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北魏初期的王言與中古北方文學傳統的生成

郭晨光

十六國北魏初期的王言與中古北方文學傳統的生成

郭晨光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北京，100875)

王言作為一種文學文本，承載著中古北方文學特有的觀念和精神。王言對國家、帝王權力的展現，成為北方政權爭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成為北方社會地位最高、最具代表價值的文學樣式。王言作為一種文學傳統和制度化寫作奠定于十六國和北魏初期，經由北朝歷代一直延續至隋代，形成了悠久的文學傳統，一是中古北方帝王親撰王言；二是王言成為北方文人奠定文壇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徑；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壯貞剛的文風，并對南方王言產生了深刻影響，促進其修辭技巧的提高，使得南方王言從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漸擺脫出來，具備獨立的審美價值。

王言；十六國；北魏初期；文學傳統

西晉末葉，匈奴、鮮卑、氐、羌、羯等五胡民族趁亂占據中原，史稱“五胡十六國”。從西晉滅亡(316)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滅北涼重新統一北方。這些政權以淝水之戰(383)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有成漢、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前涼六國，代國和冉魏不入十六國之列；后期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涼、南涼、西涼、北涼、西秦、大夏，另有西燕不入十六國之列[1]。這一時期在社會史上前后相連，在文學史上也彼此聯系，從十六國到北魏初期形成的文學風貌一直延續至孝文帝改制。

與南朝不同，十六國和北朝更重視應用文，其中王言①地位最高。蔡邕《獨斷》將其分為策書、制書、詔書和戒書四種[2]，十六國北魏初期的王言主要有冊書、制書、敕書、詔書、令書、璽書等幾類。王言作為封建社會帝王的命令文書，若以今日之學術眼光來看，其作為一種應用文，文學價值略低。然而在北方卻不然，北人對此極為重視，多數文壇名家、“大手筆”作家地位的奠定都與王言撰制有關，形成了措辭精煉得體，文采與氣勢兼備的總體文風，此種文學傳統和制度化寫作實乃奠定于十六國北魏初期。王言作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文本，承載著北方特有的文學觀念和精神。本文以王言為中心展開文學史現象和文學史演變研究，梳理該時期王言的整體狀況，展現其興起、嬗變的宏闊背景與內在邏輯，從文章學角度彌補中古北方王言研究的缺失。

一、十六國王言的興起及其特點

有關十六國時期的文學狀況，《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北史·文苑傳》同)載：

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于戰爭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于二趙；宋諺(按：《北史》作宋該，是)、封奕(按：《北史》作封弈，是)、朱彤、梁讜之屬，見重于燕、秦。然皆迫于倉卒，牽于戰爭。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于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于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3](743)

在十六國近一百二十五年的歷史中，北中國前后存續著大大小小二十多個割據政權。這一時期北方地區文人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地域與時期上的不平衡態勢，尤其是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尤為明顯。一方面，“八王之亂”、五胡入侵造成的浩劫，中斷了西晉“人才實盛”的局面，除部分南渡士人，張華、裴頠、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云、孫拯、嵇紹、嵇含、牽秀、曹攄、阮修、杜育、劉琨、盧諶等人皆死于非命，張載、張協、左思、潘尼等人皆居鄉里。中原文學中心遭到破壞，洛陽等大城市的文學聚集和輻射作用被鄉村的烏堡所阻隔，被稱為“文章黜焉”“文章道盡”，以“體物緣情”為主要特征的詩賦創作不甚發達。另一方面，原屬邊鄙的朔方、河西地區由于局勢相對穩定、統治者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及“文教兼設”政策的實行，成為中原士人的避地之所，其文學發展呈現出與黃河中下游地區不同的樣貌。特別是河西的五涼政權，前涼的開創者張軌自晉末就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經營河西，故有人稱“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4](1150)。陳寅恪進而指出“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5]，即魏晉以來中原地區純文學性質的詩賦傳統被保留下來，如劉昞《酒泉頌》“清典”之評即指河西文風對魏晉清麗典則風格的繼承。五言詩方面，前涼張駿《東門行》《薤露行》，后涼呂光《言志詩》(亡)，北涼胡叟《示程伯達詩》等也是沿襲魏晉詩風的作品。

這一時期黃河中下游文學狀況的另一重要態勢即王言作為主流文體開始興起，“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文學樣式。嚴可均據《晉書》《魏書》及明屠喬孫等匯輯的《十六國春秋》，共輯出322篇，按文體列表如下：

可見，王言所占比重超十六國散文總量的30%，其中詔68篇，令35篇，敕4篇，命、諭各1篇。其實當時各民族首領的王言數量遠多于此，但由于十六國被后代認為是“偏霸”“僭偽”政權，各民族首領的“下詔”在《晉書》等史書中被史官用“春秋筆法”改為“下書”“令”等文體，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王言的原始數量和面貌[6]。所謂“章奏符檄”乃是以民族首領王言為代表的施用于政治領域的各類文章的總稱。相對于大量詩賦文獻散亂無歸或埋沒草萊(這一時期保留下來的詩歌含殘篇僅35首)，王言因其實用性和時效性服務于戰爭和政治，能夠在戰亂紛繁中保存下來，本身就說明了其社會認可度、接受度較高，能夠被統治者和世人所重視。此外，這一時期的王言還呈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就王言的撰制者來說，既有五胡民族的首領，又有其身邊代替發號施令的漢族文士。宋葉適云：“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杰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真匈奴入據諸夏，純用胡俗強變華人?！盵7]五胡的核心族群并非遠徙而來的入塞部族，而是在漢晉時期就已居住在華北、太行山兩側，涵化于中原士人之中的群體，其文化水平、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已經很大程度上中原化了。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僭偽諸君有文學”條專論劉淵、劉聰、劉曜、慕容皝、慕容儁、苻堅、苻登、姚興、姚泓、李流、李庠、沮渠蒙遜、赫連勃勃等首領的文學素養[8](164?165)。其中氐族是漢化水平較高的一支，姚薇元稱：“氐族固久通中國，以與漢族雜居，漸趨融合，姓漢姓，習漢語，并精通漢人之生產技術與禮俗文字?！盵9]如《太平御覽》卷九四四引車頻《秦書》有“(苻)堅親為敕文”[10](4194)的記載，其寫給昔日的愛侶、臣子的《詔慕容沖》，應為親作。其余像前燕慕容儁《手令敕常煒》、前涼張駿《遺令》、南涼禿發利鹿孤《遺令》、西涼李暠《手令戒諸子》等手詔或手令，施用于軍情緊急或賜予重臣親信，也應為民族首領親撰。

更多情況下，王言的實際撰制者可能是《周書》等史書列舉的士人，其身份是參管機密并代民族首領發號施令的文書之士。五胡民族自立國之日起，就模擬魏晉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制度，仍以中書省執掌王言和參與撰史為主要職責，由中書令、監親領，中書侍郎、舍人等共同參與、協商②，如后趙中書令徐光、王波，前燕中書令韓恒、中書監宋該，后秦中書令韋華、中書監王周、中書侍郎王尚，大夏中書侍郎胡方回等人可能就是王言代擬者。這些士人憑借著博文麗藻入職，如前燕封弈、宋該“以文章才俊，任居樞要”[11](2806)，后秦給事黃門侍郎古成冼、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11](2979)。前秦王猛被拜為中書令，也是苻堅認為其“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10](588)。嚴可均據《資治通鑒》卷一〇三“簡文帝咸安元年”所載“(苻堅)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12](3295)，將《為書諭張天錫》置于王猛名下。

這些王言代擬者的另一重身份是統治者身邊的文學侍從，也需具備相當的詩賦之才，類似于漢魏之際禰衡、陳琳、阮瑀這樣能夠兼善詩賦創作的“書記型文人”。據曹道衡《十六國文學家考略》一文考證，《周書》等史書所載徐光、宋該、封奕、朱彤等人作品不存，但曾作詩賦或有時人稱賞的記載[13]。后趙中書令王波曾作《玄璽頌》(亡)、中書侍郎王度還存《扇上銘》(殘)。出現在吐魯番高昌郡時代的上揭《前秦擬古詩》殘本(Dx.11414+Dx.02947)保存了前秦文學的珍貴樣本，是苻堅殿前中書侍郎朱彤、韋譚、闕名秘書郎模仿曹丕《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而作的五言詩[14]，應是群臣舉行的一次文學聚會的集體作品。這些純文學性質的詩賦在戰事稍緩、政權相對穩定之時“往往而間出”?？梢妬y世之中的風騷傳統并未完全消歇，只是退居到從屬地位。

其二，由于各政權封建化水平、統治者漢文化修養不一，各地王言文風也存有較大差距。如羯族是五胡之中地位最低者，其文化背景、人情風俗與其他民族差異較大?！棒黥芍?，其性猛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15]，保留著早期游牧民族勇烈嗜殺的習性。后趙的開創者羯族人石勒曾占據長安、洛陽二京，短暫統一過北方。但其目不識丁，早年曾有被販賣為耕奴的經歷。其現存的15篇王言中，最長的《下書拒石虎等拒上尊號》僅有82個字，其余像《獲黑兔下令》《下書采律令之要》《下書國人》只有短短一句，是為解決具體事務而頒行的短期律令，較少有文采的修飾和辭藻的點綴。

對于前趙、前燕等占據過中原、漢化水平較高的政權而言，王言的藝術特色則呈現出向魏晉復歸的傾向。

一方面，王言結構模式呈現出日趨定型化、固定化的特征。魏晉王言結構上大體可分為篇首、篇中和結尾三部分，篇首較少引用先圣格言或前代先例(“冒頭”)，而是直接進入主題或具體內容，即后人總結的“篇首欲包含一篇大旨，貴乎明而緊。篇中曲折周密，鋪陳詳盡，引用飽滿。篇尾欲點綴丁寧，發送輕快”[16]。這種固定結構亦被前趙、前燕等政權所繼承，將晉武帝司馬炎《下傅玄皇甫陶詔》與前趙劉曜《下書封喬豫和苞》、前燕慕容皝《下令賜封?！窞槔鄬φ?見表2)，就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前趙、前燕等政權王言呈現出以散體為主，追求句式整飾，對偶駢儷精工的特征?？傮w而言，十六國王言的偶句相對魏晉來說比重大為降低，且多為寬對、流水對，并不過分追求工整。不過，由于王言的目的和傳播對象指向天下臣民，訴諸口耳，讀來朗朗上口才能取得理想效果，因此出于功效而講究文采，在關鍵位置偶然加入一些駢句以便宣讀。如《下令賜封?！贰熬岳柙獮閲?黎元以穀為命”[11](2689)，使用駢體句式中的“6:6”式；再如“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勛誠既多，官僚不可減也。待克平兇丑，徐更議之”，大量使用“四字格”修辭方式，中間穿插六字格，形成兩組“4；4；4；6”的排比句，節奏明朗，長短結合，使其整齊而不雷同，勻稱而不呆板。同時，注重將緊句和松句穿插使用，如銜接“夫人臣關言于人主，至難也”，“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对姟凡辉坪酰骸疅o言不酬’”，后者化用《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過”及引《詩》論證，展現對經典的熟稔，行文中充滿君主對臣子的感慨、感激之情。此外，《下令賜封?！菲萘窟h大于《下書封喬豫和苞》，使用多種修辭手法，篇章結構更加整飾規范。王言的藝術水平不僅取決于代擬文士的文學修養、水準，還需適應當地民眾的文化水準和理解能力，使其起到“敷告天下、咸使聞之”效果。某些王言需經過層層傳抄發送，甚至在鄉里向百姓宣示，正如曹道衡所言：“前后燕的文學水準較高，這時河朔地區已成了北方的文化中心?！盵17]王言寫作水準的提升，也反映著當地民眾文化水準的提高。

表2 司馬炎、劉曜、慕容皝王言對照表

以上是十六國王言的文學特質，其屬于中古北方王言的初創階段，某些語句照搬得生硬，尚未融化自然，不如魏晉王言奇麗典雅。不過，在戰爭、宣傳過程中，以質樸茂實的語言極大方便了軍民理解，提升了王言發揮的政治和傳播效果。

二、北魏初期王言的嬗變及其文風的確立

北魏建立之初，北方尚處于十六國階段，文學氣象、文化氣質與十六國一脈相承。作為民族政權，北魏與十六國又有諸多不同。拓跋鮮卑久居塞北，“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4](1)。因習俗異于中土，語言需要翻譯，統治者對中原的禮儀文化不感興趣，如賀狄干在后秦習讀書、史，精通《論語》《尚書》，舉止風流，有似儒者。返國后，太祖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4](686)?！段簳ご藓苽鳌贩Q：“太祖用漠北淳樸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盵4](811)上述的“以胡變華”是為了防止漢化而采取保守的文化政策。學界對北魏初期文學的評價甚至還要低于十六國，如認為“詩賦創作確實呈現出一種真正徹底的蕭條”[18]，“在北魏孝文帝提倡漢化、發動改制之前，北朝的漢文學，是稱不上正常的存在與發展的”[19]，等等。若一味強調詩、賦、銘、頌等言情見志之作，那么必然得出本階段文學荒漠化印象。倘若我們轉變研究視角，以王言作為角度切入，那么北魏初期的文學樣貌亦呈現出一片蓬勃發展之態。王言在繼承十六國文風基礎上又有所嬗變，同時，其在北方的地位也得以完全確立下來?！吨軙ね醢仔艂髡摗?《北史·文苑傳》同)描述這一時期文學狀況：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北史》作“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后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3](744)

具體而言：其一，北魏繼承并發揚十六國重視王言的傳統，其發展驟然呈現井噴之勢，展現出極度繁盛的態勢。王言使用頻率之高、寫作數量之多，均遠超前代。就使用頻率而言，《魏書》中引用或提到王言多達兩千余次，超過前四史的總和。其中太祖拓跋珪卷38次、太宗拓跋嗣卷42次、世祖拓跋燾兩卷98次、高祖拓跋宏兩卷多達248次，其他志、傳還提及其詔、敕等180余次。多個“詔”字意味著一份詔令錄入史冊，其中一些詔書事情尋常，內容多元，可見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頻率之高，甚至被《史通》譏為“穢累”。就寫作數量而言，有研究者統計，自天興元年(398)北魏定都平城至太和十九年(495)遷都洛陽近百年間，王言是平城文學中所占數量最多的文體，約為94%[20]。此外，《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收錄《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亡)。據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以及許敬宗《文館詞林》、朱祖延《北魏佚書考》、韓理洲《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等書收載，孝文帝現存作品以王言為主，占據了總量的80%以上，《魏書》本紀稱其“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4](187)。作為詩賦名家的高允，《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現存詩賦也只有寥寥數首?！段簳じ唛倐鳌贩Q其“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余篇，集為三十卷”(《北史》作“四十卷”)，可見北人文章、文集的共同點在于王言及其他應用文占壓倒性比重，造成這種情況并非因為“北方史書傾向于收錄散文類作品，但不傾向收錄詩歌而造成的亡佚”[21]，而是此類作品北人確實 創作較少的緣故，如“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 篇”[4](1242)。相對南方文士賦集、詩集動輒幾十卷、上百卷，鄭道昭所作在當世已經算是比較 多的。

其二，就王言撰制者的身份而言，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等幾位魏初帝王，基本不具備親作的能力，王言撰制需完全委任身邊的御用文士?！霸S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這一串名單記錄了從昭成帝到孝文帝前期的王言代擬者，反映出代擬這一行為在北魏初期已經趨于例行化、制度化。如許謙“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4](610)；崔宏于道武帝時“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4](623)；崔浩于太武帝時“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于浩”[4](812)；高允自文成帝至獻文 帝，“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4](1086)；高閭于孝文帝太和十年前，“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4](1198)。道武帝時還有鄧淵，“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4](635)，嚴可均據此將鄧淵之名補入《全后魏文》拓跋珪文中。像天興年間《定國號為魏詔》《天命詔》《官號詔》《即位告祭天地祝文》等開國文書就可能出自鄧淵之手。王言委于“專人之手”，促使代擬者身份的獨立，較高的身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其著作的署名權，代表魏初王言最高水平的《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就被史書明確歸于崔浩名下?！奥晫嵕忝敝该鎸y治者猜忌和防范，漢族士人憑借其王言(而非詩賦)獲得恩寵，聲望日高。涼州士人入魏后被冷落的境遇或可提供一個反面例證。張湛、宗欽、胡叟、胡方回、段承根等擅長詩賦，其文學造詣較崔浩、高允等河北士人成熟，但似乎只有胡方回曾制掌絲綸的經歷被拓跋燾雅重，“召為中書侍郎，賜爵臨涇子”[4](1149)。

這類士人不同于十六國詩賦與王言兼善的“書記型文人”，而是完全淪為王言的擬代者，類似于魏晉時期孫資、劉放、盧志一般只擅長文書寫作而并未留下具備詩賦之才記錄的士人。究其原因，魏初對崔逞、崔浩、鄧淵等漢族文士血腥的殺戮，一人獲罪而遠近皆誅造成高門慎譏畏禍、謹慎內斂的心態，是導致其文體選擇由詩賦完全轉向王言的主要因素。如崔宏“作詩以自傷，而不行于時，蓋懼罪也”[4](623)；崔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4](812)，張湛“每歲贈(崔)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4](1154)；受崔浩案牽連，高允《征士賦》自嘆“不為文二十余年矣”[4](744)，不僅是其個人選擇，也代表了北方士人的普遍心態。

其三，有關北魏初期的王言文風，《周書》等史書總結為“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永嘉是晉懷帝司馬熾(307—312)年號，認為繼承的是西晉王言文雅典正的風格。由于令狐德棻、李延壽等初唐史官建構文統時秉持重北輕南的文化態度[22]，對北方文風多有溢美之詞。實際上，由于拓跋鮮卑漢文化水準較低，北魏初期王言文風呈現出更加質樸少文的面貌。不僅遠遜于西晉，甚至也落后于十六國其他民族政權。如天興元年(398)《定國號為魏詔》：

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兇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以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4](32?33)

這是北魏頒布定國號的開國詔書，這種下行全境、昭告他國的王言，理應寫得典雅隆重，然而全文主體僅四句且全用短句，少有對偶、用典，顯得平實洗煉，與當時其他軍國文書沒有明顯區別。還如明元帝拓跋嗣褒獎大臣王洛兒的《詔賜王洛兒爵》，相對于前趙、前燕典麗整飾的文法，充斥著“王洛兒”“洛兒等”“不然”等大量的口語，不夠莊重得體，也沒有駢句和對偶，只有一些簡單的先圣格言，如“士處家必以孝敬為本，在朝則以忠節為先”“立身于當世，揚名于后代[4](799)等。這種情況持續至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已近五十年，風格一如既往，沒有較大改觀，如其寫給宋文帝劉義隆的兩封書信，純屬口語，幾同謾罵。曹道衡認為可能更接近于北魏朝廷中通用文體的原貌[17]。似乎只有向北涼彰顯正統意圖的《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可稱得上“永嘉之遺烈”。

如果說這種樸拙的文風是受限于魏初的文學水準，那么這種情況在以“愛尚文學”著稱的孝文帝執政后，已然演變成為北方所追求的一種審美傾向。如太和八年(484)孝文帝《令官民各上便宜詔》要求“務令辭無繁華，理從簡實”[4](154)，清徐乾學稱“省繁文，崇簡實’，尤得求治之 要”[23](220)，認為此種文風符合北方的治國需求，根植于北方本土文風尚實、敏速等特點。孝文帝自作王言即具備這兩種特征，如《復南七州常調詔》被清康熙皇帝評為“語樸而摯”[23](220)。其代表作如《詔答彭城王勰》《手詔征王肅入朝》《手詔皇太子》，都是不超過五句的簡潔文字，行文中亦不乏對臣子、親屬的真情流露。此種文風亦被北方歷代統治者所強調，如北齊高洋《正風俗詔》《王昕削爵詔》以及北周宇文泰奏行“大誥體”，都是對浮華文風的直接干預，提倡語言省凈、義理明晰，保持北方本土文學貞剛質樸的文風，才能抵抗南方文風的不斷侵襲。

三、王言成為中古北方文學“第一義”之緣由

從十六國到北魏初期，代擬者身份逐漸清晰，文書制度、王言文風開始定型，王言成為北朝各類應用文中“第一體”。其中原因，固然有戰亂頻繁的現實以及北人尚實用的傳統，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王言對國家、帝王權力的展現，以服務于爭奪正統之目的。集權制度下以天子名義頒布的詔令，旨在體現大一統政權在世界秩序的中心位置，如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遺匈奴書》和成帝《報烏珠留鞮禪于詔》，用于大一統的中央政府與賓服以外那些被松散控制或完全獨立的蠻夷戎狄之間。這樣理想的外交關系，是天子統治在空間層面的設想與體現。在割據政權并立的多元中心，統治者追求的目標都是皇帝的“絕對權威”和天下政令的統一，如苻堅全盛之時，王言的傳達“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11](2895)，仿照漢代“十里一亭”的規定，以“文書御天下”[24](591)。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文書成為君主彰顯“唯我獨尊”天子地位的手段，時人在王言文體的選擇、使用上有著明晰的意識，例如：

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壽既號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盵11](2770)

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夸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下令”在《資治通鑒》卷九六《晉紀十八》作“下詔”)，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11](2672)

面對非君臣關系，石虎使用書狀形式的外交文書而非制詔，以避免引起爭端。然而對方卻借此夸耀，公然稱其為“羯使”，而且使用了等級更高的“詔”。還有：

(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為此變！”(慕容)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11](2923)

苻堅自稱“朕”“詔”，慕容沖作為其昔日之臣子、愛侶，不念舊情，依舊使用等級更低的“孤”“令”以示禮節。

魏初將“詔”“令”文體使用規則完全固定下來，與十六國和南朝帝王大量使用“令”相比，北魏“令”似乎僅存于皇太后、太子和權臣名下。魏昭成帝時還存有少數幾則令文，自拓跋珪建國開始，北魏帝王使用的下行文體似乎只有詔、制、敕、冊、璽書，唯獨缺乏“令”。究其原因，“詔”作為君主對臣下發號施令的標志，《文心雕龍》專列“詔策”篇，是君主尊嚴的確定與展現?！傲睢币灿邪l布命令的功用，但文體上沒有“詔”尊崇?！墩f文解字注》曰：“令者，發號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盵25]“令”在《文心雕龍》只附于《書記》，歸于各類政務使用的雜文。除皇帝外，皇太后、皇后、太子及權臣均可使用，如北魏胡靈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4](337?338)?！段簳芬詺v代帝王之“詔”串聯全書，孝文帝“紹晉定德”，不承認前后趙、秦和二燕，因此魏收僅對苻堅伐晉的命令文體稱作“令”[4](2103)?？梢姳狈绞咳藢Α霸t”“令”文體的選擇有些清晰可辨的緣由。

北魏統一北方后以占據中原的絕對優勢，貶南朝為遠逃江會、不聞華土的僭偽政權。拓跋燾首先通過王言表達與代表禮樂文明的南朝分庭抗禮的意愿，如元嘉二十七年(450)的宋魏戰爭，雙方于彭城城下的對話、饋贈即可證明。拓跋燾遣使李孝伯與張暢談判，《魏書》載李孝伯對張暢稱“主上有詔”，張暢反詰魏主之詔只能用于北境，而非鄰國之臣。沒想到李孝伯卻借此夸耀，“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于鄰國之臣？”[4](1168?1169)(《宋書·張暢傳》將此語刪去)。當時拓跋燾已無心南下，希望通過貨物交換達到講和目的，三次用“詔”(《宋書·張暢傳》將后兩次“詔”字刪去，改作口語“云”)送給對方駱駝、騾、馬、葡萄酒以及鹽、氈、胡豉等雜物。李孝伯在“后詔”中轉達拓跋燾希望劉義恭派 遣使者——“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 人”[4](1170)(《宋書·張暢傳》將“朕”悉數改作“我”)。作為北方的新霸主，拓跋燾是如此急切地想向南方展現自己的文治武功。三次用“詔”未免顯得生硬、笨拙，但通過王言彰顯自身是正朔所在卻是所有北方統治者共有的心態。從另一角度說，《宋書》等南方史書將“詔”“朕”等帝王專屬文體、用語或刪或改，說明南方政權對其中展現的正統意識也頗為忌憚，試圖以己方立場貶斥對方。

此外，我們還可從北方帝王對“檄”的使用來給予側面證明。檄作為一種軍事戰爭中承擔宣傳性和應急色彩的應用文體，其性質與“詔”“令”等王言相近，因而《文心雕龍》將“詔策”與“檄移”置于相鄰的兩篇。南方帝王如東晉元帝《討石勒檄》、康帝《討石虎檄文》等時常使用檄文來發布北伐、西討命令。據現存文獻，北方檄文數量不多且全部以臣子口吻發布。如北魏慕容紹宗《檄梁文》，北齊杜弼《檄梁文》(《藝文類聚》卷五八作魏收)、盧思道《為北齊檄陳文》，北周申徽《為周文帝傳檄方鎮》等，隋煬帝楊廣作為晉王征討陳朝曾作《遺陳尚書江總檄》《詐為蜀王秀檄文》，然登祚之后沒作過一篇。究其原因，王言作為帝王獨享的下行命令文體比檄這種施用于國與國之間的平行文體更能彰顯正統地位，以及自身在文化象征層面的威望。在血緣、文化不占優勢的情況下，王言必然成為北方政權爭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的重大效用，必然成為北方社會地位最高、最具代表價值的文學樣式。

四、王言與中古北方文學傳統的生成

上文對十六國北魏初期的王言進行了細致分析，王言作為一種文學文本，承載著北方社會特有的文學觀念和精神，此種文學傳統實乃奠定于十六國和北魏初期，經由北朝歷代一直延續至隋代，深度參與著中古北方文學的建構，影響著文學的發展方向。

首先，中古北方帝王形成了親撰王言的傳統。從十六國和北魏開始，西魏、北齊、東魏、北周一直到隋代，幾乎每個帝王都有此類文章。北魏獻文帝和孝文帝父子“詔令殷勤”[4](1383)，孝文帝“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4](187)?！段酿^詞林》弘仁本收錄北魏文成帝、孝文帝、孝靜帝，北齊文宣帝、武成帝、后主以及北周武帝、明帝八位帝王的詔敕27篇[26]。帝王親撰凸顯對王言的重視程度，將其作為最高層次的文學對待。相比“漢帝多自作詔”[8](86?87)，北方帝王親撰王言之目的依然在于展現優越文化，服務于南北正朔之爭。這在“口占”的使用上尤為明顯。十六國戰亂頻繁需快速處理軍務，民族首領多“不修書傳”，使王言有了口頭述說的可能性。如大夏赫連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劉)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11](3208)，口占起到炫耀才華的效果?！稌x書》同卷又載赫連勃勃自言(《通鑒》作“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盵11](3205)同條在《太平御覽》卷一九二 《居處部》引《十六國春秋·夏錄》作勃勃“下 書”，多出“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10](927)。前者應屬口占，后經文士潤色，以寫定在冊的面貌呈現。拓跋燾寫給宋文帝的兩封質樸如口語的書信，曹道衡推測可能是太武帝口授，由掌管文書的人直接用漢字寫成[27]。

自孝文帝開始，帝王口占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魏書》本紀載其“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4](187)，就是口占。文明太后之喪，孝文帝與游明根、高閭、李彪、東陽王丕十四往復，《魏書·禮志三》皆作“高祖曰”，嚴可均認為“皆似面語”[28]，只據《通典》收錄其《詔答東陽王丕等》《詔游明根高閭等》《詔李彪等》三首，其實都是口占。還有北周明帝《大漸詔》，《周書》本紀載“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云云”[3](59)，嚴可均認為“其詔即帝口授也”[29]，被毒殺前口授詔書傳位宇文邕，而讓權臣宇文護無法違逆，口占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巨大威力。全文篇幅長達七百字，是其真情流露的優美散文，可見北朝后期帝王已經具備極高的文學水準。

其次，王言成為北方文人奠定文壇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徑。與南方不同，北方文士大多有在中書機構或地方機構、王府、幕府中“掌詔誥”“掌書記”的經歷。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北魏開始仿效魏晉門閥制度，拉攏北方的門閥大族以維護統治。拓跋燾在神麚四年(431)征召北方范陽盧氏、趙郡李氏、渤海高氏、西河宋氏、京兆杜氏、太原張氏等進入政壇，其中盧玄、崔綽、李靈、邢穎、高允、游雅、張偉等“皆拜中書博士”。中書省成為北朝漢族文官的中心由此得以確立，其權力基本限于“掌詔誥”和修史。此職在鮮卑集團中不受重視，但中書監、令，中書侍郎、舍人、給事黃門侍郎、給事中等成為漢族士人競相爭奪的“熱官”[30]，是其奠定文壇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徑，預示著北朝文學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中古北方幾部史書“文學/文苑傳”描繪了王言發展的文學脈絡。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載孝文帝之后，“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摽沉郁”[3](744)?！段簳份d孝昌中，袁翻任中書令，與中書舍人徐紇“并掌文翰”[4](1534)；延昌初，常景受詔撰《門下詔書》，“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4](1808)?！侗饼R書》一個顯著特點，即是將撰制王言的中書官員歸于《文苑傳》。如天保中，李愔、陸邛、崔瞻、陸元規“并在中書，參掌綸誥”；河清、天統年間，杜臺卿、劉逖、魏騫等中書官員“亦參知誥敕”，“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之作”。魏收于武平年間去世后，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等出任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31] (603)。此外，《文苑傳》明載為中書侍郎的尚有邢邵、荀士遜、韋道儒等，足見中書侍郎一職在北齊幾乎成為文采的代名詞，而在同任此職的官員中，又會根據文采高下來分配不同內容、文體的王言。北周情況與北齊類似，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等成長于北魏時期，入關以后掌文書于中書省或相府之中，“咸奮鱗翼，自致青紫”[3](744)。其中蘇綽是權相宇文泰“大誥體”的發起人。北周自齊亡以后，全盤吸納了北齊中央文樞的成員，如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等十八人被征入長安，這些“大手筆”被周武帝宇文邕視若寶貴的政治財富。入隋以后，他們依然以其特長活躍在政壇、文壇之中，如李德林“文誥之美，當時無二。君臣體合，自致青云”[32](1367)；薛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聲名籍甚，無競一時”[32](1584)。這種獨特的文學觀貫穿于北朝始終，彰顯與南朝文學的顯著差異。

最后，以王言為代表的北方文學不是簡單向南方靠攏、因襲，而是能做出新的貢獻。自古王言就有威嚴與溫厚相結合的文風特點[33]。西漢王言確立了以典雅為主的風格范式[34](359)。特別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文書，是朝廷文雅的體現。如崔浩《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就有向北涼彰顯正統文化的意圖?；谶@樣的題材，文筆就必須典正，行文必須簡潔明晰。此外，各政權還不約而同地追求有別于典雅的另一種風格——宏壯。這是由于客觀的政治環境所致，無論是北方各民族之間，還是與南方晉、宋等政權在正統爭奪上都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晉室自南渡之后，便不曾放棄北伐，東晉、宋、齊、梁各朝的北伐詔、西討詔及各類檄文層出不窮。如桓溫《檄胡文》，被劉勰評為“觀釁尤切”，是“壯筆”[34](378)。前涼國主張駿《上疏請討石虎李期》和張重華《上疏請伐秦》都是氣勢磅礴討伐的奏疏。前者能進入南方文人劉勰的視野，稱其“文質耿介”，為“陳事之美表”[34](407)，是因為前涼一直奉晉為正朔，并一直積極與東晉聯系。

發揮王言“昭王制，肅強侯”[35]的效用，是北方士人在撰制上尤為看重的方面，這也促成了北方王言宏壯風格的形成。所謂“宏壯”，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論體”稱“敘宏壯，則詔、檄振其響”[36](1381)，即氣勢恢宏、貞剛凌厲的特征。如慕容寶入侵時，援將楊佛嵩行軍緩慢，拓跋珪命許謙作《遺楊佛嵩書》，楊佛嵩閱后“乃倍道兼行”[4](611)；張袞“遺(慕容)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4](613)。兩者語言明白曉暢，文采闕如，重在發揮文章卻敵的實用功效。魏初王言大體保持著類似的風格，如拓跋燾親征北涼之前，詔公卿作《為太武帝讓沮渠牧鍵書》，以整齊的四言對句歷數牧鍵“十二宗罪”。如其三“既荷王爵，又受偽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其七“北托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渾，提挈為奸”，節奏明朗、簡明有力。其后提出上中下三策，下策“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4](2207)，以四言散句敘述，具有強烈的威懾意味。四字句為主的句式與雄壯的詞氣相結合，呈現出一種蒼勁貞壯的風格。還有拓跋燾《詔高車使者慕容坦》“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4](2311)。這些文書的實際作者應是以崔浩、高允為代表的士人，劉師培《南北文風不同論》一文稱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確自雄”[37](561)，即不追求辭藻華美、氣勢逼人的戰斗文風。

此種宏壯貞剛的文風一直延續至北朝后期，如北齊邢邵“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31](476)，即在宏壯基礎上個人文采的加入。文宣帝高洋曾游東山，敕魏收作詔，宣揚威德，魏收“詞理宏壯”[31](490)?！段酿^詞林》收錄魏收《北齊文宣帝征長安詔》，以四字句結合雄壯的詞氣，頗有宏壯之美。高洋所謂魏收文書詞氣勝過溫子升、邢邵，實非虛語。作為北周和隋代兩朝大手筆的李德林，被人稱為“已大見其大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后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32](1352)。北方王言始終保有一份昂揚自信和強勢態度，而與南方梁元帝《耕種令》“直似士女游春小簡，官樣文章而佻浮失體”[38](2174)迥然有別。

更重要的是，在北方王言的壓力和影響下，南方從齊梁時期開始，一反劉宋以前多以寒庶、恩幸士人擔任文書、侍從之士，王融、劉繪、謝朓、江淹等高門士族、詩賦名家開始參與王言撰制。陳代王言開始進入帝王評賞的范圍，如“后主所制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陳后主以帝王之尊，親自撰寫王言并令姚察“刊定”，足見其對文辭要求之高。在其影響下，陳朝的文壇宗主多是王言大手筆，如《陳書·徐陵傳》載：“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制，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盵39](379)徐陵以綺艷詩風著名，但在當時成為“一代文宗”，是因其禪授詔策、九錫文等王言撰制上取得的文學成就。這一過程不僅使文書之士逐漸獲得了精英士人的社會地位，促進了王言修辭技巧的提高，也使得南方王言從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擺脫出來，具備了獨立的審美價值。

① 本文不以“詔令”作為標題，一是考慮到與“王言”相較，后者更全面；二是“王言”作為制度和文學研究用語，已經為學界所公認。

② 有關十六國和北朝的三省制度，?？偙蟆秲蓾h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增訂本)(中西書局2018年版)的研究觀點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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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ixteen States and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orthern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GUO Chengu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s a kind of literary style, Wang Yan (mainly referring to the King's words) carries the unique concepts and spirit of the medieval northern literature of China. Wang Yan,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emperor, became the sharp weapon for the northern regime to fight for legitimacy. And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in the national politics, it became the literary style with the highest social status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value in the north. As a literary tradition and a systemized writing style, Wang Ya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ontinuing through the Northern Dynasty on to the Sui Dynasty, and finally forming long-lasting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there were some literary traditions formed form Wang Yan. The first is that the northern emperors formed the tradition of writing imperial edicts in person. The second is that it influenced the northern literati's status and official careers. And third, the magnificent northern Wang Yan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outhern Wang Ya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hetorical skills of the southern Wang Yan which made the southern Wang Yan break through its original role a political tool and hold its own unique aesthetic value.

Wang Yan; the Sixteen States;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literary tradition

2023?06?28；

2023?11?10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早期經典文本的形成、流變及其學術體系建構研究”(21&ZD252)

郭晨光，女，河南許昌人，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漢魏六朝文學，聯系郵箱：gcgnku@126.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4.01.018

I207.2

A

1672-3104(2024)01?0188?11

[編輯: 陳一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