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小說中對“我”的主體意識的反抗

魯迅小說中的“我”是作者本人主體意識的一面投射，探析“我”背后的主體意識是研究魯迅小說主題思想的一個突破口。筆者對魯迅小說中“我”的國民性意識、苦悶意識進行一一梳理，分析指出“我”對這些主體意識的反抗方式包括自我揭露和批判，以及“我”的離去。以此說明魯迅所謂“反抗絕望”的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對“我”的主體意識中消極一面的反抗。從而，魯迅小說中對“我”的主體意識的反抗成為其小說思想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它與“我”對主體意識的張揚相對，形成一種內在的張力，共同構成了魯迅小說深刻復雜的精神世界。

一、魯迅小說中的“我”

（一）魯迅小說中的“我”

縱觀魯迅《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里的白話小說，其全篇采用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述的小說共有《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故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祝?！贰对诰茦巧稀贰豆陋氄摺贰秱拧愤@13部小說。而按照敘述者“我”在小說中的不同身份，魯迅第一人稱視角敘述的小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敘述者“我”在小說中有明確的身份，如《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孔乙己》中的酒店小伙計；另一類小說中的敘述者“我”則沒有明確的身份，他們或是作者本人，或是作者想象出來的一個“我”。

學者汪暉在其著作《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中評論魯迅小說結構的根本特點是“把種種極不相容或極為偶然遭遇的故事敘述因素服從于統一的思想性構造，……把真誠、復雜、深沉的感情同講故事人的輕松幽默、嬉笑怒罵、客觀陳述融為一體”。誠然，魯迅小說中的客觀對象滲透了其深厚的主觀精神，《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以及《頭發的故事》中的N先生莫不如此。這三部小說以“我”的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述，但是呂緯甫、魏連殳和N先生的內心獨白顯然成為另一個外部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從呂緯甫、魏連殳和N先生身上我們看到作為一個啟蒙知識分子在當時封建社會下的尷尬處境和內心的苦悶，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也是作者自己本人內心世界的一種投射，所以呂緯甫、魏連殳和N先生這三個人物雖然在小說中是被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所描述的對象，但是讀者在他們身上明顯感受到“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其背后有深厚的“我”的主體意識。

（二）“我”背后的主體意識

近年來，學界對魯迅小說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為人生”的態度，對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作為“歷史中間物”的啟蒙意識和其自身苦悶孤獨的心境。魯迅的小說滲透了作者強烈的主觀意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對其小說中主體意識的挖掘與張揚，而對魯迅小說中“我”的主體意識的反思與反抗，則較少探究。高遠東在其著作《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中探析魯迅的“自覺”思想時認為“主體只有在‘反諸己的‘自省——在‘自覺之中，才能通過關系中的互動，使自己得到真正的錘煉和改造，由單一關系的存在而發展為一種相互關系的平等存在?！?/p>

魯迅小說中“我”的主體意識，既有作為“歷史中間物”的啟蒙思想和在尼采哲學影響下的“超人”意識，也有屬于落后消極的一面意識以及對“我”的這一部分主體意識的批判和反抗。如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談到的自己的寂寞心境：“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痹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愿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边@消極落后一面的主體意識使魯迅倍感寂寞與痛苦，而他所采用的種種麻痹靈魂的方法也即對這一主體意識的反抗，魯迅所要反抗的主體意識具體是什么以及體現在小說文本中他采用了哪種反抗方式，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內容。

二、魯迅小說中所要反抗的主體意識

（一）對“我”的國民性意識的反抗

對麻木國民性意識的批判和改造，是魯迅小說的一大主題。面對“老中國的兒女”，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希望用近代啟蒙思想改造愚昧的國民。然而魯迅自己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分子，雖然他積極學習當時西方的思想，以一名啟蒙知識分子自居，但是在意識深處他和傳統之間依然有難分難解的聯系，這是魯迅一生都無法擺脫的羈絆。而在魯迅用“反諸己”的精神反思自己的思想時，那個他所批判的國民性一樣深藏在他的意識深處，由此，除了批判“老中國兒女”身上封建的國民性意識之外，魯迅小說中還有對“我”的國民性意識的批判和反抗。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身處在“吃人”的環境中而惶惶不可終日，但是當他翻開史書，發現滿本都寫著“吃人”二字時，想到“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如今雖然被吃，但是曾經的“我”未必沒有參與到“吃人”的隊伍當中，小說中的狂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作者對狂人這一形象的塑造既有對封建禮教“吃人”的批判，同時也有對“我”自己意識中殘存的封建毒瘤的深刻揭露。

在《一件小事》中，作者對“我”的麻木國民性意識的反思和揭露則更為大膽和深刻?！拔摇痹谧肆嚂r看見老女人跌倒，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關心，而是厭惡，如文中“我”自己的獨白：“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么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現在你自己想法去”。此時，人力車夫主動伸出了援手，而“我”則充當了麻木冷漠的“看客”，這一戲劇性的對比頓時讓車夫高大起來，也讓“我”意識中丑陋的一面暴露無遺。從這一件小事中，作者對“我”的冷漠國民性意識進行了深刻地剖析和反思。

（二）對“我”的苦悶意識的反抗

知識分子群體是魯迅小說中所主要描寫的群體形象，其主要分為新舊兩派。魯迅小說中的舊派知識分子深受封建思想和科舉制度的毒害，作者在小說中著力刻畫出他們精神的窘境和悲慘的遭遇，如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陳士成。而魯迅筆下的新派知識分子則是接受了西方新思想，致力于反抗封建傳統的知識分子群體。作者在小說中主要描寫了這些啟蒙知識分子在當時社會中的尷尬處境和失意落魄的苦悶心理，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群彷徨掙扎的啟蒙知識分子其實正是魯迅本人的一種精神投射。面對信仰危機，魯迅筆下的啟蒙知識分子選擇轉向“生活”的道路，這種“生活”就是一種純粹的“生存”，和啟蒙、信仰無關。高家鵬認為“消解現世啟蒙‘信仰的‘生活是魯迅在退無可退的境地中的一種創造性選擇”。而塑造這一彷徨苦悶的知識分子群體，既是魯迅對啟蒙知識分子命運的反思，也是其對“我”的苦悶意識的反抗。

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體現出典型的啟蒙知識分子矛盾復雜的思想，曾經的呂緯甫意氣風發，致力于啟蒙改革，敢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而如今卻“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在現實世界里失意彷徨，不得不向庸眾的社會妥協。作為一個曾經致力于啟蒙改革的知識分子，如今被迫向現實妥協，敷敷衍衍地過日子，但依然心有不甘，內心的苦悶難以消解。小說雖然是以“我”的第一人稱敘述呂緯甫的故事，但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卻分明地感受到呂緯甫是小說中另一個外部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是被作者所主觀投射的對象?！豆陋氄摺分械奈哼B殳和呂緯甫一樣有著相似的經歷，都是身處在被庸眾排擠的現實社會中而郁郁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只是魏連殳的故事更為悲劇，最后走向了死亡。而敘述呂緯甫和魏連殳的經歷實則也是作者對其自身啟蒙知識分子苦悶心理的一種無奈的反抗。

三、對“我”的反抗方式

（一）自我揭露和批判

魯迅的文字是一把鋒利的“匕首”，不僅刺向黑暗的封建社會，也刺向自己內心的陰暗。秉承“反諸己”的“自覺”要求，魯迅小說中絲毫不吝于對“我”的批判和揭露，作者通過暴露與反思自我來對主體意識中的麻木與消極的一面進行反抗。

《一件小事》中的“我”在目睹了人力車夫攙扶老女人去巡警所后，自我反思“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叫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面對“我”的麻木與冷酷，作者并沒有掩蓋和回避，而是勇于把“我”國民的劣根性展現在讀者面前，進行自我批判，以此來對“我”的國民性意識進行反抗。

在小說《傷逝》中，作者以“涓生的手記”這一第一人稱視角來敘述“我”和子君的故事，同時表達“我”的懺悔之情，如小說開頭“我”的自白：“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子君和涓生的愛情最終以失敗結尾。筆者認為小說通過子君和涓生的愛情悲劇，充分表現了追求自由獨立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面對殘酷現實的打擊時所流露出來的軟弱性和動搖性，這集中體現在涓生“我”的內心獨白中。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涓生可謂是彷徨動搖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也是作者主體意識中的一個投射。

（二）“我”的離去

“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模式，也稱為“歸鄉”模式是魯迅小說的一大藝術特色，錢理群認為“‘我由希望而絕望，再度遠走，從而完成了‘離去—歸來—再離去的人生循環”。筆者認為這里魯迅想要離去的，除了那個被封建的“吃人”氣息所充斥的故鄉之外，還有作家主體意識中與故鄉所聯系的“我”，這個“我”的意識中充滿了痛苦與悲哀，于是作者采用離去的方式來對其進行反抗。

《故鄉》中的“我”本來滿懷著期待想要與童年時期的玩伴閏土重逢，但是沒想到再見面之時閏土已是如此的麻木，“我”與閏土之間竟有著深深的隔閡，這樣的故鄉和童年伙伴讓我想要離去，如文中“我”在離開時的獨白：“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我了，但我卻并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這里作者用離去的方式與故鄉和麻木的國民保持距離，即是對當時封建社會的批判，也是對“我”的失望與悲哀意識的一種反抗。

《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在來S城也不過是做些“無聊”的事，“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過日子，這讓“我”和呂緯甫這次在S城的重逢并不讓人愉快，與這次沉悶的重逢相比，“我”在回旅館的途中寒風和雪片反而讓我感到更加爽快。呂緯甫如今失意落魄的狀態正是當時眾多啟蒙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在封建的舊社會中像呂緯甫這樣的知識分子無力改變現實，注定是彷徨苦悶的，然而“我”對于呂緯甫的彷徨與渾渾噩噩亦想不到什么理想的出路，于是只能用離去來表達“我”對知識分子苦悶意識的一種無奈的反抗。

結語

本文對魯迅小說中“我”的國民性意識、苦悶意識進行了分析，以及對這幾種主體意識進行反抗的方式也進行了一番梳理，以此來證明魯迅所謂“反抗絕望”的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對“我”的主體意識中消極一面的反抗。筆者認為，魯迅受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在其文學作品中時?？梢钥吹剿麖垞P主體意識的“戰士”姿態，但是由于過去不幸的經歷和內心的苦悶，包含著太多痛苦經驗的主體意識一樣給魯迅帶來了苦惱，讓他想要反抗。如魯迅自己所言：“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于是，這樣復雜矛盾的情緒轉化到魯迅的小說創作中就變成“我”對其自身主體意識的反抗，小說中“我”對主體意識的張揚與反抗形成一種內在的張力，兩種聲音形成一種復調，共同構成了魯迅小說深刻復雜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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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林（1995—），男，侗族，貴州貴陽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