是戲劇和詩歌的特質。

培根之前，英國的散文風格受古羅馬影響，主要存在兩種形式，西塞羅式（Ciceronian）和塞內加式（Senecan），王佐良先生曾經對兩者進行過比較。28王佐良：《英國散文的流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3頁。［WANG Zuoliang,Yingyu sanwen de liubian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Prose),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1,13.］但散文作為一種重要文學體裁出現在英語文學史中恰恰要歸功于培根的貢獻，他引進了16世紀法國散文家蒙田所使用的“散文”一詞，及其所使用的散文體裁，開創了英國式散文的傳統。培根的主要著作大多是拉丁文寫成，這與其在歐陸的學術傳播之便利有很大關系，但他的散文卻全部是用英文寫成的。本·瓊斯（Ben Jones，1572-1637）曾對培根有過如此評價，“他的博學和才能超過了所有的人；他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來展示這些才能，甚至可以與傲慢的希臘和自大的羅馬相提并論?？傊?，這個時代的所有智慧都孕育于他的風格之中，尊重語言，促進學識”29Ben Jonson,Discoveries,1641; Conversations with 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1619 (London: John Lane,The Bodley Head Itd.,1923),37-38.。培根自己也對其散文所表現的語言風格有著高度的自覺，他在《學術的進展》（The AdvancementofLearning）中談到：“言辭只是事物的表象，它們的價值在于表達理性和創見，如果缺少了這一點，愛戀文字也就如同愛戀圖畫一樣?！?0（英）弗朗西斯·培根：《學術的進展》，劉運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 頁。［Francis Bacon,Xueshu de jinzha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7,21.］

除培根的論說型散文之外，17世紀的英國還流傳另一種散文體裁，可稱為“人物素描”，即通過觀察、研究和再現，對生活中的各種人物做靜態描寫，這顯然與實驗科學所崇尚的觀察有關。這類散文一般將某類型人物的典型特征集中到一個人物身上，明顯具有了之后發展起來的現實主義作品的特征。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艾薩克·沃爾頓（Izaak Walton，1593-1683），他的《垂釣名家》（TheCompleatAngler，1653）被公認為是英國田園文學的最高成就之一。此外，還有托馬斯·歐弗伯里（Thomas Overbury，1581-1613）的《叫嚷的孩子》（ARoaringBoy）、約翰·厄爾（John Earle，1601-1665）的《世界縮影》（Miscrocosmographie，1628）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國的《百科全書》不僅通過語文學的方式構建了人類的知識系統，同時也提供了組織及認識知識的方式。雖然啟蒙時期的英國沒有法國《百科全書》那種“包羅萬象”的編撰野心，但也將自己對于世界新的認識以民族語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就是約翰遜的《英語詞典》（也稱《約翰遜詞典》）（A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1755）。這部詞典奠定了塞繆爾·約翰遜文壇霸主的地位，他所生活的時代也被稱為“約翰遜時代”。

如果說16 至17世紀的英國語文學家在詞典和語法書方面的成就是民族語文學爭取合法性的努力，那么《約翰遜詞典》就是要展現英國民族語文學蓬勃繁榮的巨大魅力。這本詞典第一版收錄了42773 個詞，是用作例證的引文數量的三倍，這在當時算是非常大的數量，全書分為兩大卷，共2300 頁。除了收錄量龐大之外，《約翰遜詞典》的另一個重要性在于它通過語文學的方式展現了啟蒙時代英國人對于“文雅”（polite）的崇尚。作為一名卓越的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約翰遜對于文字的風味有著特別的感知和極高的品味，認為應該到文風優雅的作家的作品中搜集日常使用的詞語例證，這使這部詞典成為一本妙文佳句的集萃。他認為，伊麗莎白時代作家的作品中的語言足以滿足所有實用和文雅的需求，因為那是“純正英語的最為豐富的時代”31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1755),preface,6.。此外，《約翰遜詞典》與之前詞典的不同之處還在于它展現了英語的無限生命力，約翰遜坦言“許多詞語因偶然而被改變，或因無知而被濫用；……也因作者的品味和技巧的不同，有些詞語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被拼寫”32Ibid.,2.，阻止其蛻變是不可能的，拉丁語之所以穩定，恰恰證明了其生命力的消失。詞典中“put”的定義有3 頁，而“take”的定義有5 頁之多，這恰恰是英語強大生命力的彰顯。最后，《約翰遜詞典》的編撰本身就是一項英國民族語文學的最好實踐。他在《序言》中提到，（與解釋詞源相比）收集單詞的任務面臨更大的困難：現有詞典的不足立時顯現，其中遍尋不見的詞匯，只好通過偶然而隨意的博覽群書來積累。33Ibid.,3.詞典中給出了許多衍生自拉丁語的詞匯，而其中有不少詞匯是他同時代的人都很少遇見的?？梢哉f，《約翰遜詞典》既是啟蒙時代英國語文學的實踐表率，也是那個時代民族語言及文學品味的風向標。

可見，英國啟蒙中的理性是經驗論的，對理性的崇拜是基于牛頓的物理學和洛克的心理學：牛頓已經證明現有的神話與科學事實并不一致，洛克認為觀念不是天生的而是來自經驗的?；诮涷灥睦硇苑▌t將世界聯系在一起，在語文學的世界中，這種經驗性的理性法則就表現為合理性、實用性與符合標準（即符合身份的文雅）。因此，此時期的英國民族語文學具有了科學研究的意識、樸實的文風、實用的文體和對文雅表達的追求。

瓊斯在民族語文學中的表現部分地帶有此時期啟蒙文人的特點，他同樣追求一種合理性及適用性，只是在他看來，合理及適用沒有統一的標準，而應以目的為導向，符合目的的即是合理及適用的。因此在他的民族語文學實踐中產生了一種很難歸類的混雜性，使他區別于同時代的其他啟蒙主義者，例如薩繆爾·約翰遜的新古典主義品味，而被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描述為“一位在規則面前被自然吸引的古典主義者”34Donald C.Bryant,Edmund Burke and His Literary Friends (Washington: The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1939),12.，可以說古典的品味和浪漫的自然在瓊斯的語文學中混雜出一種啟蒙時代獨特的風格。

（二）古典：瓊斯民族語文學中的規則性

《劍橋英美文學史》（TheCambridgeHistoryofEnglishandAmericanLiterature）的第一卷只把瓊斯列在“18世紀次重要詩人”（“The Lesser Poe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的最后一節。然而，休伊特教授（R.M.Hewitt）在《和諧的瓊斯》（“Harmonious Jones”）一文中談到“近來的文學史，雖然還為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留有一席之地，但卻忽略了威廉·瓊斯爵士的名字，他對詩歌、公眾輿論和整體文化的影響更為廣泛和持久”。35qtd.V.de Sola Pinto,“Sir William Jones and English Literatur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11,no.4 (1946): 686.

瓊斯受到的古典學滋養，不僅體現在其對古典語言的掌握上，也突出表現在其對古典文學的喜愛上?！皬脑缒觊_始，我就被希臘人的詩歌迷住了；然后我想，沒有什么比品達（Pindar）的頌歌更崇高，沒有什么比阿納克里翁（Anacreon）更甜美，沒有什么比薩福（Sappho）的存世佳作更精致優雅?！?6Lord Teignmouth,Memoirs of the Life,Writing,and Correspondence,of Sir William Jones (Philadelphia: WM.Poyntell,& Co.,1805),appendix,45.瓊斯的文學創作作品并不豐富，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古典主義風格。在他的詩歌中，他忠實于古典主義的標準，因為“千萬不要以為，我對亞洲文學懷有熱情，就意味著我要將它與希臘和羅馬的美好作品相競爭；因為我深信，無論我們的觀點做了什么改變，我們總是回到古代的作品，（尋找）關于真正品味的標準?！?7William Jones,“Poems,Consisting Chiefly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tick Languages,” in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with the Life of the Author.In Thirteen Volumes,vol.10,ed.,Lord Teignmouth,(London: John Stockdale,Piccadilly; and John Walker,Paternoster-Row,1807),204.瓊斯在《彼得拉克頌》（“An Ode of Petrarch，to the Fountain of Valchiusa”）、《勞拉》（“Laura，an Elegy from Petrarch”）和《阿卡迪亞》（“Arcadia，a Pastoral Poem”）等詩歌中都展示出18世紀新古典主義的精神標志。伏爾泰曾批評《彼得拉克頌》這首詩歌很不規則，沒有押韻，然而瓊斯為之辯護道：“詩節非常規則，押韻也非常精確?！?8William Jones,“An Ode of Petrarch to the Fountain of Valchiusa,” in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with the Life of the Author.In Thirteen Volumes,vol.10,ed.,Lord Teignmouth,(London: John Stockdale,Piccadilly; and John Walker,Paternoster-Row,1807),255.這種喜愛使瓊斯曾經模仿維吉爾和索?？死账棺髟?，并在早年時就構思創作一部古典主義風格的史詩作品。

瓊斯在1771年寫給雷維茨基伯爵的信中提到計劃寫一部以不列顛（Britanneis）為主題的史詩，但當時卻沒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來完成這個計劃。39Lord Teignmouth,Memoirs of the Life,Writing,and Correspondence,of Sir William Jones,(Philadelphia: WM.Poyntell,& Co.,1805),94-95.在大學期間，瓊斯因優異的成績被推薦到斯賓塞男爵（Baron Spencer，1734-1783）家中做家庭教師，輔導斯賓塞的兒子奧爾索普（Althorp，1758-1834）學習語言等科目。1767年，瓊斯隨斯賓塞一家到歐洲旅行休養。1770年在比利時的斯帕（Spa）時，他就已經在構思創作一部“民族史詩，就像荷馬、維吉爾、塔索（Tasso）、賈梅士（Camo?ns）的史詩一樣，歌頌他的國家的偉大榮譽”40Ibid.,appendix,56.，但直到他去世，這部史詩除第一卷被完成外，其他各卷還都只是一個故事框架。

在為史詩“被發現的不列顛”（Britain Discovered）寫概要時，瓊斯使用了雷內·勒·伯需（René Le Bossu，1631-1680）的方法，即“一個詩人應該抽象地選擇他的主題，然后在宇宙史的廣闊領域中尋找一個完全符合他的目標的英雄”41Ibid.。盡管這位17世紀法國學者所提出的史詩理論曾經非常流行，但到18世紀時已經或多或少過時了，然而瓊斯選擇了這個古老的方法并這一流派創造了新的品味。

瓊斯從英國詩人埃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1553-1599）給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的信中得到了創作這個史詩的第一個靈感。這位文藝復興時期的作者透露了他打算寫一首以亞瑟王為主角的詩《仙后》（TheFaerieQueene），其中亞瑟王作為國王，在詩歌中用寓言的形式歌頌政治美德。但瓊斯深思熟慮之后決定拋棄亞瑟王這個故事，因為“亞瑟王的故事在16世紀可能很著名，但在18世紀失去了尊嚴；一個有天賦的作家完全采用別人制定的計劃，似乎是有失身份的”42Ibid.。因此，他選擇了一個腓尼基人或“提利亞人”（Tyrians）的領袖作為他民族史詩的主角，取名為布列塔努斯（Britanus）或布列坦（Britan）。傳統上腓尼基人被認為是第一批到達不列顛群島的人，但實際上卻沒有此方面的文獻，因此瓊斯在史詩中所提供的關于英雄冒險的細節，完全是一種“發明”。

這首史詩共分為12 個篇章，講述了布列坦（Britan）建立不列顛的不凡經歷。故事中，布列坦看見了阿爾比恩（Albion）島上的仙女阿爾比娜（Albina），因此離開了腓尼基海岸去尋找她。布列坦一路冒險的經歷，都是在守護神雷米爾（Ramiel）的指引下進行的，后者預言說，布列坦將會變成一個高貴的種族的祖先，這個種族會信仰一個真正的、仁慈的宗教，在知識、藝術和勇氣上超越所有其他民族。史詩開始幾篇講述布列坦在地中海上的漫長旅程，先后到達了埃及、雅典和羅馬、直布羅陀海峽、高盧等地區，一路上他一再受到邪神巴爾（Baal）和其他一些圣經和古典作品中的神的阻礙。之后，布列坦被阿爾比娜從美洲營救出來，返回歐洲，征服了高盧，然后這位英雄前往阿爾比恩島找阿爾比娜。最后一章描述了布列坦和阿爾比娜的婚禮。他們被雷米爾帶到未來的多佛懸崖（Dover Cliff）之上，展示了“他們帝國的范圍”，并預言了“它未來的榮耀”。43Ibid.,58-61.

這部史詩從選材到立意都明顯具有古典主義的品味：首先，這部史詩的思想來源就是古典主義的，瓊斯明確表示他要寫的是一部和“荷馬、維吉爾、塔索、賈梅士的史詩”一樣的史詩；其次，史詩的主角具有古典主義般的英雄光環，布列坦作為民族的締造者，經歷了奧德賽般的艱辛之旅，在雷米爾的精神指引下，用膽識、勇氣和能力一路凱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國家；最后，史詩故事的架構也是古典主義的，民族締造者的布列坦不是取材于凱爾特英雄亞瑟王，而是來自腓尼基，這是古典話語中歐洲的誕生地，而其中的奧德賽之旅更是古典文學中的突出情節。

同時，這部民族史詩的創作思想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瓊斯民族語文學中的古典品味。通過這部史詩，瓊斯想要展現一個英格蘭國王必須經歷的危險，必須避免的惡習，以及必須擁有的美德和偉大品質?？偟膩碚f，“被發現的不列顛”是對英國建國的詩意歌頌，也是瓊斯對它眷戀之情的表達。作為一部民族史詩，它歌頌了國家榮譽，以鮮明的方式展示了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原則，并蘊含了偉大的信條：“沒有什么可以動搖我們的國家，臣民的真正自由與君主的尊嚴相統一，在所有國家中，美德是個人和公共幸福的唯一可靠基礎?！?4Ibid.,56.

瓊斯將“美德”視為“個人和公共幸福的唯一可靠基礎”的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的“倫理美德”和“政治美德”密切相關。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追求“善”，“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善為目的?！?5（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 頁。［Aristotle,Nigemake lunlixue (The Nicomachean Ethics),trans.LIAO Shenbai,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03,3.］而作為目標的“善”分為兩種，一種是“個人的善”，一種是“城邦的善”，46同上，第6頁。［Ibid.,6.］前者服務于后者，后者是前者的目標，因此倫理學和政治學結合在一起，一個國家的君主必須符合倫理（即規范）對他的期待，從而實現“城邦的善”，因此“美德是個人和公共幸福的唯一可靠基礎”。在這部史詩中，瓊斯所要表達的理念完全來自于古希臘的哲學思想，他借用亞里士多德關于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思想，豐富了一個英國的民族神話，反襯18世紀英國的政治現狀，也表達出對當時英國政府對美國殖民地政策的不滿。47當時的英國由喬治三世（George III，1760-1820）統治，此間美國獨立戰爭爆發（1775—1783）。

（三）浪漫：瓊斯民族語文學中的經驗性

在俱樂部時期，瓊斯與約翰遜之間的關系并不和諧。約翰遜是18世紀英國新古典主義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其《英國詩人列傳》（LivesoftheEnglishPoets）中提出了一些有關詩歌創作的主張?！凹s翰遜在一定程度上強調文學作品的道德功能，反對文學作品在內容與形式方面的粗鄙，因此高度稱贊蒲伯的詩歌作品，批評莎士比亞與彌爾頓的一些作品?！?8王衛新、隋曉荻等：《英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5 頁。［WANG Weixin,SUI Xiaodi,et al.,Yingguo wenxue pipingshi (A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1,55.］他評價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的《黎西達斯》（Lycidas）時認為，“它的措辭是粗糙的，韻律是不整齊的，整首詩歌都不夠優美”49（英）薩繆爾·約翰遜：《詩人傳》（英文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第140 頁。［Samuel Johnson,Shirenzhuan(Lives of the Poets),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2017,140.］?！八翘飯@詩的形式，輕松、低俗，因此令人作嘔；它所能提供的任何形象都早已被消耗殆盡，它固有的不可能性總是讓人心生不滿?！?0同上，第141頁。［Ibid.,141.］

約翰遜對彌爾頓的負面評價引起了瓊斯的不滿。瓊斯在給奧爾索普（Althorp）的信中寫道：“約翰遜和我之間非常冷淡，我能和彌爾頓的誹謗者友好相處嗎？在所有的詩人中，彌爾頓是我最敬佩的?！?1qtd.Garland Cannon,“Sir William Jones and Dr.Johnson’s Literary Club,”Modern Philology 63,no.1 (1965): 29.并且在這位詞典編撰學家死后三年，瓊斯在信中仍然表達著對約翰遜的不滿，“我們快樂地度過我們的時間，好像我們生活在黃金時代。我們可以寫出沒有虛構的田園牧歌，描述我們的羊羔和孩子，而不會引起一個叫約翰遜的人的批評，他嘲笑彌爾頓在沒有羊可趕的情況下，談論在田野里趕羊”52Ibid.,34.。

瓊斯喜歡彌爾頓并不因其詩歌形式或其他，而是對其詩歌中自然意象的迷戀。1769年，瓊斯在給斯賓塞夫人（Lady Spencer）的信中提到，他去了彌爾頓生前居住過的森林山（Forest Hill），并細致地描繪了一路上看到的種種景色及自身感受。在那里他看著眼前的景色，回憶著詩人如何將這樣美麗的風景融入優美的詩句之中，從而感受到了“極致的快樂”。信末瓊斯不惜贊美之詞，稱彌爾頓是“我們國家曾經擁有的最完美的學者，最令人敬佩的詩人”53Lord Teignmouth,Memoirs of the Life,Writing,and Correspondence,of Sir William Jones,(Philadelphia: WM.Poyntell,& Co.,1805),68-70.。

瓊斯與約翰遜的文學品味相左，充分體現出他對藝術教化功能的淡化，這似乎與他未完成的史詩計劃相悖，但事實卻是如此，正如他在《論通常被稱為模仿的藝術》（“Essay on the Arts Commonly Called Imitative”）中所堅持的那樣，詩歌并非源于人類對模仿的渴望，而是“對人類激情、喜悅與悲傷、愛與恨、欽佩與憤怒的強烈而生動的表達”54William Jones,“Essay on the Arts Called Imitative,” in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with the Life of the Author.In Thirteen Volumes vol.10,ed.,Lord Teignmouth (London: John Stockdale,Piccadilly; and John Walker,Paternoster-Row,1807),363.。這種對藝術中情感表達的追求，促使瓊斯有了對非傳統的、異域的、自然的向往。

在18世紀后半葉，許多英國作家都認為古典神話及其相關主題雖然在文藝復興時期給予英國詩人很多啟發，但彼時已然陳舊乏味，人們感到需要新的意象和題材來豐富英國文學。逃離陳舊的一種方法是自然主義，重新發現風景和鄉村生活的詩意；而另一種是對非古典來源的傳說和神話的探索。約翰遜文學俱樂部成員托珀姆·博克萊爾（Topham Beauclerk，1739-1780）在給查爾蒙特勛爵（Lord Charlemont，1728-1799）的信中談到，“目前文壇上沒有什么新鮮的東西。我們俱樂部的瓊斯先生打算出版一本關于東方詩歌的拉丁文著作，并逐字逐句地翻譯了摘錄部分?！蚁脒@將是一本很棒的書”55Topham Beauclerk,“Letter,Adelphi,November 20,1773,” in Memoirs of the Political and Private Life of James Caulfeild,Earl of Charlemont,Knight of St.Patrick,ed.,Francis Hardy,(London: T.Cadell and W.Davies,1810),177.。

英國啟蒙時期文學上的這種傾向，是18世紀歐洲偉大思想運動的一部分，西方國家擺脫了將古希臘羅馬文明視為知識唯一來源的信仰。這一思想運動在英國表現在18世紀上半葉發生于文化界的一個事件，即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稱的“書籍之戰”（the Battle of the Books）。這場“戰爭”開始于威廉·坦普爾（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的《論古今學問》（“An Essay up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1690）一文的發表，其中為古典的優越性進行了辯護；隨之，威廉·沃頓（William Wotton，1666-1727）的《反思古今學問》（ReflectionUpontheAncientandModernLearning，1694）提出反駁，認為至少在科學領域，現代人勝于古代人。這場論爭為啟蒙時代突破人文主義時期對古典的依賴提供了思想準備，這也充分說明了接受英國完備的古典訓練的瓊斯為什么會被東方詩歌所吸引，并為之付出半生努力。

在學習和研究了東方語言和詩歌后，瓊斯從中感受到東方意象對于改革西方詩歌的意義。他在《論東方各國的詩歌》（“An Essay on the Poetry of the Eastern Nations”）一文的最后總結道：

我必須請求（您的理解），在贊揚亞洲的著作時，我并不是在貶低希臘和拉丁詩歌的價值，這些詩歌在每個時代都理所當然地受到贊賞；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我們歐洲的詩歌長久以來都在無休止地重復這些詩歌中的形象，不斷地引用同樣的寓言：幾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傳播這一真理，如果存放在我們公共圖書館里的亞洲人的主要著作，在印刷時附上注釋和插圖，如果東方國家的語言在我們偉大的學校里被教授（這些學校把所有其他有用的知識分支都教授得盡善盡美），一個新的、廣闊的領域就會為思辨敞開；我們應該對人類思想的歷史有更廣泛的了解；我們應該有一套新的形象和比喻；許多優秀的作品將被展示出來，未來的學者才可能對之進行解釋，未來的詩人才可能進行模仿。56William Jones,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with the Life of the Author.In Thirteen Volumes,vol.10,ed.,Lord Teignmouth,(London: John Stockdale,Piccadilly; and John Walker,Paternoster-Row,1807),359-60.

此處，我們需要對瓊斯所言的“模仿”做一番討論，因為不論對象是什么，模仿一直都是文學創作的本質。文學批評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2015）認為，“事實上整個18世紀，‘模仿’一直是重要的批評術語”，“藝術即模仿這一觀點幾乎成了不證自明的定理”。57（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驪稚牛、張照先、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1-12 頁。［M.H.Abrams,Jing yu deng: langman zhuyi wenlun ji piping chuantong (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trans.LI Zhiniu,et al.,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89,11-2.］同時他認為，“他（瓊斯）在英國作家中第一個將這些線條58指十八世紀后期英國文學中出現的對新古典主義詩歌理論的基礎進行修正的傾向。加以編織，從而清晰地，有條不紊地重述了判別詩歌及其類型的本質和標準?！?9（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驪稚牛、張照先、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29 頁。［M.H.Abrams,Jing yu deng: langman zhuyi wenlun ji piping chuantong (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trans.LI Zhiniu,et al.,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89,129.］

在以理性為核心的啟蒙大潮中，英國和法國有所不同，英國的啟蒙是理性與經驗主義的結合。經驗主義哲學家雖然贊同理性主義所認為的世界是有序的、規則存在于理性之中，但他們同時強調應將經驗作為達到理性及獲取知識的前提，也就是說，經驗主義者的理性強調經驗對于理性的決定性意義，即“心靈的感覺經驗是理性的基礎”。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個體的、個性化的認知被18世紀的英國文學批評家所認可，其表現之一是出現了脫離古典模仿說的文學批評態勢，瓊斯屬于“將文學共和國從新古典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60Siraj Ahmed,Archaeology of Babel: The Colonial Foundations of the Humanities,(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3.的人。

1772年，他出版了一部文學翻譯作品集《詩歌，主要包括從亞洲語言翻譯的詩歌》（Poems，ConsistingChieflyofTranslationsfromtheAsiatickLanguages），其中包含兩篇文論，分別是《論東方各國的詩歌》（“An Essay on the Poetry of the Eastern Nations”）和《論通常被稱為模仿的藝術》（“Essay on the Arts Commonly Called Imitative”），在這兩篇文章中，瓊斯都討論了藝術上的模仿問題。在后一篇文章中，瓊斯主要表達了對古典傳統中模仿的不滿，開篇即說：“由那些非常杰出的作家所提出的名言的命運就是被他們的追隨者含蓄地接受并重復上千次，僅僅是因為這些名言是出自曾經的一位卓越的天才之筆?！?1William Jones,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with the Life of the Author.In Thirteen Volumes.vol.10,361.他在此特意以亞里士多德的名言“所有的詩歌都源于模仿”來舉例，這句話被一代代作者爭相復述，因為“反駁它似乎是一種傲慢”。62Ibid.瓊斯想要證明的是雖然詩歌和音樂具有模仿人類行為和自然界事物的能力，但兩者最大的效果并不是通過模仿產生的，而是需要人類在思想的最深處加以尋找的，即情感上的感受，因為“詩歌之最初，不過是人類情感的一種強烈的、生命化的表現”，63Ibid.,363.因此，“如果一個人真正地歡樂或痛苦，就不能說他在模仿歡樂或痛苦”64Ibid.,373.。

現在讓我們回到《論東方各國的詩歌》一文的最后，“我們應該有一套新的形象和比喻；許多優秀作品將被展示出來，未來的學者才可能對之進行解釋，未來的詩人才可能進行模仿”。瓊斯秉承著這一理念，將東方的詩歌及其意象介紹給歐洲人，意圖改變歐洲詩歌長久以來的“無休止地重復”。似乎他并無意改變詩歌“模仿”的模式，而是要改變模仿的對象，將歐洲文學對于古典的模仿轉變為對于東方的模仿，但他在《論通常被稱為模仿的藝術》中對于詩歌的理解可以看做對此處“模仿”的一種理解。詩歌最重要的部分是對情感的表達，而不是對自然或事物的模仿，因此歐洲文學需要的并不是對東方詩歌的“模仿”，而是“感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感染”。正如東方語言的古老，東方文學同樣具有著古老的氣質，而古老的即是情感真摯的，這種來自于異域的真摯情感就是瓊斯所追求的，也是在他看來歐洲文學所缺少的。但我們很難說，除此之外，東方文學中還有什么是吸引瓊斯的，事實上，對瓊斯來說，東方只是在想象力領域中的繁榮，而“理性和品味是歐洲思想的偉大特權”65Ibid.,vol.3,13.。

瓊斯的復雜個性使他在古典和浪漫之間做了一種調和：一方面是古典的訓練，使他堅信古典思想的高貴性；另一方面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使他在印度發現了詩歌所需的情感——古老、簡單、情感充沛的自然之美和迷人的陌生感?？梢哉f，瓊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18世紀理性的人，然而，他卻被東方的情感和自然所吸引。盡管他在藝術和文學方面有新的想法，他的一些詩歌無疑是浪漫主義運動的先聲，但他的文學觀點和品味在很大程度上是18世紀的。

結語

18世紀的瓊斯處在傳統與反傳統的交匯處，古典的、現代的、歐陸的、東方的、民族的、世界的、啟蒙的、浪漫的，這些話語在瓊斯的語文學中混雜在一起，使他成為那個時代的典型代表，在語文學研究中找到一種勾連過去與現代的方法。

瓊斯在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接受了傳統的古典語文學教育，其自身的古典語文學功底也相當深厚，這為其開啟東方語文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因為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在14世紀就被古典語文學家所關注，而瓊斯對梵語的興趣很大部分來自于對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學習。然而，瓊斯在語言方面的出色能力（懂28種語言），以及正統的古典語文學訓練卻并沒有使其在古典語文學領域有所建樹，這一方面與瓊斯的個人經歷有關，他很早就接觸到東方語言及文學并被其吸引。37歲時到印度任職，使瓊斯完全脫離了古典學術的氛圍，置身于一片未開墾的異域處女地，這對一個對語言及文學及其敏感的學者來說無疑是極其誘人的，因此他全身心投入到一切有關印度的學術活動中，而與歐陸的古典學術研究拉開了距離。

此外，瓊斯在18世紀東方語文學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除了和他本人與歐洲學術之間的地域距離有關之外，也和當時歐洲及英國的學術與古典之間的思想距離密切相關。古典學術的強大支脈在18世紀受到歐洲啟蒙運動的挑戰，在英國逐漸式微，啟蒙所強調的理性使人從對“古代人”的迷戀轉移到對“現代人”的迷戀之上，因此各學術領域的標準不再是“現成的”，而是需要依據理性及經驗進行尋找的。語文學領域也不例外，隨著啟蒙對基督教信仰的動搖，古典語文學不再是一套萬能的模版，英國人需要在當時的民族語文學中尋找精神寄托，因此歷經幾個世紀逐漸確立了合法性的英國民族語文學，在18世紀以一種繁榮的態勢填補了英國民族的精神空虛，它與公共空間相結合，在英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語文學啟蒙，表現為一種“語文學式的生活”。瓊斯作為當時語文學領域突出的學術代表，也和這場語文學變革息息相關。他在塞繆爾·約翰遜所創建的“文學俱樂部”的活動經歷使他成為關注民族啟蒙的文化精英，但他并沒有像約翰遜一般直接參與民族語文學的塑造，而是在民族語文學的傳統之外為其提供給養，把自己對東方語文學的關注與研究注入英國的學術研究浪潮之中，成為重要的文化火種?？梢哉f，瓊斯是當時英國民族語文學的推動者，但不是參與者。

英國的啟蒙理性和經驗哲學結合在一起，對英國民族語文學的影響是多樣的，因為經驗本就是個人化的，因此英國并沒有出現像法國那樣強大的新古典主義潮流，而是更為多樣化：“強調理性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和意義；提倡文學創作應具有社會功用；模仿說是主流的創作原則；詩歌批評延續的是新古典主義的原則；小說批評逐漸興起，涉及小說樣式、小說真實性、小說的主題和表現手法等不同層面的內容?！?6王衛新、隋曉荻等：《英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4 頁。［WANG Weixin,SUI Xiaodi,et al.,Yingguo wenxue pipingshi (A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1,54.］在瓊斯這里，啟蒙帶來的并不是標準，而是一種選擇，他從自身的學術訓練及個人品味出發，在傳統與潮流之間做出取舍與調和，古典的精神與浪漫的情感一并塑造了新時代的英國民族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