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背景下新職業群體的就業質量分析
——以外賣騎手為例

文／孫 茜

一 問題的提出

我國經濟社會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不斷推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成為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關注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1]就業工作提質增效，是全面激活勞動力要素的內在需求，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外在體現，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

數字技術在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革新的同時，亦催生新的經濟形態，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稊底种袊l展報告（2022 年）》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 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突出。通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數字經濟對培育新增就業崗位、重塑勞動就業形態以及調整就業技術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為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提供了契機。

然而，現有文獻關于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的影響卻未形成統一的研究結論。一方面，有學者指出，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帶來生產方式和價值產生過程的變革，形成就業的“創造效應”，為職業類別、優質就業機會和工作崗位的發展提供了新動力。[2]2022 年7 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 年版）首次標注數字職業97 個（標注為S），既是綠色職業又是數字職業的類別23 個（標注為L/S），占職業總數的7.3%。[3]目前數字經濟所催生的新職業仍存在大量潛在就業缺口，表現出較強的就業吸納能力，成為高質量充分就業的內在驅動力。此外，智能化、數字化驅動的轉型升級能夠為大部分行業從業者帶來高就業技能結構調整、高質量就業崗位創造以及中高技能勞動者收入提高等數字紅利。[4]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認為，數字經濟發展在帶來“就業創造”效應的同時，也帶來了“就業替代”和“就業破壞”效應。[5]我國自2015 年起，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市場規模約占全球比重的三分之一，服務機器人約占25%，工業機器人密度約為118 臺/萬人，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6]工業智能化導致就業結構高技能單極化的現象出現，使得具有中低端技能的勞動者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增加，對已形成既定程序的開放型腦力勞動也存在擠出效應，降低工作穩定性，從而影響就業質量。[7]同時，在工業智能化領域，數字技術使得個人的特定工作技能與工作需求信息能夠較為契合地嵌入生產活動中，出現“去雇主化”的就業模式，非正規就業者占比呈擴大趨勢，失業風險增加，勞動保障和職業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8]

綜上，既有研究從生產過程變革、高質量就業崗位創造、技能結構調整等方面探究了數字經濟對勞動者就業質量的雙重效應，為理解當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實踐、勞動力的就業質量特征提供了整體性的分析思路，奠定了知識基礎。然而，現有文獻某種程度上存在調查數據積累不足、數據來源單一、對高質量就業內涵的測度指標不清晰等問題，導致政策建議大多集中在宏觀層面的討論上，忽略了對政策難點、痛點以及盲點的精準定位。如何擴大數字經濟的積極效應，以推進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尚需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以充足的實證資料為依托作進一步深入分析。有鑒于此，本研究以外賣騎手為例，利用大樣本調查數據，在構建高質量就業評價指標的基礎上，分析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特點。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呈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選取外賣騎手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嘗試將數字經濟對勞動者就業質量的影響聚焦于新職業群體，以期豐富現有文獻大多從宏觀層面或勞動者整體視角得出的研究結論。外賣騎手是數字經濟塑造的最為典型的新興職業群體，根據《2022 年美團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2022 年有624 萬騎手通過美團獲得收入。預計未來5 年，包括外賣騎手在內的網約配送員的需求量將達到3000 萬，成為當前社會的就業蓄水池，有效發揮了穩就業的作用。本研究從就業質量視角檢視數字經濟發展能否對這一群體產生數字紅利，是對數字經濟發展與民生關系探討的直接回應。第二，在對高質量就業進行清晰操作化的基礎上，以從業者自評的大樣本實證資料為基礎，為數字經濟背景下對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內涵釋義增加新的證據來源。

二 研究設計

（一）就業質量的內涵釋義及操作化

關于就業質量的內涵，我國尚無官方評價指標體系，本研究主要參考國際組織和現有學術研究的界定。國際勞工組織(ILO)于1999 年提出“體面勞動”（decent work）的概念，并于2008 年完成了評價指標的構建，[9]是目前國際上關于就業質量評價的基礎，主要從以下測量屬性進行考察：（1）就業機會、（2）足夠的工作收入與生產性的工作、（3）合理的勞動時間、（4）工作、家庭與個人生活平衡、（5）應摒棄的工作、（6）工作的穩定性與安全性、（7）就業中的公平機會和待遇、（8）安全工作環境、（9）社會保障、（10）社會對話及勞動關系、（11）體面勞動的經濟與社會環境。2010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對已有的就業質量政策愿景表述和測量指標進行整合，編制了由7 個維度組成的就業質量(quality of employment)指標體系，包括就業安全保護和道德規范、工作報酬和福利、工作時間和工作生活平衡度、就業的安全性和社會保障、協商與談判機制、技能發展與培訓、職場人際關系以及工作動機，[10]并發布了歐洲九國的就業質量報告。

在學術語境中，“就業質量”具有多維特征，研究焦點也存在學科差異，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結論大多從宏觀和微觀角度兩個方面對這一概念進行解釋。宏觀層面的觀測指標大多涉及勞動力市場的經濟與社會環境、運行情況以及勞動保障體系相關的制度因素，例如：經濟發展情況、勞動力供需情況、就業結構與就業穩定性、就業機會與就業效率、教育發展水平與培訓機會、社會保障與社會保險、勞動關系等。微觀層面則強調與勞動者自身獲得感相關的效用因素，例如：勞動收入、職業發展、工作生活平衡度、工作強度、工作滿意度等。[11]

（二）新職業群體的就業質量

隨著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有研究者進一步拓展了就業質量評價指標的應用，認為可以通過就業報酬、勞動保護、就業環境和就業能力等方面來對數字經濟背景下勞動者就業質量進行考察?，F有關于外賣騎手就業質量的研究，主要從就業脆弱性、[12]社會保障、[13]薪酬制度、[14]勞動安全、[15]勞動關系[16]等方面來探討。對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評價，盡管近年來得到了研究者不同程度的關注，但從評價標準的選擇上看，大多帶有應然性的假設。即大多數研究傾向于贊同數字經濟帶來“就業替代”和“就業破壞”效應，認為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中低技能職業群體在數字化進程中勞動力比較優勢不足，因此忽略了職業發展、體面勞動兩個重要的就業質量評價維度。除此之外，對于就業質量的評價，鮮有研究將其置入我國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發展戰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進行分析，進而探討數字經濟能否改善新職業群體經濟收入、有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而帶來高質量就業紅利。綜上，本研究選取工作收入、工作報酬的城鄉差異、職業發展以及體面勞動四個維度，對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進行實證分析。上述評價指標與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關聯性和邏輯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工作收入維度延續了國際勞工組織以及現有研究對勞動者就業質量進行評價時采用的“勞動收入”“就業報酬”以及“工資”等測量屬性。本研究將以外賣騎手的工資平均數為觀測指標，對照國家統計局同類傳統服務行業的最新平均工資統計數據，分析新職業群體勞動者的收入情況。

根據《2022 年美團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數據顯示，美團騎手中有近八成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城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解決好農業轉移人口隨遷子女教育等問題，讓他們安心進城，穩定就業。[17]由此，本研究試圖探討數字經濟對縣域鄉村地區農村轉移勞動力經濟收入的影響，加入了“工作報酬的城鄉差異”（評價指標為城鄉樣本的月工資平均數）作為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評價指標，具有一定的時代性、正當性與合理性。

職業發展這一指標主要考察新職業群體在獲得滿足生存最基本的工作報酬之外，勞動過程能否有更高的潛在收益，是高質量就業的體現。[18]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對于新職業群體而言，在職業生涯規劃上很難與從事傳統職業的群體獲得類似的縱向發展的參照體系，如果將新職業群體的職業發展路徑和特征置于傳統的評價體系中，容易得到偏差性的結論；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體制機制的完善，勞動者流動性越來越高。尤其在數字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組織結構扁平的平臺改變了以往在傳統企業內部縱向的職業發展路徑，新職業群體常常通過跳槽和流動的方式實現職業晉升和發展，因此，對職業發展這一維度進行評價時，應將考察的對象限定在有意愿從事同一職業或相關崗位的調查對象中，以降低個人特征和勞動流動性帶來的隱性偏差。結合以上背景，通過整合現有文獻對“就業質量”以及“高質量就業”兩個概念中涉及職業發展的測量維度，本研究首先統計了研究對象對未來職業的規劃（包括繼續做外賣騎手、繼續晉升管理崗、在數字平臺內轉崗、以及離開外賣平臺）。在此基礎上，通過“有實現職業晉升的機會和渠道”“工作有干勁，有職業認同感”“平臺不斷完善，工作條件逐漸變好”三個指標對有意向繼續從事外賣騎手或相關崗位的調查對象進行了職業發展特征的考察。

體面勞動是國際勞工組織對就業質量進行評價采用的初始性定義。然而，現有研究大多帶有應然性的假設，傾向于贊同數字經濟帶來“就業替代”和“就業破壞”效應，忽略了這一重要的就業質量評價維度。本研究采用了“收入滿意度”“工作場景開放，心態放松”“報酬支付有保障，不拖欠”“機會公平、多勞多得”四個自評指標考察外賣騎手對新興職業崗位的體面勞動感知。其中，“收入滿意度”“工作場景開放，心態放松” 反映了對物質條件、合理的勞動時間、工作家庭與個人生活平衡的滿意程度，是主觀上對國際勞工組織評價指標的延伸?！皥蟪曛Ц队斜Ｕ?，不拖欠”“機會公平、多勞多得”則體現了對工作關系、就業環境公平性以及體面的社會環境的評價。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23 年南開大學與某數字平臺研究院合作的“外賣騎手職業技能與技能形成研究”。研究團隊通過方便抽樣的方式進行網絡調查，共計發放問卷72063 份，經過質量控制和數據清理，最終得到有效問卷68524 份，有效填答率95.09%。樣本平均從業時長為428 天，覆蓋全國30 個省級行政區（西藏、香港、澳門、臺灣四個地區未獲得數據信息）、200 個城市（自治州）。性別構成以男性騎手為主，占總量的94.6%（n=64833），平均年齡為34.09 歲（標準差為8.10），約三分之一的樣本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n=20644）、四分之一獲得大專及以上學歷（n=17130）。有50767位調查對象來自農村，占總樣本量的74.1%，其中3435 位騎手來自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占調查對象總數的5%。根據平臺公開的年度統計數據，本研究采集到的樣本特征與騎手群體的總體特征基本一致，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三 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實證結果

外賣騎手就業質量指標的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月工作收入平均值為4445.02 元，其中，城市戶籍樣本平均月收入為4735.65 元，農村戶籍樣本平均月收入為5017.18 元（其中，來自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樣本平均月收入為4871.90 元）。根據國家統計局2022 年統計數據，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從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3774.50 元，可見，無論對于本研究的全部樣本還是內部有城鄉戶籍差異的子群而言，其收入均高于國內同行業的人均工資水平。

表1 外賣騎手就業質量指標描述統計結果

在職業發展維度上，接近70%的調查對象（n=47920）表示在未來的職業規劃中，愿意繼續從事外賣騎手或相關崗位。其中，5.6%的調查對象（n=2693）認為這一職業有實現晉升的渠道，11.2%的調查對象對外賣騎手職業有較高的認同感，10.2%的調查對象認為平臺不斷完善，工作條件逐漸變好。在體面勞動維度上，有超三分之一的樣本肯定了工作機會的公平性(n=23512),對收入滿意度、勞酬支付保障、工作心態放松等三個指標的評價也比較好。

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新職業群體受益于數字經濟帶來的積極影響，實現了從“勞有所得”到“勞有優酬”的轉變。絕大多數調查對象表示在未來的職業規劃中，愿意繼續從事外賣騎手或相關崗位，并顯示出具有新職業群體崗位特征的成長路徑。勞酬支付保障、工作心態、收入滿意度等指標反映出該群體對體面勞動的正向感知，從而獲得就業質量的提升。

四 數字經濟對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數字技術打破就業時空限制及信息壁壘，促進新職業群體實現從“勞有所得”到“勞有優酬”的轉變

數字技術在勞動力市場的運用，打破了勞動力市場的時空限制，催生了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業態下的職業群體。數字科技的滲入，延展了勞動力市場的覆蓋范圍，在工作任務碎片化、專業領域細分化的背景下，新職業群體的工作模式呈現出靈活就業的特征。一方面，這一群體的工作任務通常是拆解性的、單項的、簡化的，入職門檻較低，鼓勵了閑置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者參與其中，為他們創造了獲得收入的機會；另一方面，與傳統受工頭限制的靈活就業模式不同，數字經濟擴大了商品和服務交換的范圍，促進了市場的資源使用效率，勞動供給方能夠以更自由的模式參與工作，在工作選擇、勞動時間分配以及勞酬獲得等方面均有更高程度的選擇權和議價能力。以上原因使得新職業群體通過勞動創造價值、獲得高于行業平均勞動報酬的可能成為現實。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凸顯了數字經濟對改善農村居民勞動收入、提升就業質量的積極效應。通過對樣本的戶籍進行分類篩選，結果表明，外賣騎手勞動報酬的城鄉差距不明顯，甚至農村戶籍樣本（包括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平均月收入略高于城市戶籍樣本的平均月收入?；诖?，本研究進一步對研究樣本的戶籍來源地點和工作地點進行了地理信息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樣本的戶籍分布范圍大于工作地點范圍，且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呈現更多的勞動力供給數量。就工作地點分布而言，東部發達省市（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廣東）反映出較強的就業吸納能力。

新職業群體的出現恰逢我國脫貧攻堅關鍵時期，通過改善就業形式和從業條件，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質量產生積極影響。從本文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來自縣域鄉村地區的勞動力約占樣本總數的74.1%，其中有5%來自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反映出數字經濟強勁的就業創造效應和就業吸納效應。通過對樣本內部有城鄉戶籍差異的子群進行勞動報酬分析，本研究發現新就業形態有助于帶動更多低收入的農業轉移勞動力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相較于同類傳統服務行業的平均工資，增加了1242.68元，逐漸成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催生了數字交易模式，數字金融在平臺經濟中的運用顯著提高了新職業群體的小時工資率與工作自主性，對就業質量的提升發揮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東部發達省市成為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勞動力的重要吸納引擎，通過提供較好的就業條件和就業機會，降低了農村剩余勞動力低質量就業的可能性?；ヂ摼W技術的發展和聯通，打破了農村勞動力在平等就業過程中的信息壁壘，使得他們從戶籍地流向發達地區從事新就業形態工作的可能性和概率大大提升，從而獲得更多增加勞動收入的工作機會，改善就業質量。

（二）數字經濟為服務行業帶來更加明顯的就業創造效應，形成適應性的默會技能是新職業群體實現職業發展的重要路徑

人與環境匹配理論認為，個體特征與環境特征交互影響個體認知與個體行為，就勞動者與崗位匹配而言，當勞動者的技能與崗位發展需求相匹配時，能夠提高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19]與現有研究認為外賣騎手容易陷入職業發展困境，缺乏職業發展規劃的結論[20]不同，本研究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70%的調查對象在未來的職業規劃中，愿意繼續從事外賣騎手或相關崗位，包括但不限于繼續做外賣騎手、繼續晉升管理崗以及在數字平臺內轉崗。課題組在研究過程中亦通過深度訪談發現，外賣騎手群體內部已形成了高技能騎手與一般騎手的明顯群體分化。與一般騎手不同的是，高技能騎手掌握的熟練勞動無法被還原成簡單勞動，降低了被“去技能化”的概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崗位的發展需求。根據邁克爾·波蘭尼提出的暗默知識（tacit knowledge）概念，[21]這主要是由于這些高技能騎手掌握的職業技能并非“可符碼化的知識”，而是不易編碼和傳播的“暗默知識”，具有不易替代性和不可復制性。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將這些默會的技能應用于生產環節，在看似簡單重復的工作任務中創造出具有更高價值的復雜勞動。因此，擁有較高職業技能水平的外賣騎手能夠獲得遠高于一般騎手的經濟收入，與平臺建立更長期的合作關系，在勞資博弈和管理制度發展的進程中，能夠清晰地制定職業發展規劃，并能持續性地獲得更為全面的職業發展機會。這部分從業者的職業發展路徑符合本研究所提出的高質量就業特征。

與傳統行業內部縱向的職業發展路徑不同，新職業群體常常通過跳槽和流動的方式實現職業晉升和發展。在數字經濟框架中，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零工樣態有時會成為從業者過渡性或者階段性的工作安排，對于這一群體的職業發展路徑和就業質量的評價，往往需要在職業轉換的整個歷程中進行動態分析。數字技術降低了行業技能門檻，但從長遠的職業發展生涯來看，并沒有降低對技能的要求，從業者技能素質的進步對于其本身就業質量的提升和行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平臺經濟就業模式促進個體能力與工作崗位的有效匹配，增強了新職業群體對體面勞動的正向感知

長期以來，外賣騎手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被看作是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的低質量工作從業者，對其就業質量的討論也往往帶有應然性的假設，忽略了體面勞動的評價維度。本研究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體現了調查對象對體面勞動的正向感知，尤其是在薪酬支付保障、就業環境公平性等維度呈現出較高的滿意度?？赡艿脑蛟谟?，從微觀層面來看，這一模式滿足了新職業群體的就業期望與偏好，在個人層面產生了體面勞動的積極感知；從宏觀層面來看，平臺經濟就業模式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是從業者體面勞動感知實現的重要影響因素。具體來說，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結構、經濟規模和就業形態的深刻變化，在個人層面，影響了勞動者的就業機會與就業質量，為低技能勞動者和農村閑置勞動力通過市場機制公平地從事現代服務業提供了契機，降低了他們為謀取工資收入而不得不從事低端工作的可能，改善了他們的工作環境，提升了對就業機會公平性和體面工作的正向感知。根據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決策理論，[22]個體在選擇工作時，不會對所有的職業信息進行加工處理，而傾向于根據自己的工作經歷，以循序成對的方式在某一選擇和下一選擇之間進行比較，直到出現“令人滿意”的工作時，便停止繼續比較。因此，對大多數從業者而言，外賣騎手是其在當下能夠選擇的最好職業，滿足了其基本的生存訴求和就業期望。一方面，相較于其他管理嚴格、管束較多的工作，平臺提供的靈活空間允許勞動供給方能夠以更自由的模式參與工作，使他們形成較為放松的心態，提升從業體驗；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的靈活性還體現在勞動者技能的釋放與工作安排的自主性。對于那些客觀條件無法適應固定工作時間的從業者而言，平臺的工作自主性使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組合選擇更加多元化。例如，利用碎片化時間在平臺上快速完成任務獲取報酬,這種強烈依附于消費市場的商業模式為渴望快速獲得收入的勞動者提供了機會，保障了勞動報酬支付的及時性。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經濟生態體系，通過重塑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結構，催生出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職業群體，對保障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和新契機。本研究嘗試突破既有研究的思路，將新職業群體的就業質量放在我國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發展戰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來審視，基于工作收入、工作報酬的城鄉差異、職業發展、體面勞動四個維度，對外賣騎手群體的就業質量進行了大樣本的實證描述統計。通過對覆蓋全國30 個省級行政區、200 個城市樣本的平均月收入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數字經濟的就業創造效應具有公平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對提升工作報酬、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關鍵的作用。創造效應形成的拉力將低端制造業、低端服務業以及農村閑置的勞動力轉移到新就業形態中，與工業智能化領域不同，數字經濟帶來的就業創造效應更加明顯，在未來的職業規劃中，絕大多數的調查對象表現出繼續從事外賣騎手或相關崗位的意愿。同時，外賣騎手在體面勞動的評價維度反映出較為積極的感知，體現了數字經濟對勞動形態的革新，以趣緣合作為基礎、賦予從業者更多自由權和創造性發揮空間的工作模式，成為提升新職業群體就業質量的關鍵原因。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營造促進數字經濟有序健康發展的政策環境和體制機制，持續有力推動數字經濟包容性發展，充分激發數字經濟的就業創造效應。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積極培育新經濟、新業態衍生出的新型就業形態。有序遞進地制定人力資本優化以及就業結構高級化的政策措施，現階段的政策關注點可適當向新技術應用領域傾斜，促進其釋放生產力從而創造更多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擴大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充分發揮新興職業“就業蓄水池”的作用，促進包容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消弭數字鴻溝，推進普惠共享數字化，為農村居民通過市場化途徑獲得平等就業機會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實現高質量就業，促進共同富裕。

第二，在職業發展方面，重視數字經濟對新職業群體技能要求的更新和結構性轉換，突破原有傳統行業從業者的職業發展框架限制，重塑數字技能成長階梯，實施對中低技能勞動者的“再技能化”措施。在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行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過程中，政府、工會、企業等多元主體應該逐步引導勞動力要素從低創新率、低附加值、低進入壁壘的生產環節進入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進入壁壘的生產環節，做好對勞動者數字化技能方面的轉崗培訓。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的數字技能框架，加強對勞動力市場和教育制度的數字化改革，充分發揮職高教育的作用，在具有層次性、階梯性的技能框架下，培養具備高技能，能夠適應未來技能密集型崗位的勞動力。提供終身學習的制度保障，讓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訓成為社會常態。

第三，對體面勞動的正向感知反映出現階段新職業群體對薪酬支付保障、就業環境公平性的需求得到滿足，同時也對公眾的既有認知，尤其是對外賣騎手的負面刻板印象解構提出了新要求。外賣騎手通常被認為是一份入職門檻較低的工作，對于其技能水平和勞動過程，大多數人傾向于進行簡化的概括性理解，認為是低技能的、重復性高的、無法創造更多附加值的。然而，有高質量就業特征的騎手往往擁有與復雜勞動過程相匹配的技能。同時，騎手的勞動過程也不僅僅是簡單的配送物品，還包括了賦能系統、為數字平臺技術優化迭代提供實踐依據。[23]因此，媒體、學者以及社會組織應引導大眾理性、客觀看待新職業群體的工作特征，鞏固新職業群體對自我效能感、掌控感以及體面工作的認知。平臺作為有效鏈接新職業群體的樞紐，具有強大的信息、資源優勢。建議在此基礎上，鏈接整合企業、勞動者、社會團體等資源，注重對新職業群體的人文關懷，從而助力包容性數字社會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