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和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姚樹潔 王潔菲

一、引言

從歷史發展歷程來看,現代化是工業革命后人類實現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等多維度、多方面的深刻變革(羅榮渠,2004)。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現代化是指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等多層涵義(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Zhao,2022),而社會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共同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盡管對現代化的理解具有不同時代、不同學科和不同視角的差異,但總體來說,現代化被理解為從不發達社會成為發達社會的過程和目標,其中包含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及其所產生的一系列變化(王露璐,2021)。由于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口規模、資源稟賦、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等存在差異,因而現代化道路也各不相同。

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新中國有著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國情和文化,因此其現代化之路必然是一條獨具特色的“長征之路”,不僅會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還會面臨許多復雜多樣的風險和挑戰(韓保江和鄒一南,2020)。因此,厘清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并探究中國式現代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現代化內在邏輯的差異,有助于發現中國式現代化可能面臨的挑戰,進而在充分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現代化建設經驗的基礎之上,提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決策參考。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論述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第三部分比較中國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差異,第四部分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挑戰,第五部分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一)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

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是以對資本邏輯的徹底批判為開端,涵蓋了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越,為人類社會開辟新的發展道路、探索新的文明形態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劉守英等,202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學理上的內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實踐上和路徑上的必然選擇(張瑞才,2022)。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與中國社會實踐相結合的中國化和時代化(姚樹潔,2017)。無論是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對中國“四個現代化”內涵的界定,還是提出要“以蘇為鑒”規避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所產生的發展弊病,都印證了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所強調的,“馬克思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毛澤東,2022)。所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鄧小平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新的思考與討論,認為經濟效益低下、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根本改善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鄧小平,2001a),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政府網,2019),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鄧小平,2001b)。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及生產力發展重要性的理論闡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廓清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經濟體制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沿海開放型城市高速發展并產生大量溢出效應,拉動整個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商品貿易占GDP比重、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進入高速增長階段(見圖1)。不僅如此,鄧小平還鮮明地指出要將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統一起來,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2001b),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sj/)。圖1 中國經濟發展(1960-2020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閆志民,2023)。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21世紀和當代中國的最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現代化事業與時俱進,為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復興之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例如,2013年中國政府所實施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偉大戰略,便是馬克思主義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在中國的偉大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斷地促進中華文明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不斷地在實踐中取得偉大成果。

(二)以人民為中心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問題,從誕生之日起就放眼世界、放眼全人類(鐘君,2022),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閆志民,2023)。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品格(習近平,2017)。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深深地將“人民”二字銘記于心。無論是風雨飄搖的革命歲月、篳路藍縷的建設初期,還是春潮澎湃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共產黨始終在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爭。

中國式現代化旨在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對人民進行了創造性、系統性和科學性的闡釋。堅持為人民造福是中國共產黨行動邏輯的起點。新時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醫療、養老、教育、住房和收入增長等持續發力。例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國家實行了城市化、工業化偏向的經濟政策,并且采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造成了城鄉分割二元經濟體制和嚴重的城鄉差距(姚樹潔等,2019),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成為影響社會總福利水平的關鍵因素。因此,中國先后通過《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以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的實施,實現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持續增長。

不僅如此,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也強調全體人民的推動作用。唯物史觀認為,“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2023)。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和偉大民族的復興都需要將人民作為黨最堅實的依托。習近平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習近平,2020),因為人民中蘊藏著推動歷史發展的不竭力量。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平穩推進正是因為共產黨緊緊把握住了人民這個“源”與“本”(鐘君,2022)。

(三)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現代化建設初步目標

全面小康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內涵。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張瑞才,2022)。1979年,鄧小平基于中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國情,提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94),并且創新性地將“小康之家”界定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韓保江和鄒一南,2020;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

消除貧困,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促進全面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鄭有貴,2022;姚樹潔和王潔菲,2022)。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城鎮化、工業化和“先富帶后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導致各類資源在區域間、城鄉間形成不平等的傾向性分配,致使經濟發展呈現出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發散態勢,城鄉發展差距逐步擴大,發展存在明顯的不均衡(Yao and Zhang,2001),貧困問題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問題。雖然中國城鎮和農村都從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了發展,但是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系(姚樹潔和王潔菲,2022)。要實現中國現代化,就要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1996年,黨中央國務院強調“要以貧困村為重點,以貧困戶為對象,把扶貧任務分解到村,把扶貧措施落實到戶”,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得到了極大的緩解。

從溫飽到小康水平是小康社會建設進程中的歷史性飛躍,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步驟。然而,小康到全面小康還有一定的距離。2020年以前,我國農村仍然存在溫飽未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顯著高于農村居民,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如圖2所示),在新的貧困標準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規模仍然較大。得益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的實施,中國于2020年徹底消除了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中國農村發展“從鄉村建設到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邏輯”就是遵循現代化發展的邏輯(王春光,202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sj/)。圖2 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支出(2000-2021年)

三、中國與不同國家及地區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比較

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因此,研究不同國家及地區的現代化內在邏輯對中國式現代化實現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美國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

1.充分發揮資源稟賦優勢,深入參與世界分工

“在煤炭、水力、鐵礦和其他礦藏等,美國擁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所沒有的大量資源和優越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2023)。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為工業化節約了成本,也為美國參與世界市場分工和建設現代市場體系提供了條件。美國在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后,通過主動參與全球化和發揮本國資源的比較優勢,吸收了大量資本、移民、技術等生產要素,形成了暢通的循環機制。1910年,美國人口由1860年的近3100萬人增長至9100萬人,其中約有2500萬人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哈巴庫克,2002),移民的增加還促進了教育、糧食和住房的消費需求。世界市場分工促進了美國農業、工商業和金融業等的迅速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美國是近代世界分工的產物(馬克思和恩格斯,2023)。

2.積極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為現代化創造必要條件

19世紀末,美國科學技術極大地促進了農用機械的改進和發明,加之采用集約化生產經營方式,促使粗放型農業讓位于集約化農業,不僅為本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豐富的農牧產品,還通過出口農產品實現了資本積累,支持了工業發展。而電力、煉鋼、合成材料等新技術的應用,不僅提高了工業品的產量和種類,還促進了交通網絡的建設,鐵路不斷向西部荒野延伸,沿線的村莊逐漸發展為城鎮甚至城市(李慶余,1996)。美國在半個世紀內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加速推進了現代化進程(李慶余,1994)。不僅如此,南北戰爭后,共和黨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重塑了能夠增進工業利益的關稅法則,為本國制造業成功規避了來自世界的競爭壓力,進一步推動了美國的工業化。

3.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美國現代化建設

美國的軍事實力、技術創新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20世紀后半葉,美國迎來了一場新的科技革命,包括計算機、互聯網和生物技術等領域的進步。這些技術創新推動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的變革,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增長,顯著高于同期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如圖3所示)。反觀中國,1960年至1978年,中國大陸城鎮人口占比均低于20%,遠遠落后于美國。直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城鎮人口占比才得以連年增長,與美國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但是美國城鎮人口占比依然領先于中國和其他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圖3 美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及與中國、高收入國家比較(1960-2020年)

4.美國現代化道路的內在缺陷

首先,美國自由放任模式的工業化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經濟秩序的混亂和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邏輯不斷加深了社會危機(李慶余,1996),最終導致世界頻繁爆發經濟危機,經濟蕭條帶來的災難主要由底層人民承受,大量企業破產,農場主與勞工遭受了沉重打擊,失業率高漲。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城市繁榮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重大弊端,即財富分配不公平,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890年,美國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財富超過9000美元,而農村家庭僅為3250美元(李慶余,1994)。其次,基于戰爭驅動的美國現代化道路是以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血淚為代價的。美國憑借其先進的武器裝備對大量發展中國家發動侵略戰爭和暴力掠奪,攫取了大量的資源發展科技,維護了其霸權地位。最后,從生態環境保護層面來講,美國的現代化歷程又是一部人類征服自然又遭到自然瘋狂報復的災難史。隨著先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變革,征服自然成為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現代化的主導性環境觀。美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雖然用勤勞創造了令人驚嘆的物質文明,但同時也改變和重塑了北美的自然環境,大量森林被砍伐、草原被破壞、大量野生動物滅絕、水土流失、河流被污染,以及頻繁的沙塵暴等,都是美國現代化的自然代價(付成雙,2007)。

(二)新加坡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

1.堅持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民族主義

新加坡本質上是依靠移民而建立起來的國家,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以及歐洲人等是新加坡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趪列?、市場小、人口少、資源少、民族種族復雜的基本國情,如何將語言、宗教、文化不同的民族凝聚成同質的新加坡國民,成為新加坡實現現代化建設的關鍵。針對這一客觀難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堅持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民族主義,通過堅持“各族語言平等”和推行“雙語”教育構建民族認同,進而開展全面的現代化建設。

2.改革經濟發展模式,積極吸引外商投資

1965年,新加坡宣布獨立,并開始實施現代化計劃。通過政策引導和經濟重組等措施,新加坡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并實現了全面現代化。新加坡早期的工業生產主要是滿足國內消費,無法創造更大的利潤。因此,新加坡改變單一制的經濟發展模式,將“進口替代”發展戰略調整為“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這大大加速了新加坡的工業化進程。到20世紀末期和本世紀初,新加坡政府提出將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轉型,進一步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世界資本。1999年,新加坡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占GDP比重高達21.5%,遠遠高出同期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00年至2020年,新加坡外國投資凈流入雖然有波動,但依然呈上漲趨勢,并且遠遠高于世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也迎來了外商直接投資規模高速增長的時期,但是與新加坡相比,差距依然巨大(如圖4所示)。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圖4 新加坡外國投資凈流入占GDP比重及國際比較(1970-2020年)

3.政治環境穩定、治理能力提升

很多國家在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會出現政治混亂和政治衰敗,國家無序和政府無效。如何處理好政治秩序與政治發展的關系,處理好現代化進程與國家治理方式的關系,是國家進行有效治理的關鍵。進入21世紀以來,盡管全球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各種“黑天鵝”事件,新加坡依然堅持發展高新技術,堅持對外開放,持續推動本國經濟向更高水平的方向發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發展成效。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具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并且在政黨治理理念、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載體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的探索成果,形成了獨特的治理模式。行動黨根據新加坡的國情和發展水平處理好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中的各種矛盾,為新加坡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領導保障(李路曲和王曉飛,2022)。

(三)中國香港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

1.自由經濟體制吸引了大量資本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前約150年的時間是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存在的。因此,香港的現代化發展歷程與殖民統治,特別是英國殖民統治有著密切的聯系(雷莉,1997)。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地區后,為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次年便將香港變為對世界各國商品免征關稅的自由港,極大地吸引了各國商人選擇在香港開展貿易。1842年,英商渣打洋行由澳門遷入香港,為香港創辦工商業帶來了各國的資本;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香港的工業化加速發展,工業生產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使香港逐漸從轉口貿易港口變為工業城市;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外貿易、金融、航運、旅游等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并形成了多個區域性和國際性中心,例如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輕工業制造中心等(雷莉,1997;陳鋒,2002)。英國在香港堅持實行自由港并推行自由經濟體制,主張讓市場發揮對經濟的主要調節作用,避免行政干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這種自由經濟政策的影響下,香港擁有更靈活的經濟體系和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香港進一步吸引外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仝菲,2011)。

2.移民促進了香港現代化建設

國際移民是一個重要的現代化動力機制。19世紀以來,香港經歷了三次移民潮。1931年和1937年中國先后爆發“九一八”事變和全面抗日戰爭,為了躲避戰爭迫害,幾十萬中國大陸居民攜家帶口遷居香港,1941年香港人口由1931年的84萬人增加到164萬人,年均增幅為7. 72%,中國香港迎來第一次移民高潮(徐舸,1998)。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在美國的操縱下,香港被迫成為美國發展太平洋經濟體系的工業據點,從轉口貿易港向工業化經濟轉型,這一時期新中國的成立使不少國民黨將領、地主及資本家逃亡香港,為香港工業化經濟轉型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資金和技術,香港出現了第二次移民潮(仝菲,2011;張志翔,2021)。1966年至1976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推動香港出現了第三次移民高潮,1949年到1970年前往香港的移民(包括他們本身來港后的人口自然增長)超過100萬人,1970年底中國香港總人口達399. 5萬人,移民占比達25%(盧受采和盧冬青,2004)。1970年以后香港人口增長緩慢,但是城市人口一直保持增長的發展態勢。1993年,香港總人口達590萬人,且城市人口占比達100%(如圖5所示);2021年,香港人口達到741萬。

圖5 香港人口數量及城市人口占比(1960-2020年)

3.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是香港現代化建設的堅實后盾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重新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全黨工作的重點。香港抓住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機遇,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重要貿易港口,香港的商品進口金額自改革開放后大幅度增長,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后,香港的GDP和商品進口額有了高速增長。從圖6中可以看出,中國內地從香港進口總額變動較小,但是中國內地向香港出口總額卻連年攀升,中國香港地區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中國內地的資源稟賦及其開放政策。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sj/)。圖6 中國大陸與香港進出口貿易與香港GDP(1960-2020)

(四)不同國家和地區現代化內在邏輯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比較

1.中國與美國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比較

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在推動社會生產力解放層面作用巨大,但是其對資本的無限追逐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徐坤,2022)。因為以資本為中心邏輯主導下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格外強調財富的顯著地位,大力追逐經濟發展,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導致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失衡乃至撕裂(羅紅杰,2021)。尤其是美國現代化過程還伴隨著對自然資源大規模的占用,對生態環境的肆意破壞(張瑞才,2022),加上自由放任模式工業化所造成的經濟蕭條等均證明西方現代化模式并不具備“普適性”,照搬西方國家現代化模式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生態危機”等諸多問題將較多發展中國家卷入發展漩渦(楊章文,2022;丁志剛和熊凱,2023)。

不同于美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現代化的總體布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中國式現代化還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不僅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且還注重精神文化的富足、社會公民德行修養的提升和居民幸福感、獲得感的提高。

2.中國與新加坡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比較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政府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參考。新古典經濟學依賴于高度形式化的演繹邏輯來創造一個過度簡化的經濟實踐圖景,其普遍化的現代化模式假設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低估了政府治理和調控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政府治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而又充滿智慧的方略。

另一方面,不同于新加坡的現代化建設,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前提。從經濟增長速度、發展持續時間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程度來看,中國并不是唯一的發展奇跡。然而,在人口規模巨大、歷史漫長復雜、地區差別巨大的條件下依然能夠持續增長的國家,中國是唯一的(姚樹潔,2015)。巨大的人口規模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支撐和優勢,因為超大規模市場和消費潛力為現代化建設創造了巨大空間;同時,人口規模巨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約束和挑戰,因為如何處理巨大人口規模和有限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如何走出惠及十四億人口的現代化道路等問題,沒有先例可循,亟需用實踐去解答(徐坤,2022;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

3. 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比較

殖民統治和移民使得中國香港具有較高水平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助力香港實現現代化建設。然而,殖民統治的本質是侵略和掠奪,尤其是資源和勞動力掠奪。馬克思認為,在資本結構不變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隨資本積累增長而增長(馬克思,2018)。1845年到1874年,經過中國香港出洋的“苦力”高于20萬人,而“苦力貿易”是英國資產階級野蠻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之一(馬克思,2018)。因此,香港的發展更注重短期經濟效益,發展成果未能惠及大多數香港市民。按照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2011年和2016年中國香港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533、0.537和0.539,貧富差距懸殊,若把房地產資產收益核算在內,基尼系數高達0.7(王春新和林志軍,2022),大大妨礙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一直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并將其貫穿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楊章文,2022)。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現代化建設的價值歸宿不是單純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而是通過現代化提高全體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實施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偉大戰略便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步驟。精準到戶、精準到人的扶貧策略徹底消除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共同富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挑戰

(一)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短板”

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根基,當探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及其特殊境遇時,絕不能忽視農村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王露璐,2021)。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仍然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阻礙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農村發展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尤其是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工業化、現代化框架中,農村長期處于邊緣、弱勢、滯后、不平等的發展處境。產業基礎不牢、大規模人口向城市遷移、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較低、環境污染問題等成為農村發展不平衡的共性問題。根據木桶效應,中國式現代化質量取決于欠發達農村地區的現代化發展狀況,要以農業農村現代化補齊“短板”(孔祥智和何欣瑋,2023)。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發展階段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不同(柯炳生,2000)。無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鄉村振興戰略,其根本目的都是推進農村社會和農業生產現代化。中國農村發展是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大勢所趨,伴隨工業化的深入推進,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傳統農村社會必然要發生變遷和轉型(陸益龍,2021)。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轉變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但是,農業現代化向農村現代化拓展過程中通常會伴有一定時期的差速階段,并且農業現代化對農村現代化的邊際貢獻先遞增后遞減(陳明,2022)。因此,農村現代化不僅要求農業現代化,而且還需要從主體動力、體制機制等方面增強發展潛力,要通過農業變革實現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提升,要使鄉村經濟和鄉村治理活動更符合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標準。通過優化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手段,推進農村供銷合作社改革,不斷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完善和發展,進而實現農業的高質高效發展、鄉村宜居宜業(張紅杰和張旭,2023;孔祥智和何欣瑋,2023)。

(二)面臨發達國家先進生產力競爭的壓力

中國現階段的科學技術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尚有一定差距。由圖7可以看到,中國每百萬人中研發人員數量雖然逐年遞增,2020年達到1584.8人,是1996年的3.5倍,但是與美國、韓國和新加坡相比,中國研發人員規模仍然較小。2020年,中國每百萬人中研發人員數量分別低于美國(3203.2人)、韓國(7128.7人)和新加坡(5760.1人),且差距逐年遞增,說明中國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所提供的人力資源支撐還較弱。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圖7 中國研發人員規模及部分國家比較(1996-2020年)

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能夠說明一個國家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所提供的物質條件保障。圖8顯示,1996年至2020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占GDP比重不斷增加,可是與美國、韓國、日本的差距依然較大。領先的科學技術水平,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占據了產業鏈的高端位置和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并據此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據了明顯的話語權、規則制定權、標準制定權和產品定價權(吳忠民,2022)。生產技術水平上的相對落后使中國在世界技術貿易市場處于劣勢地位,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獲取技術,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另一項挑戰。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圖8 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及部分國家比較(1996-2020年)

(三)地緣政治所造成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

世界經濟在多重不確定因素的相互疊加之下,會導致各經濟主體行為邏輯發生變化,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會產生影響。美國對于現代化建設迅速推進的國家十分忌憚,并動用各種資源在各主要領域進行打壓?；粮?2012)指出,“美國把自己看作是全球民主體制的發源地和保護人,越來越頻繁地扮演裁決他國選舉是否公正的法官,倘若達不到他的標準,美國便通過經濟制裁等方式施壓”。因此,出于遏制中國發展、轉嫁本國社會矛盾等多重目的,美國連續對中國進行了多領域地打壓、制裁和封堵。經濟層面,美國對中國實施商品種類數量眾多、涉及面廣泛的報復性關稅,制裁大量中國企業;政治層面,美國試圖建立所謂“民主國家同盟”制衡中國,并借香港地區、臺灣地區和新疆問題干預中國內政;科技層面,美國一方面加大本國科技研發投入、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實施“小院高墻”策略等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和打壓;外交層面,關閉中國駐美領事館,嚴格限制中國對美國的學術交流活動,在國際層面宣揚“中國威脅論”(吳忠民,2022)。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將會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的阻礙與風險挑戰。

不僅如此,尚未結束的俄烏沖突、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與俄羅斯的反制裁也是一場重大的世界政治地緣博弈。烏克蘭危機不僅僅是俄烏雙方的沖突,而是以美國霸權為首的北約集團對俄羅斯進行的一場經濟、軍事、政治、外交和輿論絞殺行動(姚樹潔和王潔菲,2022)。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俄羅斯、烏克蘭的經貿合作不斷深入,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全球能源、工業原材料和農產品的重要供給國,在激烈的戰事和不斷加碼的經濟制裁的共同作用下,世界股市、原油、糧食等市場反復震蕩,給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帶來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會產生愈加明顯的不利影響。習近平也強調,“要高度重視境外風險防范,完善安全風險防范體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應對風險能力”(習近平,2020)。

(四)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限制綠色經濟效率的提升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高速增長,然而總量的擴大并沒有同時伴隨質量的提升。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不僅消耗了大量農業原始積累,也造成了環境污染(姚樹潔等,2019)。以往依賴生產要素的高投入、“先污染后治理”的高耗能、高污染發展模式導致自然資源日漸耗竭、環境污染和物種多樣性等問題頻發,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當下生態環境和各類資源對經濟增長的約束不斷強化,提高綠色經濟效率已成為實現高質量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挑戰之一。

以環境污染為例,空氣質量下降,不僅會影響居民醫療和防御性消費支出,而且還會影響勞動生產率,進而加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以資源利用為例,土地是人類生產生活的重要載體,更是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部分地方政府盲目擴大工業用地供給規模、限制商住用地供給,不但會增加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加劇環境污染,而且土地資源的無效或低效率配置還會導致傳統生產要素的邊際貢獻不斷下降(王弘毅和謝冬水,2023)。

五、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

(一) 多維度、動態地破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均衡不充分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致力于促進現代化的全面協調高質量發展(鄭有貴,2022)。以中國香港現代化道路為鑒,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實現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王潔菲和姚樹潔,2022)。全面協調發展包含諸多維度:

一是現代化工業體系與農業體系的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日益凸顯。鄧小平指出,“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鄧小平,2001a)。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促進產業協調發展,在構建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進程中通過發揮工業化的先導作用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與質量。二是在城鎮化進程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卩l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要不斷促進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輻射,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滲透,人才、資金和技術由城市向農村輻射、流動,以此縮小城鄉發展差距。通過制定切實有效的農村消費補貼政策,促進城鄉消費收斂,有效減輕居民養老、教育和醫療等負擔,逐步放開城鄉戶籍制度,破除區域及行政藩籬。通過充分借鑒新加坡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提高基層政府治理能力及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姚樹潔和房景,2023)。三是在促進現代化全面協調發展過程中,促進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東、中、西部區域協調發展,注重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通過“馬陣跨阱”和“板鏈拉動”,加強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各板塊之間的聯系,釋放區域內部的增長潛力(姚樹潔和劉嶺,2021;姚樹潔和房景,2023)。

(二)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積極變革生產關系

科技創新在現代生產中具有主導地位,科技創新不僅是整個社會發生變革的原動力,也是引領各行各業高質量現代化發展的基礎。新加坡和美國鼓勵科技創新,堅持發展高新技術,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化生產技術水平的發展。當下,新一輪科技創新方興未艾,以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高速發展。一方面,蓬勃發展的新質生產力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得工業時代的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新質生產力的需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與新質生產力之間存在一定矛盾。中國式現代化不但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更是新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的過程。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形態的新挑戰本質上是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對與之相適應的新生產關系的呼喚(沈文瑋和李昱,2022)。因此,在數字生產技術高速發展的同時,要積極變革生產關系;在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政府、企業和高校等要積極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來應對發達國家先進生產力的競爭壓力。

(三)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推進高質量、高水平對外開放

開放是解決發展過程中內外聯動的方法,無論是內循環還是外循環,都離不開對外開放,尤其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需要更高質量的開放發展(劉守英等,2023)。新加坡堅持對外開放,持續推動本國經濟向更高水平的方向發展,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涵包括“國內大循環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兩個方面的目標要求,這使得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構成了新發展格局的一體兩面(姚樹潔和房景,2023)。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方面需要打破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分割,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提高數字技術共治賦能水平,調動激發國內大市場增長潛力;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國內高鐵、鐵路、公路、航空、水運與中歐班列等的銜接聯通,暢通國內國際大市場連通的陸上通道,進而提高“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長江黃金水道與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互聯互通。

(四)堅持綠色新發展理念,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美國現代化過程隨著對自然資源大規模的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肆意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也造成了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然而,隨著環境問題頻發,中國政府愈加意識到綠色發展是超越資本邏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問題的關鍵(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懊利愔袊背蔀橹袊浆F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綠色特質(徐坤,2022)。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農村建設都要注重生產、生活、生態三個系統協調發展,尤其是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加強鄉村建設與生態融合發展,提高農村生產-生活-生態協同發展水平,把廣大農村建設成為城市及工業的美麗后花園和碳匯集中地(姚樹潔和張帆,2021)。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系統觀念為指導,將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統籌推進,實現對傳統現代化道路的超越和生態環境的根本好轉,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