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村景觀及其再造
——新疆伊犁河流域瓊庫什臺村的個案

羅 意 郭志靜

一、景觀及其生態人類學意蘊

“景觀”(Landscape)在人類學中有著深厚的根基,早期被用于描述特定地域的自然環境、地理背景、住所及居住環境等人類生活的最基本要素之一。(1)葛榮玲:《景觀人類學的概念、范疇與意義》,《國外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寺宓隆ち芯S-斯特勞斯(ClaudeLévi-Strauss)提出“家屋社會”的概念,認為家屋是社會空間中的重要元素——建筑,是滿足以家庭為中心的物化形式。在以房屋為基礎的社會中,核心家庭的產生是通過物質的房屋得以體現。(2)Claude Levi-Strauss,Anthropology &Myth,Oxford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7,pp.151-152.“景觀”還為我們思考社會關系與物質空間的共生關系提供重要視角。(3)朱凌飛、曹瑀:《景觀格局:一個重新想象鄉村社會文化空間的維度——對布朗族村寨芒景的人類學研究》,《思想戰線》2016年第3期。馬歇爾·莫斯(Marcel Mauss,又譯為“馬歇爾·毛斯”)發現,愛斯基摩人的冬季與夏季居所分布完全不同,冬季集中而夏季分散。與兩季相關的社會形態——宗教、法律、社會結構、關于自然的認知——表現出“二重性”特征。莫斯說“這一交替(冬夏交替)表達了這個形態學組織所經歷了集中與分散的節奏,社會生機勃勃的運動是與周圍的生命運動同步的”(4)馬歇爾·毛斯:《社會學與人類學》,余碧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366-367頁。。埃文斯·普理查德(E. Evans-Pritchard)發現,努爾人將時間觀念與其生產生活行為嵌入生態環境與社會結構中,且以活動或事件的順序作為表達時間的參照點。(5)埃文斯-普理查德:《努爾人》,褚建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52頁。他還發現資源的時空分布要求努爾人保持移動的生活方式。(6)埃文斯-普理查德:《努爾人》,褚建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7頁。這不僅使努爾人的食物生產具有旱季與濕季的二重性特征,還使努爾人的整個生活在一年中呈現鮮明的二重性。(7)埃文斯-普理查德:《努爾人》,褚建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42-143頁。愛斯基摩人與努爾人社會形態的二重性既具有生態基礎,也產生生態后果。莫斯指出,愛斯基摩人與獵物存在共生現象,即關鍵資源(鮭魚、海豹)季節性非平衡分布造就了社會形態的二重性。(8)馬歇爾·毛斯:《社會學與人類學》,余碧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469-470頁。普理查德指出,食物的數量和種類隨季節性變化具有社會學方面的意義,即社會生活的節奏源于努爾人旱濕兩季的移動。(9)埃文斯-普理查德:《努爾人》,褚建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12-113頁。毋庸諱言,順應資源時空分布而規律性移動是族群維系與所處生態環境平衡關系的策略,是族群生態智慧的一部分,并內在于族群的生計模式、生活形態、生態觀念與環境行為之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景觀”在人類學理論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形成了景觀人類學(Landscape Anthropology)這一新的分支學科。蒂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提出,“景觀”應融入“人”“群體”“社會”與“文化”等基本問題,以賦予特定的文化屬性與社會空間屬性。(10)Tim Ingold,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Taylor &Francis e-Library,2002,p.59.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k)對馬達加斯加家屋社會的研究中揭示,房屋是有生命的且不斷延續的過程。扎費曼尼瑞人將父母或祖輩遺留下來的房屋視作社會活動中的“圣屋”,持續對其進行“硬化”——修繕、裝飾與維護,以強調代際關系的延續,并通過在圣屋集會和儀式活動得到圣屋的滋養與護佑。(11)莫里斯·E.F.布洛克:《吾思魚所思:人類學理解認知、記憶和識讀的方式》,周雷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年,第105-106頁.英國人類學家赫希(Eric Hirsch)提出,當地人所感知、記憶與認同的“地方”——源于生產生活實踐的積累,與他者觀察、描述的“地方”共同構成景觀人類學的研究框架。(12)E. Hirsch,M. O’Hanlon,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pp.12-13.當地人的生計與生活方式、景觀實踐、歷史記憶、文娛空間、地方、傳統及移動性等被認為是景觀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13)葛榮玲:《景觀人類學的概念、范疇與意義》,《國外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在景觀人類學的研究中,地方傳統社會與所處生態環境關系依然是一個重點。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在《超越自然與文化》一書中強調重新思考“自然—文化”的二元分離,主張應以“本體論”視角追溯地方“群體”如何形成,并重新審視其思維模式。(14)弗雷德里克·凱克、王希言:《萬物有靈論視角:捕食作為行為和感知的模式》,《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20年第2期。英戈爾德提倡“新生態學”,試圖超越“自然—文化”的二分范疇,以“棲居視角”呈現“景觀的時間性”。他指出,平圖皮人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是通過其身份將他們整合為一個整體,形成有序的、周期性生命活動模式。(15)舒瑜:《英戈爾德“新生態學”視角下的景觀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這一規律性運動表現了人類棲居及活動軌跡——時間軌跡與空間秩序交疊共存。(16)索杰(Edward W. Soja):《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陸揚、劉佳林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8頁。戴維·哈維(David Harvey)也認為,時間與空間之間存在“嵌套關系”——使時間空間化(存在)。(17)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40-341頁。社會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進程中存在內在連續性與創新性,并在新的結合中不斷拆解與重新結合。(18)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71-72頁。這會重塑人們對時間與空間的體驗,導致“時空壓縮”效應——傳統空間與現代空間的景觀疊加呈現跨時空快速運動的空間秩序。(19)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74頁。

本文以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特克斯縣喀拉達拉鎮瓊庫什臺村的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20)筆者于2018年8月、2020年7月先后兩次對瓊庫什臺村的景觀、牧民生產生活方式等進行實地調研。2023年7月28日—8月2日對該牧村和牧民的新變化進行了補充調查。,運用景觀人類學理論對該牧村傳統景觀及其所呈現的“生態智慧”進行描述和分析。瓊庫什臺村位于伊犁河流域,1983年因牧民定居而成為一個行政村。之前,瓊庫什臺的牧民以牧業隊為單位,散布在天山深處的溝谷與瓊庫什臺河河谷內放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里是哈薩克族阿勒班部落的活動范圍,牧民以阿烏爾為單位生產生活。截至2023年,全村共457戶1735人。該村在2010年、2014年、2017年、2019年先后被授予“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中國傳統村落”“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與“首批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落”等稱號,被地方政府作為文旅融合重點建設的旅游接待地,牧村景觀因此經歷了再造。本文也將對旅游開發進程中牧村景觀變化進行分析,進一步探討牧村景觀變遷的機制。文章最后對生態人類學介入景觀研究的可行性進行分析,并揭示景觀研究對拓展生態人類學視野所具有的價值。文中凡未說明數據來源之處,皆來自田野調查。

二、牧村傳統景觀

瓊庫什臺村傳統景觀可分為聚落空間、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并通過牧道空間將它們整合為一體化的景觀格局。

(一)聚落空間

瓊庫什臺村位于西天山深處的烏孫古道與瓊庫什臺河之間的二級階地上,海拔1970米,距特克斯縣城90千米,交通不便。從空中俯瞰,瓊庫什臺村空間形態呈帶狀式格局分布在瓊庫什臺河一側,四面環博孜達拉山,地勢呈東南高、西北低的空間格局。該聚落包括雪山草原、密林、溪谷等自然景觀,游牧生產景觀,木屋與氈房建筑景觀,烏孫古道(21)烏孫古道是連接天山南(塔里木盆地)北(準噶爾盆地)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烏孫與龜茲兩地交流的要道,還是歷史上烏孫人進出天山腹地伊犁河流域的必經之路。烏孫古道貫穿瓊庫什臺村,形成連接烏孫古道北向的重要通道,因此瓊庫什臺村稱為烏孫古道的北入口。和山地牧場等特色景觀。聚落北鄰準噶爾盆地,往南是塔里木綠洲,是烏孫古道的北入口。聚落西面與闊克蘇河臨近并可通往特克斯縣城,東面與喀拉拖海鄉為鄰。聚落四周草原環繞,水草豐茂。

該村是20世紀80年代初特克斯縣定居的牧業村之一。定居前,聚落空間規模小、人口稀少,只有二三十戶游牧人家散落在聚落核心區。為方便河兩岸牧民轉場和運輸材料,1980年縣政府和林業局共同重修了村口年久失修的塔什老橋(木橋)。重修后的石拱橋為牧民生產與生活提供了便利。定居后,牧民人口增長較快,2018年時核心區域已達130余戶。聚落沿瓊庫什臺河水流方向南北向延伸,烏孫古道將聚落分為面積大致相等的東西兩部分。巷道順應地形以“東南——西北”方向分布,與冬季主導風向形成90°的防風界面,能有效阻擋冬季寒風。兩條“十字形”街巷統領各級自生式巷道組織,即順應地勢走向和利用空間的有限性形成自然式巷道組織結構。聚落空間形成相對內向型的水平與垂直形態,既是對聚落空間獨特的地理條件、氣候特征與草場資源稟賦的適應,也反映了牧民與聚落和諧共生的關系。

(二)生產空間

哈薩克族諺語“草場是牲畜的母親”揭示了草場資源對游牧生產的重要性。瓊庫什臺村牧民生產空間以季節性牧場資源的空間分布為基礎,形成了冬、春秋、夏的四季三地(22)楊廷瑞:《游牧業的四要素》,《新疆社會經濟》1995年第2期。牧場。

瓊庫什臺村所在位置是牧民的冬季牧場,因此冬季生產空間與聚落空間大體重合,利用時間是12月初至次年3月底。牧民選擇在瓊庫什臺河河谷的低山丘陵及山前平原區定居放牧,此處冬季積雪較少,氣候較溫暖,是理想的冬季牧場。每年3月底,冬季牧場的積雪逐漸融化,牧民趕著牲畜、攜帶氈房與生活必需品離開瓊庫什臺村向西天山的闊克布拉克、沃西布拉克、卡拉克勒等海拔1500～2200米左右的中山帶山間谷地或盆地轉移。牧民在春季牧場停留的時間為每年的3月底至5月底,放牧時間為60天左右。在此期間,牧民主要完成接羔、育羔等工作。每年5月底至6月是春夏牧場的轉場時間,6月中旬牧民分別到達海拔2200～3600米左右的包扎敦牧場(高山或亞高山草甸區)。夏季牧場地勢高、坡度大、光照充足、降雨量充沛及氣候涼爽的草場生態環境,可利用時間為90天左右。牧場內植被喜濕耐寒、產草量為牲畜抓肉膘提供了優良的場所條件;秋季牧場與春季牧場的位置基本重合,所以牧民將兩者合并,統一稱為春秋牧場。秋季牧民主要利用河流和瓊庫什臺河兩側的沼澤草場,正是秋季花草結籽時節,利用好這些牧草資源有利于為牲畜增油膘,可利用時間是60天左右。進入12月份,牧民趕著畜群返回瓊庫什臺村附近的冬季牧場。牧民經過四季有序的轉場活動,合理有效地完成一個游牧生產的全過程。

按季節劃分牧場是游牧業最明顯的特征。也是牧民世代生產實踐積累而形成的一系列放牧技術與策略。四季牧場的游牧軌跡刻畫了牧民在特定時間的季節性移動趨勢。冬季,牧民以集中式格局分布在瓊庫什臺村周圍的山前平原或瓊庫什臺河河谷處放牧;夏季,牧民以分散式格局分布在天山深處各條山間溝谷處放牧。牧民根據季節、氣候、地勢、水草等差異明顯的自然條件,以移動的方式利用水草資源而形成“冬季集中,夏季分散”的社會空間模式,這是維系草原生態平衡的有效路徑。

生產“冬季集中,夏季分散”的特征是牧民適應水草資源非均衡分布的結果。春秋兩季,生產空間存在一個“聚”“散”的過程。從冬季牧場到夏季牧場是生產逐漸分散的過程,以夏季分散的形式充分利用天山深處豐茂的水草資源。從夏季牧場到冬季牧場則是生產逐漸聚合的過程,以冬季集中的方式充分利用伊犁河谷的草原資源。顯然,牧民的生產空間轉換是一個四季有序、圖景各異的游牧“時間序列”,季節性轉換連接不同生產空間,體現了牧民順應自然規律而有序開展生產實踐的生態智慧。

(三)生活空間

托馬斯·巴菲爾德(Thomas J.Barfield)指出,“游牧”一詞是“游”與“牧”的組合,前者指生活方式,后者指生產方式。(23)Tomas J. Barf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NJ:Prentice Hall, 1993, p.4.從生態環境與其關系來說,牧民核心的生活空間需要滿足不同季節的居所形式、居所營建與居所用材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牧民春秋、夏三季的生活空間屬于分散型。在春秋、夏三季,是牧民以家庭為單位的游動放牧且移動頻率較高的季節。(24)陳祥軍:《阿爾泰山游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73頁。為了充分利用水草資源,移動將草原、牲畜、牧民的游牧業四要素中的三者連接起來,使牧民的生活方式表現為春季逐漸分散、秋季逐漸聚合的遷移過程。為了方便搬遷與搭卸,牧民選擇可移動的居所——氈房。春秋牧民將氈房搭建在春秋牧場(屬于中山帶山間谷地或盆地),地表無徑流,人畜用水均來自未融化的積雪。春季牧場屬于戈壁荒漠草原,產草量很低且地域寬廣,便于牧民以較分散的空間搭建氈房。接羔和配種時,牧民居住才相對集中一些,且需在固定的接羔點或配種點生活約30天,其他時間則頻繁移動。夏季牧民居住在包扎墩牧場(海拔較高的高山、亞高山草甸區),氣候溫潤適宜。牧民以家庭為單位分散在天山深處的溝谷中,逐水草而生,閑余時間他們會制作各種奶制品、加工羊毛、制氈、鞣制皮子、儲備燃料等。因此,從一年的周期范圍來觀察,瓊庫什臺的牧民在春秋、夏三季居住空間為逐漸分散的空間形態,主要是因為草原資源分布非均衡性而導致牧民居住呈分散式的社會空間模式。

牧民冬季生活空間屬于集中型。在冬季,12月初至3月下旬,青壯年牧民仍需趕著畜群返回瓊庫什臺河河谷的哈依河區和青布拉克區等冬季牧場。牧民選擇在海拔較低的背風、向陽、氣候較溫暖的小沙丘旁以“阿烏爾”為單位定居放牧。每個阿烏爾都有較固定范圍和地界,并在其范圍和地界內從事打草、筑棚和修圈工作。他們的居所仍以氈房為主要的居住形式。老幼多居住在瓊庫什臺村,其居所形式為固定式的原木構建筑。這類居所包括居住空間、院落空間、棚圈等基本空間形式。居所營建就地取材,選用整根原木簡單加工后,營建原木構主體的木屋,反映了居所用材資源適宜性特征。院落空間為滿足冬季牲畜的圈養需要,因此空間尺度相對較大,通常會設置牲畜飲水槽等設施。棚圈的材料選取不同的組合形式,且高出地面,這有利于保持干燥。位置較低的棚圈在前面開門,朝向流水的方向。這種布局的經濟性,可以將生產所需的房間整合在同一個屋檐下。牧民的居住空間與棚圈會保持一定的距離,用水主要來自配置的儲水桶和儲存池等。院落距離河岸保持200～500米的距離,旨在有效保護和利用水源。同時,在遇到特大暴雨時,院落可免受山洪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因此,冬季牧民的生活空間表現為集中型的社會空間模式。

分散與集中也是牧民社會文化生活的節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哈薩克族牧民生產生活的單位是阿烏爾。之后,哈薩克牧民在相當長的時期依然保存著這種社會空間形式。冬季是阿烏爾形態最為完整的時期,牧民以一個群體阿烏爾(家)為單位集中式地分布在聚落附近的低山丘陵及山前平原區。夏季是阿烏爾的分散期,牧民以家庭為單位散布在天山深處各條山間溝谷處。在春秋兩季,阿烏爾經歷了逐漸分散,秋季又逐漸集中的過程。一年中,牧民的社會文化生活也遵循分散與集中的邏輯。夏季少有群體性活動,婚禮、賽馬、姑娘追等社會文化活動多集中在阿烏爾逐漸聚集的秋季。秋季阿烏爾內的牧民都是合群放牧,為牧民的社會文化活動提供便利的交流空間。

(四)牧道空間

對牧業生產來說,牧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是人畜移動的空間,又是牧村景觀轉換的銜接空間。它有規律地將四季移動式的生產與生活空間連接為以一年為周期的時間序列。

傳統牧道是牧民季節性遷徙流動的通道,也是連接季節性牧場完成一周期游牧生產的路線。牧道為牧民的游牧生產及移動提供了生態資源。瓊庫什臺村20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作為牧道空間滿足轉場需要,具有補給站的功能。其空間可容納30萬頭(只)牲畜同時穿過(25)數據來源:筆者根據2023年7月對伊犁州特克斯縣喀拉達拉鎮鎮長夏依扎提的訪談而整理。并形成3條牧道空間,主要包括:(1)從哈依河—青布拉克牧道空間(2010年后,這兩地逐漸發展為瓊庫什臺村的2個區);(2)從塔西巴扎(聚落核心區)—喀拉勒特牧道空間;(3)從烏孫古道北入口—包扎墩牧道空間。由于瓊庫什臺村屬于高山牧場,地形地貌多樣化、植被類型垂直分布不均,位于不同海拔的四季牧場表現出明顯的分帶性。這三條牧道的空間分布順應了地勢,銜接了不同海拔的季節性草場。牧道空間及其季節性轉換,揭示了游牧生產的規律性,反映了牧民順應自然而生活的態度。其空間序列和線路軌跡體現了牧場空間內在游牧行為的秩序性和規律性。這是牧民在四季轉換條件下完成的以一年為周期的(見圖1)牧道空間軌跡圖?？傊?依托牧道空間和人畜在三地牧場的規律性移動,季節性牧場空間序列實現了整合,而且不同階段之間是連續的而非割裂的。

圖1 牧民在牧道空間完成的一周期動態軌跡圖

在瓊庫什臺村傳統景觀中,牧民合理利用獨特的地理條件與氣候特征而營建的聚落空間,因草原資源季節性非平衡分布而形成四季轉換的生產空間,進而構筑了冬季聚合而夏季分散的生活空間。牧民通過遷徙流動的“牧道空間”實現牧場空間的整合與調適,構建了四季有序、圖景各異的游牧時間序列。長期而穩定的游牧景觀反映了牧民在適應自然生態環境下不斷調適其生產技術、生活方式而積累的生態智慧。

三、牧村景觀的再造

2010年后,當地政府發掘瓊庫什臺村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大力發展旅游業,推動了牧村景觀的再造。

(一)聚落空間

鄉村旅游業的迅速發展使瓊庫什臺村的聚落空間發生了顯著變化,主要表現為內部空間的拓展與外部空間的整合,從而促成了聚落空間外向型發展。

牧民定居前,該村的聚落空間主要以核心區為主。2010年后,聚落空間逐漸發展為哈依河、塔西巴扎、闊克布拉克、青布拉克四個片區。哈依河區(哈薩克語為“彎坡”的意思)位于入口處,人口占全村人口1/4;塔西巴扎區位于核心區(這里指原聚落空間),牧戶130余戶;闊爾布拉克區(哈薩克語為“大平臺”的意思)位于后山區,牧戶30余戶;青布拉克區位于河谷區,牧戶70余戶。聚落空間從核心區向河谷—后山方向不斷拓展,整體形態逐步集中化。

2022年時,村落面積已擴大至127.63平方公里。街巷組織系統保持原有“十字形”主導的自然曲折排列機理。路面采用河石、鵝卵石、水泥等硬質鋪裝材料進行整修。村落外圍利用傳統牧道空間改造主題性徒步線路景觀,北面是連通喀拉峻大草原的徒步體驗路線,南面的烏孫古道現在是穿越天山至南疆阿克蘇地區的徒步線路。后山至高山湖開發自駕營地,沿途營造網紅秋千打卡處。聚落由內部空間的發展逐漸向外部空間延展,充分利用聚落外圍的自然景觀與其形成共生關系。在文旅企業策劃下,該村建立聚落典型景觀風貌與外圍自然景觀優勢資源共享機制,并拓展完善旅游休息站服務功能。由此,瓊庫什臺村的聚落空間在旅游開發的主導下強化外向型發展,利用聚落外部景觀資源與內部空間有機融合,增強了牧村旅游空間生機活力,實現了聚落內外空間的動態平衡與協調。

(二)生產空間

牧民的生產空間從以牧業為中心的空間形態逐步演變為以“旅游為主、牧業為輔”的空間形態。

游牧生產空間中的牧業生產功能仍然存在,而且在旅游業發展背景下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牧民們將房屋租給旅游公司后生計方式呈現多元化。包括:(1)牧民繼續返回四季牧場開展放牧活動;(2)牧民把牲畜交給代牧者或圍欄圈養;(3)牧民以馬為資本加入馬隊服務社或參與其中為游客提供向導服務。其次,傳統牧道空間的功能實現從單一的牧業生產到以牧業生產與文旅融合并重的新業態服務的轉變。如,從烏孫古道—包扎墩、從塔西巴扎區(核心區)—喀拉峻、從后山—高山湖等傳統牧道生產空間演變為以“自駕游”“騎馬徒步”“帳篷營地”等特色旅游線路景觀。最后,傳統季節性牧場的生產景觀、特色木構建筑群與典型聚落景觀則演變為游客提供觀光、留影的聚落景觀。

以聚落為中心的傳統生產空間迅速拓展為商業化的旅游生產空間。2018年8月,筆者在瓊庫什臺村的調查發現,當時居住在臨近街巷的30余牧戶在自家院落經營牧家樂,為游客提供食宿空間。2019年初,西部文旅公司為該村旅游規劃和管理運營,通過支付租金或分配紅利的形式流轉牧民宅基地或草場等資產,再轉租給商戶實現文旅生產空間再造。2023年7月,筆者對瓊庫什臺村回訪時發現,西域文旅公司依托當地游牧文化,開發草原旅游經濟新模式。該公司集中打造草原民宿、牧家樂、烏孫古道觀光、民俗體驗等特色旅游生產空間。這一生產空間的拓展過程表明其傳統游牧生產空間已轉換為成熟的旅游生產空間,實現了草原文化資源的資本化。

(三)生活空間

在旅游業的影響下,牧民游牧生活方式快速向以旅游發展為主的生活方式轉變,進而促成以牧業為中心的日常生活空間向以滿足游客為中心的服務空間轉化。

瓊庫什臺村的生活空間屬性呈現典型的商業化空間特征,牧民搬離聚落中心區至新安置的定居點,形成牧民新村,原有牧村核心區轉化為文旅開發的中心。在牧村圖景再造過程中,旅游空間不斷由核心區向河谷、后山方向縱向擴展,滿足游客的生活空間呈圈層式延展。在文旅企業的策劃與資金支持下,各類經營主體通過改造原有院落、新建民宿等拓展和滿足以旅游生產為主的生活空間,以牧民日常生活空間為主的物質空間已被“現代性”的文旅空間所擠占,其功能也由單一向復合轉型。

瓊庫什臺村作為草原文化旅游深度實踐區,其聚落中心的生活空間呈現多功能特征。它具體表現為聚落日常公共生活空間改造升級為公共停車場、馬隊服務社、網絡商業服務點、垃圾處理站、游客服務站、旅游廁所等配套設施,以滿足游客沉浸式旅游體驗。牧民居住的院落為滿足旅游市場的需求被打造成主題民宿+特色餐飲空間,如古道民宿、原始部落、白馬山莊、云霧牧家、福泉牧家樂、虹橋牧家樂等。開發商積極探索“旅游+”“文化+”融合的新業態,結合草原文化資源稟賦,開發了3條文化景觀廊道。烏孫古道、塔西巴扎區至喀拉峻牧道、后山至高山湖牧道,作為該村網紅旅游體驗項目之一,深受游客的青睞。新牧村景觀的生活空間在生產過程中帶有資本驅動的策劃性和“去生活化”的特質,牧民的日常生活空間被文旅企業有計劃地開發為旅游空間。

(四)文化空間

為打造高端草原文化旅游體驗地,當地政府有計劃地在伊犁河流域選擇相關牧村開展草原文化空間的“創新工程”,瓊庫什臺村作為示范項目列入其中。該工程不僅包括“硬”文化空間的建設,還包括“軟”文化空間的營造。前者包括基礎設施、傳統民居的改造、景區環境提升等,后者則更多指傳統文化展示場所、文娛活動表演場所等。

傳統民居營造以提升文化空間的場所體驗效果為目標。2017年政府以振興草原經濟,復興草原文化為主線,對瓊庫什臺村百年建筑開展修復改造。在改造過程中,當地政府注重文化空間載體和符號的保護與創新,充分利用新建筑材料與傳統技藝有機結合,營造類型多樣的文化空間,滿足當地牧民與游客需求。2020年,西部文旅公司對聚落核心區的民宿連片區的傳統民居改建,強化建筑結構特征的保留與復合功能的拓展。

在傳統文化展示方面,以注重游客沉浸式文旅體驗為開發路徑。以哈薩克族民俗館為代表的文化空間陳設了民族服飾、木刻版畫、哈薩克族刺繡、特色小飾品等可供游客體驗,還有民族特色美食品嘗活動、騎馬徒步等旅游項目。在文娛活動表演方面,以深度開發節慶消費為主推。文旅企業策劃與推介姑娘追、叼羊、篝火、阿肯彈唱等草原特色文娛活動表演,以吸引更多游客停駐,聚合更多的消費項目,以此提升整體收益。

瓊庫什臺村的文化空間表現出文旅一體、傳統與現代融合及創新的“游牧文化”空間氛圍。游客的短期旅游活動是由文旅企業策劃并以“訂單式”“快餐式”的形式呈現,主要包括:以典型景觀風貌和傳統民居游覽的聚落空間,以“自駕”“騎行”“徒步”等方式穿越傳統牧道空間體驗游牧轉場情境的生產空間,以特色民宿居住和美食品嘗的生活空間,以旅游公司承辦的文娛活動表演和傳統文化展示的文化空間。

以上幾類空間序列與時間軌跡交疊共存體現了牧村景觀的時間性,即將傳統牧民的四季生活牧景壓縮為現代游客在短期內可獲得的深刻體驗——具有明顯的“時空壓縮”效應。在牧村景觀再造中,傳統生態智慧被創造性地融入其中,主要包括:聚落空間的景觀風貌與傳統民居得以原真性保存與保護,生產空間中游牧生產功能的保留與轉化,生活空間中日常生活情境化的表達,文化空間中傳統文化符號的傳承與創新,等等。

四、牧村景觀變遷機制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旅游空間生產的主體,指參與旅游活動,能夠做出影響空間生產關系的人或組織,包括政府、旅游開發商、旅游社區居民等。(26)翟向坤、郭凌、張曉,等:《旅游空間生產語境下的鄉村景觀記憶與重構研究——以成都市紅砂村鄉村旅游發展為例》,《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筆者的調查發現,瓊庫什臺村景觀的變遷是政府、開發商、游客與牧民等多個利益主體參與推動的結果,并構建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享成果的機制。

第一,地方政府是引領牧村旅游業發展的重要主體。根據筆者2020年在瓊庫什臺村的調查,2019年當地政府投入250萬元資金引進企業,整合民宿,并對105戶特色百年建筑修復改造。投資150萬元對30戶傳統民居室內裝修,投資75萬元更新馬隊服務設施等。2020年底,瓊庫什臺村民宿、餐飲、超市、文創等數量迅速增加到84家。馬隊服務社、蜂蜜加工等合作社解決牧民就業87人,人均收入已達到5萬元。截至2023年,由政府和旅游公司集中開發的民宿產業已形成規模。如今牧村的牧家樂和民宿已由最初的30余家發展到現在的128家,日均接待車輛1000～1500輛、游客4000余人次。(27)資料來源:2023年瓊庫什臺村村委會統計數據。政府通過投入資金,在瓊庫什臺村開展了整體規劃、景點建設、人員培訓等措施,積極適應文旅融合新業態發展的新要求,推動了該村旅游業的快速發展。

第二,開發商是牧村“文化+”“旅游+”優勢資源消費的引導者與草原資源開發的實施者。開發商不僅通過對瓊庫什臺村傳統游牧文化資源開發運營實現一定收益價值,還帶動當地牧民文化資本重塑。2019年底由西部文旅公司對牧民傳統民居承包經營,與地方政府共同完善瓊庫什臺村的交通、水、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2020年推動核心區牧民宅基地流轉120余套,改造為集中民宿連片區。除此之外,文旅企業租賃老學校、瓊庫石臺小學、糧倉等打造高端主題民宿。在企業幫扶協助管理下,瓊庫什臺村2022年實現戶均收入15萬元左右,村級收入突破100萬元。(28)資料來源:2022年特克斯縣喀拉達拉鎮政府工作報告。開發商依托牧村景觀資源優勢,創新文旅產品供給,打造出了“文化+”“旅游+”等文旅新業態。

第三,游客是牧村新景觀中草原文化符號的消費者。每年的5月至9月,當草原變綠時,牧村優美的自然景觀、特色的建筑景觀、典型的游牧文化景觀吸引了大量游客到此游覽體驗。具體體驗方式包括:雪山草原、密林溪谷等自然景觀體驗,美食、木屋、氈房特色食宿空間體驗,烏孫古道騎馬徒步體驗,瓊庫什臺河河谷戶外露營體驗,后山欣賞日出及網紅秋千的體驗等。牧村典型景觀風貌、特色景觀廊道、傳統文化展示與文娛活動表演等展現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景觀。牧村新景觀再造以地域形象與特色旅游體驗相結合,吸引更多潛在游客加入高山草原的旅行中。

第四,牧民是高山草原傳統知識與文化體系的傳承人和受益者。傳統草原文化游牧主體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于高山牧場和社會人文環境之中,即有著地緣文化和自然稟賦的雙重影響。牧民身份的歸屬及其產生,與天山、山澗谷底、高山草原、文娛空間、游牧居所等特定的自然與人文地理融為一體,固化了“游牧人身份”。與游牧相關的文化符號、民間習俗、神話和其他文化景觀,被有效融入新的空間,煥發新生。融入既是對游牧人身份與游牧文化的繼承,也是牧民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而做出的選擇。作為受益者,牧民不同程度地享受著草原帶來的紅利,具體表現為:瓊庫什臺村在“明星村”光環下,占比不足5%的牧民通過改擴建,在自家庭院經營牧家樂;占比85%左右的牧民把自己的木屋和草場租給旅游公司以獲取經營紅利,并在遷居新村后繼續從事牧業生產。占比10%左右的牧民成了景區服務人員。

總體來看,瓊庫什臺村依托優質的旅游資源構建了政府引導、開發商(文旅企業)塑造、游客驅動、本地牧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見圖2)景觀變遷機制。這呼應了近年來旅游與文化遺產景觀相關研究成果。覃銳鈞、韋玉妍提出了村落文化遺產景觀再生產的三重屬性,認為國家層面開展傳統村落調查引發了保護與利用村落文化遺產的熱潮;地方力量基于傳統的“家”文化參與和拓展了村落文化遺產的景觀再生產,營造了新的家園/社區空間;國家與地方在有意無意中張羅了迎合社會大眾的公共空間。(29)覃銳鈞、韋玉妍:《村落文化遺產景觀生產的三重屬性》,《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如前所述,在牧村新景觀營造中政府、開發商、游客與牧民是不同程度的受益者與實踐者,呼應了覃銳均與韋玉妍的觀點。以經濟而論,政府宏觀政策的制定和資本導向帶動了牧區面貌的大幅度改善,起到區域引領示范作用。開發商以資本提供者的身份,成為新景觀重塑的掌控者,通過優勢資本投入占有優質空間資源,并從旅游業的發展中獲益;牧民通過院落空間租賃紅利和旅游服務收益,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旅游業的發展也給當地生態環境、文化傳承帶來一些挑戰。比如,旅游公司占用優勢牧場資源以滿足游客為中心的商業需求,造成草原空間被擠壓,并可能加劇超載過牧和草原生態環境退化的風險。因此,處理好旅游開發與草原生態環境的關系,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間中要思考的重要問題。顯然,若是草原生態環境持續退化,以草原為主題的旅游產業也將失去高質量發展空間。

圖2 牧村景觀的變遷機制結構圖(圖來源:作者自繪)

五、結語

游牧社會的研究揭示了“人、畜、草”三者在長期互動中形成和諧共生的關系,是牧民維系與所處生態平衡關系的技術或策略,彰顯了地方人群所蘊含的“生態智慧”。(30)羅意:《在游牧與農耕之間:新疆定居游牧民自然觀與環境態度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本文的分析表明,傳統牧村景觀被快速融入新時代旅游發展之中,在多維度時間與空間內深刻交流與交融、演化與創新,最終形成了現代牧村旅游空間形態。在牧村景觀再造過程中,牧民傳統的生態智慧并未消失,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融入文旅融合的新業態之中,并為牧村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本。在牧村新景觀再造進程中,多主體攜手共進,積極探索“大牧業—新牧村—強牧民”的發展路徑,激發了牧區鄉村振興內外驅動力。在本文的個案中,草原與文化資源勢能轉化為文化資本動能,為牧村鄉村振興提供了綿綿不絕的內外動力。在鄉村振興進行中,牧區應立足生態資源稟賦,打造“一村一景象”,促進“傳統牧業+文旅產業”深度融合,進而為實現綠色興牧、品牌強牧和牧區鄉村振興提供新方向。毋庸諱言,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傳承、發掘和創造性轉化優秀傳統文化助力鄉村振興,推動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互促互融,是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中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重要議題。

本文的分析還表明,景觀兼具有生態環境屬性與社會文化屬性,是認識和把握族群與自然、族群文化與環境關系的理想切口。事實上,如何將人與自然、文化與環境納入一體化的分析框架中,始終是生態人類學的核心議題?！凹{入”的關鍵便是要找到銜接兩個方面的“中介”。這個“中介”既可能是生計方式、生活方式——比如馬歇爾·莫斯對愛斯基摩人狩獵采集的分析、埃文斯-普理查德對努爾人游牧生產生活的分析,也可能是族群的儀式、禁忌或某些特定的習俗——比如羅伊·拉帕波特對馬林人“豬宴”的分析與馬文·哈里斯對印度“圣?！钡姆治?。顯然,我們也可以將“景觀”作為一種中介,并通過景觀的分析去呈現人與自然、文化與環境的關系模式。景觀又是可再造的,這既可能來自環境的變遷(比如自然災害誘發景觀變化),也可能來自社會的變遷。在本文提供的案例中,“再造”首先來自于旅游業的發展,進而促成人們去改造甚至去創造景觀。景觀的再造由社會變遷而生,進而作用于景觀的再造,最終也一定會落到人們生活的環境上。對當代生態人類學來說,通過景觀再造的分析去呈現社會變遷與環境變遷的互構無疑是一條可行的研究路徑?？傊?景觀及其再造的研究將在景觀人類學與生態人類學之間搭起一座橋梁,拓展生態人類學的學科視野,為中國生態人類學在新時代創新發展賦能。