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資本與生活：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三重邏輯

張 誠

（上海政法學院 政府管理學院，上海 201701）

鄉村公共空間是鄉村社會中人們進行社會交往和開展公共活動的公共場所，既包括有形的物質空間，如文化廣場、農家書屋、祠堂、寺廟、公園等，也包括無形的社會空間，如集會、廟會、節日慶典等，還包括因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而興起的虛擬公共空間，如黨群微信群[1]、云社區。這些類型多樣、功能不同的鄉村公共空間，在提供公共服務、增進社會信任、培育公共精神、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是鄉村共同體得以形成、發展的紐帶和載體。隨著社會發展與轉型，鄉村公共空間逐漸呈現出萎縮態勢，這不僅表現在公共活動、公共場所和公共資源日益減少以及公共權威不斷式微[2]等方面，也表現在公共輿論解體、公共議題失語、公共交往排斥[3]等方面。鄉村公共空間的萎縮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鄉村價值再生產能力式微[4]、村莊公共性弱化[5]、農村公共文化衰落[6]等。

面對鄉村公共空間日益萎縮的趨勢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圍繞如何重構鄉村公共空間，學界提出了三種路徑。一是合作治理路徑，即多元合作是再造鄉村公共空間的基本模式[7]，尤其是在村莊空心化背景下，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更是需要政府、社會團體、村內能人、基層村民等多主體的共同參與[8]。二是精英主導路徑，即鄉村公共空間的重建應充分發揮鄉村精英的帶頭作用和示范效用[9]。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鄉村公共空間的構建動力在于諸種精英策略行動者的社會權力的維持而非制衡[10]。有研究發現，大學生村官充分利用公共場所、公共權威、公共活動與事件、公共資源等地方資源與社會條件，實現了鄉村公共空間的形塑和再生產[11]。三是農民主導路徑，即發揮農民群體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的主體性作用，對此，有學者指出，農民合作行為對鄉村公共空間的建構而言至關重要[12]，要充分發揮合作社在拓展農村公共空間方面的作用[13]，同時，在空間重構中充分尊重村民的日常生活交往行為習慣[14]。

總體而言，學者們盡管對于采取哪種鄉村公共空間重構模式尚存爭議，但普遍意識到，通過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是實現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與重構的關鍵。當前，隨著鄉村建設的深入推進，越來越多的行動主體，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過程中，從而使其呈現出復興態勢。例如，黨群服務中心、祠堂、文化禮堂、農家書屋等公共場所的修建為農民社會交往提供了公共平臺；鄉村春晚、文藝匯演、民主懇談會、村務協商會等公共活動的開展，重塑了鄉村社會關聯；合作社、村民理事會、鄉賢理事會、五老會等公共組織的發展提升了鄉村社會的組織力和凝聚力；微信群、社區通、掌上云社區、智慧黨建等虛擬公共空間的興起拓展了農民社會交往范圍。但在實踐中，不同主體參與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存在著不同的動機和目標，同一類型的鄉村公共空間在不同主體參與下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面貌，如政府主導修建的文化廣場無人問津，而農民自發修建的活動中心充滿活力。因此，如何從主體角度去理解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邏輯，進而在把握不同主體行動邏輯和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構建合作機制，應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重點。

鑒于此，本文基于鄉村公共空間多主體共同生產的現實，以空間生產為理論基礎，根據驅動因素和生產主體的不同，將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邏輯概括為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和生活邏輯，并從內在關系、過程機制、目標策略等維度展開詳細分析，試圖揭示新時期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內在機理。同時，分析不同生產邏輯之間的關系，提出構建鄉村公共空間合作生產機制的構想和路徑，為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提供借鑒和啟示。

一、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1.空間生產理論：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理論視角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貧困、空間區隔等問題，空間的社會性逐漸引起學者們關注，開始從空間角度研究社會關系和社會問題，由此開啟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空間轉向”，在此過程中，空間生產理論應運而生，其中，列斐伏爾是空間生產理論的開創者。列斐伏爾從政治哲學角度提出了“（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物”這一核心命題，在他看來，空間不是生產背景，而是生產對象，空間是有目的地被生產出來的，是政治經濟的產物，它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15]。在列斐伏爾之后，學者們從多種視角對“空間生產”思想進行了深入和拓展研究，例如，哈維認為空間生產受資本要素驅動，并受科技、時間、場所、環境、區域差異等多重因素的影響[16]；蘇賈論述和批判了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在空間生產中的消極作用[17]；卡斯特則認為空間是社會結構的表現和產物，即“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而是社會的表現。換言之，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空間就是社會?！盵18]總之，空間生產理論在強調空間社會性的基礎上，揭示了空間生產受資本、權力、意識形態、社會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21 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空間生產理論以及我國空間問題逐漸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學界開始以空間生產理論為研究方法和視角，探究古城更新、城市規劃、鄉村建設等我國空間生產的邏輯、存在問題及改進策略，其理論發展與實踐總結為本文分析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內在邏輯和實踐路徑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現實借鑒。

2.權力、資本與生活：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整體性分析框架

縱觀空間生產理論的發展脈絡、核心思想和學術爭議可知，影響空間生產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其中，權力、資本、社會是影響空間生產的主要因素。據此，可以將空間生產劃分為三種模式，分別對應著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和生活邏輯。其一，空間生產的權力邏輯，即空間生產受到政治和權力的驅動和影響。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已成為國家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空間內并不是排斥，而是充斥著意識形態，人們對空間的加工、改造與塑造，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指導下進行的，因此，空間是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盵19]其二，空間生產的資本邏輯，即空間生產受到資本的驅動和影響，集中表現為空間作為生產資料，服務于資本增值的目標。正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用來生產剩余價值?！盵20]其三，空間生產的生活邏輯，即空間生產應重視社會和民眾的主體作用，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為價值取向。列斐伏爾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和體系下，資本和國家對空間生產的支配權將被終結，空間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市場交換，而是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并提出了實現空間生產目標的具體要求：一是由使用者（公眾），而不是“專家”，來決定空間的生產；二是改變“自上而下”的空間建構模式，提倡“自下而上”的空間建構模式；三是重新從使用價值定義空間，即堅持空間使用價值優先而非交換和消費價值優先的發展理念。

空間生產思想不僅提供了分析當代社會空間發展的理論基礎，而且貢獻了一種分析的方法論體系[21]。鄉村公共空間作為鄉村空間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空間生產理論為理解鄉村公共空間的變遷、轉型與重構提供理論工具和研究視角，即鄉村公共空間作為鄉村社會關系的反映和體現，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關系的改變而改變，并呈現出不同的形態、特征和功能。

與過去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主要受單一主體或要素影響不同，現代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同時受政府、市場、社會等多主體的共同影響。因此，新時期考察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邏輯，不僅要關注政府及其權力對鄉村公共空間的塑造作用，也要關注市場和資本對鄉村公共空間的影響，還要關注社會和農民在空間生產、使用和管理中的參與作用?；诳臻g生產理論，可將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邏輯概括為三種類型（如表1 所示）。其中，權力邏輯以政府為主導，以政治理性為基礎，以體現和貫徹權力意志為導向；資本邏輯以市場、企業、合作社等為主導，以經濟理性為基礎，以實現資本增值和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生活邏輯以自治組織、社會組織、農民等社會力量為主導，以價值理性為理性基礎，以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價值取向。

表1 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三重邏輯

二、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權力邏輯

自古以來,鄉村公共空間就是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對接點，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22]。歷史與現實證明，鄉村公共空間的發展從來不是遠離政府和權力的，而是與之密切關聯。在傳統封建社會，正是由于“皇權不下縣”的制度安排和權力結構，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與發展呈現出“社會自治”狀態。近代以來，政府權力逐漸滲入鄉村，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發展與變遷中發揮了引導性甚至是主導性作用。當前，面對鄉村集體行動困境，政府依靠行政權力和科層組織大力支持社區綜合服務中心、農家書屋、文化廣場等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因此，理解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邏輯，首先要關注政府及其權力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的作用。

1.權力的本質與權力的空間化

把握權力的本質以及權力與空間的關系是理解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權力邏輯的基本前提。廣義上，權力是一種行動者影響他人態度與行為的能力[23]；而狹義上，權力體現為一種強制力，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24]，在他眼中，權力是實現一定目標的工具和手段。本文將權力視為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行動者因擁有某種或某些資源而產生的支配、控制和影響能力，它既可以表現為一種強制力，也可以表現為一種影響力，其中，政府是權力的主要擁有者和行使者，它通過行使權力來貫徹其意志。

空間從來不是獨立于政治和權力之外的，而是與權力、技術、控制等密切相關，?？略谄渲鳌兑幱柵c懲罰》和《瘋癲與文明》中詳細論證了權力是如何通過拘留所、精神病院、斷頭臺、監獄等空間發揮作用的[25-26]。隨著社會發展，空間與權力的互動日益頻繁，空間逐漸成為權力運行的載體，即權力并不是抽象地存在于人的頭腦和觀念當中，而是在一定的空間領域內運行的，空間的界限就是權力的界限。同時，隨著權力空間化的發展，空間的生成、發展與演化深受權力的影響，在此過程中，權力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貫穿我們的生活空間，并不斷發揮其作用[27]，空間逐漸被賦予權力的意義和內涵，成為權力的象征，對權力的爭奪開始表現為對空間的爭奪。

空間既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同時也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28]。本質上，鄉村公共空間是一個匯聚各種權力、利益、關系的開放性場所，其中充滿了斗爭、妥協與合作，政府運用權力，通過制度安排、政策設計、空間規劃、空間管理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對鄉村公共空間產生影響。同時，政府也通過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實現社會整合、秩序建構、認同塑造等目標，在形塑政府形象的同時推動著權力再生產。

2.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的權力作用機制

于雷曾將公共空間的作用機制概括為四種，即展示機制、規訓機制、對話機制和影響機制[29]?，F實地看，權力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正是通過如下四種作用機制對鄉村社會和農民個人產生影響，以實現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

第一，權力展示機制，即鄉村公共空間成為權力的展示臺，農民成為展示的客體和對象，他們在進入公共空間和參與公共活動中能夠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權力的存在及其影響。例如，政府通過提供社區綜合服務中心、文化廣場、農家書屋等空間產品向民眾展示權力對社會資源的掌控力以及權力本身的巨大能量；同時，政府通過組織開展文化下鄉等活動，可以向鄉村和農民展示權力強大的滲透力和支配力，使農民產生對權力的敬畏之心。在權力展示機制中，政府通過公共空間向社會和農民展示自己強大的資源控制力和社會影響力，無論是物質實體的公共場所，還是非物質實體的公共活動和公共組織，都在權力的滲透下成為權力的象征。

第二，空間規訓機制，即權力通過公共空間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引導、限制和規定，使其符合一定的規范和標準。在空間規訓機制中，公共活動主要是由國家和政府倡導、組織的，農民參與公共活動實際是在履行一種事先確定的行為，他們需要遵守一定的規則和程序。如農民在村委會參加選舉活動，不僅要符合一定的成員資格，還需要遵守確定的選舉程序和規范，但這種資格、標準、程序以及活動的開展并不是由農民確定的，而是在國家規定和政府指導下進行的。在空間規訓機制下，鄉村公共空間成為一種規訓空間，政府通過空間對農民行為進行教育、規勸和引導，以符合公共規范要求。

第三，對話互動機制，即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利用鄉村公共空間進行互動、協商與合作，鄉村公共空間成為這種互動的背景和舞臺。鄉村公共空間可以促進互動和對話，是因為它能創造一種開放的公共活動環境，為參與者的互動提供便利。權力介入公共空間，政府可以就村莊公共事務與自治組織、社會團體和農民進行面對面的直接對話，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意見，避免因信息不對稱而做出錯誤的決策，從而降低權力運行的成本和阻礙。在對話互動機制下，政府與自治組織、社會團體和農民一樣，是作為平等的參與者在公共空間中進行對話和協商，以達成共識并采取集體行動。

第四，雙向影響機制，即在公共空間中，既存在著權力（政府）自上而下地影響民眾，也存在著雙向的多元互動與協商對話。在雙向影響機制下，權力（政府）并不發揮強制性作用，自上而下地向民眾灌輸權力的意志，而是借助公共空間，動員和鼓勵農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討論、協商與應對，進而實現村莊自治和共治。同時，農民以鄉村公共空間為平臺，就環境治理、文化建設、社區養老等公共問題進行對話、協商與討論，進而影響政府鄉村治理的內容與進展?？梢?，雙向影響機制就是在權力（政府）這一外部力量引導下，激活鄉村內生動力，實現政府管理與鄉村自治的有機協調。

3.增進政府權力合法性：權力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目標導向

合法性是政府權力有效、持續運行的關鍵，正如哈貝馬斯所說，“任何一種政治系統，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眾（對它所持有的）忠誠心?！盵30]合法性為理解政府（權力）介入鄉村公共空間提供了新的視角，即獲取合法性是政府（權力）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內在動因。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不再如過去那般緊密，政府權力面臨著合法性危機，集中表現為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因利益取向不同而引發嚴重的對立和沖突?，F階段，為克服合法性危機帶來的治理性困境，政府開始運用權力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以塑造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形象，重塑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一方面，政府（權力）通過加大鄉村公共空間建設投入力度，大力支持農村綜合服務中心、農家書屋、文化廣場、古街古鎮等公共場所的興建，積極組織開展文化下鄉、電影下鄉等公共活動，完善鄉村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民生產生活和休閑娛樂提供便利，拉近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增強農民對政府及其權力的認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借助鄉村公共空間，搭建起政府與農民、農民與農民之間的互動平臺，分歧、誤解、矛盾、沖突等在互動、協商與合作過程中逐漸消解，從而增進社會共識和社會信任，有效緩解因信任缺失而引發的治理性困境，推動政府對鄉村社會的管理從權威整合向認同再造轉變，夯實政府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三、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資本邏輯

隨著鄉村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消費社會的興起，“資本下鄉”逐漸成為推動鄉村社會發展的有效路徑，在此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市場資本，開始向鄉村公共空間滲透，在場所修建、組織建設、活動開展、運營管理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并借助市場資本的管理方法，如市場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創新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與治理模式。

1.資本的本質及其與空間的內在關聯

資本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也是推動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力量。資本是一種能夠用于經濟生產活動并獲取利潤的生產要素，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的概念與內涵不斷擴大，所有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資源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稱之為資本，如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環境資本等。目前，盡管資本的概念趨于大眾化和模糊化，但其追逐剩余價值和經濟利益的本質并未改變，增值性、擴張性、運動性和競爭性等是其本質特征。

當前，面對鄉村公共空間日益衰落的趨勢以及民間力量的式微和公共資源的不足，資本嵌入逐漸成為推動鄉村公共空間復興的重要力量，即能否獲得資本的支持成為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與重構的重要變量。由于資本的逐利本性，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資本邏輯集中體現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動邏輯，而資本與空間的結合則是推動形成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資本邏輯的前提和基礎。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資本兼具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31]。從資本的物質屬性看，資本本身具有空間性，即空間是資本的載體，資本在空間中運行。為實現資本增值目標，資本不斷向更廣的空間領域拓展，如資本從城市空間向鄉村空間、從私人空間向公共空間、從實體空間向虛擬空間等方向轉移和擴散。從資本的社會屬性看，資本與空間通過社會關系建立起聯系，二者都是一定社會關系的呈現，并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和制約?？傊?，資本與空間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使得資本逐漸成為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重要力量。

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資本邏輯，意味著資本已成為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發展的重要力量，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遵循著利益最大化的行動邏輯，體現并反映著資本的偏好。首先，資本和市場成為主導者，生產什么樣的空間產品、如何生產、生產的速度等都受到資本和市場的制約，農民能否便捷地享受到空間產品和服務，也受到資本和市場的約束。其次，空間經濟性的擴大化。過去，空間的經濟性主要表現為空間中的經濟互動和行為，但在資本和市場驅動下，鄉村公共空間的經濟性不僅表現在空間中的經濟互動和交往，還表現在空間本身具有經濟屬性，成為資本增值的對象和載體，其中，公共空間的商品化是這種經濟性的集中表現。最后，與經濟嵌入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在市場社會下，鄉村公共空間中的每個參與者都是理性的“經濟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交往不再遵從面子、人情、關系等社會規則，而是依據市場規則，根據自愿平等、公平競爭、利益最大化等原則進行交往和互動，鄉村社會關聯具體表現為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比如，農民參與合作社是為了獲取市場信息、擴大市場規模、降低生產成本等。

2.資本空間化與空間資本化：資本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過程分析

在資本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已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手段和途徑，其發展主要表現為兩種基本形式，即資本的空間化和空間的資本化。資本的空間化強調資本積極、主動介入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在解決鄉村公共空間供給不足、數量短缺等問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體現的是鄉村公共空間的同質化擴張，具體表現為各種公共場所的建設和經濟組織的擴張。在資本的空間化階段，資本主要為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提供資金支持，并不直接依靠公共空間本身盈利，比如，通過金融資本和企業資本的參與和介入，促進祠堂、寺廟、文化廣場、農家書屋、村民活動中心等公共場所的修葺與建設，推動水稻合作社、茶葉合作社、養殖合作社等經濟組織的成長與發展，這一時期，資本增值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公共空間本身，而是公共空間中的產品和服務。

空間的資本化意味著鄉村公共空間本身已成為一種生產資料，成為人們消費的對象和商品，即鄉村公共空間本身成為資本增值的直接工具和途徑。例如，鄉村自然空間的景區化；圖書館、文化廣場、農家書屋等公共空間的商業化和市場化；電影院、體育館、書店、超市等公共消費空間的興起。這一時期，鄉村公共空間逐漸由公共生活空間向公共消費空間轉化，其發展逐漸由數量增長向品質提升方向轉向。為激發人們的消費欲望，公共空間往往被賦予傳統與現代、地位與身份、城市與西方、階層與品位、個性與差異、鄉愁與記憶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符號體系，人們消費公共空間，不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生產生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社會心理需求。

3.資本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目標與路徑

資本的本質在于追逐利益，因而資本邏輯下，規劃公司、社區運營企業、鄉村企業、經濟合作社等市場主體參與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主要服務于資本增值的需要，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為行動目標，如文化企業通過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規劃、生產與運營，向游客出售文創產品等途徑獲取經濟利益。同時，在資本邏輯下，空間本身成為一種生產資料，祠堂、集市、博物館等鄉村公共空間只有實現經濟價值，才能生存下去，并為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更新與重構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否則，鄉村公共空間將被資本拋棄和淘汰。

現實地看，資本介入空間生產過程，可以有效克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面臨的資源短缺、主體缺位、管理滯后、效率不高等問題，提升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能力和水平。一是優化資源配置，為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提供資源支持。資源匱乏是引發鄉村公共空間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面臨的重要難題，而市場資本的介入，可以有效彌補公共資源不足，為修葺祠堂、興建文化廣場、保護古街等提供資金支撐。二是提供空間產品，滿足鄉村和農民的公共空間需求，如依托市場資本興建社區食堂、社區超市、博物館等物質場所以及成立經濟合作社等，為促進社會交往和豐富公共生活提供平臺。三是創新空間治理方式，提升鄉村公共空間運營能力和水平，如在古村落開發中采取市場化運營管理模式，不僅可以保存傳統鄉村公共空間，也可以為鄉村公共空間的持續發展提供物質保障。

同時，在資本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呈現出新的發展特征。一是商品化，即鄉村公共空間作為一種商品，成為人們消費的對象，具體表現為各種自然空間的景區化、商業化和市場化，以及生活空間向消費空間的轉化，付費機制是人們能夠享受這些空間產品和服務的基本途徑。二是城市化，即超市、咖啡館、博物館等城市公共空間向鄉村轉移，同時，按照城市公共空間的要求、標準和程序開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三是符號化，即通過“符號化方略”[32]，鄉村公共空間成為身份、階層、地域等符號的象征，人們參與公共空間，看重的不是實用價值，而是能夠證明自己存在和發展意義的符號價值，如農民通過公共空間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

四、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生活邏輯

生活邏輯是在社會生活過程中自下而上形成的，是“創造性地展開自己的生活的邏輯”[33]。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生活邏輯內在地揭示了鄉村公共空間作為農民互動、交往的公共場所，深刻地嵌入農民日常生活，其功能、形態、類型等深受農民生活需求、生活觀念、生活習慣、生活行為等因素的影響。

1.生活與鄉村公共空間的互構

鄉村公共空間作為人們實踐活動的對象和結果，與鄉村生活之間存在著相互建構的關系。首先，特定的生活需求、生活習俗、生活價值等型塑了特定的鄉村公共空間。鄉村公共空間作為生活實踐的載體，承載著特定的生活功能，如侗寨的鼓樓、風雨橋等公共空間與侗族喜好公共生活的民族特性緊密相關[34]。其次，鄉村公共空間的布局、結構、功能、性質等影響鄉村生活的品質和質量，進而影響農民的身份認同、心理歸屬和社會行為，如廣泛存在的鄉村公共空間不僅可以為農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還可以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提供平臺和機遇，有助于培育鄉村社會資本。最后，美好生活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價值旨歸，包括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文化、交往等各種服務，滿足不同個體和群體的多樣化需求。

歷史地看，生活轉型是推動鄉村公共空間變遷的重要驅動。傳統農業社會時期，由于農業生產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追求穩定的生活態度、封閉且相互熟悉的生活環境，使得鄉村公共空間具有濃厚的鄉土性特征，例如，在空間結構上，以田間地頭、水井、曬場等為代表的生產型公共空間成為鄉村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空間功能上，鄉村公共空間產生并服務于農民的生產生活需要，具有實用性強、形式與功能相統一、功能混合等特征。當前，隨著鄉村生活環境、生活模式、生活條件以及農民生活態度、生活行為、生活觀念的變化，鄉村公共空間也面臨著新的境遇，部分傳統鄉村公共空間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而逐漸走向消亡，如田間地頭不再是農民相互交流、分享信息、閑聊的公共場所。部分傳統鄉村公共空間為適應生活環境和生活需求的變動而呈現出新的功能特征，如湖北武穴市將村里祠堂改造成“文化活動中心”和“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動中心”，開展唱大戲、下棋、打乒乓球等活動。同時，產生于現代社會，具有現代性特征的鄉村公共空間逐漸興起，尤其是微信群等虛擬型公共空間的興起，為再造鄉村共同體提供了機遇[35]。此外，人們對鄉村公共空間的多樣性、包容性、開放性和人文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例如，在空間結構上，農民對文化廣場、棋牌室、體育場等休閑娛樂型公共空間的需求與日俱增；在空間功能上，人們希望鄉村公共空間能夠提供更多個性化和差異化服務。

2.生活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內在機理

生活邏輯是人們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所遵循的規律、原則和方法，其實質上體現的是一種價值觀，一種重視人的價值、為人追求更好生活提供價值判斷依據的價值觀[36]。生活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呈現出公共性、人本性、草根性、大眾性等特征。

第一，共同的生活需求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現實動力。鄉村公共空間起源于農民共同的生活需求。過去，農民面臨著共同的生產生活需要，從而推動了水井、曬場、田間地頭等鄉村公共空間的興起；現在，原子化的農民共同面臨著社會交往、文化娛樂、心理疏導等需要，進而推動了文化廣場、棋牌室、微信群、廣場舞等鄉村公共空間的發展。同時，生活需求的變化也會影響鄉村公共空間布局、結構、功能等。

第二，以人為本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基本原則。從外部形態上看，以人為本要求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從可達性、可用性、包容性、舒適性等方面提升空間品質，比如，將文化廣場等公共場所設置在村莊的中心位置，方便農民進入和使用。從功能設計上看，以人為本要求鄉村公共空間堅持功能與形式相統一，注重空間的實用性。如文化廣場既是農民跳廣場舞的地方，也是小孩子玩耍的場地。從類型結構上，以人為本要求提供不同類型的鄉村公共空間，最大程度地滿足農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第三，廣大農民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主體力量。首先，農民是鄉村公共空間的建設者。無論是有形的物質實體空間（如文化廣場、農家書屋、寺廟、祠堂等），還是無形的公共活動空間（如廟會、紅白喜事、節日慶典等），都是農民生活實踐的產物。其次，農民是鄉村公共空間的管理者。無論是鄉村公共空間的日常運轉和管理，還是解決圍繞其發生的各種空間沖突和利益沖突，都離不開農民的積極參與，其中，新鄉賢、村干部等鄉村精英群體在空間管理方面發揮了權威性作用。最后，農民是鄉村公共空間的最大受益者。鄉村公共空間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每個農民都能從中獲得一定的便利和服務。

第四，公共利益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價值追求。其一，公共空間作為鄉村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的一部分，能夠直接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所需的各種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文化廣場能夠為農民提供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其二，公共空間作為社會互動和農民交往的公共場域，有助于培育和發展以信任、參與、合作、秩序等為要素的社會資本，進而在培育農民公共精神、增進社會關聯、維系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3.基于美好生活的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路徑

當前，各地自下而上地開展了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創新實踐，如江蘇邳州開展鄉村公共空間治理，修建文化廣場供大家休閑娛樂，重塑社會關聯?？傮w而言，在生活邏輯導向下，基于美好生活的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路徑主要包括如下三種類型：

其一，農民自發生產路徑，即基于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實際需求，依靠農民自身力量開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活動。例如，安徽省銅陵市銅山鎮在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積極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成立村民理事會，通過集資、捐資捐物、義務投工投勞等方式興建村民文化活動中心，村民在活動中心除了開展文體娛樂活動，還在里面辦理喜事酒宴，活動中心逐漸成為社會交往、信息交流、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以農民為中心的生產路徑具有自發性、草根性和大眾性特征，由于緊密結合農民實際生活需求，村民活動中心等鄉村公共空間能夠最大程度地吸引農民參與，充分體現公共空間的公共性。

其二，精英主導生產路徑，即在鄉村精英引導下開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活動。村干部、大學生村官、駐村干部、退休官員等鄉村精英不僅是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重要因素。實踐中，鄉村精英通過組織動員、權威塑造、資源整合、活動開展等方式，推動著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與再生產。例如，為反哺家鄉建設，廣東梅州市梅江區書畫藝術家何利榮無償拿出房屋和藏書、藏畫，自籌資金并自行規劃修建了黃留村公益文化活動室，為廣大書畫愛好者提供了交流、創作空間，也為村民開展各種娛樂休閑活動提供了場所。與普通農民不同，鄉村精英具有視野開闊、知識素養高、村民認可度高等優勢，可以有效提升鄉村公共空間的治理效能。

其三，組織引領生產路徑，即以基層黨組織、自治組織、社會組織、志愿團體等鄉村組織為載體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在個體化社會，通過組織引領推動鄉村公共空間重構，可以克服農民個體參與的局限性。例如，廣東興寧市羅崗鎮溪群村堅持黨建引領，在新時代文明實踐中設立村民議事廳，讓村民有序參與民主議事活動，議事廳逐漸成為黨員干部聯系群眾、商討鄉村公共事務、解決鄉村公共問題的公共場所；浙江安吉大竹園村在基層政府、村集體、村民等主體的共同努力下，將“小村客廳”打造成公共文化空間，內設老人活動中心、農耕展覽、圖書瀏覽和鄉村振興講堂等功能區，在豐富鄉村公共生活的同時，增強了村民獲得感、幸福感。

五、互動與協同：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邏輯關系

1.三重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現實困境

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和生活邏輯為新時期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提供了基本遵循，也為分析當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面臨的供需失衡、功能異化、活力不足、內生動力不強等問題提供了分析視角和研究思路。

首先，在權力邏輯下，政府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主體，政府借助自身的權威、資金、組織等優勢，積極推動社區綜合服務中心、農家書屋、文化廣場等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對公共空間的需求和渴望。但在自上而下的權力邏輯下，政府有著強烈的以提供和生產鄉村公共空間為工具、手段和途徑，從而實現自身利益的沖動。由此，不切實際、不計成本的大廣場、大公園、大亭子等形象工程層出不窮，大眾審美讓位于權力意志。同時，由于缺少參與，農民對鄉村公共空間缺乏認同感，很少進入和使用公共空間，這使得鄉村公共空間與農民生活“漸行漸遠”。

其次，在資本邏輯下，規劃公司、互聯網企業、經濟合作社等市場主體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主導力量，資本通過運用資金、管理、技術等優勢，在提供空間產品、改善空間服務、創新空間機制、建構空間秩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資本的逐利性，與空間的公共性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和沖突。例如，為獲取最大利益，市場提供了超出鄉村和農民實際需求的空間產品，從而出現特色小店、超市等鄉村公共空間“相對過?！?，造成資源浪費和空間閑置；資本偏好生產和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的空間產品，而忽視具有公益屬性和社會價值的公共空間，致使鄉村公共空間出現“結構失衡”；付費使用機制將部分農民排斥在公共空間之外，無形中促進了社會分層和分化。

最后，在生活邏輯下，廣大農民、鄉村精英、自治組織等社會力量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主體，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能夠最大程度地貼近農民、貼近生活，從而充分發揮鄉村公共空間的社會價值。但在社會轉型期，生活邏輯下的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則面臨著內生動力不足的窘境：鄉村集體資源的衰落使得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村莊空心化，尤其是年輕人的外流，使得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缺少主體力量；個體化和原子化的發展，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協調難度，致使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公共權威的式微導致各類公共活動難以順利開展。

2.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的邏輯互動

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和生活邏輯從不同側面揭示了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一般規律，并反映了當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面臨的種種問題?，F實地看，三重邏輯統一于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實踐，盡管三重邏輯在主體、原則、目標、路徑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三者之間并非彼此競爭、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朔l村公共空間生產困境，推動鄉村公共空間持續發展有賴于三重邏輯的良性互動。

一方面，三重邏輯的良性互動可以發揮不同主體的優勢作用。政府作為權力擁有者和政策執行者，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可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組織動員各方力量參與空間生產；市場可以利用資金、技術、管理、組織等優勢，引導社會資源向公共空間生產傾斜，滿足農民對公共空間的需求；而農民的廣泛和積極參與，可以最大程度地激發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內生動力，確保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符合農民需求。

另一方面，三重邏輯的良性互動可以克服單一邏輯下空間生產的局限性。在權力邏輯下，農民的參與可以幫助政府了解鄉村公共空間需求，監督權力規范運行，而對于那些政府無力提供或提供效率低的公共空間，政府可以通過向市場購買服務、政企合作等方式，借助市場的力量來提供。在資本邏輯下，為實現利益最大化，市場和資本不僅需要與鄉村和農民進行互動，以了解鄉村公共空間需求，避免生產過?；蚬┙o不足，還需要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系，以符合政府公共政策要求。在生活邏輯下，面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內生動力不足的困境，政府權力和市場資本的嵌入，不僅可以促進空間生產以滿足農民公共空間需求，還可以重塑社會關聯，重拾農民對公共生活的信心。

推進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應形成一種以生活邏輯為主導，以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為補充的關系結構。其中，生活邏輯規定了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價值、方向和目標，即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應堅持以人為本原則，以滿足農民生活需求和創造美好生活為根本目標；而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則體現了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實現方式和路徑，即在空間生產中要發揮政府和市場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轉型期，面對社會力量薄弱和內生動力不足的困境，要借助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促進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進而實現由外部驅動向內生驅動的轉變。

3.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邏輯的協同發展路徑

與過去受單一主體和單一邏輯主導不同，當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離不開政府、市場、社會和農民的共同參與和協同合作。這意味著，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既要遵循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創新鄉村公共空間生產方式，更要遵循生活邏輯，明確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目標價值。只有堅持共建共治共享[37]，實現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和生活邏輯的有機統一和平衡，才能保證鄉村公共空間公共性、激發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內生動力、實現鄉村公共空間持續發展。

面對鄉村公共空間公共性缺失、社會功能發揮不足、群眾獲得感不強等問題，克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困境，實現三重邏輯的協同發展，關鍵在于強化生活邏輯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的價值引領作用，發揮農民在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中的主體作用。首先，要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市場參與作用的同時，重視、擴大社會和農民參與，如通過面對面交流等途徑了解農民的公共空間需求，借助村民理事會等自治組織推進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充分發揮農民的集體智慧。其次，要建立基于參與、協商、合作的共同生產機制，推動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從單一主體主導的政府生產模式、市場生產模式和社會生產模式向共同生產模式轉變。最后，要建立以創造美好生活、滿足農民生活需求、增強農民獲得感幸福感為導向的價值評判機制，即鄉村公共空間生產不僅要考慮政府的政治目標和資本逐利需求，更要考慮農民的生活需求。

總之，當前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同時受到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和生活邏輯的綜合影響。其中，權力邏輯下，政府參與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動力不僅緣于政府的服務職能要求，還來自彰顯、鞏固和提升權力合法性的需要；資本邏輯下，受資本逐利性影響，能否實現資本增值是市場和企業參與空間生產的主要考慮因素，在此過程中，鄉村公共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逐漸成為參與者獲取經濟利益的工具、手段和途徑；生活邏輯下，自治組織、鄉村精英、農民等社會力量是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的主導力量，鄉村公共空間的首要功能是滿足農民生活需求。面對三重邏輯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存在的問題和挑戰，推進鄉村公共空間生產與再生產，需要構建一種以生活邏輯為價值導向、以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為實現路徑的協同機制，最終達至三者的有機統一和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