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適應到自主：資本下鄉背景下農業雇工管理模式變遷

望超凡

（華中師范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自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以來，我國各地逐步興起了資本下鄉投資農業的熱潮?？傮w上看，資本下鄉推動了農業規?；洜I，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截至2021年2月我國耕地流轉面積已超過5.55億畝①見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08/content_5585799.htm8.。但仍有一些地區的農業經營項目存在“規模不經濟”的問題，甚至頻繁出現資本主體虧本“跑路”的現象[1]，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資本主體無法對雇工的勞動過程進行有效管理導致經營成本過高[2]。因此，鼓勵資本下鄉推動農村產業振興，有必要破解資本化農業經營中的雇工管理難題。

目前，關于農業雇工管理問題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關于雇工管理困境的形成原因。已有研究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雇工管理困境是由于農業缺乏標準化的勞動程序[3]，管理者無法對雇工進行有效監督所致[4]；另一種觀點則將其歸因于資本主體的“外來性”[5]，認為雇工管理困境是由于農村社會對資本主體進行排斥所致[6]。二是關于雇工管理困境的解決方法，有學者建議資本主體融入村莊社會[7]、積累社會資本[8]，然后利用人情、面子等社會性資源解決管理問題[9]；也有學者建議資本主體調整生產關系，通過“分包經營”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10]。

綜上，對農業經營中的雇工管理難題的研究還存在局限性。首先，在議題設置上，缺乏對農業雇工管理困境形成原因的歷時性考察，不能把握其發展規律與演變趨勢。其次，在理解資本主體的經營行為時，單一地討論了其“適應性”的一面[11]，對其改造基層治理結構、重塑農村社會秩序屬性的關注不夠[12]。其實，雇工管理問題還與資本下鄉的階段及資本主體開展經營活動的內外部環境有關?；诖?，本文試圖通過歷時性考察，揭示資本主體雇工管理問題的發展規律與演變趨勢。本文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下鄉資本的雇工管理實踐如何變遷？二是這一變遷的內在邏輯是什么?本文的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所在研究團隊于2020 年12 月對皖南禾鎮趙村①遵照學術慣例，本文中的人名、地名均已做匿名處理。的實地調研。趙村人口為4127人，耕地面積為6348 畝，其中有5500 畝都是經過“高標準農田整治”的優質耕地，主要種植單季稻。本次調研的資料收集方式以非結構式訪談為主，訪談對象包括當地小農戶10人、種植大戶9人、村干部7人、鄉鎮干部4人。

一、理論與分析框架

1.資本主體性：理解下鄉資本經營活動的一個新視角

馬克思等[13]和列寧[14]對資本的性質有一個共同判斷，即資本在參與生產的過程中會改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從而創造出更為適合自身運作的內外部條件。本文將資本的這一屬性稱之為“資本主體性”。資本主體性在我國農業轉型過程中同樣有所體現，例如劉騰龍發現資本化的農業經營會將農民之間以“人情”為核心的社會關系改造為以“交易”為核心的市場關系[15]；焦長權等發現對土地資源的資本化運作會導致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走向斷裂[16]；孫新華則發現資本參與農業經營能有效推進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進程[17]。這些研究表明，當資本下鄉參與農業經營后，會深度改造農業經營的內外部條件，使其適應資本化生產方式的需要。因此，在考察下鄉資本的農業經營活動時，必須要考慮到資本對于農業生產體系的改造能力（圖1）。

圖1 資本主體性作用下的農業經營過程

2.資本下鄉背景下農業雇工管理模式的變遷邏輯

人類的經濟活動并不是在真空中開展，而是嵌入各種經濟與非經濟制度中[18]。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活動形式，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會受到各種內外部條件的影響。首先，生產者屬性會影響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其年齡、技能等特征直接決定了農業勞動的質量[19]；其次，生產方式也會影響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不同生產方式下會有不同的勞動方式和效率[20]；再次，生產關系同樣會影響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其決定了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間的互動方式，進而決定了適宜的勞動管理方式[21]；最后，外部社會結構也會影響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其一方面會影響生產資料的配置，另一方面會影響勞動成果的歸屬[22]。換言之，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并不完全是由經營主體決定，而是會受到包括生產者屬性、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性質以及外部社會結構等多方面條件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于經營主體的農業生產體系，形塑著農業經營的實踐形態。

資本下鄉前，“小農經營”是我國主要的農業生產模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與其相適配的“小農農業生產體系”。在生產者屬性上，小農經營的勞動者是自耕農；在生產方式上，小農經營高度依賴手工和半手工勞動[23]；在生產關系性質上，小農戶之間主要通過社會互助來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所以生產關系具有社會性；在外部社會結構上，長期的共同生產生活塑造了具有較強集體行動能力的“熟人社會”[24]。當資本下鄉代替小農戶成為新的農業經營主體后，農業會隨之走向資本化經營，資本化經營與小農農業生產體系間的結構性張力會給資本主體帶來經營困境，雇工管理難題便是其重要表現形式。因此，資本主體必須通過適應性自我改造才能實現入場。

但資本具有主體性，當其參與農業經營后，會從多方面改造農業生產體系。首先，資本化的農業經營可以改變農民生計模式，推動農民從自耕農轉變為以受雇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職業雇工[25]；其次，資本短板的補足和經營規模的擴大可以推動農業生產走向機械化；再次，資本化的農業經營以勞動力的商品化為基礎，可以推動農業勞動力從社會化配置轉向市場化配置[26]；最后，資本化的農業經營會沖擊“熟人社會”結構，使其逐漸瓦解[27]。因此，資本參與農業經營后可以從生產者屬性、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以及外在社會結構等多方面改造農業生產體系，使之適合資本化的經營方式，進而從根源上化解雇工管理困境（圖2）。

圖2 資本下鄉雇工管理模式變遷邏輯

二、資本化農業經營的雇工管理困境與資本主體的策略性入場

1.資本下鄉與農業經營的資本化轉型

趙村位于皖、蘇交界的禾縣，靠近“長三角”發達地區，當地農民自20 世紀80 年代便開始大量外出務工經商，導致該村土地長期大面積拋荒，到2006年，該村已僅有30%左右農戶還在種地，約40%的土地被拋荒。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當地政府在2007-2009年間分3批對該村的5500畝優質農田進行了“高標準農田整治”，然后大力引進社會資本①此處對于資本主體的定義并非是依據其組織形態，而是依據其經營收益的來源，本文將主要通過雇傭勞動力開展生產活動、進而獲得剩余價值的經營主體都視作資本主體。，并推動土地流轉②由村集體將整治過的土地全部“返租”回來，再以原價流轉給資本主體和本村農民。，從而實現了農業規?；洜I。趙村土地的第一個租期是從2008-2016 年，承包主體為當地縣城的6 位商戶和本村的198 戶農民（見表1）。

表1 趙村土地租約（第一個租期）簽訂情況

趙村土地的第二個租期是從2016-2028年，承包主體變為6位當地縣城的商戶、2位外地職業農民和22戶本村農民（見表2）。

在我國食品工業的發展過程中，科技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形成了對于食品工業各環節的強有力支撐?？萍紕撔略谖覈称饭I中的運用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一大批高新技術得到了推廣、應用，如加強傳統食品工業的核心技術創新、提升副產物的綜合利用屬性、開展裝備的自主研發，并開始成規模運用生物工程技術、超高溫殺菌技術、冷凍速凍、超臨界萃取、膜分離和分子蒸餾等。

表2 趙村土地租約（第二個租期）簽訂情況

2.資本化農業經營過程中的雇工管理困境

資本下鄉前，小農經營是趙村主要的農業經營方式，這塑造了與之相適配的小農農業生產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業生產者、以手工和半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方式、以社會互助為核心的農業生產關系、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外部社會結構。資本主體進入趙村后都大量承包土地，開展規?；r業經營。這些資本主體的經營規模均超過200 畝，所以只能雇工開展農業生產③由于當地土地平坦，交通、灌溉條件較好，農戶家庭（3個勞動力）通過自購小型機械，并借助社會化服務，在不雇工的條件下最多可以耕種100畝土地。一旦超過100畝土地，就必須要雇工，否則就可能耽誤農時。。資本下鄉初期，雖然當地農業經營主體發生了變化，但是農業生產體系并未改變，使得各資本主體的經營活動普遍遭遇了雇工管理困境。

首先，作為“自耕農”的農民難以適應“雇工”角色，在受雇勞動時勞動質量明顯降低。資本下鄉初期，大部分留在趙村的農民還未放棄自耕，也承包了少量土地。當他們受雇為資本主體勞動時，一方面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家地里，另一方面對資本主體的管理行為有著強烈的抗拒心理，所以只要有機會就會偷懶、怠工，讓資本主體“請一個人只能當半個人用?！逼浯?，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導致資本主體難以對雇工的勞動過程進行有效監督。下鄉初期，各資本主體除了耕地、收割等少數生產環節外，其他環節都只能采用手工和半手工勞動。這種生產方式效率很低，資本主體需要同時雇用大量農民才能完成生產活動，且每個雇工的勞動過程都很復雜，無法通過觀察對其勞動質量進行評價，所以資本主體很難對雇工的勞動過程進行有效監督。例如在2009年，各資本主體都是使用“肩負式手動噴霧器”打農藥，單個雇工的日作業面積只有8～10 畝，而各種病蟲害的最佳防治時間普遍只有2～3天，承包了1200畝土地的彭興華每次打藥都需要同時雇用40多人同時作業，而每個雇工的作業過程都包含了配藥、裝藥、打藥等一系列操作，使得彭興華幾乎無法對雇工的打藥過程進行監督，于是經常有雇工趁其不注意把藥水倒掉，然后謊稱打完了。再次，社會性的雇傭關系限制了資本主體的管理權利。資本下鄉前，趙村農民主要依靠社會互助來滿足勞動力需求，當地社會并未形成勞動力市場。因此在資本下鄉初期，資本主體也必須借助社會關系才能獲得勞動力供給，這使得其無法對雇工的策略性行為進行嚴格管理，否則損害了雙方關系，便會導致無工可用。例如張東旭便曾因在一次巡田時訓斥了幾名偷懶的除草工人而一度雇不到農民干活。最后，熟人社會結構賦予了雇工對抗資本主體管理行為的能力。資本下鄉初期，村莊是熟人社會，在面對“外來者”時具有很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因此，當資本主體對雇工的策略性行為進行懲罰后，不僅要面對雇工本人的反抗，往往還會遭受村莊社會的對抗。例如李向東在一次巡田時發現1 個雇工偷懶，于是沒付工資就將其趕走了，結果當晚這位農民便帶領7 個人來找他討要工資，李向東只能將工資如數付給了對方?？梢?，由于和小農農業生產體系之間存在張力，資本主體在下鄉初期很難避免出現雇工管理困境。

3.資本主體的適應性自我改造與策略性入場

雇工管理困境嚴重影響了資本主體的經營活動。資本下鄉初期，雖然土地耕作層被破壞，但是趙村農民自己承包的土地畝產依然可以達到1000斤，而資本主體承包的土地畝產卻普遍只有800斤左右，這促使各資本主體紛紛進行自我改造，以緩解雇工管理問題。第一輪到趙村承包土地的資本主體主要有兩種自我改造方式。一是與某些社會資本雄厚的當地人（主要是村干部）合作，將農場交由他們管理。例如彭興華在承包土地后的第二年便找到時任趙村支部書記的趙旭剛，以20%的“干股”為報酬請他幫忙管理農場。有了趙旭剛的幫助，彭興華農場的管理水平大為提升，第二年畝產便增加了100斤。二是融入當地社會，與農民建立社會關系。例如魯必勝夫妻二人為了種地，在趙村租房住了下來，平時經常與周邊鄰居走動，還會和鄰居走人情，他的鄰居剛開始受雇為他干活時也存在怠工問題，但是隨著和魯必勝熟絡起來，他們給他干活時便逐漸負責任了起來。實際上，這兩種方式發揮作用的機制是一致的，即利用社會資本來化解問題[6]。這一過程非?？简炠Y本主體對社會資本的積累和利用能力，在第一輪到趙村承包土地的6名商戶中，張東旭和王永旭2人就因為不具備這種能力而始終無法正常開展農業生產，因而在第一個租期結束后放棄承包。因此，在資本下鄉初期，雖然存在雇工管理難題，但只要資本主體能夠積累與利用好社會資本，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小農農業生產體系，進而實現入場。

三、資本化經營與農業生產體系變遷

資本主體入場后，趙村的水稻生產從“小農經營”轉向了“資本化經營”，進而推動了當地農業生產體系的整體性變遷。具體而言，當地農民從“自耕農”迅速轉變為職業雇工，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勞動力從社會化配置逐漸轉向市場化配置，熟人社會加速解體。

1.效率優勢引導農民轉變生計模式

資本下鄉初期，由于農業收入不高，大部分趙村農民都選擇將土地流轉后外出務工①趙村人均耕地約為1.5畝，戶均耕地不超過10畝，僅憑種地家庭年收入很難超過1萬元。但趙村靠近長三角核心區域，且縣域經濟相對發達，因而農民外出務工較為容易。，只剩下那些無法外出的農民依然留在村里繼續開展小農經營。這些農民大約有200 戶，是趙村主要的在村勞動力，因而也是資本主體的主要雇傭對象。他們普遍是一邊自耕，一邊在周邊地區打零工，當資本主體有需求時就到農場務工。但隨著資本化經營的效率優勢逐漸顯現，在村農民普遍意識到自耕并不劃算，所以逐漸放棄了自耕，轉而成為職業雇工。

首先，由于經營規模太小，小農戶需要以更高的成本對接社會化服務。例如在耕地環節，農機手為資本主體服務的價格是40 元/畝，而為小農戶服務的價格卻是50 元/畝；在收割環節，農機手為資本主體服務的價格是80 元/畝，而為小農戶服務的價格卻是130 元/畝。不僅如此，一些市場主體甚至拒絕為小農戶提供服務，例如禾鎮沒有市場主體愿意為小農戶提供無人機打藥服務，這進一步提高了小農戶的生產成本。其次，小農戶的投資能力有限，因而主要采用手工或半手工勞動開展農業生產，生產效率較低，相同勞動時間所獲得的收入較少。例如小農戶打藥一般使用“肩負式手動噴霧器”，單個勞動力的日作業面積大約為8～10 畝，而資本主體一般使用“自走式增壓噴霧器”，3 個工人合作的日作業面積可以達到100畝以上，因此農民在受雇勞動時有著更高的生產效率，相同勞動時間獲得的收入也更多。以上因素使得農民從事職業雇工可以獲得比自耕更高的經濟收入，以2019年為例，小農戶種植1 畝地大約需要投入3 個“工”②“工”是農村最為常用的勞動力計算單位，指一個人勞動一天時間產生的勞動力。、價值580 元的農資和農機服務③水稻種植過程主要包括翻地、播種、打封閉、除草、防蟲、施肥、收獲。以2019 年為例，對于小農戶而言，一畝地翻地的成本為60元、種子成本為120 元、打封閉的藥水成本為10 元、一次除草兩次除蟲的藥水成本為90 元、一次復合肥一次尿素的成本為170元、收割成本為130元，合計580元。，能夠收獲價值1320元的水稻，純收入大約為740元。而在放棄自耕后，農民只需要將原本投入到自耕中的3個“工”用于到農場務工便可以獲得360元工資收入，同時還可以獲得約500元土地租金收入，這樣最少可以獲得860 元純收入，且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因此，從2010 年開始，就不斷有農民將自己承包的土地私下流轉給資本主體，到2016 年第二個承包期簽約時，除了山上一個小組因為耕作不便沒有資本主體愿意接手外，趙村的其他農民都不再承包土地，全部成為了職業雇工。

2.規?；洜I加速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進程

在小農經營模式下，農民單家獨戶經營的土地面積普遍較小，這一方面使得農民沒有自行購買農業機械的動力，另一方面提高了農民對接市場化服務的成本，進而阻礙了當地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進程。資本下鄉推動趙村農業經營實現了規?；?，從而加速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進程。

3.雇工需求推動農業勞動力轉向市場化配置

在小農經營模式下，農業生產需要的勞動力主要是由家庭供給，當某些生產環節需要的勞動力超出家庭供給能力時，則是依靠社會互助來滿足。資本主體參與農業經營后必須通過雇工開展農業生產，雇工需求的出現與擴大刺激趙村所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快速發展，進而推動當地的農業勞動力全面轉向市場化配置。

隨著禾鎮的1.4 萬畝優質農田全部完成土地整治并實現規?；鬓D，當地社會中出現巨大的雇工需求。依據測算，在2020 年的生產力水平下，1 畝稻田的耕作需要消耗1 個“工”的勞動力，這意味著禾鎮在農業生產領域至少存在1.4 萬個“工”的勞動力需求。在需求的刺激下，一些農民從2013 年開始有意識地組織起來成立“勞工隊”，專門為資本主體提供農業勞動服務。這些勞工隊的組織化程度不高，普遍是由1 個領頭人和5～10 個隊員組成，隊員的年齡一般在50～70 歲，且相互之間都是熟人。勞工隊的隊員平時都是自由打零工，當領頭人有用工需求時才會聯系各位隊員，隊員如果有空就可以跟著一起去干活。截至2020 年11 月，禾鎮已有接近30 支勞工隊。勞工隊的出現使得禾鎮的農業勞動力迅速轉向市場化配置。勞工隊出現以后，當趙村的資本主體需要雇人干活時，再也不用借助社會關系，只需要將自己需要的人員數量、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間告知領頭人并談好價格即可，然后領頭人便會帶領隊員上門服務②領頭人并不是包工，而是幫助聯系工人，由領頭人聯系去農場務工的農民每天需要向其繳納10元的“抽水錢”。。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的供需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進行匹配。換言之，資本化的農業經營推動了農業雇工市場的形成，進而使得趙村的農業勞動力徹底變為商品，資本主體與雇工之間變為單純的市場關系。

4.土地流轉加速“熟人社會”瓦解

資本下鄉前，趙村的熟人社會結構尚未完全解體，農民之間依然存在密集的社會關聯。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導致農民的生計模式發生改變，從而加速了熟人社會的解體。

首先，土地流轉導致在村人口進一步減少，熟人社會的維系變得更為艱難。熟人社會的維系需要以一定的社會交往密度為基礎，土地流轉前，趙村還有30%的家庭有人留在村里種地，因而村莊熟人社會勉強還能得到維系。而在土地流轉后，由于農業生產效率提高，需要的勞動力數量減少，更多的農民開始選擇外出務工或者進城生活，戶籍人口超過4000 人的趙村到2020 年只剩下了不到1000人還留在村里，在村人口的減少使得村莊內部的社會交往密度降低，熟人社會的維系變得更為艱難。其次，更重要的是，土地流轉后農民之間不再需要開展生產互助，這導致農民之間的社會關系沒有了經濟基礎。土地流轉前，趙村的在村農民主要是“自耕小農”和“中堅農民”[28]，他們經常需要相互換工、借用生產工具，相互之間的關系借此可以得到維系；同時，外出的農民需要在村農民幫助照顧家庭，而在村農民需要外出的農民將土地低價租給自己，所以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依然可以維系。土地流轉后這些互動都逐漸消失，村莊熟人社會結構由此加速解體。

當資本參與農業生產之后，會從生產者屬性、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性質以及外部社會結構等多個方面改造農業生產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生產者的農民會從兼業雇工轉變為職業雇工，農業生產方式會從手工和半手工勞動轉變為機械化生產，生產關系會從社會關系轉變為市場關系，外部社會結構會從緊密的熟人社會走向松散的“原子化”社會。

四、農業生產體系變遷與雇工管理模式轉型

在資本化經營模式的改造下，趙村的農業生產體系發生了巨大改變，這一改變有效化解了資本主體的雇工管理困境，并賦予其選擇雇工管理方式的自主權。

1.生計模式變遷改變農民的受雇勞動態度

在沒有放棄自耕時，趙村農民將自己承包的土地視作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將絕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對受雇勞動則秉持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而當農民放棄自耕、成為職業雇工后，受雇勞動成為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對受雇勞動的態度隨之改變。首先，由于不再承包土地，農民會將更多的精力和勞動熱情放在受雇勞動過程中。在調研中，幾乎所有資本主體都表示沒有承包土地的農民比承包了土地的農民在受雇勞動時更為認真負責，盧海源解釋了其中的原因：“那些自己家里還種著地的（人）給你干活的時候想的都是他自己地里的事情，要找那些自己沒地了的（人），他們回家了也沒事做，做事踏實得多?！逼浯?，因為不再承包土地，所以務工收入成為這些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這意味一旦被解雇或者被扣工資，就會影響到他們家庭生計的穩定[29]，因此他們在受雇勞動時會更加認真負責。實際上，當前大部分留在趙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二、三產業留給他們的工作機會有限，當他們放棄自耕后，到農場務工就成了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他們往往非常珍惜務工機會，工作態度非常認真。也就是說，成為職業雇工后，農民在受雇勞動時會主動減少策略性行為。

2.生產方式機械化降低農業勞動的監督難度

當農業生產主要依靠手工和半手工勞動時，資本主體很難對雇工的勞動過程進行有效監督；而當農業生產實現機械化以后，對雇工勞動過程進行監督的難度大為降低。

首先，機械化生產簡化了農業勞動過程，并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標準化程度，降低了資本主體對雇工勞動質量進行評價的難度。手工和半手工勞動的作業過程都很復雜，雇工的勞動質量難以通過對其行為的觀察來進行評價。但在機械化生產過程中，機械是做功的主體，雇工只需要操控機械，其勞動過程被大為簡化和標準化，因而勞動質量更容易被評價[30]。例如在打藥環節中，在使用“肩負式手動噴霧器”進行作業時，雇工需要獨自完成配藥、補藥、打藥等一系列操作，即使雇工的工作速度很慢，資本主體也難以區分其到底是工作細致還是在偷懶；而在使用“自走式增壓噴霧器”后，打藥作業過程變成了三人一組，分工協作：一人配藥、補藥，一人扯水管，一人在田里搖動噴頭。每個人的工作都是簡單且標準化的，勞動質量的好壞很容易區分。其次，機械化生產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使資本主體需要的雇工數量大為減少，進而降低了監督難度。例如在施肥環節中，早期趙村的資本主體都是采用手工作業，單個勞動力的日作業面積不超過10 畝，因此資本主體需要雇傭大量農民同時作業才能保證不耽誤農時，勞動監督難度很大。2014年，資本主體開始使用“電動式撒肥機”，單個勞動力的日作業面積提高到30畝以上；2016年，資本主體開始使用“汽油式撒肥機”，單個勞動力的日作業面積提高了50畝以上，這意味著，即使經營1000畝土地，也只需雇用不到10個農民就能完成施肥作業，使得監督難度大為降低。生產方式的機械化一方面可以降低對雇工勞動質量的評價難度，另一方面可以減少雇工數量，從而有效降低對雇工勞動過程的監督難度。

3.勞動力配置市場化保障資本主體的管理權利

下鄉初期，由于資本主體需要借助社會關系才能獲得勞動力供給，因此其對雇工的管理權利受到嚴重限制；隨著農業雇工市場的形成，資本主體在“勞資關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勞資雙方從社會關系變成市場關系，資本主體對雇工的管理權利得到有效保障。首先，農業雇工市場的形成制造了農民對于就業機會的競爭，從而提高了資本主體在勞資關系中的話語權。當前禾鎮已經形成了接近30支專業勞工隊。每個資本主體在雇用過勞工隊后都會形成相應的評價，這種評價一方面決定著他自己以后的雇工選擇，另一方面會在資本主體間傳播，從而影響其他資本主體的雇工選擇。那些廣受好評的勞工隊長期有人雇用，其成員年收入可以達到2萬元以上，而那些評價較差的勞工隊往往只有在農忙時節才有人雇用，其成員的收入也較低。因此，為了獲得好的評價，農民在受雇勞動時往往會嚴格遵從資本主體的管理。其次，隨著勞資雙方從社會關系轉變為市場關系，資本主體的管理活動不再受到人情、面子等社會因素的制約。例如2015年之前，魯必勝主要雇用鄰居為自己干農活，因為害怕“得罪人”，所以鄰居即使遲到早退魯必勝也不會計較，從2015年開始，魯必勝轉而雇用專業勞工隊為自己干農活，事先都會把工作任務和要求定好，如果對方的勞動質量和進度達不到要求，魯必勝就會采取扣工錢方式對其進行懲罰。當然，雇工市場的形成并不僅僅是只有益于資本主體，資本主體之間也存在對于優質勞工隊的競爭，使得優質勞工隊的工價往往會高出一般市場價格。在農忙時節，一般勞工隊的服務價格是130 元/工，而一些優質勞工隊的服務價格則會達到150 元/工。因此，雇工市場的形成實際讓勞資雙方都實現了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4.熟人社會解體削弱雇工對合理管理行為的對抗能力

資本下鄉初期，來自熟人社會的支持是雇工對抗資本主體管理行為的重要憑借；熟人社會解體后，雇工對抗資本主體合理管理行為的能力也隨之被削弱。熟人社會解體后，趙村農民之間的社會關系出現了弱化，相較于和其他農民間的社會關聯，農民與資本主體間的經濟關聯變得更加緊密，因此絕大部分農民失去了幫助其他農民對抗資本主體的動力。2017年，趙村農民余成勇在受雇給胡秋明除草時因為做事不認真被當場訓斥，其先是憤然離去，然后于當晚找到堂兄余成峰，希望他能幫自己去“討個說法”，結果余成峰反而勸告余成勇“算了”，后來余成勇只能找到村委會，要求村委會為自己“主持公道”。當熟人社會解體后，農民無法再從村莊社會中獲得支持，只能向村級組織或基層政府尋求幫助，而作為國家依法設置的正式組織，村級組織和政府機關具有更強公正性，并不會侵害資本主體的合法權益。

5.困境消解賦予資本主體雇工管理自主權

雖然適應性自我改造可以幫助資本主體緩解雇工管理問題，但是會增加其經營成本。例如彭興華為了請趙旭剛幫助管理農場，承諾給其20%干股；魯必勝為了和周邊鄰居建立關系，長期低價為他們供應農資。因此，對資本主體而言，只要條件允許，都希望改變雇工管理方式。農業生產體系轉型能夠徹底解決資本化農業經營過程的雇工管理難題：當農民成為職業雇工后，會改變對受雇勞動的態度，主動減少策略性行為；當農業生產實現機械化后，雇工的勞動過程會變得簡單和標準化，更加容易被監督；當勞動力轉向市場化配置后，資本主體的市場地位大幅度提高，且不用再受社會規范的束縛，可以更好地行使管理權利；當熟人社會解體后，農民無法再對資本主體合理的管理行為進行對抗。在這一背景下，即使資本主體不再進行自我改造，也能對雇工進行有效管理。因此，在第二輪租期中，到趙村承包土地的資本主體都采取了“市場化雇工+標準化管理”的模式開展農業生產，其主要特征包括：一是自主經營，除彭興華外，第二輪租期的承包主體都不再與本地人合作經營，且彭興華分給趙旭剛的干股也從20%降到了12%；二是脫嵌于村莊社會，新入場的資本主體都不再重視與農民間的社會交往，他們平時都在縣城居住，只有需要干活時才會到村里；三是廣泛使用勞工隊開展農業生產，并會對其勞動質量和工作任務進行詳細規定和嚴格管理，扣工資和解約都是他們常用的管理手段。

五、結 論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由資本主導的規?；r業經營模式在我國并不具有競爭力[31]，也不具有必要性[32]，但我國疆域遼闊，不同地區的農業發展條件存在很大差異，所以各地區存在不同的農業現代化路徑。以本文案例趙村為例，當前我國東部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進程已經十分超前，可以為農民提供穩定的非農就業和城市生活機會，在這一背景下，一方面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生活，農村土地出現大面積拋荒；另一方面城市中積累了大量資本，亟需找到新的投資領域，引導城市資本下鄉投資農業對于推動農業發展而言具有實踐性和必要性。

資本下鄉是一個資本與農業結合的過程，在其不同階段，資本會以不同的方式與農業結合，進而呈現出不同的經營形態。資本下鄉前，“小農經營”是我國主要的農業經營模式，長期的小農經營塑造了與之相適配的小農農業生產體系，其內容包括作為自耕農的生產者、以手工和半手工為主的生產方式、依附于社會關系的生產關系、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外在社會結構。資本化的經營方式無法在這種農業生產體系中順利運轉，因此在下鄉的初期，資本主體只能通過適應自我改造才能實現入場，此時資本主體會表現出一些“嵌入型”特征。但實現入場后的資本主體會推動農業生產體系發生改變。資本在參與農業經營的過程中不僅能夠有效彌補農村在生產要素上的短板，同時還會在生產者屬性、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外在社會結構四個方面改造農業生產體系，使之適配資本化的農業經營方式。隨著資本化的經營方式不斷改造農業生產體系，資本主體的雇工管理困境會徹底得到解決，資本主體將由此獲得雇工管理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