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國經驗的一般性理論何以可能

曹龍虎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蘊含著豐富的理論資源?；谥袊伯a黨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國內學者提出了現代化發展的新范式——“政黨中心主義”。學者們普遍認為，作為與“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相區別的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范式，“政黨中心主義”體現出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和前景。目前，“政黨中心主義”作為一種分析范式在學術研究中得到了初步運用，其作為一般性理論的應用價值正在被證實和凸顯，但在從以中國實踐為基礎的局部經驗概括到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的理論基礎仍須進一步夯實，相關具體研究也需要進一步深化。

關鍵詞：政黨中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經驗；話語體系

中圖分類號：D0；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1-0037-07

一、問題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創造了人類現代化史上的巨大成就。據有關統計，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國經濟總量占當時世界的比重不足5%；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遠遠低于當時整個亞洲44美元的平均水平。（1） 而到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2） 到2021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更是達到114.4萬億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7.7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超過18%；人均GDP按年均匯率折算為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3）

考察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作為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組織者、承擔者和推動者，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和最終成敗。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在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排在中國式現代化九個本質要求的首位，要求“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使黨始終成為風雨來襲時全體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方向，確保擁有團結奮斗的強大政治凝聚力、發展自信心，集聚起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磅礴力量”。（4）

基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國內很多學者倡議從政黨進路來重新理解現代化發展、國家建設、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由此，一種被稱為“政黨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新范式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按照“政黨中心主義”的基本觀點，政黨不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政黨在國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發揮核心作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以政黨為中軸而構建，整個國家治理過程由政黨主導而展開。區別于“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這兩大經典意義上的國家現代化主導范式，“政黨中心主義”范式體現出了一種新的發展前景，提出了一種新的現代化道路選擇。學者們也普遍認為，“政黨中心主義”雖然是基于中國經驗的一種理論提煉，但其價值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局部性經驗理論，而在于它是一種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實踐模式和愿景。

作為基于中國經驗的一種理論創新嘗試，“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理論價值毋庸置疑。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從中國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經受其他經驗的挑戰和檢驗，不僅需要我們在比較參照中將中國案例與已有的系統性知識相關聯，還需要我們在對人類可共享的知識有深入理解的基礎上考察案例結論與人類整體知識的聯系，明確新結論在知識系統中的位置。（5） 目前，國內學界圍繞“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實踐經驗、運作形態、治理功能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從梳理“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形成入手，對其作為一般性理論的發展現狀、適用條件、未來前景等問題略作探討，并進而思考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這一重大理論和現實命題。

二、基于中國經驗的“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提出

考慮到中西方現代化發展的時空環境，學者們普遍認為通過政黨這一組織化力量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符合近代中國的特定國情和現代化自身的內在要求。不過，從建立政黨驅動或者政黨主導的政治制度和國家發展戰略到提煉出具有明顯正面意涵、將政黨作為現代化核心推動力量的“政黨中心主義”理論范式，是一個長時間的經驗沉淀和復雜的理論提煉過程，不僅需要事實層面政黨驅動或者政黨主導模式在現代化建設成就方面的支撐，還需要相關理論工作者基于理論自覺積極地進行話語建構和理論創造。

（一）政黨驅動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在中國的形成

西方國家從新航路開辟之后就通過殖民掠奪等方式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并在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之后迅速進入工業生產、科技革命階段，而中國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才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被迫打開國門，開始了被動的現代化進程。當時的西方列強正處于從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階段，掠奪、搶奪海外原料市場和商品傾銷市場是其首要任務。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非常深重，救亡圖存的任務異常艱巨。在這種背景之下，通過政黨這一組織化力量來進行政治整合、推動國家發展就成為當時中國的必然選擇。孫中山先生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時就認為，“曩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于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迨夫外侮之來，立見摧敗，患難之際，疏如路人”。（6） 經過不斷的失敗和探索，孫中山最后選擇與蘇俄合作，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并改組國民黨，籌建黨軍，中國也開始正式進入通過組織化政黨推動革命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階段。不過，中國國民黨的組織長期處于派系紛爭和軟弱渙散的狀態（7） ，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能力、滲透性、輻射性、內聚力和整合性都遠在國民黨之上（8）。所以，在國共內戰之后，國民黨最終敗退臺灣，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組織者、承擔者和推動者，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將其通過政黨來推動國家發展的政治制度和戰略選擇稱為“以黨治國”。按照孫中山先生的看法，“以黨治國”的根本含義是以黨義治國，其中黨義就是“三民主義”。孫中山認為，“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T君把這個主義宣傳到全國，使全國人民都贊成，全國人民都歡迎，便是用這個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就可以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保?）雖然孫中山認為“以黨治國”的目標是“以主義征服”，讓“人民心悅誠服”（10） ，但當時作為概念的“以黨治國”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黨國”“黨國體制”等均具有明顯的負面意涵。由于國民黨政權是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全國性政權，為了鞏固自己政權的政治地位，中國共產黨除了政治、軍事上堅持根據地的獨立自主發展和鞏固外，還必須在輿論上、理論上、法理上批判“以黨治國”的“黨統思想”。（11）而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以黨治國”體制會衍生出專制、壓制個人自由等問題，他們更希望建立英美式的國家政治制度。（12）甚至國民黨政權自身，也認為通過政黨來推動國家發展的“以黨治國”只是國家政治發展特定階段的權宜之計，國家政治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回歸西方政治制度的“憲政”“民主”等，并確立了“軍政-訓政-憲政”這一國家政治發展的三步走戰略。（13）

作為按照列寧主義行動理論和組織理論建立起來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也主要是通過政黨力量來推動革命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在革命斗爭年代，先進的組織體系、嚴明的組織紀律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保障。而取得全國性政權之后，中國共產黨依靠其掌握的龐大軍事機器，以及在革命動員中積累起來的強大政治資源，廣泛且深入地主導著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在黨已全面控制國家和社會的情況下，雖然黨義治國、黨組治國和黨員治國是不爭的事實，但由于“黨治”“黨國”被視為國民黨統治的代名詞，所以在主流政治語言中，中國共產黨主要采用“黨的領導”這一標準提法。（14）

總之，雖然國共兩黨對通過政黨這一組織化力量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的稱謂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階級屬性的不同，兩黨的執政方式、執政效果也存在很大差異，但通過政黨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在中國還是得以確立并不斷完善。

（二）“政黨中心主義”理論范式的提出

大體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為理論上的覺醒和突破提出了基本條件，而國內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則讓“政黨中心主義”范式被順勢提出，并得到不斷闡發和深化。

據筆者查考，差不多從本世紀初期開始，國內就有不少學者先后發表了從自主理論構建的視角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解讀的文章，“政黨中心主義”也在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得到初步闡發。2002年，林尚立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集權與分權：黨、國家與社會權力關系及其變化》的文章，嘗試在黨、國家和社會三者權力關系及其變化的框架下理解中國社會。該文指出：“中國社會的權力關系有其特殊性，即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作為中國社會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們不能像研究其他國家那樣，直接用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來研究中國問題”。（15） 而楊光斌教授則在一篇運用比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俄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的文章中，正式提出了“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16） 不過，雖然這一時期關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黨史黨建、社會學等學科領域學者們關注的重點，但考察新世紀初期的相關研究成果，學者們更多還是遵循國家治理的研究范式，即學者們主要考察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著眼于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家治理、政治發展等現代化實踐中的角色、功能等進行細致闡釋。（17）

黨的十八大以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入新時代的背景之下，基于中國經驗的理論創新和話語創新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并提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義真、學問高、德行正，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18）。這樣，對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一定的理論提煉，就成為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任務，“政黨中心主義”范式也在這一背景之下得到進一步闡發。201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新政治學”圓桌會議上，楊光斌教授在理論自覺和建立學術話語權的視角下重新闡釋了“政黨中心主義”，認為在既有西方理論無法充分解釋中國實踐的情況下，我們亟須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并認為“政黨中心主義”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政治學”的基本要素之一。（19） 2019年，郭定平教授在《政治學研究》上發表了《政黨中心的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一文，嘗試在引入“政黨中心主義”這一新視角的基礎上，根據政黨與國家關系的比較分析框架和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脈絡，總結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經驗。該文認為，從理論與實踐來看，政黨中心的國家治理創造了大黨與大國治理的新經驗，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多元化發展作出了新貢獻。（20）而同年，景躍進教授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將政黨帶進來——“國家-社會”關系的反思與重構》，認為西方政黨是市民社會的組成部分，而中國共產黨是國家公權力的組成部分。政黨的位置差異深刻影響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國家與社會關系這一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基本范疇在中國場景下的具體運用需要進行重構，而政黨進路是其中一個頗具學術潛力的視角。（21）此后，以“政黨中心主義”為內容和視角的文章如雨后春筍般陸續出現。（22）

綜合學界的相關看法，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大體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首先，在政治轉型和政治發展方面，政黨在政權建立、政治制度構建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為該政黨的國家治理行為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其次，在國家治理方面，政黨在政治秩序、政治穩定、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依靠政治績效方面的表現，持續性地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再次，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與西方政黨作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不同，“政黨中心主義”范式中的政黨有效嵌入到國家政權和社會結構中，促進利益表達和利益聚合，主導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從理論生成的角度來說，雖然“政黨中心主義”并沒有像我們慣?？吹降囊灾袊涷灋榛A的理論創新那樣被冠以“中國式”等修飾詞，但該理論的概念建構、理論素材以及基本內容等都是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中國自近代以來形成的通過政黨這一組織化力量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的戰略選擇，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成就的基本事實，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學者們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理論自覺，為“政黨中心主義”理論的提出提供了經驗基礎和理論條件。

三、從局部經驗概括到一般性理論

（一）“政黨中心主義”作為一般性理論的經驗和理論基礎

在經驗現象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并進而將理論創新提升為更具解釋力的理論范式，不僅是學術研究的一般進路，也是學術創新的本能慣性?！罢h中心主義”范式甫一提出，其適用性和解釋力問題即隨之而來。雖然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主要是基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經驗而提出的，其內涵也主要是基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而總結的，但將其從以中國實踐為基礎的局部經驗概括提升到一種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論，進而用以分析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發展狀況，仍具有深厚的經驗基礎和理論基礎。

首先，在現實世界中，政黨這一組織化力量在國家建構、現代化發展等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很多國家，尤其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非常普遍。比阿特麗斯·馬加羅尼和露絲·克里切利考察了1950—2006年世界上主要政體類型的時空演化情況。她們根據各國實施的政治制度將政體分為民主體制、無政府體制、軍政府體制、君主制、單一政黨（single-party）制和主導黨（dominant party）制六種類型，并且把單一政黨制和主導黨制又統一稱為一黨制體制（one-party regimes）。根據數量統計，她們發現：即使受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西式民主體制有極大擴散，西式民主體制在世界范圍內依然只是少數，而且西式民主體制的傳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基本結束。與之相對應，一黨制體制在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一直呈現繼續擴散的態勢。目前，一黨制體制已成為最常見的非西式民主體制類型。在1950年至2006年間，一黨制占非西式民主體制類型的57%，占整個六類政體類型的33%。她們認為，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見證了一黨制體制的空前擴張，一黨制體制已成為最常見的非西式民主政體類型，并被證明比其他類型的非西式民主政體更穩定、發展更快。（23） 雖然比阿特麗斯·馬加羅尼和露絲·克里切利的文章存在意識形態偏見嚴重、統計方式有一定爭議等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一種在功能上區別于西方選舉民主體制，將政黨組織有效嵌入到國家政權和社會結構，并在國家制度建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中發揮組織、領導功能的政黨制度，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

其次，作為政黨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關于非西方政黨及其體制的研究為我們理解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基于中國經驗的“政黨中心主義”范式與西方學界對話提供了一定的話語溝通空間。長期以來，西方學界的政黨研究一直有很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問題，往往將選舉民主制度下以組織選舉活動為主要功能的政黨，即大眾型政黨作為現代政黨的典范，并以此為標準來衡量與評判非西方國家的政黨發展。（24） 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中的政黨一般先是以革命政黨身份領導革命、締造現代國家，繼而又承擔國家制度建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職責和任務，其組織特征與西方選舉型民主體制下的政黨迥然有別。在關于非西方政黨及其體制的研究中，大部分西方學者都持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主要在“民主-專制”或者“憲政民主-威權主義”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下來進行闡釋和解讀，將體現非西方政黨功能或者非西方政治體制下的政黨劃入“非民主（專制）”或者“威權主義”的陣營。不過，隨著政治學研究實證主義取向的加強，部分西方學者也開始以較為公允、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非西方國家的政黨和政治問題，他們關于非西方國家政黨及其體制的研究也開始肯定其在維護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例如亨廷頓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就認為，“一個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其政治共同體的建立，應當在‘橫向’上能將社會群體加以融合，在‘縱向’上能把社會和經濟階級加以同化”，并肯定了墨西哥、土耳其、突尼斯等政黨組織實力較強的國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相對成功的案例。（25） 薩托利在其政黨研究的名著《政黨與政黨體制》中將政黨劃分為“作為部分的政黨”與“作為整體的政黨”兩類，在分析“作為整體的政黨”時認為，“一黨制的出現不僅僅是對多黨制的失敗及其人所共知的缺點的反應，還可能是因為面對虛弱而不穩定的開始”，“從長遠來看，一個沒有政黨的國家是不能應付一個政治化了的社會的”。（26） 米蘭·斯沃里克、杰森·布朗利等學者則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在維護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功能進行了檢驗和探討。（27） 這樣，雖然西方學界關于政黨的研究存在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問題和意識形態傾向，但話語溝通的空間和基礎依然存在。

（二）“政黨中心主義”作為一般性理論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者開始嘗試借用“政黨中心主義”范式來分析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踐。（28）不過，作為一種理論創新嘗試，“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理論基礎仍須進一步夯實，相關具體研究也需要進一步深化。

就理論基礎方面來說，“政黨中心主義”范式背負著建構一種全新的政黨理論的使命，而目前這種理論構建尚付闕如。如前所述，將體現非西方政黨功能或者非西方政治體制下的政黨劃入“非民主（專制）”或者“威權主義”的陣營是當前西方學術界的普遍做法，顯然，這一做法體現了對非西方國家政黨發展的偏見，而要打破這種偏見，就必須建構一種新的具有全球視野和多元文明視角的政黨理論。從政黨理論的發展歷史來看，這一構想具有一定的實踐基礎和可行性。以西方政黨理論為例，其在今天呈現的理論形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完整統一的。具體來說，在西方300多年的政黨發展歷史中，多次重大的社會變遷和轉型都帶來了政黨運作方式的轉變，并進而帶來了政黨理論的發展和更新。例如，19世紀以來西方民主選舉制度的變革，使得原來主要在議會內活動的政黨紛紛建立基層組織、擴大黨的規模，以增強政黨的影響力和競爭力，進而引發了政黨類型從議會內的政黨向群眾性的政黨轉型；二戰后各國紛紛立法規范政黨運作的行為，也深層次地影響了現代西方政黨的發展，一些傳統的體制外的政黨如社會民主黨等，通過改變黨的綱領和組織變成了體制內的政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分層的多樣化和大眾傳媒的發展，則引發了學者們對政黨功能弱化、大眾化政黨興起等現象的思考。（29） 2021年，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指出：“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黨制度，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決定的。世界政黨制度具有多樣性，沒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適用于各國的政黨制度”（30）。今天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黨發展實踐，也為新的政黨理論發展提供了經驗基礎和理論可能。

就具體研究來說，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很多研究主題亟待深化。第一，“政黨中心主義”的實踐形態問題?；谥袊涷灥摹罢h中心主義”范式，主要是以中國共產黨作為原型進行的理論提煉和總結。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先鋒隊政黨。先鋒隊政黨理論，是列寧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而闡發的一種建黨學說。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共產黨人的最近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等觀點的基礎上，對無產階級革命中政黨的性質、組織形態特征、職能等進行了深刻的論述。根據列寧的先鋒隊理論，共產黨的組織形態主要有以下特色：共產黨應該是由少數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精英分子組成；共產黨執行嚴格的組織紀律；共產黨實行集中制。（31） 當然，列寧的先鋒隊政黨理論是革命斗爭這一特殊年代的產物。在今天，當我們談到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特征時更多是強調中國共產黨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嚴明的組織紀律、先進的組織體系、精干的干部隊伍。（32） 如果將“政黨中心主義”范式視為一種一般性理論，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制度與西方和中國均存在巨大差異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對其具體的運作形態進行整理并分類。第二，“政黨中心主義”的實踐效果問題。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所以基于中國經驗的“政黨中心主義”范式具有明顯的正面意涵，諸多研究在闡釋、分析“政黨中心主義”范式時均強調該范式體現出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和前景。但事實上，在數量眾多的體現“政黨中心主義”特征的一黨制國家和地區中，“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發展情況也存在很大差異。就執政績效來說，除中國、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外，體現“政黨中心主義”發展范式的喀麥隆、莫桑比克、突尼斯等國依然屬于低收入國家，墨西哥等則一直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而就執政持續性而言，蘇聯、東歐、印度、墨西哥等國家或地區擁有長期執政地位的執政黨后來紛紛遭遇挑戰。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解體，其共產黨或工人黨的執政地位不復存在，而印度的國大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等長期執政的政黨近些年來也紛紛喪失了執政地位。這樣，作為現代化發展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的實踐效果問題必然成為我們需要進一步細致考察的重要問題，由此甚至引出不同“政黨中心主義”模式之間的發展績效比較等問題。

總之，雖然“政黨中心主義”所體現出來的政黨功能和特征與西方學界眼中作為現代政黨典范的選舉民主制度下的大眾型政黨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中并非沒有對話的基礎和空間，而考慮到單一政黨制和主導黨制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這一事實，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政黨中心主義”具有作為一般性理論的現實條件和知識基礎。不過，目前“政黨中心主義”作為一種分析范式在學術研究中還只是初步運用，其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理論基礎仍須進一步夯實，其實踐形態和實踐效果等研究主題也需要進一步深化。

四、余論

長期以來，“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這兩大經典意義上的國家現代化主導范式在學界影響巨大，這兩大范式因與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典的國家與社會二分架構緊密相連，被視為具有廣泛解釋力的研究范式。通常來說，由于政黨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承擔一定的中介功能，所以學界更多地根據政黨在（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位置將政黨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或者“國家”的組成部分?！罢h中心主義”嘗試從政黨進路來重新理解現代化發展、國家建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顯然具有一定的學術創新意義。本文從考察“政黨中心主義”范式的形成出發，討論了“政黨中心主義”從局部經驗概括到一般性理論的現實基礎和亟待解決的問題。文章認為，作為基于中國經驗的一種理論創新嘗試，“政黨中心主義”范式具有作為一般性理論的愿景和價值。不過，除了學術層面的創新之外，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在話語層面的價值也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考察近代以來世界主要大國的發展可以發現，凡是具有強烈自主意識和世界抱負的大國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構建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而具有自己特色的話語體系也成為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構成。（33） 話語體系建設作為一項系統性意識形態工程或者文化工程，學術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視。西方國家長期在國際輿論場域占據著支配和主導地位，這種話語方面的支配和主導地位與西方學界的學術生產和支持密不可分。程巍就認為，從話語政治的角度來說，20世紀60年代西方新左派學生運動及其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實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在文化領域的歷史延續，通過以“中產階級”“白領”“藍領”“勞動密集型企業”“全球化”等詞匯替代過去的“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血汗工廠”“殖民化”“剝削”等詞匯，尤其是以“西方民主社會”替換“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等話語重塑工作，西方國家完成了意識形態的重建和再造，并得以在國內外的意識形態論戰中重新奪取道德制高點。（34）

從作為現代化發展新范式的“政黨中心主義”由局部經驗概括向一般性理論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出，“政黨中心主義”的提出和闡發不僅意味著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經驗的提煉和傳播，還涉及構建一種新的政黨理論和新的現代化發展范式等問題。顯然，這些都與話語體系的建構、重構密切相關，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當前，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是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任務，而“政黨中心主義”的闡發也讓我們看到了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巨大空間和廣闊前景。

注釋：

（1） 姜輝、龔云：《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光明日報》2019年5月29日。

（2）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政府網 2020年2月28日。

（3） 國家統計局：《2021年國民經濟持續恢復 發展預期目標較好完成》，中國政府網2022年1月17日。

（4）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6頁。

（5） 張靜：《從特殊中發現一般——反思中國經驗的闡述問題》，《學術月刊》2022年第3期。

（6） 《孫中山全集》 第3卷， 中華書局1983年版， 第92頁。

（7）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自序第1—2頁。

（8）（14） 陳明明：《黨治國家的理由、形態與限度——關于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討論》，陳明明主編：《共和國制度成長的政治基礎》（《復旦政治學評論》第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255頁。

（9）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2頁。

（10） 孟慶鵬編：《孫中山文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8頁。

（11） 例如，1941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刊物《黨的生活》上發表的一篇題為《黨與抗日民主政權》的文章就專門辟出一節“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其中指出：“‘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最有效的辦法。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 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薄多囆∑轿倪x》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頁。

（12） 當時，以胡適、張東蓀、張君勱、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為代表的學者，以《世紀評論》《大公報》《觀察》等雜志為陣地，大力宣揚自由主義觀點。參見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

（13） 1924年公布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指出：“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其中，軍政時期國家的主要制度“悉隸屬于軍政之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用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當國家統一完成之后，訓政時期便開始，其主要任務是政府“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辦自治”，而當人民受到訓練之后，能實施其選舉等權利、履行其國民義務之后，訓政階段即完成；憲政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頒布憲法，召開國民大會，國民依照憲法舉行全國性的大選。孫中山認為，“授政于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秾O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6—127頁。

（15） 林尚立：《集權與分權：黨、國家與社會權力關系及其變化》，陳明明主編：《革命后社會的政治與現代化》（《復旦政治學評論》第1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3頁。

（16） 楊光斌：《制度變遷中的政黨中心主義》，《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17） 相關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代表性的文獻有王浦劬等：《以治理的民主實現社會民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林尚立：《政治建設與國家成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版；燕繼榮主編：《服務型政府建設：政府再造七大戰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18） 《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中國政府網2022年4月25日。

（19） 楊光斌：《建國歷程的新政治學：政黨中心主義、政治秩序與“好政治”三要素》， 《中國政治學》 2018年第1期。

（20） 郭定平：《政黨中心的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政治學研究》2019 年第3期。

（21） 景躍進：《將政黨帶進來——“國家-社會”關系的反思與重構》，《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8期。

（22） 其中，代表性的文獻有燕繼榮、王江成：《政黨驅動的國家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道路及經驗》，《北大政治學評論》2021年第2期；唐皇鳳：《政黨主導型現代國家建設：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歷史邏輯的闡釋》，? 《四川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年第6期；等等。

（23） Beatriz Magaloni & Ruth Kricheli， Political Order and One-Part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13（10）， pp.123-143.

（24） 張建偉：《政黨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范式：挑戰、局限與突破》，《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年第5期。

（25） ［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369頁。

（26） ［意］G·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王明進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63—64頁。

（27） 參見Milan Svolik，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ason Brownle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 參見盧春龍：《從比較的視野理解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治理》，《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張春滿、郭蘇建：《政黨中心主義中西比較：21世紀的大分流》，《學術月刊》2023年第3期。

（29） 朱昔群：《政黨發展研究——一種比較的視角》，《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3期。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31）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416頁。

（32） 陳周旺、申劍敏：《先鋒型政黨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基于歷史-社會的分析》，《學?！?021年第4期。

（33） 張鳳陽：《國際競爭格局下的中國話語體系建設：一份研究綱要》，《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

（34） 程?。骸吨挟a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460—4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