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型黨組織:黨的基層組織發展的新形態
——以商務樓宇黨組織為例

□ 王銳

一、問題提出

黨的基層組織是相對于其中央組織、地方組織而言的一級組織,廣泛扎根于市場和社會領域?；鶎狱h組織如何設置,決定著集領導黨和執政黨于一身的政黨與社會細胞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政黨對社會整合力度的大小,是指組織設置的原則、標準、結構形式、預期功能等要素,以及這些要素的組合方式[1]。組織設置模式直接關乎黨的基層組織功能的強弱效果。因此,科學有效的基層黨組織設置模式,決定了基層組織的基本形態,是提升黨建科學化和組織力的重要前提,對執政黨整合社會、引領基層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經過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實踐探索,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設置模式基本定型。1925年,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黨的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對黨的基層組織設置提出鮮明導向:“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不能以機關為單位組織支部時,則可以地域為標準”[2]。黨中央1926年7月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更加明確提出“只允許有兩種性質支部存在(甲)工廠支部,農村支部或學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區域支部(按住居地址而劃分)”的原則[3]。從黨的四大開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設置就有單位制和區域制兩種基本模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與之相應的組織建設也隨之改變。圍繞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形成的“支部建在單位上”的職域黨建成為一種普遍的形式。改革開放之后,農村和城市社區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生產生活空間,農村黨組織和社區黨組織是特定轄區內各類基層黨組織共同參與的、依據特定行政區域設置形成的帶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基層組織形態。隨之也興起了以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等為重要對象的基層黨建,“支部建在公司或社會組織里”逐漸成為基層組織設置的重要形式。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我們黨歷史上第一部關于黨支部工作的基礎主干法規——《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在其第二章“組織設置”中明確“黨支部設置一般以單位、區域為主,以單獨組建為主要方式”。支部建立后,再根據黨員人數和工作需要成立黨總支或黨委。所以,按照屬地管理原則,依托固定單位或區域建制而形成的“建制型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設置的基本形態。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及信息化的快速發展,整個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帶來了社會個體和組織的高速流動性和碎片化,出現了諸多基層黨建空白點、薄弱點,這使得依托于固定單位和區域建制的黨組織模式難以充分發揮政黨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優勢,亟待創新基層黨組織設置模式,推動黨的組織從有形覆蓋走向有效覆蓋。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基層在組織設置形式上創新探索了村村聯建、村居聯建、村企聯建、依托行業協會或產業鏈組建黨組織以及探索建立流動黨組織、項目黨支部等多種形式,不斷加大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的黨建工作力度。2008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出了“優化組織設置、擴大組織覆蓋、創新活動方式”等要求。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推進黨的基層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創新,加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面,著力解決一些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4],明確堅持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梢?優化組織設置、擴大組織覆蓋、增強組織功能逐漸成為黨的重要文件和規章條例中的高頻詞匯。

優化組織設置,無論是在地方實踐探索還是在頂層設計中都具有許多實質性的進展和成果。這些新型組織設置形態跟傳統的組織設置模式有何區別和聯系亟須從理論上廓清。近年來關于基層黨建實踐創新研究呈現三個特征:一是許多學者關注到商務樓宇黨建或商圈黨建中形成的綜合黨委模式[5]、毗鄰黨建中的聯合黨組織[6]、區域化黨建中的綜合黨委[7],以及全域黨建中的聯合黨組織模式[8],等等,類型豐富多樣、名稱各不統一,但大多數研究聚焦于這些創新實踐模式的運行機制研究,較少從組織設置維度審視這類組織形態的重大創新。二是有少數學者關注到這類新型組織形態的性質變化。例如,葛亮從組織屬性的維度提出社會政治組織[9]的概念,對這些新生組織進行類型化,他認為社會政治組織是“跨企業的”,但不能理解為“跨單位”,而是“去單位”的,它們旨在回應社會的內生需求。另外,由各類黨組織聯合而建的綜合黨委是一種樞紐型黨建模式,發揮著樞紐型平臺的作用[10]。三是個別研究關注到聯合黨委或綜合黨委這一組織設置創新的現象,并以功能型黨組織為其命名。實務部門也大多用此概念,例如,湖南省率先出臺了《湖南省社會組織功能型黨支部規范化建設標準(試行)》(湘兩新發〔2018〕7號)[11],這在全國尚屬首個以功能型黨支部命名的文件,致力于推動功能型黨支部規范化、法治化建設。學界開始將高校中依托學生會或科研團體而非班級或年級建立的非實體黨組織概括為功能型黨組織[12]。上述實踐和研究雖然借用了這個名字,但并沒有真正從組織設置視角予以學理性解讀。這些概念給予本研究重要啟示。整體而言,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高速流動社會背景下產生的新型組織形態——功能型黨組織這個概念還缺乏系統性解讀和學理性研究,暫未形成真正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話語建構。

衡量一個高度發展的組織的真正準繩,不是功能專門化的程度,而是其對功能的適應性。適應性是測度政治組織制度化的四大標準之首,是后天獲得的組織性[13]。任何保持長久生存的政黨都必須對自身作出符合時代變化的適應性調適,功能型黨組織就是為了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最大化適應并實現政黨功能應運而生的,是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發展的一種新形態。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社會整體以平衡的狀態存在著,其組成部分雖然會發生變化,但通過自我調節,仍會趨于新的平衡[14]。該理論為分析組織系統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分析方法和視角。組織存在的首要功能是實現組織目標,這是組織更高層次的價值或核心發展理念。因為價值系統決定了組織對其所在情景采取的基本取向,使得組織作為一個系統存在合法化[15]。結構既能影響功能,功能也能影響結構[16]?！敖Y構”是指事物系統內諸組成要素之間所具有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方式,“功能”是指某種事物在自身活動過程中履行的職責、表現出來的能力或作用[14]。組織存在與發展的價值或理念、結構和功能是深入了解一個新型組織形態的必要因素,這三者也是相互影響、相互形塑的。鑒于此,本研究從組織設置理念—結構—功能視角出發,分析當前各類組織設置創新實踐具有理論契合性、實踐可行性。本文將功能型黨組織界定為以地緣、業緣、趣緣等為紐帶,以靈活的組織形式和極具韌性的組織結構建立的旨在最大化實現政黨功能的一種新型組織形態。我們黨一直以來堅持的經典的組織設置模式,即依托固定單位或區域建制的、黨員及組織隸屬關系明確的黨組織,則是一種建制型黨組。本文將采用比較研究方法,以商務樓宇黨組織為典型案例,從設置理念、組織結構以及組織功能三個維度探討功能型黨組織與建制型黨組織的差異及其根源,力圖在兩者比較的基礎上透視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發展的新形態。

二、功能型黨組織的實踐探索:以商務樓宇黨組織為典型案例

早在商務樓宇黨組織誕生之前,也有關于流動黨支部、項目黨支部、臨時黨支部等多種實踐探索,但是這些黨組織的創新旨在加強黨員教育管理或整合優勢資源完成特定任務而展開的,在組織設置創新上暫未實現較大突破,影響范圍和作用功效相對有限。商務樓宇是城市空間結構轉型、城市化、市場化衍生的新產物,也是加強社會治理和基層組織建設極具張力的場域。商務樓宇黨組織是在場域極其復雜、經過地方多年探索并被納入政策議程的背景下誕生的產物。以商務樓宇黨組織建設為例,探究功能型黨組織的創新實踐,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上海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和樓宇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成為樓宇黨建探索最早的區域。自1999年上海浦東嘉興大廈樓宇聯合黨支部誕生以來,商務樓宇黨建很快從地方實踐并納入規范性文件,且在全國廣泛發展起來。200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以下簡稱“中組部”)發布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街道社區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可采取“支部建在樓上”等方式聯合建立黨組織,這是首次以黨的文件形式明確了商務樓宇黨建的組織模式。201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明確指出要擴大組織覆蓋,針對暫不具備單獨組建黨組織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要以開發區(園區)、鄉鎮(街道)、村(社區)、專業市場、商業街區、商務樓宇等為單位,組建區域性黨組織”,商務樓宇被列為一個具備“準單位”性質的區域,成為加強組織建設的重點領域。這些關鍵政策節點對制度和組織的形成與實踐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綜合國家中心工作和社會治理格局的變化,商務樓宇黨組織的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萌芽(1999—2003年)、探索(2004—2011年)、全面發展(2012年—至今)三個階段(表1)。顯然,樓宇經濟發展和城市社會治理程度都有明顯的階段化和區域化差異,該階段劃分也并非嚴格對應各地實踐,有的地方尚處于第一階段,有的樓宇經濟發展和樓宇社區管理模式較為成熟的城市,通過靈活的組織設置和開放的活動方式以及相關體制機制的創新,實現了“建組織—送服務—善治理”一體推進。

表1 商務樓宇黨組織發展階段及特征

(一)萌芽階段(1999—2003年):以組織重構為突出特征

1999年,上海浦東新區濰坊街道的嘉興大廈率先擴展和深化“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建立了上海乃至全國第一個不依托某個單位而是依托整座商務樓宇組建的聯合黨支部,創造了“支部建在樓上”的新型組織設置方式和黨建模式。

嘉興大廈聯合黨支部是經濟社會轉型以及地方黨政部門創新治理實踐的聯動結果。一方面,樓宇經濟的快速發展,倒逼地方黨政部門為企業服務、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20世紀90年代以來,樓宇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悄然崛起,被譽為“垂直印鈔機”。當時濰坊街道的稅收中有百分之八九十來自集聚在樓宇中的非公企業。地方領導深刻意識到提升樓宇服務質量、發展樓宇經濟、增強樓宇稅收是地方黨政部門的中心工作之一。另一方面,在上海城市管理體制改革背景下,濰坊街道黨工委為彌補“管理空白”,圍繞大量涌現的新經濟組織開展黨建創新。該地區新經濟組織企業數量大、員工規模大、黨員較少,黨建基礎薄弱滯后。為流動黨員解決組織關系轉接以及過組織生活的現實難題成為推動組織設置模式創新的突破口。嘉興大廈是一座由嘉興市政府在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投資的綜合性商貿樓宇,是浦東新區30多幢省部樓宇之一,也是全國地級市在上海浦東投資建成的第一幢大廈[17]。入駐該大廈的部分新經濟組織中的黨員,組織關系掛靠在原單位或學校,參加組織生活極不方便。最終,在原本尋求依托大廈樓宇物業方建立黨組織被拒絕的情況下,而后征得嘉興市委組織部和大廈內部分新經濟組織黨員同意的基礎上,依托于嘉興大廈的樓宇聯合黨支部成立了。

該支部由來自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企業的8名黨員聯合組建而成。如果當初嘉興大廈的物業公司同意接納流動黨員,那么很可能會產生一個聯合黨支部而非商務樓宇黨支部。商務樓宇黨支部作為一種新型組織結構和組織類型,是對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制度的創新,是宏觀結構與微觀結構互動產生的意外結果[18]。自此,以嘉興大廈商務樓宇黨支部為典型示范,上海其他街道也在以樓宇為載體陸續推進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以下簡稱“兩新組織”)黨建工作。一方面,積極在其他樓宇復制嘉興大廈聯合黨支部的成功經驗,探索以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先行建立并開展黨建工作。另一方面,上海市靜安區開始嘗試在商務樓宇里面設置黨員服務站點,雖然服務站點也涵蓋其他便民服務,但無論從站點名稱上還是服務重心上都是以黨員服務為主,陣地建設也具有很強的依附性和封閉性。整體來看,這一階段聚焦于成立一個以服務流動黨員為重點的、組織隸屬關系明確的商務樓宇黨組織。

(二)探索階段(2004—2011年):以服務下沉為突出特征

2004年,中組部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街道社區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明確以“黨員服務站、黨建指導員、建立群團組織”等具體方式助推商務樓宇黨組織的孵化、組建。這一時期以杭州和北京為典型代表,北京市第一家商務樓宇黨委——葉青大廈綜合黨委在朝陽區成立。杭州在全國率先提出“商務樓宇社區”的工作理念,探索商務樓宇社區服務模式。雖然各地打造的品牌和項目不一,但集中體現為地方黨委統籌協調其他相關部門機構,構建黨務、政務以及社務“三位一體”的樓宇服務下沉模式。

首先,從政策上加強了商務樓宇黨建的頂層設計,推動相關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發展。上海市委于2005年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區域性大黨建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堅持以經營地屬地化管理為主,輔助以屬資、屬條、屬業等多種方法建立兩新組織黨組織,形成以社區為載體,兩新組織集聚區的樓宇、園區等為重點,各方合力推進組織覆蓋的聯動機制。與此同時,社會化招聘專職黨務工作者,為更好地促進黨群工作者職業化、規范化發展,靜安區委組織部制定了《靜安區商務樓宇黨建工作規范》[19]。就經費來說,北京2009年市級財政投入3000萬元用于商務樓宇黨建工作站建設,在全市1237座商務樓宇中,建立了748個黨建工作站,覆蓋了5萬余家商戶、28萬就業人員和1.6萬多名黨員[20]。

其次,商務樓宇黨組織的設置模式逐步從“支部建在樓上”擴展到“黨委建在樓上”,對象從兩新組織擴展到樓宇內的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屬性的黨組織。到2010年底,杭州下城區已經建立樓宇聯合黨組織21個,覆蓋黨員314名、企業100余家[21]。北京朝陽區因樓制宜設置了三種樓宇黨建組織模式:其一,針對產權單一、投資管理單一的商務樓宇。例如,北京的葉青大廈依托產權單位建立樓宇黨組織(圖1)[22]。其二,針對產權與經營權相對分離、物業公司主導運營的商務樓宇,主要發揮物業公司與樓宇業主接觸頻繁的天然優勢,依托物業建立商務樓宇黨組織。在朝陽區的72家商務樓宇黨組織中,依托物業建立的就有59家,占比最高,這也是最常見的設置模式。其三,針對商務樓宇產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主要依托樓宇服務站建立商務樓宇黨組織。另外,對于不具備建立條件的企業,依托于樓宇服務站先開展服務工作,通過黨建指導員點對點直接指導,待條件成熟之后再建立。值得關注的是,商務樓宇黨建推進過程中,不僅在樓宇中成立黨的群團組織,而且以商務樓宇黨組織為載體,廣泛吸納樓宇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例如,北京葉青大廈為為此專門設立了樓宇統戰工作委員會。

圖1 北京市朝陽區葉青大廈樓宇黨組織結構

最后,建立商務樓宇綜合服務平臺,推動服務制度化、標準化。杭州下城區于2009年12月在浙江外經貿廣場試點建設了全省首家樓宇綜合服務中心(后更名為樓宇社區服務中心)。該中心是一個涵蓋政府政策宣傳、企業登記、民政事務、勞動保障、非公黨建及群團組織建設等全方位的服務機構。下城區為每一幢樓宇確定了“一樓六員八人”的管理服務團隊?！吧虅諛怯钌鐓^”服務理念和營造工程更加注重服務型政府和服務型黨組織的建設,不僅融合多職能部門推進服務下沉,從“引企業”轉向“留企業”,為樓宇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軟環境,而且注重商務樓宇空間的社區性以及樓宇中職工之間的社會關系培育,多措并舉營造樓宇社區文化。這一積極探索為城市空間治理有效和增強商務樓宇黨組織功能有效提供了新的制度增長點。

(三)全面發展階段(2012年至今):以治理融合為突出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成為社會治理的風向標。各地積極開展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以商務樓宇立體社區和居民平面社區的融合治理為發展導向,是這一時期商務樓宇黨組織建設的典型特質。

一方面,進一步提升組織設置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建立以標志性樓宇為中心的“一中心多站點”的立體輻射模式,這也是一種從單個樓宇黨建擴展到以地域相近的樓宇集聚區為單元的“樓域黨建”模式[23]。上海浦東新區綜合考量商務樓宇的黨建基礎、地標效應、稅收貢獻以及體量大小等因素,將全區的商務樓宇細分為標志性樓宇、常規性樓宇以及待提升樓宇三種類型。在標志性樓宇中設置聯合黨委或黨總支;在常規性樓宇中按照地域相近原則,建立涵蓋兩個樓宇以上的聯合黨委或黨總支。針對黨建基礎較為薄弱的待提升樓宇,通過區域化黨建或者標志性樓宇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組織覆蓋和服務供給。在商務樓宇黨組織書記的配備上,采取兩種模式:一種是依托樓宇內的企業黨組織書記或黨務工作者兼任商務樓宇黨組織書記。上海徐匯區的世紀商貿廣場、上海環貿廣場、瑞力大廈等三幢標志性樓宇成立了樓宇聯合黨委或黨支部,其黨組織書記分別來自國有企業、社會組織和外資企業,且班子成員的年齡結構普遍年輕化。另一種是由街道或樓宇所在社區的相關領導兼任書記。杭州下城區為促進商務樓宇和居民社區資源融合,就采取了社區副書記兼任商務樓宇黨組織書記的模式。

另一方面,街道職能改革推動工作重心從居民社區黨建和社區治理轉向商務樓宇黨建與商務樓宇社區治理,創新建立樓事會、樓長制等治理機制,協同多元主體促進樓宇社區和居民社區有機互動與良善治理。2015年4月,位于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街道轄區的東方海外大廈,成立了全市第一家由樓宇業主、物業管理方、企業管理者、企業白領等作為主要成員的樓宇自治委員會,旨在協調樓宇多方關系、優化配置樓宇公共資源、共同服務樓宇民生,探索了包括樓宇郵局、媽咪小屋、白領食堂等多種服務的樓宇自治模式。2020年2月10日,浦東新區嘉興大廈內部企業陸續復工,嘉興大廈聯合黨委組建了黨員志愿者服務隊,負責值班、宣傳引導等工作,有效保障了嘉興大廈的安全復工。為將這些良好的經驗和做法制度化,樓宇綜合黨委發起成立了樓事會,實行樓長制(圖2)。樓事會是由樓宇聯合黨組織書記、物業負責人、黨群服務站負責人、入駐企業黨組織書記、企業行政負責人以及黨員職工代表等12人組成,樓長由大廈的上海攬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經理擔任。樓事會形成了“樓事樓議、樓事樓管、樓事樓辦”的自治協商機制,為此專門出臺了《樓事會工作例會制度》《樓事會定期學習制度》《樓事會社情樓意通報制度》,以及《樓長緊急約見磋商機制》等制度,為商務樓宇社區治理探索新出路。另外,各地也在積極推進“互聯網+商務樓宇黨建”的云黨建和樓宇虛擬社區治理模式,打造職業群體指尖上的服務驛站和社區網絡。上海金領驛站開通了“陸家嘴金領驛站”微信公眾號,包含微心愿、云醫院、圖書終端、服務咨詢、法律咨詢、心理咨詢等6個“微驛站”[24]。

圖2 上海嘉興大廈樓長制組織架構

商務樓宇黨組織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現在:一是組織功能的轉向,更加強調服務型黨組織的建設,并融入城市整體治理格局中,即引導多元主體參與立體社區和平面社區的融合治理;二是組建單元更加強調將綜合黨委建在“樓上”或“樓域”里,實現組織再造,并且使之成為隸屬于街道黨工委或社區黨委與樓宇內基層黨組織之間的一級組織,以引領樓宇黨建和社區治理工作;三是在保障機制方面,經費來源以及陣地保障更加多元化,既有行政經費支持,又有社會資源注入,通過陣地共建和資金共籌的項目制運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資源共享、商務樓宇黨組織與多元組織之間的良性互動。

三、功能型黨組織的設置理念、結構與功能分析

通過上述商務樓宇黨組織豐富的發展歷程和演變形式,在與建制型黨組織的對比視野下,我們可清晰總結概括功能型黨組織的一般特征(表2)。

表2 功能型黨組織與建制型黨組織的比較

(一)設置理念:以有形覆蓋增進有效覆蓋

設置理念是指組織設置的目標和基本依據等,明確了組織存在的價值、何以誕生的緣由和發展導向。設置理念的差異是功能型黨組織區別于建制型黨組織的主要原因,決定著組織的結構形式和功能向度。

就設置目標而言,功能型黨組織以實現組織有形覆蓋增進有效覆蓋,最大化發揮組織功能為核心訴求。推進“組織覆蓋”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建設的基本目標,并且建設重點逐漸從擴大“組織覆蓋面”轉向提升“工作覆蓋質量”。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明確“擴大新興領域黨建有效覆蓋,進一步創新黨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不斷提升新興領域黨的組織和工作覆蓋質量。建制型黨組織以固定的區域或單位而建制,能夠在滿足條件的單位、公司或行政區域等最大化實現黨組織有形覆蓋。但隨著社會流動和專業化分工的增強,出現了單位或區域黨組織無法覆蓋的對象和區域:一是流動黨員與其黨籍關系的“人戶分離”日益嚴重,二是各單位、條塊、地域之間的組織壁壘亟須某種跨單位的鏈接橋梁。功能型黨組織依托相關紐帶建成跨組織、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域、跨空間壁壘的黨組織,將無數個橫向或縱向閉合的企事業單位黨組織或零散流動的黨員群體有機聯結在一起,旨在搭建一個制度化、組織化的功能型平臺,可以有效實現組織間等的溝通、鏈接以及發揮黨員教育管理服務功能。如果說建制型黨組織是內嵌于各類組織中,是一種組織化過程和“固定的結構”,那么依托于某種紐帶跨越單個黨組織邊界而建立的功能型黨組織,則是對特定空間的再組織化過程,是一種“流動的核心”[25]。商務樓宇黨組織通過實體化的樓宇空間整合機制和柔性化的政黨認同機制,將不同屬性和規模的企業事業單位及社區組織聯結起來,實現對社會資源和社會權力的功能性整合。這就是實現了從整個樓宇空間有形覆蓋到有效覆蓋的重要組織模式。

就設置依據而言,功能型黨組織是以特定關系紐帶和特定空間載體代替黨員隸屬關系的標準進行的組織設置和功能調適。傳統而經典的建制型黨組織是以固定的單位或區域為單元,黨員人數達到3人以上即可獨立組建。功能型黨組織是根據社會發展、產業轉型和黨員分布特點,以“靈活、多樣、開放”為原則,以業緣、趣緣、地緣、中心任務等為紐帶,以黨員或黨組織要素的集聚性為標準,為實現組織在場和功能發揮而生成的跨組織、跨層級、跨地域的新型組織模式。兩種組織模式的核心區別在于黨員和黨組織隸屬關系是否明確。建制型黨組織以單獨組建為主,其黨員及黨組織關系都是明確而固定的。功能型黨組織以聯合組建為主要方式,其成員是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單位屬性的組織或黨員,按照“一方隸屬、多方管理”“不求所在、但求所有”的原則開展活動。在管理原則上,建制型黨組織的隸屬關系比較明確,實行屬地化、行政化管理;功能型黨組織的黨員和黨組織來源多樣化,以再屬地化及協同治理模式為主,這樣更有助于基層黨組織在現代流動社會吸納更多隨時“流動”的對象。

(二)組織結構:靈活調適性與松散性兼具

最大化實現組織有效覆蓋的設置理念決定了功能型黨組織結構的靈活性。政黨的組織結構可以根據權力的集中與分散程度分為松散間歇式、權力集中式和獨裁極權式結構[26]。其中,權力集中式組織結構是指其組織原則和活動規則都有明確的制度規定,組織成員進入和退出都有嚴格的考察程序。而功能型黨組織更似一種靈活松散和極具韌性的結構形式。

就橫向結構來看,功能型黨組織具有跨域性特征。這是一種跨越組織邊界的韌性結構,具有極強的社會適應性和自我恢復力。功能型黨組織主要是由來自同一紐帶中的不同行業性質、不同規模、不同隸屬關系的黨組織以及多元化的黨員組成,是聯合多個企事業單位黨組織構成的跨組織邊界的黨組織,因此,其橫向組織結構具有對象跨域性和邊界韌性。其結構韌性還體現在始終對外部組織及其成員的加入保持開放,這種加入既可以是已成立黨組織的公司的組織性加入,也可以是暫未成立黨組織的公司的活動性參與,甚至,即使作為功能型黨組織的成員單位,都不是必然常態化參與到組織活動、組織服務和組織交往中來,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和需求靈活參與組織運行。功能型黨組織的大多數活動都是通過項目制和眾籌機制展開的,在參與的需求方和資源的供給方達成一致時,他們就可以作為共享活動結構運行的一部分,促成組織整體目標和各自目標的實現。所以,除了功能型黨組織的常態化組織成員之外,特定空間場域中的任何組織都可以根據需求參與到活動共建中,各取所需。這既保證了組織的簡約高效,也避免了強制性要求所產生的組織僵化。

就縱向結構而言,功能型黨組織具有去科層化的特征。這是一種基于平等協商精神的治理結構。功能型黨組織與其成員單位的關系,不是自上而下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平等的、互動合作的關系,它主要通過引導、協商、服務、溝通、交流等途徑,以平等協商方式來實現與組織成員的互動交往。因為功能型黨組織本身不具有天然的權威和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而且成員單位都是一個個獨立的組織,這決定了其內部成員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協同治理關系,它不能對成員單位及空間場域中的任何一個黨組織或單位發布行政命令;相反,以單位或區域建制的黨組織在上下級和內部成員間具有嚴格的隸屬關系,是一種等級明確的科層化結構。但是,作為組織的聯結點和行動主體,功能型黨組織在協同治理場域中居于相對領導地位,為其他組織進入場域建構一系列規則,它是集體行動的號召者、推動者、溝通者、協調員、聯絡員以及服務員,發揮著樞紐作用。

相對于建制型黨組織具有嚴格的等級關系和明確的組織邊界而言,功能型黨組織是一個跨組織邊界的、平等協商的韌性治理結構,其組織邊界是模糊的、開放的。而且因為其組織連接紐帶是地緣、業緣、趣緣等,以及一種對組織和身份的認同,這種紐帶和認同具有不穩定性,難以固化。當空間組織出現解體或流動時,功能型黨組織就面臨著組織資源流失或解體。所以,在組織形式上,建制型黨組織是常態化的“固定的黨組織”,功能型黨組織則形式靈活多樣,呈現為一種“固定的流動黨組織”?！肮潭ā笔侵腹δ苄忘h組織一旦成立,其組織框架是相對穩定的,但是其內部成員是隨時流動和變化的。因此,功能型黨組織結構的雙重性決定了其靈活調適性,也注定了其組織結構的松散性和脆弱性。

(三)組織功能:功能性與有限功能并存

社會學一般將功能劃分為正功能和負功能、顯功能和潛功能。政治學根據作用向度,一般將政黨的功能劃分為內外兩個維度四個方面,對內強調黨內組織管理和黨員教育管理功能,對外主要體現在社會向度的社會功能、國家向度的政治功能、國家與社會的中介功能三個方面[27]。對同一政黨而言,不同環境中、不同層級的政黨組織發揮的具體功能也有所不同。對于功能型黨組織而言,雖借用“功能”二字,并非說它具有無所不能的功能,功能發揮得益于其結構優勢,也受制于其結構約束。受制于功能型黨組織以靈活設置實現組織覆蓋的理念,以及韌性治理結構的約束,其功能體現為“功能性”與“有限功能”并存的兩面特征。

功能型黨組織的“功能性”,是指它具備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功能。相較于建制型黨組織更加聚焦內部黨員教育管理而言,功能型黨組織除了發揮常規的黨員教育管理功能,還具有更為突出的整合、服務和治理功能。(1)組織整合功能,是指因其跨組織邊界的結構優勢,使得它能夠在特定空間內搭建起組織內外、組織之間的交流溝通、信息匯集、資源整合等方面的橋梁,實現對特定組織對象的柔性整合。在單位功能日趨弱化、行業組織作用有限的時代,政治化的跨單位組織作為一種新的社會連接與社會調控機制,能將社會中分散的基本單元連接起來,為個人和社會組織中所不能覆蓋的空間維持秩序,這是突破現代社會分化、碎片化與流動性狀態的唯一出路[28]。功能型黨組織正是高速流動的社會中連接獨立個體和組織的跨單位組織的典型代表,致力于讓本身具有一定分割性和離心力的組織避免碎片化、離散化,實現組織整合。(2)服務功能,是指功能型黨組織針對特定空間內部的企業、黨員、職工、人才等對象提供除了基本的黨務服務之外,還具有推動行政服務、社會服務、市場服務等集成式供給的內在優勢,為特定組織對象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綜合服務。這也是功能型黨組織得以有效發展的重要基礎和生命之源。這主要是因為功能型黨組織作為體制內外部、樓宇空間內外部之間的樞紐位置所決定的。例如,商務樓宇黨組織核心的服務功能體現在,致力于增強樓宇空間的營商環境軟實力和樓宇社區文化氛圍,服務樓宇的高質量發展,聯合地方黨委政府和街道社區資源推動黨務、政務、社務等服務一站式下沉至商務樓宇空間單元中,縮減了樓內企業職工與服務供給方的距離和時間成本,提高服務成效。(3)治理功能,是指功能型黨組織不僅僅提供單向度的服務,也能夠引領多元主體參與特定空間中的共建共治共享,致力于實現空間內外部以及組織之間資源共享、發展共謀,促進經濟和社會效益共贏。例如,商務樓宇黨組織通過黨建引領機制和樓宇理事會機制,推動多元主體參與樓宇內部外賣快遞投放點設置、共享健身房、共享食堂等事宜的自治,還積極參與周邊社區公益和慰問活動?？傮w而言,功能型黨組織的功能發揮集中體現為:在組織整合功能基礎上以更務實的態度和行動實現服務功能和治理功能有效。這是其特殊的組織環境決定了它比常態下的建制性黨組織具有更強烈的生存危機感,若僅以政治功能為導向,其很難在高度市場化和流動性的環境中扎根,因此它必須相對超脫于黨員教育管理等基礎性工作,更加注重社會功能的實效性,以有效的社會功能促進政治功能的發揮才是其生存之道。

功能型黨組織的“有限功能”,是指其功能發揮具有一定的限度。這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其不具備發展黨員、黨費收繳、組織處置等部分基礎功能;二是既有功能的發揮程度或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這是因為,功能型黨組織無法像建制型黨組織那樣具有制度性、科層化權力的強力支撐,而無法形成對組織內成員的硬約束;同時,功能型黨組織的組織對象多元化和高流動性,決定了組織具有不穩定性而且訴求整合難度較大。另外,功能型黨組織暫未被納入黨內法規中予以明確規定,缺乏組織運行所必備的人力、財力、陣地等保障支持。一般來說,功能型黨組織所在的空間單元利益關系越緊密、組織規模越大,眾籌資源就越多,在組織整合、社會服務以及治理方面的能力就會越強,反之亦然。

四、基本結論和討論

在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為應對流變的空間結構,破解兩新組織覆蓋難、組織資源碎片化、組織作用發揮難等現實困境,一種以新的地緣、業緣、趣緣為紐帶,以靈活的組織形式和韌性的組織結構最大化實現政黨組織功能的新型組織模式——功能型黨組織應運而生。它是一種新的組織理念、組織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機制。功能型黨組織與建制型黨組織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其聯合組建的方式以及黨員組織關系多元化、復雜化。功能型黨組織并不是對建制型黨組織的否定,而是一種重要的補充和發展。一方面,它依托于特定空間,對碎片化的黨組織和流動的黨員實行聯合組建,以再組織化、再屬地化為原則,能夠有效克服對固定行政單元或單位黨組織組建模式的依賴;另一方面,它以一種跨越組織邊界的韌性治理結構模式,能最大化鏈接多元主體,實現黨組織的有效覆蓋和政治整合。功能型黨組織具有極強的組織靈活性,是政黨主動適應社會變遷主動作出的積極調適,展現其強大的調適能力和組織韌性。如果說建制型黨組織是黨的基層組織體系的常態穩定結構,那么功能型黨組織則是一種靈活調適的結構模式,二者互相補足,確保黨的基層組織體系趨于動態穩定。

如何確保功能型黨組織的有效性?首先,合理的黨建單元是組織有效的前提。功能型黨組織一定是基于某種強烈的業緣、地緣、趣緣等紐帶所構成的黨建單元上建立的,這個紐帶能夠讓黨員和黨組織有效連接起來,從而避免與生俱來的不穩定性所產生的組織風險。例如,產權集中的商務樓宇相較于產權分散的商務樓宇而言就是一個更有效的黨建單元。其二,有力的資源保障是重要基礎。例如,配備專職黨務工作者和黨群服務中心已經逐漸成為各地推動商務樓宇黨建的重要政策內容。專職黨務工作者是組織運行場域中的關鍵行動者。黨群服務中心的有效運轉可以培育公共性,厚植社會資本,以此增強組織間社會信任,為功能型黨組織有效運轉提供重要的空間保障。三是需要密切結合特定空間和紐帶中黨員職工、公司企業及黨組織等對象的利益訴求,夯實其服務功能及治理功能,打造基于共同需求基礎上的價值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以此強化功能型黨組織運行的價值、利益和情感基礎。這些不僅是維持組織自身生存與發展的主觀需要,也是促進組織間互動和整合的客觀條件。

總之,在現代流動社會背景下,政黨迫切需要在社會常態化流動與相對穩定、利益多元與價值認同、去組織化與再組織化、空間壁壘與空間整合、行政有效與治理低效等多重張力之間維持微妙平衡。因此,黨的基層組織設置創新有效需要適應兩個新常態:一是要適應社會的高速流動性、異質性、碎片化與懸浮化,難以或不可能將個體與其生活、職業、工作空間完全捆綁起來,而必須保持一定的自由流動空間以釋放社會活力;二是政黨要逐漸適應建制型黨組織和功能型黨組織剛柔結合的新趨勢,發揮黨建引領作用和社會自組織性所產生的活力,也就是在實現黨的基層組織應建盡建的組織覆蓋目標的同時,盡可能減少基層黨組織行政化所產生的成本和負擔。這主要通過加強組織設置的靈活性、組織結構的韌性、組織功能的有效性,以功能型黨組織(“固定的流動黨組織”)模式回應不斷流動的社會,以政黨功能的有效性應對萬變的社會訴求,錘煉和鍛造基層黨組織的組織韌性和組織回應性,推動黨的基層組織從有形覆蓋走向有效在場,不斷厚植社會對政黨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這既是新形勢下執政黨在新經濟、新業態、新就業群體中調整組織設置面臨的嚴峻挑戰,也是功能型黨組織未來成長的方向。當然,實踐中還有許多其他形態的功能型黨組織,其組建和運行特征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