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程序的“指定辯護”模式

王峰 李佳成

摘?要：簡易程序中存在重罪（3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一旦被定義為冤假錯案便會嚴重損害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然而法律援助律師參與率差強人意，作為補位的值班律師又存在訴訟權利不清、角色定位不明、辯護權缺失等問題。通過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中的罪名進行分類，在罪名體系的視角下探索“指定辯護”模式，為“刑事辯護全覆蓋”提供新的路徑。

關鍵詞：法律援助律師；值班律師；簡易程序；罪名；指定辯護；刑事辯護全覆蓋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4.03.056

1?問題的提出

法律援助的出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世界民主化進程的出現有關。關于現代化問題，20世紀有許多重大改善，導致現代化浪潮的形式，現代社會權利的政治意義日益增加，新的社會動態，如民主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移民，階級沖突，選舉改革和大眾教育，許多這些因素以某種方式促成了法律援助的出現。在“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步時代，裁決規定在死刑案件中享有獲得律師的權利之前，在刑事案件中指派律師的信念得到了支持，即這種規定是一項公共義務。我國刑事法律援助自改革開放以來一路伴隨著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逐漸成長起來，近年來隨著“刑事辯護全覆蓋”的發展，相關學者調查發現，目前我國律師的辯護率仍不足30％，這也就意味著在司法實踐中尚有高達70％左右的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相應律師予以辯護，訴訟權利不清使得值班律師的職責難以發揮。在委托辯護保持在一定比例的前提下，如何改善法律援助律師的參與成為有效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的重中之重。在我國，簡易程序中仍存在被追訴人可能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現象，此類案件一旦被定義為冤假錯案，對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將會造成嚴重的損害。閱遍法條并未發現簡易程序中“應當提供法律援助”字眼，故對簡易程序中的“指定辯護”模式展開了探索，希冀為刑事法律援助全覆蓋提供新的路徑選擇。

2?研究背景

為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最高法與司法部等部門從2017—2022年間出臺了多個試點政策文件，將普通案件指定辯護從小部分地區擴展到30多個省級地方，從審判階段擴展到審查起訴階段等取得了卓著的成績。調查發現，我國近兩年的簡易程序重罪案件中，有律師辯護參與的案件比例均不足60%，法律援助律師參與率僅不足20%?！斗▏淌略V訟法典》規定被告人在庭前認罪時必須有律師參與；《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指定辯護為3年以上自由刑案件；《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指定辯護范圍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南非憲法》規定每個被拘留的人，國家有義務為其指派一名法律從業人員，費用由國家承擔，并迅速告知這項權利。我國并沒有規定簡易程序的指定辯護，學界針對此現狀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啟了探索。

2.1?從量刑和程序角度

我國學者劉文軒認為指定辯護從程序上，普通程序應當優先于簡易、速裁程序；從案件類型上，與多數學者如吳羽、劉奕君等同樣都認為重罪案件應當優先于輕罪指定辯護；陳光中、張益南認為基于律師資源分布不均，可將一般地區簡易程序中的重罪案件納入指定辯護范圍，對于貧困地區可以適當擴大到5年以上有期徒刑。

2.2?從值班律師的角度

我國值班律師制度作為“進口商品”起步較晚，從2006年發展至今仍存在角色定位不明、訴訟權利不清的現象。張威、史林盆、譚世貴、賴建平、吳宏耀、姚莉、李作等學者從“訴訟權利和角色定位”“訴訟階段”“適用程序”的角度分別主張對值班律師進行“辯護人化”“監督者化”改造；而王愛立、史立梅、周玉華、吳羽等學者則認為值班律師的“辯護人化”可能會使二者功能上發生重合，并且值班律師的定位不應超出立法本意，要明確其補充角色定位，使值班律師制度逐漸過渡到刑事辯護律師制度，搭建起值班律師與法律援助律師功能互補的工作體制。通過對英國、加拿大、日本值班律師制度的研究，可以確定的是，我國引入值班律師制度的初衷是為被追訴人提供初步、及時的法律幫助。針對“辯護人化”的觀點，產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值班律師的各項訴訟權利如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在現實中的缺位，難以做到有效地保障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其次是基于我國現狀在不足以全面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的情況下，賦予值班律師核心的辯護權是從形式上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的不二選擇。然而這種觀點卻忽略了在立法時對值班律師的定位，同時也要注意法律的穩定性及其對公眾產生的信賴利益。

3?研究內容

3.1?在罪名體系下看法律援助

從目前司法現狀看，我國簡易程序中重罪案件占比并不高，指定辯護有很大的可行性。從2015年起，浙江省規定不論適用普通程序還是簡易程序，只要是重罪案件就可以被援助。在以往學者對法律援助和值班律師制度的理論研究基礎上，鑒于我國律師資源分布不均衡的現狀，對于律師資源豐富的地區，可以借鑒浙江省的經驗；對于律師資源匱乏的地區，可以再進一步將簡易程序中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按照罪名進行分類，對其中一部分社會危害性較大的、頻發的罪名先行指定辯護，然后再逐步擴展所有罪名，最后演變成不論審理程序，但凡重罪案件都可以享受到指定辯護的待遇，并最終落實為一項穩定的法律規定。

3.2?以高校為依托，拓寬法律援助通道

博茨瓦納大學法律系開設了“法律診所”作為法律援助計劃之一。法律診所內的工作為法學生必修的內容，可以創造實踐機會，為法律專業的學生提供實用的法律培訓，并向窮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主要由私營部門和外國捐助者組成的非政府組織，在資助農村和邊緣化地區的人們獲得法律服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大學法學院的主持下提供法律援助已成為許多國家的普遍做法，如埃塞俄比亞默克萊大學法學院法律援助中心、美國許多高校開設的“法律診所”等。我國少數學者也有類似建議，如李祥金、楊曉靜提出了刑事速裁程序中的“師徒型”社會公益援助模式，即由高校法學教師、兼職律師各帶領1或2名已通過法考的碩士研究生，承辦法律援助機構接辦的速裁程序中的值班律師業務，形成導師受案、指導，學生實際操作，共同為被追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新模式。

因此我國可以在各地高校法學院開設“法律援助相關課程”作為選修課程，主要內容包括核心的在學校主持下根據每個學生的研究方向為被追訴人提供相應類型的法律援助服務，所需資金由國家專項提供給法律援助機構，再由法律援助機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劃撥給各大高校。這一課程的設立在為法學生提供實踐機會的同時又能培養其實踐能力積累辦案經驗（弗蘭克·布洛赫（Frank?S.?Bloch）概述了法律援助對學生的重要性，因為“使臨床法律教育成為全球現象的是其最終目標的全球重要性：為未來的律師作好準備，以致力于社會正義的法律專業人員為基礎，為高質量，道德的法律實踐作好準備”）。再由當地的法律援助機構與各高校的法學院簽訂協議，在課程結束時，對于那些成績優異又愿意專門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學生，在其畢業的時候，具有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只要通過面試就可以直接被納為法律援助機構中有編制的法律援助律師。

3.3?弊端

首先根據案件罪名的類型予以指定辯護往往以前一年或近兩年的數據作為參照，在信息化、科技化、法治化高度發展的新時代，政策更新較快，新的犯罪種類、手段層出不窮，罪名也在實時更新，前一年或近兩年的犯案率作為當年的指定法律援助參照的可用性在逐漸降低，但這終究是為了逐步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的階段性措施，這種模式也在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在當下不失為良策。其次在高校開設“法律援助相關課程”，并在課程結束后與當地法律援助機構簽訂“對口保送”這一措施創新性極大，對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影響也會有很大的沖擊力。

4?結語

就當下的法治發展現狀而言，形式辯護全覆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們要一步一步地走，而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快而忽略了全覆蓋的立法目的。刑事辯護全覆蓋旨在充分保障被追訴人的訴訟權利，使其享有和其他被追訴人同等的辯護權，進而減少其合法權益受到各方面損害的可能性。要想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實質性效果”，就不得不從現實情況入手，對于速裁程序因為案情較簡單、數量最多且被追訴人最高才1年有期徒刑，因而全覆蓋不應優先考慮；經調查，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數量在逐年接近，在普通程序刑事辯護全覆蓋試點正在向全國各地生根發芽之際，鑒于簡易程序中不免存在犯重罪的被追訴人，先將簡易程序中重罪案件按照罪名體系進行分類，將一些頻發、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優先納入應當法援的范圍，既與我國法治建設的現狀相符合，又能從實質上為刑事辯護全覆蓋打下堅實的基礎，還能逐漸彌補簡易程序中重罪案件中被追訴人辯護權缺失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劉文軒.審判中心視域下刑事法律援助范圍再構[J].法律適用，2023，492（03）：16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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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奕君.強制辯護制度之類型化分析與本土化實踐——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切入點[J].當代法學，2021，35（06）：133143.

[4]王迎龍.刑事訴訟中的“有權獲得法律幫助”[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45（03）：8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