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浦漢墓出土典型寶玉石珠飾的科學分析及其對產地溯源的啟示

劉 松，劉 琦，袁儀夢，董俊卿，李青會

(1.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上海 201800;2.湖南博物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利用湖南省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005)

珠飾包含珠子和小型飾件兩類,材質多樣,使用歷史悠久,蘊含了豐富的古代社會與人群相關信息[1]。珠飾與人類生活的密切相關性賦予其多重社會屬性,它不僅是裝飾品,還是社會地位、權利、財富的象征,既含有宗教思想的寓意,又具備流通貨幣的功能[2]。美國著名珠飾學者H.C.Beck[3]曾系統地開展了珠飾分類與命名方法的研究;L.S.Dubin[4]認為珠飾是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文化微小變化的體現者;夏鼐先生[5]則說:“由于體積小、質地堅固不易損壞,珠子很容易通過商業途徑傳到遠處,因而能展示距離遙遠的兩個文化之間不為人知的聯系”。因此,科學而又系統地研究各類珠飾,可揭示其所蘊含的科學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并為全面深入了解古代人群與社會間的關系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合浦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南端,瀕臨北部灣,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在漢代中外文明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6]。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合浦在漢代時期成為了北部灣地區的重要港口,是我國通往東南亞、南亞和其他海洋貿易區域的重要門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合浦不僅是貿易商品的重要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橋梁。域外的貿易商品、文化、藝術、宗教等通過合浦進入中國,同時中國文化也經合浦由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世界各地[7]。

合浦漢墓群是國內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墓葬群之一,出土了大量材質豐富、器形多樣的各類珠飾,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確鑿的實物證據[8]。本文系統地梳理了合浦漢墓群中出土的各類寶玉石珠飾樣品,利用多種現代分析技術獲取了其化學成分、物相組成、顯微形貌、內部特征等信息,明確了各類寶玉石珠飾樣品的材質屬性和制作工藝,探討了可能的產地來源,進一步闡明了其所反映的基于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文明交流及合浦地區與內陸中原地區之間的聯系。

1 樣品信息

合浦漢墓群分布于西門江以東的縣城及其東、南、北三面,面積約68 km2。合浦漢墓的發掘始于20世紀50年代,迄今為止,合浦漢墓群已發掘的墓葬超過1 200座,以漢墓居多,其次為三國墓,還有少量晉墓和南朝墓[9]。本文中所分析的部分寶玉石珠飾樣品均出土于合浦漢墓群,具體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合浦漢墓群出土典型的寶玉石珠飾樣品的基本信息

2 分析技術

材質屬性信息的獲取是珠飾科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需綜合其化學成分和物相組成進行聯合判定?；瘜W成分分析主要采用能量色散型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EDXRF),本文采用的設備是OURSTEX 100FA型便攜式XRF(PXRF),該設備已經成功應用于玻璃、陶瓷、寶玉石等文物材料的科技分析中[10-12];同時還采用了德國Bruker公司生產的Tracer 5g型手持式XRF(HXRF)。兩種設備的測試參數見表2所示。

表2 OURSTEX 100FA型PXRF與Tracer 5g型HXRF的設備參數

物相組成分析分別采用法國Horiba公司生產的LabRAM XploRA型激光共焦拉曼光譜儀、美國必達泰克(B &W TEK INC.)公司生產的i-Raman 便攜式拉曼光譜儀(BWS415-785S)和中國如海光電生產的 EVA3000 Plus型手持式拉曼光譜儀。(1)LabRAM XploRA型激光共焦拉曼光譜儀采用高穩定性研究級顯微鏡,配有反射及透射柯勒照明。采用532 nm高穩定固體激光器(25 mW)以及相應的濾光片組件及計算機控制多級激光功率衰減片。采用了針孔共焦技術,與100×物鏡配合,空間分辨率橫向優于1 μm,縱向優于2 μm。光譜儀拉曼頻移范圍70～8 000 cm-1(532 nm),分辨率≤2 cm-1,內置四塊光柵(2 400、1 800、1 200、600 gr/mm),光譜重復性≤±0.2 cm-1。(2)i-Raman便攜式拉曼光譜儀采用基于“CLEANLAZETM”技術的高純度785 nm窄線寬激光光源(輸出功率大于300 mW),光譜響應范圍175～3 200 cm-1,其高靈敏度響應范圍200～2 800 cm-1,分辨率3 cm-1,積分時間1～10 s。(3)EVA3000 Plus型手持式拉曼光譜儀采用785 nm激光光源,有效分析光譜范圍200～3 200 cm-1,波長分辨率7 cm-1@1 000 cm-1,積分時間1 ms～10 s。

本文研究珠飾樣品的制作工藝信息主要采用光學顯微技術分析其形貌特征,設備型號分別為基恩士VXH 5000型超景深顯微鏡、Anyty(WM401WiFi)手持式顯微鏡和寧波舜宇公司生產的SZ6系列連續變倍單筒顯微鏡。

3 結果與討論

3.1 材質屬性判定

本文研究的合浦漢墓群出土寶玉石珠飾樣品的化學成分結果如表3所示,結合后文的拉曼光譜測試結果顯示,珠飾樣品主要分為寶玉石和有機寶石兩類,寶玉石包括石英質、綠柱石、石榴子石、綠松石等,有機寶石以琥珀為主。

表3 合浦漢墓出土珠飾樣品的化學成分半定量分析結果

3.1.1 石英質珠飾

合浦漢墓群出土的石英質珠飾樣品的典型器物如圖1所示,典型的拉曼光譜測試結果(圖2)顯示,其拉曼光譜表征基本一致,最強拉曼特征峰位于460～465 cm-1附近,歸因于Si-O鍵的彎曲振動所致;位于124～126 cm-1、203～265 cm-1、351～396 cm-1以及689～1 161 cm-1范圍的中-低強度拉曼特征峰分別歸屬于Si-O-Si鍵的彎曲和搖擺振動、O-Si-O鍵的彎曲和伸縮振動以及Si-O鍵的伸縮振動模式所致。結合化學成分結果(表2),石英質珠飾樣品的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硅(SiO2),其含量接近100%,其中,珠飾樣品000163-3中含有微量的Fe和Ti元素。

圖1 合浦漢墓出土典型的石英質珠飾樣品

圖2 部分典型石英質珠飾樣品的拉曼光譜

根據石英質寶玉石的命名[13],合浦漢墓群出土的石英質珠飾樣品主要有無色透明水晶(下文簡稱水晶)、紫水晶、黃水晶、紅玉髓、綠玉髓、瑪瑙等材質。

3.1.2 綠柱石珠飾

圖3為部分合浦漢墓群出土的典型綠柱石珠飾樣品。樣品土11816-9的拉曼光譜測試結果(圖4)顯示,最強拉曼特征峰位于686 cm-1,以及1 068、324、397 cm-1等附近較強的拉曼特征峰,與標準的綠柱石拉曼特征峰相一致[12]。其中,686 cm-1附近的拉曼特征峰歸屬于ν(Be-O)鍵的伸縮振動所致,324 cm-1和397 cm-1等處的拉曼特征峰歸因于Si-O鍵的對稱環變形振動引起,1 068 cm-1附近的拉曼特征峰則歸屬于Si-O 鍵的振動所致[14-15]。綠柱石是一種六方晶系的環狀鈹-鋁硅酸鹽礦物,其化學式為 Be3Al2Si6O18。由于本文采用的XRF設備無法有效檢測輕元素Be,故結合表3化學成分僅測定了綠柱石珠飾中的SiO2和Al2O3,含量范圍分別為60.91%～67.65%、18.93%～21.55%,同時還有少量的雜質元素(如Na、Mg、Fe、Mn等)。

圖3 合浦漢墓群出土的典型綠柱石珠飾樣品

圖4 綠柱石珠飾樣品(±11816-9)的拉曼光譜

綠柱石內部金屬離子的類質同象替代使之呈現不同顏色[16],根據本文綠柱石類珠飾樣品的顏色特征,合浦漢墓群出土的綠柱石珠飾樣品以海藍寶石、無色綠柱石、黃色綠柱石等為主。

3.1.3 石榴子石珠飾

合浦漢墓群出土典型石榴子石珠飾樣品如圖5所示。拉曼光譜(圖6)顯示,合浦漢墓群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飾樣品以鐵鋁榴石亞種為主。鐵鋁榴石的最強拉曼特征峰位于919 cm-1附近,歸屬于Si-O對稱伸縮振動所致,次強峰位于347 cm-1附近,歸屬于(SiO4)4-四面體的旋轉振動所致[17]。天然石榴子石的化學分子式A3B2(SiO4)3,A為Mg2+、Fe2+、Mn2+、Ca2+等二價陽離子;B為Al3+、Cr3+、Fe3+等三價陽離子,石榴子石族寶石存在廣泛的類質同象替代現象,因此化學成分和含量變化范圍很寬。常見的石榴子石亞種主要有鐵鋁榴石、鈣鐵榴石、鈣鋁榴石、鎂鋁榴石、錳鋁榴石、鈣鉻榴石等。結合表2的化學成分,本文研究的合浦漢墓群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飾樣品中Fe含量較高,故筆者認為其珠飾樣品以鐵鋁榴石為主要礦物組成。

圖5 合浦漢墓群出土典型石榴子石珠飾樣品

圖6 鐵鋁榴石珠飾樣品000205(a)和樣品000456(b)的拉曼光譜

3.1.4 綠松石珠飾

圖7 合浦漢墓出土典型綠松石珠飾樣品

圖8 綠松石珠飾樣品的拉曼光譜

3.1.5 琥珀珠飾

琥珀是一種有機寶石,它是松柏科植物樹脂經過地質作用后形成的有機化合物的混合物[19]。琥珀的化學結構式為C10H16O,屬碳氫氧化合物,含有琥珀酸和琥珀樹脂[20]。合浦漢墓群出土的琥珀珠飾樣品如圖9所示。紅外光譜分析技術對于琥珀的材質判定、產地分析等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和參考意義[21]。

圖9 合浦漢墓群出土典型琥珀珠飾樣品

3.2 制作工藝

3.2.1 蝕刻與熱處理工藝

通過人工處理的方式使天然石英質寶玉石改變其外觀特征是古代珠飾制作工藝之一,常見的主要方式有蝕刻和高溫改性。紅玉髓珠飾樣品(圖1l和圖1n)經過了熱處理,改變珠飾外觀,使其呈現為橙色或橙紅色[22]。表面熱處理方式主要是在天然石英質珠飾表面覆蓋一層糖和硫酸的混合物,再對其進行加熱,從而使珠飾外觀呈現色調不一的棕色或是黑色[23],如圖1q和圖1r所示;蝕刻主要是利用化學方法對天然石英質珠飾進行處理,使其表面呈現特定人工紋飾,圖10a為合浦漢墓群出土蝕刻珠樣品,圖10b為湖南地區出土的蝕刻珠樣品,兩者的表面裝飾圖案十分相似。蝕刻珠類型豐富,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重視,并對其進行了頗為系統和深入研究[24-25]。

圖10 合浦漢墓群和湖南出土的蝕刻珠樣品

鉆孔工藝主要包括鉆孔工具和鉆孔方式,其中鉆孔工具有鉆石鉆頭、實心鉆和管鉆,而鉆孔方式主要是雙面鉆孔(對鉆)和單面鉆孔。實心鉆和管鉆的材質多樣,有石質、金屬質和木質等,通常情況下,需要配合使用解玉砂對珠飾進行鉆孔。珠飾穿孔的形狀、孔徑大小、穿孔端部及內部微痕特征都可以為鉆孔工藝的判定提供可靠依據[26]。

圖11為合浦漢墓群出土的不同材質類型的穿孔特征。對于穿孔較長的珠飾通常采用對鉆方式,而且兩個方向穿孔的聯通位置通?？拷轱椀囊欢?圖11a-圖11c),以避免單方向鉆孔因珠飾材質的應力作用導致其容易出現損壞,而雙面鉆孔則可以提高珠飾的成品率。片形珠飾(圖11e)主要采用單面鉆孔方式。利用鉆石鉆孔的孔徑通常小于1.5 mm,穿孔形狀為圓柱形,內部可觀察到較為清晰的螺旋紋(圖11a和圖11b),鉆孔過程中也使用大小不同的鉆頭(圖11c);對于孔徑大于1.5 mm且內部較為粗糙的穿孔(圖11d),則可能采用了實心鉆孔工具配合解玉砂工藝。

圖11 合浦漢墓群出土典型珠飾樣品的穿孔顯微特征

3.2.3 磨制工藝

珠飾的表面微痕特征可提供其所采用的磨制工藝的有用信息。磨制工藝技術可分為粗磨、粗拋光、拋光和精拋光等步驟[27],通常按照順序依次進行,后續工藝通常會掩蓋前面工藝的微痕特征,但實際情況也并非完全如此。皮囊球磨工藝是一種粗磨成形工藝,珠體在囊袋中互相碰擊和磨擦,其表面會出現許多貝殼狀坑和骨折線。貝殼狀坑和骨折線是碰擊的效果,脈狀紋理被磨平成毛孔樣,肉眼觀察下呈現啞光;旋磨工藝則是一種拋光技術,通常是珠飾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會在珠飾表面出現平行的直線型拋磨槽,同時由于旋磨石的壓力也會產生拋磨刻面[28]。如果珠體在球磨過程中產生的貝殼狀坑較深,后續的拋光工藝不一定能夠將其打磨平整,球磨工藝的微痕特征信息仍會保留在珠飾表面。圖12為合浦漢墓出土石榴子石珠飾樣品的表面微痕特征,可明顯看到打磨工藝后留下的平行條紋以及在球磨工藝過程中產生的碰撞坑。

圖12 合浦漢墓出土石榴子石珠飾樣品(JZLM5-G1)表面微痕特征

4 產地來源探討

4.1 石英、綠柱石、石榴子石珠飾

印度地區的水晶、瑪瑙和紅玉髓珠飾制作傳統可追溯至公元前3千紀晚期至公元前2千紀的印度河谷文明,當時古吉拉特(Gujarat)地區是石英的主要產地之一,該地區還保留著瑪瑙及紅玉髓珠飾的制作傳統。印度南部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產地。位于印度南部塔米爾納德邦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哥印拜陀(Coimbatore)和庫都馬納(Kodumanal)遺址曾經是綠柱石、紅玉髓、石榴子石(主要是鐵鋁榴石)和石英質珠飾的制作中心。阿里卡梅度遺址的綠柱石、石榴子石、水晶、瑪瑙等寶玉石物品,遠銷至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帝國和東南亞地區[29]。印度南部Kongu地區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綠柱石、水晶、紅玉髓、瑪瑙、石榴子石等不同材質的珠飾[30]。印度南部綠柱石資源豐富,尤其是Nilgiri山區出產質量上乘的海藍寶石,其使用傳統較為悠久,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左右[31]。

印度中部Garibpet是古代重要的石榴子石原料產地之一,在早期的貿易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2-33]。印度西南海岸和斯里蘭卡沿海地區有許多著名的鐵鋁榴石出口港[34]。針對石榴子石的產地問題,國外學者分別選取了柬埔寨、泰國10個鐵器時代遺址的73件珠飾,以及印度、伊朗、泰國等4個地點的64件現代礦物樣品進行對比研究,明確了東南亞地區的石榴子石珠飾原材料是來自印度德干玄武巖平原,并無明確依據顯示采用了這些珠飾由東南亞本地礦產資源制作[35];他們還指出不能排除泰國三喬山(Khao Sam Kaeo)遺址發現的珠飾是從印度輸入的原材料且在當地制作的可能性。越南俄厄(Oc-Eo)遺址發掘了大量來自印度和南亞的器物如珠寶、錢幣和陶器[36]。斯里蘭卡地區礦產資源也比較豐富,是鐵鋁石榴子石、紫水晶等礦物的主要產地之一,是古代石質珠飾制作中心之一[37]。柬埔寨Angkor Borei遺址所發現的玻璃珠與產自斯里蘭卡Giribawa玻璃珠的化學成分接近,說明斯里蘭卡是Angkor Borei地區一個重要的貿易伙伴以及石榴子石珠飾的可能來源[38]。在本文,本課題組對合浦九只嶺漢墓出土的部分石榴子石珠飾樣品進行了分析,發現其內部包裹體的礦物類型及組合與印度地區石榴子石的一致,表明了合浦漢墓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飾來源與南亞地區存在密切聯系,上述分析結果將另文發表。

南亞地區與東南亞地區存在著密切聯系。百琳娜(B.Bellina)將早期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交流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2世紀,以東南亞輸入印度生產的玻璃、寶石等商品并在當地仿制為特征,第二階段為公元2世紀至公元4世紀,東南亞各地區之間交流日益密切,并在當地普遍生產印度風格的器物,尤其是玻璃珠和陶器[39]。同時,她還對泰國三喬山(Khao Sam Kaeo)、班東達潘(Ban Dong Ta Phet)這兩個遺址的石質珠飾、陶、玻璃、高錫銅器等器物進行了系統研究,結果表明,在公元前4至前2世紀印度工匠可能已經定居在馬來半島的沿海港口城市,并開展了印度和符合東南亞本地需求的石質珠飾制作工作。東南亞地區發現的瑪瑙、紅玉髓等珠飾被認為是印度化影響的直接證據[28,39-40]。

綜上分析,合浦漢墓出土的綠柱石、石榴子石、石英質等珠飾與南亞地區存在密切聯系,可能是南亞的珠飾成品經由東南亞地區再進入我國,也可能是東南亞地區工匠采用南亞地區的寶石原料和技術制作成南亞風格或本地風格的珠飾后再輸入我國,當然也不排除少量珠飾采用東南亞本地原料和技術加工制作。

4.2 綠松石珠飾

我國綠松石礦產資源十分豐富,主要分布在新疆、湖北、陜西、河南、安徽、青海、云南等地。綠松石在我國古代的使用歷史也非常悠久,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41]。合浦漢墓出土的綠松石珠飾樣品以微雕動物形飾品為主,數量相對較少,具體產地有待進一步分析研究。

在九家媒體對《戰斗宣言》的報道中，運用關聯性與特殊性產出了極富負面性和征用性價值的新聞。關聯性說明人類思維不可能理解沒有構成敘事的孤立活動或者雜亂無序的活動，可能不會允許其他敘事的“局部”被直接引入（Baker 2006：61）。在《戰斗宣言》素材的漢譯英中，同關聯性直接相關的是對《戰斗宣言》歌詞的一個“局部”的處理：

4.3 琥珀珠飾

琥珀在世界范圍內分布較多,主要有波蘭、德國、丹麥、俄羅斯等波羅的海沿海國家,多明尼加海域也曾量產優質琥珀。此外,緬甸、伊朗、阿富汗、羅馬尼亞、捷克、意大利西西里島、挪威、英國、新西蘭、黎巴嫩、美國、加拿大、智利均有琥珀產出。中國琥珀主要產自遼寧撫順,其它地區如河南西峽和南陽、福建璋蒲、云南保山和麗江以及哀牢山等[20]。但琥珀資源在我國漢晉時期尚未得到成規模開采[42],波羅的海和緬甸是中國古代琥珀原料最主要來源[21,43]。合浦和廣州等沿海地區的琥珀飾品可能是從波羅的海匯集到羅馬或印度,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輾轉輸入。但這些刻有漢字的印章,以及琥珀耳珰和勝形飾,尤其是印章應為進口原材料,且由嶺南工匠在當地加工制作。盡管在西南絲路沿線出土的琥珀制品不多,僅云南江川李家山[44]和晉寧石寨山[45]等出土少量琥珀飾件,但西南絲路仍是琥珀原料輸入的可能途徑之一。

5 交流與互動

5.1 中外文明交流

魚龍、三寶佩和獅形飾與佛教存在密切關系,此類珠飾的傳播為佛教的輸入提供重要的研究線索和實物資料。根據目前公開發表的考古資料,合浦漢墓出土有1件紫水晶三寶佩、2件魚龍飾(1件為紅玉髓,1件為石榴子石)。獅形飾數量最多,材質也最豐富,包括紅玉髓、石榴子石、琥珀和玻璃等,其中以琥珀獅形飾數量最多(圖13)。除合浦地區外,魚龍還未在其他地區有發現。云南個舊黑螞蟻井墓地的主體年代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其中發現有1件無色透明水晶三寶佩(M18∶20),同時還發現有紫水晶珠、截角六方雙錐形水晶珠、雙錐形紅玉髓珠飾以及六方柱形淺綠透明珠飾(材質不明)[46]。

圖13 合浦漢墓出土典型魚龍、三寶佩和獅形飾

我國發現的獅形飾數量多,分布范圍較廣。從空間分布特征上,除了在嶺南地區的合浦、廣州有大量發現外,在中原內陸地區的湖南、河南、江西、江蘇、陜西、云南等地均有發現(圖14)[26,47];從數量特征上,嶺南地區發現的獅形飾數量最多,其他地區發現的數量相對較少;從材質特征上,不論是嶺南地區還是中原內陸地區,琥珀獅形飾數量最多,其他材質如紅玉髓、石榴子石、水晶、綠松石、煤精等數量均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廣西貴縣地區出土了一件帶翼獅形飾(圖14j),此件獅形飾與其他獅形飾不同,它體積較大(長4.3 cm,高2.1 cm),材質為瑪瑙,無穿孔,采用圓雕工藝。

圖14 中國各地出土漢代獅形飾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公元1世紀之前佛陀總是以與其緊密相關的事物出現,如蓮花、法輪、腳印、三寶佩、獅子、大象等。圖15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關于印度早期佛教藝術的展出器物,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49]。圖15a、圖15b、圖15e中包含魚龍,圖15c和圖15d中則有獅子形象,其中圖15d中的獅子形象為長有雙翼的獅子(翼獅)。印度塔克西拉遺址出土有多件三寶佩,材質也有多種。Bhir Mound遺址中出土有1件紅玉髓三寶佩和1件貝殼三寶佩,年代相對較早,約為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Dharmarajika佛塔遺址中發現1件石榴子石三寶佩,年代為公元前1世紀;在Sirkap遺址中發現1件紅玉髓三寶佩,年代為公元1世紀[50]。東南亞地區與印度地區一直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在印度文化的影響下,東南亞地區也發現了大量的三寶佩、獅形飾等珠飾(圖16)。泰國三喬山遺址(Khao Sam Kaeo)出土有多件三寶佩、魚龍以及萬字紋等具有典型印度風格的珠飾[51]。上文提及,三喬山遺址已有印度工匠定居,并制作符合印度和東南亞當地需要的石質珠飾。距離三喬山遺址不遠的金山鎮也發現了紅玉髓和金質的三寶佩,其年代稍晚于三喬山遺址[52]。

圖15 印度佛教中魚龍、獅子及法輪等圖案[49]

圖16 東南亞地區發現獅形飾

截角六方雙錐形水晶珠(圖17)是一類典型的海絲風格珠飾,為舶來品。根據目前已發表的考古資料,此類珠飾除了在兩廣地區有大量發現外,在湖南長沙、郴州、張家界、益陽等地,以及江西?；韬钅沟睾驮颇蟼€舊黑螞蟻井等地都有發現,主要集中在我國南方地區,北方及西北地區少有發現。從數量特征上,嶺南地區數量最多,其次是湖南地區,其他各地均為零星發現。截角六方雙錐形水晶珠在數量特征上具有從南到北遞減的趨勢,表明此類珠飾是從嶺南地區,經過湖南,向周邊地區進行傳播,嶺南地區與湖南地區存在密切聯系。

圖17 中國出土截角六方雙錐形水晶珠飾

通過上述幾類典型器物的分布地點,可基本勾勒出以綠柱石、水晶、瑪瑙、石榴子石等舶來品,經過東南亞地區,傳入我國合浦地區,然后由合浦地區經湖南,進一步輸入到我國中原地區的大致路線。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個舊黑螞蟻井出土的截角六方雙錐形水晶珠(圖17e)也可能是由西南絲綢之路傳入我國。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紅玉髓蝕刻珠,其表面的白色紋飾圖案由多條白色蝕刻紋飾組成,且有兩組,每組有4條白色條紋[46]。類似圖案特征的紅玉髓蝕刻珠在緬甸地區較為常見[51]?！笆癫肌焙汀摆鲋裾取笔俏髂辖z路最廣為認知的實物證據,揭示了西南絲路的悠久歷史。

5.2 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

合浦漢墓出土了紅白相間的瑪瑙葉子形珠飾(圖18a),此類珠飾在湖南郴州、陜西西安也有發現(圖18b)。另外,相同材質的劍飾在合浦和西安都有發現,表明了合浦與中原地區存在的聯系。

圖18 中國出土文物紅白瑪瑙飾件

珠江水系在我國西南及嶺南地區之間的文化互動與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成為西南絲路向其東部延伸的重要渠道。珠江水系覆蓋范圍廣,其流域覆蓋了粵、桂、滇、黔、湘、贛等省市,促進了區域內的交流與互動。合浦漢墓出土的珠飾與桂北內陸地區漢墓出土珠飾存在一定差異。桂北內陸地區發現的一些珠飾,并未在合浦地區有所發現,但在廣州地區卻出土了相似珠飾如工字形玻璃耳珰在賀州和廣州均有出土(圖19)。

圖19 賀州與廣州出土工字形玻璃耳珰

6 結語

本文利用多種現代分析技術對合浦漢墓出土的部分典型寶玉石質珠飾樣品進行了科學研究,并結合合浦漢墓出土的各類珠飾,系統闡述了合浦地區出土漢代珠飾的材質、制作工藝、可能的產地來源及其所體現的區域間及區域內的交流與互動。

本文所研究的合浦漢墓出土珠飾樣品的材質主要有綠柱石(如海藍寶、無色綠柱石、黃色綠柱石)、石英(如水晶、紫水晶、黃水晶、紅玉髓、瑪瑙)、石榴子石(以鐵鋁石榴子石為主)、綠松石等,以及琥珀、煤精等有機寶石;合浦漢墓出土珠飾樣品的制作工藝主要有石英的高溫加熱、表面改性和蝕刻等重點制作工藝;綠柱石、石榴子石及部分的石英質珠飾樣品均是來自于南亞或東南亞,再輸入我國合浦地區。部分典型中原風格器物表明了合浦地區與內陸中原地區及滇文化區域均有密切聯系。珠江水系在溝通廣西與廣東、云南、貴州等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是西南絲綢之路向其東部延伸的重要媒介。桂北內陸地區與沿海合浦地區出土珠飾特征的差異性表明了內陸江河在區域內不同地區之間交流的重要作用,是古代區域內交流與互動的重要渠道,值得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

致謝:感謝廣西民族大學熊昭明教授、合浦縣申報海上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中心主任葉吉旺、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蒙長旺研究員,以及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廉世明館長、林娟副館長、韓云鸰主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李世佳、嚴煥香等同志,對本文研究工作給予的支持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