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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自抑:崛起國何以戰略收縮

2024-01-30 12:28普宜媛
戰略決策研究 2024年1期
關鍵詞:戰略國家

普宜媛

一、問題的提出

大國對外擴張需要謹慎把握擴張收益、機會成本與資源投入所構成戰略償付能力的平衡,伴隨著當前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戰略競爭景象的重現,更應審慎認識大國的對外戰略選擇及其償付能力平衡的問題。在國際關系史中,世界或地區性帝國對外大規模軍事擴張,通過獲得領土、擴展外部安全承諾來彰顯國家強盛的故事屢見不鮮;也有大國選擇通過減緩對外擴張、削減財政支出來實現有限收縮,從而穩固其國際地位與戰略收益;或有國家卻失智于“擴張”的美夢,沒有及時調整國家擴張性的對外政策,從而崩塌于過度擴張的沉疴、湮滅于歷史的長河中。例如時為16、17 世紀霸權國的西班牙王國在其黃金年代持續斗爭,在歐陸與大西洋四面出擊,最終在過度擴張、政府貪腐與高昂軍費導致的經濟停滯下走向衰落。而面臨衰落的英國卻在19 世紀60 年代與20 世紀初兩次選擇戰略收縮,避免了過度安全承諾使自身“不堪重負”,從而維持了英帝國在長時間內的“霸權利益”。①保羅·麥克唐納,約瑟夫·培倫特 著,武雅斌 郭曉夢譯:《霸權的黃昏:大國的衰退和收縮》,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69 頁。作為崛起國的隋王朝初期采取了對突厥的強硬對抗政策,在開皇初年采取了戰略收縮的政策安排,形成了對擴張收益的相對克制,因此也締造了隋初時代的“開皇之治”。同樣的,在德意志統一之后俾斯麥并未維持建國初期的擴張政策,而是選擇了有限程度的戰略收縮從而維持了德國在19 世紀70 到80 年代中期相對穩定的國內經濟發展階段。同為崛起國的法蘭西第一帝國,卻在拿破侖不斷的對外征伐中深陷過度的外部安全承諾所帶來的弊病,最終在不斷的對外征伐與反擊中走向衰亡,成為帝國歷史上的曇花一現。

由此可見,不論是衰落的霸權國亦或是崛起國都存在成功戰略收縮、及時止損的典范,也有深陷過度擴張泥潭、最終衰亡的悲劇。為何部分崛起國能夠實現戰略擴張轉向戰略收縮的轉型,在及時止損的同時彌合了戰略償付失衡的“李普曼缺口”?而其他崛起國則深陷過度擴張無法修正,最終導致了國家的衰微甚至滅亡?本文在此主要回答的便是崛起國家何以實現戰略收縮的問題。

二、文獻回顧與批評

吉爾平(Gilpin)指出,霸權國在和平年代過度且持續的軍費開支將浪費國內資源,限制未來的經濟增長,并侵蝕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財政基礎。②Robert Gilpin ,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6-185.此后,則吸引了諸多學者關注霸權衰落背景下的國家對外戰略擴張與收縮的問題,但也因此,霸權衰落構成了對于過度擴張與戰略收縮研究的基本前提,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多數假定國家處于衰落狀態,即“衰落”提供了戰略收縮的動機。

在既有文獻中,關于戰略收縮出現的成因可以分為兩類:基于新現實主義邏輯的結構性解釋以及基于國內政治視角的解釋。

受吉爾平霸權必衰的觀點影響,從國際實力分布出發的結構性解釋往往帶有對于國家“相對衰落”的消極預期,吉爾平在解釋國家為何難以收縮時認為,維持霸權國的全球承諾將付出高昂成本,但收縮將釋放自身脆弱的信號,因此國家很少主動采取收縮政策。①Robert Gilpin ,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84.而權力轉移理論則存在不同的觀點,權力轉移所帶來的的不確定性、恐懼與雙方的不信任成為衰落中的大國決定固守現狀或擴大雄心的基礎。②A. F. K. Organski,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9.無論是霸權穩定論還是權力轉移理論,其最終都否定了戰略收縮的可能,并且認為國家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將最終致使戰爭爆發。保羅·麥克唐納(Paul McDonald)與約瑟夫·佩倫特(Joseph Parent)則從結構層次出發,提出了關于霸權衰落時進行戰略收縮的樂觀主義解釋,認為實力結構排序、外部盟友的可獲得性、對外承諾的相互依存程度與對擴張收益的考量將影響國家是否采取以及采取何種收縮政策。③麥克唐納與佩倫特也某種程度上注意到了本文所提出的“崛起國放慢腳步或停止擴張”的現象,并且認為國內政治是可能的動因,但卻沒有在其理論中對這一現象做出解釋。參見:保羅·麥克唐納,約瑟夫·培倫特著,武雅斌 郭曉夢 譯:《霸權的黃昏:大國的衰退和收縮》,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5 頁。這一解釋實際上是通過揭示國家地位相對變化來理解收縮政策成因的路徑,認為國家可以通過收縮來保留實力謀求適時復興。但這一解釋無法解釋國家在何時何地會選擇戰略收縮,更是完全忽略國內政治的差異性,因而無從談起對非衰落國收縮行為的解釋。④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麥克唐納與佩倫特的研究并非忽視崛起國,而是通過國家在大國中的GDP 份額將部分崛起國視作為衰落國家,這很明顯存在極大爭議,因為在這一標準下20 世紀30 年代初的納粹德國也屬于衰落國,這顯然是荒謬的。類似批評參見:Kyle Haynes 與McDonald及Parent 的通訊稿:“ Correspondence: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eril or Prom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No. 3, Vol. 4,2012, pp. 189-203. 并且麥克唐納認為在相對衰落的情況下有70%左右的國家出現了收縮,但在經歷國內政治變革的情況下,只有33%左右的國家出現收縮,進而因此排除了國內政治的競爭性解釋,這顯然是魯莽的,因為在框定衰落的前提條件下審視國內政治變革并沒有多少說服力,相對衰落論本身就沒有給予國內政治以國際層面的相同尊重。

總的來看,結構性的解釋無法回應國家內部能力汲取的問題,并且也無法對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現象進行解釋,因為對于結構主義者而言只有霸權衰落才可能出現戰略收縮,而也有研究指出,即便是正在崛起的新興國家也有出現戰略收縮的現象。①劉博文:《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緣何逆轉——以日本(1920—1927)和蘇聯(1953—1960)為例》,載《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0 年第1 期,第88-124 頁。由此,又該如何解釋存在外部擴張收益預期下,崛起國選擇戰略收縮的現象?

此外,也有從戰略主體與外部行為體的互動關系中解釋戰略收縮現象,這一解釋與結構性解釋相關聯,其不強調實力差距縮減等結構變動的外部環境,轉而強調國家間關系的重要性??枴ず6魉梗↘yle Haynes)提出了對于相對衰落的國家進行戰略收縮的互動性理論。其認為,只要存在一個適當的地區繼任者,相對衰落的國家將考慮繼任者的適宜程度和該地區對本國的戰略重要性,從而選擇是否將其目前的責任進行移交,以及何時、如何迅速進行戰略收縮。②Kyle Haynes, Decline and Devolution: The Sources of Strategic Military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9, No.3, 2015, pp. 490-502.這一模型從外部互動關系決定是否戰略收縮的角度提供了有力解釋,但卻遺留下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國家如何判斷地區權力繼任者的國家意圖?在國家具備隱藏自身戰略意圖的動機前提下,國家收縮一旦被實施欺騙的國家視為示弱將更有可能誘發沖突從而致使收縮國的衰亡。③關于這一問題,Yoder 做出了相關研究,其指出收縮是對于崛起國戰略意圖的試探工具而不是在已判定崛起國類型的前提下進行的固有選擇。Brandon K. Yoder, Retrenchment as a Screening Mechanism: Power Shifts, Strategic Withdrawal, and Credible Sig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1, 2019, pp. 130-145.

由于對于戰略收縮問題的結構性解釋處于壟斷地位,所以即便是強調國內政治視角的理論解釋也仍然無法擺脫“衰落”這一基本的假定,但國內政治視角往往反對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轉而更加強調國家內部政治在阻礙或推進收縮政策時的關鍵作用。

既有關于國家在擴張后選擇戰略收縮的國內政治解釋中存在深刻的“失能”與悲觀偏見。早期關注戰略收縮的國內政治基礎的學者往往強調決策者的決策失誤是戰略收縮無法形成的關鍵,其往往認為是領袖的錯誤決策造成了國家自我挫敗和做出非理性對外政策。庫普乾(Kupchan)發現國內經濟收益對于國家逆轉戰略擴張并沒有明顯作用,并且提出了“那些認為自己的國家不那么脆弱的領導人將更傾向于削減對外圍國家的承諾”的觀點。①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斯奈德(Sayder)在《帝國的迷思》中則強調了被政客和領袖內化的、基于國內利益聯盟的錯誤認知,將致使國家難以及時收縮。與之相似的是多蘭(Doran)的解釋,其同樣側重于從決策者認知來解釋戰略調整問題。②斯奈德的工作貢獻了一個潛在意義的理論推斷,即過度擴張并不一定是由于領導權的經濟衰退,因此在部分崛起國也存在過度擴張的可能;而這也造成另一種猜想,即歷史上的戰略收縮不僅是衰落的霸權國的政策選擇,同樣存在崛起國執行收縮的可能。參見:杰克·斯奈德著,于鐵軍 譯:《帝國的迷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以及Charles Doran, Systems in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托利弗(Taliaferro)則注意到了大國常常在一些沒有多少利益的邊緣地區進行過度干涉的現象,并且運用“風險平衡理論”來解釋大國對邊緣地區的干涉與過度干涉行為。③Jeffrey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需要說明的是,前景理論中預期決策者應該在獲得擴張收益的情況下更傾向于“收縮”此類規避風險性的行為,但事實卻是,崛起國既有沉迷擴張的現實,也出現過規避風險的收縮行為;因此前景理論在回答戰略收縮現象時并不能形成一致性解釋。此類解釋有一定的可信度,因為我們總是可以在歷史學家的著述中發現對于領袖錯誤決策的批評,但與之相對的是,我們無法期待每一個執行戰略收縮的都是英明的領袖,在現實中往往有諸多領袖實現了在戰略擴張之后推行戰略收縮而避免國家破敗的過程,也有諸多領袖沉醉于擴張收益而最終走向衰亡的悲劇。由于實現擴張或收縮政策的領袖本身都具有極強的個人能力,所以我們無法簡單地將收縮或擴張戰略的形成歸因于認知因素。

另一類內部解釋邏輯則是關注政治體制、國家與社會關系等對于國家執行戰略收縮政策的影響。④斯奈德同樣強調了國內卡塔爾化的利益集團對于帝國迷思的傳播作用,因而也可被歸為國內政治結構的解釋之一,并且其在解釋英帝國衰落時期(19 世紀50-70 年代)及時抑制擴張選擇收縮時同樣具有解釋力;但是由于其選擇性的忽視了崛起國收縮的現實,因而致使其理論并未給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現象“留有余地”。參見,杰克·斯奈德著,于鐵軍譯:《帝國的迷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4-167 頁。其中早期的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分析英帝國在20 世紀初的衰落時指出,國家內部分散的利益結構將阻礙大國形成對于權力變化的準確評估。⑤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而布勞利(Brawley)則認為一個國家“對過度擴張的反應”取決于軍方、中央銀行等機構與國家的財政、民政等官僚機構之間的權力平衡,前者希望保持廣泛的外部影響力,從而不愿輕易放棄國家承諾,因此尋求影響財政部。而布勞利同時認為,官僚政治的慣性存在將使得對外政策難以調整,進而影響擴張性國家無法進行戰略收縮?!坝鄷熜钡慕忉尡M管發現了國內政治對于戰略收縮的關鍵作用,但其簡單地將軍方、中央銀行歸于重視外部承諾的機構存在明顯的過度簡化,并且布勞利對于國內政治保持悲觀看法,沒有注意到國內政治推動戰略收縮的現象。①Mark R. Brawley, Afterglow or Adjustment: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與此前的悲觀論調不同的是,洛貝爾(Lobell)的解釋或許是少有的收縮“樂觀派”,其從顛倒的第二意象出發解釋了國際經濟環境對于霸權國外交政策的約束效應,進而基于國內政治的第二意象將國內領導地位的政治聯盟區分為“自由貿易聯盟”與“民族主義聯盟”,前者掌控的衰落國家將更有可能容納不斷崛起的挑戰者并且放棄過度延伸的安全承諾,而后者掌控的國家將對崛起國采取懲戒措施,并且不會出現收縮行為。洛貝爾的理論最為重要的是,其認為衰落中霸權國內部執政聯盟將尋求和解(自由貿易聯盟)或懲罰(民族主義聯盟)戰略,而不需要審視外部崛起國家的意圖。②Steven E. Lobel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27-34.此后,斯普勞特(Spruyt)則指出在國家內部權利分散的情況下會存在諸多“否決點”從而影響國家大戰略的轉變,而戰略收縮更有可能出現在內部相對一致的國家中。這一解釋描繪了分裂的國內政治不利于收縮政策的出現,但卻沒有解釋為何國內同樣緊密的國家會出現“擴張/收縮”兩種現象。③Hendrik. Spruyt, Ending Empire: Contested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Part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查普曼(Chapman)、麥克唐納(McDonald)與莫澤(Moser)則進一步利用博弈論分析權力轉移背景下大國戰略收縮時期的國內政治,認為國家需要同時保證國內稅收來提高外部議價能力,并且降低因提高稅收而引發的反對派的政治抗議;其進一步的推論則側面證明了斯普勞特關于分散的內部政治會限制戰略收縮的可能。但兩者僅僅解釋了分散的國內政治不利于收縮,卻沒有解釋何種國內政治更利于推行收縮政策。①這一認識也得到了部分跨地區案例的支持,參見張一帆、馬榮久:《精英分裂、成就動機與戰略透支——以北宋中后期西北拓邊政策為例》,載《戰略決策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22-57 頁。此外,扎卡利亞基于政府中心主義解釋了美國為何在19 世紀90 年代擴張,而不是更早的19 世紀60 年代的崛起時期選擇大規模擴張。理查德·馬斯(Richard Maass)則觀察到了美國在托馬斯·杰斐遜擴張主義下,從1776 年以來擴大了十倍,但自從1910 年以來美國卻并沒有進行過重大兼并的奇怪現象。②Richard W Maass, The Picky Eagle: How Democracy and Xenophobia Limited U.S. Territorial Expans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這類觀點夸大了物質限制對美國擴張主義的重要性,同時其案例特殊適配性的特點也使其邏輯無法適用于美國之外的其他崛起國。

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孫學峰、楊原等從崛起國何以成功崛起的視角,從崛起的整體過程出發認為崛起的漸進戰略可以使得崛起國成功規避霸權國的制衡從而部分關注到了崛起國的收縮現象這一問題,但其并沒有解釋崛起國為何會出現這一戰略安排。③孫學峰、楊原:《大國規避體系制衡之謎》,載《國際政治科學》2009 年第2 期,第103-121 頁。劉博文也觀察到了崛起國戰略收縮的現象,但其更為側重于對崛起國收縮逆轉以至大國崛起失敗現象的解釋,其認為收縮手段無法消除對手威脅認知、無法樹立自身地區權威以及為滿足自身政權合法性造成的短視行為將使得崛起國戰略收縮形成逆轉,卻沒有回答關于戰略收縮如何形成的問題。④劉博文將崛起國的戰略收縮主要歸因于他國遏制行為所帶來的國際壓力升高情況下,國家戰略收益趨近戰略成本,難以維持有效的平衡。參見:劉博文:《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緣何逆轉——以日本(1920—1927)和蘇聯(1953—1960)為例》,載《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0 年第1期,第88-124 頁。

事實上,既有關于國內政治的解釋存在諸多不足。第一,與結構性解釋相同,國內政治的解釋并沒有注意到非衰落國家的戰略收縮現象,因此多數的國內政治解釋都存在預設“外部環境”的基準命題,這也致使其往往是一種悲觀論的視角。第二,國內政治的解釋對于解釋“擴張后的突然克制”現象缺乏說服力??偟膩碚f,結構性解釋與互動性解釋強調戰略主體的“被動應激反應”卻忽略了收縮作為國家主動能力的可能;而經典的國內政治解釋卻多數受制于“霸權衰落論”視角下對戰略收縮的悲觀色彩,沒有注意到更廣闊的戰略收縮成功案例。①本文謀求進一步擴展基于洛貝爾、斯普勞特的國內政治觀點,通過將崛起國納入考察范疇,從而審視非“霸權衰落”的“戰略收縮”這一現象;并且進一步細化分析國家由擴張轉向收縮的國內主導力量的政治結構,為解釋歷史上擴張時期的“突然的克制”提供解釋。

三、戰略收縮的內部起源

通過既有研究可知,簡單地將國家出現戰略收縮歸因于霸權衰落、地區重要性等外部環境將忽略更廣闊歷史視野中的戰略收縮現象。歷史中既有面對外部環境惡劣的情況下維持擴張戰略的現實,也存在諸多崛起國在面臨極大的擴張收益的情況下出現戰略收縮的案例。霸權衰落致使國家采取收縮戰略的邏輯在于“衰落時期的國家將更有保持戰略償付能力的訴求,因此衰落將會導致相應的收縮”。②保羅·麥克唐納,約瑟夫·培倫特 著,武雅斌 郭曉夢譯:《霸權的黃昏:大國的衰退和收縮》,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序言,第2 頁。但衰落中的霸權并非無法從既有的安全承諾中獲得收益,③Stephen G. Brooks and G. John Ikenberry,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7, No.3, 2013, pp. 7-51.正在崛起的國家也并非不會考慮自身的戰略償付能力平衡問題。④關于崛起國主動的戰略選擇問題,參見: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22-59 頁。戰略收縮作為歷史上反復呈現的戰略調整現象,內部自主性抉擇更為重要。⑤同樣的強調戰略調整是一種主動性體現的判斷,可以參見:周丕啟:《大戰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0 頁。以及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9-291.

(一) 何謂戰略收縮?

沃爾特·李普曼(Walfer Lippman) 認為國家外交政策需要保持盈余,用以平衡國家對外承諾與國家能力,此是指國家需要在實現對外戰略目標所需要的資源與可承擔的成本間做出判斷,一旦國家的戰略雄心超過了可用資源則會出現“李普曼缺口”:即一種入不敷出后的脆弱狀態。⑥保羅·麥克唐納,約瑟夫·培倫特 著,武雅斌 郭曉夢譯:《霸權的黃昏:大國的衰退和收縮》,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 頁。而脆弱的國家將成為其他國家的攻擊目標,所以國家需要通過收縮自身對外戰略的雄心與訴求來避免陷入“李普曼缺口”的脆弱狀態,即便無法阻止他國的挑戰,但通過戰略收縮可以減少盲目的外交政策資源投入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將戰略資源投放在核心利益關切上,從而維持自身的競爭能力,為再次復興提供空間?!袄钇章笨凇笔紫冉忉屃藝疫^度擴張走向衰亡的現象,也同樣啟發了對于國家彌合、規避缺口出現的戰略收縮的研究。①關于大國過度擴展陷入“李普曼缺口”而走向衰亡的歷史,參見:明克勒 著,程衛平譯:《帝國統治的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6-170 頁。

而戰略收縮需要從時間與空間兩個層面來進行辨析。②關于戰略研究中對于時間維度缺失的批判與反思,參見:徐進:《時間維度與戰略目標》,載《國際政治科學》2021 年第1 期,第1-23 頁。秦立志:《窗口預期與崛起國應對戰略透支風險的啟示》,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 年第11 期,第96 頁。首先在空間的靜態維度上必須考慮到與戰略收縮相對立的兩種非收縮情況:一是維持現狀,即維持當前國家的軍事部署、戰略資源分配和安全責任承諾;二是戰略擴張,即指尋求進一步擴大自身海外利益、尋求改變地區秩序甚至尋求建立世界霸主地位在內的進一步的帝國主義式擴張行為。前者意味著戰略成本與國家雄心的維持不變,國家希望長期維持自身已獲得的外部利益與地位;而后者則意味著國家對外戰略目標與成本支出的進一步上升。因此在國家大戰略狀態的定位中,三者在戰略成本支出、戰略目標設定有著明顯的差異(見圖1)。在靜態上,戰略收縮狀態是相對于維持現狀與戰略擴張而言的,當一國不再尋求在某一方面的現狀維持或擴張性政策,而是降低了這一方面的戰略存在,從而展現出戰略目標的降級與戰略成本的下降或優化使用,即呈現出明顯的戰略收縮狀態。

圖1:戰略收縮的空間-時間區分

其次,在時間維度上判斷一國是否屬于或出現戰略收縮,必須要從時序上明確該國此前的對外戰略狀態,如果缺失此前對于國家戰略的判斷,也就無從談起當前戰略是否屬于收縮。③劉博文:《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緣何逆轉——以日本(1920—1927)和蘇聯(1953—1960)為例》,載《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0 年第1 期,第96 頁。對于不同的國家類型而言,其戰略收縮的時序性調整也有所差異。在此處,本文對于“戰略收縮”與“收縮戰略”進行區別,“收縮戰略”是指一種消極防御的靜態姿態,而非“戰略收縮”所強調的動態調整;而就現實中來看,霸權國的戰略收縮意味著通過放棄海外承諾來削減不必要的外部成本支出,是一種從維持現狀轉向收縮戰略的過程(即圖1:Type 3);而對于崛起國而言,其崛起初期往往奉行對外擴張性政策來獲取外部聲望與安全收益,其戰略收縮往往表現為改變自身擴張性戰略而轉為維持現狀戰略或收縮戰略(即圖1:Type 1或Type 2)。而從靜態與動態審視收縮時即分別構成兩種表述——靜態層面的收縮戰略與動態層面的戰略收縮,本文在此處主要關注的是崛起國為何在崛起過程中出現下調戰略的“目標-成本”的調整過程,因此則需要統籌觀察戰略調整在兩個層面的現象。

同時,還需要注意到霸權國戰略收縮與崛起國戰略收縮的過程差異,這主要體現在兩者的收縮程度上。戰略收縮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由戰略調整幅度與調整時間所構成的相對比率。①Kyle Haynes, Decline and Devolution: The Sources of Strategic Military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5, Vol. 59, pp. 493-494.在確定的時間內國家在持續性的擴張政策之后選擇暫停擴張政策而維持現狀,也有國家在難以維持某一地區秩序時選擇放棄維持現狀的政策而退回國內,這都屬于有限狀態下的收縮戰略;而也有國家在擴張戰略之后選擇退出/放棄對于某一地區或事務的安全責任,則呈現出急劇的收縮狀態,此類收縮程度則明顯強于前兩者;同理,在國家進行相同的戰略調整背景下,其實現戰略調整的時間越短,則戰略收縮的程度則越大。由此可以得到比較戰略收縮程度的公式:

由此,可以從戰略序列調整時序、成本支出與目標設定三點出發明晰不同類別的大戰略是否屬于收縮戰略或者正在處于戰略收縮的狀態。①關于學者對于大戰略的類型化區分參見:羅伯特·阿特著,郭樹勇 譯:《美國大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6 頁。

首先,戰略收縮是基于時序性的戰略調整。戰略收縮必須是基于動態時序性上的差異性、長時段觀察,即一個國家早期是擴張性戰略而在某一時間節點后呈現出穩定的維持現狀戰略或收縮性戰略,或一個國家早期呈現出維持現狀戰略而在某一節點后呈現出戰略撤退的收縮性戰略時,我們才可將其視為出現了大戰略收縮的調整現象。舉例來講,我們并不能將離岸平衡戰略、克制戰略直接視為收縮戰略,而必須將其放置于美國冷戰后的自由主義霸權戰略之下,才可以將其視為對此前的美國大戰略的收縮調整。

其次,則是戰略收縮需要符合“目標-成本”維度上的目標設定降級以及成本的削減或優化使用。其一,戰略目標設定的降級主要體現為收斂國家的戰略目標,調整過高的戰略目標意味著縮小目標所含括的威脅范圍、重新明確國家安全的核心范圍。②周丕啟:《大戰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51 頁。如19 世紀末的法國通過法紹達危機中對英國讓步、調解美西戰爭以及在非洲殖民地上的讓步實現與意大利的和解等舉措,降低了外部威脅數量,使其得以應對德國這一核心威脅。其二,戰略成本削減與優化調整是國家有限戰略資源運用的核心問題,既需要增加可調動的資源儲備,也需要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損耗。③“開源節流”的表述也可被視為內部政策與外部政策的不同調整,參見:保羅·麥克唐納,約瑟夫·培倫特著,武雅斌郭曉夢譯:《霸權的黃昏:大國的衰退和收縮》,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0-26 頁。諸如在國內削減軍費開支、改革國內機構、增加社會福利與市場經濟活力等均屬于國家戰略收縮時期的“開源”行為;在外部選擇性撤回海外軍隊、支持邊緣地帶的沖突降解以避免危機升級、向盟友轉移自身的非本土防御義務等均屬于成本“節流”的典型手段。

最后,戰略收縮需要對國家大戰略做出整體性判斷,而非片段性的側面評估。戰略收縮并不意味著國家對外戰略的全面撤退或者讓步,戰略收縮的本質在于降低成本,放低雄心的同時更好地將資源集中于關鍵戰略領域中來,即國家放棄不必要的戰略支出而轉向將資源相對聚焦投入到某一大國競爭領域中來。如拿破侖時代向美國廉價出售路易斯安那州的行為,其實質是為了籌措軍費支持其帝國在歐洲的全面戰略擴張與霸權政策,因此即便其放棄了部分安全承諾,卻并沒有降低其對外戰略競爭規模與烈度,因此并不能將1803 年的法國視為收縮的案例。因此,在對案例進行是否屬于戰略收縮的判斷時,需要對案例進行全面性考察,審視其是否整體性地降低了對外部戰略目標的雄心以及實現了既有戰略資源的再度有效分配。

總之,作為克服“李普曼缺口”的戰略收縮是國家在評估當前自身戰略償付能力的基礎上,進行縮小戰略雄心、削減成本開支的整體性動態調整過程,并且收縮程度/內容(削減雄心與開源節流)和時間維度相匹配;戰略收縮不同于具體的大戰略類型,絕非美國大戰略的專利,這一現象反復出現在國際關系史中,或成為崛起進程中緩急相濟的佳話,或成為衰落霸權維持自身優勢的苦口良藥。①筆者在此并非認為收縮必然成功,國家收縮當然存在失敗的可能,但成敗與否受到多重因果復雜性的影響,因而本文在此不予討論,而僅僅關注收縮這一戰略調整現象的內部形成問題。

(二)戰略收縮的國內政治邏輯

正如前文所述,戰略收縮是國家評估自身戰略償付能力的基礎上進行的戰略調整,而正如費爾伯格所指出的,“外部沖擊只是(衰落國家戰略調整的)必要部分,并不能充分解釋收縮的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個體代理’(即個體自主性)尤為關鍵”。②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91.換而言之,外部變化是解釋衰落國收縮現象的必要不充分條件,但并不意味著這一條件同樣可以解釋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現象。因為對于崛起國而言的外部沖擊——即“崛起困境”中的外部壓力,始終伴隨著崛起國的崛起進程,并且從反面來講,國際無政府體系同樣對于崛起國也存在鼓勵擴張的體系誘因;③國際無政府狀態推動國家選擇擴張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圭臬,參見: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 唐小松 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因而外部因素對于崛起國是一定的常量存在,并且受到國家決策集團主觀判斷與解釋的影響,進而無法完全解釋崛起國的戰略調整現象。①正是由于崛起的外部壓力存在是一種常量,而與此同時崛起國的崛起進程無法停止,所以才會出現所謂的“崛起困境”。參見: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28 頁。這就使得我們回答崛起國的戰略收縮起源必然需要回到國內政治視角中,將崛起國內部的政治機理納入到戰略擴張與收縮研究中,才可能準確地解釋崛起國調整擴張政策而出現戰略收縮的關鍵成因。

大國崛起本質上是國家有效運用自身軍事與政治手段來實現國家向外部延展自身影響的進程,推動國家對外戰略的調整則必然涉及國家對于自身政治與軍事力量的權衡。而國內政治中的官僚機構中的精英團體及其結構、國內社會經濟狀況則構成了權衡政治與軍事力量的主要約束條件。此前研究中,學者多利用官僚政治視野下的精英凝聚力與精英共識這兩類變量來解釋國家決策過程,但事實上兩者都不足以明確國家的自身偏好。②精英共識僅提供了對于精英間偏好相似性的衡量;而凝聚力也并不能說明精英團體的外部政策偏好。精英共識更多意指的是精英在某一方面的共識,即局部共識;施偉勒在論證制衡不足現象時也指出只有制衡共識才能支持制衡行為的出現,其他的共識或沒有共識將致使制衡缺失。而這也就意味著施偉勒無法解釋制衡共識的起源,而只是將其歸因于戰略背景等一系列因果復雜性環境中。此外,正如我們可以像施偉勒一樣預期分裂的精英不會出現制衡,但卻無法期待凝聚的精英一定出現制衡。所以精英凝聚力、精英對某一事項的共識往往必須同時出現才構成判定國家行為偏好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參見:蘭德爾·施韋勒著,劉豐譯:《沒有應答的威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52-71 頁。

崛起國家主動選擇戰略調整往往是基于“意愿—能力”兩個維度的考量,意愿維度影響國家對外決策的認知起點,而能力維度則影響著國家對外戰略的執行能力。兩者所驅動的戰略收縮分別意味著國家在決策認知層面不再尋求戰略擴張,或者國家對于社會資源的汲取能力到達了邊界,進而無法繼續執行國家擴張型戰略。而這就構成了本文所需要考察的核心猜想,即崛起國選擇戰略收縮是基于缺乏“繼續擴張”意愿的邏輯還是基于缺少“維持擴張”能力的邏輯?本文在此主要使用崛起國內部的軍政關系以及國家汲取能力來判斷崛起國對外戰略的意愿選擇與能力邏輯,這是因為國內軍政關系與國家汲取能力分別作用于國家對外戰略中的意愿形成過程與戰略動員能力,即國家意愿與國家能力兩個維度。

首先在意愿維度上,一般認為國家在對外戰略中的武力使用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軍事”手段的偏好權衡:即軍事黷武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前者代表了短期內的迅速決策,而非長期的審慎爭辯,并且更為偏好于武力手段來解決外部爭端的傾向;后者則代表了精英內部對于審慎應用軍事、暴力等手段的認識。而國家對于兩種武力使用的偏好取決于內部的軍政關系,熊彼特(Schumpeter)在解釋帝國形成時期的國家擴張行為中就注意到了軍政關系對于國家外交行為的影響,認為軍人階層在完成國家建構的任務后,為了保持在社會中的政治特權與聲望就會轉向鼓吹、推動國家進行邊緣地帶的軍事擴張來獲得民眾的支持,從而形成帝國主義擴張政策。①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wo Essays, trans. Heinz Norden, (World Press, 1968.)拉斯韋爾(Lasswell)與斯奈德(Snyder)也同樣認為國家內部軍政關系影響國家對外戰略,即在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脆弱的文官控制將使得國家出現軍隊組織將自身立場壓制于文官之上,進而使國家形成使用武力或進攻戰略的傾向。②Harold D. Lasswell,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6, No.4, 1941,pp.455-468. Jack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4, Vol. 9, No. 1, pp. 108-146.因此,大國崛起時期內部的軍政關系對外交戰略選擇形成了重要影響。③經典軍政關系研究往往由比較政治學所主導,很少觀察到這一因素在大國崛起與衰落過程中的對外決策影響。參見:塞繆爾·亨廷頓:《軍人與國家: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而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盡管同樣極為重視軍事力量在戰爭與和平中的作用,但卻將武力視為國家間等質個體的單一手段,因此并沒有討論國際環境中使用武力的內部政治與社會起源。因此,兩種研究視角存在著一定的視野鴻溝。這一批評參見:高民政編:《國家興衰與軍政關系縱論大國崛起中的軍事與政治》,時事出版社2011 年版,第36 頁。在崛起國決策過程中實現穩定的文官控制對于避免崛起國陷于不斷對外使用武力擴張的戰略在理論上存在積極預期;而在大國崛起初期,國家內部往往存在軍隊能力過剩的現象,因此文官控制既可以控制軍隊,防止軍隊威脅社會內部安全,也可以防止軍隊能力過剩進而威脅和侵略其它國家的社會安全。④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期待對于軍政關系理論化作出更多理論貢獻,而是謀求考察崛起國軍政結構來解釋崛起國對外戰略行為的調整現象。

在此,本文將崛起國內部的文官控制界定為國家內部文官對于武官介入對外決策的排斥,以及面對崛起初期所出現的戰略窗口保持審慎態度的現象。本文沿用了雅吉爾·利維(Yagil Levy)對于文官控制國家武力使用提出兩種限制機制,一是文官集團對于武力執行組織的權力掌控,是將軍事武力使用的議程排除出政治議程(去政治合法性),從而實現國家放棄對外使用武力的意愿。①Yagil Levy, What is Controlled by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vs.Control of Militarizat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16, Vol. 42, No. 1, pp. 75-98.由此則可以延伸出第一類關于國家意愿的相關預期,崛起國家內部可以通過文官控制來實現國內政治的去軍事化過程,從而消弭崛起國戰略擴張的意愿來使得國家拒絕維持擴張型戰略。

假設1:即崛起國內部存在強有力的文官控制情況下,將避免國家出現軍隊主導決策以及社會軍事化傾向,從而促使國家拒絕延續此前的擴張型戰略(見圖2)。

圖2:國內文官控制下的去軍事化機制

其次則是基于能力邏輯的戰略收縮解釋,這一邏輯認為崛起國進行戰略調整是由于其沒有繼續維持擴張性戰略的能力。國家能力學說在政治學中往往被用于描繪國內政治-社會建構與治理問題,但在對外政策研究中,這一學說同樣具有相當的解釋力。②法利德·扎卡利亞 著,門洪華 等譯:《財富與權力》,新華出版社2001 年版。國家能力可以被區分為軍事能力、制度能力、行政能力與汲取能力,但在對外擴張中所優先考量的是國家對于社會層面的資源汲取能力,一國對戰略資源汲取能力與使用是國家執行對外擴張戰略的基礎,而限制國家汲取能力的往往是國家財政制度的脆弱性以及政府對于社會層面的控制能力的低下。在均勢理論研究中,米爾斯海默、柯慶生以及托利弗都強調了國家內部能力的聚集對于國家應對外部威脅的制衡能力;③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69 頁。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2006, Vol. 15, No. 3, pp. 464-495.而扎卡利亞的政府中心現實主義則更是直接強調了決策者一旦認識到政府權力的增長則會轉向相對擴張性的政策。崛起國家在面對外部威脅挑戰時,沒有進一步激化矛盾而選擇調整自身目標設定與削減成本的收縮策略,這一現象或許也是由于其缺乏相應的國家能力。斯考切波(Skocpol)就曾經指出,“忠誠且有技能的官員與豐富的財政資源是國家有效追求各類目標的基礎?!雹鼙说谩ぐN乃?、迪特里?!斒┻~耶、西達·斯考切波著,方力維等譯:《找回國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版,第21 頁。這一點也同樣存在于施偉勒(Schweller)對于國家霸權地位追求的判斷中,即“一個國家的自然稟賦要么允許、要么阻止其擁有對霸權地位的現實主義抱負”。①蘭德爾·施韋勒著,劉豐譯:《沒有應答的威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2 頁。因此,與意愿邏輯不同的是,能力邏輯更側重于一種條件約束下國家的“被動”性自主決策,但這與本文強調由內部政治看待自主性的戰略收縮并不矛盾,能力不足的國家主動權衡對外戰略的“成本-收益”的行為本身也是自主性的體現。

鑒于國家能力學說中關于能力界定的維度與范疇有相當程度的靈活性以及無法窮舉性,②關于國家能力的相關界定問題,可以參見:王仲偉、胡偉,《國家能力體系的理論建構》,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 年第1 期,第18-22 頁。本文在此主要關注的是崛起時期國家對于社會層面的資源汲取能力以及軍事動員能力,兩者直接關系到國家是否有能力繼續維持崛起初期的擴張性對外戰略。此外,兩者也具有一定的可轉換關系,如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就曾指出財富是軍事權力的基礎,但并不能將財富與軍事權力相等同。③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82頁。因此,本文對于兩種能力均進行相應考察,并根據具體案例進行判斷是否呈現出國家擴張性能力不足的情況。

本文延續傳統意義上的汲取能力概念,將國家的資源汲取能力界定為國家從社會中獲得相應的經濟物質資源支持與社會總體經濟產值的比值,即國家汲取能力是相對于自身全部社會基礎而言的,是一個有限區間、內部性的概念而非一個無限區間的、外部性的概念。因此,本文將通過考察崛起國國內財政制度、稅基以及最終的財政收入水平等來判斷國家的資源汲取能力。此外,本文同樣將國家軍事動員能力定義為國家在進行戰略安排時所擁有的常規與潛在的軍事力量,其主要用于達成某種外部性政治目的、執行武力攻擊或強化威懾能力以及進行強制外交等等。因此本文也需要考察案例中國家崛起時期所維持的常規軍隊水平以及國家戰爭資源儲備等情況來審視國家軍事動員能力。

假設2:崛起國內存在脆弱的汲取能力與動員能力的情況下,國家無法維持相應的武力擴張成本,因而放棄此前的擴張型戰略(見圖3)。

圖3:國家能力不足約束下的收縮機制

此外,一國戰略文化、領袖人格以及戰略調整時期的社會輿論都對國家戰略收縮的意愿與能力邏輯存在不可忽視的促進或約束作用。為明確地判斷和檢驗崛起國在選擇戰略收縮時是在遵循能力不足的邏輯還是自身意愿的邏輯,本文僅關注崛起國國內軍政關系以及國家能力汲取方式兩者對戰略收縮的單向性影響,而不進一步討論兩者在不同情況下的交互情況。①事實上,兩者直接關系到國家戰略的目標偏好與執行能力,即意愿與能力本身,兩者在“強弱”二分的邏輯下存在四種組態,但本文研究設計的目的是為了判斷崛起國家存在自主戰略收縮的意愿存在、用以駁斥“修昔底德陷阱”話語陷阱,因此并未進一步展開更為深入的類型化研究。

四、案例分析與理論延展

近現代史中,德國、日本、蘇聯都在崛起時出現過戰略收縮現象。既有研究也指出,在古代中國同樣有通過設置合理崛起邊界與目標從而規避域內大國戰略遏制的史實。②關于崛起國出現戰略收縮的相關判斷,也可以參見:劉博文:《戰略收縮時期大國競爭的印象管理》,載《國際政治科學》2022 年第1 期,第38-85 頁。王震、高程:《崛起國對外策略中的大國與周邊》,載《國際政治科學》2020 年第1 期,第90-129 頁。本文選擇內外部背景各不相同的兩個崛起大國戰略收縮案例,即1871-1888 年的威廉德國以及古代中國在五代十國亂局中崛起的北宋王朝來進行案例對比,基于求同法中最大差異化的原則進行異時性共性比較。

首先需要判斷兩個崛起國進行戰略調整是否屬于收縮現象,以及其戰略調整時是否存在外部收益。從戰略收縮的判定上講,1864 年普魯士向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出兵、1866 年向奧地利宣戰、1870-1871 年普法戰爭和最終德意志帝國的建立都象征著帝國雄心的高漲。1871 年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建立的歐洲霸權地位引起了其他國家的恐慌。盡管大多數大國承認德意志帝國的統一,但其他國家并不能確定普魯士在取得了1864 至1871 年間三次統一戰爭的勝利之后是否會就此滿足,而俾斯麥對于修正自身戰略目標也作出了明確表態,即“我們已經吃飽了”。①克里斯托弗·諾恩著,陳曉莉譯:《俾斯麥:一個普魯土人和他的世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版,第255 頁。此后的德國并未進一步擴大其在歐洲的戰爭,而是選擇積聚實力。德國在普法戰爭的勝利使之獲得了大量的戰爭賠款,德國迎來了名副其實的經濟繁榮。生產力的上升帶來了煤鋼需求的急劇增長以及現代船艦建設速度的加快,這也使得大多數德國人對德國海軍艦隊建造的加強感到欣喜若狂。②關于1870-1871 年德國經濟繁榮歷史的解釋可以參見:Understand the economic boom in Germany during 1870-71, Encyclop?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video/179953/Overviewboom-Germany.顯然,這一時期的德國更多地將戰略資源用于擴大內部生產而非此前的軍事擴張。

從外部收益預期來看,這一時期的德意志帝國加緊在世界范圍內的殖民行為,其對外戰略具有明顯的擴張性、修正性。③杰克·斯奈德著,于鐵軍譯:《帝國的迷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88 頁。普法戰爭后虛弱的法國、在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已經無法保護丹麥盟友的英國都意味著19 世紀70 年代的德國在歐洲大陸存在明顯的外部收益預期。但在社會層面的擴張訴求與外部明顯的收益預期下,卻出現了在1871-1888 年近二十年時間內,德國對于現狀的維持與在擴張問題上表現出克制。由此可見,威廉一世后期的德意志帝國在存在外部收益預期的前提下形成了明顯的戰略收縮。

而北宋王朝建立時期同樣進行了戰略收縮的調整。④對于北宋王朝初期是否屬于戰略收縮存在明顯的學術爭議,歷史學中往往認為北宋初期對北部遼王朝以及北漢的積極防御政策是一種戰略克制與相對收縮,而部分國際關系學者認為北宋初期盡管實現了梯度性戰爭安排,但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與財政虧空,屬于過度擴張造成的“戰略透支”。前者觀點可以參見:曾瑞龍著:《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后者觀點可以參見:張一飛:《中國戰略文化中的“戰”與“和”:“自修”文化的兩種戰略選項》,外交學院博士論文,2018 年10 月。公元960 年北宋王朝代后周而自立,成為中原地區屈指可數的新興崛起勢力,此后北宋于公元964 年、965 年、970 年先后消滅南平(荊南)、后蜀、南漢三國,并且于公元975 年擊敗了勢力較為強大的南唐。北宋王朝在建立初期擴張順利的情況下,其在兼并西南割據勢力之后卻與西南地區的大理、交趾達成和解并劃定國界,放棄對西南地區的次要對手的戰略競爭,從而降低了自身外部戰略競爭的強度并調整了競爭的目標,轉而將大量的精力用于攻滅主要競爭對手南唐以及兼并吳越與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勢力,使其“納土”投降宋朝,并且在此過程中始終保持對北部北漢政權以及遼王朝的戰略收縮態勢。此后,北宋在兼并北漢過程中依然保持了對于契丹、黨項勢力的收縮態勢,最大程度將戰略目標(雄心)限定在有限的范圍內,并保持了戰略資源的有效配給,同樣屬于明顯的戰略收縮案例。

誠然,北宋的戰略收縮是在極大的外部收益預期下完成的,后世史家對此頗有微詞。王夫之認為北宋太祖時期南方政權渙散,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先南后北”的收縮戰略只會造成“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渙矣”。①王夫之:《宋論》卷一,中華書局1964 年版,第2-20 頁。并且此時的遼王朝正值穆宗、景宗時期,其內部政爭劇烈、軍事實力下滑,宋太祖更是直言“其(遼)精兵不過萬人”,即便以絹募兵而戰也“止費我三百萬匹絹”。②李攸:《宋朝事實》卷二〇《經略幽燕》,商務印書館(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版,第608 冊,第231-232 頁。由此可見,此時期的北宋是擁有完成對北方戰略擴張的收益預期的。

(一) 1871 年后威廉一世后期的德國戰略收縮的形成

普法戰爭的勝利標志著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立,1871 年的德國被歐陸傳統國家視為對歐洲均勢體系的最大挑戰與威脅。但是在1871 年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國并沒有像歷史上新生的歐陸霸權去尋求擴大自身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尋求霸權國所應得的政治聲望,反而保持了相對程度的克制。斯奈德就曾指出,1870 年-1890 年之間德國總體上推行的是防御性與合作性政策,而這樣的對外政策緩和了形成潛在敵對性聯盟的危險。③杰克·斯奈德著,于鐵軍譯:《帝國的迷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74 頁。德意志選擇收縮自身外部擴張的雄心,一方面是受到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的影響,即英法等國逐步地將德國視為安全威脅,其面臨愈發嚴峻的安全壓力;另一方面,也與其國內政治因素有著緊密關系。本文這一部分主要通過國內政治視角考查1871 年普魯士贏得普法戰爭之后,為何沒有繼續尋求擴張自己的霸權。

首先,就德意志第二帝國內部的文官控制體系而言,其屬于亨廷頓(Huntington)筆下典型的客觀文官控制體系,即軍事力量的自身職業化,在國家放任軍隊自由管理政策和戰略的同時,防止其參與政治。德國建立的軍事職業主義下的文官控制體系,很大程度上使得軍官不會過問政治事務,軍事權威僅僅提供對于戰事的職業建議而不會對政治或者戰略安排做出過多干涉。亨廷頓認為德國軍官很少鼓吹戰爭,而是將其作為政策失敗的最后方式。盡管其海軍力量長期鼓吹對外戰爭與帝國主義政策,但陸軍軍官卻對此不以為然。①亨廷頓著,李晟譯:《軍人與國家: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87-111 頁。然而這卻是對于德國國內軍政關系幾近片面的解讀,事實上軍方始終對于對外擴張有著強烈偏好。

早在普魯士的帝國統一戰爭時期,俾斯麥為首的文官對于帝國武力擴張就始終保持了相對的審慎態度。如1865 年普奧戰爭前夕,普魯士總參謀長毛奇在5 月的一次內閣特別會議上就曾聲稱,普魯士軍隊已經做好了同哈布斯堡皇朝戰斗的準備,而國王威廉也表達了使用武力的意愿,然而俾斯麥卻表達了遲疑。②克里斯托弗.諾恩著,陳曉莉譯:《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8 頁。而在1866 年普法戰爭前期,同樣的劇情再次發生,普魯士軍隊尋求主動性軍事擴張,毛奇甚至做好了相關的戰爭準備,但是俾斯麥卻否決了前者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想法。③弗里茨·斯特恩著,王晨譯:《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76-177 頁。但這并不意味著俾斯麥向往和平,其否決使用武力的提議不能被視為其反對與法國開戰。事實上,三次統一戰爭期間,俾斯麥使用毛奇所統領的武裝力量執行政治目的,一旦完成目的就停止使用武力;而軍隊與政治家的利益訴求常常相互沖突,作為行政首腦的威廉一世卻時常偏袒作為政務家的俾斯麥的戰略安排。如在普法戰爭期間,毛奇曾試圖拒絕俾斯麥等文官對于軍事計劃的干預,并且試圖干涉戰后政治安排,這些行為均被德皇與俾斯麥阻止。④Michael Epkenhans, Bismarck, Wilhelm II., and 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3, No. 1, 2010, pp. 45-46.正如歷史學家布萊恩·邦德(Brian Bond)所指出的,俾斯麥戰爭“是克勞塞維茨著名的關于戰爭是一種政策工具的公理的近乎完美的例子……這主要是由于俾斯麥的治國之道下,戰爭受到政治的嚴格控制,這給勝利者帶來了持久的政治利益?!雹軧rian Bond, The Pursuit of Victory: From Napoleon to Saddam Hussein (Clarendon Press,1998), p. 49.這一時期俾斯麥利用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實現了控制戰場上的成功所產生的擴張欲望。①Roger L. Ransom, Gambling on War : Confidence, Fear, and the Traged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4.

其次,1871 年后德國民族主義上升,民眾認為帝國的建立是崛起的開始而不是結束,他們敦促帝國應該通過尋求進一步擴張來鞏固1871 年初步實現的“部分統一”。②James Retallack,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5.而作為帝國杰出軍事統帥的毛奇則更是始終支持對法國與俄國的預防性戰爭,并且認為這是保障德國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而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也同樣彌散著鼓勵擴張與使用武力的氣息。③Gordon Alexander Craig, The End of Prussia: The Curti Lec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3), pp. 53-55.事實上,德意志第一帝國政治框架下,軍隊的指揮權在皇帝手中,軍隊領袖(如軍事內閣、總參謀長、普魯士戰爭部和戰爭部長)直接向德皇負責,不受政府和政治的操控,但其無法觸犯或損害俾斯麥的權威,這是由于后者的權威來自于德皇本人。帝國憲政體制下軍事權威被嚴格地限定在有限的軍事指導意見領域內,無法染指首相與外交部所主導的對外戰略領域。另外,諸如總參謀部、陸軍部、海軍部之間則形成了顯著的競爭關系,老毛奇所主導的陸軍部更是完全受到俾斯麥主導下的文官控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德國在對外戰略上,呈現出明顯的由帝國首相俾斯麥、帝國議會等文官集團進行決策的特征,作為軍事職業化的德意志陸軍、海軍并沒有介入到帝國對外戰略的議程中來。俾斯麥在回憶錄中表示,“總參謀部及其長官們總是被迷惑以致于危害到和平,這一事實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必不可免的精神。我不能否定這種精神,只不過是由于皇帝的政策缺乏眼力和不能抗拒狹隘的和不符合憲法精神的影響,這種精神在這樣的君主統治下才變成了危險的東西?!雹軍W托·馮·俾斯麥著,山西大學外語系譯:《思考與回憶》(第二卷),東方出版社1985 年版,第72 頁。

此外,“戰爭在望”危機一直被視為俾斯麥鼓動戰爭的印證,但俾斯麥與這場危機并不存在直接的關系,這場危機的導火索是德國公眾輿論對于法國軍隊擴張與軍制改革的過激反應,俾斯麥雖然沒有明確表達對于德國國內不滿的反對,但卻始終明白德國不可以在這場危機中陷入戰爭,因為這一場戰爭很有可能給法國以及其背后的英俄兩國削弱德國的機會,所以其無意因此與法國開戰。①埃伯哈德·科爾布著,張麗譯:《貝克德意志史·俾斯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4-106 頁。相反,毛奇卻相信,“144 個新營意味著法國的戰斗秩序將增加14.4 萬人”,并依據這個毫無根據的結論開始考慮預防性戰爭。②??酥?,啟蒙編譯所譯:《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6 頁。1875 年4 月,他問國家自由黨議員約翰內斯·米奎爾:“如果軍隊在今年年底前發動進攻,國家將如何應對?”并帶著悲觀的興致補充說,“今年的兵力將比兩年后少10 萬人”。③關于老毛奇預防性戰爭的主張可以參見:W. Kloster, Der deutsche Generalstab und der Pr?ventivkriegs-Gedanke (Stuttgart, 1932), pp.6-19. Winifred Taffs, Ambassador to Bismarck, Lord Odo Russell: First Baron Ampthill (Frederick Müller, 1938), p. 89.而盡管俾斯麥在這場危機中沒有做出令外界滿意的答復,但“他從未考慮過接受參謀長關于采取預防行動的建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首相從不相信預防性戰爭?!幢阍谒磥?,法國軍隊的擴張是危險的,必須加以制止?!雹蹽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8.

最后,更為明顯的例證是1885 年的保加利亞危機。此間德國高級軍官鼓動奧地利與俄羅斯開戰,其中作為老毛奇副手的瓦爾德將軍一度試圖在保加利亞危機中干涉外交政策,在此次危機中極力鼓動奧地利向俄國開戰,從而擴大德國在巴爾干的軍事收益。⑤關于瓦爾德在保加利亞危機中的角色與行為,可以參見:Gordon Alexander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66.而這一預防性戰爭心理,引起了俾斯麥的警覺并迅速作出了反應。在給駐維也納大使的一份威嚴的信件中,他敦促奧匈帝國大使應該明白,根據1879 年的(德奧)雙重同盟,德國只有在其盟國受到俄國的攻擊時才有義務支持它,并且提醒奧匈皇帝“我無法避免這樣的印象,”他寫道,“維也納某些軍事圈子的目的是扭曲我們的聯盟……我們雙方都必須注意,向我們的君主提供政治建議的特權不會從我們手中溜走,而轉移到總參謀部?!雹轕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rtigen Amts, Die Gro?e Politik der europ?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VI, pp. 67-69.也可參見: 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 134.并且俾斯麥威脅毛奇與軍事內閣首腦阿爾貝狄爾,戰爭將是魯莽的,并告誡后者如果有進一步的干涉,他將不負政治責任。而到12 月底,毛奇則向俾斯麥保證軍方無意干涉其外交政治權力范圍,而這一次軍方試圖接管外交政治權力的行動以完全消弭而告終,也由此平息了保加利亞事件。①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34.

由此可見,1871 年后的俾斯麥為首的文官集團對國家的戰爭訴求實際上起到了控制作用。在這一時期,軍事權威無法干涉對外武力使用的決策,在1871 年后的德意志帝國政治議程中,軍隊的擴張訴求被文官集團排除出核心決策事項。但不可否認的是,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之后的文官控制體系并不是穩定的。相反,其極大程度上依賴于俾斯麥與威廉一世的政治聯盟,只屬于德皇的軍事指揮權很少交由陸軍部、參謀部染指,德皇由此成為核決與平衡軍事與外交兩個領域的中樞。②威廉森·默里,麥格雷戈·諾克斯,阿爾文·伯恩斯坦編,時殷弘譯:《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7-258 頁。但遺憾的是,俾斯麥的繼任者并沒有像俾斯麥一樣參與軍事決策,反而屈從于軍方壓力,③威廉森·默里,麥格雷戈·諾克斯,阿爾文·伯恩斯坦編,時殷弘譯:《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6-257 頁。脆弱的文官控制體系在威廉二世上臺后迅速走向崩潰。④1883 年德意志帝國內部出現了關于軍事政策決策的憲法爭執,軍隊內部剔除了唯一的對議會負責的陸軍部的權力,總參謀長獲得直接覲見皇帝的權力,陸軍大臣的人事任命權也轉交給軍務內閣,軍隊對于國家政治與對外武力使用的決策合法性上升。1889 年“皇家大本營”軍事機構設立,直接覲見皇帝的軍官人數擴大到40 余人,軍隊對于皇帝的影響力明顯上升。在1890 年社會民主黨獲得選舉多數席后,軍方在威廉二世的同意后下達了對社會民主黨的監視命令,軍方進一步擁有了干預政黨政治的權力;1899 年的一項帝國敕令直接明確地方軍事指揮官可自行挑選適當時機取代文職當局,部署武力鎮壓平民,并中止對公民自由的憲法保障。參見:威廉森·默里,麥格雷戈·諾克斯,阿爾文·伯恩斯坦編,時殷弘譯:《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9 頁。因此,德意志第二帝國在1871-1888 年之間的文官控制下并沒有完全實現去軍事化過程的制度化,而僅僅是由于俾斯麥個人這一特例形成的短暫現象。⑤亨廷頓指出這一現象是一系列巧合下所形成的,德皇駕崩、俾斯麥辭職以及老毛奇的退休,致使德國出現了文官政治集團的真空現象,軍事權威趁機進入決策核心圈,毛奇的繼任者瓦德西則是先發制人戰爭的鼓吹者。參見:塞繆爾·亨廷頓著,李晟譯:《軍人與國家: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92-93 頁。

相對于文官控制下國家意愿缺失所導致的戰略收縮的解釋,崛起國出現戰略收縮的能力邏輯對于1871-1890 年間的德國而言卻存在相當的爭議。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德國維持了相對其他國家的高武備水平,因此其具備相應擴張的軍事能力;但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德國卻缺乏對于內部資源的有效調配能力,其不具備進一步擴張的社會經濟基礎。

在普法戰爭之前,歐洲列強相對冷靜地看待1870 年至1875 年德國對法國的進攻性訴求,但歐洲無疑低估了統一戰爭期間普魯士的軍事實力,普法戰爭的結果尤其是色蘭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歐洲對新興的德國軍事力量的輕蔑。普魯士軍隊的專業精神和效率顯然使其他任何歐洲大陸強國的軍事實力相形見絀。①James Retallack,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3-24.另外,普魯士統一之后的國家工業發展水平在歐洲僅次于英國,在德意志帝國存在的前20 年中,其始終被其他國家視為“潛在霸權”或“半霸權”的國家。②James Retallack,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3-24.

然而同時也有部分歷史學家認為這一時期的德國軍隊并非擁有絕對實力。根據德國憲法規定,和平時期常備軍的兵力占人口的1%。在1871 年(根據1867 年的人口),這一數字約為40.1 萬。1874 年5 月2 日《帝國軍事法》的通過代表了議會和政府之間的妥協,其基本確立了軍隊從1875 年1 月到1881 年12 月的實力維持水平,并成為德意志軍隊到1914 年7 月的基本法律基礎;此一時期雖然普魯士-德國軍隊擁有大量的常備方陣,但實際上這是一支動員起來人數超過一倍的骨干部隊,造成了帝國現役部隊的兵力幾乎是和平時期應當維持兵力的兩倍,因為軍隊吸收了大量的預備役(包括軍官)。與之相映襯的,還有德意志帝國軍隊在1871-1888 年間對于傳統作戰部隊的維持,以及后勤、運輸部隊的缺乏(見表1)。因此很難認為完成普法戰爭后的德國軍隊是否有足夠的軍事動員能力來維持帝國擴張。

表1:威廉德國軍備擴張程度表

從反面看,對于俾斯麥政府后期的德國,其對于帝國內的資源調動與信息獲取能力并不盡如人意。最為顯著的是郵政、電報和鐵路三個國家內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1871 年之前帝國戰爭的武力努力只致使這些代表國家能力的基礎設施實現了簡單跨州界的部分整合,盡管其帝國很快建立了一個全德國的郵局(1871 年)以及統一的電報系統,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其國內的鐵路網絡仍然基本不協調。②Ulrich Pfister, Jan-Otmar Hesse, Mark Spoerer, Nikolaus Wolf, Deutschland 1871, Die Nation?alstaatsbildung und der Weg in die moderne Wirtschaft (Mohr Siebeck GmbH & Co. K, 2021).因此,國家汲取能力不足的收縮邏輯也同樣備受歷史學家青睞。

但盡管史實證據表明德國存在國家能力上的欠缺,但這一現象相對持久,實際上德國國家能力狀況一直延續至德國煽動一戰前始終如此;國家能力缺失的情況下德國既出現了1871 年的克制,也出現了1899 年后的擴張,因此這一邏輯既不是1871 年的“突然的收縮”的充分條件,也無法證明其是德國在1871 年后出現收縮的必要原因。

(二) 北宋王朝崛起時期的戰略收縮

北宋王朝作為崛起力量同樣在崛起初期出現了明顯的戰略收縮,在崛起初期限定了有限的優先戰略目標,并且實現了對于戰略資源的重新配給。北宋王朝初期的文武關系對于抑制北宋的全面性擴張戰略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分別體現在兩個階段的戰略收縮過程中:第一是北宋對于南部后蜀、南唐等政權的兼并戰爭前實現對于北部勢力(即北漢與遼王朝)的戰略收縮;二是在完成對后蜀、南唐政權的兼并戰爭后,停止對西部與南部等邊緣地帶的武力擴張,進而轉向相對的戰略收縮,而完成對于割據中國華北地區的北漢政權進行兼并戰爭。

首先,在北宋建國初期,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是位于西南的后蜀、南部的南唐以及北部的北漢與契丹建立的遼王朝。宋王朝開國元年的三月,遼就入侵棣州,意似在探試新王朝對遼軍事行動的反應;而北漢則大搞策反,原后周大將、據守潞州(今山西長治市)的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叛亂,北漢主劉筠則親率三萬大軍南下,與之形成掩角之勢,以相配合攻擊北宋王朝;南方的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也力圖聯合南唐,伺機蠢蠢欲動。因此,北宋作為承繼后周崛起趨勢的新興勢力,面臨著嚴峻的外部環境壓力。

但崛起的北宋王朝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統一戰略,即對北部遼王朝這一霸權國相對收縮,先行統一南部割據勢力的大戰略。這一過程中,北宋建國初期的武官并沒有參與到這一大戰略決策中來,相反,以趙普為首的文官則對這一決策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趙普認為宋的主要任務是“削平諸國”而不是貿然與北部北漢政權以及突厥勢力進行對抗,“(太祖與晉王趙光義)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雹倮顮c:《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開寶元年七月丙午,中華書局1990 年版,第204-205 頁。也可參見:脫脫:《宋史》卷256,列傳第十五,商務印書館1937 年版,第21 頁。由此可見,在北宋初期的戰略謀劃中,正是魏仁浦、趙普為首的文官參與了對于北宋戰略擴張進度的謀劃,并且制定了對北方敵對勢力相對收縮的安排。

而此后,太祖皇帝削弱相權而提高軍事決策機構樞密院的政治地位,但這一軍事機構并非由傳統武將所執掌,而是由傳統文官兼職來分割相權中的軍事決策權力。北宋初創之時,趙普就被任命為樞密直學士、樞密副使等職,而后更是在建隆三年升任樞密使,這實際上形成了文官對于武將的壓制局面,雖然李崇煥、曹彬等開國武將后也出任樞密使,但樞密院這一機構始終掌握在文官集團掌中,軍政決策并不會受到軍事將領的干涉。①陳峰:《武士的悲哀》,重慶出版社,2021 年版,第51 頁。這種中央統兵制度初始目的是為了克服唐末以來節度使藩鎮割據的亂象,避免政權的分裂或崩潰,但同時在文官控制的情況下也起到了相當程度對于國家戰略收縮的促進作用,即武將不再能夠鼓動國家濫用武力擴張,而是嚴格遵守文官集團制定的相應安排。

北宋伊始的政治議程中對于在北境動武的議程的排除,以及帝國制度層面的對于軍事執行實體(武將)的限制都致使這一時期的北宋王朝國家偏好轉向有限使用武力。期間宋太祖更是直接下詔,要求禁止民眾出境盜馬,從而避免與遼王朝的軍事摩擦。②徐松:《宋會籍輯要》,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版,蕃夷一之一。宋史中對于太祖初期的對遼戰略收縮的偏好做了一個表述,“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茍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值,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雹弁醣僦?撰∶《澠水燕談錄》,卷一,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3 頁。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中華書局1990 年版,第436 頁。這也直接證明了,宋太祖更多地希望可以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北境邊疆問題,并不愿意直接與契丹的遼王朝進行直接的武力對抗。包弼德也指出,這一時期的北宋國家整體偏好為強化文治與文學的興趣,而弱化武力的地位。④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155-160.

由此可見,在以文制武的決策環境下,加之制度設定對于武官的擠壓,使得國家偏好轉向了有限使用甚至于不使用武力。王夫之認為,這一時期的北宋王朝對北部進行戰略收縮是有相應歷史鏡鑒的,“漢高帝嘗困于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于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雹菹嚓P對宋太祖的評論內容可以參見:王夫之:《宋論》卷一,中華書局1964 年版,第2-20 頁。因此,盡管王夫之極盡批評趙普“對北部收縮”的決策論調沒有依據,但是也認為北宋對北部進行戰略收縮的決策是正確的。⑥王曉波:《宋遼戰爭論考》,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 頁。這一戰略安排的效果也在《宋史》中有較為清晰的解釋:“宋初,交、廣、劍南、太原各稱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于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勛鎮昭義,以御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舁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ぶ泄苋吨?,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币虼?,在北宋文官集團參與決策的情況下,對北部采取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收縮安排,而將戰略重心轉至對南方勢力的兼并,從而為北宋王朝的初創打下根基。

其后,宋在完成對于南部各國割據勢力兼并后,北宋轉而尋求對大理、交趾的戰略收縮,而將戰略目標轉移至北部的北漢與黨項政權。在對大理的戰略安排上,宋太祖直接限制了武將進一步向西南擴張的欲望,“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于上,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王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雹贄钌髦?,王文才、萬光治編:《楊升庵叢書》,天地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7-210 頁。北宋沒有向大理進一步擴張的內部原因并沒有見著史料,但有學者認為當時北宋面臨嚴峻的外部安全威脅而被迫收縮(南唐、北漢與遼王朝),但這一解釋并不可信,因為此時北宋的北部戰略安排已經初顯成效,盡管后唐擁有較強的軍事與財政實力,但961 年李煜就已經向趙匡胤稱臣納貢,沿襲宋的年號,表明并無威脅北宋的意圖。②李煜:《即位上宋太祖表》,載蔣方編選:《李璟李煜集》,鳳凰出版社2016 年版,第201 頁。而對于更為偏遠的交趾,北宋也采取了相對克制的戰略:979 年,越南丁朝內亂,權臣黎桓陰謀篡位,邕州知州侯仁寶上奏請宋太宗請求出兵收復交趾。而面對北方與遼朝交戰失利的情況,宋太宗急切地發動了這場毫無戰略籌算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本身與北宋文官集團所鼓勵的對西南邊疆的收縮政策并不匹配,因此遭到了文官集團的集體反對,太宗時期的文官集團代表、右諫議大夫田錫引用周公、唐太宗典故勸諫太宗停止對交趾的戰爭,“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③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45 頁。在奏疏的最后,田錫建議宋太宗“不務廣于邊鄙,唯務廣于德業”,如此“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①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45 頁。不久后,在文官集團的集體反對下,宋太宗停止了對于交趾的武力擴張,而轉向此前對西南疆域的防御政策,避免了國家對邊緣地帶投入資源的浪費。

此后,在北宋完成對于南方的統一以及對于大理、交趾的收縮性的羈縻政策安排后,北宋將戰略目標與資源重新投放到北部的北漢政權以及與遼王朝的競爭中。這一進程中,宋太祖也同樣維持了對于遼王朝的相對克制,其中文官集團也扮演了相對重要的角色:在開寶二年(969 年),以魏仁浦為首的文官就明確反對過宋太祖過早向北漢擴張?!疤婷苤^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雹诶顮c:《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中華書局2012 年版,第224 頁。在974年北宋為了進一步孤立北漢,選擇了與遼王朝達成“雄州和議”,即對遼王朝明顯戰略收縮的第一個標志。最終宋遼為了共同的利益,雙方都采取了克制態度來防止沖突的升級。③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6 頁。此時的遼王朝已經不可能為了北漢而撕毀與宋的和約或者與北宋出現大規模的軍事對抗,在此背景下,976 年11 月宋軍開始分路高歌猛進地向北漢進攻,并且遼王朝并沒有強烈地軍事干預這一場戰爭。④據遼王朝的記載,遼景宗應北漢的請求,在九月曾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赴援;十月,北漢又以遼軍擊退宋師遣使前來致謝。但在北宋的有關史料中,卻沒有這樣的記錄。史學家所給出的相應解釋是∶遼軍的赴援僅僅是象征性的,亦帶有警告宋朝要適可而止、不要圖謀幽燕的暗示。參見:王曉波:《宋遼戰爭論考》,四川大學出版社,第22-23 頁。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宋軍繼續進攻,遼朝則可能作出某種讓步,但令人遺憾的是,10 月癸丑日(二十日)夜宋太祖趙匡胤在斧聲燭影的千古謎團中駕崩,而此時北宋的北征也因此中止。即便如此,我們也能夠看到,文官集團對于北宋王朝對遼王朝的戰略收縮構想是相對成功的,北宋對遼的戰略收縮以及由此形成的宋遼之間心照不宣地達成的默契,成為宋太宗最終兼并北漢、完成中國局部統一的堅實基礎。

而對于北宋戰略收縮這一案例,國家能力不足的解釋邏輯在不同時期說服力則存在明顯差異。本文在此主要考察了北宋初期的軍事動員能力、資源汲取與調配能力。事實上,北宋初期僅僅存在部分軍事實力不足,其經濟財力與調配手段均沒有制約北宋外部擴張的跡象。

歷史學界多數學者贊同北宋王朝“先南后北”戰略安排是由于其并沒有足夠的軍事能力去與南北兩面勢力進行作戰。首先,宋初兵力確實相對有限,不足與北部遼國霸權爭奪燕云失地。宋人呂陶說:“藝祖受命之初,國家之兵十有二萬?!雹賲翁眨骸稓v代名臣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二一。甚至于“上考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人?!雹诶钚膫鳎骸督ㄑ滓詠硐的暌洝肪?0,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1033 頁。因此,在宋初太祖時期,旗下善戰之精銳部隊始終不過十五萬左右。這證明了宋朝初期的軍事動員能力相對有限,北宋無法將有限的軍事實力投送至南北兩面的戰場之中,因此必然選擇其中一方進行戰略收縮。但北宋初年,尤其是宋太宗完成對北漢的兼并后,宋王朝的國家汲取能力卻并不符合常識中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形象。宋王朝為了應對國家間生存競爭的需要,改變了秦漢王朝時期形成的土地產權制度與賦稅制度,從而增強了自身的國家汲取能力。

在唐末,田制逐步被放棄,宋初確立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原則,塑造了最早的類似于私有制的土地產權方式。私有田產下國家的賦稅只對土地田畝進行征稅,這一準私有制的土地政策極大刺激了土地租賃關系的發展,人口增長下勞動力的增加伴隨著土地流轉的加速,使得農業生產商業化程度提高。③葛金芳:《宋代經濟史演講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41 頁。與此同時,宋代的賦稅制度更是做出了相對隋唐更為重大的調整,其在確立“稅地”為核心的稅收制度的同時,建立了從工商業汲取財源的“稅商”制度。農業生產商業化的加速也刺激了以雇傭勞動力為主要支撐的手工業與礦業生產不斷加速商業化,宋王朝也凸顯商賈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四民(士農工商)皆本”的觀念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宋代制定了系統的針對工商業稅征收條例,在作為國家重要財政來源的專賣領域中吸納商人參與,實行間接專賣,通過商稅和專賣稅實現了宋朝官僚所說的“富商大賈為國貿遷”。④黃純艷:《經濟制度變遷與唐宋變革》,載《文史哲》2005 年第1 期,第42-45 頁。因此,北宋時期國家與工商業形成了良好的“分利機制”,“養財于民,富國于民”成為北宋國家經濟的主要寫照。

就國家資源調配能力來看,為了應對外來軍事威脅以及克服內部分裂,北宋建立了強有力的資源調配權力機構。三司制度使得北宋可以將大量地方財力由各路轉運使征集財富、供輸中央,而北宋皇帝設立的內庫財源制度,使得皇權可以直接干預財政收入分配,并且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部分時期正式財政機構財力不足的情況。①劉守剛:《財政中國三千年》,上海遠東出版社2020 年版,第211 頁。此外,北宋時期漕運發達,張方平就曾指出“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雹诶顮c:《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9,中華書局2004 年版,第6592 頁。北宋國都開封的地理存在確??梢钥焖俚貙⒛戏缴a的糧食與稅賦轉移至北方并配送前線,并且宋朝發明了“入中”手段,通過官商合作來刺激市場,使商人在政府組織下完成大規模的軍事物資調配。③關于“入中”手段的相關研究可以參見:黃純艷:《唐宋政治經濟史論稿》,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0 頁。由此可見,北宋的國家汲取能力既擁有豐厚的社會基礎,更具備完善的制度設計與調配方式;因此即便我們認為北宋太祖時期軍事實力相對較弱,無法實現四面出擊的擴張雄心,但卻不能認為太宗皇帝后的北宋不具備擴張的物質實力。因此,北宋的案例也僅僅是部分支持了我們前文所提出的關于崛起國選擇戰略收縮的能力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完成統一之后仍延續了此前對遼王朝收縮的戰略態勢,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國力不足所導致的收縮解釋。宋王朝國家實力在太宗時期得到了急速膨脹,其統一北漢后短短40 年時間內,北宋軍隊擴大了2 倍有余,禁軍更是擴大了2.2 倍。但急劇擴張的軍事實力卻并沒有用于實現“恢復漢唐疆域”的擴張目標,相反,文官控制下的決策集團認為與其擴大軍隊,不如向北方遼王朝委曲求全,如北宋著名賢相王旦曾對真宗皇帝表示“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于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雹埽ㄋ危├顮c:《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中華書局2004 年版,第1578 頁。由此可見,文官控制下形成的“偃武修文”的特性使得原本可以進行武力擴張的軍隊成為國家“冗余”;北宋前期為消減外部安全壓力,避免內部軍變而形成與戰略收縮相匹配的文官控制體系卻最終成為束縛自身戰略調整的枷鎖。⑤這一觀點可以參見:陳峰:《宋代的文官掌軍制度及其效應》,載《中國社會科學》2022 年第7 期,第130-146 頁。

(三) 案例內比較以及替代性邏輯的競爭

北宋統一局部中國以及普魯士統一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兩者都是作為地區性崛起國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臺之上,雖然時間與空間將兩個案例嚴格地區分開來,但兩者在崛起初期的歷史命運極為相似。

與其他戰略收縮起源的競爭性解釋相比,文官控制的國家意愿邏輯與經驗歷史更為匹配。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的崛起進程初期,其文官控制相對脆弱,更是在1888 年威廉二世上臺后被迅速顛覆,最終走向了對外擴張的道路。而北宋則是在太祖、太宗兩朝為文官控制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與文化傳統,更是成為北宋此后相當一段時期的主導戰略,但北宋長期的偃武修文也為自身后期的軍事力量疲軟埋下伏筆。而國家能力的邏輯在解釋北宋初期的收縮選擇時得到了很好的檢驗,但卻不能解釋太宗朝之后的北宋收縮現象,因為宋太宗時期北宋的國家能力實際上已經飽和,其有實力先后發動對遼戰爭與對交趾的戰爭也側面印證了北宋實力的積累。但國家實力不足的解釋邏輯對于德意志1871 年至1888 年的戰略選擇的解釋并不嚴謹。

至于戰略收縮的其他競爭性解釋,在面對普魯士與北宋兩個崛起國戰略收縮的案例時,均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理論與現實的齟齬。其中結構性解釋關注崛起國對于外部競爭者的相對實力衰落。普魯士統一時期法國已經遭到嚴重削弱,而同時期的英俄等國并沒有相較于普魯士更為迅猛的相對實力增長,相反卻出現了相對的衰落。以馬克唐納與佩倫特對相對衰落的衡量來判斷,1871 年-1888 年間如俄國(1879、1888)、法國(1883)、英國(1872)均出現了相對程度的衰落;①保羅·麥克唐納,約瑟夫·培倫特著,武雅斌、郭曉夢譯:《霸權的黃昏:大國的衰退和收縮》,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51-52 頁。因此結構性邏輯雖然可以解釋后者衰落群體的相對收縮,但卻無法解釋同時期沒有衰落的德意志的收縮現象。對于北宋的崛起來講,結構性解釋同樣缺乏說服力,同時期北宋的競爭對手均出現了相對衰落,如遼王朝則進入了遼穆宗時期,在經歷此前遼王朝太宗、世宗、穆宗三任皇帝殘酷的內部權力斗爭,并且太宗、世宗長期用兵中原,國力消耗嚴重,因此穆宗時期的遼王朝相對走向了一種衰落的態勢。因此結構性解釋無法理解面對北方頹勢的情況下,北宋為何仍然在前期選擇了相應的戰略收縮。其次,在結構—互動性視角解釋崛起國的戰略收縮同樣無法描述兩個崛起國選擇收縮的歷史,結構互動視角下其預期擁有可偏好相同的“繼任者”時,其將會選擇將責任與義務移交給相應的共同利益者,進而選擇戰略收縮。但顯然這一邏輯并不適用于普魯士與北宋兩個崛起國收縮的案例,因為兩者在各自的崛起過程中顯然不存在與自身利益相一致的伙伴,兩者均面臨著多個外部安全競爭對手,其崛起過程所提出的利益訴求往往被多方勢力進行否決。最后,國內政治視角下自由主義者的樂觀假設也并不契合本文的兩種案例,首先普魯士統一戰爭之后,帝國議會基本無法影響德意志的外交政策,議會權限僅僅限于有限的國內行政與立法問題上。①約翰·馬里奧特,格蘭特·羅伯遜著,褚嘉君譯:《帝國的崛起:從普魯士到德意志》,重慶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5 頁。對于北宋的案例來講,自由貿易主義的執政聯盟更是無法用以描繪儒學思想下的文官集團及其偏好。而對于諸如杰克·斯耐德、查爾斯·多蘭等將崛起國未進行收縮性戰略調整的現象歸因于錯誤認知與集體迷思的解釋,并不能解釋本文所選擇的案例,即崛起國選擇戰略收縮并非在內部杜絕了集體迷思等錯誤認知,沒有出現過度擴張的錯誤認知對于崛起國選擇戰略收縮而言屬于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條件。②從集合論的角度理解錯誤認知的缺失對于戰略收縮的因果效力,并不能粗淺地認為收縮的崛起國一定沒有錯誤認知,錯誤的高估與低估對手實力或外部環境,都可能造成決策者選擇收縮的認知動力;因此錯誤認知的缺失與否對于解釋戰略收縮的形成與否并無裨益。這一觀點也可參見:尹繼武:《私有信息、外交溝通與中美危機升級》,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 年第8 期,第71-99 頁。

通過德意志第二帝國與北宋帝國兩個崛起國案例內的戰略調整與延續歷史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國內文官控制的意愿邏輯更能解釋崛起國收縮的現實(見表2)。但基于求同求異視角下的比較,盡管可以證明文官控制的國家意愿邏輯對于兩個案例均有較好的說服力,但卻無法識別是否存在其他混淆變量對兩個案例存在干擾,這一缺陷也同樣限制了本文邏輯的外部有效性。③另外,本文所采取對于文官控制的界定相對寬泛,仍屬于二分法式的判斷,但在諸多歷史案例中,文武關系較為多樣化,更為精準的區分文武關系同樣對于本文結論的后續研究有著關鍵意義。

表2:既有解釋邏輯與經驗案例的匹配程度

五、結論

戰略收縮不僅僅是衰落國規避過度透支、避免陷入“李普曼陷阱”的選擇,同樣也是崛起國收斂鋒芒、蓄勢待發的必要前奏。本文拋棄了傳統意義上的外部結構決定論,而選擇從國內政治的視角來審視崛起國出現戰略收縮的機理。通過對北宋建國到實現局部統一的歷史以及完成普法戰爭后的威廉一世德國進行異時性共性比較,證實了文官控制邏輯下崛起國基于內部政治“去軍事化”來實現戰略收縮的可能,同時也說明了崛起國與霸權國迥異的戰略收縮方式,即崛起國本身存在極大的戰略自主性來進行對外安全戰略的調整,從而規避與衰落霸權國“戰與不戰”的選擇。

就本文案例來看,崛起國選擇戰略收縮既有所得亦有所失。德國在普法戰爭后放棄擴張型戰略,轉而實現了目標重置與資源優化后的戰略收縮態勢,既維持了歐洲大陸均勢體系的運轉,保證了自身外部威脅(英法俄)的相對分散,也使自身可以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成為歐陸首屈一指的強國。但其難以維持脆弱文官控制下的憲政體制,最終在軍事力量脫離政治韁繩的情況下走向戰略擴張。而北宋在太祖初期,受制于軍事力量不足以及規避晚唐軍人內部政變,其在初期就主動將軍事力量置于樞密院、宰相等文官機構的控制之下,并且由此形成了“偃武修文”的社會風氣,重塑了武力使用在國內政治生活的地位。但這一體制同樣存在積弊,在文官控制下國家汲取能力與軍事動員能力得到了長期增長,卻并沒有推動國家對外武力擴張,反而使得不斷膨脹的職業化軍隊成為國家的嚴重財政負擔。由此可見,崛起國既不能輕易墜入軍方鼓吹擴張獲益的彀中,也不能走向文官控制下對于武力使用的完全摒棄。崛起國應在研判外部戰略環境的同時維持內部文武平衡,從而實現平穩且有序的崛起進程。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僅能說明文官控制的意愿邏輯屬于崛起國實現戰略收縮的必要性條件。

對當前中國對外安全戰略而言,本文可能提供的啟發則是中國需要在準確研判外部戰略環境的基礎上,審慎看待如何設置自身戰略目標以及實現目標與資源配置相耦合匹配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積累了豐富的戰略資源以及相匹配的軍事動員與執行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如美國所鼓噪的中國必然擴張的預言來臨。相反,中國在面對外部安全壓力升高的同時,可以借鑒歷史上戰略收縮的積極面,通過主動調整內部資源配置與自身目標設定來延長自身發展機遇的窗口期,同時以實際外交行動釋放信號來否定西方話語霸權對于中國“修正主義崛起國”的標簽化判斷。一言以蔽之,中國戰略轉型需要發揮自身主動性,既不能貪圖冒進以至于過度透支,也不可怯于改變、自縛手腳以至于錯失戰略收益最大化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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