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機理和實施路徑

呂宏軍,侯娜娜

(西安財經大學 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0)

一、引言

數字經濟已經邁入快速發展期,不僅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引擎,而且在實現范圍經濟與規模經濟相結合,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方面具有關鍵作用。[1]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提出了一系列發展戰略與政策。2018年8月,國務院出臺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2023年2月,發布《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部署了數字經濟的整體發展規劃,全面激活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動力。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時必然會影響產業發展,進而對產業鏈發展產生深刻影響。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從提升創新能力、優化產業體系等方面持續影響產業鏈現代化,數字經濟在提升區域創新能力[2]、優化產業結構[3]、促進產業鏈創新[4]、提升產業韌性[5]、驅動城鄉產業鏈融合[6]等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產業鏈現代化視角,探討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僅有助于從促進區域發展的角度測評數字經濟的社會效用,而且有利于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目前,已有研究對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給予了高度關注,從不同視角探討了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如趙濤等[7]基于創新活躍度的視角研究了數字經濟與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田剛元等[8]從產業集聚的視角探究了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張晨霞等[9]引入人口老齡化,研究其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丁松等[10]探究了資源配置效率在數字經濟對城市高質量發展中的影響作用;閔路路等[11]基于城市創新績效,探究了其在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而有關產業鏈現代化的文獻主要聚焦于理論邏輯與實施路徑、水平測度等角度。洪銀興等[12]研究了基于新發展格局的產業鏈現代化內涵;劉志彪[13]研究了產業鏈現代化的產業經濟學分析;馮沛[14]基于投入產出關系,測度了中國全產業的產業鏈延展性平均水平;張虎等[15]從產業鏈基礎、產業鏈數字化、產業鏈創新、產業鏈韌性、產業鏈協同和產業鏈可持續六個維度構建產業鏈現代化的測度體系。此外,劉志彪等[16]論述了全國統一大市場與產業鏈現代化的內在邏輯與重點推進方向;鄒夢婷等[17]基于產業數據,實證研究了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對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F有研究大多基于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或產業鏈現代化單一維度,而從中觀視角深入探究三者關系的文獻還很鮮見。產業鏈現代化是涉及產業基礎、運行模式、產業鏈控制與治理全過程的現代化,這不僅與數字經濟發展具有緊密聯系,而且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僅從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或產業鏈現代化單方面展開分析,容易忽略數字經濟與產業鏈現代化之間的影響關系,其結果更不能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

具有中國發展特點的產業鏈現代化被認為是產業鏈理論的再一次升華,是產業鏈從傳統的低級化到現代的高級化的一個科技賦能全過程。[18]產業鏈現代化本質上是鞏固和壯大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之一。[15]以數字經濟賦能產業鏈現代化,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本文聚焦產業鏈現代化在數字經濟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機理,探明不同區域產業鏈現代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的異質性,這對著力推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系統構建了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為深入研究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第二,以產業鏈現代化為切入點,從中觀視角研究了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作用機理,豐富和拓展了有關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期研究成果;第三,通過辨析產業鏈現代化在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區域異質性,為省域提高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改善經濟發展不平衡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和技術指導。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在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速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區域經濟發展新引擎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數字經濟具有極強的滲透力,能夠有效推動不同區域之間動能的轉換,大大減少市場摩擦[19],進而不斷推動產業鏈現代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不同區域中形成新的增長點。中國正處在數字經濟加速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生產過程中的流通、分配、消費和生產等四個環節正在實現數字化變革。其中,數字流通力提升了資本周轉與價值實現的效率,數字分配力的普惠效應能夠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數字消費力可以助推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擴大內需,數字生產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動力[2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有效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產業鏈現代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

數字經濟時代,加強制造業創新體系培育和組織體系重建,對徹底打贏制造業產業鏈高效化、現代化攻堅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長期與短期問題交織、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并存。產業鏈作為實現產品生產制造及整個產業鏈價值增值的重要環節,產業鏈現代化成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這就需要聚焦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機理,尋找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因素。

中國的數字經濟已經發展到實踐應用和提質增效的重要階段,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有效引導數字化轉型并進一步將產品、服務同產業緊密結合,發展出數字化與工業化相融合的新模式、新業態,進一步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21]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要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優化產業布局,亟須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與集成作用,進一步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依托數字經濟推進產業鏈數字化轉型,著力突破核心技術與關鍵功能部件,加快產業鏈強鏈、補鏈、擴鏈,并在此基礎上打通產業鏈與創新鏈。[22]此外,產業鏈現代化在協同、創新、融合、資源配置等方面有助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一,產業鏈現代化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從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23];第二,產業鏈現代化有助于產業協同聚集、耦合協調,從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24];第三,產業鏈現代化有助于創新鏈和資金鏈融合發展,從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25];第四,產業鏈現代化有助于優化國內資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2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變量。

(三)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異質性理論分析

Adam等[27]研究了數字經濟、城市低碳轉型水平和公眾關注度之間的關系,指出數字經濟、城市低碳轉型水平和公眾關注度呈現區域差異,表現為“點集群”和“東西遞減”的分布,就變化速度而言,2015年后各項指標的年增長率有所上升。此外,發達地區(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具有較優越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企業,能快速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產業鏈結構,并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雄厚基礎;后發展地區(中部和西部地區)數字經濟水平整體落后,但是可以依托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地方特色產業,來突破產業層次低的瓶頸,并為產業鏈現代化提供更多發展空間[28];老工業基地(東北地區)受位置限制,產業缺乏創新動力,通過發展數字經濟,對老工業基地進行轉型和重構,進而催生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a: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應在不同區域存在異質性。

東部地區是中國制造業的主要集聚地,中部地區具有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進一步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條件,但存在資本過剩與配置效率低等問題,西部地區仍未具有明確的優勢產業布局,尚未形成有效的產業集聚規模,東北地區盡管集聚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未有效發揮集聚的外部經濟效應。[28]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和互聯網在各地的分布并不均勻,這種異質性影響了空間配置。[20]除此之外,四個地區的營商環境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已有研究表明營商環境在數智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營商環境越優良,數智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越顯著[29]。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b:產業鏈現代化的中介效應在不同區域間存在異質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檢驗上述研究假設,首先建立如下基礎模型:

HQEDit=α0+α1DEit+∑αkCONTROLit+μi+φt+εit

(1)

其中,i為省份,t為年份;HQED表示經濟高質量發展,DE表示數字經濟,CONTROL為控制變量,μi和φt分別表示省份及時間固定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

為了檢驗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四個地區的異質性,接著引入虛擬變量Rj(j=1,2,3,4)構建如下模型:

HQEDit=α0+α1DEit+∑αkCONTROLit+α2Rit+μi+φt+εit

(2)

其中,R表示地區虛擬變量。

依據溫忠麟等[30]關于中介變量的檢驗方法,構建以產業鏈現代化為中介變量的檢測模型:

ICMit=α0+α1DEit+∑αkCONTROLit+μi+φt+εit

(3)

HQEDit=α0+α1DEit+ICMit+∑αkCONTROLit+μi+φt+εit

(4)

其中,ICM表示產業鏈現代化。中介變量檢測步驟為:首先,檢驗模型(1)中DE的系數是否顯著。若系數顯著,則進入下一步;若不顯著,則說明無需進行中介檢驗。其次,檢驗模型(3)中DE的系數是否顯著。若系數顯著,則進入下一步;若不顯著,則說明ICM不是中介變量。第三,檢驗模型(4)中ICM的系數是否顯著。若顯著且DE系數不顯著,則說明ICM為完全中介;若顯著且DE系數顯著但有所減小,則為部分中介;若不顯著,則說明ICM不是中介變量。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方面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藍圖?；诖?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維度,通過文獻梳理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見表1)[31],并采用熵權法進行綜合指標計算。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

2.解釋變量

2021年,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以數據資源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數據資源和信息通信技術作為數字、技術應用的基礎以及數字化、信息化的實踐成果,能更全面地從投入和產出兩方面對其進行測度,而現代信息網絡的發展則以國際互聯網發展為主體,形成區域局部網絡互聯互通。因此,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的內涵,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和指標反映信息的準確性,從數字交易發展、互聯網發展、信息化發展三個維度測度數字經濟,具體指標體系見表2,并采用熵權法進行綜合指標計算。

3.中介變量

李作戰[32]的研究表明產業鏈結構組成,將影響企業創新績效進而推進產業鏈現代化。隨著服務業、制造業、農業之間的協同、融合,產業基礎高端化、產業鏈現代化將不斷提升。[33]此外,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創新,才能實現產業技術升級和產業鏈現代化[34]。因此,產業鏈現代化的實現需從產業鏈結構現代化、產業鏈協同現代化、產業鏈融合現代化以及產業鏈創新現代化四個維度進行全面考量。本文基于上述四個維度,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構建如下產業鏈現代化指標體系(見表3)[35],并采用熵權法進行綜合指標計算。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表3 產業鏈現代化指標體系

4.控制變量

在現有文獻基礎上,選取如下控制變量:政府干預程度(GOV),用地方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就業水平(EMP),用就業人數占總人口比重衡量;外商投資水平(FDI),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的比重衡量;經濟發展程度(LNAGDP),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衡量;城鎮化水平(URBAN),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見表4。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搜集整理了2013—2020年31省市相關指標數據并形成均衡面板觀測,以此展開實證研究。其中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控制變量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產業鏈現代化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財政部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等機構,并選取2013—2020年間31個省市同一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作為參照,對其數值進行標準化處理。

本文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5所示。Panel A中的數據顯示,數字經濟的平均值為0.221,最大值為0.768,最小值為0.073;產業鏈現代化平均值為0.279,最大值為0.772,最小值為0.034;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平均值為0.295,最大值為0.768,最小值為0.128。說明各省市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都存在明顯差異。Panel B的數據顯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數字經濟的均值分別是0.319、0.172、0.176、0.173;產業鏈現代化的均值分別是0.321、0.249、0.266、0.255;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均值分別是0.416、0.247、0.222、0.283。由此可見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部、西部、東北地區,而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三者的發展水平較為接近,未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表5 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相關性分析的結果如表6所示,數字經濟與產業鏈現代化的相關系數為0.552,在1%的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相關性;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系數為0.629,在1%的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相關性;產業鏈現代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關系為0.735,在1%的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相關性。初步證明了三者具有一定的聯系。

(二)多元回歸分析

固定效應多元回歸分析顯示,模型(1)中數字經濟的系數為0.175,在5%的統計水平下顯著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見表7),假設1得以驗證。

表6 相關性分析

(三)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回歸分析顯示(見表8),模型(3)中數字經濟的系數為0.213,在1%的統計水平下促進了產業鏈現代化;模型(4)中數字經濟的系數為0.135,在10%的統計水平下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產業鏈現代化的系數為0.186,在5%的統計水平下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說明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產業鏈現代化、經濟高質量發展,產業鏈現代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同時存在時,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有所減弱。證明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作用中的部分中介變量(1)部分中介指在加入中介變量后,自變量對因變量仍顯著影響,但效應有所減弱。,假設2得以驗證。

表7 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回歸分析結果

表8 中介效應回歸分析結果

(四)分區域回歸結果分析

在分區域回歸結果表9中,第1、2、3、5列顯示,模型(1)中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的系數分別為0.116、-0.082、0.389、-0.525,且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不顯著,中部、東北地區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不顯著,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分析中介異質性,模型(4)中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的系數分別為0.127、0.758,其中數字經濟系數不顯著,產業鏈現代化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說明西部地區的產業鏈現代化在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應(2)完全中介效應指在加入中介變量后,自變量對因變量無顯著影響。。假設3a、假設3b得到驗證。分析異質性的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較早、水平較高,數字經濟的紅利在2013年之前已經得到充分的釋放,因此促進作用不明顯;中部、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主要由產業數字化帶動,而本文指標偏向于衡量數字產業化;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緩慢、發展程度較低,實現了從無到有的互聯互通,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紅利得到充分釋放,實現了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長尾效應,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

表9 分區域回歸結果分析

(五)穩健性檢驗

由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路徑多元復雜,數字經濟的促進效應可能存在滯后性。因此,將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前置一期進行回歸分析,如表10中第1～2列所示,模型(1)中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型(4)中,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的系數分別為0.235、0.502,且同時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并表現為加入產業鏈現代化變量之后,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數減小,說明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中的部分中介變量。假設1、2再次得到驗證。表10中第3～4列顯示,西部地區模型(1)中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型(5)中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的系數分別為0.159、0.920,且產業鏈現代化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表現為在加入產業鏈現代化變量后,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水平不顯著,說明西部地區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完全中介變量。假設3a、3b得以驗證。表10中第5～8列,我們改變了數字經濟的衡量方式,參考趙濤等[7]的研究,用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數、數字金融普惠發展等指標對數字經濟進行測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指標計算,得到的結果仍然支持本文提出的四個假設。說明本文的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10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31省市2013—2020年度的面板數據,對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三者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了深入探究,揭示了數字經濟、產業鏈現代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關系及作用機理,研究結論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鏈現代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借鑒和管理啟示。實證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有效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2)分區域研究顯示,西部地區促進效果顯著,東部地區促進效果不顯著,中部、東北地區抑制效果不顯著;(3)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部分中介;(4)進一步研究顯示,西部地區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完全中介。

(二)政策建議

針對本文研究發現的區域間存在異質性,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較早、水平較高,數字經濟的紅利在2013年之前已經充分釋放,因此促進作用不明顯;第二,中部、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主要由產業數字化帶動,而本文指標偏向于衡量數字產業化;第三,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緩慢、發展程度較低,實現了從無到有的互聯互通,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紅利得到充分釋放,實現了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長尾效應,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保障產業鏈結構安全穩定

以數字經濟為保障,實現產業鏈結構安全穩定,促進產業鏈結構現代化。充分引導數字經濟資源向量子計算、數字孿生等重點領域發展,推動數字核心技術實現自主可控;聚焦“集群發展”,形成企業集群、高校集群、研究所集群等多維度集群,突破產業發展新技術,提升產業鏈結構的安全穩定。

2.健全產業鏈協同發展機制

以數字經濟為契機,健全產業鏈協同發展機制,促進產業鏈協同現代化。通過梳理各地區重點產業鏈,構建全產業鏈協同發展機理,并通過辨別重點產業鏈關鍵環節,制定針對性產業發展策略及發展路徑,快速提升產業規模,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協同發展。

3.建立全鏈條融合的體制機制

以數字經濟為基石,建立全鏈條融合的體制機制,促進產業鏈融合現代化。加強全鏈條數實融合,提升產業鏈綠色化、低碳化。以產業鏈現代化為引領,完善政策鏈、人才鏈、服務鏈與金融鏈,努力營造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良性發展環境。各區域政府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對制造業重點產業鏈從政策、人才、稅收、資金等方面提供支持,徹底打通政策、人才、金融等對產業鏈和創新鏈的壁壘,建立全鏈條融合的體制機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4.以產業鏈促進創新鏈發展

以數字經濟為支撐,提升供應鏈創新鏈水平,促進產業鏈創新現代化。充分利用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數字技術,加大數字經濟投入力度,建設綠色高效的信息網絡基礎設施;提高網絡覆蓋廣度和深度,高效推進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建設;加速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搭建現代數字經濟研發平臺;以產業領軍企業為龍頭,帶動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圍繞區域和國家重大需求,形成區域產業創新聯合體,共同提升區域制造企業核心競爭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